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了一系列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邀请一批著名专家撰写相关文章，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寻找未来新的发展模式。无独有偶，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列为主题，与会代表深刻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等言论不绝于耳。自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迫使国际社会反思其弊端，西方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 “讨伐”西方制度弊端事出有因 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至今已经三年有余，但危机幽灵依然在全球游荡，次生危机接二连三，国际金融乱象丛生，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衰退阴霾笼罩全球。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发生，西方经济复苏低迷，深陷高失业、高财赤、高债务、低增长泥淖，而新兴市场经济强劲复苏，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双速”，即“东高西低”态势，尤其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则显结构性萎缩，国际地缘经济变迁呈现“西衰东兴”局面。 一、经济陷入“大衰退”。华尔街金融海啸使全球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萎缩程度均超过二战以来任何一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战后第一次整体性衰退，最终损失超过20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下降3.5％、4.3％和6.3％。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日本大地震拖累，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再次陷入谷底，平均增长滑落到1.6％。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入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尤其是金融危机使美欧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很长时间。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国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GDP规模。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迫使人们改变储蓄与消费行为。据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使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3个百分点，欧元区增加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无疑影响居民消费支出，降低居民生活水平。 二、失业率居高难下。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O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2007年)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OECD认为，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使其成员国就业形势短期难有改观，尤其是欧元区失业率将由2011年的9.9％上升到2012―2013年的10.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2011年甚至到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的缺口达到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西方经济“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年轻人失业居高不下，使其产生对前途失望，对社会和现状不满情绪。 三、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上升到7.6％，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巨额财政赤字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下降0.8个百分点。另外，庞大财政赤字与量化宽松政策，使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迅速增加。据OECD估计，2011年其成员国的政府债务超过GDP规模，达到101.6%，比2007年高出30个百分点，2012―2013年将增到105.7％和108.4％。 综上所述，欧元区的整体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要好于美国和日本，但欧元区债务问题已被危机化，事实上背后隐显大西洋两岸之间两种货币与两种发展模式之博弈，即美元与欧元、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欧洲的莱茵模式之争。自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的私人债务国家化，而国家债务危机化；美国的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或国际化；日本政府债务是国内问题，因日本国民持有95％的政府债务。对全球而言，日本债务主要是本国问题，欧洲债务更多是欧元前景问题，而美国债务则是全球问题，更是海外持有美元资产的债权人问题。这非常类似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元危机，即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今天世界再次面临：美国的债务，世界的问题。当今现实与历史竟然如此相似。 西方债务危机呈结构性与长期化趋势。据IMF统计，2010年全球总债务(包括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达94.84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88.7％，达到84.1万亿美元(不包括亚洲“四小龙”)；全球政府债务为41.377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84.7%，达到35.1万亿美元；全球私人债务为53.465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91.7%，达到49万亿美元[1]。据此计算，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债务是GDP的2.2倍，公共债务(政府债务)占GDP的85%，私人债务占GDP的12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相当于GDP的42.9％，政府债务占GDP的25％，私人债务只占GDP的18.1%，均为历史最低。而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的96393亿美元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持有74624亿美元，占全球的77.4%。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债务在西方，财富在东方，这是史无前例的罕见现象。西方主权债务正向“次贷化”发展。危机使西方经济深陷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泥潭，债台高筑与低迷经济将恶性循环，未来不得不以借新债还旧债，加之支付巨额利息，债务规模将滚雪球式膨胀。这充分反映，当今世界经济不但增长态势呈“西方不亮东方亮”，而且财富分配结构亦在悄然生变。 目前，发达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大不可持续，为1950年以来最高，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保健开支增加，而经济已不能再现二战后的黄金发展期，增长放缓是大势所趋，政府面临增收与减支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其债务困境将长期化。据IMF估计，到2023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只能降到80％，如能削减政府开支达到GDP的8.8％，2030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降至60％的警戒线。如不进行结构改革，七国集团的政府债务将完全失控，2030年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00％，2050年将达到440％[2]。如果上述预测正确，那么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将长期受债务困扰。这无疑将制约西方经济发展，削弱西方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四、西方制度优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这是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另一后遗症，即经济衰退、失业高企、债务危机、银根紧缩、生活下降、前途迷茫，使西方社会进入动荡期，政治陷入纷争期，制度优越性褪色。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认为，今后十年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与三个全球现象有关：人们的不满及抗议情绪、可靠规则尚未形成前的波动和虚拟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但不满与抗议是首要威胁，政治家的无为与无能，或激化社会矛盾。
目前，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这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反思西方危机之深层根源，探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端，寻找走出危机之路径，西方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今天，无论是欧洲推崇的高福利的“莱茵模式”，还是美英推崇完全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均因其固有的缺陷而陷入困境。故此，全球惊呼“这次不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真的“生病了”，全球需要建立一种使经济与社会均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西方危机凸显发展模式弊端 众所周知，本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成因非常复杂。直接导因有：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市场极度贪婪，消费者疯狂信贷，是美国寅吃卯粮生活方式和虚拟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深层原因是：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后果，更是上层建筑(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之祸。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硬一软，即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不力，是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认为，他们“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美国或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渗透到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对贪婪给予过度支持，忽视经济的社会性。新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价值，认为世上万物都可能转化为价值，任何东西都可能也应该进行交易，由此产生利润。新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极力推崇市场“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看不见的手”的必要监管。 杰出代表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两人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积极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结果，美国监管当局不断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金融机构则肆无忌惮地敛财，一些不法分子则大行投机勾当。伯纳德•麦道夫“庞氏骗局”即是最典型的疏于监管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坦诚，“20世纪的金融监管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的市场”。 二、虚拟经济绑架实体经济。理论上，虚拟经济应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实践中，虚拟经济日益膨胀，不但远离实体经济，而且牢牢绑架了实体经济。应该说，经济金融化是发展趋势，但必须适度而非无度膨胀。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刹那间蔓延全球，将世界经济推入60年来最严重的“大衰退”是最好的佐证。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加速发展，产能严重过剩。据IMF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从2002年的94万亿美元暴增至2008年的683.8万亿美元，而全球产出从33.2万亿美元增到61.2万亿美元，衍生品与GDP之比由2.8倍储跃升到11.17倍．其中三分之二产自美国(约450万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4.3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的31.3倍。尤其是，金融衍生品游离于常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极易泛滥成灾。 自1999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法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一样可做投机生意以后，美国的金融资产迅猛发展，造就出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如美国的华尔街，培育出大批富可敌国“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高盛等，影响乃至操纵政权，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不断扩张，实体经济日益萎缩。如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1950年的62%，降到2007年的3.4%，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创造的GDP占比由27%降到11.7%，金融业创造的GDP占比由11%升到20.7%。奥巴马总统强调，危机后华尔街虽然仍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不再成为美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虚拟经济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下降。 虚拟经济不靠生产或服务生财，只需不断“创新”，而华尔街精英们创新能力极强，手法多，翻新快，产品层出不穷，“钱生钱”翻云覆雨，巧取豪夺。加之，高杠杆率与资产证券化推波助澜，以及发达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工具，使华尔街精英们如鱼得水。例如2007年底，美国的房地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其自有核心资本为832亿美元，却支撑着高达5.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担保，杠杆率高达63倍。试想，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实现均衡、可持续与强劲发展而不发生金融危机?而资产过度证券化拉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致最后无人关心其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更不知其中蕴含怎样的巨大风险。最终，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据统计，当今世界每天外汇交易量高达4万亿美元，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只占4%，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原油期货中96%被游资操控。事实上，今天的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倒金字塔”，金融衍生品规模10倍于经济规模、金融资产规模5倍于经济规模，世界经济亦然。据IMF统计，2009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总额达到614.67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0.6倍，全球各类金融资产总额达232.2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的4倍。试想，一个被虚拟经济架空的经济如何实现强劲、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等撰文《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认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三、信贷经济难维系。美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信贷经济，从政府到个人都负债累累。由于虚拟经济膨胀，使美国人错误认为，经济只会越来越繁荣，因而日益依靠负债来支撑各种支出。加之金融机构增大杠杆率，美联储放开流动性供应，即使信用极差的借款人也能轻易借到大额贷款。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使当代美国人提前支取下代或下下代的钱，由此过上富裕日子。典型案例是，21世纪初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时任主席格林斯潘以低利率和次贷手段，给美国创造起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以此维持经济虚假繁荣。财富效应则让美国人疯狂消费，寅吃卯粮使生活虚假富裕。结果是，个人消费在GDP的比重上升，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国际资本和商品加速流入，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据统计，1980―2008年期间，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在内，美国总债务对GDP的比重由150％升至360.6％，债务总额高达51.8万亿美元(当年GDP为14.369万亿美元)；个人消费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66.2％上升到70.5％；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由1980年的10％降到1990年7％、2000年的1.8％和2007年的0.6％；总储蓄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6.9％降到2008年的11.9％，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达5.5％；2007年经常项目逆差达7181亿美元，占GDP比重5.1％；政府财政赤字2011年5月16日达到14.3万亿美元。这是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金钱与政治联姻。西方经济已被企业集团垄断，垄断资本利用金钱操纵国家政权，使之为其经济利益服务。金钱与政治“联姻”使“民主”徒有虚名，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诉求的工具，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拯救华尔街“大到能倒”的金融公司，而华尔街则重操旧业把大量资金投入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更有甚者，那些制造危机的金融寡头本该绳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应有惩罚，却反过来趁火打劫大捞危机之财。据统计，20l0年刚刚起死回生的华尔街居然派生出创纪录的1350亿美元年终奖，其中五大券商发放390亿美元奖金，其中三家业绩亏损，其股东损失逾800亿美元。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令尚在高债务、高失业、低收入中苦苦挣扎的美国普通公民愤怒至极。
银行家贪婪、高管薪酬过高、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是迫使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现行制度未能兑现预期，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富有人群“获得了过去30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而大部分被金融和企业高管获得。尤其金融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成为“全球超级富裕精英的现金奶牛”。美国《纽约时报》社论批评，美国社会正陷入极端不平等，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来最高点，而20世纪70年代末为10％。社论指出，抗议运动表明当前美国经济并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中产阶级，扩大贫困人群，可能制造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工作却无工作的永久性下层阶级。尤其当富人从危机中复原并重新兴旺，中产阶级却仍挣扎在衰退中，而华盛顿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政府需要将公共政策重点从保护银行业转向推进充分就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表示，美国面临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美国社会正在加剧两极化和美国治理体系过于频繁的功能失调，尤其是国会已成为美国两极化的中心和无休止麇战的战场。 事实上，在美国财富与权力不可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指出，财富带来权力，从而带来更多财富。他指出，所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当选议员之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人群，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这1％人群，离开国会就会能得到这1％阶层的奖赏。此外，主要行政机构包括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1％人群。故此，政客们制定何种政策就不足为怪了。据美国媒体透露，2011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39人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这就是美国政治与财富的最好联姻关系。 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分别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主张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入分配之关系等等。 蒂格利茨认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坦言：“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认为，“金融系统应该认识到，因为危机公众的愤怒都在指向他们。信任已经被破坏，我们应该重视这件事。银行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自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强调，银行业造成的麻烦不仅限于金融领域。银行已经偏离其基本社会职能，即通过发放贷款、承销证券和为企业提供咨询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不择手段赚钱的机器。 反思西方制度弊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是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内容。IMF副总裁朱民指出：“整个金融市场过去20年连续不断发生危机，所以在市场、监管、政府和公众利益之间产生很大调整。”施瓦布则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旧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走势，各国都需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以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P11,Sep.2011 [2] MF Working Paper, Long-Term Trends in Public Finances in G7s Economies, Sep.2010.p17.
新年伊始，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了一系列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邀请一批著名专家撰写相关文章，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寻找未来新的发展模式。无独有偶，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列为主题，与会代表深刻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等言论不绝于耳。自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迫使国际社会反思其弊端，西方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 “讨伐”西方制度弊端事出有因 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至今已经三年有余，但危机幽灵依然在全球游荡，次生危机接二连三，国际金融乱象丛生，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衰退阴霾笼罩全球。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发生，西方经济复苏低迷，深陷高失业、高财赤、高债务、低增长泥淖，而新兴市场经济强劲复苏，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双速”，即“东高西低”态势，尤其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则显结构性萎缩，国际地缘经济变迁呈现“西衰东兴”局面。 一、经济陷入“大衰退”。华尔街金融海啸使全球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萎缩程度均超过二战以来任何一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战后第一次整体性衰退，最终损失超过20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下降3.5％、4.3％和6.3％。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日本大地震拖累，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再次陷入谷底，平均增长滑落到1.6％。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入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尤其是金融危机使美欧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很长时间。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国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GDP规模。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迫使人们改变储蓄与消费行为。据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使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3个百分点，欧元区增加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无疑影响居民消费支出，降低居民生活水平。 二、失业率居高难下。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O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2007年)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OECD认为，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使其成员国就业形势短期难有改观，尤其是欧元区失业率将由2011年的9.9％上升到2012―2013年的10.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2011年甚至到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的缺口达到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西方经济“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年轻人失业居高不下，使其产生对前途失望，对社会和现状不满情绪。 三、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上升到7.6％，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巨额财政赤字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下降0.8个百分点。另外，庞大财政赤字与量化宽松政策，使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迅速增加。据OECD估计，2011年其成员国的政府债务超过GDP规模，达到101.6%，比2007年高出30个百分点，2012―2013年将增到105.7％和108.4％。 综上所述，欧元区的整体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要好于美国和日本，但欧元区债务问题已被危机化，事实上背后隐显大西洋两岸之间两种货币与两种发展模式之博弈，即美元与欧元、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欧洲的莱茵模式之争。自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的私人债务国家化，而国家债务危机化；美国的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或国际化；日本政府债务是国内问题，因日本国民持有95％的政府债务。对全球而言，日本债务主要是本国问题，欧洲债务更多是欧元前景问题，而美国债务则是全球问题，更是海外持有美元资产的债权人问题。这非常类似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元危机，即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今天世界再次面临：美国的债务，世界的问题。当今现实与历史竟然如此相似。 西方债务危机呈结构性与长期化趋势。据IMF统计，2010年全球总债务(包括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达94.84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88.7％，达到84.1万亿美元(不包括亚洲“四小龙”)；全球政府债务为41.377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84.7%，达到35.1万亿美元；全球私人债务为53.465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91.7%，达到49万亿美元[1]。据此计算，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债务是GDP的2.2倍，公共债务(政府债务)占GDP的85%，私人债务占GDP的12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相当于GDP的42.9％，政府债务占GDP的25％，私人债务只占GDP的18.1%，均为历史最低。而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的96393亿美元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持有74624亿美元，占全球的77.4%。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债务在西方，财富在东方，这是史无前例的罕见现象。西方主权债务正向“次贷化”发展。危机使西方经济深陷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泥潭，债台高筑与低迷经济将恶性循环，未来不得不以借新债还旧债，加之支付巨额利息，债务规模将滚雪球式膨胀。这充分反映，当今世界经济不但增长态势呈“西方不亮东方亮”，而且财富分配结构亦在悄然生变。 目前，发达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大不可持续，为1950年以来最高，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保健开支增加，而经济已不能再现二战后的黄金发展期，增长放缓是大势所趋，政府面临增收与减支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其债务困境将长期化。据IMF估计，到2023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只能降到80％，如能削减政府开支达到GDP的8.8％，2030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降至60％的警戒线。如不进行结构改革，七国集团的政府债务将完全失控，2030年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00％，2050年将达到440％[2]。如果上述预测正确，那么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将长期受债务困扰。这无疑将制约西方经济发展，削弱西方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四、西方制度优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这是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另一后遗症，即经济衰退、失业高企、债务危机、银根紧缩、生活下降、前途迷茫，使西方社会进入动荡期，政治陷入纷争期，制度优越性褪色。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认为，今后十年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与三个全球现象有关：人们的不满及抗议情绪、可靠规则尚未形成前的波动和虚拟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但不满与抗议是首要威胁，政治家的无为与无能，或激化社会矛盾。
目前，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这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反思西方危机之深层根源，探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端，寻找走出危机之路径，西方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今天，无论是欧洲推崇的高福利的“莱茵模式”，还是美英推崇完全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均因其固有的缺陷而陷入困境。故此，全球惊呼“这次不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真的“生病了”，全球需要建立一种使经济与社会均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西方危机凸显发展模式弊端 众所周知，本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成因非常复杂。直接导因有：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市场极度贪婪，消费者疯狂信贷，是美国寅吃卯粮生活方式和虚拟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深层原因是：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后果，更是上层建筑(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之祸。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硬一软，即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不力，是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认为，他们“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美国或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渗透到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对贪婪给予过度支持，忽视经济的社会性。新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价值，认为世上万物都可能转化为价值，任何东西都可能也应该进行交易，由此产生利润。新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极力推崇市场“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看不见的手”的必要监管。 杰出代表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两人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积极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结果，美国监管当局不断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金融机构则肆无忌惮地敛财，一些不法分子则大行投机勾当。伯纳德•麦道夫“庞氏骗局”即是最典型的疏于监管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坦诚，“20世纪的金融监管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的市场”。 二、虚拟经济绑架实体经济。理论上，虚拟经济应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实践中，虚拟经济日益膨胀，不但远离实体经济，而且牢牢绑架了实体经济。应该说，经济金融化是发展趋势，但必须适度而非无度膨胀。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刹那间蔓延全球，将世界经济推入60年来最严重的“大衰退”是最好的佐证。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加速发展，产能严重过剩。据IMF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从2002年的94万亿美元暴增至2008年的683.8万亿美元，而全球产出从33.2万亿美元增到61.2万亿美元，衍生品与GDP之比由2.8倍储跃升到11.17倍．其中三分之二产自美国(约450万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4.3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的31.3倍。尤其是，金融衍生品游离于常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极易泛滥成灾。 自1999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法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一样可做投机生意以后，美国的金融资产迅猛发展，造就出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如美国的华尔街，培育出大批富可敌国“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高盛等，影响乃至操纵政权，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不断扩张，实体经济日益萎缩。如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1950年的62%，降到2007年的3.4%，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创造的GDP占比由27%降到11.7%，金融业创造的GDP占比由11%升到20.7%。奥巴马总统强调，危机后华尔街虽然仍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不再成为美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虚拟经济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下降。 虚拟经济不靠生产或服务生财，只需不断“创新”，而华尔街精英们创新能力极强，手法多，翻新快，产品层出不穷，“钱生钱”翻云覆雨，巧取豪夺。加之，高杠杆率与资产证券化推波助澜，以及发达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工具，使华尔街精英们如鱼得水。例如2007年底，美国的房地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其自有核心资本为832亿美元，却支撑着高达5.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担保，杠杆率高达63倍。试想，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实现均衡、可持续与强劲发展而不发生金融危机?而资产过度证券化拉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致最后无人关心其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更不知其中蕴含怎样的巨大风险。最终，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据统计，当今世界每天外汇交易量高达4万亿美元，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只占4%，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原油期货中96%被游资操控。事实上，今天的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倒金字塔”，金融衍生品规模10倍于经济规模、金融资产规模5倍于经济规模，世界经济亦然。据IMF统计，2009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总额达到614.67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0.6倍，全球各类金融资产总额达232.2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的4倍。试想，一个被虚拟经济架空的经济如何实现强劲、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等撰文《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认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三、信贷经济难维系。美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信贷经济，从政府到个人都负债累累。由于虚拟经济膨胀，使美国人错误认为，经济只会越来越繁荣，因而日益依靠负债来支撑各种支出。加之金融机构增大杠杆率，美联储放开流动性供应，即使信用极差的借款人也能轻易借到大额贷款。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使当代美国人提前支取下代或下下代的钱，由此过上富裕日子。典型案例是，21世纪初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时任主席格林斯潘以低利率和次贷手段，给美国创造起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以此维持经济虚假繁荣。财富效应则让美国人疯狂消费，寅吃卯粮使生活虚假富裕。结果是，个人消费在GDP的比重上升，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国际资本和商品加速流入，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据统计，1980―2008年期间，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在内，美国总债务对GDP的比重由150％升至360.6％，债务总额高达51.8万亿美元(当年GDP为14.369万亿美元)；个人消费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66.2％上升到70.5％；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由1980年的10％降到1990年7％、2000年的1.8％和2007年的0.6％；总储蓄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6.9％降到2008年的11.9％，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达5.5％；2007年经常项目逆差达7181亿美元，占GDP比重5.1％；政府财政赤字2011年5月16日达到14.3万亿美元。这是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金钱与政治联姻。西方经济已被企业集团垄断，垄断资本利用金钱操纵国家政权，使之为其经济利益服务。金钱与政治“联姻”使“民主”徒有虚名，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诉求的工具，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拯救华尔街“大到能倒”的金融公司，而华尔街则重操旧业把大量资金投入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更有甚者，那些制造危机的金融寡头本该绳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应有惩罚，却反过来趁火打劫大捞危机之财。据统计，20l0年刚刚起死回生的华尔街居然派生出创纪录的1350亿美元年终奖，其中五大券商发放390亿美元奖金，其中三家业绩亏损，其股东损失逾800亿美元。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令尚在高债务、高失业、低收入中苦苦挣扎的美国普通公民愤怒至极。
银行家贪婪、高管薪酬过高、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是迫使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现行制度未能兑现预期，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富有人群“获得了过去30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而大部分被金融和企业高管获得。尤其金融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成为“全球超级富裕精英的现金奶牛”。美国《纽约时报》社论批评，美国社会正陷入极端不平等，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来最高点，而20世纪70年代末为10％。社论指出，抗议运动表明当前美国经济并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中产阶级，扩大贫困人群，可能制造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工作却无工作的永久性下层阶级。尤其当富人从危机中复原并重新兴旺，中产阶级却仍挣扎在衰退中，而华盛顿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政府需要将公共政策重点从保护银行业转向推进充分就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表示，美国面临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美国社会正在加剧两极化和美国治理体系过于频繁的功能失调，尤其是国会已成为美国两极化的中心和无休止麇战的战场。 事实上，在美国财富与权力不可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指出，财富带来权力，从而带来更多财富。他指出，所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当选议员之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人群，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这1％人群，离开国会就会能得到这1％阶层的奖赏。此外，主要行政机构包括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1％人群。故此，政客们制定何种政策就不足为怪了。据美国媒体透露，2011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39人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这就是美国政治与财富的最好联姻关系。 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分别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主张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入分配之关系等等。 蒂格利茨认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坦言：“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认为，“金融系统应该认识到，因为危机公众的愤怒都在指向他们。信任已经被破坏，我们应该重视这件事。银行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自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强调，银行业造成的麻烦不仅限于金融领域。银行已经偏离其基本社会职能，即通过发放贷款、承销证券和为企业提供咨询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不择手段赚钱的机器。 反思西方制度弊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是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内容。IMF副总裁朱民指出：“整个金融市场过去20年连续不断发生危机，所以在市场、监管、政府和公众利益之间产生很大调整。”施瓦布则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旧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走势，各国都需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以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P11,Sep.2011 [2] MF Working Paper, Long-Term Trends in Public Finances in G7s Economies, Sep.2010.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