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家是善写不善说的。但万事都有例外，一些靠笔杆子打天下的作家——尤其是成就显著、社会活动比较多的知名作家，不仅文思敏捷，能在笔下生花，而且极善辞令，能够口吐莲花。他们或词锋锐健，一语中的，令人击节叹赏；或幽默调侃，诙谐风趣，使人捧腹展颜；或委婉含蓄，曲径通幽，让人先惑而后醒……这些知名作家，不论是与人交谈，还是发表演讲，都能像他们写文章那样挥洒自如，间或有警策之语，让人惊叹不已。
一、 借势归谬驳敌论
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员禁止男女同学在公共浴场同泳，闹得满城风雨。为了批驳这种做法，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妨。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清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
鲁迅说着，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听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这里，鲁迅没有直接驳斥国民党地方官的观点，而是以借势取力的方法将他的话予以归谬——你既然禁止男女同学同泳，那么就让大家都戴上防毒面具吧！这样一来，国民党地方官所持观点的荒谬性，就像被放大境放大了一样，听众自然明白了国民党地方官所持观点荒 谬和不合理。
二、 假装糊涂巧讽刺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作家聂绀弩居住在桂林。一次，聂绀弩与友人求饮于餐馆。服务员端来白斩全鸡，却是骨多于肉。聂绀弩问道：“这是两只鸡，对吗？”
服务员回答道：“不，只有一只。”
聂绀弩正色道：“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
服务员一听，顿时面生愧色。
明知是一只鸡的聂绀弩，故意装糊涂说是两只鸡——他用这种办法诱导服务员说出了“只有一只（鸡）”的话。而后，聂绀弩根据服务员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说出“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的话。这种假装糊涂的谈话方法，具有曲折讽刺的表达效果，服务员听后自然面生愧色。
三、 使用类比抨恶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铁凝，在河北省沧州文学事业发展研讨会上，曾有一段妙语：“我有一次出差，看到某地乡村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铺，里面有两个老头儿坐在小板凳上吃凉皮儿。然而小饭铺破旧的门框上，却悬挂着一个醒目而响亮的招牌——„希尔顿大酒店‟……„希尔顿大酒店‟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界时有所见。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现在好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也都特别害怕被人说成是„匠‟，而不是„家‟，所以就有意制造„希尔顿大酒店‟这种现象。”
小饭铺和“希尔顿大酒店”之间的反差是巨大的，也是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和领悟的。因此铁凝就以小饭铺挂着“希尔顿大酒店”的招牌来类比和抨击那些没啥文学造诣的文学创作者刻意炒作，有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贴“家”的恶习。她的类比，生动形象，有助于听众了解和认识一些文学创作者重名轻实、名实严重不符这一现象。
四、 口出奇语免加罪
1996年夏天，当时在太原的赵树理被揪到烈日下批斗。造反派问道：“赵树理，你是哪一类干部？”想到当时的干部分成好的、比较好的、犯过错误可以改好的和死不改悔的四类，赵树理就微微一笑说道：“说我是一二类干部吧，我不敢往里挤；说我是个三类干部吧，你们又不承认。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我是个三类半吧。”这个“三类半”一出口，立即把那些陪斗“黑帮”们逗乐了，可他们不敢出声，只好捂住嘴把腰弯得更低一些；而那些造反派听后，则目瞪口呆。
赵树理当时面临的是“四难选择”：如果说自己是一二类干部，势必会被造反派说成是“妄图混进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从而招致更重的罪名；如果说自己的是三类干部，又不会被造反派所承认；而若承认自己是“死不改悔”的四类干部，显然又会给造反派以口实，从而使
造反派对自己的批斗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就智出奇语，将自己说成是“三类半干部”（意为“犯了错误„有可能‟改好的干部”）。他的这一话语，让蓄意给他加罪的造反派没有了可乘之机，可谓是机智而恰切。
五、 智设圈套胆真相
一次，欧洲著名寓言作家拉封丹烤了一个马铃薯。马铃薯烤熟后，他因事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估计十有八九是他偷吃的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上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砒霜……我的上帝——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马铃薯上并未放砒霜——这是我施的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拉封丹如果采用惯常的问话方式，是很难让佣人承认偷吃行为的。于是，拉封丹就根据佣人怕被毒死的心理，机智地设了一个圈套，以一句“放毒”的假话，诱使佣人承认了偷吃的行为。与那种直言追问的方式相比，这种谈话方式显然要机智得多，也省事得多。
六、 巧抛山芋答难题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彬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赞美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对艾伦金斯伯格所提的问题是无法正面回答的，因为他出的怪谜是个“无解的方程”，仿佛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此，蒋子龙采取了抛山开支给主人的谈话策略——“您怎么放进去，
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办法拿出来的”的字面意思外，还有着“你若无法放进去，我就无须拿出来”的另一层隐含意思。这样一来，蒋子龙不仅摆脱了可能出现的尴尬，而且对金斯伯格进行反戈一击。
七、 使用辞格表个性
当被问及自己的个性和写作风格时，被媒体评论为中国第一美女作家、中国足彩第一美女主持的彭久洋说了一句妙语：“给我一本书，我让自己的哭泣；给我一支笔，我让世界哭泣。
由于使用了反复和对偶两种辞格，彭久洋的话语虽然只有寥寥22个字，但却清楚明白地道出了她容易被感动的性格特征和善写感人作品的写作才能，同时还展示了强烈的自信。她的这句话精炼易记，内蕴丰富，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难怪会成为文学爱好者广为传诵的经经典妙语。
靠笔杆为生的作家为什么能口吐莲花呢？一位作家出身的演讲家是这样分析的：“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思想；二、作家在口语表达中借鉴和吸收了一些书面表达的经验和技巧；三、作家在繁复的社会活动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口语锻炼。”这位演讲家分析得可谓到位，他的话对于有心提高自己口语表达水平的读者也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一般来说，作家是善写不善说的。但万事都有例外，一些靠笔杆子打天下的作家——尤其是成就显著、社会活动比较多的知名作家，不仅文思敏捷，能在笔下生花，而且极善辞令，能够口吐莲花。他们或词锋锐健，一语中的，令人击节叹赏；或幽默调侃，诙谐风趣，使人捧腹展颜；或委婉含蓄，曲径通幽，让人先惑而后醒……这些知名作家，不论是与人交谈，还是发表演讲，都能像他们写文章那样挥洒自如，间或有警策之语，让人惊叹不已。
一、 借势归谬驳敌论
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员禁止男女同学在公共浴场同泳，闹得满城风雨。为了批驳这种做法，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妨。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清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
鲁迅说着，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听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这里，鲁迅没有直接驳斥国民党地方官的观点，而是以借势取力的方法将他的话予以归谬——你既然禁止男女同学同泳，那么就让大家都戴上防毒面具吧！这样一来，国民党地方官所持观点的荒谬性，就像被放大境放大了一样，听众自然明白了国民党地方官所持观点荒 谬和不合理。
二、 假装糊涂巧讽刺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作家聂绀弩居住在桂林。一次，聂绀弩与友人求饮于餐馆。服务员端来白斩全鸡，却是骨多于肉。聂绀弩问道：“这是两只鸡，对吗？”
服务员回答道：“不，只有一只。”
聂绀弩正色道：“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
服务员一听，顿时面生愧色。
明知是一只鸡的聂绀弩，故意装糊涂说是两只鸡——他用这种办法诱导服务员说出了“只有一只（鸡）”的话。而后，聂绀弩根据服务员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说出“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的话。这种假装糊涂的谈话方法，具有曲折讽刺的表达效果，服务员听后自然面生愧色。
三、 使用类比抨恶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铁凝，在河北省沧州文学事业发展研讨会上，曾有一段妙语：“我有一次出差，看到某地乡村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铺，里面有两个老头儿坐在小板凳上吃凉皮儿。然而小饭铺破旧的门框上，却悬挂着一个醒目而响亮的招牌——„希尔顿大酒店‟……„希尔顿大酒店‟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界时有所见。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现在好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也都特别害怕被人说成是„匠‟，而不是„家‟，所以就有意制造„希尔顿大酒店‟这种现象。”
小饭铺和“希尔顿大酒店”之间的反差是巨大的，也是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和领悟的。因此铁凝就以小饭铺挂着“希尔顿大酒店”的招牌来类比和抨击那些没啥文学造诣的文学创作者刻意炒作，有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贴“家”的恶习。她的类比，生动形象，有助于听众了解和认识一些文学创作者重名轻实、名实严重不符这一现象。
四、 口出奇语免加罪
1996年夏天，当时在太原的赵树理被揪到烈日下批斗。造反派问道：“赵树理，你是哪一类干部？”想到当时的干部分成好的、比较好的、犯过错误可以改好的和死不改悔的四类，赵树理就微微一笑说道：“说我是一二类干部吧，我不敢往里挤；说我是个三类干部吧，你们又不承认。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我是个三类半吧。”这个“三类半”一出口，立即把那些陪斗“黑帮”们逗乐了，可他们不敢出声，只好捂住嘴把腰弯得更低一些；而那些造反派听后，则目瞪口呆。
赵树理当时面临的是“四难选择”：如果说自己是一二类干部，势必会被造反派说成是“妄图混进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从而招致更重的罪名；如果说自己的是三类干部，又不会被造反派所承认；而若承认自己是“死不改悔”的四类干部，显然又会给造反派以口实，从而使
造反派对自己的批斗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就智出奇语，将自己说成是“三类半干部”（意为“犯了错误„有可能‟改好的干部”）。他的这一话语，让蓄意给他加罪的造反派没有了可乘之机，可谓是机智而恰切。
五、 智设圈套胆真相
一次，欧洲著名寓言作家拉封丹烤了一个马铃薯。马铃薯烤熟后，他因事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估计十有八九是他偷吃的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上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砒霜……我的上帝——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马铃薯上并未放砒霜——这是我施的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拉封丹如果采用惯常的问话方式，是很难让佣人承认偷吃行为的。于是，拉封丹就根据佣人怕被毒死的心理，机智地设了一个圈套，以一句“放毒”的假话，诱使佣人承认了偷吃的行为。与那种直言追问的方式相比，这种谈话方式显然要机智得多，也省事得多。
六、 巧抛山芋答难题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彬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赞美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对艾伦金斯伯格所提的问题是无法正面回答的，因为他出的怪谜是个“无解的方程”，仿佛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此，蒋子龙采取了抛山开支给主人的谈话策略——“您怎么放进去，
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办法拿出来的”的字面意思外，还有着“你若无法放进去，我就无须拿出来”的另一层隐含意思。这样一来，蒋子龙不仅摆脱了可能出现的尴尬，而且对金斯伯格进行反戈一击。
七、 使用辞格表个性
当被问及自己的个性和写作风格时，被媒体评论为中国第一美女作家、中国足彩第一美女主持的彭久洋说了一句妙语：“给我一本书，我让自己的哭泣；给我一支笔，我让世界哭泣。
由于使用了反复和对偶两种辞格，彭久洋的话语虽然只有寥寥22个字，但却清楚明白地道出了她容易被感动的性格特征和善写感人作品的写作才能，同时还展示了强烈的自信。她的这句话精炼易记，内蕴丰富，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难怪会成为文学爱好者广为传诵的经经典妙语。
靠笔杆为生的作家为什么能口吐莲花呢？一位作家出身的演讲家是这样分析的：“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思想；二、作家在口语表达中借鉴和吸收了一些书面表达的经验和技巧；三、作家在繁复的社会活动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口语锻炼。”这位演讲家分析得可谓到位，他的话对于有心提高自己口语表达水平的读者也是很有启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