章玉贵
今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向深层次推进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现。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1998-2002年，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章玉贵
今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向深层次推进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现。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1998-2002年，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