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
——《先生》读后感
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 张精丽
徜徉在《先生》这本厚重的书里，与民国时期最伟大的十位“先生”近距离接触，我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更多的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教书育人生活，不停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我距离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
我未满十八岁走上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乡村老师，是农村“稀罕”的吃皇粮的人。我的外婆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她活着的时候，七十多岁吧，每次见到我，总会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当先生了，要好好教人家孩子多识字！别老拿着尺子打人家孩子手！”我妈总会在旁边纠正：“现在早就不叫先生了，叫老师。”而外婆下次见到我，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没有人的时候，还会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么小，咋能当好先生呢？能教会人家孩子识很多字吗？”当时总嫌外婆啰嗦，觉得她可笑，她心目中的好“先生”就是能教会孩子们识更多的字。现在想想外婆的话包含了对“教书先生” 多少的期待与敬仰啊！
而我心目中的“教书先生”就是陈寅格先生这等模样的，就是现在凝固在中山大学陈寅格故居北侧草地上，“倔强地抿着嘴，为学生上课时的一座铜像”的形象化身。
“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傅斯年高度评价陈先生：“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陈先生1909年从复旦公学毕业，去西洋留学13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精通8种外语。留学期间，生活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
1926年，他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却被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他是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格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他授课时，不仅学生来听课，教授们也常来听课。他被称为是“教授的教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格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季羡林回忆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恨自己没有出生于那个年代，不能做他的学生，不能在台下聆听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与独特看法。这样的教授，这样的学识，我此生却没有机会能遇见！
他之所能够学富五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与他强烈的求知欲、勤奋学习的态度密不可分。他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他在国外留学时，总是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很远的路去听课读书，以致微跛。还有，他绝对没有把获得文凭看作是出国学习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或许，他骨子里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向往与追求，
才会促使他丝毫不懈怠地汲取西方文化。如果他只专注于一个“具体专题”，怎能会在留学的13年内，获得如此渊博的学识呢？
我更折服于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了混文凭而留学13年，没有变成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样子来。
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来，感觉真是惭愧无比。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二十三年有余，但除了做好我的日常工作，可曾在其他方面有所探索？少有。除了被日常工作束缚手脚之余，也不是没有任何时间可用于学习的。可就是骨子里的惰性束缚住了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愿主动去学习。这样的生活学习模式，怎会拥有大学问？
身边像我这样的老师有很多，与其说是繁琐的教学工作束缚住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的惰性让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停留在原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真不敢问自己：我距离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
他对教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他的女儿们回忆道: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
他的这些教书细节，在今天看来，其行为有些迂腐了，但足足可以感受到他是怀着何等“虔诚”的心态来走近、学习、传播这些中国文化的。他对教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把教书这件事
看得是那么神圣。
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先生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清事物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读到这里时，我皮肤上的汗毛骤然竖起来了。如果不是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引动细节，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位大学教授会把给学生授课看得如此重要。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居然会首先考虑到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
1946年11 月，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开始授课，每次讲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1953年至1958年，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女儿回忆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的内容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的。”他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
他的讲课观点，他的“先生”修为，在今天的校园里，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超越？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让他累，也让他了不起！他把教书这件事看得近乎神圣，他对教育事业真是怀着一腔宗教徒般的热情与忠诚！
再回过神来审视自己的灵魂，我能做到对教书工作的几分热情与忠诚呢？相比陈先生当年的工作环境，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实在优越。教学设备先进，学习渠道多样化，但有时候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
教学工作中来。当我懈怠时，我会不停地叩问自己：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我距离教书匠陈寅格先生“教书匠”的标准还有多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这篇写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生生纪念碑》，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他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他其实主张实事求是地做学术，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他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纵观陈先生的一生，因为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才使他能够在动荡的年代，摒弃外界干扰，留学13年，潜心学习，精通8种外语，在西方多所顶尖大学里求学，没有为了所谓的文凭而学习一个专题，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西文化。
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面对牛津大学首次聘请他为专职教授，却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
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在双眼几乎失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37年在香港时，生活艰难，他宁可以典当衣物过活，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官职、金钱、食物利诱。这种穷困伴随他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耗时10年完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柳如是别传》。在他的笔下，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通过这部著作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表现了出来。
陈先生在动荡的民国时代，无论贫困交加，国家危难，都能恪守着自己灵魂栖息着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实为难得！
“先生”一词对于陈寅格来说，真的是一种称谓，一种修为！ 《先生》一书中的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校长、“乡村教育的圣人”，他们才有资格被称为是“先生”。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时，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愿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们耳边常响！
我们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
——《先生》读后感
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 张精丽
徜徉在《先生》这本厚重的书里，与民国时期最伟大的十位“先生”近距离接触，我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更多的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教书育人生活，不停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我距离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
我未满十八岁走上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乡村老师，是农村“稀罕”的吃皇粮的人。我的外婆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她活着的时候，七十多岁吧，每次见到我，总会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当先生了，要好好教人家孩子多识字！别老拿着尺子打人家孩子手！”我妈总会在旁边纠正：“现在早就不叫先生了，叫老师。”而外婆下次见到我，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没有人的时候，还会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么小，咋能当好先生呢？能教会人家孩子识很多字吗？”当时总嫌外婆啰嗦，觉得她可笑，她心目中的好“先生”就是能教会孩子们识更多的字。现在想想外婆的话包含了对“教书先生” 多少的期待与敬仰啊！
而我心目中的“教书先生”就是陈寅格先生这等模样的，就是现在凝固在中山大学陈寅格故居北侧草地上，“倔强地抿着嘴，为学生上课时的一座铜像”的形象化身。
“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傅斯年高度评价陈先生：“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陈先生1909年从复旦公学毕业，去西洋留学13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精通8种外语。留学期间，生活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
1926年，他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却被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他是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格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他授课时，不仅学生来听课，教授们也常来听课。他被称为是“教授的教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格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季羡林回忆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恨自己没有出生于那个年代，不能做他的学生，不能在台下聆听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与独特看法。这样的教授，这样的学识，我此生却没有机会能遇见！
他之所能够学富五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与他强烈的求知欲、勤奋学习的态度密不可分。他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他在国外留学时，总是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很远的路去听课读书，以致微跛。还有，他绝对没有把获得文凭看作是出国学习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或许，他骨子里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向往与追求，
才会促使他丝毫不懈怠地汲取西方文化。如果他只专注于一个“具体专题”，怎能会在留学的13年内，获得如此渊博的学识呢？
我更折服于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了混文凭而留学13年，没有变成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样子来。
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来，感觉真是惭愧无比。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二十三年有余，但除了做好我的日常工作，可曾在其他方面有所探索？少有。除了被日常工作束缚手脚之余，也不是没有任何时间可用于学习的。可就是骨子里的惰性束缚住了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愿主动去学习。这样的生活学习模式，怎会拥有大学问？
身边像我这样的老师有很多，与其说是繁琐的教学工作束缚住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的惰性让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停留在原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真不敢问自己：我距离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
他对教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他的女儿们回忆道: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
他的这些教书细节，在今天看来，其行为有些迂腐了，但足足可以感受到他是怀着何等“虔诚”的心态来走近、学习、传播这些中国文化的。他对教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把教书这件事
看得是那么神圣。
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先生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清事物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读到这里时，我皮肤上的汗毛骤然竖起来了。如果不是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引动细节，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位大学教授会把给学生授课看得如此重要。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居然会首先考虑到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
1946年11 月，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开始授课，每次讲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1953年至1958年，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女儿回忆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的内容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的。”他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
他的讲课观点，他的“先生”修为，在今天的校园里，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超越？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让他累，也让他了不起！他把教书这件事看得近乎神圣，他对教育事业真是怀着一腔宗教徒般的热情与忠诚！
再回过神来审视自己的灵魂，我能做到对教书工作的几分热情与忠诚呢？相比陈先生当年的工作环境，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实在优越。教学设备先进，学习渠道多样化，但有时候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
教学工作中来。当我懈怠时，我会不停地叩问自己：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我距离教书匠陈寅格先生“教书匠”的标准还有多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这篇写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生生纪念碑》，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他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他其实主张实事求是地做学术，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他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纵观陈先生的一生，因为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才使他能够在动荡的年代，摒弃外界干扰，留学13年，潜心学习，精通8种外语，在西方多所顶尖大学里求学，没有为了所谓的文凭而学习一个专题，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西文化。
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面对牛津大学首次聘请他为专职教授，却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
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在双眼几乎失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37年在香港时，生活艰难，他宁可以典当衣物过活，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官职、金钱、食物利诱。这种穷困伴随他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耗时10年完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柳如是别传》。在他的笔下，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通过这部著作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表现了出来。
陈先生在动荡的民国时代，无论贫困交加，国家危难，都能恪守着自己灵魂栖息着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实为难得！
“先生”一词对于陈寅格来说，真的是一种称谓，一种修为！ 《先生》一书中的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校长、“乡村教育的圣人”，他们才有资格被称为是“先生”。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时，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愿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们耳边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