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南罗雪梅
古汉语研究 2007年04期
一、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曾提出命题：“诗歌是认识发音的宝贵文献”，他说：“诗法的体系有的以音节的数目为基础，有的以音量或语音的相同（头韵，半韵，韵脚）为基础，这些不朽的作品可以给我们许多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比方说“古法语的韵脚可以告诉我们，例如gras‘肥’和faz（拉丁语 faciō‘我做’）的词末辅音直到什么年代还有区别，从什么时候起就已经互相接近以至相混了”等等。因此，要知道某些在文字书写上被忽略了的语音的“精确的表示”，“就只好去请教诗人”。[1][p64]这位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祖师说的是欧洲文献语言研究状况，但他所说的从诗歌用韵考察古代实际语音，却是一个同样适合中国历史语言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是诗的国度，汗牛充栋的古代诗歌文献是一个富矿，提供了充足的考察古代语音的原材料。从宋儒历明清以及现代，采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韵语研究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及其方音，作者辈出，成果卓著。最新的一个研究亮点是宋代语音，鲁国尧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通过对宋词用韵的穷尽考察，揭示了宋代通语18部韵系（鲁国尧1991/1994）。同时，反映在宋代诗词中的方言特征也分地区、分时段逐渐得到充分研究（刘晓南2001）。迄今为止，北及河北山东，南至吴闽湘赣的许多地域诗人用韵都有穷尽的考察，但宋诗词用韵的分区研究并未做完，四川地区即其中之一。
对宋代四川文士诗词用韵的考察，前辈学者已发表两篇论文：唐作藩先生(1988/1990)《苏轼诗韵考》和鲁国尧先生(1980)《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研究》。这些导夫先路的成果，就重点作家或部分作家进行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许多宋代四川通语与方言语音现象，但由于没有穷尽全部材料，宋代四川地区的通语与方音全貌如何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近几年，我们对宋代四川诗人用韵语料进行了穷尽的研究。已撰写《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刘晓南、罗雪梅2004），归纳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17部系统，与宋代通语18部相比，合并真文、庚青两部成庚青部。我们认为这个17部用韵系统是宋代通语的西部变体。并且，我们还指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中不符合通语音系的特殊韵例多而复杂，这暗示宋代四川地区日常通行的是与通语差异很大的本地方言。现在，我们按照索绪尔的提示，去“请教”宋代四川诗人有关他们方言在语音方面的某些“精确的表示”。
1.材料。我们使用的语料可以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宋代四川诗人全部诗歌用韵。这部分材料完全取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诗》是迄今有关宋诗的最完备的总集，煌煌72册，搜罗之富，无与伦比。全书大致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每位作者附一小传，简述其生卒里籍与仕履。根据小传，我们从书中钩稽宋代四川籍诗人计408家，诗作22248首，合计25958个韵段。涉及韵脚字很多，为了防止版本传抄中的讹误，我们在有疑问的地方，均进行校勘，核查原诗出处，必要时参校不同的版本，择善而从。为省篇幅，校语略出。其二是相关的旁证材料，又可分三部分。一是宋代其他文献，包括宋代笔记小说一百余种，宋人文集三十余种，旁及若干诗话词话，宋人所作经传注释等等。我们尤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这些文字最少拘谨，笔触灵活，不避俚俗，并且文中常常道出所记俗谈的具体乡域，可据以给语料进行比较准确的时空定位，把它看作宋人对当时方言调查的第一手材料亦不为过。利用这批语料，我们撰写《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刘晓南2004待刊）一文。二是前辈与时贤已发表的有关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四川语音研究的论著，如罗常培、周祖谟(1958、1996)，唐作藩(1988/1990)，鲁国尧 (1980)，赵振铎、黄峰(1998)，崔荣昌(1985、1996)等先生的论著。三是现代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二、三两项详见参考文献。
2.方法。两类材料，各有作用。诗人韵语是研究的对象，是语料的主体。我们采用系联与比较的方法，[2][p54]从中钩稽特殊用韵。特殊用韵简称“特韵”，是指一个韵段的韵脚字分属于《诗韵》的不同韵部，形成一种跨韵部的通押。这种通押既不符合诗韵的规定，又不合通语18部系统。它们反映诗人采用了不同于通语的语音来押韵。这有三种可能：一是据方音，二是仿古韵，三是临时音近合韵。
仿古韵可以根据诗题或诗注来确定，如苏轼5古《迁居之夕……而作》叶“禽音衿吟南今参深斟琴” (14-9556)。（注：括号注明该诗例在《全宋诗》中的位置，两个数字前者表册数，后者页码，下同。诗题太长者节取数字。）“南”字韵书皆收于覃韵，中古以来即不协侵韵。但《诗经》中“南”常协侵韵字，自《经典释文》录沈重说南字“协句宜乃林反”后，宋人就认“‘音’与‘南’皆以为协声。”（注：见郭绍虞《宋诗话辑逸》卷下，页1引《蔡宽夫诗话·协声》。）对苏轼本诗“南”押侵韵，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引述《韵补》“南，尼心切”以及《诗经》等古韵文，说明“（东坡）先生亦与禽音诸韵同押也”，显然看作仿古用韵。这是据诗注定仿古之例。又如苏辙5古《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九叶“开怀乖棲泥谐迷回”(15-10063)，诗题明言是次其兄子瞻的和陶渊明诗用韵。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七：“东坡亦尝和陶诗百余篇，自谓不甚愧渊明。”（上海书店《宋人小说》丛书之六，1990年，页2）东坡和陶诗多步原韵，核查《陶渊明文集》即可知用韵与陶同，故亦为仿古。仿古诗有明显的标志，易于辨别，且为数不多。它们不反映实际语音，故对这部分诗的用韵我们不作讨论。
除去仿古，就只有合韵与用方音入韵两个可能。怎样判断方音押韵是我们在方法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就必须用第二部分语料来确证。我们的做法有三。1.“特韵”中的语音现象，在宋人文献中已经明言为四川方音的，可据以直接确定为四川方音。如平声与上去声通押，见于《杨文公谈苑》和《挥麈录》。我们据此确定宋代四川方言声调归字与通语不同。我们认为宋代各种文献中记录的宋代四川方音是直接的方言实录，应予高度重视。2.前辈时贤的论著中已论证了的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四川方音，与诗歌“特韵”反映的语音情况相同或相似者，也可以确定为宋代四川方言。如四川诗人用韵的不同阳声韵尾混押，就是罗常培、周祖谟(1958)，李文泽(2000)等都已论证的一个古代四川方音现象，显然这是从汉代直到宋代一脉相延的四川方音特点。3.还有一些特韵，前述两种材料都找不到证明，就是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这时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一是跟宋代四川之外的地域方音现象比较，象支鱼通押，在宋代福建（刘晓南1999）、江浙（张令吾1998）、江西（杜爱英1998）等地普遍存在，四川诗人中也大量存在，即可断定四川也有与其他地域类似的方音现象。因而前辈时贤对于宋辽金诗词用韵的论著也是本文主要文献证据，为避行文繁重，在论述中，对这些论著的引证不一一注明出处，详情见参考文献，谨先于此一并致谢。另一个选择是采用现代四川方言来比对印证。现代四川方言主要是西南官话，此外还有客家话、湘方言等。据崔荣昌(1985、1996)的研究，这些方言大都是近代、主要是明清时，随移民植入四川的。那么，根据逻辑来推，这些方言也不是从宋代古老的四川方言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宋以前的四川方言是否全部消失，它究竟与现代四川方言有多大的关系，仍是需要加以比较论证的。在下文我们讨论每一个宋代四川方音特征时，我们尽可能地与现代四川的主要方言西南官话进行比较，并据以判断现代与宋代四川方言的关系。
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异调通押和阳声韵跨部通押两个方面的特殊用韵。
二、平与上去异调通押
依宋诗常例，平声不押上去声，但在四川诗韵中，出现了较多平声与上去声通押的现象，据我们考察，这与宋代四川方音有关。下面分两类加以讨论：
2.1 韵段主要押上去声，杂入个别平声字（含一仄一平的韵段），作者14人计30例，如：
①文同7古《雨过侧调》“换散乱”(8-5352)
②苏轼杂古《上清词》第3韵段“讯”(14-9625)
③韩驹7古《上傅守生辰诗》第7韵段“圣静”(25-16645)
④释居简杂古《荷屋常不轻画像赞》第2韵段“气”(53-33301)
30例平声杂押入上去声，涉及韵字“弹人绵然言如雷贤谁云还狸瞒悬驴词磝拳耶惊饥腮吞姿般开熏安平”。其中“弹言如还”在《广韵》、“雷拳熏姿”在《集韵》分别收上或去的异读，但音义有别。如“弹”《广韵》平声寒韵“射也”为动词；又去声翰韵，引《说文》曰“行丸”，则应看作名词。文同诗云“檉花浮波鱼误食，松子落屋乌惊弹”，“食、弹”互文，作动词用，当读平声，但押去声。又如“姿”，《广韵》脂韵训“姿态”，《集韵》又收入至韵：“媚也”，释居简诗“濯人间烟火气，毋干吾丘壑姿。”“姿”取平声义，却押去声韵。
早在陆法言《切韵序》就已提到四川方言的声调差异：“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大人赋》叶“羡散埏”，师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战反。”《文选》扬雄《羽猎赋》末尾“规”与“帝至”叶。这是汉代四川话平声混入去声的例子。唐代诗人李白诗韵中有7例子声与去声通押，鲍明炜先生(1957)认为这一现象当受诗人方音影响，因为李白是成都府路彰明人。宋人黄鉴《杨文公谈苑》和王明清《挥麈录》都提到当时蜀人将某些平声读为上去声，言之凿凿，如“胥”读上声，“雍句”两字读成去声（见刘晓南2004，待刊）。正可与四川诗人用韵相表里，由此可见四川诗人平押上去是有实际语音根据的。从实际用韵来看，30例中阳平字读同上去声有21例，占大多数。
2.2 以押平声字为主杂入个别上去声字，12人15例，例如：
①释慧远杂古《盐官和尚赞》“儿呢”(34-21736)
②魏了翁5古《四月二十日……得东字》“从公空风逢穹红同东中”(56-34896)
③牟巘杂古《有翅天马图》第2韵段“飞追疲为疑”(67-41984)
15例，涉及韵字“锻米鼬事象贱董远尔”。（字右旁数字表示该字通押次数，一次则略写，下同）魏了翁诗中“董”字《全宋诗》出校语“吴本作童”，若从吴本则不是上声押入平声。魏氏诗云：“晨炊马亦秣，宿载车既董。”董与秣相对，动词，当为“董理”义，作“童”不词。又“噜”字见于《集韵》“语也”，系象声词。“哩”字《广韵》《集韵》不收，《龙龛手镜》上声口部第七收之：“哩，俗，音里”，该字四川诗人押韵3次，均出于僧人笔下，全届象声词“逻哩”或“逻逻哩”，一定是后起的拟声俗字，故韵书不收。“噜、哩”二字《集韵》《龙龛》均从声符读为上声，但象声词摩写某种声音，其读音起伏波动，声调并不稳定，或可因轻重读变调与平声相近而通押。不计“噜哩”6例，则另外9个确系上去声字押入平声中。
在宋代语言文献中，也记载有西部方音上去声字读为平声的现象，宋王质《诗总闻·小雅·北山篇》闻音曰：“议，鱼羁切。今西人犹有此音。佛书思议读作宜，大率西音多然。”《广韵》“议”只有去声“宜寄切”一读，王质说“西音”把去声“议”读成平声“宜”，去声字声调混入平声。平声一读不见于《广韵》，《集韵》在五支鱼羁切小韵始增收“议”。《集韵》中议字的平去两读，字义相同，符合方言异读特征。似乎可以这样看，去声读是通语音，平声是西部四川音。王质说“今西人犹有此音”，可见是当时的实际方音。
俯瞰汉语语音史，声调归字多歧，不独《切韵》时代已有秦陇、梁益之异，实乃自古而然。江有诰云：“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所以他“博采三代两汉之文”以考上古声调，著《唐韵四声正》，考见平声古叶上去声者46字，上声叶平声者45字，去声叶平者50字。其中多有一字异调两读甚或三读，其间必有古方音差异。汉魏六朝诗文用韵异调通押亦多。直至《切韵》产生之后，在唐诗中仍有异调通押 （鲍明炜1990），可见源远流长。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异调通押中，平声“词熏”叶上去，上声“远象”叶平声，这些通叶，《切韵》系韵书不能印证，却在《唐韵四声正》所考的先秦两汉用韵出现，似乎是比《切韵》更古老方言的遗迹。
三、阳声韵跨部通押
宋代通语18部韵系的阳声七部：东钟、庚青、江阳、真文、寒先、侵寻和监廉，分别来自中古通、梗、曾、江、宕、臻、山、深、咸9摄舒声。四川诗韵中阳声韵的用韵大致如通语的分野，但出现了阴阳通押10例和阳声韵部之间跨韵部通押710例。后者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韵尾相同的不同韵部间通押12例，例如寒先部与真文部的混押等。这可能反映了主元音的某种变化。二是不同韵尾韵部通押698例。这种通押数量很大，表现出鼻音韵尾的不同程度的混同。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来自臻摄的真文部和来自梗曾摄的庚青部两部通押433例，占两部用韵总数的10.2%，符合韵部合并的条件。我们（刘晓南、罗雪梅 2004）合并两部为真青部，认定真青部是宋代通语的西部变体，反映了通语阳声韵在四川地区的变化，即以主元音相对高而前为条件，后鼻韵尾前移与前鼻尾合流：。这是通语层面的现象。其他通押 265例构成第二层次。这265例不同韵尾间的通押，数量不少，但所占比例很小，不能作为韵部合并的根据，亦不能反映通语层面的演变，但表现出阳声韵之鼻音尾或主元音之间的变化，其中大多是宋代四川方音现象。
3.1 不同阳韵尾之间的通押有10种，见下页表（为方便比较，真青部写作真文＋庚青）：
表中3栏10种通押，数量较大的有6种，其中5种大于10例，1种6例。数量较小的4种均不超过2例。仔细观察，前6种通押可据韵的弇侈与鼻尾特点区分为三组。第1组，真青与侵寻、寒先与监廉两种分别属弇音、侈音韵中-n尾与-m混押，且数量最大；第2组，江阳分别与寒先、监廉通押，通押的各部韵尾不同，主元音均属侈音；第3组，真青与江阳、真青与东钟，主元音和韵尾不同，但都有真青部的参与。下文分三节讨论。
3.1.1 双唇鼻韵与前鼻韵的通押，有2种。
其一，真青与侵寻两部之间通押143例，如：
①宇文虚中7古《乌夜啼》第3韵段“锦忍枕”(25-16502)
②苏辙4古《堂成》第3韵段“深燕灯林承绳心”(15-10156)
③范子长7律《南亭》“金亭痕孙门”(50-31444)
其二，寒先与监廉两部之间通押，共69例，例如：
①释宝昙7绝《成都信藏主求送行》之2“南参般”(43-27112)
②释宝印4古《颂古》之9“然钳传”(36-22524)
两种通押的共同特点是主元音平行的双唇鼻音韵与前鼻音韵通押，为数甚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四川方言中，-m尾很早就有混于-n尾的趋势。早在西汉，蜀郡作家扬雄、王褒的作品中就已出现 （罗常培、周祖谟1958），如王褒《铜萧赋》“耽还”相押。其后三国时益州犍为郡武阳人杨戏（2例）卻正（1例）也有，如杨戏《赞杨威公》以“人侵云”相押（周祖谟1996，黄尚军1995）。前引王褒例类似监廉与寒山通押，杨戏例类真文与侵寻通押，可见两种通押从汉到魏一以贯之。大体看来，汉魏晋蜀人双唇鼻尾韵与前鼻尾韵的通押，与当时秦陇方言相同（丁邦新1975）。蜀语接近秦音，这也是自汉魏到宋代一脉相沿的。至宋人笔下，真文通押侵寻规模扩大为真青（即真文＋庚青）通押侵寻，而且数量大增。两种通押合计达200余例。数目比较大，但两组-n尾与-m尾之间的通押所占各自总入韵比例却均小于3%，统计比例很小，不能支持韵部系统合并，所以我们认为这只是方音现象在用韵中的表现。可以这样看，在四川通语音系中，诗人们还能比较清楚地区别前鼻与双唇鼻音韵尾。故用通语做诗协韵时，诗人尽量避免它们在诗歌中混押。但方俗日常用语中已形成的语音混并趋势，总是会顽强地突破这人为樊篱在诗韵中表现出来，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通押。可以由此推知在宋代四川方音中，侵寻部和监廉部的许多字的唇鼻尾都已转读前鼻韵尾了，蜀人日用而不觉其非，其势力之大竟可叫人一时失检而混同文言雅音。明末遂宁人李实《蜀语》的音注材料中，-m尾字出现81次，其中-n尾与-m尾互注有24条，占30%，这说明，到明代-m尾已基本并入-n尾（黄尚军1995）。现代四川方言-m尾已合于-n尾，加以梗曾两摄的-η尾均读为-n尾，则山咸两摄、梗曾臻深四摄舒声分别合并，韵尾为-n或读鼻化音，甚至有的失去鼻音色彩读为阴声，现代四川方音的后鼻尾尾只保留在通摄、宕摄之中。
3.1.2 江阳分别与寒先、监廉三个平行韵部之间的通押。
先看寒先与江阳混押，共11例，如：
①牟巘7律《文性之惠蛤蜊绿桔》“关还山颃颜”(67-41961)
②家铉翁杂古《见星行赠武春卿》第2韵段“象见”(64-39952)
③释师范杂古《偈颂》之2“相上般样”(55-34783)
三例代表三种情况，例1为江阳部字押入寒先部，此种有4例。例2为寒先、江阳各一字，共3例。例 3为寒先部字押入江阳，亦4例。可见谁押入谁并无轩轾，看不出其韵尾混合的趋势。以目前的研究，寒先与江阳的混押，上古中古直至唐代诗文用韵均罕见，宋代四川诗人笔下却出现11例，数目不少。同类通押在北宋江西诗韵中亦有8例，词韵1例，现代江西方言可以印证，如萍乡方言“官光”、“短党”同音（刘纶鑫 1999，页72），铅山话江阳韵的“帮”与寒先韵的“端安”韵母均为（陈昌仪1991，页77），因此今江西方言与宋代江西诗词寒先、江阳二部相叶有渊源关系。
但现代四川方言中，“象相样”等韵母多为，“延妍田眠般”等字韵母为-an、-ian，二者不协，不能印证。不过，宕摄舒声与山摄舒声因韵尾相混而读同，除赣方言外，在现代江淮官话、吴语、闽语、湘语中也很普遍，因而这可能是一个近代发生的汉语南方语音的演变，其源头可上溯至宋，江西、四川诗人的混押传达了这种音变的早期信息。
其二，江阳与监廉通押6次。作者4人皆出于成都府路，现1人举1例于下：
①苏辙7古《三不归行》第5韵段“南邦”(15-10094)
②释法薰杂古《偈颂》之22“憨桑”(55-34150)
③李流谦7律《用宇文龙图韵赠龙华印老》“江咸岩衔凡”(38-23969)
④释普宁7绝《偈颂》之26“缸谈南”(65-40643)
李流谦的是次韵诗，但宋人次韵首句不拘，本诗首句韵字并非原作，李氏诗集后面又有《再用韵送印老》，仍次原韵，而该诗首句末字是“谈”；可知首句用“江”字与监廉混押是作者自己的引韵。
四川诗人江阳与监廉通押，相似的用韵也见于福建，崇安人刘学箕有1例监廉部“缆”字押入江阳部，反映闽北音的唇鼻音韵尾向舌根音韵尾的演变，今闽北音可以对应。但在今成都音系中，“南憨咸凡”等字韵母为-an（今成都“岩”韵母为-ai，与“崖”音同），“江缸邦桑”等字韵母为，二者不协，不能印证。但如果将这种押韵现象跟前文江阳与寒先以及监廉与寒先通押联系起来看，可得下列关系式（“＜”表示“小于”）：
江阳叶监廉am（6例）＜江阳叶寒先an（11例）＜监廉am叶寒先an（69例）
从以上式子中数量的递增可以推测am→an、→an（“→”表示发展到）这样两种先后连续的发展关系，这种发展关系跟庚青并入真文(*en)，然后侵寻(*em)又逐渐靠拢真青(*en)的发展似乎是逆向平行的，可以看出两个发展步骤：
即从弇侈的角度来看，弇音鼻尾韵是-η尾先混入-n尾，而侈音则是-m尾先并入-n尾。这种混并完全可以通过词汇扩散方式在方音中进行。所以我们推测江阳与寒先、监廉与寒先的通押应当反映了宋代四川方言中的侈音鼻音韵尾的前鼻化演变。江阳叶监廉数量最少，可以看作是am较多并入an之后，再逐渐并入an，然而后者发育不全，现代秦晋川方言中宕摄与山咸摄舒声字音读韵尾有的同、有的不同，参差不齐，即其投影。
通盘考察上述两组通押，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不同韵尾间跨韵部通押，大致各自以主元音弇、侈为条件通押，形成如下两个系列：
弇音系列 侈音系列
-n:真文和庚青433例并为真青部 寒先和江阳11例
-n:-m
真青（真文＋庚青）和侵寻143例
寒先和监廉69例
-m:（侵寻部与纯梗摄阳声之间仅14例）监廉和江阳6例
两个系列中后鼻尾和唇鼻尾-m两者之间均较少通押，而、-m两个鼻尾却均与前鼻音韵-n有很多通押，似乎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即在主元平行的鼻尾韵部之间诸鼻音韵向前鼻尾靠拢。如果把通押数量比例的大小看作发展速度的快慢，那么，首先是庚青部并入真文部，实现前弁音韵部之间的混并，即：→-n，感染双唇尾侵寻部向真青部靠拢，出现-m→-n的发展趋势。然后扩散至低元音韵部则有监廉部首先向寒先部靠拢，再江阳叶寒先，宋代四川方音发展大势是在弇音尾大致并入-n尾的同时，所有 -m尾韵也逐渐向-n尾靠拢。
3.1.3 第三组真青部参与的两种通押。
3.1.3.1 真青与江阳通押有18例，根据入韵字的特点，可分三种。第一种原臻摄梗摄舒声字押江阳1例。
①释心月杂古《颂古》之12“臓睛门”(60-37704)
第二种原臻摄舒声（通语真文部字）押江阳，2例：
①郭印5绝《众香桥》“人香扬”(29-18734)
②魏了翁5绝《次韵黄侍郎海棠花下惜黄昏七绝》之2“春妆棠”(56-34874)
魏了翁次韵对象黄侍郎原作已不可考，首句用“春”字引韵似应属首字不拘。臻摄“春”字押江阳部，宋代福建建阳人刘子寰词韵亦有1例，现代闽方音可以印证。而四川诗人“人”字押江阳部，亦与现代闽音相应，现代闽音“人”读，正可与江阳通押。而现代成都话“人春门”读韵，“香妆棠”等字读韵，不能对应。
第三种原梗摄舒声字（通语庚青部）杂押江阳部。共8人15例，略举几例：
①苏轼5古《西斋》“床长狂凉香光翔吭生皇”(14-9215)
②高斯得7古《次韵刘养源见寄》第3韵段“长癢鲠”(61-38568)
③鲜于侁杂古《九诵·双庙》第3韵段“倾行阳城兵狼扬生”(9-6230)
苏轼《西斋》诗“生”字下《全宋诗》云“章校：《宋文鉴》作‘行’”，“章校”指章钰所校缪荃孙覆明成化本《东坡七集》。苏氏原诗：“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观我生”语出《周易·观》，与上文“观物化”正相对，则“观我行”似非。
四川诗人梗摄舒声杂押江阳部，涉及17个韵字“诚惊成城兵兄倾行清明盲粳鲠”。17个梗摄字杂押江阳部，似反映两个层次的语音现象。其中“行盲粳横鲠兵明兄”8字上古属阳部，与中古阳唐部同源，这些字中古转入庚青，大致发生在汉代（王显1984）。但转变在各地演变速度并非一致，在中原地区，这批字直至魏晋仍有通押阳部的。且随魏晋的大移民又有不同扩散，如宋代闽地文士用韵中“行枪”押入江阳，就被认为“魏晋以来渡江的汉人首先带至吴，然后辗转南下植于闽”的魏晋音底层（刘晓南1999），而巴蜀方言的形成历来受北民南迁的影响，那么上述8字的阳唐读音也很可能是由中原移民带入蜀地的上古音遗迹。这是一个层次。另外9个庚青部字上古属耕部，跟阳唐本非同源，此类字与阳唐部押，福建诗韵亦有3例，江西诗僧德洪诗中有2例，均与宋代福建江西方音有关。对于四川诗韵中的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诗人受当时的四川方音影响所致。这是第二层次。
今四川方言中“行名明听清惊净”等庚青部字韵母多为-in，“阳皇光长忘”等阳唐部字韵母为，不协。
3.1.3.2 真青部与东钟部通押12例。可细分为3种情况。1.通摄与臻摄混押5例，2.通摄与梗摄混押共6例，3.通摄与臻、梗二摄通押1例。下面各举一例：
①李新4古《祭先农》第1韵段“功春”(21-14147)
②释普宁杂古《偈颂》之27“盲横坑弓”(65-40643)
③释慧性杂古《偈颂》之86“空信争”(53-32911)
12例中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10首是僧人的作品，且6首是偈颂。僧人做诗的特点是俗而粗疏，用韵不精，既取口语方音亦有音近合韵，尤以偈颂突出。故此种通押大体上看，合韵居多应是可信的。虽参差不齐，然而也不是没有一点实际语音价值。如通摄与臻摄混押，在福建文士有2例，现代闽音可以印证。南宋江西诗人杨万里诗韵亦有3例，可见并非四川一地。李新原文为：“帝先农功叶，曰惟孟春。”在“功”字下自注“叶”字，可见作者自己亦认作非正常押韵。这应当就是作者方言后鼻尾向前鼻尾靠拢的表现。也可以从中看出在宋代四川方言中，东钟部与真青部某些字主元音比较接近。释普宁“盲横”与“弓”通押，表现为庚青合口字喉牙音字与东钟相押，更是与宋代通语相似，这部分字《中原音韵》也把它们兼收入东钟、庚青两部。但今四川方言通摄韵母为，“春信争”等韵母为，不能协韵。
3.1.4 数量很少的4种通押，东钟与侵寻通押已见诸上，此外3种通押也可能反映某些特殊语音现象。
3.1.4.1 东钟与侵寻通押2例。皆出自夔州路达州人释慧性，且全为偈颂。
①杂古《偈颂》之69“中琴音鬆东”(53-32909)
②杂古《偈颂》之92“蓬今风”(53-32911)
这与上文真青与东钟通押相类，可目为临时合韵。今四川方言“琴音今”韵母大多为-in，“中东蓬鬆风”韵母为，二者不协。
3.1.4.2 寒先、真文、监廉通押，作者2人2例。
①苏轼（眉州）4古《新渠诗》之3“潭颠民年”(14-9101)
②阳枋（潼川合州）5古《和赵景贤使君入昌溪即事》“线晛溅战縴面蒨练健厌遍焰勉见玩念剑闷滟羡” (57-36095)
例2为阳枋次赵景贤韵，赵景贤何许人？查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有两个赵景贤，且里籍不确，若赵景贤非川中文士，则此诗用韵不能反映川中语音。此例存疑。
上两诗，除去-m并入-n之外，就是真文部“民闷”二字押入寒先部，是不是宋代西音“民闷”可读“眠慢”，姑录存疑。
3.1.4.3 江阳与侵寻通押1例。
释惟一杂古《偈颂一百三十六首》之62“涨林心吟”(62-39005)
释惟一是潼川府路资州人，今潼川一带资中，三台、遂宁等方言中，“涨”韵母为，“林心吟”读-in韵母，二者不协。相似的押韵见于宋代江浙诗人，张耒、沈遘各1例。
3.1.4.4 东钟与寒先通押1例。
释道颜7古《颂古》之17叶“面线颂”(32-20302)
释道颜是潼川府路梓州人，今潼川音“颂”韵母为，“面线”韵母为-ien，不协。宋代福建建州诗人张伯玉有1例“边”与“功”协，现代建安音亦不能印证。但朱熹叶音中有这种韵例，可与张伯玉相互印证为宋代闽音。也可见四川释道颜如此押韵，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与宋代闽音相似，大概反映四川音个别地方某些字的方言特殊读音。
3.2 相同韵尾阳声韵跨部通押12例，有2种，分述于下。
3.2.1 东钟与江阳通押，共5例。
①释清远7绝《颂古》之9“风乡当”(22-14707)
②释慧远7古《颂古》之1“宫汤贜”(34-21729)
③冯山5律《春间》“降窗缸枞”(13-8647)
④任续杂古《彭思王庙》第5韵段“祥丰”(37-23058)
⑤苏轼5律《次韵黄鲁直戏赠》“凉红栊鸿蓬”(14-9409)
例中前4例均可看作个别东钟部字杂押入江阳部。比较特别的是第5例，该诗为次韵诗，原诗作者黄鲁直是宋代江西诗人，在他的诗文用韵中，有庚青、江阳、东钟三部混用（林亦1991）现象。苏轼次黄鲁直的诗，原诗见于《山谷集》卷九，题为《清人怨戏效徐庾慢体三首》，五律，三诗均首句仄声不入韵，东坡次其韵首句改为平声，即用邻韵引韵，乃用江阳部“凉”字押入东钟部，此诗别为一体。苏轼《屈原庙赋》云：“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四库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赋中“宫乡”叶韵，毛先舒《韵白》指责苏氏“拘于三百篇之例”，四库提要驳之曰《易·象传》《老子》都有东阳通押，则“江已通阳久矣”。据我看，毛氏与四库馆臣均未说到点子上，其实东阳通押应当是苏轼方音用韵。大文豪苏东坡乡音难改，不但写作中时有蜀音，甚至于向人朗读自己的作品亦然，叫人难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记述了此类佚事：“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南按“其”指晁之道）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毕，东坡琅然举其文，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2002年，页125）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东坡此赋用韵正可与其诗互相印证，均为四川方音无疑。
5例东钟押入江阳，表现出东阳通押的特点。东阳通押较多出现在宋代福建诗人笔下，是宋代闽音现象，现代闽语可以印证。四川诗人的5例，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相似。又前文已述，四川诗人笔下“春”字既押东钟又押阳唐，说明方言中东、阳亦近，故“春”字可两押。
现代四川方言“乡当汤亡”等字韵母为，“风宫红蓬”等字韵母为，押韵不协。
3.2.2 寒先与真青混押，共5例，也可分2种，其一，真青部原梗摄字杂押寒先，4例：
①释士珪7古《颂古》之2“行干”(27-17861)
②高斯得7古《送庸斋赴召》“仙颜喧悬钱田船然坚贤连联前偏天亨先焉旋拳煎篇”(61-38576)
③释道颜7古《颂古》之1“行关”(32-20299)
④释了惠5绝《雪庭》“寒生坑”(61-38108)
四例仅“生坑行亨”四个梗摄字押寒先，例少而独特。也就是说，梗摄个别字杂押入山摄，这应当反映了梗摄个别字的特殊音变。现代方言中“生”字主元音北方多读央元音，南方方音则多有文白异读，文读主元音较高，白读为较低元音，大多数读成。如：[33][p337]
假如“生”等字的韵母在宋代四川方音读近似现代南音的白读：，加之四川方音又有后鼻向前鼻演化或鼻化的趋势，那么，个别字与寒先的*an主元音相同音近可叶是可能的。
其二寒先部字杂入真青部，1例：
①释居简5古《送王寺丞》“酲神驯伸扁民盈陈精勤倾泠明清”(53-33179)
诗例中，与“扁”相押的皆为臻梗摄三四等字，“扁”依诗意当属先韵。该字上古属真部，中古转入先韵后一般就不叶真。这例跟真通押，可能是真转入先在四川方音中的滞后，即在宋代四川方音的个别点还保留了“扁”的古音。释居简为潼川府路梓州人。今潼川荣县音与此相似。荣县咸山舒声细音与深臻曾梗4摄舒声细音相混，如“坚金斤经”皆读为，其中山摄四等“坚”读细音，可以反推在宋代四川潼川路一带，先韵“扁”等一部分源于古真韵的字读音仍与深臻梗曾4摄舒声细音相近，可以协韵。
3.3 阴阳通押，10例。其中3例可从现代方言加以说明。
3.3.1 可以说明的3例，从押韵方式来看，可分两种。押阴声字为主，杂入个别阳声字的有2例；押阳声字为主，杂入个别阴声字的有1例。两种情况，现代四川方言都可印证。
3.3.1.1 押阴声韵为主杂入个别阳声字，2例。
①释亮（潼川）杂古《光上人求语》第1韵段“沙花遮关”(51-31689)
②释惟一（资州）杂古《偈颂》之35“下上差家”(62-39003)
“关、上”两字均押家麻部，与今四川方音可以对应。现代四川方言an、iεn、uan、yεn四个韵母都有不同程度的鼻尾弱化或脱落现象。“关”，《广韵》删韵古还切，中古音当为*kuan，今普通话尤然。然现代四川成都、金堂、自贡、荣县、遂宁、射洪等六十多个方言点中，“关”这类字的韵弱化为半鼻音韵，其弱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即为眉山、峨眉、阆中等7个点，读为，天全、泸山等13个点读，还有少数点读之类的鼻化韵，这些弱化的鼻化音与韵母为-a、-ua的“沙花遮”等字大致可协。“关”叶家麻，反映了四川方言-n＞弱化＞鼻化＞脱落演变过程的初始状态（参甄尚灵《四川方言的鼻尾韵》，《方言》1983年第4期页241-243）。
“上”《广韵》养韵、漾韵两收，现代四川荣县、屏山等地方言中无这一鼻尾韵，“上”韵母亦为，“下差家”韵母为-ia、-a，亦可协。
3.3.1.2 押阳声韵为主杂入个别阴声字，1例。
①李新4古《祭先农》第2韵段“亩种动”(21-14147)
李新：“载耒与耜，昕及南。穜稑薿薿，以布以种。”“亩”是阴声押阳声韵，作者注“叶”字，表示其用韵性质与一般不同。“亩”《广韵》收入厚韵，该诗与东钟部字相协，不合音理，通语音无法解释。但方言却可印证。亩字是流摄明母字，现今四川方言乃至西南官话中，流摄部分字有读为鼻韵尾的现象，分布广泛，尤以唇音突出，如：“某茂浮”在成都、荣县，五通桥、自贡等地韵母都为，峨嵋音系中，“蒙谋”“猛某亩”“梦茂贸”三组字声、韵均为，仅声调不同（陈绍龄、郝锡炯1959,32页）。然按今成都地区眉山、雅安、汉源、成都、峨眉等地方音，则阴声“亩”韵母为，正可协东钟。李新属成都府路人，其用韵恰与现代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方言语音相一致，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
另有7例通观文意多属不辞，《全宋诗》或其底本抄讹可能极大，因手头无书等原因，一时不便核查，姑且存疑，例略。
作者介绍：刘晓南，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雪梅，湖南省司法厅干部。
作者：刘晓南罗雪梅
古汉语研究 2007年04期
一、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曾提出命题：“诗歌是认识发音的宝贵文献”，他说：“诗法的体系有的以音节的数目为基础，有的以音量或语音的相同（头韵，半韵，韵脚）为基础，这些不朽的作品可以给我们许多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比方说“古法语的韵脚可以告诉我们，例如gras‘肥’和faz（拉丁语 faciō‘我做’）的词末辅音直到什么年代还有区别，从什么时候起就已经互相接近以至相混了”等等。因此，要知道某些在文字书写上被忽略了的语音的“精确的表示”，“就只好去请教诗人”。[1][p64]这位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祖师说的是欧洲文献语言研究状况，但他所说的从诗歌用韵考察古代实际语音，却是一个同样适合中国历史语言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是诗的国度，汗牛充栋的古代诗歌文献是一个富矿，提供了充足的考察古代语音的原材料。从宋儒历明清以及现代，采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韵语研究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及其方音，作者辈出，成果卓著。最新的一个研究亮点是宋代语音，鲁国尧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通过对宋词用韵的穷尽考察，揭示了宋代通语18部韵系（鲁国尧1991/1994）。同时，反映在宋代诗词中的方言特征也分地区、分时段逐渐得到充分研究（刘晓南2001）。迄今为止，北及河北山东，南至吴闽湘赣的许多地域诗人用韵都有穷尽的考察，但宋诗词用韵的分区研究并未做完，四川地区即其中之一。
对宋代四川文士诗词用韵的考察，前辈学者已发表两篇论文：唐作藩先生(1988/1990)《苏轼诗韵考》和鲁国尧先生(1980)《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研究》。这些导夫先路的成果，就重点作家或部分作家进行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许多宋代四川通语与方言语音现象，但由于没有穷尽全部材料，宋代四川地区的通语与方音全貌如何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近几年，我们对宋代四川诗人用韵语料进行了穷尽的研究。已撰写《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刘晓南、罗雪梅2004），归纳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17部系统，与宋代通语18部相比，合并真文、庚青两部成庚青部。我们认为这个17部用韵系统是宋代通语的西部变体。并且，我们还指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中不符合通语音系的特殊韵例多而复杂，这暗示宋代四川地区日常通行的是与通语差异很大的本地方言。现在，我们按照索绪尔的提示，去“请教”宋代四川诗人有关他们方言在语音方面的某些“精确的表示”。
1.材料。我们使用的语料可以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宋代四川诗人全部诗歌用韵。这部分材料完全取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诗》是迄今有关宋诗的最完备的总集，煌煌72册，搜罗之富，无与伦比。全书大致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每位作者附一小传，简述其生卒里籍与仕履。根据小传，我们从书中钩稽宋代四川籍诗人计408家，诗作22248首，合计25958个韵段。涉及韵脚字很多，为了防止版本传抄中的讹误，我们在有疑问的地方，均进行校勘，核查原诗出处，必要时参校不同的版本，择善而从。为省篇幅，校语略出。其二是相关的旁证材料，又可分三部分。一是宋代其他文献，包括宋代笔记小说一百余种，宋人文集三十余种，旁及若干诗话词话，宋人所作经传注释等等。我们尤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这些文字最少拘谨，笔触灵活，不避俚俗，并且文中常常道出所记俗谈的具体乡域，可据以给语料进行比较准确的时空定位，把它看作宋人对当时方言调查的第一手材料亦不为过。利用这批语料，我们撰写《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刘晓南2004待刊）一文。二是前辈与时贤已发表的有关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四川语音研究的论著，如罗常培、周祖谟(1958、1996)，唐作藩(1988/1990)，鲁国尧 (1980)，赵振铎、黄峰(1998)，崔荣昌(1985、1996)等先生的论著。三是现代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二、三两项详见参考文献。
2.方法。两类材料，各有作用。诗人韵语是研究的对象，是语料的主体。我们采用系联与比较的方法，[2][p54]从中钩稽特殊用韵。特殊用韵简称“特韵”，是指一个韵段的韵脚字分属于《诗韵》的不同韵部，形成一种跨韵部的通押。这种通押既不符合诗韵的规定，又不合通语18部系统。它们反映诗人采用了不同于通语的语音来押韵。这有三种可能：一是据方音，二是仿古韵，三是临时音近合韵。
仿古韵可以根据诗题或诗注来确定，如苏轼5古《迁居之夕……而作》叶“禽音衿吟南今参深斟琴” (14-9556)。（注：括号注明该诗例在《全宋诗》中的位置，两个数字前者表册数，后者页码，下同。诗题太长者节取数字。）“南”字韵书皆收于覃韵，中古以来即不协侵韵。但《诗经》中“南”常协侵韵字，自《经典释文》录沈重说南字“协句宜乃林反”后，宋人就认“‘音’与‘南’皆以为协声。”（注：见郭绍虞《宋诗话辑逸》卷下，页1引《蔡宽夫诗话·协声》。）对苏轼本诗“南”押侵韵，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引述《韵补》“南，尼心切”以及《诗经》等古韵文，说明“（东坡）先生亦与禽音诸韵同押也”，显然看作仿古用韵。这是据诗注定仿古之例。又如苏辙5古《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九叶“开怀乖棲泥谐迷回”(15-10063)，诗题明言是次其兄子瞻的和陶渊明诗用韵。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七：“东坡亦尝和陶诗百余篇，自谓不甚愧渊明。”（上海书店《宋人小说》丛书之六，1990年，页2）东坡和陶诗多步原韵，核查《陶渊明文集》即可知用韵与陶同，故亦为仿古。仿古诗有明显的标志，易于辨别，且为数不多。它们不反映实际语音，故对这部分诗的用韵我们不作讨论。
除去仿古，就只有合韵与用方音入韵两个可能。怎样判断方音押韵是我们在方法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就必须用第二部分语料来确证。我们的做法有三。1.“特韵”中的语音现象，在宋人文献中已经明言为四川方音的，可据以直接确定为四川方音。如平声与上去声通押，见于《杨文公谈苑》和《挥麈录》。我们据此确定宋代四川方言声调归字与通语不同。我们认为宋代各种文献中记录的宋代四川方音是直接的方言实录，应予高度重视。2.前辈时贤的论著中已论证了的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四川方音，与诗歌“特韵”反映的语音情况相同或相似者，也可以确定为宋代四川方言。如四川诗人用韵的不同阳声韵尾混押，就是罗常培、周祖谟(1958)，李文泽(2000)等都已论证的一个古代四川方音现象，显然这是从汉代直到宋代一脉相延的四川方音特点。3.还有一些特韵，前述两种材料都找不到证明，就是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这时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一是跟宋代四川之外的地域方音现象比较，象支鱼通押，在宋代福建（刘晓南1999）、江浙（张令吾1998）、江西（杜爱英1998）等地普遍存在，四川诗人中也大量存在，即可断定四川也有与其他地域类似的方音现象。因而前辈时贤对于宋辽金诗词用韵的论著也是本文主要文献证据，为避行文繁重，在论述中，对这些论著的引证不一一注明出处，详情见参考文献，谨先于此一并致谢。另一个选择是采用现代四川方言来比对印证。现代四川方言主要是西南官话，此外还有客家话、湘方言等。据崔荣昌(1985、1996)的研究，这些方言大都是近代、主要是明清时，随移民植入四川的。那么，根据逻辑来推，这些方言也不是从宋代古老的四川方言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宋以前的四川方言是否全部消失，它究竟与现代四川方言有多大的关系，仍是需要加以比较论证的。在下文我们讨论每一个宋代四川方音特征时，我们尽可能地与现代四川的主要方言西南官话进行比较，并据以判断现代与宋代四川方言的关系。
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异调通押和阳声韵跨部通押两个方面的特殊用韵。
二、平与上去异调通押
依宋诗常例，平声不押上去声，但在四川诗韵中，出现了较多平声与上去声通押的现象，据我们考察，这与宋代四川方音有关。下面分两类加以讨论：
2.1 韵段主要押上去声，杂入个别平声字（含一仄一平的韵段），作者14人计30例，如：
①文同7古《雨过侧调》“换散乱”(8-5352)
②苏轼杂古《上清词》第3韵段“讯”(14-9625)
③韩驹7古《上傅守生辰诗》第7韵段“圣静”(25-16645)
④释居简杂古《荷屋常不轻画像赞》第2韵段“气”(53-33301)
30例平声杂押入上去声，涉及韵字“弹人绵然言如雷贤谁云还狸瞒悬驴词磝拳耶惊饥腮吞姿般开熏安平”。其中“弹言如还”在《广韵》、“雷拳熏姿”在《集韵》分别收上或去的异读，但音义有别。如“弹”《广韵》平声寒韵“射也”为动词；又去声翰韵，引《说文》曰“行丸”，则应看作名词。文同诗云“檉花浮波鱼误食，松子落屋乌惊弹”，“食、弹”互文，作动词用，当读平声，但押去声。又如“姿”，《广韵》脂韵训“姿态”，《集韵》又收入至韵：“媚也”，释居简诗“濯人间烟火气，毋干吾丘壑姿。”“姿”取平声义，却押去声韵。
早在陆法言《切韵序》就已提到四川方言的声调差异：“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大人赋》叶“羡散埏”，师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战反。”《文选》扬雄《羽猎赋》末尾“规”与“帝至”叶。这是汉代四川话平声混入去声的例子。唐代诗人李白诗韵中有7例子声与去声通押，鲍明炜先生(1957)认为这一现象当受诗人方音影响，因为李白是成都府路彰明人。宋人黄鉴《杨文公谈苑》和王明清《挥麈录》都提到当时蜀人将某些平声读为上去声，言之凿凿，如“胥”读上声，“雍句”两字读成去声（见刘晓南2004，待刊）。正可与四川诗人用韵相表里，由此可见四川诗人平押上去是有实际语音根据的。从实际用韵来看，30例中阳平字读同上去声有21例，占大多数。
2.2 以押平声字为主杂入个别上去声字，12人15例，例如：
①释慧远杂古《盐官和尚赞》“儿呢”(34-21736)
②魏了翁5古《四月二十日……得东字》“从公空风逢穹红同东中”(56-34896)
③牟巘杂古《有翅天马图》第2韵段“飞追疲为疑”(67-41984)
15例，涉及韵字“锻米鼬事象贱董远尔”。（字右旁数字表示该字通押次数，一次则略写，下同）魏了翁诗中“董”字《全宋诗》出校语“吴本作童”，若从吴本则不是上声押入平声。魏氏诗云：“晨炊马亦秣，宿载车既董。”董与秣相对，动词，当为“董理”义，作“童”不词。又“噜”字见于《集韵》“语也”，系象声词。“哩”字《广韵》《集韵》不收，《龙龛手镜》上声口部第七收之：“哩，俗，音里”，该字四川诗人押韵3次，均出于僧人笔下，全届象声词“逻哩”或“逻逻哩”，一定是后起的拟声俗字，故韵书不收。“噜、哩”二字《集韵》《龙龛》均从声符读为上声，但象声词摩写某种声音，其读音起伏波动，声调并不稳定，或可因轻重读变调与平声相近而通押。不计“噜哩”6例，则另外9个确系上去声字押入平声中。
在宋代语言文献中，也记载有西部方音上去声字读为平声的现象，宋王质《诗总闻·小雅·北山篇》闻音曰：“议，鱼羁切。今西人犹有此音。佛书思议读作宜，大率西音多然。”《广韵》“议”只有去声“宜寄切”一读，王质说“西音”把去声“议”读成平声“宜”，去声字声调混入平声。平声一读不见于《广韵》，《集韵》在五支鱼羁切小韵始增收“议”。《集韵》中议字的平去两读，字义相同，符合方言异读特征。似乎可以这样看，去声读是通语音，平声是西部四川音。王质说“今西人犹有此音”，可见是当时的实际方音。
俯瞰汉语语音史，声调归字多歧，不独《切韵》时代已有秦陇、梁益之异，实乃自古而然。江有诰云：“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所以他“博采三代两汉之文”以考上古声调，著《唐韵四声正》，考见平声古叶上去声者46字，上声叶平声者45字，去声叶平者50字。其中多有一字异调两读甚或三读，其间必有古方音差异。汉魏六朝诗文用韵异调通押亦多。直至《切韵》产生之后，在唐诗中仍有异调通押 （鲍明炜1990），可见源远流长。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异调通押中，平声“词熏”叶上去，上声“远象”叶平声，这些通叶，《切韵》系韵书不能印证，却在《唐韵四声正》所考的先秦两汉用韵出现，似乎是比《切韵》更古老方言的遗迹。
三、阳声韵跨部通押
宋代通语18部韵系的阳声七部：东钟、庚青、江阳、真文、寒先、侵寻和监廉，分别来自中古通、梗、曾、江、宕、臻、山、深、咸9摄舒声。四川诗韵中阳声韵的用韵大致如通语的分野，但出现了阴阳通押10例和阳声韵部之间跨韵部通押710例。后者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韵尾相同的不同韵部间通押12例，例如寒先部与真文部的混押等。这可能反映了主元音的某种变化。二是不同韵尾韵部通押698例。这种通押数量很大，表现出鼻音韵尾的不同程度的混同。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来自臻摄的真文部和来自梗曾摄的庚青部两部通押433例，占两部用韵总数的10.2%，符合韵部合并的条件。我们（刘晓南、罗雪梅 2004）合并两部为真青部，认定真青部是宋代通语的西部变体，反映了通语阳声韵在四川地区的变化，即以主元音相对高而前为条件，后鼻韵尾前移与前鼻尾合流：。这是通语层面的现象。其他通押 265例构成第二层次。这265例不同韵尾间的通押，数量不少，但所占比例很小，不能作为韵部合并的根据，亦不能反映通语层面的演变，但表现出阳声韵之鼻音尾或主元音之间的变化，其中大多是宋代四川方音现象。
3.1 不同阳韵尾之间的通押有10种，见下页表（为方便比较，真青部写作真文＋庚青）：
表中3栏10种通押，数量较大的有6种，其中5种大于10例，1种6例。数量较小的4种均不超过2例。仔细观察，前6种通押可据韵的弇侈与鼻尾特点区分为三组。第1组，真青与侵寻、寒先与监廉两种分别属弇音、侈音韵中-n尾与-m混押，且数量最大；第2组，江阳分别与寒先、监廉通押，通押的各部韵尾不同，主元音均属侈音；第3组，真青与江阳、真青与东钟，主元音和韵尾不同，但都有真青部的参与。下文分三节讨论。
3.1.1 双唇鼻韵与前鼻韵的通押，有2种。
其一，真青与侵寻两部之间通押143例，如：
①宇文虚中7古《乌夜啼》第3韵段“锦忍枕”(25-16502)
②苏辙4古《堂成》第3韵段“深燕灯林承绳心”(15-10156)
③范子长7律《南亭》“金亭痕孙门”(50-31444)
其二，寒先与监廉两部之间通押，共69例，例如：
①释宝昙7绝《成都信藏主求送行》之2“南参般”(43-27112)
②释宝印4古《颂古》之9“然钳传”(36-22524)
两种通押的共同特点是主元音平行的双唇鼻音韵与前鼻音韵通押，为数甚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四川方言中，-m尾很早就有混于-n尾的趋势。早在西汉，蜀郡作家扬雄、王褒的作品中就已出现 （罗常培、周祖谟1958），如王褒《铜萧赋》“耽还”相押。其后三国时益州犍为郡武阳人杨戏（2例）卻正（1例）也有，如杨戏《赞杨威公》以“人侵云”相押（周祖谟1996，黄尚军1995）。前引王褒例类似监廉与寒山通押，杨戏例类真文与侵寻通押，可见两种通押从汉到魏一以贯之。大体看来，汉魏晋蜀人双唇鼻尾韵与前鼻尾韵的通押，与当时秦陇方言相同（丁邦新1975）。蜀语接近秦音，这也是自汉魏到宋代一脉相沿的。至宋人笔下，真文通押侵寻规模扩大为真青（即真文＋庚青）通押侵寻，而且数量大增。两种通押合计达200余例。数目比较大，但两组-n尾与-m尾之间的通押所占各自总入韵比例却均小于3%，统计比例很小，不能支持韵部系统合并，所以我们认为这只是方音现象在用韵中的表现。可以这样看，在四川通语音系中，诗人们还能比较清楚地区别前鼻与双唇鼻音韵尾。故用通语做诗协韵时，诗人尽量避免它们在诗歌中混押。但方俗日常用语中已形成的语音混并趋势，总是会顽强地突破这人为樊篱在诗韵中表现出来，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通押。可以由此推知在宋代四川方音中，侵寻部和监廉部的许多字的唇鼻尾都已转读前鼻韵尾了，蜀人日用而不觉其非，其势力之大竟可叫人一时失检而混同文言雅音。明末遂宁人李实《蜀语》的音注材料中，-m尾字出现81次，其中-n尾与-m尾互注有24条，占30%，这说明，到明代-m尾已基本并入-n尾（黄尚军1995）。现代四川方言-m尾已合于-n尾，加以梗曾两摄的-η尾均读为-n尾，则山咸两摄、梗曾臻深四摄舒声分别合并，韵尾为-n或读鼻化音，甚至有的失去鼻音色彩读为阴声，现代四川方音的后鼻尾尾只保留在通摄、宕摄之中。
3.1.2 江阳分别与寒先、监廉三个平行韵部之间的通押。
先看寒先与江阳混押，共11例，如：
①牟巘7律《文性之惠蛤蜊绿桔》“关还山颃颜”(67-41961)
②家铉翁杂古《见星行赠武春卿》第2韵段“象见”(64-39952)
③释师范杂古《偈颂》之2“相上般样”(55-34783)
三例代表三种情况，例1为江阳部字押入寒先部，此种有4例。例2为寒先、江阳各一字，共3例。例 3为寒先部字押入江阳，亦4例。可见谁押入谁并无轩轾，看不出其韵尾混合的趋势。以目前的研究，寒先与江阳的混押，上古中古直至唐代诗文用韵均罕见，宋代四川诗人笔下却出现11例，数目不少。同类通押在北宋江西诗韵中亦有8例，词韵1例，现代江西方言可以印证，如萍乡方言“官光”、“短党”同音（刘纶鑫 1999，页72），铅山话江阳韵的“帮”与寒先韵的“端安”韵母均为（陈昌仪1991，页77），因此今江西方言与宋代江西诗词寒先、江阳二部相叶有渊源关系。
但现代四川方言中，“象相样”等韵母多为，“延妍田眠般”等字韵母为-an、-ian，二者不协，不能印证。不过，宕摄舒声与山摄舒声因韵尾相混而读同，除赣方言外，在现代江淮官话、吴语、闽语、湘语中也很普遍，因而这可能是一个近代发生的汉语南方语音的演变，其源头可上溯至宋，江西、四川诗人的混押传达了这种音变的早期信息。
其二，江阳与监廉通押6次。作者4人皆出于成都府路，现1人举1例于下：
①苏辙7古《三不归行》第5韵段“南邦”(15-10094)
②释法薰杂古《偈颂》之22“憨桑”(55-34150)
③李流谦7律《用宇文龙图韵赠龙华印老》“江咸岩衔凡”(38-23969)
④释普宁7绝《偈颂》之26“缸谈南”(65-40643)
李流谦的是次韵诗，但宋人次韵首句不拘，本诗首句韵字并非原作，李氏诗集后面又有《再用韵送印老》，仍次原韵，而该诗首句末字是“谈”；可知首句用“江”字与监廉混押是作者自己的引韵。
四川诗人江阳与监廉通押，相似的用韵也见于福建，崇安人刘学箕有1例监廉部“缆”字押入江阳部，反映闽北音的唇鼻音韵尾向舌根音韵尾的演变，今闽北音可以对应。但在今成都音系中，“南憨咸凡”等字韵母为-an（今成都“岩”韵母为-ai，与“崖”音同），“江缸邦桑”等字韵母为，二者不协，不能印证。但如果将这种押韵现象跟前文江阳与寒先以及监廉与寒先通押联系起来看，可得下列关系式（“＜”表示“小于”）：
江阳叶监廉am（6例）＜江阳叶寒先an（11例）＜监廉am叶寒先an（69例）
从以上式子中数量的递增可以推测am→an、→an（“→”表示发展到）这样两种先后连续的发展关系，这种发展关系跟庚青并入真文(*en)，然后侵寻(*em)又逐渐靠拢真青(*en)的发展似乎是逆向平行的，可以看出两个发展步骤：
即从弇侈的角度来看，弇音鼻尾韵是-η尾先混入-n尾，而侈音则是-m尾先并入-n尾。这种混并完全可以通过词汇扩散方式在方音中进行。所以我们推测江阳与寒先、监廉与寒先的通押应当反映了宋代四川方言中的侈音鼻音韵尾的前鼻化演变。江阳叶监廉数量最少，可以看作是am较多并入an之后，再逐渐并入an，然而后者发育不全，现代秦晋川方言中宕摄与山咸摄舒声字音读韵尾有的同、有的不同，参差不齐，即其投影。
通盘考察上述两组通押，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不同韵尾间跨韵部通押，大致各自以主元音弇、侈为条件通押，形成如下两个系列：
弇音系列 侈音系列
-n:真文和庚青433例并为真青部 寒先和江阳11例
-n:-m
真青（真文＋庚青）和侵寻143例
寒先和监廉69例
-m:（侵寻部与纯梗摄阳声之间仅14例）监廉和江阳6例
两个系列中后鼻尾和唇鼻尾-m两者之间均较少通押，而、-m两个鼻尾却均与前鼻音韵-n有很多通押，似乎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即在主元平行的鼻尾韵部之间诸鼻音韵向前鼻尾靠拢。如果把通押数量比例的大小看作发展速度的快慢，那么，首先是庚青部并入真文部，实现前弁音韵部之间的混并，即：→-n，感染双唇尾侵寻部向真青部靠拢，出现-m→-n的发展趋势。然后扩散至低元音韵部则有监廉部首先向寒先部靠拢，再江阳叶寒先，宋代四川方音发展大势是在弇音尾大致并入-n尾的同时，所有 -m尾韵也逐渐向-n尾靠拢。
3.1.3 第三组真青部参与的两种通押。
3.1.3.1 真青与江阳通押有18例，根据入韵字的特点，可分三种。第一种原臻摄梗摄舒声字押江阳1例。
①释心月杂古《颂古》之12“臓睛门”(60-37704)
第二种原臻摄舒声（通语真文部字）押江阳，2例：
①郭印5绝《众香桥》“人香扬”(29-18734)
②魏了翁5绝《次韵黄侍郎海棠花下惜黄昏七绝》之2“春妆棠”(56-34874)
魏了翁次韵对象黄侍郎原作已不可考，首句用“春”字引韵似应属首字不拘。臻摄“春”字押江阳部，宋代福建建阳人刘子寰词韵亦有1例，现代闽方音可以印证。而四川诗人“人”字押江阳部，亦与现代闽音相应，现代闽音“人”读，正可与江阳通押。而现代成都话“人春门”读韵，“香妆棠”等字读韵，不能对应。
第三种原梗摄舒声字（通语庚青部）杂押江阳部。共8人15例，略举几例：
①苏轼5古《西斋》“床长狂凉香光翔吭生皇”(14-9215)
②高斯得7古《次韵刘养源见寄》第3韵段“长癢鲠”(61-38568)
③鲜于侁杂古《九诵·双庙》第3韵段“倾行阳城兵狼扬生”(9-6230)
苏轼《西斋》诗“生”字下《全宋诗》云“章校：《宋文鉴》作‘行’”，“章校”指章钰所校缪荃孙覆明成化本《东坡七集》。苏氏原诗：“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观我生”语出《周易·观》，与上文“观物化”正相对，则“观我行”似非。
四川诗人梗摄舒声杂押江阳部，涉及17个韵字“诚惊成城兵兄倾行清明盲粳鲠”。17个梗摄字杂押江阳部，似反映两个层次的语音现象。其中“行盲粳横鲠兵明兄”8字上古属阳部，与中古阳唐部同源，这些字中古转入庚青，大致发生在汉代（王显1984）。但转变在各地演变速度并非一致，在中原地区，这批字直至魏晋仍有通押阳部的。且随魏晋的大移民又有不同扩散，如宋代闽地文士用韵中“行枪”押入江阳，就被认为“魏晋以来渡江的汉人首先带至吴，然后辗转南下植于闽”的魏晋音底层（刘晓南1999），而巴蜀方言的形成历来受北民南迁的影响，那么上述8字的阳唐读音也很可能是由中原移民带入蜀地的上古音遗迹。这是一个层次。另外9个庚青部字上古属耕部，跟阳唐本非同源，此类字与阳唐部押，福建诗韵亦有3例，江西诗僧德洪诗中有2例，均与宋代福建江西方音有关。对于四川诗韵中的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诗人受当时的四川方音影响所致。这是第二层次。
今四川方言中“行名明听清惊净”等庚青部字韵母多为-in，“阳皇光长忘”等阳唐部字韵母为，不协。
3.1.3.2 真青部与东钟部通押12例。可细分为3种情况。1.通摄与臻摄混押5例，2.通摄与梗摄混押共6例，3.通摄与臻、梗二摄通押1例。下面各举一例：
①李新4古《祭先农》第1韵段“功春”(21-14147)
②释普宁杂古《偈颂》之27“盲横坑弓”(65-40643)
③释慧性杂古《偈颂》之86“空信争”(53-32911)
12例中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10首是僧人的作品，且6首是偈颂。僧人做诗的特点是俗而粗疏，用韵不精，既取口语方音亦有音近合韵，尤以偈颂突出。故此种通押大体上看，合韵居多应是可信的。虽参差不齐，然而也不是没有一点实际语音价值。如通摄与臻摄混押，在福建文士有2例，现代闽音可以印证。南宋江西诗人杨万里诗韵亦有3例，可见并非四川一地。李新原文为：“帝先农功叶，曰惟孟春。”在“功”字下自注“叶”字，可见作者自己亦认作非正常押韵。这应当就是作者方言后鼻尾向前鼻尾靠拢的表现。也可以从中看出在宋代四川方言中，东钟部与真青部某些字主元音比较接近。释普宁“盲横”与“弓”通押，表现为庚青合口字喉牙音字与东钟相押，更是与宋代通语相似，这部分字《中原音韵》也把它们兼收入东钟、庚青两部。但今四川方言通摄韵母为，“春信争”等韵母为，不能协韵。
3.1.4 数量很少的4种通押，东钟与侵寻通押已见诸上，此外3种通押也可能反映某些特殊语音现象。
3.1.4.1 东钟与侵寻通押2例。皆出自夔州路达州人释慧性，且全为偈颂。
①杂古《偈颂》之69“中琴音鬆东”(53-32909)
②杂古《偈颂》之92“蓬今风”(53-32911)
这与上文真青与东钟通押相类，可目为临时合韵。今四川方言“琴音今”韵母大多为-in，“中东蓬鬆风”韵母为，二者不协。
3.1.4.2 寒先、真文、监廉通押，作者2人2例。
①苏轼（眉州）4古《新渠诗》之3“潭颠民年”(14-9101)
②阳枋（潼川合州）5古《和赵景贤使君入昌溪即事》“线晛溅战縴面蒨练健厌遍焰勉见玩念剑闷滟羡” (57-36095)
例2为阳枋次赵景贤韵，赵景贤何许人？查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有两个赵景贤，且里籍不确，若赵景贤非川中文士，则此诗用韵不能反映川中语音。此例存疑。
上两诗，除去-m并入-n之外，就是真文部“民闷”二字押入寒先部，是不是宋代西音“民闷”可读“眠慢”，姑录存疑。
3.1.4.3 江阳与侵寻通押1例。
释惟一杂古《偈颂一百三十六首》之62“涨林心吟”(62-39005)
释惟一是潼川府路资州人，今潼川一带资中，三台、遂宁等方言中，“涨”韵母为，“林心吟”读-in韵母，二者不协。相似的押韵见于宋代江浙诗人，张耒、沈遘各1例。
3.1.4.4 东钟与寒先通押1例。
释道颜7古《颂古》之17叶“面线颂”(32-20302)
释道颜是潼川府路梓州人，今潼川音“颂”韵母为，“面线”韵母为-ien，不协。宋代福建建州诗人张伯玉有1例“边”与“功”协，现代建安音亦不能印证。但朱熹叶音中有这种韵例，可与张伯玉相互印证为宋代闽音。也可见四川释道颜如此押韵，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与宋代闽音相似，大概反映四川音个别地方某些字的方言特殊读音。
3.2 相同韵尾阳声韵跨部通押12例，有2种，分述于下。
3.2.1 东钟与江阳通押，共5例。
①释清远7绝《颂古》之9“风乡当”(22-14707)
②释慧远7古《颂古》之1“宫汤贜”(34-21729)
③冯山5律《春间》“降窗缸枞”(13-8647)
④任续杂古《彭思王庙》第5韵段“祥丰”(37-23058)
⑤苏轼5律《次韵黄鲁直戏赠》“凉红栊鸿蓬”(14-9409)
例中前4例均可看作个别东钟部字杂押入江阳部。比较特别的是第5例，该诗为次韵诗，原诗作者黄鲁直是宋代江西诗人，在他的诗文用韵中，有庚青、江阳、东钟三部混用（林亦1991）现象。苏轼次黄鲁直的诗，原诗见于《山谷集》卷九，题为《清人怨戏效徐庾慢体三首》，五律，三诗均首句仄声不入韵，东坡次其韵首句改为平声，即用邻韵引韵，乃用江阳部“凉”字押入东钟部，此诗别为一体。苏轼《屈原庙赋》云：“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四库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赋中“宫乡”叶韵，毛先舒《韵白》指责苏氏“拘于三百篇之例”，四库提要驳之曰《易·象传》《老子》都有东阳通押，则“江已通阳久矣”。据我看，毛氏与四库馆臣均未说到点子上，其实东阳通押应当是苏轼方音用韵。大文豪苏东坡乡音难改，不但写作中时有蜀音，甚至于向人朗读自己的作品亦然，叫人难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记述了此类佚事：“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南按“其”指晁之道）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毕，东坡琅然举其文，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2002年，页125）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东坡此赋用韵正可与其诗互相印证，均为四川方音无疑。
5例东钟押入江阳，表现出东阳通押的特点。东阳通押较多出现在宋代福建诗人笔下，是宋代闽音现象，现代闽语可以印证。四川诗人的5例，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相似。又前文已述，四川诗人笔下“春”字既押东钟又押阳唐，说明方言中东、阳亦近，故“春”字可两押。
现代四川方言“乡当汤亡”等字韵母为，“风宫红蓬”等字韵母为，押韵不协。
3.2.2 寒先与真青混押，共5例，也可分2种，其一，真青部原梗摄字杂押寒先，4例：
①释士珪7古《颂古》之2“行干”(27-17861)
②高斯得7古《送庸斋赴召》“仙颜喧悬钱田船然坚贤连联前偏天亨先焉旋拳煎篇”(61-38576)
③释道颜7古《颂古》之1“行关”(32-20299)
④释了惠5绝《雪庭》“寒生坑”(61-38108)
四例仅“生坑行亨”四个梗摄字押寒先，例少而独特。也就是说，梗摄个别字杂押入山摄，这应当反映了梗摄个别字的特殊音变。现代方言中“生”字主元音北方多读央元音，南方方音则多有文白异读，文读主元音较高，白读为较低元音，大多数读成。如：[33][p337]
假如“生”等字的韵母在宋代四川方音读近似现代南音的白读：，加之四川方音又有后鼻向前鼻演化或鼻化的趋势，那么，个别字与寒先的*an主元音相同音近可叶是可能的。
其二寒先部字杂入真青部，1例：
①释居简5古《送王寺丞》“酲神驯伸扁民盈陈精勤倾泠明清”(53-33179)
诗例中，与“扁”相押的皆为臻梗摄三四等字，“扁”依诗意当属先韵。该字上古属真部，中古转入先韵后一般就不叶真。这例跟真通押，可能是真转入先在四川方音中的滞后，即在宋代四川方音的个别点还保留了“扁”的古音。释居简为潼川府路梓州人。今潼川荣县音与此相似。荣县咸山舒声细音与深臻曾梗4摄舒声细音相混，如“坚金斤经”皆读为，其中山摄四等“坚”读细音，可以反推在宋代四川潼川路一带，先韵“扁”等一部分源于古真韵的字读音仍与深臻梗曾4摄舒声细音相近，可以协韵。
3.3 阴阳通押，10例。其中3例可从现代方言加以说明。
3.3.1 可以说明的3例，从押韵方式来看，可分两种。押阴声字为主，杂入个别阳声字的有2例；押阳声字为主，杂入个别阴声字的有1例。两种情况，现代四川方言都可印证。
3.3.1.1 押阴声韵为主杂入个别阳声字，2例。
①释亮（潼川）杂古《光上人求语》第1韵段“沙花遮关”(51-31689)
②释惟一（资州）杂古《偈颂》之35“下上差家”(62-39003)
“关、上”两字均押家麻部，与今四川方音可以对应。现代四川方言an、iεn、uan、yεn四个韵母都有不同程度的鼻尾弱化或脱落现象。“关”，《广韵》删韵古还切，中古音当为*kuan，今普通话尤然。然现代四川成都、金堂、自贡、荣县、遂宁、射洪等六十多个方言点中，“关”这类字的韵弱化为半鼻音韵，其弱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即为眉山、峨眉、阆中等7个点，读为，天全、泸山等13个点读，还有少数点读之类的鼻化韵，这些弱化的鼻化音与韵母为-a、-ua的“沙花遮”等字大致可协。“关”叶家麻，反映了四川方言-n＞弱化＞鼻化＞脱落演变过程的初始状态（参甄尚灵《四川方言的鼻尾韵》，《方言》1983年第4期页241-243）。
“上”《广韵》养韵、漾韵两收，现代四川荣县、屏山等地方言中无这一鼻尾韵，“上”韵母亦为，“下差家”韵母为-ia、-a，亦可协。
3.3.1.2 押阳声韵为主杂入个别阴声字，1例。
①李新4古《祭先农》第2韵段“亩种动”(21-14147)
李新：“载耒与耜，昕及南。穜稑薿薿，以布以种。”“亩”是阴声押阳声韵，作者注“叶”字，表示其用韵性质与一般不同。“亩”《广韵》收入厚韵，该诗与东钟部字相协，不合音理，通语音无法解释。但方言却可印证。亩字是流摄明母字，现今四川方言乃至西南官话中，流摄部分字有读为鼻韵尾的现象，分布广泛，尤以唇音突出，如：“某茂浮”在成都、荣县，五通桥、自贡等地韵母都为，峨嵋音系中，“蒙谋”“猛某亩”“梦茂贸”三组字声、韵均为，仅声调不同（陈绍龄、郝锡炯1959,32页）。然按今成都地区眉山、雅安、汉源、成都、峨眉等地方音，则阴声“亩”韵母为，正可协东钟。李新属成都府路人，其用韵恰与现代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方言语音相一致，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
另有7例通观文意多属不辞，《全宋诗》或其底本抄讹可能极大，因手头无书等原因，一时不便核查，姑且存疑，例略。
作者介绍：刘晓南，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雪梅，湖南省司法厅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