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文学、艺术，传统或是大众文化，如今在市场的消解下统一成了“消费文化”。 娱乐，是公众视野中众神追求的代名词 去年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语出惊人：激烈批评中国评论家狂捧的《狼图腾》让中国丢脸；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中国作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等等。 当代中国也有好的不错的作家作品，但在商品市场和大众阅读趣味的挤压下，他们已经非常边缘，非常低调。 2006年的中国文学以一种极其怪诞的娱乐式狂欢，表达了一个文学继续沦陷的主题。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学，而是对一种粗制滥造的文学商品的消费，以及对炒作出来的文学事件的消费。人们对文学和意义、审美的关系已经毫无兴趣。 文学在沦陷继续恶搞 “80后”创作现象，依然成为2006年文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对“80后”的批评一直缺乏有效性，他们或者错误地将文学市场当做文学，或者借“80后”来批评当代精神。“80后”代表人物韩寒，毫不犹豫地公开表达自己对老一代占据的文坛的鄙夷，原因是有市场撑腰。从“文坛是个屁”到对当代诗歌说“死了”，韩寒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坏孩子”的破坏能力。 在这种破坏面前，文学又能做什么？3位曾经被归入“先锋派”的小说家以自己的作品给出了答案。苏童一本《碧奴》成为观念大于文本的典范。《兄弟(下)》在上海书市创下了签售两场的纪录，市场反应与作品评价的反差，使余华看上去更像是陈凯歌那样的“大片制造者”。洪峰则以乞讨的方式，将其与当地文化局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世。这是一个令他的晚辈忍不住要嘲笑的举动。 去年10月，河北女诗人赵丽华的一组口语诗掀起文学娱乐和“恶搞”的高潮。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对文学艺术的消费之中，“恶搞”依然是一个关键词。 “搞笑”是第一要义，此类作品中，大都是作者在无聊时制作的“搞笑”产品，并不承载意义，比如《大史记》系列、小胖系列、猥琐男系列等，它们与精神先辈日本卡通《蜡笔小新》、无厘头电影《整蛊专家》、相声《黄鹤楼》等如出一辙。在一个文化权威被遭怀疑的环境里，瓦解权威、嘲弄权威就成了意义？于是，这种搞笑游戏很快与戏仿、拼贴、反讽的修辞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批评工具。 不过，“恶搞”并不能涵盖这一类作品的全部意义。这个名词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恶”，当所有人都假装拥抱“善”的时候，还有人标榜“恶”，是不是更为真实呢？在一个善恶被真假取代的文化中，“假”就是“恶”的。 “通俗史热”与教育失落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通过文化明星的畅销书，以及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教育消费和民间办学等各种渠道，进一步切入了公众的视野。 《百家讲坛》的兴盛使媒体与学界出现了关于“学术明星”的争论。加上《大国崛起》《故宫》《大明王朝》热播，以及《明朝那些事》的网络阅读，有媒体称“通俗历史热”已经到来。 可这些争论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尽管电视讲座容纳了文学、历史、文化甚至社交礼仪等内容，最初引起关注是由于刘心武与红学会之争，但真正带来利润的却是易中天、阎崇年等人。而这一热潮不过是公众对基础教育中的历史教育不满的结果。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节目(通俗演讲或电视剧)弥补传统文史知识的不足。可见，对“五四”以来反传统思维的反思，已经由学术领域进入了公众领域，进而来到了文化消费领域。 国学经过两年的预热和炒作之后，在2006年终于找到了最轻便有效的赢利模式。郑州、武汉、深圳相继出现“童学馆”，将国学教育变成狭义的传统蒙学教育。 电视谈话节目里关于“孟母堂”的讨论，打破了国学家教课程的安详面孔。包括薛涌在内的支持者引用美国“家庭教育”的模式指出，家长拥有选择孩子教育方式的权利。这一辩护漏洞在于，他们没有发现那些“蒙学迷”式的家长所求的，并非儿童教育中的自由理念，而是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不那么容易被察觉的约束。 家长的这种需求，并不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教育思维，而仅仅是对基础教育的不满，又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们将问题交给古人，交给别人，成了他们置身事外的惟一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学被等同于蒙学或古汉语修辞技巧，而丧失了原有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意义与独特的知识趣味。最终，传统文化教育也只能变成一种新型文化经济，乃至一种标识儿童家庭身份的消费方式而已。 那些主张“孟母堂”是古典教育模式的人，大多属于富裕家庭，教育对象是儿童。而普通家庭的学生最关注的问题，依然是现实利益。多数入学和就业者，并不考虑教育与传统的关系，他们几乎清一色选择香港大学和出国留学作为出路。 “如果同时被香港知名大学和内地一流高校录取，你愿意选择到哪里上学？”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站考试频道在2006年高招期间的联合调查显示，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和家长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1.2%。中国教育界第一次遭遇真正的竞争，人们产生了清华、北大是否沦为中国二流大学的疑问。 选择中国传统教育方式还是现代西方教育方式更有利于青年一代成长和国家的前途，这个问题太抽象。在普通教育问题上，入学和就业是一个基本的试金石。教育投资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将那些乌托邦式的教育理念打得粉碎。 盲目的娱乐狂欢 教育领域的激烈争论中包含了诸多忧虑。娱乐领域则是一派盲目乐观。在这里，娱乐成了公众艺术追求的代名词。 电视“选秀”成为地方电视台继“丰胸广告”之后又一件赢利法宝。除“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传统选秀节目之外，国内至少8家省级卫视新推超过10种全国性电视选秀节目。尽管后来者甚多，但“超级女声”临近尾声时闹出的运营商之争，显示出这一品牌在未来若干年内的营利潜力。与之南北并称的“加油！好男儿”在商业开发上更为赤裸。这一活动将女性需求塑造为筛选模型，并在活动过程背后，拼凑出一个“女强人”的幻影。它最初被贴上了“男色消费”的标签，并因此受到女性主义者的赞誉。但比赛结束以后，主办方却以慈善为名，在某在线交易网站公开叫卖优胜选手的约会。若即若离的男色想象，由此变成了一次试探性的交易活动。为了最大可能地获得利润，制作单位异常谨慎地向选美挪了一步。 2005年，“超级女声”在公众与学者中得到令人诧异的好评，认为是一次“海选”的预演，但直接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市场领域。2006年，“超女”粉丝们又一次早早地用手机淘汰了那些“最优选项”。许多优秀的歌唱者即使有评委的保护也无法进入最终阶段。这种“娱乐民主”的结果，是一代或几代中国青年音乐审美能力的体现。短信票数不过是一面“风月宝鉴”，照见了一代人基础教育的漏洞和精神背后的骷髅相――独立判断和自我意识的缺失、审美能力的下滑。 娱乐狂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盲从取代了另一种盲从，一种控制取代了另一种控制。
不论文学、艺术，传统或是大众文化，如今在市场的消解下统一成了“消费文化”。 娱乐，是公众视野中众神追求的代名词 去年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语出惊人：激烈批评中国评论家狂捧的《狼图腾》让中国丢脸；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中国作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等等。 当代中国也有好的不错的作家作品，但在商品市场和大众阅读趣味的挤压下，他们已经非常边缘，非常低调。 2006年的中国文学以一种极其怪诞的娱乐式狂欢，表达了一个文学继续沦陷的主题。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学，而是对一种粗制滥造的文学商品的消费，以及对炒作出来的文学事件的消费。人们对文学和意义、审美的关系已经毫无兴趣。 文学在沦陷继续恶搞 “80后”创作现象，依然成为2006年文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对“80后”的批评一直缺乏有效性，他们或者错误地将文学市场当做文学，或者借“80后”来批评当代精神。“80后”代表人物韩寒，毫不犹豫地公开表达自己对老一代占据的文坛的鄙夷，原因是有市场撑腰。从“文坛是个屁”到对当代诗歌说“死了”，韩寒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坏孩子”的破坏能力。 在这种破坏面前，文学又能做什么？3位曾经被归入“先锋派”的小说家以自己的作品给出了答案。苏童一本《碧奴》成为观念大于文本的典范。《兄弟(下)》在上海书市创下了签售两场的纪录，市场反应与作品评价的反差，使余华看上去更像是陈凯歌那样的“大片制造者”。洪峰则以乞讨的方式，将其与当地文化局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世。这是一个令他的晚辈忍不住要嘲笑的举动。 去年10月，河北女诗人赵丽华的一组口语诗掀起文学娱乐和“恶搞”的高潮。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对文学艺术的消费之中，“恶搞”依然是一个关键词。 “搞笑”是第一要义，此类作品中，大都是作者在无聊时制作的“搞笑”产品，并不承载意义，比如《大史记》系列、小胖系列、猥琐男系列等，它们与精神先辈日本卡通《蜡笔小新》、无厘头电影《整蛊专家》、相声《黄鹤楼》等如出一辙。在一个文化权威被遭怀疑的环境里，瓦解权威、嘲弄权威就成了意义？于是，这种搞笑游戏很快与戏仿、拼贴、反讽的修辞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批评工具。 不过，“恶搞”并不能涵盖这一类作品的全部意义。这个名词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恶”，当所有人都假装拥抱“善”的时候，还有人标榜“恶”，是不是更为真实呢？在一个善恶被真假取代的文化中，“假”就是“恶”的。 “通俗史热”与教育失落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通过文化明星的畅销书，以及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教育消费和民间办学等各种渠道，进一步切入了公众的视野。 《百家讲坛》的兴盛使媒体与学界出现了关于“学术明星”的争论。加上《大国崛起》《故宫》《大明王朝》热播，以及《明朝那些事》的网络阅读，有媒体称“通俗历史热”已经到来。 可这些争论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尽管电视讲座容纳了文学、历史、文化甚至社交礼仪等内容，最初引起关注是由于刘心武与红学会之争，但真正带来利润的却是易中天、阎崇年等人。而这一热潮不过是公众对基础教育中的历史教育不满的结果。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节目(通俗演讲或电视剧)弥补传统文史知识的不足。可见，对“五四”以来反传统思维的反思，已经由学术领域进入了公众领域，进而来到了文化消费领域。 国学经过两年的预热和炒作之后，在2006年终于找到了最轻便有效的赢利模式。郑州、武汉、深圳相继出现“童学馆”，将国学教育变成狭义的传统蒙学教育。 电视谈话节目里关于“孟母堂”的讨论，打破了国学家教课程的安详面孔。包括薛涌在内的支持者引用美国“家庭教育”的模式指出，家长拥有选择孩子教育方式的权利。这一辩护漏洞在于，他们没有发现那些“蒙学迷”式的家长所求的，并非儿童教育中的自由理念，而是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不那么容易被察觉的约束。 家长的这种需求，并不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教育思维，而仅仅是对基础教育的不满，又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们将问题交给古人，交给别人，成了他们置身事外的惟一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学被等同于蒙学或古汉语修辞技巧，而丧失了原有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意义与独特的知识趣味。最终，传统文化教育也只能变成一种新型文化经济，乃至一种标识儿童家庭身份的消费方式而已。 那些主张“孟母堂”是古典教育模式的人，大多属于富裕家庭，教育对象是儿童。而普通家庭的学生最关注的问题，依然是现实利益。多数入学和就业者，并不考虑教育与传统的关系，他们几乎清一色选择香港大学和出国留学作为出路。 “如果同时被香港知名大学和内地一流高校录取，你愿意选择到哪里上学？”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站考试频道在2006年高招期间的联合调查显示，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和家长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1.2%。中国教育界第一次遭遇真正的竞争，人们产生了清华、北大是否沦为中国二流大学的疑问。 选择中国传统教育方式还是现代西方教育方式更有利于青年一代成长和国家的前途，这个问题太抽象。在普通教育问题上，入学和就业是一个基本的试金石。教育投资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将那些乌托邦式的教育理念打得粉碎。 盲目的娱乐狂欢 教育领域的激烈争论中包含了诸多忧虑。娱乐领域则是一派盲目乐观。在这里，娱乐成了公众艺术追求的代名词。 电视“选秀”成为地方电视台继“丰胸广告”之后又一件赢利法宝。除“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传统选秀节目之外，国内至少8家省级卫视新推超过10种全国性电视选秀节目。尽管后来者甚多，但“超级女声”临近尾声时闹出的运营商之争，显示出这一品牌在未来若干年内的营利潜力。与之南北并称的“加油！好男儿”在商业开发上更为赤裸。这一活动将女性需求塑造为筛选模型，并在活动过程背后，拼凑出一个“女强人”的幻影。它最初被贴上了“男色消费”的标签，并因此受到女性主义者的赞誉。但比赛结束以后，主办方却以慈善为名，在某在线交易网站公开叫卖优胜选手的约会。若即若离的男色想象，由此变成了一次试探性的交易活动。为了最大可能地获得利润，制作单位异常谨慎地向选美挪了一步。 2005年，“超级女声”在公众与学者中得到令人诧异的好评，认为是一次“海选”的预演，但直接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市场领域。2006年，“超女”粉丝们又一次早早地用手机淘汰了那些“最优选项”。许多优秀的歌唱者即使有评委的保护也无法进入最终阶段。这种“娱乐民主”的结果，是一代或几代中国青年音乐审美能力的体现。短信票数不过是一面“风月宝鉴”，照见了一代人基础教育的漏洞和精神背后的骷髅相――独立判断和自我意识的缺失、审美能力的下滑。 娱乐狂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盲从取代了另一种盲从，一种控制取代了另一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