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
2009年07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 09:30这一阶段在中国是从战国初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在外国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战场范围扩大，战争、战役、战斗之间有了区分。该阶段军队指挥有较大的发展。
（一）指挥机构产生，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为群体指挥；指挥对象增加，向多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体系
1、指挥员由兼职变为专职，专职参谋人员出现，指挥机构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成群体指挥
（1）专职将帅出现。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次数增多，持续时间长，国君无法长时期专门指挥全军作战。于是，国家确立了国君（王）任命将军率兵出战的指挥制度。实行了文武分职，出现了专门统兵作战的将，也称将军，有些国家称为上将军、大将、大将军。他们是最高的武职职官，秉承国君的旨意，统领各级武职职官，并受命统兵进行征伐、戍守等军事活动，职位相对固定，已不像春秋时期那样临战才任命。这时的专职将帅对军队指挥实际上具有很大的权力。据《六韬·龙韬》记载：“将已受命”，“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33]将以下的武官设置也较完备，赵国设左司马、都尉，秦国则设都尉、中尉等。这时的指挥员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代表着军队的性质和方向，肩负着养兵、训兵、用兵的各种使命，是作战行动的决策者。《尉缭子》中说：“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34]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了指挥员的职责，即发号施令，临危决策，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而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事，而是士兵的事。可见当时的军队指挥，主要的已不是靠国君亲自过问，而是由具体负责军队指挥的将帅全权处置了。这种君主任命将帅率兵作战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结束。
（2）专职参谋人员出现。战国时期，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和作战次数频繁，仅靠统帅一人采用简单的方式指挥控制军队非常困难，于是出现了专门辅助“将”筹划作战的“军师”、谋士等（即现在的参谋人员）。孙膑，是见诸于史书的第一个专职参谋人员。我国古代的军队从春秋时期开始设将军，但孙膑以前，往往是既为将军又为军师，将军和谋士二者集于一身。自孙膑开始将军与军师分离，孙膑成为第一个专职军师，即专职参谋。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三五三年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35]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孙膑的职务是军师，职能是参谋，是专职的参谋人员。战国后期开始，军师、谋士、策士、主薄、赞军、参军等等专职参谋人员在军队中普遍出现了。如，齐国军师孙膑；秦昭王的客卿范睢；为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张良；三国时期未出草庐而知三分天下的诸葛亮，曹操的谋士荀攸；孙权的赞军鲁肃；辅佐朱元璋奇取天下的刘基；成吉思汗的军师耶律楚材；等等。三国时期之前参谋人员的职称特别繁杂，自隋文帝开皇元年之后，在十二府军队中，除设“长史”相当于现今的参谋长职务外，普遍设立分管不同事务的“参军”，有的将军府多达几十人。参军这一官职的出现，把一般参谋人员的官职称呼都统一为参军，从而结束了历史上参谋人员职称混乱的状态。到了唐代，正式有了“参谋”的提法。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派其子建成、世民攻打西河郡，临行嘱咐随行的太原令温大有说：“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这里首次出现了“参谋”的提法。《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久攻不下，李渊密令其还师。“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36]。这里的“参谋”，已经是一种明确的官职了。唐玄宗后，边镇各节度使均编有“参谋”。直至民国初期，北洋新军除了设有一、二、三、四等参谋官，还在“军”、“镇”指挥机构设有“总参谋官”，以后改为参谋长，一直延袭至今。
（3）指挥机构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专职将帅及其身边的谋士、军师、幕僚及少数辅助人员，形成了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的早期军队指挥系统。到了战
国中期，许多军队组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机构。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六韬·王翼》记载，当时的最高统帅有七十二人的幕僚官员，即“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腹心1人，谋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粮4人，奋威4人，伏旗鼓3人，股肱4人，通材3人，权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术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从上述72辅臣的组成和职责看，不仅有类似现代参谋长的“腹心”、副参谋长的“谋士”，还有各司作战、通讯、情报、气象、人事等职务的参谋，以及宣传、后勤、医务等人员，其组织之健全、分工之明确，也现代的司、政、后的指挥机构相差无几。对此，《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法》认为：“《六韬·王翼》中对统帅部的编成，叙述详尽而全面，使我们看到战国时期军队统帅部的编成，已具有现代军队司令部组成的雏型。”[37]需要指出的是，“72羽翼”之说仅限于战时，战争结束后即予以撤销，其参谋作用是临时的。进入封建社会后，军队中开始普遍设立指挥机构，并不断发展完善。秦统一后，置太尉府，作为其最高军事机构。此时，军队的日常管理逐渐从战时指挥系统中分离开来。国家遇有战事发兵时，由皇帝任命将帅出征，事毕归朝，交还军权。西汉时期，出现了大将军幕府指挥机构。其中除设有指挥全军的大将军外，还设长史1人，参与军事谋划。东汉末年在袁绍的军队中，设有大将军府，府下设各种业务机构，称“曹”，包括主管作战训练的“兵曹”，主管情报的“贼曹”，主管运输的“尉曹”，主管后勤供应的“金曹”、“仓曹”，还有主管人事的“东曹”，主管邮驿的“法曹”等等。长史主持大将军府，大将军府有幕僚64人，另有从事中郎2人“职参谋议”。各曹下有“掾”、“属”、“御属”达几十名之多。曹操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创立参军制，设司空府与将军府。据《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三年正月，“初置军师祭酒”的幕僚机构。设有三级人员：第一级为“军祭酒”，即高级幕僚，参预军机决策；第二级为“军谋祭酒”，即军事幕僚，负责文书起草，也参与出谋划策；第三级为“军谋祭酒掾属”，简称“军谋掾”，即军事幕僚的属员，协助军谋祭酒作文字工作等。可见，在袁、曹军队之中，已经有了参谋机构的雏形，参谋人员也正在向形成集团的方向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指挥机构改为“都督军府”。“都督”指挥全军，“主薄”总管军府、辖7个司，另设“咨议参军”参与军事谋划，“记室参军”掌管文书。隋唐军队设立“将军幕府”，“行军总管”指挥全军，“行军司马”总管幕府，并辅佐指挥，下设“录事参军”和“掾史”。“录事参军”掌管文书，纠查府事。“掾史”下设诸曹，诸曹各设参军，分曹负责。五代时期的后梁设立了“崇政院”，参与朝廷军机大事。后唐正式设立“枢密院”，其主管称“枢密使”，枢密使主管军政。军队出征，另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等统兵官。后晋设“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各侍卫军分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又设“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1人，副都指挥使及都虞侯各1人，统辖6军及殿前诸班值。侍卫司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简称“侍卫都指挥使”，又设副都指挥使及都虞侯各1人，后来又增设“殿前都点检”。宋代的最高军令军政机关也称枢密院，设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参与军事谋划、决策，但直接参与指挥军队的是“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指挥使司，各设都指挥使、副部指挥使、都虞侯1人，直接隶属于皇帝。元朝时枢密院是最高统军机构。征战时，则设行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参谋机构，就地节制军事，事毕则罢。明代是我国古代军事指挥机构最健全的时代，朱元璋在开国前建统军元帅府。全国统一后创设了卫所制度，遍布全国各地，由元帅府改称的大都督府掌管。大都督府设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俭事、照磨、断事官各1人，为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官等。后来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参谋机关。都司是地方性统兵机关，相当于现代的省军区参谋机关。清朝设立军机处，凡用兵大事皆由其承皇帝旨意办理。清朝后期，军事参谋组织形式受到西方的影响，参谋机构的组织形式开始向新的时期发展。
外国军队参谋集团形成于十六世纪。外国军队在十六世纪以前，只有零散的参谋人员。波斯军队公元前六世纪编有情报、行政、后勤、工兵军官掌握业务。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军队也有秘书、副官、宪兵司令、补给、工兵军官协助指挥。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军队编有次帅、军事护民官等参谋人员。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逐渐出现参谋组织的雏形，其中比较早的是在17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二世的瑞典军队就已经有了类似司令部的指挥机构，设有类似近代的参谋长，另设“特务长”即作战军官、斥候长即情报军官，以及宪兵主任、军法官、军需官等专业人员。此后，普鲁士的布兰登堡王朝的陆军，仿效瑞典军队设立了类似司令部的后勤总监部，下辖军务监、副官长、粮秣监、军法监、运输监、执行监等部门。参谋组织开始初具规模。
2、指挥对象增加，规模扩大，向诸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
封建社会时期军队的结构编成在奴隶社会军队的基础上又有了变化和发展。
陆军的兵种数量增多。随着铁制武器装备的大量运用，步卒的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数量也日益增多。同时，战场范围扩大，从平原扩大到山地和江河湖沼地带，车兵受到很大的限制。为适应作战需要，步兵逐渐代替了车兵而成为战场的主兵种，车兵则废车用马促成骑兵的出现。秦朝军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称为“材官”，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之分。秦末项羽将骑兵作为一支独立的战役力量集中使用。在公元前205年的楚汉彭城之战中，项羽率3万骑兵，一举歼灭汉军数十万。骑兵由此得到重视。自汉文帝时，骑兵成为主要兵种，车兵已基本不担负作战任务，战车逐渐成为运输工具。北宋时期（公元10世纪）火器出现后，在步兵中出现了火器手，除长枪兵外，又出现了火枪兵、燧发枪兵等，同时开始逐步分化出早期的炮兵。蒙古军队在统一草原的战争中，是单一的轻骑兵；而后在征西域过程中，组建了炮兵、步兵。到了明代和清代，炮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如明朝的神机营、清朝的火器营、天佑军、天助军等。与此同时，工兵作为一个新兴兵种迅速发展。如，在清朝，由农民起义组成的太平军（1851年后）中的“土营”，就是一支拥有23万人的工兵部队。欧洲中世纪国家的陆军主要是步兵和骑兵。火器出现后，军队的编制体制又发生了大的变革，出现了炮兵这一兵种。陆军由以步骑为主逐渐向步、骑、炮、工等诸兵种合成方向发展。
海（水）军不断扩大。春秋末期在沿海、长江中下游经济比较发达的齐、楚、吴、越诸国，各自建立起自己的舟师，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统一中原后建立了舟兵（楼船）。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舟师攻伐百越，可见水军已具有相当规模。汉朝十分重视水军的建设，建立了一支拥有4000余艘战船、20多万水兵的楼船军。这支水军南征北伐，对开拓疆域，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109年，汉将杨仆率领的水军5万人渡海作战，开创了我国古代海军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先例。三国时期的水军对促进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隋唐时代，水军得到更大发展。建造了大型战舰，建立起强大的水军，多次渡海东征，获得胜利。公元610年隋炀帝令将军陈棱、张镇周率水军，由义安（今广东潮州）渡海攻流球至其都城；612年又令青齐、江淮水军东征高丽，公元645年至660年唐太宗、高宗数次用水军东征高丽，662年唐将刘仁轨率水军在朝鲜白江口（今朝鲜锦江口）大败倭寇水军。元明两代海军的作战，已由过去主要在江湖而逐渐转向海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元代海上用兵，规模空前宏大，第二次东征日本竟运用战船4400艘，兵力14万人。明朝前期，水军有重大发展，建造了具有良好远洋航行性能的“宝船”，舰船上装有射程300余米的火炮。戚继光指挥一支精干的水师，转战浙、闽、粤沿海地区，取得抗倭战争的伟大胜利。明代中期，实行了错误的海禁，放弃了海洋权益，削减海上力量，杀戮水军将领，导致水军的瓦解；清朝水师建立了较完整的独立的军制，保卫海疆，反抗外敌入侵的作战，其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历代水军。但由于采取“防内重于防外”的国策，发展较西方明显落后。
3、指挥手段进一步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体系，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
封建社会时期，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完善。除了继续使用声、光等音响、目视手段外，比较突出的是广泛使用驿传方法。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指挥手段更加多样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金、鼓、旗实施的近距离指挥；另一类是利用兵符、阴书等形式进行的远距离军情通报和指挥。其中阴符主要用于报告战况，并用大小表示不同的情况。其中，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长九寸，表示破敌擒将；长八寸，表示降城得邑等等。阴书主要用于上下指挥员之间密谋大计、协商重要的问题时使用。阴书和阴符作为远距离的指挥手段主要是通过驿站来传递。驿站从商朝开始出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秦汉时期的驿道每隔30里有一驿站，每驿站都有“传车”和“驿骑”。每10里设一“邮亭”。同时，秦、汉时期烽火通信已经十分普及和完善，形成了配套的烽火通信网。这种烽燧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完善，一直到清代还在使用。三国时期，在战场范围内传递军令军情时，使用战阵通信，用金、鼓、角和旌旗，借助军人的听觉和视觉，传递指挥信息。在战场范围外传递军令军情时，则通过邮驿和烽燧，进行远途接力通信。唐朝的邮驿制度盛极一时，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共1600多处。驿传的速度达到每天300公里以上。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设驿站1496处。同时设置了急递铺。元朝设立的驿站、急递铺两大系统，互为补充。紧急军情公文由急递铺转送，减轻了站赤的一些负担。公元11世纪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建立了一个遍及欧亚的驿传通信网，日行最快达到800至1000里，保证了他对各大作战区的战略指挥及控制。清代驿站、军台等通信交通机构，分属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清人邮驿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驰驿以邮符为凭，邮符由兵部掌握，按年下发。马上飞递公文，一般规定日行300里，紧急公文，日行有400里、500里、600里之别。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这种指挥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在现代指挥手段出现之前，驿传是效率极高的一种指挥手段。
（二）指挥活动越来越复杂，指挥组织更加严密细致，促进了指挥理论繁荣，推动军队指挥向前发展
1、情报活动得到广泛开展，效率大大提高
进入封建社会后，军兵种数量不断增加，战场范围扩大，对军队指挥的正确性要求更高，情报活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六韬》中记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38]。这些“耳目”、“游士”，就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的群体，并且，这类人员的数量占其将领、亲信的五分之一以上，可见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战国时秦之张仪、李斯，汉之陈平、张良，三国时诸葛亮、曹操、周瑜等都非常重视情报活动，在他们领导下的侦察情报人员有：“心腹”、“细作”、“军探”、“探马”、“边报”等，侦察组织和专业人员已具规模，把侦察情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情报获取手段更加广泛，不仅重视战略侦察，还重视战役战斗侦察。战略侦察的内容包括天道、人事、政情、社情等。战略侦察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外交使臣、派遣间谍贿赂对方的高级官员，收买位居要津的重要人物，为其提供内幕情报和重要人物活动的情况，甚至收买对方的将领，为其充当内应。战役战斗侦察的内容除了敌情信息之外，还包括战场环境的地理、气象等方面的信息。情报获取手段主要是使用骑兵，在临战前侦骑四出，扩大侦察范围，进行直接观察和探听，搜集战场情报，利用诈降套取情报和散布假情报，行反间之计。同时释放俘虏，争取人心，进行武力威慑和宣传工作等。如，西汉在抗击匈奴的作战中充分重视情报工作。一是靠平时搜集积累了匈奴军、政、经、社及兵要地志等情况，为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在作战中及时从俘虏中了解敌情，根据敌情，及时调整和改变部署，掌握主动权。三是派侦骑进行搜索侦察，了解敌情，及时报告，灵活调整作战行动。四是利用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采用打入拉出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情
报进行心战，分化瓦解敌人，保障战役战斗的胜利。唐朝初期，李渊父子十分注意发挥侦察情报的作用，达到了“五间俱起，莫知其道”的境地。通过各种手段搜集隋朝皇宫内的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入主中原的方略。在战役战术侦察方面，继承和发挥了边境谍报侦察、敌后侦察、骑兵快速侦察、战场侦察和监视等侦察手段，在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世民亲自组建和率领一支骑兵分队，进行侦察活动，并把侦察得来的情报，及时用于作战，在战斗中掌握主动，赢得胜利。据《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等书记载，元朝时蒙古军队的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其他国家。对要征服的地区，在战前都要派遣使者去侦察敌人的情况，同时派遣大批间谍人员去经商，或冒充流浪者去收买内间，搜集战略情报。利用回回商队，掌握各国的情况，为军事征服提供必要的情报保障。战时蒙军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派出的轻骑兵，经常超前上百英里对作战地区进行横宽纵深的侦察，力争先敌发现对方，尽快查清敌人的兵力和部署，立即上报，力争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在作战时除了直观侦察外，还采取询问居民、商旅、捕捉敌方侦察间谍人员、审问俘虏等手段，了解敌情，搜集情报；有时还利用侦察分队去迷惑引诱敌人，使敌人上当受骗，出敌不意，攻敌不备，采用闪击战术，以少胜多消灭敌人。蒙军把侦察情报活动与作战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横跨欧亚的伟大胜利。
情报传递更加及时有效。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河渠，建立驿站和水上运输，方便了情报信息的传递。汉代的邮驿制度和管理更加完善。到唐代全国建有16000多处驿站，遍及全国各交通要道，驿传速度达到每天三百里以上。公元77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唐玄宗，6天之后就接到了驿骑的送来情报。宋、元时实行邮驿军事化，建立了“急递铺”，遇有紧急军事文书，驿骑日夜兼程限时送到。情报信息的积累和继承也由单一的人脑记忆、结绳记事改善成为各种形式的文献。秦、汉时期，烽火通信已经十分普及和完善，形成了配套的烽火通信网。驿传和烽火传递情报的手段在整个封建社会广泛采用，直到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仍然在依靠驿传这一通信手段。
2、决策活动由原始决策过渡到经验决策，决策质量提高
进入封建社会，迷信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减弱，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认识。《孙子》问世后，谋略运用在作战指挥决策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以经验判断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决策，逐渐取代了以卜筮吉凶为特征的原始军事预测，并在军队指挥实践活动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如：孙膑为田忌献策，以劣马胜齐王之良马；张良辅佐刘邦运筹帷幄，在楚汉争霸中奠定胜利基业。随着指挥机构逐步形成，决策由统帅决策向“思想库”、“智囊团”等辅助决策方向发展。决策活动的主要环节，可以概括为：目标选择、环境条件分析、敌情分析、决策方案设计。
这种经验决策的方法，主要有筹算法、相敌法、综合比较分析法。筹算法是古代朴素的军事运筹学方法。它将古代数学知识应用于军事领域，通过运筹计算，对战争胜负前景进行预测，早在西周时代即已采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计算方法日臻成熟，并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孙子·形篇》中就有运用运筹概念以预测战争胜负的专门论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这表明军事预测活动中的筹算方法已开始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并对具体的军事预测实践进行指导。如，《孙子》中运用具体的定量分析，预测动员十万之师作战，会造成七十万家不能从事正常的耕作活动；预测奔赴百里争利的后果，是三军主帅被擒，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能够按时到位。马陵之战中孙膑减灶示弱，大破魏军；东汉虞诩对羌作战中增灶惑敌，巧解敌围，也是利用了敌人按常规定量分析军情的特点。 相敌，其本义是战场交锋之前，仔细观察敌情，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图，从而根据正确的判断，来相应决定自己的作战措施。这里的判断，从本质意义来说，就是敌情
预测。因此，相敌法实际上就是军事预测活动中的情况推断法。《孙子·行军篇》所列举的三十余条“相敌之术”，就是古代军事预测领域中相敌预测方法的典型概括。在预测方法上，有的根据敌将个性、能力等条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进而做出妥善对策，一举破敌。如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依据赵军主将赵括骄傲轻敌等特点，预测敌方必定冒险轻进，据此制定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出奇制胜的作战方针，最后聚歼赵军。有的综合分析比较敌将心理、敌军行动规律、地理条件等情况，对作战时间、作战地点进行预测，从而巧妙指挥、克敌制胜。如马陵之战中，孙膑根据魏军剽悍善战、轻视齐军，主将庞涓求胜心切、纵兵疾进等特点，采取避敌示弱、退兵减灶等手段，并正确预测作战的地点和时间，最后诱敌进入预先设伏地域而加以聚歼。这种预测方法通常只用于具体的战场行动，而较少在战略预测中加以应用。
综合比较分析法，是封建社会军事决策诸方法中最重要，也是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它的主要特征是，综合敌我双方客观和主观诸条件——政治得失、经济实力、将帅才能、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与特点、天时地利条件、后勤保障、外交活动、攻守地位、指挥特点等等，在全面深入的比较基础上，分析预测战争胜负前景，并据此制定自己适宜的军事行动方针与措施。用《管子》的话说，就是“遍知天下”，从而达到“天下无敌”的目的。这种方法的奠基者是兵圣孙武。他首先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方法，即通过对敌对双方诸条件的比较分析，以预测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这就是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指挥高明，哪一方具备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贯彻彻底，哪一方武器装备优良，哪一方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从而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这种方法强调贯彻综合比较分析的原则，在正确的军事预测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战略、战役、战斗方针与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的原则。其中既有高明的战略预测，如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预测天下三分大势，也有卓越的战役战斗预测，如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人预测曹军态势和孙刘联合抗曹前景，从而促成孙刘缔结同盟，火攻破曹。综合比较分析法更多地应用于战略预测。
3、计划活动更加周密细致，指挥更具条理性
进入封建社会，计划活动更加周密细致。如《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中指出，用兵必须提早定下决心，预先确定作战计划，如果计划不预先制定，决心不及早定下，就会进退不定，疑虑丛生，这样必然招致失败。“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39]。“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40]意思是说应先确定计划，然后再开始行动。先确定计划的才可以图谋敌人，不先确定计划的，连自顾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图谋敌人呢？“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41]意思是说，凡与敌战，必须首先详细分析判断敌情，然后再出兵打仗。如果不计划好就轻率进攻，不谋划好就贸然作战，那么肯定被敌人所打败。《将苑·击势》中说，“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42]指出，古代善于打仗的将领，一定要先探明敌情然后再考虑作战计划。《虎钤经·先谋第十五》中说，用兵的要义在于以预先谋划为根本。所以若打算用兵，就要先考虑安民；如果打算攻敌，就得先计划运粮；如果打算分配阵地，就要先考察有利地势；如果打算战胜敌人，就得先计划得到人中；如果打算防守，就得先准备储蓄；如果打算建立勇猛善战的军队，就得先考虑如何使赏罚公正；如果打算攻取远敌，就需先考虑如何消除近忧。其中《先胜第十六》篇指出，胜利的军队能事先取胜于战前，胜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己。计划活动的典型实例是三国时诸葛亮的《隆中对》，划时代地事先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其内容包括了全面的情况判断和联吴攻曹的政治策略；“跨有荆益”的战略基地建设策略，“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43]等达成战略目的的时机和具体的进军部署等。这个计划可以说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4、制约控制活动的因素增多，控制活动的作用增大
进入封建社会，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场范围的扩大，作战控制的作用越来越大。控制活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同时，社会环境、战场环境的日趋复杂，对控制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帅要有充分的自主权，以保证在战场上做到知变、善变，能够临机决断，因敌而制胜。即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战争实践表明，控制活动搞得好，作战胜利的可能性就大，控制活动搞得不好，作战必然失败。我国宋朝军队作战败多胜少，与其实行“将从中御”政策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颇有作战经验，所以他称帝之后，每次命将出征时只作简要指示，而给予将帅充分机断行事的余地。但自太宗之后，中御之风就盛行起来。他在将领出征前，总是要“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44]，不容将帅有任何变通的余地。这种主观武断、遥控指挥的办法，屡遭失败。真宗、仁宗也都继承其衣钵，“以内臣监军”，“以阵图赐诸将”。此后的几代皇帝虽不赐阵图，但依然防将甚于防敌，想方设法分散其指挥权。军队中往往是指挥、钤辖、监军等一大群官员相互掣视，相互牵制，相互掣肘。往往兵分几路，不设统一的指挥机构，而直接听命于千里之外的皇帝。皇帝虽未经历戎事，却自作聪明地对出征将帅“叮咛详密，授以成算”，并不断用“手诏”、“手札”等号令诸将。实质就是对将帅进行“瞎指挥”。南宋时，秦桧、贾似道等都曾以朝廷名义对前方军事指挥横加干涉控制，甚至打击陷害忠诚的抗敌将领如岳飞等，致使宋军后来屡战屡败。又如，三国时的夷陵之战中，刘备起初因愠用兵，急于报仇，后来速战速决计划又落空，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作战行动，导致惨败。而成吉思汗通过建立顺畅的指挥机构，将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有效结合，既充分发挥将领的作用，又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国家。
5、协同实践不断增多，组织好协同成为指挥的核心问题
战国时期，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成为当时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惯见战法。车、步、骑、舟四兵种之间，经常统筹部署，互相配合，各自发挥特长，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如长平之战中，秦国步、骑两兵种很好配合，以步兵正面挡敌，骑兵翼侧袭击，断绝赵军粮道，最终全歼赵军就是明显的例子。其它像步兵、车兵与舟师的协同配合，车兵、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也不在少数。如何组织好协同作战，引起了统帅的普遍关注。在《六韬》第六卷《犬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中，着重论述了车兵、骑兵的编组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六韬·战步第六十》中论述了步兵与车兵和骑兵作战，须依据丘陵，险阻地形布阵，将长兵器和强弩配置于前面，把短兵器和较弱的弩配置在后，轮流战斗，依次休息。如敌军聚集大量的车骑，我则只能防守，顽强战斗，并使材士强弩戒备后方。火器投入战争以后最早进行协同作战是在中国明朝。这时有了火铳、神机炮兵，与使用冷兵器的步兵、骑兵协同作战。明朝创立的“车营”，是有火器参加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型。以“车营”与敌人进行野战，以求得“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所谓“车营”，即是以枪炮为主的“火力部队”。车营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依次在后。车营作战指挥原则，是强调发挥火器的作用和各兵种的配合，使车、步、骑之间交相更迭，各显其长，保障火力的发扬。在明代中期论述兵法的军事著作《阵纪》中，详细论述了车战、骑战、步战之间的协同问题，强调在作战中，步、骑、车要紧密配合。我国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在古人创造的配合作战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作战和训练的需要，于1560年至1571年在其撰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书中，尤其是在《辨请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协同战术概念，并系统地论述了陆军与水军的协同，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协同，车、步、骑、炮、辎兵的协同问题，使协同战术思想正式产生。为合同战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戚继光还把车、步、骑各一营在战时组成一个车、步、骑大阵（约1万人），主要用于机动作战。17世纪后期，炮兵在欧洲乃至亚洲成为一个威力强大的新的兵种，产生了步、骑、炮三个主要兵种的协同作战。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把步兵、骑兵、炮兵合
编到军、师中，使步、骑、炮更便于协同作战。恩格斯说过：“由于三个兵种合编在一个较小的军队单位里，各兵种之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斗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和纵队的配合使用，这就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了。”[45]
（三）指挥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军队指挥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1、指挥对抗理论形成和发展。指挥对抗的思想和实践自古就有，指挥对抗的出现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中指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46]《淮南子》指出：“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47]。《兵经百篇》指出：“谋成于秘，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48]古代兵法还强调，“上兵伐谋”、“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擒贼先擒王”，等等。上述这些思想从作战欺骗、作战保密、心理攻击、打敌指挥要害等方面阐述了作战指挥领域斗争的诸多内容。在实践中，作战指挥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奇袭敌方首脑机构、统帅部，或通过力量威慑，使敌首脑产生心理畏惧，以达到瓦解敌军指挥或使敌不能正常进行作战指挥的目的。三国时期，在魏与蜀的阴平之战中，魏将邓艾出奇兵偷袭蜀军的大后方成都，俘虏了蜀后主刘禅，使前线的蜀军主将姜维不战而降。唐朝的洛阳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乘窦建德军饥饿疲劳懈怠之际，率其精锐部队直冲窦军大营。窦建德被俘，其军队遂溃败。
2、作战指挥应用理论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随着战场范围扩大，作战次数增多，战争、战役、战斗之间开始有了区分。除全局性的战略指挥外，开始出现了战役和战场指挥。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应用理论得到发展。随着战役作战样式的增加，具体形式、样式的指挥理论，如城市攻防战役、野战攻防战役、水上战役等指挥理论迅速发展。同时，由于战役战场由平原广野扩展到荒漠草原、山岳丛林、江河湖沼等地区，关于具体作战样式的指挥理论也比较丰富。例如，《六韬》中就辟专章就特殊地形下作战问题进行论述，其中的《林战》论森林地作战，《鸟云山兵》论山地作战，《鸟云泽兵》论江河作战，《分险》论险隘地作战，等等。
总体上看，封建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专职将帅出现，指挥机构产生并逐步发展完善，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为群体指挥；指挥对象增加，向多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指挥手段更加丰富；指挥活动越来越复杂，指挥组织更加严密细致；指挥理论特别是指挥应用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指挥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推动军队指挥向前发展。
封建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
2009年07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 09:30这一阶段在中国是从战国初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在外国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战场范围扩大，战争、战役、战斗之间有了区分。该阶段军队指挥有较大的发展。
（一）指挥机构产生，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为群体指挥；指挥对象增加，向多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体系
1、指挥员由兼职变为专职，专职参谋人员出现，指挥机构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成群体指挥
（1）专职将帅出现。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次数增多，持续时间长，国君无法长时期专门指挥全军作战。于是，国家确立了国君（王）任命将军率兵出战的指挥制度。实行了文武分职，出现了专门统兵作战的将，也称将军，有些国家称为上将军、大将、大将军。他们是最高的武职职官，秉承国君的旨意，统领各级武职职官，并受命统兵进行征伐、戍守等军事活动，职位相对固定，已不像春秋时期那样临战才任命。这时的专职将帅对军队指挥实际上具有很大的权力。据《六韬·龙韬》记载：“将已受命”，“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33]将以下的武官设置也较完备，赵国设左司马、都尉，秦国则设都尉、中尉等。这时的指挥员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代表着军队的性质和方向，肩负着养兵、训兵、用兵的各种使命，是作战行动的决策者。《尉缭子》中说：“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34]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了指挥员的职责，即发号施令，临危决策，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而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事，而是士兵的事。可见当时的军队指挥，主要的已不是靠国君亲自过问，而是由具体负责军队指挥的将帅全权处置了。这种君主任命将帅率兵作战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结束。
（2）专职参谋人员出现。战国时期，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和作战次数频繁，仅靠统帅一人采用简单的方式指挥控制军队非常困难，于是出现了专门辅助“将”筹划作战的“军师”、谋士等（即现在的参谋人员）。孙膑，是见诸于史书的第一个专职参谋人员。我国古代的军队从春秋时期开始设将军，但孙膑以前，往往是既为将军又为军师，将军和谋士二者集于一身。自孙膑开始将军与军师分离，孙膑成为第一个专职军师，即专职参谋。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三五三年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35]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孙膑的职务是军师，职能是参谋，是专职的参谋人员。战国后期开始，军师、谋士、策士、主薄、赞军、参军等等专职参谋人员在军队中普遍出现了。如，齐国军师孙膑；秦昭王的客卿范睢；为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张良；三国时期未出草庐而知三分天下的诸葛亮，曹操的谋士荀攸；孙权的赞军鲁肃；辅佐朱元璋奇取天下的刘基；成吉思汗的军师耶律楚材；等等。三国时期之前参谋人员的职称特别繁杂，自隋文帝开皇元年之后，在十二府军队中，除设“长史”相当于现今的参谋长职务外，普遍设立分管不同事务的“参军”，有的将军府多达几十人。参军这一官职的出现，把一般参谋人员的官职称呼都统一为参军，从而结束了历史上参谋人员职称混乱的状态。到了唐代，正式有了“参谋”的提法。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派其子建成、世民攻打西河郡，临行嘱咐随行的太原令温大有说：“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这里首次出现了“参谋”的提法。《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久攻不下，李渊密令其还师。“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36]。这里的“参谋”，已经是一种明确的官职了。唐玄宗后，边镇各节度使均编有“参谋”。直至民国初期，北洋新军除了设有一、二、三、四等参谋官，还在“军”、“镇”指挥机构设有“总参谋官”，以后改为参谋长，一直延袭至今。
（3）指挥机构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专职将帅及其身边的谋士、军师、幕僚及少数辅助人员，形成了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的早期军队指挥系统。到了战
国中期，许多军队组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机构。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六韬·王翼》记载，当时的最高统帅有七十二人的幕僚官员，即“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腹心1人，谋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粮4人，奋威4人，伏旗鼓3人，股肱4人，通材3人，权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术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从上述72辅臣的组成和职责看，不仅有类似现代参谋长的“腹心”、副参谋长的“谋士”，还有各司作战、通讯、情报、气象、人事等职务的参谋，以及宣传、后勤、医务等人员，其组织之健全、分工之明确，也现代的司、政、后的指挥机构相差无几。对此，《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法》认为：“《六韬·王翼》中对统帅部的编成，叙述详尽而全面，使我们看到战国时期军队统帅部的编成，已具有现代军队司令部组成的雏型。”[37]需要指出的是，“72羽翼”之说仅限于战时，战争结束后即予以撤销，其参谋作用是临时的。进入封建社会后，军队中开始普遍设立指挥机构，并不断发展完善。秦统一后，置太尉府，作为其最高军事机构。此时，军队的日常管理逐渐从战时指挥系统中分离开来。国家遇有战事发兵时，由皇帝任命将帅出征，事毕归朝，交还军权。西汉时期，出现了大将军幕府指挥机构。其中除设有指挥全军的大将军外，还设长史1人，参与军事谋划。东汉末年在袁绍的军队中，设有大将军府，府下设各种业务机构，称“曹”，包括主管作战训练的“兵曹”，主管情报的“贼曹”，主管运输的“尉曹”，主管后勤供应的“金曹”、“仓曹”，还有主管人事的“东曹”，主管邮驿的“法曹”等等。长史主持大将军府，大将军府有幕僚64人，另有从事中郎2人“职参谋议”。各曹下有“掾”、“属”、“御属”达几十名之多。曹操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创立参军制，设司空府与将军府。据《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三年正月，“初置军师祭酒”的幕僚机构。设有三级人员：第一级为“军祭酒”，即高级幕僚，参预军机决策；第二级为“军谋祭酒”，即军事幕僚，负责文书起草，也参与出谋划策；第三级为“军谋祭酒掾属”，简称“军谋掾”，即军事幕僚的属员，协助军谋祭酒作文字工作等。可见，在袁、曹军队之中，已经有了参谋机构的雏形，参谋人员也正在向形成集团的方向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指挥机构改为“都督军府”。“都督”指挥全军，“主薄”总管军府、辖7个司，另设“咨议参军”参与军事谋划，“记室参军”掌管文书。隋唐军队设立“将军幕府”，“行军总管”指挥全军，“行军司马”总管幕府，并辅佐指挥，下设“录事参军”和“掾史”。“录事参军”掌管文书，纠查府事。“掾史”下设诸曹，诸曹各设参军，分曹负责。五代时期的后梁设立了“崇政院”，参与朝廷军机大事。后唐正式设立“枢密院”，其主管称“枢密使”，枢密使主管军政。军队出征，另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等统兵官。后晋设“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各侍卫军分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又设“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1人，副都指挥使及都虞侯各1人，统辖6军及殿前诸班值。侍卫司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简称“侍卫都指挥使”，又设副都指挥使及都虞侯各1人，后来又增设“殿前都点检”。宋代的最高军令军政机关也称枢密院，设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参与军事谋划、决策，但直接参与指挥军队的是“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指挥使司，各设都指挥使、副部指挥使、都虞侯1人，直接隶属于皇帝。元朝时枢密院是最高统军机构。征战时，则设行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参谋机构，就地节制军事，事毕则罢。明代是我国古代军事指挥机构最健全的时代，朱元璋在开国前建统军元帅府。全国统一后创设了卫所制度，遍布全国各地，由元帅府改称的大都督府掌管。大都督府设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俭事、照磨、断事官各1人，为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官等。后来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参谋机关。都司是地方性统兵机关，相当于现代的省军区参谋机关。清朝设立军机处，凡用兵大事皆由其承皇帝旨意办理。清朝后期，军事参谋组织形式受到西方的影响，参谋机构的组织形式开始向新的时期发展。
外国军队参谋集团形成于十六世纪。外国军队在十六世纪以前，只有零散的参谋人员。波斯军队公元前六世纪编有情报、行政、后勤、工兵军官掌握业务。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军队也有秘书、副官、宪兵司令、补给、工兵军官协助指挥。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军队编有次帅、军事护民官等参谋人员。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逐渐出现参谋组织的雏形，其中比较早的是在17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二世的瑞典军队就已经有了类似司令部的指挥机构，设有类似近代的参谋长，另设“特务长”即作战军官、斥候长即情报军官，以及宪兵主任、军法官、军需官等专业人员。此后，普鲁士的布兰登堡王朝的陆军，仿效瑞典军队设立了类似司令部的后勤总监部，下辖军务监、副官长、粮秣监、军法监、运输监、执行监等部门。参谋组织开始初具规模。
2、指挥对象增加，规模扩大，向诸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
封建社会时期军队的结构编成在奴隶社会军队的基础上又有了变化和发展。
陆军的兵种数量增多。随着铁制武器装备的大量运用，步卒的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数量也日益增多。同时，战场范围扩大，从平原扩大到山地和江河湖沼地带，车兵受到很大的限制。为适应作战需要，步兵逐渐代替了车兵而成为战场的主兵种，车兵则废车用马促成骑兵的出现。秦朝军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称为“材官”，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之分。秦末项羽将骑兵作为一支独立的战役力量集中使用。在公元前205年的楚汉彭城之战中，项羽率3万骑兵，一举歼灭汉军数十万。骑兵由此得到重视。自汉文帝时，骑兵成为主要兵种，车兵已基本不担负作战任务，战车逐渐成为运输工具。北宋时期（公元10世纪）火器出现后，在步兵中出现了火器手，除长枪兵外，又出现了火枪兵、燧发枪兵等，同时开始逐步分化出早期的炮兵。蒙古军队在统一草原的战争中，是单一的轻骑兵；而后在征西域过程中，组建了炮兵、步兵。到了明代和清代，炮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如明朝的神机营、清朝的火器营、天佑军、天助军等。与此同时，工兵作为一个新兴兵种迅速发展。如，在清朝，由农民起义组成的太平军（1851年后）中的“土营”，就是一支拥有23万人的工兵部队。欧洲中世纪国家的陆军主要是步兵和骑兵。火器出现后，军队的编制体制又发生了大的变革，出现了炮兵这一兵种。陆军由以步骑为主逐渐向步、骑、炮、工等诸兵种合成方向发展。
海（水）军不断扩大。春秋末期在沿海、长江中下游经济比较发达的齐、楚、吴、越诸国，各自建立起自己的舟师，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统一中原后建立了舟兵（楼船）。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舟师攻伐百越，可见水军已具有相当规模。汉朝十分重视水军的建设，建立了一支拥有4000余艘战船、20多万水兵的楼船军。这支水军南征北伐，对开拓疆域，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109年，汉将杨仆率领的水军5万人渡海作战，开创了我国古代海军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先例。三国时期的水军对促进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隋唐时代，水军得到更大发展。建造了大型战舰，建立起强大的水军，多次渡海东征，获得胜利。公元610年隋炀帝令将军陈棱、张镇周率水军，由义安（今广东潮州）渡海攻流球至其都城；612年又令青齐、江淮水军东征高丽，公元645年至660年唐太宗、高宗数次用水军东征高丽，662年唐将刘仁轨率水军在朝鲜白江口（今朝鲜锦江口）大败倭寇水军。元明两代海军的作战，已由过去主要在江湖而逐渐转向海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元代海上用兵，规模空前宏大，第二次东征日本竟运用战船4400艘，兵力14万人。明朝前期，水军有重大发展，建造了具有良好远洋航行性能的“宝船”，舰船上装有射程300余米的火炮。戚继光指挥一支精干的水师，转战浙、闽、粤沿海地区，取得抗倭战争的伟大胜利。明代中期，实行了错误的海禁，放弃了海洋权益，削减海上力量，杀戮水军将领，导致水军的瓦解；清朝水师建立了较完整的独立的军制，保卫海疆，反抗外敌入侵的作战，其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历代水军。但由于采取“防内重于防外”的国策，发展较西方明显落后。
3、指挥手段进一步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体系，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
封建社会时期，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完善。除了继续使用声、光等音响、目视手段外，比较突出的是广泛使用驿传方法。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指挥手段更加多样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金、鼓、旗实施的近距离指挥；另一类是利用兵符、阴书等形式进行的远距离军情通报和指挥。其中阴符主要用于报告战况，并用大小表示不同的情况。其中，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长九寸，表示破敌擒将；长八寸，表示降城得邑等等。阴书主要用于上下指挥员之间密谋大计、协商重要的问题时使用。阴书和阴符作为远距离的指挥手段主要是通过驿站来传递。驿站从商朝开始出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秦汉时期的驿道每隔30里有一驿站，每驿站都有“传车”和“驿骑”。每10里设一“邮亭”。同时，秦、汉时期烽火通信已经十分普及和完善，形成了配套的烽火通信网。这种烽燧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完善，一直到清代还在使用。三国时期，在战场范围内传递军令军情时，使用战阵通信，用金、鼓、角和旌旗，借助军人的听觉和视觉，传递指挥信息。在战场范围外传递军令军情时，则通过邮驿和烽燧，进行远途接力通信。唐朝的邮驿制度盛极一时，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共1600多处。驿传的速度达到每天300公里以上。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设驿站1496处。同时设置了急递铺。元朝设立的驿站、急递铺两大系统，互为补充。紧急军情公文由急递铺转送，减轻了站赤的一些负担。公元11世纪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建立了一个遍及欧亚的驿传通信网，日行最快达到800至1000里，保证了他对各大作战区的战略指挥及控制。清代驿站、军台等通信交通机构，分属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清人邮驿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驰驿以邮符为凭，邮符由兵部掌握，按年下发。马上飞递公文，一般规定日行300里，紧急公文，日行有400里、500里、600里之别。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这种指挥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在现代指挥手段出现之前，驿传是效率极高的一种指挥手段。
（二）指挥活动越来越复杂，指挥组织更加严密细致，促进了指挥理论繁荣，推动军队指挥向前发展
1、情报活动得到广泛开展，效率大大提高
进入封建社会后，军兵种数量不断增加，战场范围扩大，对军队指挥的正确性要求更高，情报活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六韬》中记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38]。这些“耳目”、“游士”，就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的群体，并且，这类人员的数量占其将领、亲信的五分之一以上，可见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战国时秦之张仪、李斯，汉之陈平、张良，三国时诸葛亮、曹操、周瑜等都非常重视情报活动，在他们领导下的侦察情报人员有：“心腹”、“细作”、“军探”、“探马”、“边报”等，侦察组织和专业人员已具规模，把侦察情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情报获取手段更加广泛，不仅重视战略侦察，还重视战役战斗侦察。战略侦察的内容包括天道、人事、政情、社情等。战略侦察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外交使臣、派遣间谍贿赂对方的高级官员，收买位居要津的重要人物，为其提供内幕情报和重要人物活动的情况，甚至收买对方的将领，为其充当内应。战役战斗侦察的内容除了敌情信息之外，还包括战场环境的地理、气象等方面的信息。情报获取手段主要是使用骑兵，在临战前侦骑四出，扩大侦察范围，进行直接观察和探听，搜集战场情报，利用诈降套取情报和散布假情报，行反间之计。同时释放俘虏，争取人心，进行武力威慑和宣传工作等。如，西汉在抗击匈奴的作战中充分重视情报工作。一是靠平时搜集积累了匈奴军、政、经、社及兵要地志等情况，为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在作战中及时从俘虏中了解敌情，根据敌情，及时调整和改变部署，掌握主动权。三是派侦骑进行搜索侦察，了解敌情，及时报告，灵活调整作战行动。四是利用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采用打入拉出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情
报进行心战，分化瓦解敌人，保障战役战斗的胜利。唐朝初期，李渊父子十分注意发挥侦察情报的作用，达到了“五间俱起，莫知其道”的境地。通过各种手段搜集隋朝皇宫内的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入主中原的方略。在战役战术侦察方面，继承和发挥了边境谍报侦察、敌后侦察、骑兵快速侦察、战场侦察和监视等侦察手段，在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世民亲自组建和率领一支骑兵分队，进行侦察活动，并把侦察得来的情报，及时用于作战，在战斗中掌握主动，赢得胜利。据《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等书记载，元朝时蒙古军队的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其他国家。对要征服的地区，在战前都要派遣使者去侦察敌人的情况，同时派遣大批间谍人员去经商，或冒充流浪者去收买内间，搜集战略情报。利用回回商队，掌握各国的情况，为军事征服提供必要的情报保障。战时蒙军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派出的轻骑兵，经常超前上百英里对作战地区进行横宽纵深的侦察，力争先敌发现对方，尽快查清敌人的兵力和部署，立即上报，力争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在作战时除了直观侦察外，还采取询问居民、商旅、捕捉敌方侦察间谍人员、审问俘虏等手段，了解敌情，搜集情报；有时还利用侦察分队去迷惑引诱敌人，使敌人上当受骗，出敌不意，攻敌不备，采用闪击战术，以少胜多消灭敌人。蒙军把侦察情报活动与作战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横跨欧亚的伟大胜利。
情报传递更加及时有效。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河渠，建立驿站和水上运输，方便了情报信息的传递。汉代的邮驿制度和管理更加完善。到唐代全国建有16000多处驿站，遍及全国各交通要道，驿传速度达到每天三百里以上。公元77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唐玄宗，6天之后就接到了驿骑的送来情报。宋、元时实行邮驿军事化，建立了“急递铺”，遇有紧急军事文书，驿骑日夜兼程限时送到。情报信息的积累和继承也由单一的人脑记忆、结绳记事改善成为各种形式的文献。秦、汉时期，烽火通信已经十分普及和完善，形成了配套的烽火通信网。驿传和烽火传递情报的手段在整个封建社会广泛采用，直到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仍然在依靠驿传这一通信手段。
2、决策活动由原始决策过渡到经验决策，决策质量提高
进入封建社会，迷信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减弱，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认识。《孙子》问世后，谋略运用在作战指挥决策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以经验判断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决策，逐渐取代了以卜筮吉凶为特征的原始军事预测，并在军队指挥实践活动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如：孙膑为田忌献策，以劣马胜齐王之良马；张良辅佐刘邦运筹帷幄，在楚汉争霸中奠定胜利基业。随着指挥机构逐步形成，决策由统帅决策向“思想库”、“智囊团”等辅助决策方向发展。决策活动的主要环节，可以概括为：目标选择、环境条件分析、敌情分析、决策方案设计。
这种经验决策的方法，主要有筹算法、相敌法、综合比较分析法。筹算法是古代朴素的军事运筹学方法。它将古代数学知识应用于军事领域，通过运筹计算，对战争胜负前景进行预测，早在西周时代即已采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计算方法日臻成熟，并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孙子·形篇》中就有运用运筹概念以预测战争胜负的专门论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这表明军事预测活动中的筹算方法已开始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并对具体的军事预测实践进行指导。如，《孙子》中运用具体的定量分析，预测动员十万之师作战，会造成七十万家不能从事正常的耕作活动；预测奔赴百里争利的后果，是三军主帅被擒，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能够按时到位。马陵之战中孙膑减灶示弱，大破魏军；东汉虞诩对羌作战中增灶惑敌，巧解敌围，也是利用了敌人按常规定量分析军情的特点。 相敌，其本义是战场交锋之前，仔细观察敌情，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图，从而根据正确的判断，来相应决定自己的作战措施。这里的判断，从本质意义来说，就是敌情
预测。因此，相敌法实际上就是军事预测活动中的情况推断法。《孙子·行军篇》所列举的三十余条“相敌之术”，就是古代军事预测领域中相敌预测方法的典型概括。在预测方法上，有的根据敌将个性、能力等条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进而做出妥善对策，一举破敌。如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依据赵军主将赵括骄傲轻敌等特点，预测敌方必定冒险轻进，据此制定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出奇制胜的作战方针，最后聚歼赵军。有的综合分析比较敌将心理、敌军行动规律、地理条件等情况，对作战时间、作战地点进行预测，从而巧妙指挥、克敌制胜。如马陵之战中，孙膑根据魏军剽悍善战、轻视齐军，主将庞涓求胜心切、纵兵疾进等特点，采取避敌示弱、退兵减灶等手段，并正确预测作战的地点和时间，最后诱敌进入预先设伏地域而加以聚歼。这种预测方法通常只用于具体的战场行动，而较少在战略预测中加以应用。
综合比较分析法，是封建社会军事决策诸方法中最重要，也是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它的主要特征是，综合敌我双方客观和主观诸条件——政治得失、经济实力、将帅才能、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与特点、天时地利条件、后勤保障、外交活动、攻守地位、指挥特点等等，在全面深入的比较基础上，分析预测战争胜负前景，并据此制定自己适宜的军事行动方针与措施。用《管子》的话说，就是“遍知天下”，从而达到“天下无敌”的目的。这种方法的奠基者是兵圣孙武。他首先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方法，即通过对敌对双方诸条件的比较分析，以预测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这就是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指挥高明，哪一方具备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贯彻彻底，哪一方武器装备优良，哪一方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从而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这种方法强调贯彻综合比较分析的原则，在正确的军事预测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战略、战役、战斗方针与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的原则。其中既有高明的战略预测，如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预测天下三分大势，也有卓越的战役战斗预测，如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人预测曹军态势和孙刘联合抗曹前景，从而促成孙刘缔结同盟，火攻破曹。综合比较分析法更多地应用于战略预测。
3、计划活动更加周密细致，指挥更具条理性
进入封建社会，计划活动更加周密细致。如《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中指出，用兵必须提早定下决心，预先确定作战计划，如果计划不预先制定，决心不及早定下，就会进退不定，疑虑丛生，这样必然招致失败。“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39]。“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40]意思是说应先确定计划，然后再开始行动。先确定计划的才可以图谋敌人，不先确定计划的，连自顾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图谋敌人呢？“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41]意思是说，凡与敌战，必须首先详细分析判断敌情，然后再出兵打仗。如果不计划好就轻率进攻，不谋划好就贸然作战，那么肯定被敌人所打败。《将苑·击势》中说，“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42]指出，古代善于打仗的将领，一定要先探明敌情然后再考虑作战计划。《虎钤经·先谋第十五》中说，用兵的要义在于以预先谋划为根本。所以若打算用兵，就要先考虑安民；如果打算攻敌，就得先计划运粮；如果打算分配阵地，就要先考察有利地势；如果打算战胜敌人，就得先计划得到人中；如果打算防守，就得先准备储蓄；如果打算建立勇猛善战的军队，就得先考虑如何使赏罚公正；如果打算攻取远敌，就需先考虑如何消除近忧。其中《先胜第十六》篇指出，胜利的军队能事先取胜于战前，胜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己。计划活动的典型实例是三国时诸葛亮的《隆中对》，划时代地事先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其内容包括了全面的情况判断和联吴攻曹的政治策略；“跨有荆益”的战略基地建设策略，“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43]等达成战略目的的时机和具体的进军部署等。这个计划可以说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4、制约控制活动的因素增多，控制活动的作用增大
进入封建社会，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场范围的扩大，作战控制的作用越来越大。控制活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同时，社会环境、战场环境的日趋复杂，对控制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帅要有充分的自主权，以保证在战场上做到知变、善变，能够临机决断，因敌而制胜。即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战争实践表明，控制活动搞得好，作战胜利的可能性就大，控制活动搞得不好，作战必然失败。我国宋朝军队作战败多胜少，与其实行“将从中御”政策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颇有作战经验，所以他称帝之后，每次命将出征时只作简要指示，而给予将帅充分机断行事的余地。但自太宗之后，中御之风就盛行起来。他在将领出征前，总是要“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44]，不容将帅有任何变通的余地。这种主观武断、遥控指挥的办法，屡遭失败。真宗、仁宗也都继承其衣钵，“以内臣监军”，“以阵图赐诸将”。此后的几代皇帝虽不赐阵图，但依然防将甚于防敌，想方设法分散其指挥权。军队中往往是指挥、钤辖、监军等一大群官员相互掣视，相互牵制，相互掣肘。往往兵分几路，不设统一的指挥机构，而直接听命于千里之外的皇帝。皇帝虽未经历戎事，却自作聪明地对出征将帅“叮咛详密，授以成算”，并不断用“手诏”、“手札”等号令诸将。实质就是对将帅进行“瞎指挥”。南宋时，秦桧、贾似道等都曾以朝廷名义对前方军事指挥横加干涉控制，甚至打击陷害忠诚的抗敌将领如岳飞等，致使宋军后来屡战屡败。又如，三国时的夷陵之战中，刘备起初因愠用兵，急于报仇，后来速战速决计划又落空，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作战行动，导致惨败。而成吉思汗通过建立顺畅的指挥机构，将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有效结合，既充分发挥将领的作用，又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国家。
5、协同实践不断增多，组织好协同成为指挥的核心问题
战国时期，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成为当时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惯见战法。车、步、骑、舟四兵种之间，经常统筹部署，互相配合，各自发挥特长，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如长平之战中，秦国步、骑两兵种很好配合，以步兵正面挡敌，骑兵翼侧袭击，断绝赵军粮道，最终全歼赵军就是明显的例子。其它像步兵、车兵与舟师的协同配合，车兵、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也不在少数。如何组织好协同作战，引起了统帅的普遍关注。在《六韬》第六卷《犬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中，着重论述了车兵、骑兵的编组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六韬·战步第六十》中论述了步兵与车兵和骑兵作战，须依据丘陵，险阻地形布阵，将长兵器和强弩配置于前面，把短兵器和较弱的弩配置在后，轮流战斗，依次休息。如敌军聚集大量的车骑，我则只能防守，顽强战斗，并使材士强弩戒备后方。火器投入战争以后最早进行协同作战是在中国明朝。这时有了火铳、神机炮兵，与使用冷兵器的步兵、骑兵协同作战。明朝创立的“车营”，是有火器参加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型。以“车营”与敌人进行野战，以求得“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所谓“车营”，即是以枪炮为主的“火力部队”。车营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依次在后。车营作战指挥原则，是强调发挥火器的作用和各兵种的配合，使车、步、骑之间交相更迭，各显其长，保障火力的发扬。在明代中期论述兵法的军事著作《阵纪》中，详细论述了车战、骑战、步战之间的协同问题，强调在作战中，步、骑、车要紧密配合。我国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在古人创造的配合作战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作战和训练的需要，于1560年至1571年在其撰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书中，尤其是在《辨请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协同战术概念，并系统地论述了陆军与水军的协同，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协同，车、步、骑、炮、辎兵的协同问题，使协同战术思想正式产生。为合同战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戚继光还把车、步、骑各一营在战时组成一个车、步、骑大阵（约1万人），主要用于机动作战。17世纪后期，炮兵在欧洲乃至亚洲成为一个威力强大的新的兵种，产生了步、骑、炮三个主要兵种的协同作战。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把步兵、骑兵、炮兵合
编到军、师中，使步、骑、炮更便于协同作战。恩格斯说过：“由于三个兵种合编在一个较小的军队单位里，各兵种之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斗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和纵队的配合使用，这就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了。”[45]
（三）指挥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军队指挥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1、指挥对抗理论形成和发展。指挥对抗的思想和实践自古就有，指挥对抗的出现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中指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46]《淮南子》指出：“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47]。《兵经百篇》指出：“谋成于秘，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48]古代兵法还强调，“上兵伐谋”、“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擒贼先擒王”，等等。上述这些思想从作战欺骗、作战保密、心理攻击、打敌指挥要害等方面阐述了作战指挥领域斗争的诸多内容。在实践中，作战指挥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奇袭敌方首脑机构、统帅部，或通过力量威慑，使敌首脑产生心理畏惧，以达到瓦解敌军指挥或使敌不能正常进行作战指挥的目的。三国时期，在魏与蜀的阴平之战中，魏将邓艾出奇兵偷袭蜀军的大后方成都，俘虏了蜀后主刘禅，使前线的蜀军主将姜维不战而降。唐朝的洛阳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乘窦建德军饥饿疲劳懈怠之际，率其精锐部队直冲窦军大营。窦建德被俘，其军队遂溃败。
2、作战指挥应用理论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随着战场范围扩大，作战次数增多，战争、战役、战斗之间开始有了区分。除全局性的战略指挥外，开始出现了战役和战场指挥。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应用理论得到发展。随着战役作战样式的增加，具体形式、样式的指挥理论，如城市攻防战役、野战攻防战役、水上战役等指挥理论迅速发展。同时，由于战役战场由平原广野扩展到荒漠草原、山岳丛林、江河湖沼等地区，关于具体作战样式的指挥理论也比较丰富。例如，《六韬》中就辟专章就特殊地形下作战问题进行论述，其中的《林战》论森林地作战，《鸟云山兵》论山地作战，《鸟云泽兵》论江河作战，《分险》论险隘地作战，等等。
总体上看，封建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专职将帅出现，指挥机构产生并逐步发展完善，指挥行为由个体指挥演变为群体指挥；指挥对象增加，向多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指挥手段更加丰富；指挥活动越来越复杂，指挥组织更加严密细致；指挥理论特别是指挥应用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指挥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推动军队指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