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问题
——《社会心理学》读书笔记
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虽然不一定绝对正确，但它确实说明了“态度”之于人的性格、行为等的重要性。一般来说，态度决定了我们将会做出的行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从而导致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像我们上课时，若是学生对任课老师非常有好感，那么他一般会对这位老师的课抱有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所做的行为就表现为认真听课等；然而也并不是任何情况都是如此的，比如在面临考试时，即使有些同学并不对一门课程感兴趣，但是为了不挂科，他仍然会努力去学，还有很多在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违背自己的意向，改变态度，也有因阅历的增长、周围人的游说等而改变的。在泰勒、佩普劳和希尔斯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以及侯玉波的《社会心理学》两本书都对态度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说，使我对该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说，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到正确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我们在倾听和参与辩论时，头脑中具有的态度，并且要保持正确的态度，我们就必须去了解普遍的人类信仰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态度的正确与否，往往对人们的行事及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情感或想法可以称之为“态度”？ 心理学家对态度的定义分别侧重于意向，如G.Allport认为态度是一种准备状态；认知，如Krech认为态度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的组织，然而对态度的研究不单单是个人层面的，而应该涉及社会文化的主观层面；相对来说，Freedman将态度的组成——认知、情感、行为倾向等三个部分以及其特性都加以概括则较为完整。我们对一件事生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首先就是要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的了解，也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之后才会产生某种情感，进而依据理智分析以及情感归属做出行为上的倾向，形成自己的态度。美国舆论学者耶瑞克特别强调态度的认知性，他认为态度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意见是态度的表达而态度的基石是信念。
态度一经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具有某种稳定性。学习理论认为，态度和其它通过学习而得的事情一样，是一种习惯，众所周知，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神学统治的中世纪时期，大家都信奉地球中心论，即都对这一理论持赞成态度，然而哥白尼第一个跳出来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即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不能完全改变日积月累下来的态度。侯玉波在他的书中写道，自己产生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说服使得人们的参与感加强，从而更倾向于自己所支持的态度”，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需要通过坚持自己的态度来认同自我、肯定自我价值，自尊心也会得到加强。
当然，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人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且有可信的说服者、有说服力的信息、充分的论据等，改变态度虽然不容易却也是有可能的。而改变态度的首要原因便是各种态度之间、态度与行为之间出现了矛盾。比如在两者之间尤其是差别不大的两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犹豫不定，这个时候的态度处于摇摆的状态，进行抉择后也经常会有后悔的情况，
而那时的态度便显而易见已经发生改变了。在两本《社会心理学》中都由提到的“认知失调理论”说的便是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有决策后的认知失调（即举例中的二者选一等类似的情况）以及反态度行为，比如明知道偷窃是违法的行为，也清楚其后果，但社会上的偷盗行为依旧数见不鲜，这就是信念与之表现出的行为不一致的情况；还有就是受威胁而产生的行为与态度不相符的矛盾，也就是“情景压力”逼迫下产生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事物量的扩大，认识事务能力的增强，以及阅历的增长而改变最初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还有认真接受他人意见而被说服的情况。总的来说，当一个人的意见形成后，若要发生改变，都会有外力因素的刺激或是直接作用。
有个体的差异就有个体态度的差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无法说服所有人都秉持同一种态度，再加上个人的文化差异，所接收信息的不同程度，很容易产生偏见。因为态度是不会随意改变的，可以看出偏见也无法轻易消除，人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就与之类似。在泰勒、佩普劳和希尔斯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中认为，当人们感到愤怒或是收到挫折却无法对使自己不愉快的人或事进行报复时，个体会将愤怒发泄到另一个替代物身上，对之产生偏见；或者把偏见看作是一种人格障碍，比如人们对权威人格的迷信。我更加认同另一种理论，即偏见起于群体间的竞争。不可否认，每个群体都有一定的自我优越感，这是人的自尊心所决定的，当不同群体间进行竞争时，群体的缺点会被对方进行放大，自己群体的集体自尊心也会得到提高，不可避免的就会对自己群体有不同程度的偏袒，对其它群体的偏见也就产生了。偏见不仅会对科学信息的解释产生影响，甚至对公共政策的偏好也有一定作用，因而要尽量避免，在群体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增加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并且要有制度性的支持。
在态度形成之初，我们便要尽量多的接触各方面的信息，而不是莽撞地站立阵脚。
浅析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问题
——《社会心理学》读书笔记
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虽然不一定绝对正确，但它确实说明了“态度”之于人的性格、行为等的重要性。一般来说，态度决定了我们将会做出的行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从而导致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像我们上课时，若是学生对任课老师非常有好感，那么他一般会对这位老师的课抱有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所做的行为就表现为认真听课等；然而也并不是任何情况都是如此的，比如在面临考试时，即使有些同学并不对一门课程感兴趣，但是为了不挂科，他仍然会努力去学，还有很多在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违背自己的意向，改变态度，也有因阅历的增长、周围人的游说等而改变的。在泰勒、佩普劳和希尔斯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以及侯玉波的《社会心理学》两本书都对态度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说，使我对该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说，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到正确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我们在倾听和参与辩论时，头脑中具有的态度，并且要保持正确的态度，我们就必须去了解普遍的人类信仰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态度的正确与否，往往对人们的行事及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情感或想法可以称之为“态度”？ 心理学家对态度的定义分别侧重于意向，如G.Allport认为态度是一种准备状态；认知，如Krech认为态度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的组织，然而对态度的研究不单单是个人层面的，而应该涉及社会文化的主观层面；相对来说，Freedman将态度的组成——认知、情感、行为倾向等三个部分以及其特性都加以概括则较为完整。我们对一件事生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首先就是要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的了解，也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之后才会产生某种情感，进而依据理智分析以及情感归属做出行为上的倾向，形成自己的态度。美国舆论学者耶瑞克特别强调态度的认知性，他认为态度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意见是态度的表达而态度的基石是信念。
态度一经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具有某种稳定性。学习理论认为，态度和其它通过学习而得的事情一样，是一种习惯，众所周知，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神学统治的中世纪时期，大家都信奉地球中心论，即都对这一理论持赞成态度，然而哥白尼第一个跳出来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即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不能完全改变日积月累下来的态度。侯玉波在他的书中写道，自己产生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说服使得人们的参与感加强，从而更倾向于自己所支持的态度”，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需要通过坚持自己的态度来认同自我、肯定自我价值，自尊心也会得到加强。
当然，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人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且有可信的说服者、有说服力的信息、充分的论据等，改变态度虽然不容易却也是有可能的。而改变态度的首要原因便是各种态度之间、态度与行为之间出现了矛盾。比如在两者之间尤其是差别不大的两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犹豫不定，这个时候的态度处于摇摆的状态，进行抉择后也经常会有后悔的情况，
而那时的态度便显而易见已经发生改变了。在两本《社会心理学》中都由提到的“认知失调理论”说的便是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有决策后的认知失调（即举例中的二者选一等类似的情况）以及反态度行为，比如明知道偷窃是违法的行为，也清楚其后果，但社会上的偷盗行为依旧数见不鲜，这就是信念与之表现出的行为不一致的情况；还有就是受威胁而产生的行为与态度不相符的矛盾，也就是“情景压力”逼迫下产生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事物量的扩大，认识事务能力的增强，以及阅历的增长而改变最初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还有认真接受他人意见而被说服的情况。总的来说，当一个人的意见形成后，若要发生改变，都会有外力因素的刺激或是直接作用。
有个体的差异就有个体态度的差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无法说服所有人都秉持同一种态度，再加上个人的文化差异，所接收信息的不同程度，很容易产生偏见。因为态度是不会随意改变的，可以看出偏见也无法轻易消除，人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就与之类似。在泰勒、佩普劳和希尔斯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中认为，当人们感到愤怒或是收到挫折却无法对使自己不愉快的人或事进行报复时，个体会将愤怒发泄到另一个替代物身上，对之产生偏见；或者把偏见看作是一种人格障碍，比如人们对权威人格的迷信。我更加认同另一种理论，即偏见起于群体间的竞争。不可否认，每个群体都有一定的自我优越感，这是人的自尊心所决定的，当不同群体间进行竞争时，群体的缺点会被对方进行放大，自己群体的集体自尊心也会得到提高，不可避免的就会对自己群体有不同程度的偏袒，对其它群体的偏见也就产生了。偏见不仅会对科学信息的解释产生影响，甚至对公共政策的偏好也有一定作用，因而要尽量避免，在群体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增加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并且要有制度性的支持。
在态度形成之初，我们便要尽量多的接触各方面的信息，而不是莽撞地站立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