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前夕的怀旧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紧要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汉王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复兴扶立六国之后,这些人必然感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就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作为六国旧人,复兴故业曾是张良长期的人生奋斗目标。然而,对郦食其这个主意,张良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否定。他提醒刘邦:“天下的游士们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着胜利后能够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复兴六国后裔,游士们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能跟谁一起去夺取天下?” 张良的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一个严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们的流动资源,他们强烈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的对立物。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当军功老臣们基本丧失对长安朝廷的控制权,当诸侯王国再不能威胁长安中央,西汉王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直到迈入后世称为“常识”的君主专制集权时代,游士之风仍然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与后世遵循君臣父子之道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游士们没有在心中为长安的皇帝预留任何长期的“神龛”,皇帝对他们而言,从来不具备什么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点从齐地游士邹阳身上可见一斑。 邹阳在景帝年间客游于中原梁国,不慎遭遇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当时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梁孝王能够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即便是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 很显然,邹阳是不承认汉景帝和他的长安中央的权威的。在游说梁孝王成为“五伯”、“三王”的背后,甚至是很明确地将长安中央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为此邹阳大声疾呼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固执地选择了生活在过去。司马迁把邹阳和战国著名说客鲁仲连合并在一起立传,其中即不免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邹阳、枚乘们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顽固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传统,当汉高祖刘邦以游侠为基础建立汉帝国时,许多游士们觉得他们的春天来了,但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早已注定了游侠的末路。游侠刘邦称帝那年,不是游侠们春的开始,而是他们秋的落幕。 所以,即便是邹阳这样的资深游士,在汉景帝的暮年,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宫里的皇帝。与他一起客游多年的枚乘,也怀有同样的失落。当吴王刘濞准备举起反对长安中央的大旗时,枚乘不无悲观地说道:“拿吴国的军队去对抗长安中央,无异于驱赶一群蚊蚋去吞噬群羊。” 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们却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新时代的游士不再能够像战国时那般激情地为寄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所以,最终让枚乘知名并使他的名字到达景帝耳边,不是因为他替吴王谋划良策,而是因为他极力劝阻吴王举兵。在新时代对政治空间的高度挤压下,游士们开始明显感觉到了游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为”已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劝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不为”。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历史,都不免有着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固执地将个人或者历史拉住,固执地让它们“怀旧”。枚乘因为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汉景帝的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然而长期游士生涯的强大惯性,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这个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对恣意放肆、任性来去的宾客、幕僚一类的游士生活的眷恋,使得枚乘无法在负有专职、对皇帝严格负责的国家官吏的职位上长期待下去,这不过是大变局时代里受到怀旧惯性影响的一个小例子罢了。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汉景帝因放纵酒色在长安未央宫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为汉武帝。 十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正式诞生。此后,帝王以年号纪元,成为制度。“建元”者,兴起创始之意,17岁的汉武帝以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为期待的。 所有的诞生背后都有死亡,汉武帝的“新时代”,也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死亡”,在个人层面上,是御史大夫赵绾的死;在社会层面上,则是游侠风气之死。 《求贤诏》里的驯化 新时代的气息,是从一道诏书里最先泄露出来的。 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大概意思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都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史家们习惯于将这道诏书看成西汉官僚系统“察举制”的开端―但是,史家们在把玩“察举制”这类概念的时候,却忽略了这道《求贤诏》诞生的真实历史背景。 先把历史的视线延长,回到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刘邦也下了一道《求贤诏》,诏书这样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许多史家认为武帝的《求贤诏》是继承了高祖刘邦《求贤诏》的传统,自然,这种判断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仅止于此,就会存在严重的遗漏―稍稍仔细研究这两份《求贤诏》的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祖刘邦在诏书里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吾游”,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换言之,刘邦将自己看作了信陵君一类人物,希望招揽大批的贤士大夫“从吾游”。而这个“游”字,意味着刘邦并没有将这些“贤士大夫”看成自己的臣僚,相反,游侠出身的他,即便做了皇帝,在处理帝国内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带有强烈的寄主与门客的色彩。 然而,武帝的《求贤诏》里却看不到这种游侠色彩。恰恰相反,其征召贤良方正之士,正是为了消解社会上弥漫不散的游士风气。武帝对征召推荐来的人才亲自策问,即带有很明显的“选拔”色彩。 这道《求贤诏》,其实是武帝所要下的一盘大棋的第一颗落子。 高祖以游士为人才基础建立西汉帝国,此后历代皇帝对游士之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游士是建国之基,但很显然,这么一个流动性和破坏力都相当高的群体,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守国之基,相反,其破坏性倒是一目了然。所以,当西汉王朝中央在历经文、景两朝,将最迫在眉睫的朝廷军功集团和地方诸侯王势力瓦解之后,如何消除汉代社会中普遍泛滥的游士之风,就成了当务之急。 想要根除社会上的游士之风,首先要摸清楚这种风气产生的社会根源。汉代立国50年而游士之风之所以仍然旺盛,既存在对开国游士传统的继承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汉初诸侯王势力及军功集团的兴盛,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游士的需求。 只有消除某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文、景两代的努力,已经极大限度地打击了地方诸侯王势力和朝廷军功集团势力,游士的市场需求,其实已经被挤压得很小了,所以才有邹阳、枚乘等游士的悲叹。 所以,汉武帝为彻底根除游士之风而颁布《求贤诏》,显然是另有所指。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给东汉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在任用官吏方面,长期采取久任不换的管理模式,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职位甚至出现了父子相继,最后,官职名称,倒成了人家的姓氏。
朱浮所注意的这一点,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京兆尹,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问题:“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大意是说,西汉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长期在任,以至于最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算了,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谈的,是比较基层的官吏任职问题;再考虑到自高祖刘邦开始,“非功者不侯”,长期由军功集团把持着高层,就很容易得出西汉初年官僚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严重缺乏流动性。这种缺乏,既体现在官僚出身的局限(军功),也体现在任期的漫长上。 农业社会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显然是很单调的,除了进入官僚系统,几乎别无选择。西汉开国前50年,打造出了这么一套严重缺乏流动性的官僚系统,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要想进入“体制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才是西汉初年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这些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或属儒,或属法,或属阴阳,但无一例外,都极难有直接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机会。国家没有正规的选拔机制,上层被军功集团和军功二代们把持;下层甚至连官名都成了某些人家的私姓,自然而然,这些底层知识分子需要为自己价值的实现寻找突破口,于是,他们纷纷投入各地方诸侯王(譬如梁孝王)和朝廷勋贵(譬如窦婴)们的怀抱,成为他们的“宾客”。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汉武帝登基第一年所颁布的这道《求贤诏》的真实用意―只有国家打破官僚系统的久任制和世袭制,然后给底层知识分子开通正常的上升渠道,才能真正遏制住这股刮了半个世纪的游士之风。在长安中央与地方诸侯、朝廷勋贵之间,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不可能看不到选择跟谁更有前途。前提是,长安中央必须给游士们这样的“靠拢机会”。 武帝以《求贤诏》为突破口,给游士们开通进入长安体制内的上升渠道;同时又有选择性地排斥游士。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游士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被清除,为武帝扩大了他们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国家事实上不需要那些大谈合纵连横之道的游士们,需要的是能够严格执行政策的循吏。这就需要国家出面引导游士们进行自我转型,或者说,由国家出面引导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在选拔知识分子们进入体制内的时候,将选拔标准明确化和严格化。尤其是当知识分子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极少,在进入体制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种选拔标准的明确化和严格化,就能够起到极好的“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武帝《求贤诏》颁布下去之后,反响相当强烈。紧随其后,丞相卫绾上奏,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意即:那些搞苏秦、张仪一类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批准不再举荐这类人。武帝同意了卫绾的请求,同时还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此后在用人、为政方面,也从未“独尊儒术”。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这番折腾,既是对知识分子的过滤,更是对知识分子的变相引诱,此后中国儒学一家独大,正是从这次政策勾引开始的。 颁布《求贤诏》与重用儒学,前者接纳游士,后者排斥游士,但却二位一体。虽然吊诡,但政治游戏往往如此,不足为奇。 御史大夫赵绾之死 年轻气盛的武帝在棋盘上落子如飞。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对长安高层人事作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刷新,任命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还任命桑弘羊为侍中,入宫主司财计,桑弘羊此时仅13岁。武帝的锐意可见一斑。 除桑弘羊之外,这套班子其实是专门为推行儒家政治而量身打造的。窦、田、赵、王诸人都是儒学出身或者儒学爱好者。这套班子真正派上用场,是在两个月后的“明堂之争”问题上面。 这年七八月间,武帝提议设立明堂。按照《逸周书》的解释,明堂是周公建造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也就是说,明堂是当年周天子用来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武帝设立明堂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其登基年少,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甚至叔祖辈,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建立明堂,有着重申上下尊卑之礼,巩固景帝打压诸侯王势力成果的现实目的。所以,很自然地,能不能设立明堂,就不再是造一所房子那么简单,而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斗争。 不过,有理由怀疑武帝除此之外还另有其他隐秘的目的。汉帝国开国前50年一直讲究道家黄老―倒不是真信黄老这一套,只是刘邦留下“三权分立”,在军功集团把持中央政府的前提下,皇室不可避免地需要无为;而军功集团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是一种“无为”―在朝廷礼制方面,黄老道家师法殷礼,儒家则师法周礼。明堂属于典型的周礼,若明堂能够得以修筑,则等于儒家礼制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而武帝之所以会如此在乎儒家礼制获得胜利,则在于在道家殷礼之下,母权、舅权为重;而在儒家周礼之中,则是父权为重。 也就是说,儒家周礼获胜,还是道家殷礼获胜,其实关系到在宫廷当中,究竟是武帝说了算,还是窦太后们说了算的问题。所以,说武帝有借明堂问题玩弄意识形态斗争的隐秘动机,应该不算过分。武帝之母王太后事后曾指责武帝:“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显然,窦太后是相当在乎和反对修筑明堂的。 历史已有足够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都不过是现实利益之争,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有赤裸裸的得失计算。这场“明堂之争”,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论争,是意料中事。武帝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会在这场论争中输得一败涂地。 毫无疑问,明堂之争的原始动机,仅仅是为了压制诸侯势力的抬头。景帝以付出七国之乱的惨痛代价所取得的诸侯势力的大幅衰落,在武帝年少登基之后,有很明显的抬头趋势,这迫使武帝不得不采取威压措施。这一时期,与修筑明堂相配套的打压诸侯势力的手段还有不少,譬如勒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不许无事逗留长安搞串联;再如勒令列侯们拆除自己封地里的关卡,各诸侯国封地必须能够交通自由出入等等。 武帝失败的关键在于,羽翼未丰的他第一次出击,所选择的打击面过于宽广。诸侯王(修筑明堂)、军功列侯(回归封地、拆除关卡)甚至连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势力(确定周礼)都一并开罪了。武帝似乎是想一次性解决问题,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掉下一箭三雕的好事? 结局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建元二年十月,当御史大夫赵绾上书,请求武帝此后政务不要再禀报给窦太皇太后时,老太后终于爆发了。爆发的结果是:赵绾、王臧等大臣迅速被下狱,迅速自杀。 这是一次史书语焉不详的政变,从武帝登基,到锐意改革,到政变爆发,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史记•孝武本纪》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记录下了这场隐蔽政变对武帝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对政变后武帝的境况,它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此后,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的武帝在史书中消失了好几年,直到窦太后去世。 最严重的是:武帝几乎为此丢失帝位。 淮南王刘安的皇帝梦 建元二年,在长安宫廷陷入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的当口,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入京,把他编纂的《鸿烈》(《淮南子》)一书也带入了皇宫。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是送本书进皇宫这么简单。不妨先读读《鸿烈》一书中的这些段落: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厚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 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货赂,趣势门,比周而趣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 …… 很明显,《淮南子》中这些对儒学的批评,高度迎合了窦太后的心思。此外,史书记载,当《淮南子》出现在武帝的案头时,武帝的态度是“爱秘之”。“秘之”,是藏起来不用,闲置,《淮南子》如此反儒,武帝将其束之高阁,这自然是合理的。至于说武帝“爱”《淮南子》,恐怕就多半是不实之词了。虽然书中也有肯定儒学之处,但与褒扬道家文章相比,仍属少数。 刘安这本书,不是带给武帝的,而是带给窦太后的。书中说: 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恣,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 说的全都是皇帝群臣们“不折腾”,是“无为为之”。这很显然是契合着窦太后的心思的。 最值得怀疑的是,刘安献书的行为很可能受到了田�的挑唆。《史记》记载,刘安入朝,武安侯田�提前前往灞上迎候。在这次灞上会见中,二人各自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田�最后向刘安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旦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据说刘安听到之后大喜,厚赂田�,随后阴结宾客,密谋造反。田�既然可以如此明目张胆撺掇刘安去争夺帝位,自然,建议其带一本《淮南子》去皇宫讨窦太后的欢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田�此言的真实性长期饱受质疑。其一,田�是武帝的舅舅,不至于推翻武帝另立他人;其二,此时武帝不过18岁,如何可能迅速“晏驾”?也另有证据支持这一事实。灌夫与田�不睦,曾多次散播田�与淮南王的这段阴谋,而田�对此似乎也缺乏分辨能力。至于“晏驾”,若以武帝退位来解释,也还算合理。 就当时的政治情势而言,刘安与田�密谋取武帝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武帝当时一口气得罪了诸侯王、列侯以及窦太后三方势力。在窦太后发动政变之后,武帝没有任何能力自保和保护他人,窦婴被废,赵绾、王臧自杀,田�也深感危机,不得不利用关系网寻求安全。至于武帝,一方面不断展开危机公关,寻求窦太后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远离权力和政治,转向游猎。此后数年,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度谨慎,不敢再有任何大动作,直至窦太后去世。这中间也可以看出其所受创伤之深。 建元六年,彗星出现。《史记》记载,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如果补上中间缺失的一环―彗星出现的同时,窦太后也已病危―刘安在长安安插了眼线,窦太后病危对他自然不是秘密。刘安有意选择在此时出兵,并认为天下可能大乱,必然有自己的依据。而最合理的依据正在于:刘安不是因为看到彗星而准备起兵,而是因为得到窦太后即将去世的消息才准备起兵。在他看来,当年因为窦太后的高压而沉寂下去的武帝,极可能迅速反弹上台,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一轮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在这样的争斗中,刘安觉得自己是有机会做皇帝梦的,一如当年进京献书之际,有机会做皇帝梦那般。 游士们的非正常死亡 武帝在窦太后去世之后强势复出,随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出炉。对游士之风的遏制,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这种重视是伴随着一系列知名游士的非正常死亡展开的,其中尤以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人最为典型。 窦婴是儒学爱好者,是武帝在建元元年推行儒学改革的亲密战友。而反儒学人士淮南王刘安,则是曾经觊觎过武帝皇位宝座之人。最终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理由死于武帝之手。 窦婴的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时的立功武将,素与丞相田�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了气的外戚,田�则正炙手可热。田�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之类),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武帝跟前。 处在武帝这个位置上,决狱断案所要考虑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是非对错。更多的时候,需要权衡的是政治得失。所以,当官司打到他跟前时,官司也就变了味。田�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与淮南王当年谋逆。最后,决定胜负的是田�说了这么一段话:“天下幸而安乐无事,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即田�我喜欢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不像窦婴、灌夫二位,门下召聚了大批豪杰壮士,日夜议论不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田�这番话击中了要害。 关于窦婴养士,史书如此记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至于灌夫,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子数千万,每日里供养食客数十百人。 许多年以后,卫青对人总结了自己的保身之道,其中提到窦婴之死的真相,卫青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招纳厚待宾客,天子常常切齿痛恨。亲待士大夫,招纳贤才,罢黜不肖之人是人主的权柄。人臣只应该奉法遵职,招纳士人干什么呢?” 窦婴、灌夫的死,是有代表性的。武帝自登基伊始,就力图消除游士的生存空间。而游士最大的生存空间,则莫过于朝廷勋贵和地方诸侯。在武帝看来,窦婴、灌夫、田�都是招纳游士的“现行犯”,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显然是必须的。 而淮南王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的代表。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被迫自杀身亡。 刘安当时是否准备谋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可以为汉代诸侯王招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一个句号。长期以来,诸侯王都是汉代游士们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在所有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们的踪迹。许多诸侯王国,譬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所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长安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府上收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元朔二年,武帝下诏迁徙一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富户们去充实茂陵,著名游侠郭解也在迁徙名单之中。郭解不愿迁徙,武帝之母王太后亲自出面求情,结果一样遭到了武帝的冷拒。同年,郭解被捕获后全家被族诛。 和窦婴、刘安等人有所不同,郭解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游侠。从窦婴、刘安之死,到郭解之死,意味着武帝使用暴力手段,从上往下,基本摧毁了游士之风。 郭解的死也是新时代到来的一个强烈信号―国家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主动深入到底层平民中间,粗疏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对民众实行严格控制、追求高效率动员能力的新国家形态正在逐渐成形。许多年以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做“君主专制集权”,虽然这个词在表达上其实并不确切。 游士退出,儒士上位,武帝的理想国逐渐浮出水面―高祖时代的“三权分立”至此已经彻底消亡,武帝需要找到新的立国基础、找到新的政权合法性、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他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儒家士大夫主导的漫长的政治试验期。 编 辑/蔡元元
大变局前夕的怀旧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紧要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汉王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复兴扶立六国之后,这些人必然感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就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作为六国旧人,复兴故业曾是张良长期的人生奋斗目标。然而,对郦食其这个主意,张良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否定。他提醒刘邦:“天下的游士们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着胜利后能够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复兴六国后裔,游士们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能跟谁一起去夺取天下?” 张良的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一个严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们的流动资源,他们强烈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的对立物。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当军功老臣们基本丧失对长安朝廷的控制权,当诸侯王国再不能威胁长安中央,西汉王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直到迈入后世称为“常识”的君主专制集权时代,游士之风仍然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与后世遵循君臣父子之道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游士们没有在心中为长安的皇帝预留任何长期的“神龛”,皇帝对他们而言,从来不具备什么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点从齐地游士邹阳身上可见一斑。 邹阳在景帝年间客游于中原梁国,不慎遭遇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当时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梁孝王能够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即便是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 很显然,邹阳是不承认汉景帝和他的长安中央的权威的。在游说梁孝王成为“五伯”、“三王”的背后,甚至是很明确地将长安中央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为此邹阳大声疾呼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固执地选择了生活在过去。司马迁把邹阳和战国著名说客鲁仲连合并在一起立传,其中即不免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邹阳、枚乘们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顽固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传统,当汉高祖刘邦以游侠为基础建立汉帝国时,许多游士们觉得他们的春天来了,但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早已注定了游侠的末路。游侠刘邦称帝那年,不是游侠们春的开始,而是他们秋的落幕。 所以,即便是邹阳这样的资深游士,在汉景帝的暮年,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宫里的皇帝。与他一起客游多年的枚乘,也怀有同样的失落。当吴王刘濞准备举起反对长安中央的大旗时,枚乘不无悲观地说道:“拿吴国的军队去对抗长安中央,无异于驱赶一群蚊蚋去吞噬群羊。” 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们却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新时代的游士不再能够像战国时那般激情地为寄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所以,最终让枚乘知名并使他的名字到达景帝耳边,不是因为他替吴王谋划良策,而是因为他极力劝阻吴王举兵。在新时代对政治空间的高度挤压下,游士们开始明显感觉到了游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为”已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劝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不为”。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历史,都不免有着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固执地将个人或者历史拉住,固执地让它们“怀旧”。枚乘因为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汉景帝的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然而长期游士生涯的强大惯性,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这个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对恣意放肆、任性来去的宾客、幕僚一类的游士生活的眷恋,使得枚乘无法在负有专职、对皇帝严格负责的国家官吏的职位上长期待下去,这不过是大变局时代里受到怀旧惯性影响的一个小例子罢了。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汉景帝因放纵酒色在长安未央宫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为汉武帝。 十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正式诞生。此后,帝王以年号纪元,成为制度。“建元”者,兴起创始之意,17岁的汉武帝以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为期待的。 所有的诞生背后都有死亡,汉武帝的“新时代”,也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死亡”,在个人层面上,是御史大夫赵绾的死;在社会层面上,则是游侠风气之死。 《求贤诏》里的驯化 新时代的气息,是从一道诏书里最先泄露出来的。 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大概意思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都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史家们习惯于将这道诏书看成西汉官僚系统“察举制”的开端―但是,史家们在把玩“察举制”这类概念的时候,却忽略了这道《求贤诏》诞生的真实历史背景。 先把历史的视线延长,回到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刘邦也下了一道《求贤诏》,诏书这样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许多史家认为武帝的《求贤诏》是继承了高祖刘邦《求贤诏》的传统,自然,这种判断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仅止于此,就会存在严重的遗漏―稍稍仔细研究这两份《求贤诏》的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祖刘邦在诏书里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吾游”,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换言之,刘邦将自己看作了信陵君一类人物,希望招揽大批的贤士大夫“从吾游”。而这个“游”字,意味着刘邦并没有将这些“贤士大夫”看成自己的臣僚,相反,游侠出身的他,即便做了皇帝,在处理帝国内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带有强烈的寄主与门客的色彩。 然而,武帝的《求贤诏》里却看不到这种游侠色彩。恰恰相反,其征召贤良方正之士,正是为了消解社会上弥漫不散的游士风气。武帝对征召推荐来的人才亲自策问,即带有很明显的“选拔”色彩。 这道《求贤诏》,其实是武帝所要下的一盘大棋的第一颗落子。 高祖以游士为人才基础建立西汉帝国,此后历代皇帝对游士之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游士是建国之基,但很显然,这么一个流动性和破坏力都相当高的群体,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守国之基,相反,其破坏性倒是一目了然。所以,当西汉王朝中央在历经文、景两朝,将最迫在眉睫的朝廷军功集团和地方诸侯王势力瓦解之后,如何消除汉代社会中普遍泛滥的游士之风,就成了当务之急。 想要根除社会上的游士之风,首先要摸清楚这种风气产生的社会根源。汉代立国50年而游士之风之所以仍然旺盛,既存在对开国游士传统的继承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汉初诸侯王势力及军功集团的兴盛,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游士的需求。 只有消除某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文、景两代的努力,已经极大限度地打击了地方诸侯王势力和朝廷军功集团势力,游士的市场需求,其实已经被挤压得很小了,所以才有邹阳、枚乘等游士的悲叹。 所以,汉武帝为彻底根除游士之风而颁布《求贤诏》,显然是另有所指。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给东汉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在任用官吏方面,长期采取久任不换的管理模式,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职位甚至出现了父子相继,最后,官职名称,倒成了人家的姓氏。
朱浮所注意的这一点,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京兆尹,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问题:“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大意是说,西汉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长期在任,以至于最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算了,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谈的,是比较基层的官吏任职问题;再考虑到自高祖刘邦开始,“非功者不侯”,长期由军功集团把持着高层,就很容易得出西汉初年官僚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严重缺乏流动性。这种缺乏,既体现在官僚出身的局限(军功),也体现在任期的漫长上。 农业社会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显然是很单调的,除了进入官僚系统,几乎别无选择。西汉开国前50年,打造出了这么一套严重缺乏流动性的官僚系统,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要想进入“体制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才是西汉初年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这些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或属儒,或属法,或属阴阳,但无一例外,都极难有直接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机会。国家没有正规的选拔机制,上层被军功集团和军功二代们把持;下层甚至连官名都成了某些人家的私姓,自然而然,这些底层知识分子需要为自己价值的实现寻找突破口,于是,他们纷纷投入各地方诸侯王(譬如梁孝王)和朝廷勋贵(譬如窦婴)们的怀抱,成为他们的“宾客”。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汉武帝登基第一年所颁布的这道《求贤诏》的真实用意―只有国家打破官僚系统的久任制和世袭制,然后给底层知识分子开通正常的上升渠道,才能真正遏制住这股刮了半个世纪的游士之风。在长安中央与地方诸侯、朝廷勋贵之间,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不可能看不到选择跟谁更有前途。前提是,长安中央必须给游士们这样的“靠拢机会”。 武帝以《求贤诏》为突破口,给游士们开通进入长安体制内的上升渠道;同时又有选择性地排斥游士。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游士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被清除,为武帝扩大了他们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国家事实上不需要那些大谈合纵连横之道的游士们,需要的是能够严格执行政策的循吏。这就需要国家出面引导游士们进行自我转型,或者说,由国家出面引导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在选拔知识分子们进入体制内的时候,将选拔标准明确化和严格化。尤其是当知识分子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极少,在进入体制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种选拔标准的明确化和严格化,就能够起到极好的“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武帝《求贤诏》颁布下去之后,反响相当强烈。紧随其后,丞相卫绾上奏,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意即:那些搞苏秦、张仪一类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批准不再举荐这类人。武帝同意了卫绾的请求,同时还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此后在用人、为政方面,也从未“独尊儒术”。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这番折腾,既是对知识分子的过滤,更是对知识分子的变相引诱,此后中国儒学一家独大,正是从这次政策勾引开始的。 颁布《求贤诏》与重用儒学,前者接纳游士,后者排斥游士,但却二位一体。虽然吊诡,但政治游戏往往如此,不足为奇。 御史大夫赵绾之死 年轻气盛的武帝在棋盘上落子如飞。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对长安高层人事作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刷新,任命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还任命桑弘羊为侍中,入宫主司财计,桑弘羊此时仅13岁。武帝的锐意可见一斑。 除桑弘羊之外,这套班子其实是专门为推行儒家政治而量身打造的。窦、田、赵、王诸人都是儒学出身或者儒学爱好者。这套班子真正派上用场,是在两个月后的“明堂之争”问题上面。 这年七八月间,武帝提议设立明堂。按照《逸周书》的解释,明堂是周公建造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也就是说,明堂是当年周天子用来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武帝设立明堂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其登基年少,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甚至叔祖辈,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建立明堂,有着重申上下尊卑之礼,巩固景帝打压诸侯王势力成果的现实目的。所以,很自然地,能不能设立明堂,就不再是造一所房子那么简单,而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斗争。 不过,有理由怀疑武帝除此之外还另有其他隐秘的目的。汉帝国开国前50年一直讲究道家黄老―倒不是真信黄老这一套,只是刘邦留下“三权分立”,在军功集团把持中央政府的前提下,皇室不可避免地需要无为;而军功集团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是一种“无为”―在朝廷礼制方面,黄老道家师法殷礼,儒家则师法周礼。明堂属于典型的周礼,若明堂能够得以修筑,则等于儒家礼制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而武帝之所以会如此在乎儒家礼制获得胜利,则在于在道家殷礼之下,母权、舅权为重;而在儒家周礼之中,则是父权为重。 也就是说,儒家周礼获胜,还是道家殷礼获胜,其实关系到在宫廷当中,究竟是武帝说了算,还是窦太后们说了算的问题。所以,说武帝有借明堂问题玩弄意识形态斗争的隐秘动机,应该不算过分。武帝之母王太后事后曾指责武帝:“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显然,窦太后是相当在乎和反对修筑明堂的。 历史已有足够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都不过是现实利益之争,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有赤裸裸的得失计算。这场“明堂之争”,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论争,是意料中事。武帝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会在这场论争中输得一败涂地。 毫无疑问,明堂之争的原始动机,仅仅是为了压制诸侯势力的抬头。景帝以付出七国之乱的惨痛代价所取得的诸侯势力的大幅衰落,在武帝年少登基之后,有很明显的抬头趋势,这迫使武帝不得不采取威压措施。这一时期,与修筑明堂相配套的打压诸侯势力的手段还有不少,譬如勒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不许无事逗留长安搞串联;再如勒令列侯们拆除自己封地里的关卡,各诸侯国封地必须能够交通自由出入等等。 武帝失败的关键在于,羽翼未丰的他第一次出击,所选择的打击面过于宽广。诸侯王(修筑明堂)、军功列侯(回归封地、拆除关卡)甚至连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势力(确定周礼)都一并开罪了。武帝似乎是想一次性解决问题,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掉下一箭三雕的好事? 结局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建元二年十月,当御史大夫赵绾上书,请求武帝此后政务不要再禀报给窦太皇太后时,老太后终于爆发了。爆发的结果是:赵绾、王臧等大臣迅速被下狱,迅速自杀。 这是一次史书语焉不详的政变,从武帝登基,到锐意改革,到政变爆发,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史记•孝武本纪》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记录下了这场隐蔽政变对武帝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对政变后武帝的境况,它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此后,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的武帝在史书中消失了好几年,直到窦太后去世。 最严重的是:武帝几乎为此丢失帝位。 淮南王刘安的皇帝梦 建元二年,在长安宫廷陷入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的当口,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入京,把他编纂的《鸿烈》(《淮南子》)一书也带入了皇宫。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是送本书进皇宫这么简单。不妨先读读《鸿烈》一书中的这些段落: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厚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 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货赂,趣势门,比周而趣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 …… 很明显,《淮南子》中这些对儒学的批评,高度迎合了窦太后的心思。此外,史书记载,当《淮南子》出现在武帝的案头时,武帝的态度是“爱秘之”。“秘之”,是藏起来不用,闲置,《淮南子》如此反儒,武帝将其束之高阁,这自然是合理的。至于说武帝“爱”《淮南子》,恐怕就多半是不实之词了。虽然书中也有肯定儒学之处,但与褒扬道家文章相比,仍属少数。 刘安这本书,不是带给武帝的,而是带给窦太后的。书中说: 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恣,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 说的全都是皇帝群臣们“不折腾”,是“无为为之”。这很显然是契合着窦太后的心思的。 最值得怀疑的是,刘安献书的行为很可能受到了田�的挑唆。《史记》记载,刘安入朝,武安侯田�提前前往灞上迎候。在这次灞上会见中,二人各自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田�最后向刘安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旦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据说刘安听到之后大喜,厚赂田�,随后阴结宾客,密谋造反。田�既然可以如此明目张胆撺掇刘安去争夺帝位,自然,建议其带一本《淮南子》去皇宫讨窦太后的欢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田�此言的真实性长期饱受质疑。其一,田�是武帝的舅舅,不至于推翻武帝另立他人;其二,此时武帝不过18岁,如何可能迅速“晏驾”?也另有证据支持这一事实。灌夫与田�不睦,曾多次散播田�与淮南王的这段阴谋,而田�对此似乎也缺乏分辨能力。至于“晏驾”,若以武帝退位来解释,也还算合理。 就当时的政治情势而言,刘安与田�密谋取武帝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武帝当时一口气得罪了诸侯王、列侯以及窦太后三方势力。在窦太后发动政变之后,武帝没有任何能力自保和保护他人,窦婴被废,赵绾、王臧自杀,田�也深感危机,不得不利用关系网寻求安全。至于武帝,一方面不断展开危机公关,寻求窦太后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远离权力和政治,转向游猎。此后数年,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度谨慎,不敢再有任何大动作,直至窦太后去世。这中间也可以看出其所受创伤之深。 建元六年,彗星出现。《史记》记载,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如果补上中间缺失的一环―彗星出现的同时,窦太后也已病危―刘安在长安安插了眼线,窦太后病危对他自然不是秘密。刘安有意选择在此时出兵,并认为天下可能大乱,必然有自己的依据。而最合理的依据正在于:刘安不是因为看到彗星而准备起兵,而是因为得到窦太后即将去世的消息才准备起兵。在他看来,当年因为窦太后的高压而沉寂下去的武帝,极可能迅速反弹上台,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一轮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在这样的争斗中,刘安觉得自己是有机会做皇帝梦的,一如当年进京献书之际,有机会做皇帝梦那般。 游士们的非正常死亡 武帝在窦太后去世之后强势复出,随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出炉。对游士之风的遏制,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这种重视是伴随着一系列知名游士的非正常死亡展开的,其中尤以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人最为典型。 窦婴是儒学爱好者,是武帝在建元元年推行儒学改革的亲密战友。而反儒学人士淮南王刘安,则是曾经觊觎过武帝皇位宝座之人。最终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理由死于武帝之手。 窦婴的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时的立功武将,素与丞相田�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了气的外戚,田�则正炙手可热。田�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之类),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武帝跟前。 处在武帝这个位置上,决狱断案所要考虑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是非对错。更多的时候,需要权衡的是政治得失。所以,当官司打到他跟前时,官司也就变了味。田�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与淮南王当年谋逆。最后,决定胜负的是田�说了这么一段话:“天下幸而安乐无事,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即田�我喜欢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不像窦婴、灌夫二位,门下召聚了大批豪杰壮士,日夜议论不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田�这番话击中了要害。 关于窦婴养士,史书如此记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至于灌夫,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子数千万,每日里供养食客数十百人。 许多年以后,卫青对人总结了自己的保身之道,其中提到窦婴之死的真相,卫青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招纳厚待宾客,天子常常切齿痛恨。亲待士大夫,招纳贤才,罢黜不肖之人是人主的权柄。人臣只应该奉法遵职,招纳士人干什么呢?” 窦婴、灌夫的死,是有代表性的。武帝自登基伊始,就力图消除游士的生存空间。而游士最大的生存空间,则莫过于朝廷勋贵和地方诸侯。在武帝看来,窦婴、灌夫、田�都是招纳游士的“现行犯”,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显然是必须的。 而淮南王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的代表。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被迫自杀身亡。 刘安当时是否准备谋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可以为汉代诸侯王招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一个句号。长期以来,诸侯王都是汉代游士们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在所有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们的踪迹。许多诸侯王国,譬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所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长安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府上收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元朔二年,武帝下诏迁徙一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富户们去充实茂陵,著名游侠郭解也在迁徙名单之中。郭解不愿迁徙,武帝之母王太后亲自出面求情,结果一样遭到了武帝的冷拒。同年,郭解被捕获后全家被族诛。 和窦婴、刘安等人有所不同,郭解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游侠。从窦婴、刘安之死,到郭解之死,意味着武帝使用暴力手段,从上往下,基本摧毁了游士之风。 郭解的死也是新时代到来的一个强烈信号―国家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主动深入到底层平民中间,粗疏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对民众实行严格控制、追求高效率动员能力的新国家形态正在逐渐成形。许多年以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做“君主专制集权”,虽然这个词在表达上其实并不确切。 游士退出,儒士上位,武帝的理想国逐渐浮出水面―高祖时代的“三权分立”至此已经彻底消亡,武帝需要找到新的立国基础、找到新的政权合法性、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他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儒家士大夫主导的漫长的政治试验期。 编 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