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2009年3月第2期总第92期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ofWomen’sStudies

March.2009No.2Ser.No.92

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甄美荣

（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关键词：家务劳动；性别差异；分配不均摘

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

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LiteratureReviewontheStudiesofHouseworkinEconomics

ZHENMei-rong

(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atthe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JiangsuProvince,China)

Keywords:housework,genderdifferences,inequalityinthedivisionsoflabor

Abstract:Therehavebeenmuchdebatesaboutthedefinitionandthevalueofhousework,highlightingthequestionofwhetherweshouldpayforthehousework.Asummaryofdifferentviewsheldbystudiesofhouseworkineconomicsrevealsthatthereobviouslyhasexistedadivisionoflaborinsidethehousehold.Whatisnotcleariswhatcontributestotheriseofdivisionsoflaboratthehouse-holdlevel.Thispaperputsforwardsuggestionsintheendforfutureresearchonthetopic.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

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Oakley发表的TheSociologyof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1]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

分工。[2]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3](P14-50)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4]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

作者简介：甄美荣（1978－），女，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基金：江苏省妇联、江苏省妇女学研究会“改革开放与妇女发展”课题（项目编号：JSSFL2008050）；江苏大学高级技术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JDG010）。

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

[5][6][7]

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

[8][9]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

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

[1]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

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15]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

[16]

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17]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

“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

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

。[18][19](P57-63)事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

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

[20][21]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

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1][10][11](P145-160)[12]

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

“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界定：农妇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

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13]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

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会、

“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11](P147-149)

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11](P147-149)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11](P147-149)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

[14]

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

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

子方面。[21]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

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22][19]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23]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

[24]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

“责任”，还要克服许多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

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

[29]

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

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30][12]关于受

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

[31]

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

[32]

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

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25]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

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议价”

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

利益最佳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26]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

[27][23][20]

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

[28]

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

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

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小时数、

时间进度来衡量。[26][33]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

Goldscheider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

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34]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

[33][23]

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

[27]

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

[27]

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20]

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

[35][27][33][23]

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的家务劳动，

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

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

[17][36][37]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

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

[38]

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14]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ofEmploy-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mentSurveys(QES)中发现，

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39]Herschand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

[40]

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

[41](P225-270)

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

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

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主要预警器。

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5]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42]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恩格斯主张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Expenditure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

[43]

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

[44]

荷兰的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

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

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

[45][46][47]

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

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

·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

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

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45]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46]

五、简短评述

Bec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14]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

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

[21]

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

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

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丈夫、

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

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由于生理原因和传统文化等原因，家务劳动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对家务劳动相关因素的研究也是在社会环境中而非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很难剔除掉某一影响因素而研究另一因素，所以，以往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其结论是模糊的，甚至存在争议的。那么，系统地、整体地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作出研究也就成为今后研究的又一个方向。中国对家务劳动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且研究并不深入，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现状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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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