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项 霞 王焰明
摘要：君主时代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水浒》行侠仗义之“小义”服务、从属于忠君爱国之“大义”。本文从历史实际及作品的实际内容两个方面去分析忠君与爱国的密切关系，并从作品形成的背景与作品内容、水浒英雄落草为寇的现实与忠君报国理想的关系、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四个方面去探讨《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关键词：《水浒》、忠君爱国
《水浒》到底在歌颂什么？肯定什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重新认识的问题，也只有将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才能引领《水浒》的读者及观众去真正理解《水浒》，从而使《水浒》达到它的理想的教育目的。
显然，那种以“杀富济贫”、“打家劫舍”而随意剥夺别人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思维去阉割地理解《水浒》，与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主流氛围分不开，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所在。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若再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去认识《水浒》，不但有违作品本旨，更不合时宜。
尽管《水浒》版本颇多、思想倾向较为复杂，但有一点应是众所认同，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作品中深刻流露出来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意识，这也是各种版本的《水浒》得以存世流播的重要原因，而且，本文认为较好地体现忠君爱国思想意识的应该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明末杨定见序、袁无涯刻本）。本文拟就这一版本谈谈《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一、《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关系
梁山英雄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忠君爱国的？或者说《水浒》的思想主旨是不是忠君爱国的？对于忠君这一点，人们不难去认识，比较容易接受与理解；而对于爱国这个方面则存在诸多认识上的障碍，往往偏见地将忠君与爱国对立起来。因此，要搞清《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首先必须搞清爱国主义的内涵，而关键是必须认识君主时代尤其是《水浒》时代忠君与爱国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谓爱国主义，是指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但是，反对民族和国家的分裂，缔造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民族压迫和抗击外来侵略，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等等，始终是爱国主义在任何历史时期所共同具有的基本内容。可见，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客观效果看，梁山英雄的所作所为恰恰就包含了如上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上梁山反贪官，惩奸除邪，与社会反动势力作斗争；下梁山，顺朝廷，征辽御侮，维护汉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平三寇（田虎、王庆、方腊），消除割据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
水浒英雄何以能如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主观动机，也就是要撇开梁山英雄中一些非主流思想，从其领导层的指导思想上作更深入的分析，方能认识清楚。
那么，梁山领袖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去分析。
中国传统的官方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忠君爱国爱民。儒家创始人孔子象屈原一样也是忠君爱国主义者，只不过屈原生当战国，各诸侯国已完全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就是忠于楚王、热爱楚国及其人民，表现得是何等强烈！而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诸侯国，而是忠于周王室，对整个周天
下及其子民的爱，表现得比较委婉但却是何等的诚挚与实在！
可悲的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竟然抛弃了孔子的这种可贵思想，甚至完全否定、彻底批判儒家思想文化——这种社会政治氛围势必会影响到对《水浒》思想主旨的认识，不可能对《水浒》的价值取向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注意并肯定屈原的爱国思想（实为忠君爱国思想），但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中，口号色彩很浓，流于空洞的说教，往往宣扬一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实际上脱离了现实，成了假大空，流于形式，特别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实际上，做好事，热爱祖国没有什么阶级之别，大小之分，也没有时间上的规定，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始终贯穿在一个人的思想言行之中。不能说我已完成了爱国的任务，不能说我爱中国而不爱自己的家乡，也不能说我爱中国人民而不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自己家乡，不爱自己身边的人，甚至不爱自己的父母的人，他怎么会去热爱祖国呢？
孔子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孔子说，“克已复礼为仁”，主张恢复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让人民安居乐业；“仁者，爱人”，主张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到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显然都是一种可贵的爱国思想。因为爱国说到底是爱民，是爱我们这个民族以及附着在人民、民族这个载体上的祖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美德等。
在中国，尤其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至深且远，渗透到中化民族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之中，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其薰染与影响，即使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域外宗教及文化来到中国，都要一定程度上的儒化后方能生存、发展。在《水浒》中，即便如李逵这样的莽夫也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烙印，有着仁爱忠孝之心，只不过被其粗鲁残暴滥杀所冲淡而不为人所注意罢了，但他对晁盖、宋江的“忠义”却是至死不渝，表现得非常鲜明的。李逵如此，更何况宋江、卢俊义等人了。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对自幼学儒的梁山领袖宋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规定着梁山事业的发展方向，而贯穿《水浒》全书的核心思想正是宋江的“忠义”思想。宋江作为全书的关键人物、梁山事业的核心，实际上成了“忠义”的化身。
现在的问题是，宋江的“忠”首先是“忠君”，然后才是爱国。他的忠君算不算爱国的东西，忠君与爱国是不是矛盾着的？当然，忠君并不等于爱国，但是，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在君主时代，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的前提。一旦没有了君主，或君而不主，就会天下大乱、兵锋四起、生灵涂炭。因此，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在君主时代，一般情况下，爱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
既然君主时代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那么《水浒》中义与忠、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就不难去认识了。
首先，从义与忠的关系来看：
“义”作为《水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比较复杂。它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会道德观念。在《水浒》前七十一回中，“义”起码有“正义”、“团结合作”、不辨是非的“江湖义气”、仗义疏财的“金钱义气”、忠君之义等多种含义，这里概括为大义、小义两类。
从“小义”来看，表现的是扶危济困、互相支援、见义勇为、自发反抗等，这是一种积极的品德，对水浒英雄来说，这种“义”还是团结好汉、行侠仗义的行为准则，他们那种讲义气、报知已、感恩遇、打不平等等皆为义气的表现。但是，这种义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一般以个人恩怨作为行动的依据，因此它实际上容易把个人情谊、好恶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往往是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情谊、个人孔见。正因“小义”存在这些局限，作品在描写这些水浒英雄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等的壮烈“义气”行为时，如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
不辨是非、滥杀无辜、凶狠残暴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大义”来看，它是“忠义”，忠君之大义。根据《水浒》主旨的要求，作品中由小到大的多次结义，就是要实现一种理想，一种超越“小义”之“大义”。从东溪村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到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再到梁山一百零八英雄大聚义，改“聚义”为“忠义”，打出“替天行道”大旗。这样，先前那种狭隘的“义”就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忠义”了，成为“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理想。
在《水浒》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小义”与“大义”的关系。作品始终将“义”放在“忠”的范围之内，“忠”在“义”之上，“义”服从于“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舍“义”而取“忠”，这在宋江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而最突出的表现则是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
其次，从忠君与爱国的关系来看：
《水浒》中宣扬的“忠”指的是什么呢？很明显，作品的“忠”是指忠于大宋王朝，忠于赵宋皇帝。问题在于，赵宋王朝是不是汉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大宋皇帝值不值得水浒英雄尽“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理解《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关系的关键。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从而认识《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历史实际方面来看，十二世纪上半期的赵宋与桀夏、纣商不同，当时宋朝制度完备，政权完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虽存在腐败问题，但远未达到夏桀、商纣那种严重程度；特别是那时汉民族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就决定了赵宋仍然是汉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是汉民族抗击北方游牧异族入侵的一面旗帜。至于两宋之交的皇帝多重用主和派（一般称为“投降派”，多为文臣），而抑制主战派（多为武将）——最为突出的是杀害抗金名将岳飞——其实这与赵宋立国之初太祖太宗过分吸取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武将弄权的历史教训，而实行重文轻武、对武将防范甚严的基本国策分不开。水浒英雄绝大多数为武将，其前后遭遇正是这种重文轻武的制度的产物。实际上赵宋王朝并不滥杀功臣，反而给臣僚（包括武将）以优厚的生活待遇。拿岳飞来说，32岁时即升任节度使，位封侯，可见在民族国家危亡时刻深得高宗皇帝信用；然而岳飞不谙宋制，身为手握重兵的武将却屡悖臣规（如急于北伐而要求增兵，不成时又居然未经帝准愤而擅离职守、并三次抗诏不回，奏议立储而卷进宫廷内部继立大事，坚违帝旨而反对议和，等等），深为高宗皇帝疑忌，冒犯了宋朝祖制，再加上金以杀飞为议和条件，其杀身已在所难免。那种责骂宋代皇帝妥协投降而要求时人推翻其统治的荒唐想法，与责怪精忠报国的岳飞是愚忠而要求他应该将在外不受君命甚至取宋而代之再图抗金的单纯天真想法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不难想象那将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恐怕将是汉民族内部陷入更大的纷争，南宋偏安东南都不可得。可见，在当时的形势下，报效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忠于赵宋皇帝，以内消割据、外御侵略。
从作品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看，《水浒》明确将赵宋视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化身，作品安排晁盖早死，就是怕他称王叛宋；由于田虎、王庆、方腊纷纷称王称帝，自立朝廷，违背了“忠”宋大伦，所以作品将他们称为贼寇。而且水浒英雄纷纷落草、走上“反叛”之路，主体上并非反叛朝廷，而是反抗社会黑暗势力，“反贪官不反皇帝”，针对的是奸邪，而非皇权。梁山领袖宋江上台后始终未称王，还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杏黄大旗。因此，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就很自然地通过这条“反叛”之路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接受招安并为国效力，建功立业——内剿三贼，外征辽寇。宋江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还经常说到：“我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而且在征方腊后被奸臣陷害时仍忠贞不渝，“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作品还将这位“忠义”的化身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九天玄女授天书”就是要求宋江“为主全忠全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在寻求效忠君王，报效国家的途径，两败童贯、三赢高俅并非对抗宋朝，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胜利正好成了他们寻求招安的资本，并藉此最终实现了忠君报国的理想。
另外，作品还安排一批朝廷忠臣如宿元景、陈灌在皇帝面前仗义执言，使帝准奏招安并使水浒英雄有机会施展为国尽忠效力的抱负。
总之，作为宋江等水浒英雄追求的大目标“忠义”思想，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不仅仅是劫富济贫、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恩报仇复等的江湖义气，而更主要是指惩奸去邪、医治社会、效忠皇帝、报效国家的忠君报国的社会理想，维护国家外不受异族欺凌、内不受割据之害，以重建公正清明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维护忠君爱民的儒家伦理道德。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水浒时代，水浒英雄的“义”、“忠”与“爱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忠君与爱国成为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水浒》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
弄清了水浒英雄的指导思想“忠义”与爱国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浒》的思想主旨也就显而易见了。《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一）从作品形成的背景与作品内容来看：
从北宋末宋江起事到明代《水浒》成书并形成各种版本，正值女真金兵、蒙古铁骑、满洲八旗等北方游牧异族，纷纷南下，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而汉民族内部又是相互争斗不止的时代。汉民族国家先是宋朝丢掉半壁江山，北宋灭亡，北方黄淮尽被女真金人统治，接着又丢掉整个江山，南宋灭亡，蒙古元朝统治整个中华大地，再接着是元末群雄蜂起，而正是这些大江南北各地的草泽英雄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将汉族的异族政权——蒙元大帝国打破，重建起汉民族王朝——朱明王朝。以上的形势无疑会影响到《水浒》的创作思想。
《水浒》作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期部分主要讲水浒英雄如何逐个落草上梁山，由小聚义到大聚义的过程，从而将各路好汉（包括许多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危害社会的成员）组织、汇聚成一股正义之师、忠君报国的力量；后期部分可分为五个阶段：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这前后两大部分以梁山大聚义为界，以大聚义时宋江换旗（“替天行道”杏黄旗）设堂（“忠义堂”）为前后两大部分的连接点，以“忠义”为贯穿始终的红线。 只有搞清了作品的创作背景，才能理解作品内容并进而认识作品的思想主旨。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从《水浒》形成的背景去理解作品内容不难认识《水浒》的性质。《水浒》根本不是什么歌颂农民起义之作（可从梁山队伍的主体力量及其指导思想去分析），也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英雄传奇”之作。《水浒》是几百年来广大百姓和文人借宋江故事抒发他们理想的产物，把本是一座强盗山寨的梁山泊理想化为“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而梁山泊“强盗”也变成了“仁义”之师——水浒英雄，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贼首、与方腊等无甚区别的宋江成了“忠义”的化身，成为了一位忠君爱国者的形象。水浒英雄梁山落草之路也就成为一条思寻忠君报国之路。可见，《水浒》的性质在于，歌颂忠义、肯定招定之路并进而讴歌效忠君王报效国家。因而《水浒》的思想主旨自然就是忠君爱国了。
（二）从水浒英雄落草为寇的现实与忠君报国的理想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揭示社会的黑暗，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结到奸臣与贪官污吏身上，从而较好地处理了水浒英雄落草为寇与忠君报国的前后矛盾而实为统一的关系。作品开端即写高俅“发迹”和得到徽宗皇帝的宠信，以预示“乱自上作”。在整个作品中，在朝廷有以高俅为首的包括蔡京、童贯、杨戬等奸臣当道，蒙蔽圣上，在地方有以张都监、蒋门神、西门庆、祝朝奉等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土豪劣坤及其依附于他们的爪牙势力。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形成了这样一张黑暗势力网络。对社会黑暗面的揭示，其深刻寓意是内乱必兴，民族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一方面是大厦将倾，需要救世者，而另一方面则是奸臣当道，英雄报国无门。整个小说写宋江等梁山英雄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歌颂他们对社会的黑暗面作的一些必要的斗争——尽管作品很畅快淋漓地表现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然而这决非作品主旨——而恰恰在于歌颂他们充当了社会的疗救者，
因为北宋末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不仅对于赵宋王朝而且对于整个汉民族国家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消除割据状态、团结御侮为急务，是最大的利益。作品中的水浒英雄当然不是内忧的一部分，而是天降大任于斯，承担“挽大厦之将倾”“拯国家于危难”“救黎民于水火”的受命者、爱国者。他们识大局，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梁山团体利益，将朝廷利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忠君爱国思想是作品中，也就是梁山英雄们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
（三）从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正确处理道德主旨与非道德内容的矛盾关系来揭示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显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将水浒英雄梁山之路非道德化。第一回的开篇楔子，洪太尉龙虎山误走一百单八妖魔，不仅仅是出于全书结构上的需要，亦或仅仅是加强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气氛，虽然不能说是以此来发泄对水浒英雄的仇视，但起码对梁山落草有这方面的是非评判的道德寓意。这个故事是《水浒》作者根据唐代薛用若《集异记》中的《汪凤》改编而来，汪凤是唐代苏州吴县人，当地张励因贪财将汪凤家常常喷冒青气之处掘开，结果寻宝未着，却放出了茅山道士鲍知远所囚之猴神，导致十二年后安史之乱的发生。《水浒》创作者采用这个故事显然有把梁山队伍比作安史叛军的用意。本来，洪太尉所处的宋仁宗时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但宋王朝总的还算国泰民安；现在洪太尉却将那阴森可怖的镇妖殿锁魔洞打开，放走了一群凶神恶煞，从而铸成大错，搅乱了宋朝天下，使天下生灵遭殃。唯其如此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在以后安排并肯定梁山队伍被招安的结局，并参加镇压其他类似于招安以前的梁山队伍的割据势力（田虎、王庆、方腊等）。而且作品中水浒英雄在上梁山途中及在梁山初期虽以“义气”相结，主观上想铲除邪恶、维护正义、追求公平合理，但他们的大多数做法客观上又是涂毒生灵、危害社会的罪恶活动，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梁山之路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妖魔之路。因此，要真正实现他们的主观理想，就必须摆脱这种妖魔化道路，走上忠君报国的光明之路。作品前七十一回部分的大量非道德内容恰恰是为了强化作品的道德主旨，从而很自然地过渡到后五十回的招安并为国效力，尽忠君王。
（四）从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来看
长期以来，对《水浒》中“招安之路”存在的偏见，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招安”是投降主义路线，招安之路是梁山英雄的悲剧之路；另一种认为“招安”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招安之路为没有出路的路。
如何认识水浒英雄的招安之路是正确理解《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关键所在。那么，招安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招安是手段，目的是“忠君报国”。
我们知道，梁山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宋江的“忠义”思想，水浒英雄上梁山，走“反叛之路”大多也不过是暂居水寨以思寻忠君报国之途，因此《水浒》中的梁山英雄与方腊等不一样，他们在水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待机辅弼君王，专图报效国家——虽有李逵、武松等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招安，但他们却又是忠于宋江、服从梁山主流思想、尽心尽力于梁山事业的——这在小说最重要的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中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次大聚义中，梁山英雄只排了一个座次，没有称王设官，建立政权，反而换旗设堂，宋江也口口声声道：“一同保国安民”、“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等等；而且梁山队伍的招安也不仅仅是狭隘地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要是求寻忠君报国之路。因此作品中写他们不是在走投无路条件下的被迫招安，而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巨大胜利、“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这些胜利、这种形势作为资本，主动向宋朝政府寻求招安的。招安与暂居水寨一样都是手段，目的是想通过招安这个途径实
因为北宋末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不仅对于赵宋王朝而且对于整个汉民族国家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消除割据状态、团结御侮为急务，是最大的利益。作品中的水浒英雄当然不是内忧的一部分，而是天降大任于斯，承担“挽大厦之将倾”“拯国家于危难”“救黎民于水火”的受命者、爱国者。他们识大局，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梁山团体利益，将朝廷利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忠君爱国思想是作品中，也就是梁山英雄们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
（三）从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正确处理道德主旨与非道德内容的矛盾关系来揭示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显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将水浒英雄梁山之路非道德化。第一回的开篇楔子，洪太尉龙虎山误走一百单八妖魔，不仅仅是出于全书结构上的需要，亦或仅仅是加强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气氛，虽然不能说是以此来发泄对水浒英雄的仇视，但起码对梁山落草有这方面的是非评判的道德寓意。这个故事是《水浒》作者根据唐代薛用若《集异记》中的《汪凤》改编而来，汪凤是唐代苏州吴县人，当地张励因贪财将汪凤家常常喷冒青气之处掘开，结果寻宝未着，却放出了茅山道士鲍知远所囚之猴神，导致十二年后安史之乱的发生。《水浒》创作者采用这个故事显然有把梁山队伍比作安史叛军的用意。本来，洪太尉所处的宋仁宗时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但宋王朝总的还算国泰民安；现在洪太尉却将那阴森可怖的镇妖殿锁魔洞打开，放走了一群凶神恶煞，从而铸成大错，搅乱了宋朝天下，使天下生灵遭殃。唯其如此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在以后安排并肯定梁山队伍被招安的结局，并参加镇压其他类似于招安以前的梁山队伍的割据势力（田虎、王庆、方腊等）。而且作品中水浒英雄在上梁山途中及在梁山初期虽以“义气”相结，主观上想铲除邪恶、维护正义、追求公平合理，但他们的大多数做法客观上又是涂毒生灵、危害社会的罪恶活动，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梁山之路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妖魔之路。因此，要真正实现他们的主观理想，就必须摆脱这种妖魔化道路，走上忠君报国的光明之路。作品前七十一回部分的大量非道德内容恰恰是为了强化作品的道德主旨，从而很自然地过渡到后五十回的招安并为国效力，尽忠君王。
（四）从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来看
长期以来，对《水浒》中“招安之路”存在的偏见，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招安”是投降主义路线，招安之路是梁山英雄的悲剧之路；另一种认为“招安”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招安之路为没有出路的路。
如何认识水浒英雄的招安之路是正确理解《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关键所在。那么，招安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招安是手段，目的是“忠君报国”。
我们知道，梁山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宋江的“忠义”思想，水浒英雄上梁山，走“反叛之路”大多也不过是暂居水寨以思寻忠君报国之途，因此《水浒》中的梁山英雄与方腊等不一样，他们在水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待机辅弼君王，专图报效国家——虽有李逵、武松等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招安，但他们却又是忠于宋江、服从梁山主流思想、尽心尽力于梁山事业的——这在小说最重要的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中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次大聚义中，梁山英雄只排了一个座次，没有称王设官，建立政权，反而换旗设堂，宋江也口口声声道：“一同保国安民”、“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等等；而且梁山队伍的招安也不仅仅是狭隘地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要是求寻忠君报国之路。因此作品中写他们不是在走投无路条件下的被迫招安，而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巨大胜利、“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这些胜利、这种形势作为资本，主动向宋朝政府寻求招安的。招安与暂居水寨一样都是手段，目的是想通过招安这个途径实
现他们的理想——忠君报国。既然梁山聚义的指导思想是忠君报国，接受招安是在为理想而战，当然就谈不上招安是什么投降主义路线、悲剧之路了。
其次，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正确选择。
作品描写并一定程度上歌颂特殊时代的英雄背叛之路，只不过是创作者们所采取的一种痛苦的不得已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梁山英雄的一种痛苦的抉择——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忠君报国之路。许多水浒英雄是逼上梁山的，宋江上梁山也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上梁山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因此，他上山后态度很明朗，目标十分明确，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盼等朝廷“赦罪招安，同心报国”，向往着日后忠君报国，“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李贽指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可见，梁山英雄虽然走上“反叛”之路，却与其他的妄图取而代之具有帝王思想的盗贼、反叛者根本不同，他们的主导思想及实际言行已经充分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汉民族国家——北宋王朝面临的深重危机，一方面国内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盗寇蜂起，另一方面外部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袭。因此，水浒英雄们为了越过国内奸臣当道、政治腐败这道门坎去施展忠君报国的远大抱负，就只得暂走梁山之路。既然暂走梁山之路是为寻找忠君报国之路，那么梁山英雄的招安就是找到了忠君报国之路，因而招安之路当然就不是什么没有出路的路，而恰恰是值得肯定的实现忠君报国的正确选择。
再次，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唯一正确选择。
批评“招安”论者，要么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要么是从个人、集团利益而不是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去考虑问题的。显然，前者的观点是荒谬不切实际的，后者的观点是狭隘自私的。下面从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以阐明招安之路在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选择上的唯一正确性。
一方面，时代条件的局限和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坚持非招安的梁山斗争在理想上、在现实上都是必败的结局。
从社会理想上看，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代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新的阶级力量，形成先进的政党，从理论上说，人们期望的那种理想也就不可能实现，因而水浒英雄的斗争终归要失败，即使不是现实的失败，也会是理想上的失败。拿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刘邦、朱元璋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现实的胜利，但不过是让整个社会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而建构起新的封建王朝，同样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从社会理想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失败。 对《水浒》来说，要说明这个问题，李逵这个人物是最有说服力的。李逵在梁山队伍中被视为所谓彻底的“革命者”，反对招安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还是梁山英雄中为数不多的农民出身，在许多理想主义者眼中，李逵应算得上一个实现那种农民社会理想的代表人物。显然，人们对于这个黑旋风往往只注意到了他的那种豪侠鲁直、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敢做敢当的天真朴率性格一面，看到他的所作所为感觉很过瘾很痛快，从而忘记了必要的深入思考。只要我们深读作品，对这个人物认真分析、审视一下，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对李逵，创作者在他身上寄寓了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李逵的思想性格在作品中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作品更多的是展示他的“黑”的一面，把它写成一个贪酒好赌、粗野凶恶、嗜食人肉、滥杀无辜、残暴无比的恐怖人物，是一股可怕的“黑旋风”，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他虽也做了些好事，但被其血腥罪行淹没殆尽，甚至他为了某一“义”举、做件好事而干尽坏事，造成更多无辜遭殃、冤魂遍野。不过让我们还是姑且饶恕他犯的这些罪恶，因为也许社会为他付出沉重代价是值得的，能够换来一个理想的社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逵并不能给人类谋幸福，不能引导人们通向理想光明之途，他带来的只是破坏，丝毫没有一点建设性的东西。他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也不过是想换个皇帝，自己也谋个官儿做做，以求得更大的快活。作品多次写到这一点，如第四十一回宋江上梁山大摆筵席间，李逵跳起道：
“好哥哥……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又如第六十七回宋江与刚上山的卢俊义再三谦让山寨主之位时，李逵道：“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再如第七十五回李逵扯诏骂钦差道：“……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等等。我们看不出这位所谓坚定的革命者的理想比宋江的高明之处。这样，社会为他作出的牺牲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罪恶也就是不可饶恕的。可见，从社会理想角度看，《水浒》即便如李逵式的坚定斗争，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时代条件决定了他们逃不过那个“圈”——封建的改朝换代。
从社会现实来看，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梁山泊政权建设并未认真进行，只排了一个座次，制度很不健全，加上不事生产，专靠打家劫舍，过着“论称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种乌托邦式的所谓理想生活，不但不可能支撑长久，而且严重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假如宋江有帝王之志，欲取宋而代之，认真进行政权建设的话，且不说与宋朝的内战以及与其它割据势力的混战不可避免，就其本身来说，也难免陷于权力分配上的激烈斗争，象以后其“理想目标”远远超过宋江的洪秀全欲取清而代之，但太平天国在进行政权建设当中，表现的却是比晚清政权腐败得多的局面，演出的是刀光剑影、血腥内斗的惨剧，很能证明这一点。因此，在当时外有强敌女真金兵、内有北宋王朝及诸多割据势力（仅方腊一支就几乎与宋江匹敌）的这种形势下，水浒英雄坚持在梁山的斗争，即使现实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理想上、在现实上都将是失败的结局，那么我们当然不主张宋江在力量壮大之后仍呆在梁山泊造反，继续搞什么“暴力革命”，而应立即招安。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决定了梁山队伍在当时必须走招安之路以实现忠君报国。
唐末以来，尤其两宋之交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契丹辽兵、女真金兵、蒙古铁骑对汉民族国家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人民反外侵斗争此伏彼起。在国家、民族面临这种深刻危机的背景下，不需要也不能打内战，而应团结御侮。况且赵宋王朝仍然是捍卫汉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合法政权，是维系汉民族的向心力量，是汉民族反对外敌的一面旗帜。不管历史上宋江的真实情况如何，《水浒》中的宋江招安起码已经概括进了两宋之交活跃于中原各地的结聚山寨的北方义军的抗金斗争及其对金军南下的巨大牵制这个历史实际。鲁迅曾经指出：“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仇视外敌，便想用较甚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至于走上招安之路后的水浒英雄在征方腊后的结局，如果理解为悲剧的话，那么他们的悲剧应是象征着汉民族国家的悲剧——他们平四寇元气大伤、他们最后又被奸臣陷害，北敌女真金兵乘机南侵，国土沦丧，不久赵宋王朝迁都临安、中原丧尽，北方父老南向长咨嗟；如果理解为壮志已酬、抱负已伸，谈不上什么悲剧的话，水浒英雄于君于国于民的光辉业绩应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赵宋王朝的元气，使之能立半壁江山于江南，延缓了北方落后的游牧异族征服整个汉民族区域的进程。黑格尔曾指出，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做成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实际做成了什么。当时的历史实际就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任何一个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团结抗敌，杀身报国，立功边陲，而不是乘此搞内斗、割据造乱，搞什么要推翻封建社会、消灭旧制度，建立什么美好的理想的社会，或是《水浒》中一度出现的、被一些空想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争取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这种所谓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宋江招安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基于报君效国、杀敌边陲的思想动机，英明决策接受招安外征辽虏、内平三寇，从而实现了他们的“忠君报国”
的远大理想。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我们就不难正确地认识在水浒时代梁山英雄的招安之路及其与忠君爱国的相互关系，作为实现忠君报国的手段，招安之路不仅是值得肯定的正确选择，而且是梁山队伍的唯一正确选择，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的康庄之路，没有比通过招安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有更好的历史选择与安排。对“招安之路”的各种偏见都是没有道理的。
综合以上对于《水浒》中忠君与爱国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对《水浒》忠君爱国主旨的四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水浒》的思想主旨不仅是而且只能是忠君爱国，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这是我们阅读并理解《水浒》的首要而关键的任务。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大量有关《水浒》的评论，对《水浒》的诸多看法，当然有不乏合理性的内容，但是也确有不少的东西却是误解了作品的原意，纯属臆测，捕风捉影或牵强附会，背离了创作者的初衷。有的甚至还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别有用心地曲解这部光辉巨著，其中最为突出也是几十年来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即将其视为一部反映并歌颂宋江农民起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极其荒谬的观点，真是贻害不浅。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则更是值得商榷的了。
可见，我们重新审视、认识《水浒》，并认真研究、正确理解《水浒》，尤其是弄清《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工作是多么迫切、何等的重要啊！有鉴于此，本文冒昧一试，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不成熟的探索，谈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2003年5月
通讯地址：安徽省岳西县店前中学
邮政编码：246670
浅论《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项 霞 王焰明
摘要：君主时代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水浒》行侠仗义之“小义”服务、从属于忠君爱国之“大义”。本文从历史实际及作品的实际内容两个方面去分析忠君与爱国的密切关系，并从作品形成的背景与作品内容、水浒英雄落草为寇的现实与忠君报国理想的关系、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四个方面去探讨《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关键词：《水浒》、忠君爱国
《水浒》到底在歌颂什么？肯定什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重新认识的问题，也只有将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才能引领《水浒》的读者及观众去真正理解《水浒》，从而使《水浒》达到它的理想的教育目的。
显然，那种以“杀富济贫”、“打家劫舍”而随意剥夺别人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思维去阉割地理解《水浒》，与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主流氛围分不开，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所在。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若再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去认识《水浒》，不但有违作品本旨，更不合时宜。
尽管《水浒》版本颇多、思想倾向较为复杂，但有一点应是众所认同，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作品中深刻流露出来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意识，这也是各种版本的《水浒》得以存世流播的重要原因，而且，本文认为较好地体现忠君爱国思想意识的应该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明末杨定见序、袁无涯刻本）。本文拟就这一版本谈谈《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
一、《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关系
梁山英雄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忠君爱国的？或者说《水浒》的思想主旨是不是忠君爱国的？对于忠君这一点，人们不难去认识，比较容易接受与理解；而对于爱国这个方面则存在诸多认识上的障碍，往往偏见地将忠君与爱国对立起来。因此，要搞清《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首先必须搞清爱国主义的内涵，而关键是必须认识君主时代尤其是《水浒》时代忠君与爱国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谓爱国主义，是指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但是，反对民族和国家的分裂，缔造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民族压迫和抗击外来侵略，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等等，始终是爱国主义在任何历史时期所共同具有的基本内容。可见，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客观效果看，梁山英雄的所作所为恰恰就包含了如上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上梁山反贪官，惩奸除邪，与社会反动势力作斗争；下梁山，顺朝廷，征辽御侮，维护汉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平三寇（田虎、王庆、方腊），消除割据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
水浒英雄何以能如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主观动机，也就是要撇开梁山英雄中一些非主流思想，从其领导层的指导思想上作更深入的分析，方能认识清楚。
那么，梁山领袖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去分析。
中国传统的官方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忠君爱国爱民。儒家创始人孔子象屈原一样也是忠君爱国主义者，只不过屈原生当战国，各诸侯国已完全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就是忠于楚王、热爱楚国及其人民，表现得是何等强烈！而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诸侯国，而是忠于周王室，对整个周天
下及其子民的爱，表现得比较委婉但却是何等的诚挚与实在！
可悲的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竟然抛弃了孔子的这种可贵思想，甚至完全否定、彻底批判儒家思想文化——这种社会政治氛围势必会影响到对《水浒》思想主旨的认识，不可能对《水浒》的价值取向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注意并肯定屈原的爱国思想（实为忠君爱国思想），但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中，口号色彩很浓，流于空洞的说教，往往宣扬一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实际上脱离了现实，成了假大空，流于形式，特别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实际上，做好事，热爱祖国没有什么阶级之别，大小之分，也没有时间上的规定，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始终贯穿在一个人的思想言行之中。不能说我已完成了爱国的任务，不能说我爱中国而不爱自己的家乡，也不能说我爱中国人民而不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自己家乡，不爱自己身边的人，甚至不爱自己的父母的人，他怎么会去热爱祖国呢？
孔子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孔子说，“克已复礼为仁”，主张恢复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让人民安居乐业；“仁者，爱人”，主张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到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显然都是一种可贵的爱国思想。因为爱国说到底是爱民，是爱我们这个民族以及附着在人民、民族这个载体上的祖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美德等。
在中国，尤其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至深且远，渗透到中化民族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之中，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其薰染与影响，即使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域外宗教及文化来到中国，都要一定程度上的儒化后方能生存、发展。在《水浒》中，即便如李逵这样的莽夫也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烙印，有着仁爱忠孝之心，只不过被其粗鲁残暴滥杀所冲淡而不为人所注意罢了，但他对晁盖、宋江的“忠义”却是至死不渝，表现得非常鲜明的。李逵如此，更何况宋江、卢俊义等人了。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对自幼学儒的梁山领袖宋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规定着梁山事业的发展方向，而贯穿《水浒》全书的核心思想正是宋江的“忠义”思想。宋江作为全书的关键人物、梁山事业的核心，实际上成了“忠义”的化身。
现在的问题是，宋江的“忠”首先是“忠君”，然后才是爱国。他的忠君算不算爱国的东西，忠君与爱国是不是矛盾着的？当然，忠君并不等于爱国，但是，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在君主时代，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的前提。一旦没有了君主，或君而不主，就会天下大乱、兵锋四起、生灵涂炭。因此，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在君主时代，一般情况下，爱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
既然君主时代忠君与爱国不可分割，那么《水浒》中义与忠、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就不难去认识了。
首先，从义与忠的关系来看：
“义”作为《水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比较复杂。它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会道德观念。在《水浒》前七十一回中，“义”起码有“正义”、“团结合作”、不辨是非的“江湖义气”、仗义疏财的“金钱义气”、忠君之义等多种含义，这里概括为大义、小义两类。
从“小义”来看，表现的是扶危济困、互相支援、见义勇为、自发反抗等，这是一种积极的品德，对水浒英雄来说，这种“义”还是团结好汉、行侠仗义的行为准则，他们那种讲义气、报知已、感恩遇、打不平等等皆为义气的表现。但是，这种义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一般以个人恩怨作为行动的依据，因此它实际上容易把个人情谊、好恶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往往是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情谊、个人孔见。正因“小义”存在这些局限，作品在描写这些水浒英雄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等的壮烈“义气”行为时，如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
不辨是非、滥杀无辜、凶狠残暴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大义”来看，它是“忠义”，忠君之大义。根据《水浒》主旨的要求，作品中由小到大的多次结义，就是要实现一种理想，一种超越“小义”之“大义”。从东溪村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到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再到梁山一百零八英雄大聚义，改“聚义”为“忠义”，打出“替天行道”大旗。这样，先前那种狭隘的“义”就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忠义”了，成为“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理想。
在《水浒》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小义”与“大义”的关系。作品始终将“义”放在“忠”的范围之内，“忠”在“义”之上，“义”服从于“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舍“义”而取“忠”，这在宋江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而最突出的表现则是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
其次，从忠君与爱国的关系来看：
《水浒》中宣扬的“忠”指的是什么呢？很明显，作品的“忠”是指忠于大宋王朝，忠于赵宋皇帝。问题在于，赵宋王朝是不是汉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大宋皇帝值不值得水浒英雄尽“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理解《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关系的关键。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从而认识《水浒》忠君与爱国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历史实际方面来看，十二世纪上半期的赵宋与桀夏、纣商不同，当时宋朝制度完备，政权完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虽存在腐败问题，但远未达到夏桀、商纣那种严重程度；特别是那时汉民族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就决定了赵宋仍然是汉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是汉民族抗击北方游牧异族入侵的一面旗帜。至于两宋之交的皇帝多重用主和派（一般称为“投降派”，多为文臣），而抑制主战派（多为武将）——最为突出的是杀害抗金名将岳飞——其实这与赵宋立国之初太祖太宗过分吸取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武将弄权的历史教训，而实行重文轻武、对武将防范甚严的基本国策分不开。水浒英雄绝大多数为武将，其前后遭遇正是这种重文轻武的制度的产物。实际上赵宋王朝并不滥杀功臣，反而给臣僚（包括武将）以优厚的生活待遇。拿岳飞来说，32岁时即升任节度使，位封侯，可见在民族国家危亡时刻深得高宗皇帝信用；然而岳飞不谙宋制，身为手握重兵的武将却屡悖臣规（如急于北伐而要求增兵，不成时又居然未经帝准愤而擅离职守、并三次抗诏不回，奏议立储而卷进宫廷内部继立大事，坚违帝旨而反对议和，等等），深为高宗皇帝疑忌，冒犯了宋朝祖制，再加上金以杀飞为议和条件，其杀身已在所难免。那种责骂宋代皇帝妥协投降而要求时人推翻其统治的荒唐想法，与责怪精忠报国的岳飞是愚忠而要求他应该将在外不受君命甚至取宋而代之再图抗金的单纯天真想法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不难想象那将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恐怕将是汉民族内部陷入更大的纷争，南宋偏安东南都不可得。可见，在当时的形势下，报效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忠于赵宋皇帝，以内消割据、外御侵略。
从作品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看，《水浒》明确将赵宋视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化身，作品安排晁盖早死，就是怕他称王叛宋；由于田虎、王庆、方腊纷纷称王称帝，自立朝廷，违背了“忠”宋大伦，所以作品将他们称为贼寇。而且水浒英雄纷纷落草、走上“反叛”之路，主体上并非反叛朝廷，而是反抗社会黑暗势力，“反贪官不反皇帝”，针对的是奸邪，而非皇权。梁山领袖宋江上台后始终未称王，还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杏黄大旗。因此，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就很自然地通过这条“反叛”之路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接受招安并为国效力，建功立业——内剿三贼，外征辽寇。宋江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还经常说到：“我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而且在征方腊后被奸臣陷害时仍忠贞不渝，“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作品还将这位“忠义”的化身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九天玄女授天书”就是要求宋江“为主全忠全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在寻求效忠君王，报效国家的途径，两败童贯、三赢高俅并非对抗宋朝，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胜利正好成了他们寻求招安的资本，并藉此最终实现了忠君报国的理想。
另外，作品还安排一批朝廷忠臣如宿元景、陈灌在皇帝面前仗义执言，使帝准奏招安并使水浒英雄有机会施展为国尽忠效力的抱负。
总之，作为宋江等水浒英雄追求的大目标“忠义”思想，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不仅仅是劫富济贫、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恩报仇复等的江湖义气，而更主要是指惩奸去邪、医治社会、效忠皇帝、报效国家的忠君报国的社会理想，维护国家外不受异族欺凌、内不受割据之害，以重建公正清明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维护忠君爱民的儒家伦理道德。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水浒时代，水浒英雄的“义”、“忠”与“爱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忠君与爱国成为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水浒》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
弄清了水浒英雄的指导思想“忠义”与爱国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浒》的思想主旨也就显而易见了。《水浒》的忠君爱国主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一）从作品形成的背景与作品内容来看：
从北宋末宋江起事到明代《水浒》成书并形成各种版本，正值女真金兵、蒙古铁骑、满洲八旗等北方游牧异族，纷纷南下，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而汉民族内部又是相互争斗不止的时代。汉民族国家先是宋朝丢掉半壁江山，北宋灭亡，北方黄淮尽被女真金人统治，接着又丢掉整个江山，南宋灭亡，蒙古元朝统治整个中华大地，再接着是元末群雄蜂起，而正是这些大江南北各地的草泽英雄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将汉族的异族政权——蒙元大帝国打破，重建起汉民族王朝——朱明王朝。以上的形势无疑会影响到《水浒》的创作思想。
《水浒》作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期部分主要讲水浒英雄如何逐个落草上梁山，由小聚义到大聚义的过程，从而将各路好汉（包括许多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危害社会的成员）组织、汇聚成一股正义之师、忠君报国的力量；后期部分可分为五个阶段：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这前后两大部分以梁山大聚义为界，以大聚义时宋江换旗（“替天行道”杏黄旗）设堂（“忠义堂”）为前后两大部分的连接点，以“忠义”为贯穿始终的红线。 只有搞清了作品的创作背景，才能理解作品内容并进而认识作品的思想主旨。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从《水浒》形成的背景去理解作品内容不难认识《水浒》的性质。《水浒》根本不是什么歌颂农民起义之作（可从梁山队伍的主体力量及其指导思想去分析），也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英雄传奇”之作。《水浒》是几百年来广大百姓和文人借宋江故事抒发他们理想的产物，把本是一座强盗山寨的梁山泊理想化为“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而梁山泊“强盗”也变成了“仁义”之师——水浒英雄，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贼首、与方腊等无甚区别的宋江成了“忠义”的化身，成为了一位忠君爱国者的形象。水浒英雄梁山落草之路也就成为一条思寻忠君报国之路。可见，《水浒》的性质在于，歌颂忠义、肯定招定之路并进而讴歌效忠君王报效国家。因而《水浒》的思想主旨自然就是忠君爱国了。
（二）从水浒英雄落草为寇的现实与忠君报国的理想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揭示社会的黑暗，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结到奸臣与贪官污吏身上，从而较好地处理了水浒英雄落草为寇与忠君报国的前后矛盾而实为统一的关系。作品开端即写高俅“发迹”和得到徽宗皇帝的宠信，以预示“乱自上作”。在整个作品中，在朝廷有以高俅为首的包括蔡京、童贯、杨戬等奸臣当道，蒙蔽圣上，在地方有以张都监、蒋门神、西门庆、祝朝奉等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土豪劣坤及其依附于他们的爪牙势力。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形成了这样一张黑暗势力网络。对社会黑暗面的揭示，其深刻寓意是内乱必兴，民族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一方面是大厦将倾，需要救世者，而另一方面则是奸臣当道，英雄报国无门。整个小说写宋江等梁山英雄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歌颂他们对社会的黑暗面作的一些必要的斗争——尽管作品很畅快淋漓地表现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然而这决非作品主旨——而恰恰在于歌颂他们充当了社会的疗救者，
因为北宋末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不仅对于赵宋王朝而且对于整个汉民族国家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消除割据状态、团结御侮为急务，是最大的利益。作品中的水浒英雄当然不是内忧的一部分，而是天降大任于斯，承担“挽大厦之将倾”“拯国家于危难”“救黎民于水火”的受命者、爱国者。他们识大局，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梁山团体利益，将朝廷利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忠君爱国思想是作品中，也就是梁山英雄们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
（三）从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正确处理道德主旨与非道德内容的矛盾关系来揭示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显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将水浒英雄梁山之路非道德化。第一回的开篇楔子，洪太尉龙虎山误走一百单八妖魔，不仅仅是出于全书结构上的需要，亦或仅仅是加强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气氛，虽然不能说是以此来发泄对水浒英雄的仇视，但起码对梁山落草有这方面的是非评判的道德寓意。这个故事是《水浒》作者根据唐代薛用若《集异记》中的《汪凤》改编而来，汪凤是唐代苏州吴县人，当地张励因贪财将汪凤家常常喷冒青气之处掘开，结果寻宝未着，却放出了茅山道士鲍知远所囚之猴神，导致十二年后安史之乱的发生。《水浒》创作者采用这个故事显然有把梁山队伍比作安史叛军的用意。本来，洪太尉所处的宋仁宗时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但宋王朝总的还算国泰民安；现在洪太尉却将那阴森可怖的镇妖殿锁魔洞打开，放走了一群凶神恶煞，从而铸成大错，搅乱了宋朝天下，使天下生灵遭殃。唯其如此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在以后安排并肯定梁山队伍被招安的结局，并参加镇压其他类似于招安以前的梁山队伍的割据势力（田虎、王庆、方腊等）。而且作品中水浒英雄在上梁山途中及在梁山初期虽以“义气”相结，主观上想铲除邪恶、维护正义、追求公平合理，但他们的大多数做法客观上又是涂毒生灵、危害社会的罪恶活动，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梁山之路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妖魔之路。因此，要真正实现他们的主观理想，就必须摆脱这种妖魔化道路，走上忠君报国的光明之路。作品前七十一回部分的大量非道德内容恰恰是为了强化作品的道德主旨，从而很自然地过渡到后五十回的招安并为国效力，尽忠君王。
（四）从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来看
长期以来，对《水浒》中“招安之路”存在的偏见，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招安”是投降主义路线，招安之路是梁山英雄的悲剧之路；另一种认为“招安”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招安之路为没有出路的路。
如何认识水浒英雄的招安之路是正确理解《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关键所在。那么，招安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招安是手段，目的是“忠君报国”。
我们知道，梁山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宋江的“忠义”思想，水浒英雄上梁山，走“反叛之路”大多也不过是暂居水寨以思寻忠君报国之途，因此《水浒》中的梁山英雄与方腊等不一样，他们在水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待机辅弼君王，专图报效国家——虽有李逵、武松等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招安，但他们却又是忠于宋江、服从梁山主流思想、尽心尽力于梁山事业的——这在小说最重要的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中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次大聚义中，梁山英雄只排了一个座次，没有称王设官，建立政权，反而换旗设堂，宋江也口口声声道：“一同保国安民”、“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等等；而且梁山队伍的招安也不仅仅是狭隘地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要是求寻忠君报国之路。因此作品中写他们不是在走投无路条件下的被迫招安，而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巨大胜利、“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这些胜利、这种形势作为资本，主动向宋朝政府寻求招安的。招安与暂居水寨一样都是手段，目的是想通过招安这个途径实
因为北宋末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不仅对于赵宋王朝而且对于整个汉民族国家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消除割据状态、团结御侮为急务，是最大的利益。作品中的水浒英雄当然不是内忧的一部分，而是天降大任于斯，承担“挽大厦之将倾”“拯国家于危难”“救黎民于水火”的受命者、爱国者。他们识大局，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梁山团体利益，将朝廷利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忠君爱国思想是作品中，也就是梁山英雄们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
（三）从作品非道德内容与道德主旨的关系来看：
作品通过正确处理道德主旨与非道德内容的矛盾关系来揭示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显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将水浒英雄梁山之路非道德化。第一回的开篇楔子，洪太尉龙虎山误走一百单八妖魔，不仅仅是出于全书结构上的需要，亦或仅仅是加强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气氛，虽然不能说是以此来发泄对水浒英雄的仇视，但起码对梁山落草有这方面的是非评判的道德寓意。这个故事是《水浒》作者根据唐代薛用若《集异记》中的《汪凤》改编而来，汪凤是唐代苏州吴县人，当地张励因贪财将汪凤家常常喷冒青气之处掘开，结果寻宝未着，却放出了茅山道士鲍知远所囚之猴神，导致十二年后安史之乱的发生。《水浒》创作者采用这个故事显然有把梁山队伍比作安史叛军的用意。本来，洪太尉所处的宋仁宗时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但宋王朝总的还算国泰民安；现在洪太尉却将那阴森可怖的镇妖殿锁魔洞打开，放走了一群凶神恶煞，从而铸成大错，搅乱了宋朝天下，使天下生灵遭殃。唯其如此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在以后安排并肯定梁山队伍被招安的结局，并参加镇压其他类似于招安以前的梁山队伍的割据势力（田虎、王庆、方腊等）。而且作品中水浒英雄在上梁山途中及在梁山初期虽以“义气”相结，主观上想铲除邪恶、维护正义、追求公平合理，但他们的大多数做法客观上又是涂毒生灵、危害社会的罪恶活动，特别是李逵、鲁达、武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梁山之路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妖魔之路。因此，要真正实现他们的主观理想，就必须摆脱这种妖魔化道路，走上忠君报国的光明之路。作品前七十一回部分的大量非道德内容恰恰是为了强化作品的道德主旨，从而很自然地过渡到后五十回的招安并为国效力，尽忠君王。
（四）从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的关系来看
长期以来，对《水浒》中“招安之路”存在的偏见，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招安”是投降主义路线，招安之路是梁山英雄的悲剧之路；另一种认为“招安”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招安之路为没有出路的路。
如何认识水浒英雄的招安之路是正确理解《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关键所在。那么，招安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招安之路与忠君报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招安是手段，目的是“忠君报国”。
我们知道，梁山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宋江的“忠义”思想，水浒英雄上梁山，走“反叛之路”大多也不过是暂居水寨以思寻忠君报国之途，因此《水浒》中的梁山英雄与方腊等不一样，他们在水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待机辅弼君王，专图报效国家——虽有李逵、武松等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招安，但他们却又是忠于宋江、服从梁山主流思想、尽心尽力于梁山事业的——这在小说最重要的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中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次大聚义中，梁山英雄只排了一个座次，没有称王设官，建立政权，反而换旗设堂，宋江也口口声声道：“一同保国安民”、“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等等；而且梁山队伍的招安也不仅仅是狭隘地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要是求寻忠君报国之路。因此作品中写他们不是在走投无路条件下的被迫招安，而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巨大胜利、“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这些胜利、这种形势作为资本，主动向宋朝政府寻求招安的。招安与暂居水寨一样都是手段，目的是想通过招安这个途径实
现他们的理想——忠君报国。既然梁山聚义的指导思想是忠君报国，接受招安是在为理想而战，当然就谈不上招安是什么投降主义路线、悲剧之路了。
其次，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正确选择。
作品描写并一定程度上歌颂特殊时代的英雄背叛之路，只不过是创作者们所采取的一种痛苦的不得已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梁山英雄的一种痛苦的抉择——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忠君报国之路。许多水浒英雄是逼上梁山的，宋江上梁山也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上梁山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因此，他上山后态度很明朗，目标十分明确，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盼等朝廷“赦罪招安，同心报国”，向往着日后忠君报国，“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李贽指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可见，梁山英雄虽然走上“反叛”之路，却与其他的妄图取而代之具有帝王思想的盗贼、反叛者根本不同，他们的主导思想及实际言行已经充分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汉民族国家——北宋王朝面临的深重危机，一方面国内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盗寇蜂起，另一方面外部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袭。因此，水浒英雄们为了越过国内奸臣当道、政治腐败这道门坎去施展忠君报国的远大抱负，就只得暂走梁山之路。既然暂走梁山之路是为寻找忠君报国之路，那么梁山英雄的招安就是找到了忠君报国之路，因而招安之路当然就不是什么没有出路的路，而恰恰是值得肯定的实现忠君报国的正确选择。
再次，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唯一正确选择。
批评“招安”论者，要么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要么是从个人、集团利益而不是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去考虑问题的。显然，前者的观点是荒谬不切实际的，后者的观点是狭隘自私的。下面从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以阐明招安之路在实现忠君报国理想的选择上的唯一正确性。
一方面，时代条件的局限和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坚持非招安的梁山斗争在理想上、在现实上都是必败的结局。
从社会理想上看，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代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新的阶级力量，形成先进的政党，从理论上说，人们期望的那种理想也就不可能实现，因而水浒英雄的斗争终归要失败，即使不是现实的失败，也会是理想上的失败。拿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刘邦、朱元璋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现实的胜利，但不过是让整个社会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而建构起新的封建王朝，同样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从社会理想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失败。 对《水浒》来说，要说明这个问题，李逵这个人物是最有说服力的。李逵在梁山队伍中被视为所谓彻底的“革命者”，反对招安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还是梁山英雄中为数不多的农民出身，在许多理想主义者眼中，李逵应算得上一个实现那种农民社会理想的代表人物。显然，人们对于这个黑旋风往往只注意到了他的那种豪侠鲁直、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敢做敢当的天真朴率性格一面，看到他的所作所为感觉很过瘾很痛快，从而忘记了必要的深入思考。只要我们深读作品，对这个人物认真分析、审视一下，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对李逵，创作者在他身上寄寓了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李逵的思想性格在作品中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作品更多的是展示他的“黑”的一面，把它写成一个贪酒好赌、粗野凶恶、嗜食人肉、滥杀无辜、残暴无比的恐怖人物，是一股可怕的“黑旋风”，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他虽也做了些好事，但被其血腥罪行淹没殆尽，甚至他为了某一“义”举、做件好事而干尽坏事，造成更多无辜遭殃、冤魂遍野。不过让我们还是姑且饶恕他犯的这些罪恶，因为也许社会为他付出沉重代价是值得的，能够换来一个理想的社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逵并不能给人类谋幸福，不能引导人们通向理想光明之途，他带来的只是破坏，丝毫没有一点建设性的东西。他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也不过是想换个皇帝，自己也谋个官儿做做，以求得更大的快活。作品多次写到这一点，如第四十一回宋江上梁山大摆筵席间，李逵跳起道：
“好哥哥……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又如第六十七回宋江与刚上山的卢俊义再三谦让山寨主之位时，李逵道：“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再如第七十五回李逵扯诏骂钦差道：“……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等等。我们看不出这位所谓坚定的革命者的理想比宋江的高明之处。这样，社会为他作出的牺牲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罪恶也就是不可饶恕的。可见，从社会理想角度看，《水浒》即便如李逵式的坚定斗争，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时代条件决定了他们逃不过那个“圈”——封建的改朝换代。
从社会现实来看，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梁山泊政权建设并未认真进行，只排了一个座次，制度很不健全，加上不事生产，专靠打家劫舍，过着“论称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种乌托邦式的所谓理想生活，不但不可能支撑长久，而且严重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假如宋江有帝王之志，欲取宋而代之，认真进行政权建设的话，且不说与宋朝的内战以及与其它割据势力的混战不可避免，就其本身来说，也难免陷于权力分配上的激烈斗争，象以后其“理想目标”远远超过宋江的洪秀全欲取清而代之，但太平天国在进行政权建设当中，表现的却是比晚清政权腐败得多的局面，演出的是刀光剑影、血腥内斗的惨剧，很能证明这一点。因此，在当时外有强敌女真金兵、内有北宋王朝及诸多割据势力（仅方腊一支就几乎与宋江匹敌）的这种形势下，水浒英雄坚持在梁山的斗争，即使现实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理想上、在现实上都将是失败的结局，那么我们当然不主张宋江在力量壮大之后仍呆在梁山泊造反，继续搞什么“暴力革命”，而应立即招安。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决定了梁山队伍在当时必须走招安之路以实现忠君报国。
唐末以来，尤其两宋之交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契丹辽兵、女真金兵、蒙古铁骑对汉民族国家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人民反外侵斗争此伏彼起。在国家、民族面临这种深刻危机的背景下，不需要也不能打内战，而应团结御侮。况且赵宋王朝仍然是捍卫汉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合法政权，是维系汉民族的向心力量，是汉民族反对外敌的一面旗帜。不管历史上宋江的真实情况如何，《水浒》中的宋江招安起码已经概括进了两宋之交活跃于中原各地的结聚山寨的北方义军的抗金斗争及其对金军南下的巨大牵制这个历史实际。鲁迅曾经指出：“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仇视外敌，便想用较甚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至于走上招安之路后的水浒英雄在征方腊后的结局，如果理解为悲剧的话，那么他们的悲剧应是象征着汉民族国家的悲剧——他们平四寇元气大伤、他们最后又被奸臣陷害，北敌女真金兵乘机南侵，国土沦丧，不久赵宋王朝迁都临安、中原丧尽，北方父老南向长咨嗟；如果理解为壮志已酬、抱负已伸，谈不上什么悲剧的话，水浒英雄于君于国于民的光辉业绩应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赵宋王朝的元气，使之能立半壁江山于江南，延缓了北方落后的游牧异族征服整个汉民族区域的进程。黑格尔曾指出，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做成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实际做成了什么。当时的历史实际就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任何一个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团结抗敌，杀身报国，立功边陲，而不是乘此搞内斗、割据造乱，搞什么要推翻封建社会、消灭旧制度，建立什么美好的理想的社会，或是《水浒》中一度出现的、被一些空想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争取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这种所谓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宋江招安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基于报君效国、杀敌边陲的思想动机，英明决策接受招安外征辽虏、内平三寇，从而实现了他们的“忠君报国”
的远大理想。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我们就不难正确地认识在水浒时代梁山英雄的招安之路及其与忠君爱国的相互关系，作为实现忠君报国的手段，招安之路不仅是值得肯定的正确选择，而且是梁山队伍的唯一正确选择，招安之路是实现忠君报国的康庄之路，没有比通过招安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有更好的历史选择与安排。对“招安之路”的各种偏见都是没有道理的。
综合以上对于《水浒》中忠君与爱国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对《水浒》忠君爱国主旨的四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水浒》的思想主旨不仅是而且只能是忠君爱国，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这是我们阅读并理解《水浒》的首要而关键的任务。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大量有关《水浒》的评论，对《水浒》的诸多看法，当然有不乏合理性的内容，但是也确有不少的东西却是误解了作品的原意，纯属臆测，捕风捉影或牵强附会，背离了创作者的初衷。有的甚至还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别有用心地曲解这部光辉巨著，其中最为突出也是几十年来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即将其视为一部反映并歌颂宋江农民起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极其荒谬的观点，真是贻害不浅。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则更是值得商榷的了。
可见，我们重新审视、认识《水浒》，并认真研究、正确理解《水浒》，尤其是弄清《水浒》忠君爱国思想主旨的工作是多么迫切、何等的重要啊！有鉴于此，本文冒昧一试，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不成熟的探索，谈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2003年5月
通讯地址：安徽省岳西县店前中学
邮政编码：24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