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高跟鞋
作者：柏邦妮
来源：《视野》2012年第11期
我从来没见过妈妈穿其他的鞋子，除了高跟鞋。我的妈妈永远只穿高跟鞋。小时候，我走在妈妈的后面爬楼梯，我伸手拽住妈妈的裙边。妈妈踩楼梯，永远是前脚掌。她的一半鞋子在楼梯的边缘，高高的鞋跟留在空中。有的时候，我被关在家里。我孤独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脚步声。妈妈回来的声音，我像一只小狗一样听得清：嗒嗒嗒……
我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一个仓库保管员，一个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女人。我妈妈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喝红酒。我妈妈还喜欢《飘》，喜欢《呼啸山庄》，喜欢外国的香水和电影。我妈妈喜欢丝绒的衣服，亮片的旗袍，羽毛的披肩。我妈妈永远都化妆，从清晨五点到晚上12点。我们没有见过妈妈没有化妆的样子，外人也没有见过。她高烧到神志昏迷的时候，爸爸带她去医院看病，她烧得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就是那一回，妈妈也是化好妆去看病的。同时，穿着高跟鞋。
妈妈非常、非常地勤劳。我的意思是说，她真的很勤劳。我妈妈能干所有的活，她简直无所不能：她能烧一手好菜，这个中国东北的姑娘在结婚二十多年里，学会了一手地道的四川菜。她会织毛衣和毛裤，我12岁以前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我的棉袄和棉裤是妈妈做的。冬天妈妈会缝被子，歪着身子坐着，阳光下，绸缎上，那些粉红翠绿的龙凤泛着温暖的光。妈妈用牙咬断线头。妈妈把雪白的棉絮铺得平平整整。我的妈妈会打老鼠，会织渔网。我妈妈会泡酸姜，酸辣椒，酸豇豆。妈妈会灌香肠，做腊肉。我妈妈会种地，会喂猪，会打石头。妈妈的力气也很大，她年轻的时候能扛180斤的石头，人称“铁姑娘”。我妈妈现在还能扛我。 我的妈妈喜欢跳舞。我八九岁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跳舞。压抑多年的歌舞天性以及人的热情，都爆发出来。那么多的舞会，碰嚓嚓碰碰嚓嚓。我妈妈是跳舞的高手。那时候的男人，都以能跟我妈妈共舞为荣。幼小的我，也被妈妈教会了三步四步。我在舞会里看妈妈跳舞。妈妈穿着鱼尾裙，她的小腿笔直，她穿着亮闪闪的衣服，头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我妈妈去学校里接我的时候，众女老师围着她，缠她教大家盘头），踩着一双七公分的高跟鞋。
妈妈是一个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的人。她白天八个小时正常时间工作，她干三个保管员也干不过来的活，她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下班之后，她在我们家的饭馆，做她的老板娘，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她杰出的口才以及自来熟的天分，还有那种交际才能，让我们家的小馆子无比火爆。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她去的。她嘻嘻哈哈、风风火火地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排场很大的小官员，婚外情的老男女，刚下山的黑道哥们，喝完酒大打出手的年轻人，吃白食的小混混，以及开了包间吸毒的瘾君子……妈妈应付着形形色色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她安抚得服服帖帖。没有人不买她的面子——即便是在“非典”期间，我们的小馆子居然还在盈利！
长大了以后，我也尝试着穿高跟鞋。只要穿过高跟鞋的人都知道，只要穿上走一个小时的路，脚掌就会火辣辣地痛。妈妈每天都穿着高跟鞋，从早晨七点到晚上12点。她的工作，不允许她坐下来。为什么妈妈一点也不疼呢？她怎么能那么潇洒地，摇摆着，走来走去呢？ 妈妈病了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像妈妈这样精神头很足的人，居然病了，怎么会呢？是真的。先是手麻痹，脚麻痹，接着是手臂、肩膀、小腿、大腿。然后是整个下半身。很后来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次，她上厕所，自己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厕所蹲了很久。去看病，去上海最好的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脊髓狭窄症。七个年轻的医生都主张开刀，成功率却只有百分之四十。不开刀，病严重下去，随时都能瘫痪。开刀，如果不小心，也是瘫痪。我妈妈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妈妈穿着平底鞋，在家里养病。开头，谁都没有告诉我。去上海看病，也跟我说是去旅游。我那时候昏天黑地地写我第一个电视剧，每日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写一万字以上。爸爸从上海打电话来，跟我说：“你来上海，陪我们玩吧！”我简直觉得爸爸发神经，忙都忙不来，哪里有那个闲工夫？
后来，我才知道：去上海之前，妈妈把我们所有的四季衣裳洗得干干净净，一层层地收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妈妈给我缝好了被子。她甚至偷偷摸摸地，给我爸爸物色了一个女人：一个30岁的离了婚的女人。她私下里去看过，觉得模样好，性格也好。妈妈想着，如果瘫痪了，就不回来了。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爸爸的反应是大怒，然后大哭。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妈妈和爸爸从上海回来了。没有开刀。妈妈说，一个老医生说，既然你的病一直没有让你瘫痪，大概你的构造与众不同吧？先观察看看吧！事实则是，他们俩交了住院费的晚上，两个人像孩子一样逃回家来了。他们没有跟我说。妈妈津津乐道：“上海的东西很好吃！你爸爸带我去东方明珠了，我们在上面吃了点心！我说不好吃，你爸爸立刻说，不好吃？我们换一家！真的就带我换了一家！哇，你爸爸第一次这么阔……” 春天的时候，妈妈闲待了一个假期，还是闲不住，要求继续去上班。单位的一个农村孩子，一个临时工，告诉妈妈一个土方：用一种河边长的草，一捆一捆地晒干，然后煮鸡蛋吃。每天早上连汤带水吃一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吃着这种东西，我妈妈的病似乎好了。她的手脚都不麻了，举止像过去一样轻活。隐患当然还存在我们心里：我和爸爸都害怕这仅仅是假象，也许某一日，还是会复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妈妈现在又穿高跟鞋了。
妈妈的高跟鞋
作者：柏邦妮
来源：《视野》2012年第11期
我从来没见过妈妈穿其他的鞋子，除了高跟鞋。我的妈妈永远只穿高跟鞋。小时候，我走在妈妈的后面爬楼梯，我伸手拽住妈妈的裙边。妈妈踩楼梯，永远是前脚掌。她的一半鞋子在楼梯的边缘，高高的鞋跟留在空中。有的时候，我被关在家里。我孤独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脚步声。妈妈回来的声音，我像一只小狗一样听得清：嗒嗒嗒……
我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一个仓库保管员，一个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女人。我妈妈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喝红酒。我妈妈还喜欢《飘》，喜欢《呼啸山庄》，喜欢外国的香水和电影。我妈妈喜欢丝绒的衣服，亮片的旗袍，羽毛的披肩。我妈妈永远都化妆，从清晨五点到晚上12点。我们没有见过妈妈没有化妆的样子，外人也没有见过。她高烧到神志昏迷的时候，爸爸带她去医院看病，她烧得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就是那一回，妈妈也是化好妆去看病的。同时，穿着高跟鞋。
妈妈非常、非常地勤劳。我的意思是说，她真的很勤劳。我妈妈能干所有的活，她简直无所不能：她能烧一手好菜，这个中国东北的姑娘在结婚二十多年里，学会了一手地道的四川菜。她会织毛衣和毛裤，我12岁以前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我的棉袄和棉裤是妈妈做的。冬天妈妈会缝被子，歪着身子坐着，阳光下，绸缎上，那些粉红翠绿的龙凤泛着温暖的光。妈妈用牙咬断线头。妈妈把雪白的棉絮铺得平平整整。我的妈妈会打老鼠，会织渔网。我妈妈会泡酸姜，酸辣椒，酸豇豆。妈妈会灌香肠，做腊肉。我妈妈会种地，会喂猪，会打石头。妈妈的力气也很大，她年轻的时候能扛180斤的石头，人称“铁姑娘”。我妈妈现在还能扛我。 我的妈妈喜欢跳舞。我八九岁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跳舞。压抑多年的歌舞天性以及人的热情，都爆发出来。那么多的舞会，碰嚓嚓碰碰嚓嚓。我妈妈是跳舞的高手。那时候的男人，都以能跟我妈妈共舞为荣。幼小的我，也被妈妈教会了三步四步。我在舞会里看妈妈跳舞。妈妈穿着鱼尾裙，她的小腿笔直，她穿着亮闪闪的衣服，头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我妈妈去学校里接我的时候，众女老师围着她，缠她教大家盘头），踩着一双七公分的高跟鞋。
妈妈是一个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的人。她白天八个小时正常时间工作，她干三个保管员也干不过来的活，她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下班之后，她在我们家的饭馆，做她的老板娘，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她杰出的口才以及自来熟的天分，还有那种交际才能，让我们家的小馆子无比火爆。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她去的。她嘻嘻哈哈、风风火火地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排场很大的小官员，婚外情的老男女，刚下山的黑道哥们，喝完酒大打出手的年轻人，吃白食的小混混，以及开了包间吸毒的瘾君子……妈妈应付着形形色色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她安抚得服服帖帖。没有人不买她的面子——即便是在“非典”期间，我们的小馆子居然还在盈利！
长大了以后，我也尝试着穿高跟鞋。只要穿过高跟鞋的人都知道，只要穿上走一个小时的路，脚掌就会火辣辣地痛。妈妈每天都穿着高跟鞋，从早晨七点到晚上12点。她的工作，不允许她坐下来。为什么妈妈一点也不疼呢？她怎么能那么潇洒地，摇摆着，走来走去呢？ 妈妈病了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像妈妈这样精神头很足的人，居然病了，怎么会呢？是真的。先是手麻痹，脚麻痹，接着是手臂、肩膀、小腿、大腿。然后是整个下半身。很后来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次，她上厕所，自己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厕所蹲了很久。去看病，去上海最好的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脊髓狭窄症。七个年轻的医生都主张开刀，成功率却只有百分之四十。不开刀，病严重下去，随时都能瘫痪。开刀，如果不小心，也是瘫痪。我妈妈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妈妈穿着平底鞋，在家里养病。开头，谁都没有告诉我。去上海看病，也跟我说是去旅游。我那时候昏天黑地地写我第一个电视剧，每日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写一万字以上。爸爸从上海打电话来，跟我说：“你来上海，陪我们玩吧！”我简直觉得爸爸发神经，忙都忙不来，哪里有那个闲工夫？
后来，我才知道：去上海之前，妈妈把我们所有的四季衣裳洗得干干净净，一层层地收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妈妈给我缝好了被子。她甚至偷偷摸摸地，给我爸爸物色了一个女人：一个30岁的离了婚的女人。她私下里去看过，觉得模样好，性格也好。妈妈想着，如果瘫痪了，就不回来了。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爸爸的反应是大怒，然后大哭。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妈妈和爸爸从上海回来了。没有开刀。妈妈说，一个老医生说，既然你的病一直没有让你瘫痪，大概你的构造与众不同吧？先观察看看吧！事实则是，他们俩交了住院费的晚上，两个人像孩子一样逃回家来了。他们没有跟我说。妈妈津津乐道：“上海的东西很好吃！你爸爸带我去东方明珠了，我们在上面吃了点心！我说不好吃，你爸爸立刻说，不好吃？我们换一家！真的就带我换了一家！哇，你爸爸第一次这么阔……” 春天的时候，妈妈闲待了一个假期，还是闲不住，要求继续去上班。单位的一个农村孩子，一个临时工，告诉妈妈一个土方：用一种河边长的草，一捆一捆地晒干，然后煮鸡蛋吃。每天早上连汤带水吃一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吃着这种东西，我妈妈的病似乎好了。她的手脚都不麻了，举止像过去一样轻活。隐患当然还存在我们心里：我和爸爸都害怕这仅仅是假象，也许某一日，还是会复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妈妈现在又穿高跟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