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中西管理文化的比较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这种人文背景的特异性与企业管理要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没有灵魂的管理。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以下我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在现代管理中应该吸收什么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影响因素
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及发展的因素包括：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外来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结构。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不是因为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从而形成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与游牧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对垒过程中，彼此不断交流、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两个特点影响中国文化：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二是专制主义严密。 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取向和文化特点
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但在中国，宗教的功能基本上是由哲学承担的。儒、道、佛三家是其基本要素，其中以儒家为主；
注重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儒家核心观念是“仁”，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道家认为自然本身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强调主体在世的原则是“无为”。
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修己以安人，群体原则体现于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和”的要求。道家则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给予更多的关注，将自我认同提到了突出地位，如老子的“自知者明”。 义利、理欲关系上的价值取向，儒家主张义以为上，儒家的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弱化了社会的激活力量，具有明显地有着负面导向作用的。法家赋予功利原则以更极端的形式，认为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
在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上，儒家注重的是人格的完善和仁道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重，而且儒家认为，仁和知总是联系在一起，无知则不仁，因此将仁与知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而确认了仁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相对于儒家的善，道家更多地强调理想人格要有真的品格，人格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达到逍遥之境，其人格典范被称之为真人。
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家国一体，和传统哲学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伦理道德学说。所以中国文化的总的特征是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神互摄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儒家伦理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特点，影响最为深远。道家的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鼓励人人都加强道德修养；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此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保持高风亮节。消极作用是：它将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
中国文化的特点还表现在：一是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二是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三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四是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五是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六是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七是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变迁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没有发生过文化危机。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从这时起，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转化。广义的讲，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形成规模的标志，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以西方先进技术、思想来巩固封建制度并弥补儒学的不足。其目的是“托古改制”，没有完全从封建主义旧文化中脱胎出来。
在制度层面变革中国文化主要发生于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变革进入观念层面近代化的阶段。新文化运动有三个口号：即个性主义、科学、民主。围绕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先后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主张西方的物质文化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体，用为体服务。中国本位文化的核心观点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全盘西化论是胡适提出，他过分强调文化的整合性。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突出表现在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等方面，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摧残、毁灭文化的非理性运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西方的文化模式的涌入使人们“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即所谓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 现象。如今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的选择与取向，仍然是许多学者与专家讨论的问题。
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马克思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要获得进步，既要从传统的现代化中寻找合理成分，又要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有效营养，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
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管理文化的比较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不象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激励人们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长期统一与中华文化中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基本精神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明显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只强调个人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表现在教育领域，只有身份较低的人才去学习自然科学；表现在中国科技领域是导致中国科技的落后。
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管理文化注重讲集中，求统一，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同时，地理的阻隔，封闭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保守，缺乏挑战意识。但是，疆土的封闭也造就了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眷恋国土的情怀，使得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管理文化中的团队精神。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为三面或两面临海型，再加上人们对原始土地的开发，使得西方国家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都很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使其更加崇尚管理的精打细作，即所谓的微观管理而不太重视宏观管理。西方国家从其建立之初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以及在原始的土地开发上彼此强烈的竞争意识。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敛型文化。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体现在管理文化上有以下特点：首先，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相结合。尽管今天的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在今天的组织中体现尤为明显，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统一，忽视下级向上级的反馈。同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也较早的认识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的制度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础。其次，狭义的中庸之道。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上则力求使事物保持稳定、协调、平衡，这就构成了中国管理文化的标准和规范。
西方的管理文化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短暂使其具有天生的竞争意识，它围绕着如何使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润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形态有明显区别。首先表现在不太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的效益而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表现在管理思想既有严密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西方的管理思想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格的管理体系中；同时，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其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管理思想体系的体现，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思想可以主导整个西方企业的管理。这与中国在管理文化方面鲜明的继承性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按等级观念行事”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善于对下级授权，中国企业拥有较大权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仁义制天下”、“克己复礼”，注重感情投资，道德教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采用缩小差距、追求结果平等的分配政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群体力量，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等等。
中国管理文化优点就在于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这对于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好的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的管理更多体现为人制而非法制，所以在具体规章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人而异，导致企业工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则，标准化程度较低。其次，其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人们竞争意识不强，阻碍了员工积极性
的发挥。使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经常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关于中国人的制度观，林语堂先生的论述很精辟：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很难对一种制度树立任何信心。因为一种制度，总是非人道的，而中国人则痛恨任何非人道的东西。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
而西方传统文化对其管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使得西方的管理文化风格更多体现为：在管理和授权方面他们相信对问题最了解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决策上的个人主义，因为西方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管理经验，所以他们在决策中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尽管在决策时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其受个人管理能力、知识、经历的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的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吩挤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中国式管理
管理体系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没有根、没有灵魂的管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西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所以，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管理本身也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中国不缺乏管理思想，即所谓的“道”，欠缺的是经验与方法，即所谓的“术”。我赞成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对我国企业制度和管理进行改造和创新。即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挖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世界。概括地说就是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把西方的制度化管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即中国理念、西方标准。
管理是复杂、多层面和动态的。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都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并且随着产品和经济全球互动，这些思想和方法也在快速地交融，相互汲取，共同成长。比如，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精细生产，今天在很多国家都在应用；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如孔子、老子、孙子等也在世界各国引起重视。还有更多发源于美国而被世界采纳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六西格玛、项目管理等等。成功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融会贯通多种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人。企业作为有机体，要生存、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管理实践中，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国门，把公司办到国外去；外国企业已经进入中国。中国老板要管西方经理人，外国老板要聘用中国职员。中外老板和经理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都面对同一个市场。所以，在现代商业环境与竞争中，在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市场不分中外的背景下，中外管理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绝对的地域性和一成
不变管理。管理只能通过汲取别人优秀的东西，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动态地发展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5
2) 斯蒂芬.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10版）》；孙健敏、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 唐玉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商业研究》；1999年12期
5) 刘承华；《文化与人格：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中西管理文化的比较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这种人文背景的特异性与企业管理要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没有灵魂的管理。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以下我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在现代管理中应该吸收什么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影响因素
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及发展的因素包括：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外来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结构。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不是因为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从而形成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与游牧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对垒过程中，彼此不断交流、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两个特点影响中国文化：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二是专制主义严密。 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取向和文化特点
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但在中国，宗教的功能基本上是由哲学承担的。儒、道、佛三家是其基本要素，其中以儒家为主；
注重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儒家核心观念是“仁”，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道家认为自然本身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强调主体在世的原则是“无为”。
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修己以安人，群体原则体现于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和”的要求。道家则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给予更多的关注，将自我认同提到了突出地位，如老子的“自知者明”。 义利、理欲关系上的价值取向，儒家主张义以为上，儒家的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弱化了社会的激活力量，具有明显地有着负面导向作用的。法家赋予功利原则以更极端的形式，认为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
在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上，儒家注重的是人格的完善和仁道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重，而且儒家认为，仁和知总是联系在一起，无知则不仁，因此将仁与知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而确认了仁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相对于儒家的善，道家更多地强调理想人格要有真的品格，人格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达到逍遥之境，其人格典范被称之为真人。
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家国一体，和传统哲学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伦理道德学说。所以中国文化的总的特征是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神互摄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儒家伦理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特点，影响最为深远。道家的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鼓励人人都加强道德修养；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此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保持高风亮节。消极作用是：它将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
中国文化的特点还表现在：一是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二是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三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四是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五是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六是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七是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变迁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没有发生过文化危机。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从这时起，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转化。广义的讲，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形成规模的标志，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以西方先进技术、思想来巩固封建制度并弥补儒学的不足。其目的是“托古改制”，没有完全从封建主义旧文化中脱胎出来。
在制度层面变革中国文化主要发生于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变革进入观念层面近代化的阶段。新文化运动有三个口号：即个性主义、科学、民主。围绕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先后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主张西方的物质文化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体，用为体服务。中国本位文化的核心观点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全盘西化论是胡适提出，他过分强调文化的整合性。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突出表现在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等方面，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摧残、毁灭文化的非理性运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西方的文化模式的涌入使人们“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即所谓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 现象。如今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的选择与取向，仍然是许多学者与专家讨论的问题。
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马克思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要获得进步，既要从传统的现代化中寻找合理成分，又要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有效营养，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
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管理文化的比较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不象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激励人们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长期统一与中华文化中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基本精神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明显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只强调个人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表现在教育领域，只有身份较低的人才去学习自然科学；表现在中国科技领域是导致中国科技的落后。
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管理文化注重讲集中，求统一，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同时，地理的阻隔，封闭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保守，缺乏挑战意识。但是，疆土的封闭也造就了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眷恋国土的情怀，使得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管理文化中的团队精神。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为三面或两面临海型，再加上人们对原始土地的开发，使得西方国家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都很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使其更加崇尚管理的精打细作，即所谓的微观管理而不太重视宏观管理。西方国家从其建立之初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以及在原始的土地开发上彼此强烈的竞争意识。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敛型文化。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体现在管理文化上有以下特点：首先，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相结合。尽管今天的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在今天的组织中体现尤为明显，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统一，忽视下级向上级的反馈。同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也较早的认识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的制度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础。其次，狭义的中庸之道。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上则力求使事物保持稳定、协调、平衡，这就构成了中国管理文化的标准和规范。
西方的管理文化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短暂使其具有天生的竞争意识，它围绕着如何使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润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形态有明显区别。首先表现在不太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的效益而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表现在管理思想既有严密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西方的管理思想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格的管理体系中；同时，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其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管理思想体系的体现，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思想可以主导整个西方企业的管理。这与中国在管理文化方面鲜明的继承性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按等级观念行事”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善于对下级授权，中国企业拥有较大权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仁义制天下”、“克己复礼”，注重感情投资，道德教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采用缩小差距、追求结果平等的分配政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群体力量，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等等。
中国管理文化优点就在于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这对于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好的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的管理更多体现为人制而非法制，所以在具体规章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人而异，导致企业工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则，标准化程度较低。其次，其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人们竞争意识不强，阻碍了员工积极性
的发挥。使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经常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关于中国人的制度观，林语堂先生的论述很精辟：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很难对一种制度树立任何信心。因为一种制度，总是非人道的，而中国人则痛恨任何非人道的东西。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
而西方传统文化对其管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使得西方的管理文化风格更多体现为：在管理和授权方面他们相信对问题最了解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决策上的个人主义，因为西方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管理经验，所以他们在决策中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尽管在决策时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其受个人管理能力、知识、经历的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的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吩挤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中国式管理
管理体系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没有根、没有灵魂的管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西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所以，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管理本身也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中国不缺乏管理思想，即所谓的“道”，欠缺的是经验与方法，即所谓的“术”。我赞成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对我国企业制度和管理进行改造和创新。即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挖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世界。概括地说就是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把西方的制度化管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即中国理念、西方标准。
管理是复杂、多层面和动态的。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都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并且随着产品和经济全球互动，这些思想和方法也在快速地交融，相互汲取，共同成长。比如，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精细生产，今天在很多国家都在应用；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如孔子、老子、孙子等也在世界各国引起重视。还有更多发源于美国而被世界采纳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六西格玛、项目管理等等。成功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融会贯通多种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人。企业作为有机体，要生存、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管理实践中，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国门，把公司办到国外去；外国企业已经进入中国。中国老板要管西方经理人，外国老板要聘用中国职员。中外老板和经理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都面对同一个市场。所以，在现代商业环境与竞争中，在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市场不分中外的背景下，中外管理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绝对的地域性和一成
不变管理。管理只能通过汲取别人优秀的东西，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动态地发展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5
2) 斯蒂芬.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10版）》；孙健敏、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 唐玉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商业研究》；1999年12期
5) 刘承华；《文化与人格：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