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的作用
自从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上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不断凸显,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是步履艰难,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更给新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冲击。可以这样说,目前已经进入了国际格局转型、国际秩序建设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特别强调,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
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舆论认为,这五项主张结合了当今世界的新的特点,并涉及人类世界深层次的差异,代表了中国探究世界新秩序的最新思想。（1）
我认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这一新秩序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第二，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径。
第三，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首要职责。
第四，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第五，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2）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首先，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
1.对于国内发展：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就要提升综合国力，发展好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化，合理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2）完善政治制度，为经济建设提共保障，显示制度的优越性；
（3）重视科技创新；
2.对于国际：
（1）坚定不移的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敢于与侵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斗争；
（2）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以遵循联合国宪章为原则，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在维和，应对金融危机，人口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发受到重视。中国曾经是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期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中国与国际机制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会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大国关系保持总体缓和，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下谋求推行“单极”世界战略，世界战略的重点和热点地区从欧洲向亚洲转移。这种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关系的特点，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回答三个有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是外交决策理论；二是国际秩序的理论；三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
一、关于外交决策理论
任何国家面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都必须制定本国的对外战略，或称外交战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定外交战略“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世态和威胁压力的过程。”（3）从国家内部讲，外交战略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理环境、国家的实力和发展目标。从国家的外部讲，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即“国际关系格局、时代特征与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发展变化。当今，特别是要重视冷战后大国力量对比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4）除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外交决策必须解决对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周边环境的清醒判断和对本国国际定位与国家利益的界定。
1、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这一问题争论极多。伊拉克
战争后，认为是“单极世界”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发展。他们的论据是美国的
军力水平和军费开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2、 对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应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大国关系总
体缓和的局势没有改变，冷战后的局部热点问题虽然引发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矛盾，但是对抗与对话同时并存，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和平与发展的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问题不再是东西方关系问题，而是南北关系问题。发展问题仍然是南北关系问题。
3、 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地区，为中国发展
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亚洲经济区域化发展与经济竞争并存，政治合作的积极因素与热点危机同时并存。
4、 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对中国的国际定位有各种提法，“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
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
5、 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定位。对国家利益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从利益的基本要素划
分，可以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时空划分，可分为长远利益、中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从重要性上划分，可分为根本利益和次要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从策略上划分，可分为不能妥协的利益和可以暂时牺牲、妥协的利益；从空间划分，可分为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国内利益又分为中央与地方利益、阶层和群体利益。外部利益可分为周边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执政党的地位稳定和国家、社会的安全，集中表现为国家谋求社会制度巩固、社会稳定、人权保障、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加强有利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它包括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和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与控制，也包括防止国家领土的分裂。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5）
在不同时期，国家的利益轻重缓急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任何时期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是不能妥协和牺牲的。在国际形势相对缓和、国家安全没有十分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必要的。在和平时期，这种利益争端的处理，主要表现为国内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和国家间合作与竞争。但在有外敌入侵或本国的主权受到威胁时，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则是压倒一切的，要采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根据我国当前所面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我们将国家核心利益的重点仍是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工作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6）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这个中心不能放松。但由于“台海问题”的特殊性，即近年来台独势力抬头，“去中国化”的趋势在渐进式发展，特别是陈水扁玩弄两面政策，在2004年再度当选之后，搞实质台独的冒险性增大，“台海问题”的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大陆一边，因此必须做好应对“台海事态”突发的应变准备。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最终实现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处理好台湾问题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处理不好，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地位。
二、关于国际秩序理论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斗争焦点和现实问题，也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核心就是国际秩序的内涵。首先，要弄清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两者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区别是什么？第二，我们倡导的国际秩序是强调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大国力量对比格局，还是也应包括国际游戏规则，强调国际法原则的规范作用？第三，我们在承认实力对国际关系发展变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是只重视国家的硬实力，还是也要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四，我们
在观察现实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时，是只重视国家的作用，还是承认其他国际关系角色、特别是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的作用？第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的国际秩序，是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总体在制度上加以维护，只是改变其不合理的规则，还是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准确的界定。
1.一般理解国际关系格局，或者称国际政治格局“指的是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间相互作用和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构”[7]。
2.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力量对比关系与游戏规则都是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中国倡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既包括力量对比关系，也包括建立在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8）
3.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我们既重视硬实力作用，也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内涵也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总体讲，硬实力包括经济总量、工业总量、科技水平、军事力量、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国家凝聚力、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力和决策水平、民族的向心力等。
4.构筑国际秩序的主要角色。在国际秩序的构筑中，既要看到国家仍然是最活跃的角色，最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的作用。
5.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评估问题。我们从50年代就“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9）
三、关于中国的对外战略理论
中国外交战略就是要为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目标，规划制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政策纲领。目前对“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众说纷纭。“和平崛起”的理论本意在于强调和平，消除“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和平的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也不称霸。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我国外交一贯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推动地区和平与世界形势的缓和，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公民及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包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推动世界和平的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扩大与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的体现；中国倡导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致力于用斡旋、调停方式解决热点问题，实际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作用的体现；保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人权和利益，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体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争取最大可能实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但要防止台湾以所谓“修宪”或“公决”的方式分裂出去，则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的体现。
发展是目标。任何国家都谋求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不谋求损害别国的安全与利益，只求平等的竞争与合作。安全是谋求创造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安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既包括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参与，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合作是中国外交主要行为方式。在外交为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环境、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周边和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最基本任务时，中国处理国家关系要以合作为主要行为范式。竞争促进发展，合作也促进发
展，而且是共同发展。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谋求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倡导“求同存异”，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处理南海争端，都体现了中国以合作求发展，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决心。中国提出“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蕴。“以和为贵”与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中国不会为了求得和平，就对一些国家不合理的、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以退让求得解决。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加大相互信息交流与信任，增强新安全模式的建设，提升亚太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总之，“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的选择，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内需，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中国实力的科学定位，也符合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与中国国内制度建设需要。
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的作用
自从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上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不断凸显,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是步履艰难,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更给新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冲击。可以这样说,目前已经进入了国际格局转型、国际秩序建设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特别强调,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
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舆论认为,这五项主张结合了当今世界的新的特点,并涉及人类世界深层次的差异,代表了中国探究世界新秩序的最新思想。（1）
我认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这一新秩序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第二，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径。
第三，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首要职责。
第四，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第五，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2）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首先，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
1.对于国内发展：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就要提升综合国力，发展好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化，合理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2）完善政治制度，为经济建设提共保障，显示制度的优越性；
（3）重视科技创新；
2.对于国际：
（1）坚定不移的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敢于与侵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斗争；
（2）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以遵循联合国宪章为原则，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在维和，应对金融危机，人口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发受到重视。中国曾经是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期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中国与国际机制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会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大国关系保持总体缓和，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下谋求推行“单极”世界战略，世界战略的重点和热点地区从欧洲向亚洲转移。这种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关系的特点，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回答三个有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是外交决策理论；二是国际秩序的理论；三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
一、关于外交决策理论
任何国家面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都必须制定本国的对外战略，或称外交战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定外交战略“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世态和威胁压力的过程。”（3）从国家内部讲，外交战略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理环境、国家的实力和发展目标。从国家的外部讲，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即“国际关系格局、时代特征与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发展变化。当今，特别是要重视冷战后大国力量对比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4）除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外交决策必须解决对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周边环境的清醒判断和对本国国际定位与国家利益的界定。
1、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这一问题争论极多。伊拉克
战争后，认为是“单极世界”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发展。他们的论据是美国的
军力水平和军费开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2、 对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应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大国关系总
体缓和的局势没有改变，冷战后的局部热点问题虽然引发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矛盾，但是对抗与对话同时并存，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和平与发展的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问题不再是东西方关系问题，而是南北关系问题。发展问题仍然是南北关系问题。
3、 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地区，为中国发展
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亚洲经济区域化发展与经济竞争并存，政治合作的积极因素与热点危机同时并存。
4、 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对中国的国际定位有各种提法，“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
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
5、 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定位。对国家利益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从利益的基本要素划
分，可以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时空划分，可分为长远利益、中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从重要性上划分，可分为根本利益和次要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从策略上划分，可分为不能妥协的利益和可以暂时牺牲、妥协的利益；从空间划分，可分为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国内利益又分为中央与地方利益、阶层和群体利益。外部利益可分为周边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执政党的地位稳定和国家、社会的安全，集中表现为国家谋求社会制度巩固、社会稳定、人权保障、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加强有利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它包括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和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与控制，也包括防止国家领土的分裂。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5）
在不同时期，国家的利益轻重缓急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任何时期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是不能妥协和牺牲的。在国际形势相对缓和、国家安全没有十分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必要的。在和平时期，这种利益争端的处理，主要表现为国内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和国家间合作与竞争。但在有外敌入侵或本国的主权受到威胁时，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则是压倒一切的，要采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根据我国当前所面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我们将国家核心利益的重点仍是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工作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6）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这个中心不能放松。但由于“台海问题”的特殊性，即近年来台独势力抬头，“去中国化”的趋势在渐进式发展，特别是陈水扁玩弄两面政策，在2004年再度当选之后，搞实质台独的冒险性增大，“台海问题”的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大陆一边，因此必须做好应对“台海事态”突发的应变准备。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最终实现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处理好台湾问题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处理不好，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地位。
二、关于国际秩序理论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斗争焦点和现实问题，也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核心就是国际秩序的内涵。首先，要弄清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两者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区别是什么？第二，我们倡导的国际秩序是强调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大国力量对比格局，还是也应包括国际游戏规则，强调国际法原则的规范作用？第三，我们在承认实力对国际关系发展变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是只重视国家的硬实力，还是也要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四，我们
在观察现实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时，是只重视国家的作用，还是承认其他国际关系角色、特别是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的作用？第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的国际秩序，是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总体在制度上加以维护，只是改变其不合理的规则，还是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准确的界定。
1.一般理解国际关系格局，或者称国际政治格局“指的是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间相互作用和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构”[7]。
2.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力量对比关系与游戏规则都是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中国倡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既包括力量对比关系，也包括建立在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8）
3.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我们既重视硬实力作用，也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内涵也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总体讲，硬实力包括经济总量、工业总量、科技水平、军事力量、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国家凝聚力、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力和决策水平、民族的向心力等。
4.构筑国际秩序的主要角色。在国际秩序的构筑中，既要看到国家仍然是最活跃的角色，最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的作用。
5.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评估问题。我们从50年代就“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9）
三、关于中国的对外战略理论
中国外交战略就是要为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目标，规划制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政策纲领。目前对“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众说纷纭。“和平崛起”的理论本意在于强调和平，消除“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和平的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也不称霸。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我国外交一贯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推动地区和平与世界形势的缓和，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公民及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包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推动世界和平的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扩大与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的体现；中国倡导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致力于用斡旋、调停方式解决热点问题，实际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作用的体现；保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人权和利益，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体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争取最大可能实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但要防止台湾以所谓“修宪”或“公决”的方式分裂出去，则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的体现。
发展是目标。任何国家都谋求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不谋求损害别国的安全与利益，只求平等的竞争与合作。安全是谋求创造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安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既包括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参与，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合作是中国外交主要行为方式。在外交为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环境、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周边和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最基本任务时，中国处理国家关系要以合作为主要行为范式。竞争促进发展，合作也促进发
展，而且是共同发展。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谋求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倡导“求同存异”，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处理南海争端，都体现了中国以合作求发展，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决心。中国提出“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蕴。“以和为贵”与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中国不会为了求得和平，就对一些国家不合理的、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以退让求得解决。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加大相互信息交流与信任，增强新安全模式的建设，提升亚太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总之，“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的选择，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内需，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中国实力的科学定位，也符合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与中国国内制度建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