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第33卷第3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IOfSOciaIScienceOfHunanNOrmaIUniversityVOI.33NO.3
Ma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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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年代的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410081；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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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1935年1月，
要围绕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与此同时，在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问题也有激烈争论。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
关键词：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与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6；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4）1000-252903-0084-07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有关这次论战见拙作《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五四2003年第4期）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因为国民革命的武器批判压倒了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武器。但仅过几年，文化争论又烽火四起。先是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表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于1933年年底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并由此在广州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争。接着，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于是继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之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在全国展开。但这次论战没有持续多久，到1936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结束。论战的双方主要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同时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也有争论。
检讨过去。到恢复，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2）《宣言》认为，中国文化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上占有过“很重要的位置”，但从汉代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近代以来的几次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使危机得到解决，相反还造成了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消失。（3）如何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只笼统提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十教授于此时联名发表这样一个文化宣言，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1924~1927年的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妥协退让，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维护统治，国民党一方面调动大军，对共产党的“苏区”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控制，并于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CC派首
领陈立夫为理事长，发行《文化建设月刊》，鼓吹“中体西用”的文化建设主张，希望以此统一整个思想文化界。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实际上十教授都是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宣言》从酝酿、发表，到发表后引起讨论，也都是在国民党、特别是陈立夫的策划下进行的，得到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大力支持。《宣言》首先就是发表在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文化建设月刊》上的。《宣言》发表后，该协会即函告各地分会，
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提出
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在《文1935年1月10日，
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写成的。内容分为三部分：（1）为什么要提出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回答是：中国在文化领域中已经消失，已失去它的特征，“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使它失去的特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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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ZC08）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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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它们对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作广大深切之宣传与研究”。十教授自己也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给予他们的大力支持供认不讳。他们曾在《文化建设月刊》第l卷第6期上撰文，得意地声称：“自从《宣言》发表以来，不但全国各界领袖表示同情，……就是当局方面，亦因我们这种运动，纯以学术为出发点，给我们一种自由发表的机会。”
在国民党和陈立夫所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形成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各种官方报刊竞相发表社评、社论和文章，大力推崇、宣扬《宣言》的观点和主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各地的分会，相继组织召开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讨论、学习、宣传《宣言》。l月l9面对胡适一些人的批评，十教授纷纷撰文作答，并于《我们的总答复》，他们一方面l935年5月lO日抛出了一个
以进为退，抓住西化派、特别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不放，狠批“全盘西化”的理论错误；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退为进，一再声明自己“不仅反对守旧和盲从，就是所谓‘中体西用’也在我们摈弃之列”，因为“中体西用”论者将中国说成是“精神文明”，西方说成是“物质文明”，要以中国“精神文明”为“体”，吸取西方“物质文明”之“用”，但实际上“物质和精神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根本不能分离”，体用也是一样，“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便有什么体”，所以说“中体西用”是不通的理论。然而，十教授们在声明自己不赞成“中体西用”论的同时，却又坚持认为“今后的文化建设应以中国为本日，上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首先召开，参加者有大学教授、新闻机构负责人及政府官员等2O多人。3月，“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发起举办了旨在宣传本位文化建设的。“文化建设协会”河北分会不仅组织了保定“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而且还创办了《文化前哨》杂志，出专刊宣传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4月，十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启示，就本位文化建设问题，举办有奖征文，以“集思广益……就教于国内鸿博”。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纷纷挥笔上阵，为十教授助威呐喊。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非常欣赏《宣言》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欢呼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认为《宣言》提出的以的文化建设原则，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更有人将《宣言》的发表说成是“国民睡梦中的一声警钟”“，人生迷路时的一个指针，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的一
条出路”“，实为今日救国之要途”［l］。据不完全统计，自l935
年l月lO日《宣言》发表到5月lO日十教授登出《我们的总答复》，仅5个月时间内，发表的支持、称赞、宣传和配合《宣言》的大小文章就达lOO多篇。
当然，《宣言》发表后也立即遭到了包括西化派在内的不少人士的抨击。3月3l日，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在他
所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教授的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接着，陈序经、张佛泉、张熙若、严既澄、常燕生、梁实秋、熊梦飞、李麦麦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宣言》。从这些文章的内容看，胡适一些人对《宣言》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批评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指出十教授所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不过是早年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翻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详见下一节）。二是批评它的政治目的，即反映了国民党人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燕京大学副校长刘廷芳就《宣言》的政治目的提出如下三个问题要求十教授公开回答，即：（l）此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有无政治背景？2）诸位对于文化统制问题取何种态度？（3）此次运动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位”，而“中国本位的基础”就是中国此时此地“特殊的需要”。当然和闭关时代的中国文化或世界列强的文化不同，而我们所揭橥的中国本位文化
建设，就应以这种特殊需要为基础。”［2］显而易见，十教授的
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并未改变。另外，他们的回答也回避了批评者对《宣言》的政治目的的批评。
尽管十教授的《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轰动一时，但由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特别是为国民党文化专制服务的政治目的，使它失去人心，得不到思想文化界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再加上胡适等人对它大张旗鼓的批判，它的影响日益缩小，因它而起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到l936年春夏之交就草草收场了（当然这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也有关系）。
二、关于“本位文化”的争论
前已论及，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西化派的反击，并就《宣言》提出的“本位文化”建设与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进行了激烈论战。概而言之，论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十教授提出“本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和中国社会的落后是中国自身文化的丧失造成的。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但在西化派看来，中国当时的“大患”不在中国文化的丧失，“中国特征的丧失”，而在“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保存得“太多”“、太深”。“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正是由于“中国的特征”保留得“太多”、“太深”，“所以无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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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化讲演竞赛会”“中国为本位”“应着这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文化，（
么良德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德
［3］美意”。
粕”说得十分严重，甚至认为它已陷入了“慢性的恐慌”。但在西化派看来，西方文化的“糟粕”并不像本位文化派说的那么严重，与中国文化的“糟粕”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还宣称，西方文化中不好的东西，也要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的东西好千百倍。二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本位文化派认为，既然西方文化有“糟粕”，那么，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就应“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但西化派认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选择去取”。所以，引进西方文化就不能先存一个“精华”与“糟粕”的区分，而应让它与中国文化自由接触，经自然选择，淘汰其“糟粕”，存留其“精华”。
第三，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本位还是西化？这是西化由于对中国实情的认识不同，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便也大相径庭。本位文化派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之所以会“消失”，原因就在于近代的几次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其结果不仅未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存在问题，相反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失落。与本位文化派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西化派则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他们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之一，是认识到观察中国文化是否发展，“必须依着国际水平来测量”，而不能只从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求；功绩之二，是认识到只承认西洋文化的“器”或“用”，而不承认它的“道”或“体”，或只承认它的“物质”，而不承认它的“精神”这种二元论调的错误；功绩之三，是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化不符合现代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把所谓“中国文化的特征”，如多妻制、束胸、缠足、男女不平等、迷信、安命、保守、忠孝、贞操等统统“扔到厕所去”。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教授现在要为“被有革命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扔到厕所去了”的这些“中国文化的特征”而惋惜，并要把它们重新拾起来，这“不是（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么？不是回到‘皮毛的和改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时代去了？”
［4］
第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本位文化派认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其不足，有其糟粕，但精华是主要的，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形成四万万人的大民族，并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能一概否定，而且还应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今天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存在，除个别人外，西化派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他们又认为，不能夸大中国文化精华的量，从整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创造新文化的障碍，不应像本位文化派主张的那样去发扬光大。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固有文化之精华的保存，“这要在人们的文化已经欧化、近代化之后才有可能，这犹之数千年来的中医虽保有一部分医药的经验，但要发扬这一部分医药的经验却非待中国的新医学发达之后不可。不这样，而强使现在的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的特征’，定会阻止中国走向近代文明之路”。故此，西化派认为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文化的建设的根基，而是“明白的表示必须欧化、近代化。肯定地说，便是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化”。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无论本位文化派，还是西化派，一盘都承认西方文化中确实有糟粕存在，如历史的“惰性”，“拜金主义”、“性史、春药、洋八股”等，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西方文化之“糟粕”的量的估价。本位文化派把西方文化之“糟86
派与本位文化派争论的焦点。我们已经指出，十教授提出的文化建设原则就是以中国为本位。对于十教授的这一主张，西化派予以了严厉抨击。3月20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专栏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建设原则是早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顽固反动军阀“何键、陈济棠诸公作有力的辩护”。因为何、陈也不主张八股小脚，也不反对工业建设，他们所谓的新政建设标榜的也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他们的读经祀孔也可以挂在“‘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之下，他们所要建立的也正是中国本位的文化。”陈序经在《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也指出，虽然十教授标榜“不守旧”“，不复古”，但就其主张的实质来看，它“仍是一个复古与守旧”的宣言。即使不说它完全守旧，那也是35年前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西化派在批评本位文化派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他们虽都认为“我们四万万人如果想继续在这世界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但在具体的提法上却存有不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提法：
一是“充分西化”说。这是胡适提出来的，并得到严既澄等人支持。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主张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二是“根上西化”说。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张佛泉。他在一文中写道：“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上或说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即整个地改造中国人的头脑，将中式的头脑换成一个西式的头脑，将《论语》式的头脑换成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如果不换头脑，不彻底地从根上改造，中国人是永远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
的。所以“从根上西化才是我民族的出路”［5］
。
三是“全盘西化”说。陈序经是这一说的代表人物。赞
“星期论文”“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西化问题之批判》
同这一说的还有郑昕、冯恩荣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有机系统，不可分开，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我们要吸收西洋的科学，我们就不得不连西洋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吸收过来”。这“其他方面”，包括“很不容易除去的渣滓”。既吸收科学，也吸收渣滓，当然也就是“全盘西化”。
四是“西体中用”说。这是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提出来的，他还把它具体分解成“四大原则”，即：（1）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2）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3）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4）在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造，成为一种新文化。
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之一，是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分开不得，它表现出来的各方而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如果因内部或外来势力的冲动使某一方面发生变更，那么，其他方面也必然会受其影响，发生变更。“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上是有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
［8］
的。”但在吴景超看来，陈氏的“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的说
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他承认火车头与轨道这两种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男女同学与社交这两种文化单位也是分不开的，人们不能一方面采纳西洋的火车头，一方面还保存中国的土路；一方面采纳西洋的男女同学，一方面还保存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但从以上这两个例子中，不能推导出针对西化派的批评、诘难，本位文化派纷纷作文，除为自己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辩解外，集中地批评了西化派的西化主张，特别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他们认为西化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因为，第一，西方有西方的时地背景，中国有中国的时地背景，由于时地背景不同，中国不可能西化。第二，所谓“西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十九世纪标举个人自由的大旗的资本主义，在工业后进的中国不能通用”。
中国通用的是“三民主义”［6］。他们批判“全盘西化”论“反客
为主”“，自甘毁灭”，其最大错误是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纵
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2］
。
三、关于“全盘西化”之争
“全盘西化”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9年提出来的。但从胡适前后的言论和主张来看，他并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真正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是时任广东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1933年底陈在中山大学作《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主张全盘西化，不久演讲稿刊登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上，并由此而在广东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战。当时参加论战的除陈本人外，还有许地山、谢扶雅、张磬、陈安仁、张君劢、卢观伟、吕学海、冯恩荣等。1934年初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文化上的复古派和折衷派，进一步阐述的理由和主张。到1935年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陈序经以“全盘西化”论与之论战。但陈氏的主张一提出，就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成了30年代文化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批评“全盘西化”论的意见非常庞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一类是反对“本位文化”主张、并与十教授展开激烈论战的西化派（当然也包括那些并不明确主张西化的人，如吴景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全盘西化”论真正作出有理论深度批评的是西化派，而不是保守的本位文化派。概而言之，西化派内部的批评与争论主要围绕陈氏提出的“全盘西化”的理由展开。
所有的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分开不得的结论。譬如，我们采纳了西洋的电灯，不一定要采纳西洋的跳舞；采纳了西洋的科学，也不一定要采纳西洋的基督教。故此，吴氏认为：“文化的各部分，有的分不开，有的分得开。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的”，因而“全盘西化”的理论，根
本上“不能成立”［7］。张佛泉也批评陈序经的观点“未免太
过”。他指出：如果像陈氏所说的那样，采取旁人的文化必须，不能“零售”，采其一端就必须取其整体，牵一发就不能不动全身，“那么接受文化岂不倒变成了极简单的一件事了吗？文化既是这样机械（或说是这样有严密的组织）的，岂不是只学了其中任何一样，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个文化
了吗？”
［8］认为“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中国文化一切都不如人，这是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又一条主要理由。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强调：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后来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从东西文化的程度来看，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的那样进步。……从东西文化的内容来看，我们所有的东西人家统统有，可是人家所有的好多东西，我们却没有。从文化的各方面的比较来看，我们所觉得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们所觉得为坏的东西，还坏过人家所觉得最坏的千万倍。”既然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国文化好，那么陈氏的结论自然是：“我们为什么不全盘
彻底的采纳（西洋文化）？”［9］
对于陈序经的这一观点，绝大多
数的西化派是不赞成的。张熙若在《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等著述中就批评陈氏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深确的了解”，其观点“过于笼统过于武断”，因为西洋好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并不是“甚么都好”；中国要不得的东西确实不少，但也不是“甚么都要不得”。比如，他举例说，中国的艺术造诣就向来极高，在许多方面比之西洋都毫不逊色，就是今天有教养的西洋人见了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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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全盘西化”
外，中国的坛庙宫殿式的建筑也很有特色，能够将美丽与庄严两个原则配合到天衣无缝的圆满境界，如北京的故宫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建筑能与之媲美。如此等等，说明中国文化并不像陈序经认为的那样一切都不如西洋文化。梁实秋在《自信力与夸大狂》一文中也认为“‘全盘西化’是一个不幸的笼统名词，因为似是认定中国文化毫无保存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梁氏看来，中西文化互有短长，尽管西方文化优长者多，中国文化优长者少，但这并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各方
［10］面都不如西方文化的结论。
［13］
我们至少有百分之二十进步”，关于第三点，他也承认西方文化内容复杂，但“总而观之”，他又认为西方文化“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所以“全盘西化”的结果，不会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
除“全盘西化”的理由外，陈序经与胡适还就“文化惰性”
和“全盘西化”的含义问题发生过争论。先是1935年3月，胡适为了辩驳自己不像陈序经所说的那样是“文化折衷派”，于
“编辑后记”中发表声明，说“文化折《独立评论》第142期的衷论”是“不可能”的，自己“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
论”。但同时他又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所说的折衷，说
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第三条主要理由，是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
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界文化”。他在《东西文化观》一书中写道：“所谓西洋文化，‘中国本位’
可以叫做现代文化，或是世界文化。她是世界文化，因为世
界任何一国都是采纳这种文化。她是现代文化，因为世界任
何一国，都是朝向这种文化。简单的说，西洋的文化，是现代
世界的文化。”正因为西洋文化是现代世界文化，所以中国如
果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就“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
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11］（P166-176）
。把西方文化说成
是世界文化，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因为除
西方文化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如中
国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印地安人文化，等等，西方文化
仅仅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
文化，这不仅是陈序经，也是绝大多数西化派的基本共识，是
他们主张西化的理论出发点之一。所以西化派在批评陈序
经的“全盘西化”论时，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批评。他们只是指
出，西方文化内容复杂，其中“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
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
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
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所谓“全盘
西化”，究竟是化入独裁制度，还是化入民主制度呢？是化入
资本主义，还是化入共产主义呢？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本身
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12］
。面对吴景超、张佛泉等人的诘难，陈序经又先后作《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再谈全盘西化》、《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等文，为自己的“全盘西化”的理由辩护。关于第一点，他坚持认为文化是不可分的，各个部分存在着一种“互有连带的关系”。人们有时把文化的各部分（如精神、物质）分别开来，这纯粹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起见，而不能说明文化各个部分不是统一的整体。关于第二点，他承认西洋文化在今日还没有达到“完美至善的地位”，中国文化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也许免不去所谓西洋文化的一些短处，“可是假使我们承认西洋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六十，中国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四十，我们若能全盘西化，则88
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胡适的上述声明表明，他只是把“全盘西化”作为引进西方文化的一种手段，在结果上他又认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陈序经对
胡适声明赞同自己的“全盘西化”论表示欢迎，但对胡氏所说
的“文化惰性”以及这种“惰性”必然会把文化的变革控制到折衷调和路上去的理论又甚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文化虽
有“惰性”，然而全盘西化后，文化的惰性就会消失，而文化惰
性的消失，也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消失，全盘西化的实现。
为反驳胡适的观点，他专门写了一篇《再谈全盘西化》。文中
他指出：“我不否认文化是有惰性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惰
性成为西化的窒碍物，所以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论，在
积极方面，是要使中国的文化能和西洋各国的文化立于平等
的地位，而‘继续在这世界上生存’；消极方面，就要除去中国
文化的惰性。所以若能全盘西化，则惰性自然会消灭。”故
此，他指出，胡适所讲的“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
调和上去”的现象，只能当作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一种过渡
时期的畸形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时间上或许很久，
但其趋势，则是在全盘的路上。
关于“全盘西化”的含义，胡适批评“全盘西化”有一点语
病，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100%的意思，99%还算不得
“全盘”，而100%的“全盘”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他后来建议以“充分西化”或“尽量西化”代替“全盘西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陈序经看来，“全盘西化”不仅可能，而且也不存在胡适所说的语法上的“毛病”。因为，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100%才能称“全盘”，但从普通意义上说99%，甚至95%亦可称“全盘”。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和他的几位同事，有好几次都因故没有参加学校教职员工的“全体”合影，但挂在墙上的照片依然写的是“本校职员‘全体’摄影”。至于他本人，他“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
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14］。
四、论战的评价
发生于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就论战双方的身份和
争论的主要问题来看，无疑是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发展和延伸。但由于时移势异，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在认识方面有了以下几点进步：
首先，是对文化之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认识。我们已经指出，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集合体。但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西化派一般比较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甚至不承认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一般比较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甚至不承认文化的时代性。但到了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这种现象有了一定改变。西化派面对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尤其是《宣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否定。但到了30年代的文化论战，虽然持这种文化观的人还有，然而已是少数，多数人能够程度不同地采取分析的态度。以西化派为例。除陈序经等极个别人外，其他人（如张佛泉、张熙若、梁实秋、熊梦飞，甚至包括胡适）都能在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如历史的惰性，生活的奢侈，拜金主义，人与人的不平等，……有人甚至称现代西方的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为“西方文化之癌”；在激烈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又承认它还具有某些精华，不能简单抛弃。正是由于能对中西文化持分析的态度，所以西化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赞成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认为西方文化的内容非常复杂，既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主义、学说和流派，也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时间空间的特殊性”的批评，他们在强调文化之时代性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和回答“新文化应不应有民族性，应该有什么样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又如何和时代性相适应，这样一些文化建设中更深刻的问题”。因此，除个别人外，多数西化派并不否认未来的中国新文化应具有中国的民族特征。如熊梦飞的《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提出了“西体中用”的“四大原则”，其中第四条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造，成为一种新文化。”文中并就这第四条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一国有一国的特征，犹之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种特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理遗传；三是历史文化。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与（这）三者相适应”，“而后（才）能树立巩固之基础”。这也就是“文化之民族的色彩”。具体而言，如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到中国，发动是用汽力还是用水力或电力？是先引进重工业还是轻工业？这就要看中国的自然环境来决定，又如学习欧美法令规定中国学龄和婚龄，就不能抄袭任何一国成法，而要根据中国人生理发育情况来决定。如此等等。该文还特别强调了引进外来文化要考虑中国民族特征，亦即所谓“国情”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六十余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和西化派一样，本位文化派面对西化派的复古主义的责难，也不得不思考和回答“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要不要使其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就声明，他们反对复古，相信文化的形态应随着时地的需要而变动、而发展，“倘认现代的中国人不容再营封建时代的生活，那就不应当持保守的态度来阻止文化的演进，还必须扶着时代的大轮，努力踏上是新又是新的前程”。文化之民族性和时代性及其关系被凸现出来并得到论讨（尽管讨论还不充分），这是30年代文化论战的一个进步。
其次，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论战中，论战双方大多持一种僵硬的、形而上学的文化观，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
引进西方文化要有选择，有取舍（当然他们选择、取舍的标准不尽相同），并主张根据不同性质的西方文化，采取不同的引进方法。如吴景超就把西方文化分成四部分，对于第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而且用它来代替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医学等等；对于第二部分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但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如哲学、文化等等；对于第三部分西方文化，“我们愿作参考，但决不抄袭”，如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方法是可取的，然而其唯利是图的动机则要抛弃；对于第四部分西方文化，“我们却不客气地要加以抛弃”，如迷信的
宗教、儿戏的婚姻等等。［15］
熊梦飞、张佛泉等也主张对不同
的西方文化不同对待。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西方文化作如此区分，虽然不见得科学，但它至少说明“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以前具体深入了”。
第三，是对西化和现代化的认识。在五四前后的文化大论战中，没有人使用过“现代化”或“近代化”的概念，论战双方在争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时主要围绕“东方化”（“中国化”）还是“西方化”展开。但到了30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不仅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而且已有人主张用“现代化”取代“西化”和“中国化”，并对“现代化”和“西化”作了初步的界定和区分。如张熙若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在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后写道：“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如此说来，现代化是与西化有分别的了？当然为讨论方便计，我们不妨说，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比较起来，第一种的现代化比第二种的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种的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是有人愿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
89
‘削足适履’
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复杂的社会情况是不容许我们笼统的。”接着，文章就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四条具体主张：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应战，国家也因此无法生存；第三，提倡现代各种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和合理化。尽管张氏对“现代化”和“西化”的界定及其关系的区分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但他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刘契敖的《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一文也认为，“‘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和‘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
［16］化”。
［1］许性初.从五四运动说到《十一宣言》［J］.文化建设月
刊，第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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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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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讨论集［C］，99.
［5］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J］第12卷第12期..国闻报，［6］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A］.中国本位文化建
设讨论集［C］，243.
［7］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J］第139号..独立评论，［8］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J］第12卷第12.国闻周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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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序经.东西文化观［M］牧童出版社，.台北：1876.［12］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J］第139.独立评论，
号.
［13］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J］第.独立评论，
142号.
［14］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J］第160号..独立评论，［15］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J］第.独立评论，
147号.
［16］刘契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J］.文化建设
月刊，第1卷第9期.
除上述这些认识外，30年代的文化论战还讨论了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没有或很少讨论过的问题，如文化能否选择？有无选择的标准？文化的模仿与创造，文化与民族意识等。另外，“全盘西化”论一提出来就遭到猛烈批判，实质上主张“中体西用”的十教授面对人们的批评不得不声明反对“中体西用”论。这些都说明与五四时期比较，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与探索有了一定的进步。
参考文献：
OntheHeatedContorversyBetweentheDepartmentalCulture
andWesternizationinthe30’s
ZHENGDa-hua
（CollegeofHistoryCulture，HunanNormalUniu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ModenHistoryInstitute，AcademyofSocialScienceofChina，Beijing100006，China）
Abstract：InJan.1935，tenprofessorspubiishedTheDeclarationofCultureConstructionBasedonChineseCul-ture，thusevokedaheatedcontroversybetweenthecuituraidepartmentaiistsandwesternizationists.Thecontroversywasmainiycenteredonthefoiiowingissues：whatisthereaiityChinafacedwith，howtounderstandChinesecuitureand
Westerncuiture，whereisthewayforChinesecuituretogo.Atthesametime，aheatedcontroversyonwesternizationai-sohappenedamongthecuituraiwesternizationists.ComparedwiththecuituraicontroversyintheMay-forthperiod，inthecuituraicontroversyin1930sagreatprogressinpeopie’srecognitionhasbeenmadeonsuchissuesasthenationaiityanduniversaiityofcuiture，therecognitionofChinesecuitureandWesterncuiture，westernizationandmodernization.
Keywords：cuiturebasedonChinesecuiture；totaiiwesternization；westernizationandmodernization
（责任编校：王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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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04,33(3)4次
参考文献(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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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麦麦 评7.胡适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8.王新命 我们的总答复
9.刘契敖 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10.吴景超 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11.陈序经 全盘西化的辩护
12.陈序经 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13.吴景超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14.陈序经 东西文化观 187615.梁实秋 自信力与夸大狂
16.许性初 从五四运动说到
本文读者也读过(8条)
1. 张世保.ZHANG Shi-bao 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解析[期刊论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8(2)2. 郑丽平 "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期刊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1)
3. 刘放桐.LIU Fangtong 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期刊论文]-东南学术2001(2)
4. 李韦 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以胡适为中心的探讨[期刊论文]-理论学刊2010(2)5. 杜艳华.司徒琪蕙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期刊论文]-探索与争鸣2004(9)6. 郑大华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期刊论文]-浙江学刊2006(4)
7. 马海杰.MA Hai-jie 浅谈五四前期陈独秀杜亚泉东西文化之争辩[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2006,23(2)8. 张世保.ZHANG Shi-bao 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地方视野--读陈序经的社会学、历史学著作[期刊论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5(5)
引证文献(4条)
1.郭朝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分化及原因[期刊论文]-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史春风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期刊论文]-安徽史学 2010(5)
3.郑丽平 "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期刊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1)4.崔婷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nsfdx-sh200403018.aspx
2004年5月第33卷第3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IOfSOciaIScienceOfHunanNOrmaIUniversityVOI.33NO.3
Ma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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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年代的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410081；
100006）
"
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1935年1月，
要围绕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与此同时，在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问题也有激烈争论。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
关键词：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与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6；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4）1000-252903-0084-07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有关这次论战见拙作《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五四2003年第4期）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因为国民革命的武器批判压倒了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武器。但仅过几年，文化争论又烽火四起。先是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表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于1933年年底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并由此在广州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争。接着，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于是继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之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在全国展开。但这次论战没有持续多久，到1936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结束。论战的双方主要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同时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也有争论。
检讨过去。到恢复，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2）《宣言》认为，中国文化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上占有过“很重要的位置”，但从汉代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近代以来的几次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使危机得到解决，相反还造成了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消失。（3）如何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只笼统提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十教授于此时联名发表这样一个文化宣言，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1924~1927年的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妥协退让，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维护统治，国民党一方面调动大军，对共产党的“苏区”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控制，并于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CC派首
领陈立夫为理事长，发行《文化建设月刊》，鼓吹“中体西用”的文化建设主张，希望以此统一整个思想文化界。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实际上十教授都是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宣言》从酝酿、发表，到发表后引起讨论，也都是在国民党、特别是陈立夫的策划下进行的，得到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大力支持。《宣言》首先就是发表在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文化建设月刊》上的。《宣言》发表后，该协会即函告各地分会，
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提出
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在《文1935年1月10日，
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写成的。内容分为三部分：（1）为什么要提出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回答是：中国在文化领域中已经消失，已失去它的特征，“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使它失去的特征得
"
收稿日期：2004-0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ZC08）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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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它们对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作广大深切之宣传与研究”。十教授自己也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给予他们的大力支持供认不讳。他们曾在《文化建设月刊》第l卷第6期上撰文，得意地声称：“自从《宣言》发表以来，不但全国各界领袖表示同情，……就是当局方面，亦因我们这种运动，纯以学术为出发点，给我们一种自由发表的机会。”
在国民党和陈立夫所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形成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各种官方报刊竞相发表社评、社论和文章，大力推崇、宣扬《宣言》的观点和主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各地的分会，相继组织召开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讨论、学习、宣传《宣言》。l月l9面对胡适一些人的批评，十教授纷纷撰文作答，并于《我们的总答复》，他们一方面l935年5月lO日抛出了一个
以进为退，抓住西化派、特别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不放，狠批“全盘西化”的理论错误；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退为进，一再声明自己“不仅反对守旧和盲从，就是所谓‘中体西用’也在我们摈弃之列”，因为“中体西用”论者将中国说成是“精神文明”，西方说成是“物质文明”，要以中国“精神文明”为“体”，吸取西方“物质文明”之“用”，但实际上“物质和精神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根本不能分离”，体用也是一样，“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便有什么体”，所以说“中体西用”是不通的理论。然而，十教授们在声明自己不赞成“中体西用”论的同时，却又坚持认为“今后的文化建设应以中国为本日，上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首先召开，参加者有大学教授、新闻机构负责人及政府官员等2O多人。3月，“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发起举办了旨在宣传本位文化建设的。“文化建设协会”河北分会不仅组织了保定“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而且还创办了《文化前哨》杂志，出专刊宣传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4月，十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启示，就本位文化建设问题，举办有奖征文，以“集思广益……就教于国内鸿博”。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纷纷挥笔上阵，为十教授助威呐喊。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非常欣赏《宣言》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欢呼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认为《宣言》提出的以的文化建设原则，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更有人将《宣言》的发表说成是“国民睡梦中的一声警钟”“，人生迷路时的一个指针，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的一
条出路”“，实为今日救国之要途”［l］。据不完全统计，自l935
年l月lO日《宣言》发表到5月lO日十教授登出《我们的总答复》，仅5个月时间内，发表的支持、称赞、宣传和配合《宣言》的大小文章就达lOO多篇。
当然，《宣言》发表后也立即遭到了包括西化派在内的不少人士的抨击。3月3l日，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在他
所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教授的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接着，陈序经、张佛泉、张熙若、严既澄、常燕生、梁实秋、熊梦飞、李麦麦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宣言》。从这些文章的内容看，胡适一些人对《宣言》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批评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指出十教授所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不过是早年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翻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详见下一节）。二是批评它的政治目的，即反映了国民党人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燕京大学副校长刘廷芳就《宣言》的政治目的提出如下三个问题要求十教授公开回答，即：（l）此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有无政治背景？2）诸位对于文化统制问题取何种态度？（3）此次运动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位”，而“中国本位的基础”就是中国此时此地“特殊的需要”。当然和闭关时代的中国文化或世界列强的文化不同，而我们所揭橥的中国本位文化
建设，就应以这种特殊需要为基础。”［2］显而易见，十教授的
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并未改变。另外，他们的回答也回避了批评者对《宣言》的政治目的的批评。
尽管十教授的《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轰动一时，但由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特别是为国民党文化专制服务的政治目的，使它失去人心，得不到思想文化界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再加上胡适等人对它大张旗鼓的批判，它的影响日益缩小，因它而起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到l936年春夏之交就草草收场了（当然这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也有关系）。
二、关于“本位文化”的争论
前已论及，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西化派的反击，并就《宣言》提出的“本位文化”建设与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进行了激烈论战。概而言之，论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十教授提出“本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和中国社会的落后是中国自身文化的丧失造成的。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但在西化派看来，中国当时的“大患”不在中国文化的丧失，“中国特征的丧失”，而在“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保存得“太多”“、太深”。“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正是由于“中国的特征”保留得“太多”、“太深”，“所以无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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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化讲演竞赛会”“中国为本位”“应着这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文化，（
么良德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德
［3］美意”。
粕”说得十分严重，甚至认为它已陷入了“慢性的恐慌”。但在西化派看来，西方文化的“糟粕”并不像本位文化派说的那么严重，与中国文化的“糟粕”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还宣称，西方文化中不好的东西，也要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的东西好千百倍。二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本位文化派认为，既然西方文化有“糟粕”，那么，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就应“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但西化派认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选择去取”。所以，引进西方文化就不能先存一个“精华”与“糟粕”的区分，而应让它与中国文化自由接触，经自然选择，淘汰其“糟粕”，存留其“精华”。
第三，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本位还是西化？这是西化由于对中国实情的认识不同，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便也大相径庭。本位文化派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之所以会“消失”，原因就在于近代的几次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其结果不仅未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存在问题，相反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失落。与本位文化派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西化派则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他们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之一，是认识到观察中国文化是否发展，“必须依着国际水平来测量”，而不能只从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求；功绩之二，是认识到只承认西洋文化的“器”或“用”，而不承认它的“道”或“体”，或只承认它的“物质”，而不承认它的“精神”这种二元论调的错误；功绩之三，是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化不符合现代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把所谓“中国文化的特征”，如多妻制、束胸、缠足、男女不平等、迷信、安命、保守、忠孝、贞操等统统“扔到厕所去”。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教授现在要为“被有革命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扔到厕所去了”的这些“中国文化的特征”而惋惜，并要把它们重新拾起来，这“不是（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么？不是回到‘皮毛的和改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时代去了？”
［4］
第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本位文化派认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其不足，有其糟粕，但精华是主要的，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形成四万万人的大民族，并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能一概否定，而且还应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今天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存在，除个别人外，西化派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他们又认为，不能夸大中国文化精华的量，从整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创造新文化的障碍，不应像本位文化派主张的那样去发扬光大。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固有文化之精华的保存，“这要在人们的文化已经欧化、近代化之后才有可能，这犹之数千年来的中医虽保有一部分医药的经验，但要发扬这一部分医药的经验却非待中国的新医学发达之后不可。不这样，而强使现在的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的特征’，定会阻止中国走向近代文明之路”。故此，西化派认为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文化的建设的根基，而是“明白的表示必须欧化、近代化。肯定地说，便是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化”。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无论本位文化派，还是西化派，一盘都承认西方文化中确实有糟粕存在，如历史的“惰性”，“拜金主义”、“性史、春药、洋八股”等，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西方文化之“糟粕”的量的估价。本位文化派把西方文化之“糟86
派与本位文化派争论的焦点。我们已经指出，十教授提出的文化建设原则就是以中国为本位。对于十教授的这一主张，西化派予以了严厉抨击。3月20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专栏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建设原则是早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顽固反动军阀“何键、陈济棠诸公作有力的辩护”。因为何、陈也不主张八股小脚，也不反对工业建设，他们所谓的新政建设标榜的也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他们的读经祀孔也可以挂在“‘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之下，他们所要建立的也正是中国本位的文化。”陈序经在《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也指出，虽然十教授标榜“不守旧”“，不复古”，但就其主张的实质来看，它“仍是一个复古与守旧”的宣言。即使不说它完全守旧，那也是35年前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西化派在批评本位文化派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他们虽都认为“我们四万万人如果想继续在这世界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但在具体的提法上却存有不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提法：
一是“充分西化”说。这是胡适提出来的，并得到严既澄等人支持。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主张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二是“根上西化”说。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张佛泉。他在一文中写道：“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上或说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即整个地改造中国人的头脑，将中式的头脑换成一个西式的头脑，将《论语》式的头脑换成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如果不换头脑，不彻底地从根上改造，中国人是永远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
的。所以“从根上西化才是我民族的出路”［5］
。
三是“全盘西化”说。陈序经是这一说的代表人物。赞
“星期论文”“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西化问题之批判》
同这一说的还有郑昕、冯恩荣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有机系统，不可分开，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我们要吸收西洋的科学，我们就不得不连西洋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吸收过来”。这“其他方面”，包括“很不容易除去的渣滓”。既吸收科学，也吸收渣滓，当然也就是“全盘西化”。
四是“西体中用”说。这是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提出来的，他还把它具体分解成“四大原则”，即：（1）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2）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3）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4）在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造，成为一种新文化。
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之一，是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分开不得，它表现出来的各方而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如果因内部或外来势力的冲动使某一方面发生变更，那么，其他方面也必然会受其影响，发生变更。“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上是有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
［8］
的。”但在吴景超看来，陈氏的“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的说
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他承认火车头与轨道这两种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男女同学与社交这两种文化单位也是分不开的，人们不能一方面采纳西洋的火车头，一方面还保存中国的土路；一方面采纳西洋的男女同学，一方面还保存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但从以上这两个例子中，不能推导出针对西化派的批评、诘难，本位文化派纷纷作文，除为自己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辩解外，集中地批评了西化派的西化主张，特别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他们认为西化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因为，第一，西方有西方的时地背景，中国有中国的时地背景，由于时地背景不同，中国不可能西化。第二，所谓“西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十九世纪标举个人自由的大旗的资本主义，在工业后进的中国不能通用”。
中国通用的是“三民主义”［6］。他们批判“全盘西化”论“反客
为主”“，自甘毁灭”，其最大错误是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纵
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2］
。
三、关于“全盘西化”之争
“全盘西化”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9年提出来的。但从胡适前后的言论和主张来看，他并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真正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是时任广东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1933年底陈在中山大学作《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主张全盘西化，不久演讲稿刊登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上，并由此而在广东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战。当时参加论战的除陈本人外，还有许地山、谢扶雅、张磬、陈安仁、张君劢、卢观伟、吕学海、冯恩荣等。1934年初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文化上的复古派和折衷派，进一步阐述的理由和主张。到1935年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陈序经以“全盘西化”论与之论战。但陈氏的主张一提出，就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成了30年代文化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批评“全盘西化”论的意见非常庞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一类是反对“本位文化”主张、并与十教授展开激烈论战的西化派（当然也包括那些并不明确主张西化的人，如吴景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全盘西化”论真正作出有理论深度批评的是西化派，而不是保守的本位文化派。概而言之，西化派内部的批评与争论主要围绕陈氏提出的“全盘西化”的理由展开。
所有的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分开不得的结论。譬如，我们采纳了西洋的电灯，不一定要采纳西洋的跳舞；采纳了西洋的科学，也不一定要采纳西洋的基督教。故此，吴氏认为：“文化的各部分，有的分不开，有的分得开。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的”，因而“全盘西化”的理论，根
本上“不能成立”［7］。张佛泉也批评陈序经的观点“未免太
过”。他指出：如果像陈氏所说的那样，采取旁人的文化必须，不能“零售”，采其一端就必须取其整体，牵一发就不能不动全身，“那么接受文化岂不倒变成了极简单的一件事了吗？文化既是这样机械（或说是这样有严密的组织）的，岂不是只学了其中任何一样，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个文化
了吗？”
［8］认为“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中国文化一切都不如人，这是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又一条主要理由。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强调：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后来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从东西文化的程度来看，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的那样进步。……从东西文化的内容来看，我们所有的东西人家统统有，可是人家所有的好多东西，我们却没有。从文化的各方面的比较来看，我们所觉得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们所觉得为坏的东西，还坏过人家所觉得最坏的千万倍。”既然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国文化好，那么陈氏的结论自然是：“我们为什么不全盘
彻底的采纳（西洋文化）？”［9］
对于陈序经的这一观点，绝大多
数的西化派是不赞成的。张熙若在《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等著述中就批评陈氏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深确的了解”，其观点“过于笼统过于武断”，因为西洋好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并不是“甚么都好”；中国要不得的东西确实不少，但也不是“甚么都要不得”。比如，他举例说，中国的艺术造诣就向来极高，在许多方面比之西洋都毫不逊色，就是今天有教养的西洋人见了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另
87
“批发”“全盘西化”
外，中国的坛庙宫殿式的建筑也很有特色，能够将美丽与庄严两个原则配合到天衣无缝的圆满境界，如北京的故宫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建筑能与之媲美。如此等等，说明中国文化并不像陈序经认为的那样一切都不如西洋文化。梁实秋在《自信力与夸大狂》一文中也认为“‘全盘西化’是一个不幸的笼统名词，因为似是认定中国文化毫无保存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梁氏看来，中西文化互有短长，尽管西方文化优长者多，中国文化优长者少，但这并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各方
［10］面都不如西方文化的结论。
［13］
我们至少有百分之二十进步”，关于第三点，他也承认西方文化内容复杂，但“总而观之”，他又认为西方文化“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所以“全盘西化”的结果，不会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
除“全盘西化”的理由外，陈序经与胡适还就“文化惰性”
和“全盘西化”的含义问题发生过争论。先是1935年3月，胡适为了辩驳自己不像陈序经所说的那样是“文化折衷派”，于
“编辑后记”中发表声明，说“文化折《独立评论》第142期的衷论”是“不可能”的，自己“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
论”。但同时他又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所说的折衷，说
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的第三条主要理由，是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
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界文化”。他在《东西文化观》一书中写道：“所谓西洋文化，‘中国本位’
可以叫做现代文化，或是世界文化。她是世界文化，因为世
界任何一国都是采纳这种文化。她是现代文化，因为世界任
何一国，都是朝向这种文化。简单的说，西洋的文化，是现代
世界的文化。”正因为西洋文化是现代世界文化，所以中国如
果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就“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
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11］（P166-176）
。把西方文化说成
是世界文化，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因为除
西方文化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如中
国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印地安人文化，等等，西方文化
仅仅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
文化，这不仅是陈序经，也是绝大多数西化派的基本共识，是
他们主张西化的理论出发点之一。所以西化派在批评陈序
经的“全盘西化”论时，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批评。他们只是指
出，西方文化内容复杂，其中“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
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
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
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所谓“全盘
西化”，究竟是化入独裁制度，还是化入民主制度呢？是化入
资本主义，还是化入共产主义呢？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本身
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12］
。面对吴景超、张佛泉等人的诘难，陈序经又先后作《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再谈全盘西化》、《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等文，为自己的“全盘西化”的理由辩护。关于第一点，他坚持认为文化是不可分的，各个部分存在着一种“互有连带的关系”。人们有时把文化的各部分（如精神、物质）分别开来，这纯粹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起见，而不能说明文化各个部分不是统一的整体。关于第二点，他承认西洋文化在今日还没有达到“完美至善的地位”，中国文化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也许免不去所谓西洋文化的一些短处，“可是假使我们承认西洋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六十，中国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四十，我们若能全盘西化，则88
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胡适的上述声明表明，他只是把“全盘西化”作为引进西方文化的一种手段，在结果上他又认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陈序经对
胡适声明赞同自己的“全盘西化”论表示欢迎，但对胡氏所说
的“文化惰性”以及这种“惰性”必然会把文化的变革控制到折衷调和路上去的理论又甚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文化虽
有“惰性”，然而全盘西化后，文化的惰性就会消失，而文化惰
性的消失，也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消失，全盘西化的实现。
为反驳胡适的观点，他专门写了一篇《再谈全盘西化》。文中
他指出：“我不否认文化是有惰性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惰
性成为西化的窒碍物，所以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论，在
积极方面，是要使中国的文化能和西洋各国的文化立于平等
的地位，而‘继续在这世界上生存’；消极方面，就要除去中国
文化的惰性。所以若能全盘西化，则惰性自然会消灭。”故
此，他指出，胡适所讲的“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
调和上去”的现象，只能当作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一种过渡
时期的畸形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时间上或许很久，
但其趋势，则是在全盘的路上。
关于“全盘西化”的含义，胡适批评“全盘西化”有一点语
病，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100%的意思，99%还算不得
“全盘”，而100%的“全盘”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他后来建议以“充分西化”或“尽量西化”代替“全盘西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陈序经看来，“全盘西化”不仅可能，而且也不存在胡适所说的语法上的“毛病”。因为，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100%才能称“全盘”，但从普通意义上说99%，甚至95%亦可称“全盘”。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和他的几位同事，有好几次都因故没有参加学校教职员工的“全体”合影，但挂在墙上的照片依然写的是“本校职员‘全体’摄影”。至于他本人，他“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
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14］。
四、论战的评价
发生于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就论战双方的身份和
争论的主要问题来看，无疑是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发展和延伸。但由于时移势异，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在认识方面有了以下几点进步：
首先，是对文化之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认识。我们已经指出，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集合体。但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西化派一般比较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甚至不承认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一般比较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甚至不承认文化的时代性。但到了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这种现象有了一定改变。西化派面对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尤其是《宣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否定。但到了30年代的文化论战，虽然持这种文化观的人还有，然而已是少数，多数人能够程度不同地采取分析的态度。以西化派为例。除陈序经等极个别人外，其他人（如张佛泉、张熙若、梁实秋、熊梦飞，甚至包括胡适）都能在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如历史的惰性，生活的奢侈，拜金主义，人与人的不平等，……有人甚至称现代西方的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为“西方文化之癌”；在激烈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又承认它还具有某些精华，不能简单抛弃。正是由于能对中西文化持分析的态度，所以西化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赞成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认为西方文化的内容非常复杂，既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主义、学说和流派，也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时间空间的特殊性”的批评，他们在强调文化之时代性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和回答“新文化应不应有民族性，应该有什么样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又如何和时代性相适应，这样一些文化建设中更深刻的问题”。因此，除个别人外，多数西化派并不否认未来的中国新文化应具有中国的民族特征。如熊梦飞的《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提出了“西体中用”的“四大原则”，其中第四条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造，成为一种新文化。”文中并就这第四条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一国有一国的特征，犹之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种特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理遗传；三是历史文化。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与（这）三者相适应”，“而后（才）能树立巩固之基础”。这也就是“文化之民族的色彩”。具体而言，如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到中国，发动是用汽力还是用水力或电力？是先引进重工业还是轻工业？这就要看中国的自然环境来决定，又如学习欧美法令规定中国学龄和婚龄，就不能抄袭任何一国成法，而要根据中国人生理发育情况来决定。如此等等。该文还特别强调了引进外来文化要考虑中国民族特征，亦即所谓“国情”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六十余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和西化派一样，本位文化派面对西化派的复古主义的责难，也不得不思考和回答“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要不要使其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就声明，他们反对复古，相信文化的形态应随着时地的需要而变动、而发展，“倘认现代的中国人不容再营封建时代的生活，那就不应当持保守的态度来阻止文化的演进，还必须扶着时代的大轮，努力踏上是新又是新的前程”。文化之民族性和时代性及其关系被凸现出来并得到论讨（尽管讨论还不充分），这是30年代文化论战的一个进步。
其次，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论战中，论战双方大多持一种僵硬的、形而上学的文化观，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
引进西方文化要有选择，有取舍（当然他们选择、取舍的标准不尽相同），并主张根据不同性质的西方文化，采取不同的引进方法。如吴景超就把西方文化分成四部分，对于第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而且用它来代替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医学等等；对于第二部分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但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如哲学、文化等等；对于第三部分西方文化，“我们愿作参考，但决不抄袭”，如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方法是可取的，然而其唯利是图的动机则要抛弃；对于第四部分西方文化，“我们却不客气地要加以抛弃”，如迷信的
宗教、儿戏的婚姻等等。［15］
熊梦飞、张佛泉等也主张对不同
的西方文化不同对待。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西方文化作如此区分，虽然不见得科学，但它至少说明“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以前具体深入了”。
第三，是对西化和现代化的认识。在五四前后的文化大论战中，没有人使用过“现代化”或“近代化”的概念，论战双方在争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时主要围绕“东方化”（“中国化”）还是“西方化”展开。但到了30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不仅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而且已有人主张用“现代化”取代“西化”和“中国化”，并对“现代化”和“西化”作了初步的界定和区分。如张熙若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在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后写道：“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如此说来，现代化是与西化有分别的了？当然为讨论方便计，我们不妨说，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比较起来，第一种的现代化比第二种的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种的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是有人愿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
89
‘削足适履’
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复杂的社会情况是不容许我们笼统的。”接着，文章就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四条具体主张：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应战，国家也因此无法生存；第三，提倡现代各种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和合理化。尽管张氏对“现代化”和“西化”的界定及其关系的区分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但他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刘契敖的《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一文也认为，“‘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和‘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
［16］化”。
［1］许性初.从五四运动说到《十一宣言》［J］.文化建设月
刊，第1卷第5期.
［2］王新命等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J］第.文化建设月刊，
1卷第8期。
［3］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J］.独立评论，
第145号.
［4］李麦麦.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A］.中国本位
文化建设讨论集［C］，99.
［5］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J］第12卷第12期..国闻报，［6］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A］.中国本位文化建
设讨论集［C］，243.
［7］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J］第139号..独立评论，［8］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J］第12卷第12.国闻周报，
期.
［9］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N］.民国日报，1934-01-15.［10］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J］第1卷第.文化建设月刊，
10期.
［11］陈序经.东西文化观［M］牧童出版社，.台北：1876.［12］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J］第139.独立评论，
号.
［13］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J］第.独立评论，
142号.
［14］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J］第160号..独立评论，［15］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J］第.独立评论，
147号.
［16］刘契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J］.文化建设
月刊，第1卷第9期.
除上述这些认识外，30年代的文化论战还讨论了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没有或很少讨论过的问题，如文化能否选择？有无选择的标准？文化的模仿与创造，文化与民族意识等。另外，“全盘西化”论一提出来就遭到猛烈批判，实质上主张“中体西用”的十教授面对人们的批评不得不声明反对“中体西用”论。这些都说明与五四时期比较，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与探索有了一定的进步。
参考文献：
OntheHeatedContorversyBetweentheDepartmentalCulture
andWesternizationinthe30’s
ZHENGDa-hua
（CollegeofHistoryCulture，HunanNormalUniu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ModenHistoryInstitute，AcademyofSocialScienceofChina，Beijing100006，China）
Abstract：InJan.1935，tenprofessorspubiishedTheDeclarationofCultureConstructionBasedonChineseCul-ture，thusevokedaheatedcontroversybetweenthecuituraidepartmentaiistsandwesternizationists.Thecontroversywasmainiycenteredonthefoiiowingissues：whatisthereaiityChinafacedwith，howtounderstandChinesecuitureand
Westerncuiture，whereisthewayforChinesecuituretogo.Atthesametime，aheatedcontroversyonwesternizationai-sohappenedamongthecuituraiwesternizationists.ComparedwiththecuituraicontroversyintheMay-forthperiod，inthecuituraicontroversyin1930sagreatprogressinpeopie’srecognitionhasbeenmadeonsuchissuesasthenationaiityanduniversaiityofcuiture，therecognitionofChinesecuitureandWesterncuiture，westernizationandmodernization.
Keywords：cuiturebasedonChinesecuiture；totaiiwesternization；westernizationandmodernization
（责任编校：王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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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04,33(3)4次
参考文献(16条)
1.陈序经 中国文化之出路 19342.张佛泉 西化问题之批判3.吴景超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4.陶希圣 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5.张佛泉 西化问题之批判
6.李麦麦 评7.胡适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8.王新命 我们的总答复
9.刘契敖 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10.吴景超 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11.陈序经 全盘西化的辩护
12.陈序经 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13.吴景超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14.陈序经 东西文化观 187615.梁实秋 自信力与夸大狂
16.许性初 从五四运动说到
本文读者也读过(8条)
1. 张世保.ZHANG Shi-bao 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解析[期刊论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8(2)2. 郑丽平 "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期刊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1)
3. 刘放桐.LIU Fangtong 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期刊论文]-东南学术2001(2)
4. 李韦 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以胡适为中心的探讨[期刊论文]-理论学刊2010(2)5. 杜艳华.司徒琪蕙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期刊论文]-探索与争鸣2004(9)6. 郑大华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期刊论文]-浙江学刊2006(4)
7. 马海杰.MA Hai-jie 浅谈五四前期陈独秀杜亚泉东西文化之争辩[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2006,23(2)8. 张世保.ZHANG Shi-bao 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地方视野--读陈序经的社会学、历史学著作[期刊论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5(5)
引证文献(4条)
1.郭朝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分化及原因[期刊论文]-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史春风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期刊论文]-安徽史学 2010(5)
3.郑丽平 "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期刊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1)4.崔婷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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