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胡风分子”的婚姻传奇
日期：[2012年11月18日] 版次：[AA26] 版名：[南方评论周刊 文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耿庸著作《〈阿Q正传〉研究》书影。
月旦人物
周俊生 上海媒体人
2008年初，在上海，两位文化老人相继辞世，一位叫耿庸，一位叫贾植芳。两人年轻时有过一段共同的痛苦经历，由于他们都与胡风有过交往，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都被打成“胡风分子”，备尝人生艰辛。
幸运的是，他们都活到了云开日出之后，不像他们另外的一些朋友阿垅、张中晓那样含冤早逝。但是，耿庸生前是一位出版工作者，因此去世时默默无闻，上海的报章上也不见悼文发表，而贾植芳就不一样了，他生前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桃李满天下，去世时自然享尽哀荣，不仅复旦校方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别仪式，而且学生们都争相发表纪念文章，此后还编成厚厚的一本纪念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悼文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使我们看到两位老人生前的一点裂隙。
在贾植芳晚年的记述中，他曾经动情地记录了自己的老伴任敏与他同甘共苦的故事，他对老妻的感情之深也因此而为学界传扬。贾植芳一生多次坐牢，妻子一直跟着他担惊受怕，并且跟着他到大西北去服苦役，只是因为发生饥荒她才回到了丈夫的山西老家农村并从此在那里一个人安家，而贾植芳在苦刑期满后则一人发配回了上海。在那个凄苦年代，两人鱼雁传书，是任敏的安慰给了贾植芳活下去的勇气。局势稳定以后，任敏来到上海，直到老之将至他们才终于团圆，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贾植芳的人生终于焕发出了青春，他的学术研究也成果累累。但是，任敏先于贾植芳病倒而卧床不起，贾植芳又以老迈之躯对她悉心照顾了几年直至她去世。
他与老妻的相濡以沫传为美谈，在其生前即已由他的学生写成文章，在其去世后，他的一位已经“孙子”辈的学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纪念祖师，再一次提起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文中披露了贾的一件轶事，说他在听到一位与他同样遭受“胡风案”之难的朋友娶了一位年轻女子的事后，曾经愤愤地说：“换了我，就不可能这样做！”
作者也许是以此来提高贾植芳的形象，却不料引起了文中提及的那位“年轻女子”的斥责。这位名叫路莘的女子在同一张报纸上撰文，挑明这位“朋友”就是她刚刚去世的丈夫耿庸，她说，“你贾植芳有爱人，当然不可以再另行娶妻，但是耿庸可以，因为他当时没有爱人！”看到这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贾植芳的学生为他整理出版的日记中，能够见到贾家那小小的客厅里天天高朋满座，但除了平反初期耿庸和他的儿子出现于日记中外，在以后将近30年的岁月中，再无见到耿庸的名字，这两个曾经遭受过共同磨难的朋友，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已经基本没有了交往。原来是耿庸的婚姻激起了贾植芳的不满。
耿庸在上世纪50年代因胡风事件而被捕时，他的妻子王皓也一起蒙冤，被作为胡风分子关押了一年多。出狱后，王皓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她给最高领袖上书诉说冤屈，结果可想而知，她遭受了轮番的折磨。性格刚烈的王皓来不及与丈夫告别，以跳进黄浦江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和丈夫的清白，她的生命在29岁那里终结。可怜的耿庸对这一切完全不知，直到1966年走出监狱时狱方才告诉他，王皓已经“自绝于人民”……
上世纪70年代末，平反后的耿庸被安排到一家专门出版工具书的出版社工作，他兢兢业业，在这个他并不喜欢的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成绩，两次被评为市级劳模，而他孤独的身影也引起了社内一位刚分配进来的女大学生的注目，这位女大学生就是路莘，一场“老少恋”渐渐展开。但是，因为相差30多岁的年纪，两人的恋爱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各种各样的流言袭向他们，为了摆脱周围无休止的纷扰，路莘辞掉了在出版社的工作，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开上海，避居到了广州的朋友那里，直到几年之后才回到上海。
我不知道当耿庸和他年轻的妻子遭遇这种压力的时候，耿庸当年的那些难友有过怎样的行动，是向他伸出援手？还是袖手旁观甚至对这种压力推波助澜？而从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事实来看，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里耿庸的那些朋友显然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但是，耿庸与一个年纪比他小30多岁的年轻女子结婚有什么错？就像路莘所说，他当时没有爱人，他有资格爱路莘，路莘也有资格爱他，这就够了。其实，面对这场婚姻，耿庸犹豫过，但是路莘的坚定使他们终于走过了红地毯。
路莘为什么会这样做？在今天，老夫少妻并不鲜见，但是更多的老夫角色是由富豪承担，金钱的包装使人们觉得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而耿庸不过是一介书生，多年的牢狱生涯使他赤贫如洗，身体也不够健康，他还有3个儿子年龄都大过了路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路莘会死心塌地追随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这个问题在当时困扰着耿庸和路莘周边的人，他们将问题化为行动，企图拆散这对鸳鸯，甚至在政府的婚姻登记处也遭受了格外的盘问。但是今天，答案已经明朗，这就是爱，这种爱超越了婚姻所附带着的金钱的算计，也跨越了年龄所造成的代沟，而只有全身心的付出，爱不需要理由。是路莘，让耿庸的晚年有了欢愉的笑声，让耿庸有了安定的生活。
路莘在大学读的是理工科，成为耿庸的妻子后，她很快也成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她遍访那些还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胡风分子”的妻子，包括贾植芳的妻子任敏，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记录下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她们对苦难中的丈夫的忠贞，写成了《受难者的妻子们》一书，她为这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女性树立了一块令人感动的纪念碑。当路莘看到张中晓残留下来的在饥饿中写下的闪耀着独立思考的片断文字时，毅然接下了这份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活，将其整理成《无梦楼随笔》，为这位年轻早夭的“胡风分子”留下了差一点湮灭的珍贵的思想遗产。路莘用她年轻的生命，传承了中国思想者的风骨。
曾经有人将“胡风分子”的妻子比作俄国沙皇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放弃优越生活，伴随在自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丈夫身边，为俄罗斯历史留下了让人起敬的一笔。如果这个比较能够成立，那么，路莘无疑是接续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独特美丽，从而应该获得我们的尊敬。
耿庸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但是他又是幸运的，他的两任妻子，王皓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日子里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她自己和丈夫的尊严，而路莘，则在耿庸步入晚年之际让他的人生得以圆满，完成了王皓无法完成的角色，她用自己的青春修补了一个受尽摧残者的伤口。她们都是伟大的女性，特别是路莘，她与其他“胡风分子”的原配夫人相比，有着更灿烂的光辉。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2-11/18/content_1757874.htm
两个“胡风分子”的婚姻传奇
日期：[2012年11月18日] 版次：[AA26] 版名：[南方评论周刊 文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耿庸著作《〈阿Q正传〉研究》书影。
月旦人物
周俊生 上海媒体人
2008年初，在上海，两位文化老人相继辞世，一位叫耿庸，一位叫贾植芳。两人年轻时有过一段共同的痛苦经历，由于他们都与胡风有过交往，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都被打成“胡风分子”，备尝人生艰辛。
幸运的是，他们都活到了云开日出之后，不像他们另外的一些朋友阿垅、张中晓那样含冤早逝。但是，耿庸生前是一位出版工作者，因此去世时默默无闻，上海的报章上也不见悼文发表，而贾植芳就不一样了，他生前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桃李满天下，去世时自然享尽哀荣，不仅复旦校方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别仪式，而且学生们都争相发表纪念文章，此后还编成厚厚的一本纪念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悼文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使我们看到两位老人生前的一点裂隙。
在贾植芳晚年的记述中，他曾经动情地记录了自己的老伴任敏与他同甘共苦的故事，他对老妻的感情之深也因此而为学界传扬。贾植芳一生多次坐牢，妻子一直跟着他担惊受怕，并且跟着他到大西北去服苦役，只是因为发生饥荒她才回到了丈夫的山西老家农村并从此在那里一个人安家，而贾植芳在苦刑期满后则一人发配回了上海。在那个凄苦年代，两人鱼雁传书，是任敏的安慰给了贾植芳活下去的勇气。局势稳定以后，任敏来到上海，直到老之将至他们才终于团圆，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贾植芳的人生终于焕发出了青春，他的学术研究也成果累累。但是，任敏先于贾植芳病倒而卧床不起，贾植芳又以老迈之躯对她悉心照顾了几年直至她去世。
他与老妻的相濡以沫传为美谈，在其生前即已由他的学生写成文章，在其去世后，他的一位已经“孙子”辈的学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纪念祖师，再一次提起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文中披露了贾的一件轶事，说他在听到一位与他同样遭受“胡风案”之难的朋友娶了一位年轻女子的事后，曾经愤愤地说：“换了我，就不可能这样做！”
作者也许是以此来提高贾植芳的形象，却不料引起了文中提及的那位“年轻女子”的斥责。这位名叫路莘的女子在同一张报纸上撰文，挑明这位“朋友”就是她刚刚去世的丈夫耿庸，她说，“你贾植芳有爱人，当然不可以再另行娶妻，但是耿庸可以，因为他当时没有爱人！”看到这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贾植芳的学生为他整理出版的日记中，能够见到贾家那小小的客厅里天天高朋满座，但除了平反初期耿庸和他的儿子出现于日记中外，在以后将近30年的岁月中，再无见到耿庸的名字，这两个曾经遭受过共同磨难的朋友，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已经基本没有了交往。原来是耿庸的婚姻激起了贾植芳的不满。
耿庸在上世纪50年代因胡风事件而被捕时，他的妻子王皓也一起蒙冤，被作为胡风分子关押了一年多。出狱后，王皓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她给最高领袖上书诉说冤屈，结果可想而知，她遭受了轮番的折磨。性格刚烈的王皓来不及与丈夫告别，以跳进黄浦江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和丈夫的清白，她的生命在29岁那里终结。可怜的耿庸对这一切完全不知，直到1966年走出监狱时狱方才告诉他，王皓已经“自绝于人民”……
上世纪70年代末，平反后的耿庸被安排到一家专门出版工具书的出版社工作，他兢兢业业，在这个他并不喜欢的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成绩，两次被评为市级劳模，而他孤独的身影也引起了社内一位刚分配进来的女大学生的注目，这位女大学生就是路莘，一场“老少恋”渐渐展开。但是，因为相差30多岁的年纪，两人的恋爱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各种各样的流言袭向他们，为了摆脱周围无休止的纷扰，路莘辞掉了在出版社的工作，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开上海，避居到了广州的朋友那里，直到几年之后才回到上海。
我不知道当耿庸和他年轻的妻子遭遇这种压力的时候，耿庸当年的那些难友有过怎样的行动，是向他伸出援手？还是袖手旁观甚至对这种压力推波助澜？而从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事实来看，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里耿庸的那些朋友显然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但是，耿庸与一个年纪比他小30多岁的年轻女子结婚有什么错？就像路莘所说，他当时没有爱人，他有资格爱路莘，路莘也有资格爱他，这就够了。其实，面对这场婚姻，耿庸犹豫过，但是路莘的坚定使他们终于走过了红地毯。
路莘为什么会这样做？在今天，老夫少妻并不鲜见，但是更多的老夫角色是由富豪承担，金钱的包装使人们觉得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而耿庸不过是一介书生，多年的牢狱生涯使他赤贫如洗，身体也不够健康，他还有3个儿子年龄都大过了路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路莘会死心塌地追随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这个问题在当时困扰着耿庸和路莘周边的人，他们将问题化为行动，企图拆散这对鸳鸯，甚至在政府的婚姻登记处也遭受了格外的盘问。但是今天，答案已经明朗，这就是爱，这种爱超越了婚姻所附带着的金钱的算计，也跨越了年龄所造成的代沟，而只有全身心的付出，爱不需要理由。是路莘，让耿庸的晚年有了欢愉的笑声，让耿庸有了安定的生活。
路莘在大学读的是理工科，成为耿庸的妻子后，她很快也成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她遍访那些还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胡风分子”的妻子，包括贾植芳的妻子任敏，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记录下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她们对苦难中的丈夫的忠贞，写成了《受难者的妻子们》一书，她为这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女性树立了一块令人感动的纪念碑。当路莘看到张中晓残留下来的在饥饿中写下的闪耀着独立思考的片断文字时，毅然接下了这份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活，将其整理成《无梦楼随笔》，为这位年轻早夭的“胡风分子”留下了差一点湮灭的珍贵的思想遗产。路莘用她年轻的生命，传承了中国思想者的风骨。
曾经有人将“胡风分子”的妻子比作俄国沙皇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放弃优越生活，伴随在自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丈夫身边，为俄罗斯历史留下了让人起敬的一笔。如果这个比较能够成立，那么，路莘无疑是接续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独特美丽，从而应该获得我们的尊敬。
耿庸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但是他又是幸运的，他的两任妻子，王皓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日子里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她自己和丈夫的尊严，而路莘，则在耿庸步入晚年之际让他的人生得以圆满，完成了王皓无法完成的角色，她用自己的青春修补了一个受尽摧残者的伤口。她们都是伟大的女性，特别是路莘，她与其他“胡风分子”的原配夫人相比，有着更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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