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百合花》
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和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形成了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明显的对照。放在一起来讲，可以更加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峻青，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少年时当过乡村小作坊的学徒。1940年参加革命，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5-1948年间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分社随军记者等。1948年随军南下，1952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冬，去家乡胶东深入生活，后调上海文联工作。
40年代开始创作，建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黎明的河边》等。描写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作品，代表了峻青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其中写作于1954年的《黎明的河边》是他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主线单纯，主要描写交通员小陈带领两位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他和他的一家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壮烈故事。昌潍平原沦陷后，还乡团到处杀人放火，河东的游击队垮了，敌人严密封锁渡口，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小陈接受了护送武工队过河的命令。到了渡口，由于叛徒出卖，还乡团把小陈的母亲、弟弟抓去当人质。在生死考验面前，小陈把同志和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忍受巨大悲痛，亲眼看着母亲与弟弟被还乡团杀害，在三面遇敌，一面背水的危急的情况下，掩护他父亲带领武工队过河，最后半死牺牲。作者将小陈放在激烈、紧张的环境中，通过生与死、革命与家庭等的抉择来刻划小陈的人物形象和表现其崇高的精神。小说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组织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并运用了悬念，造成了一种紧张、惊险的气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峻青小说风格的特点是悲壮。他的那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犹如一幅气吞山河的壮丽画面，描写了战争
的激烈与严酷，革命者的英勇顽强，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壮烈牺牲。
王愿坚（1929-1991），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44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参加编辑《星火燎原》一书的工作。他于1954年开始创作，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也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代表作有《党费》、《七根火柴》等。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
《党费》中的主人公女共产党员黄新，送丈夫随红军长征后，带着孩子在家乡坚持敌后斗争。敌人切断了她与党组织的联系，生活极端艰苦，她积极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牺牲。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大多通过正面展开的艰苦生活和残酷斗争，来描写革命前辈的精神美。他的创作不着重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全力捕捉和表现英雄人物性格和生活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因而大都具有主题单纯、鲜明，情节集中、紧凑，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
二、茹志鹃的《百合花》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非常有特色的当代短篇小说作品，只有六千多字。1958年3月发表于《延河》杂志。《百合花》是她的成名之作，《百合花》不仅为茹志鹃带来了声誉，而且也正是通过《百合花》，茹志鹃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
《百合花》是战争题材，反映的是解放军与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普通的题材，但是茹志鹃在表现上却很不一般，并且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当时的其他作品鲜明地区分出来。小说所反映的是战争，写到了战士为人民牺牲，但是她没有正面描写流血牺牲。她是用很淡的笔墨来写战争，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写战争，是从侧面来写牺牲。她的小说风格与峻青、王愿坚同类题材的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与1 王愿坚《后记》，作家出版社，1956年。
孙犁的小说创作有类似之外。如果说峻青、王愿坚的小说主要从正面来描写战争，在紧张、严峻的环境中来刻画人物，表现了一种阳刚美的话；那么，茹志鹃、孙犁的小说则是从侧面来描写战争，通过日常生活来刻画小说人物，表现了一种阴柔美。
小说很温馨、很轻松的开头。小说第一句“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这个时间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一种特定的家常氛围。小说里的事情、人物都虚构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时间却有特殊的文化意味。部队要发起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同志被分派到战斗连队帮助工作，“我”－－一个女同志，团长踌躇了半天，对“我”抓了半天后脑久，才叫一个通讯员送到前沿包扎所去。
尽管战斗就要打响，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战斗的紧张气氛，相反通过一个女文工团员的眼睛来看，环境是浪漫的，富于诗意的：“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的盲目的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这里产生对通讯员的误解，通讯员在远处。接着写：“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捧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4的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装饰点缀。”“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他也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因为“我”早个女同志，他害羞。“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让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上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这里描写和介绍通讯员这个人物经过了一个由远及近，由陌生到熟悉，由误解到亲密的过程，由“生起气来”，到“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到“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关系越来越近。通讯员先由背向着我们，然后转入正面描写。有人说，茹志鹃《百合花》描写人物用了戏剧舞台上的方法，一种是背对着观众出场，写通讯员的出场就是运用了这样的方式，另一种是一挑帘子就出来，后面写北媳妇就是这一种方式：通讯员向老百姓家里借被子碰了钉子，“我”和通讯员一起再去借。“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
然后，“我”与通讯员攀谈，当问他“你还没有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通过与通讯员的接触，“我”对通讯员有了深入的了解，不仅消除了误会，不再生气，而且情感向另一个方向发生转变，因为自己使得通讯员紧张得满头大汗而
开始责怪自己，这一段描写也逐渐展开了通讯员幼稚、纯洁、可爱的性格。
下面通过借被子进一步写通讯员纯真的性格，同样是一个由误会到消除误会的过程。到包扎所后，因为部队的被子还没有发下来，伤员流了血，怕冷，需要向老百姓借被子。不一会，“我”已经借到了三床被子，通讯员却还是两手空空。“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通讯员把“我”领到新媳妇家，“我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原来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有特殊的原因，这被子是新媳妇的嫁妆，因此舍不得拿出来：“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通讯员还在生新媳妇的气，慌忙中挂破了衣服，“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迎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里写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误会。后来，通讯员听说新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新媳妇不借被子是可信的，终于把被子拿出来，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人民的精神境界。结果，“我”和通讯员都产生了后悔。通讯员要把被子送回去。通过借被子，我对通讯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讯员也变得更为可爱了。“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经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而通讯员衣服挂破的细节又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了铺垫，在通讯员牺牲以后，新媳妇替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战士的感情。
回到包扎所，“我”与通讯员分别。“‘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在一起，在他耳边抖抖的颤动着。”这里展示了通讯员内心的丰富，枪筒上的野菊花表现了通讯员浪漫的性格，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爱。通讯员匆匆地走了，到最
后“我”再一次见到通讯员，是在他身负重伤牺牲以后。通讯员为了保护担架队员，扑在敌人扔来的手榴弹上，身负重伤。新媳妇凭着肩上的破洞认出了牺牲的通讯员。“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拔开他们上脱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祥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当担架队员们说到通讯员牺牲的情景的时候，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这两声“啊”胜似千言万语，新媳妇为通讯员的崇高精神境界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对他怀着崇敬和热爱的心情。“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然后，他认真地给通讯员缝被挂破了的衣服，医生听了他的心脏，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士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对她说“不用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当把通讯员放到棺材里去的时候，把被子拿掉，“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势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通过一次战斗中的一个插曲式的小故事，抒发了解放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骨肉深情，赞美了人民战士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士的崇敬与热爱。小说写了两个主要人物：通讯员、新媳妇。通过三个人的相遇、冲突，和后来通讯员的牺牲以及新媳妇的悼念，互相映衬，使人物的性格愈益鲜明。
《百合花》虽然取材于战争题材，一个腼腆怕羞的19岁的小通讯员为保护担架民工牺牲了，小媳妇献出了她结婚用的“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年轻战士的身体。战争、牺牲、军民关系，许多作家都是写得黄钟大吕、轰轰烈烈，
但是在茹志鹃的笔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激越，一切都是那么普普通通、自自然然，小通讯员的怕羞，新媳妇的俏皮，枪筒里颤动着的树枝和一枝野菊花，仓皇间被门钩挂破的衣服破洞，她第一次让人知道流血战争、壮烈牺牲，可以写得如此抒情，她着眼的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真而温馨的关系。
作者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划人物。如由开始的“我”对通讯员“生起气来”，拉着又怎样“发生了兴趣”，到后来“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样，由远到近，由淡到浓，由表及里地刻画了通讯员这个人物形象。小说用第一称的手法娓娓而谈，叙述的方式灵活多样，语言优美，不论是作者的叙述，景物的描写，还是人物的对话，都给人一种朴素、自然、清新的感觉，把一个令人悲痛的故事，写得充满诗意，创造出一种高尚、圣洁、美丽的境界。
茅盾在1958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茹志鹃的《百合花》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这不仅发现、鼓励了茹志鹃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及时地保护了她。茅盾在50年代做了许多这一类工作，为文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茅盾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又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是六千多字的短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
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百合花》的情节是很单纯的，故事性不强，没有多大的起伏波澜。但是她却十分注意用丰富的细节去刻划人物。茹志鹃说：“细节和情节是两回事，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划上。”（《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在茹志鹃的笔下，丰富的细节是刻划人物、展开情节、烘托环境气氛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她非常注意布置前后呼应的细节描写。《百合花》里新媳妇要给通讯员缝上衣肩上的破洞，看视闲笔，却是贯串全篇的力重千钧的一笔。这衣肩上的破洞，有三次提到。第二次是“我”和通讯员告别时，看到通讯员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后悔没有给他缝上，这里明写“我”的“后悔”之意，暗写新媳妇的歉疚之情，并为篇末新媳妇缝补破洞伏线。第三次是新媳妇凭着这破洞认出了身负重伤的通讯员。最后则是完成新媳妇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通讯员牺牲了，但新媳妇“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一针一线表现了人民对于解放军真挚纯洁的深情。这样的艺术细节，经过严格挑选，严密布置，同一细节重复出现，前后呼应，层层深化。有的是相似的细节遥相呼应，如插在通讯员枪筒上的野菊花与百合花被遥相呼应。
茹志鹃善于从较小的角度来反映时代的本质，“以小见大”是她的基本艺术特色；单纯明快的情节和丰富传神的细节相结合是茹作的又一艺术特色；她长于用抒情的笔调创造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哲理相结合的艺术境界，象征性“道具”的运用以及笔墨的凝炼含蓄，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诗情。
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接近于孙犁的风格，有人说孙的小说是“小说的诗，诗的小说”，茹的小说也像是抒情诗。她总是用抒情的笔致创造出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理想相结合的艺术境界。
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等小说在风格上的区别对比：峻青、王愿坚的作品具有革命史诗的特点，集中描写英雄人物，在激烈的
矛盾冲突和严峻的考验中来塑造英雄人物，通过波澜曲折的情节，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环境来塑造典型人物，形成严峻、悲壮、凝炼的艺术风格，追求崇高悲壮的风格，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孙犁的小说有相同之处，都富有诗意，清新的笔调，不从正面来表现时代风云，省略掉了战争的硝烟，通过日常生活来写战争，表现人性美好的内容。峻青、王愿坚注意的是“革命的遗产”，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孙犁和茹志鹃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过去的战争，他们注意的不是革命英雄主义内容，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发掘战争中闪光的东西。《山地回忆》写于1949年12月，进城以后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构成写作的主要动机，而《百合花》写作于反右以后精神苦闷的时候。茹志娟的《百合花》书写英雄人物不事渲染，相反，表现得异常克制和平静，和那个高调的英雄主义时代气氛颇不同调。这种克制最明显地表现在，和峻青、王愿坚往往在危机关头、通过严峻的考验来正面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的小说风格及其表现手法相对照，在《百合花》里面，恰恰回避了最关键的通讯员牺牲这一故事高潮的正面描写，而作暗场处理。
《百合花》写出来以后，茹志鹃把它寄给了刊物，但被退了回来，再寄出去，又被退了回来，“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今年春天》）
在1958年当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氛里，谎话大话满天飞，虚假的豪迈气概和伪浪漫主义成为风尚，其后1962年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时代气氛里，茹志鹃的这种风格显得异常突出地不入时调。文艺界对此也感到迷惘。不少人指责她偏爱小人物，没有反映现实的主要矛盾，没有表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没有塑造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
今天回顾这种争议，正说明当时对文艺的基本理解出了毛病，反映了1957年之后左倾文艺思潮的膨胀发展，重大题材、尖端题材、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缺点的高大的英雄人物成为唯一的要求，在这样的标准下，清新、俊逸的风格就成了异端。有意思的是，在当时，风格几乎诚了茹志鹃的代名词，只要一讨论风格，必然要联系到茹
志鹃的作品，并且常常拿《百合花》作例子。
“在创作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的支持，个人要坚持一种看法，一种什么做法，这是比较难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初学写作者，既没有一套可以用来驳倒别人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系统的知识，而且那些什么框框，什么条条，也往往不都是以来势汹汹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动人，看来也很正确，比如在我搞创作的这两年里，不断地有人对我提出意见，有一些是老战友、老朋友，他们都关心我，爱护我，怕我出毛病，就经常地给我这一种那一种的劝告，他们对我说：‘茹志鹃，你是走在危险的边缘上，只要稍为过那么一分，就坏了。’有的给我一个警句式的话：‘当心，过于纤细是容易折断的。’有时候，我听了也会心惊肉跳”。 （《今年春天》）
茹志娟在《＜百合花＞后记》中说：“侯金镜同志曾说它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我想，在我还没学会如何在短篇小说里，去正面展开宏伟的，波澜壮阔的大海全貌的时候，那就截取一朵浪花吧！„„金镜同志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支插曲’，那么它也未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的主旋律，或者，对主旋律还能起到一点陪衬、烘托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四人邦’横行时，不管写的是大海，是浪花，大合奏还是插曲，一律都打上叉叉，我的这些作品更是被当作‘小吕宋’橱窗里的模特儿，„„一会儿是‘中间人物’，一会儿是‘反重大题材’，‘反火药味论’也有些像，‘无冲突论’也搭点界。”“为无名小花争一席之地”。她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然而产物和我的忧虑并没有直接关系。”茹志娟说，《百合花》里
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的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皓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反右的背景，揭示了茹志鹃创作《百合花》的重要精神秘密，反右是一场精神危机，这使她回到纯洁的战争年代。
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对《百合花》有过这样一个的说法：“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冬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对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有过这样的表述：“短篇小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性很强，有情节的；另一种故事很简单。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往往是故事情节非常单纯，但刻划人物的细节很多。细节和情节是两回事情，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越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划上。假如情节复杂的话，就来不及地要让人物去交待这些事情。”
当时，对《百合花》以及茹志鹃的短篇小说有过集中的讨论。欧阳文彬在《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中对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有过这样的概括：“跟许多读者一样，我也
是从《百合花》开始，被你吸引，被你抓住的。这篇小说本身正像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我是带着《百合花》给予我的深刻印象去读你其他的作品的。”“经常在你笔下出现的是一些普通人的形象－－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伤病员，医务工作者，文工团员„„经常在你笔下展开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没有什么尖锐的斗争，没有什么严酷的考验„„你了解这些人物，熟悉这些环境，你能用线条勾出他们的声音笑貌，而且巧妙地突入他们灵魂深处，抉发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美。”“要想更好地体现你所喜爱的主题，更好地处理你所惯用的生活素材，你得有适合自己需要的表现方法，从取材、结构、人物塑造，一直到语言和文体。这些方面，你的确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首先，在取材方面，你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这本来是短篇小说写作上的特点之一。但是你所截取的横断面又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你的描写方法有点像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其次，从结构上说，你的小说，故事都比较简单，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经过细心安排。由于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你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你特别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串，有时候还赋予他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百合花》中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这几处前后呼应，使通篇首尾灵活的细节描写”。“又次，关于人物塑造，你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通过一点显示全身。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集中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络。像《百合花》里小通讯员枪筒插花的细节，临去时掏出两个馒头给‘我’开饭的动作，新媳妇为他缝被衣服破洞和盖上新被子的动作，都是。„„但是，不知为什么，统读了你的许多作品之后，总觉得还有些不足之处。什么道理呢？我现在并没有找出明确的答案，只隐约感
到你的路子还不够宽广。你似乎不喜欢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描写，喜欢的是从侧面烘托，有含蓄、有余地的手法。你对普通人物的兴趣远超过对突出人物的兴趣，你似乎认为写‘小人物’身上刚萌芽的新品质和写英雄们光芒万丈的性格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你写战士就要写通讯员、警卫员，不准备写什么战斗英雄。即令写战斗英雄，你大概也要写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方面，不去写他英勇战斗的场面。„„像《百合花》，小通讯员舍己为人献出年轻的生命这一段用暗场处理。„„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镌所谓‘小人物’呢？„„她们的精神品质是美好的，但还没有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不妨先写你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但不应当满足于此，而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地深入生活，去发掘现实的主要矛盾，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你不喜欢浓烈的色彩、粗壮的线条和一览无余的笔法。你追求的是清淡、纤巧、含蓄。”“我觉得你的艺术风格是从《百合花》问世以后形成的。„„这可能是受了茅盾同志那篇评论的鼓舞。”
侯金镜在《创作和艺术个性－－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中说：“一同走在为工农兵服务道路上的这一个作家和那一个作家，就算是生活经历、政治与文化素养、写作经验完全一样，可是在处理同一个素材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也不会相同。作家间的某些差异，譬如个性与才能的差异，艺术好尚的差异等等，一定会产生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的差异－－习惯于从哪一个角度去接触并表现生活的内在规律，善于用甚么手法去摄取和剪裁他的素材，以及赋予他的作品以怎样的色彩和音调。”“离开了共同的政治标准，得出的必定是错误的判断，把作家和读者都引入歧途；忽略了作家个人的风格特点、所长所短，而用了列宁所批评过的‘标准化’的方法来要求，也会使作家手足失措，一片好心反变成一种限制或束缚。”侯对茹的创作有这么一个概括：“（一）它们的主人公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并且不是在作品中一出现就已经成型的而是正在成长着的新人物；（二）这些主人公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不是被直接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而常常是放在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关系中来表现；（三）这些作品打动读者，
可是它们的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究竟对她的作品做怎样的评价？选择波澜壮阔的材料，在尖锐的斗争和劳动的直接描写中创造英雄人物，以更高更广地概括时代精神，这是历史向文学艺术家们提出来的重要任务。可是，就茹志鹃同志的那些有特色的作品来说，她所选择和描写的不是那样，而常常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那么，这是否就成为她的作品的一个缺陷？更具体一点说，她的小说是不是就不可能有它们的深度，因而它们的认识作用和感染力就必然微弱？换句话说，是不是它们的题材和写法就决定了它们的社会价值不会高，于是读者就不一定需要这一类型的作品，因为正面描写时代主流、英雄气概的作品，就足以把它们代替了？„„选择重大题材和创造英雄人物与文学艺术作品多样化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细言（王西彦）在《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小人物’这个名字，在文学史上好像是专指俄国作家如果戈理等人笔下那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物，作为今天中国工农兵群众中的普通人物的代用语，容易招引误会。„„重要的是在，我们不能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放在对立的地位。这两种人物决不是对立的。„„作家当然应该描写他们慷慨就义和英勇牺牲的景象，但也可以描写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紧要关头做出那样崇高的英勇行为的依据。„„为了反映伟大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在描写重大的革命斗争和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作品里，往往把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把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描写得过分简单，使人觉得他们的精神世界未免贫乏，他们的行动也欠缺强有力的依据，很有些像无根的花木。„„她们的思想变化有如深谷流泉，既曲折，又清澈。”“茹志鹃同志的确没有去描写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没有去描写为堵决口或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人物，也没有去多描写前进路上走在最前站的旗手；作者所采用的，又都是侧面描写的方法，企图达到‘从一滴水看一个世界’的目的，缺乏波澜壮阔、急风骤雨式的事件和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
茹志鹃的《百合花》
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和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形成了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明显的对照。放在一起来讲，可以更加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峻青，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少年时当过乡村小作坊的学徒。1940年参加革命，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5-1948年间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分社随军记者等。1948年随军南下，1952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冬，去家乡胶东深入生活，后调上海文联工作。
40年代开始创作，建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黎明的河边》等。描写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作品，代表了峻青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其中写作于1954年的《黎明的河边》是他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主线单纯，主要描写交通员小陈带领两位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他和他的一家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壮烈故事。昌潍平原沦陷后，还乡团到处杀人放火，河东的游击队垮了，敌人严密封锁渡口，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小陈接受了护送武工队过河的命令。到了渡口，由于叛徒出卖，还乡团把小陈的母亲、弟弟抓去当人质。在生死考验面前，小陈把同志和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忍受巨大悲痛，亲眼看着母亲与弟弟被还乡团杀害，在三面遇敌，一面背水的危急的情况下，掩护他父亲带领武工队过河，最后半死牺牲。作者将小陈放在激烈、紧张的环境中，通过生与死、革命与家庭等的抉择来刻划小陈的人物形象和表现其崇高的精神。小说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组织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并运用了悬念，造成了一种紧张、惊险的气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峻青小说风格的特点是悲壮。他的那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犹如一幅气吞山河的壮丽画面，描写了战争
的激烈与严酷，革命者的英勇顽强，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壮烈牺牲。
王愿坚（1929-1991），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44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参加编辑《星火燎原》一书的工作。他于1954年开始创作，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也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代表作有《党费》、《七根火柴》等。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
《党费》中的主人公女共产党员黄新，送丈夫随红军长征后，带着孩子在家乡坚持敌后斗争。敌人切断了她与党组织的联系，生活极端艰苦，她积极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牺牲。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大多通过正面展开的艰苦生活和残酷斗争，来描写革命前辈的精神美。他的创作不着重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全力捕捉和表现英雄人物性格和生活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因而大都具有主题单纯、鲜明，情节集中、紧凑，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
二、茹志鹃的《百合花》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非常有特色的当代短篇小说作品，只有六千多字。1958年3月发表于《延河》杂志。《百合花》是她的成名之作，《百合花》不仅为茹志鹃带来了声誉，而且也正是通过《百合花》，茹志鹃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
《百合花》是战争题材，反映的是解放军与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普通的题材，但是茹志鹃在表现上却很不一般，并且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当时的其他作品鲜明地区分出来。小说所反映的是战争，写到了战士为人民牺牲，但是她没有正面描写流血牺牲。她是用很淡的笔墨来写战争，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写战争，是从侧面来写牺牲。她的小说风格与峻青、王愿坚同类题材的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与1 王愿坚《后记》，作家出版社，1956年。
孙犁的小说创作有类似之外。如果说峻青、王愿坚的小说主要从正面来描写战争，在紧张、严峻的环境中来刻画人物，表现了一种阳刚美的话；那么，茹志鹃、孙犁的小说则是从侧面来描写战争，通过日常生活来刻画小说人物，表现了一种阴柔美。
小说很温馨、很轻松的开头。小说第一句“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这个时间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一种特定的家常氛围。小说里的事情、人物都虚构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时间却有特殊的文化意味。部队要发起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同志被分派到战斗连队帮助工作，“我”－－一个女同志，团长踌躇了半天，对“我”抓了半天后脑久，才叫一个通讯员送到前沿包扎所去。
尽管战斗就要打响，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战斗的紧张气氛，相反通过一个女文工团员的眼睛来看，环境是浪漫的，富于诗意的：“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的盲目的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这里产生对通讯员的误解，通讯员在远处。接着写：“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捧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4的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装饰点缀。”“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他也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因为“我”早个女同志，他害羞。“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让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上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这里描写和介绍通讯员这个人物经过了一个由远及近，由陌生到熟悉，由误解到亲密的过程，由“生起气来”，到“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到“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关系越来越近。通讯员先由背向着我们，然后转入正面描写。有人说，茹志鹃《百合花》描写人物用了戏剧舞台上的方法，一种是背对着观众出场，写通讯员的出场就是运用了这样的方式，另一种是一挑帘子就出来，后面写北媳妇就是这一种方式：通讯员向老百姓家里借被子碰了钉子，“我”和通讯员一起再去借。“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
然后，“我”与通讯员攀谈，当问他“你还没有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通过与通讯员的接触，“我”对通讯员有了深入的了解，不仅消除了误会，不再生气，而且情感向另一个方向发生转变，因为自己使得通讯员紧张得满头大汗而
开始责怪自己，这一段描写也逐渐展开了通讯员幼稚、纯洁、可爱的性格。
下面通过借被子进一步写通讯员纯真的性格，同样是一个由误会到消除误会的过程。到包扎所后，因为部队的被子还没有发下来，伤员流了血，怕冷，需要向老百姓借被子。不一会，“我”已经借到了三床被子，通讯员却还是两手空空。“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通讯员把“我”领到新媳妇家，“我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原来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有特殊的原因，这被子是新媳妇的嫁妆，因此舍不得拿出来：“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通讯员还在生新媳妇的气，慌忙中挂破了衣服，“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迎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里写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误会。后来，通讯员听说新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新媳妇不借被子是可信的，终于把被子拿出来，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人民的精神境界。结果，“我”和通讯员都产生了后悔。通讯员要把被子送回去。通过借被子，我对通讯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讯员也变得更为可爱了。“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经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而通讯员衣服挂破的细节又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了铺垫，在通讯员牺牲以后，新媳妇替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战士的感情。
回到包扎所，“我”与通讯员分别。“‘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在一起，在他耳边抖抖的颤动着。”这里展示了通讯员内心的丰富，枪筒上的野菊花表现了通讯员浪漫的性格，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爱。通讯员匆匆地走了，到最
后“我”再一次见到通讯员，是在他身负重伤牺牲以后。通讯员为了保护担架队员，扑在敌人扔来的手榴弹上，身负重伤。新媳妇凭着肩上的破洞认出了牺牲的通讯员。“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拔开他们上脱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祥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当担架队员们说到通讯员牺牲的情景的时候，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这两声“啊”胜似千言万语，新媳妇为通讯员的崇高精神境界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对他怀着崇敬和热爱的心情。“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然后，他认真地给通讯员缝被挂破了的衣服，医生听了他的心脏，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士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对她说“不用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当把通讯员放到棺材里去的时候，把被子拿掉，“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势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通过一次战斗中的一个插曲式的小故事，抒发了解放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骨肉深情，赞美了人民战士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士的崇敬与热爱。小说写了两个主要人物：通讯员、新媳妇。通过三个人的相遇、冲突，和后来通讯员的牺牲以及新媳妇的悼念，互相映衬，使人物的性格愈益鲜明。
《百合花》虽然取材于战争题材，一个腼腆怕羞的19岁的小通讯员为保护担架民工牺牲了，小媳妇献出了她结婚用的“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年轻战士的身体。战争、牺牲、军民关系，许多作家都是写得黄钟大吕、轰轰烈烈，
但是在茹志鹃的笔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激越，一切都是那么普普通通、自自然然，小通讯员的怕羞，新媳妇的俏皮，枪筒里颤动着的树枝和一枝野菊花，仓皇间被门钩挂破的衣服破洞，她第一次让人知道流血战争、壮烈牺牲，可以写得如此抒情，她着眼的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真而温馨的关系。
作者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划人物。如由开始的“我”对通讯员“生起气来”，拉着又怎样“发生了兴趣”，到后来“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样，由远到近，由淡到浓，由表及里地刻画了通讯员这个人物形象。小说用第一称的手法娓娓而谈，叙述的方式灵活多样，语言优美，不论是作者的叙述，景物的描写，还是人物的对话，都给人一种朴素、自然、清新的感觉，把一个令人悲痛的故事，写得充满诗意，创造出一种高尚、圣洁、美丽的境界。
茅盾在1958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茹志鹃的《百合花》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这不仅发现、鼓励了茹志鹃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及时地保护了她。茅盾在50年代做了许多这一类工作，为文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茅盾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又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是六千多字的短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
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百合花》的情节是很单纯的，故事性不强，没有多大的起伏波澜。但是她却十分注意用丰富的细节去刻划人物。茹志鹃说：“细节和情节是两回事，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划上。”（《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在茹志鹃的笔下，丰富的细节是刻划人物、展开情节、烘托环境气氛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她非常注意布置前后呼应的细节描写。《百合花》里新媳妇要给通讯员缝上衣肩上的破洞，看视闲笔，却是贯串全篇的力重千钧的一笔。这衣肩上的破洞，有三次提到。第二次是“我”和通讯员告别时，看到通讯员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后悔没有给他缝上，这里明写“我”的“后悔”之意，暗写新媳妇的歉疚之情，并为篇末新媳妇缝补破洞伏线。第三次是新媳妇凭着这破洞认出了身负重伤的通讯员。最后则是完成新媳妇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通讯员牺牲了，但新媳妇“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一针一线表现了人民对于解放军真挚纯洁的深情。这样的艺术细节，经过严格挑选，严密布置，同一细节重复出现，前后呼应，层层深化。有的是相似的细节遥相呼应，如插在通讯员枪筒上的野菊花与百合花被遥相呼应。
茹志鹃善于从较小的角度来反映时代的本质，“以小见大”是她的基本艺术特色；单纯明快的情节和丰富传神的细节相结合是茹作的又一艺术特色；她长于用抒情的笔调创造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哲理相结合的艺术境界，象征性“道具”的运用以及笔墨的凝炼含蓄，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诗情。
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接近于孙犁的风格，有人说孙的小说是“小说的诗，诗的小说”，茹的小说也像是抒情诗。她总是用抒情的笔致创造出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理想相结合的艺术境界。
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等小说在风格上的区别对比：峻青、王愿坚的作品具有革命史诗的特点，集中描写英雄人物，在激烈的
矛盾冲突和严峻的考验中来塑造英雄人物，通过波澜曲折的情节，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环境来塑造典型人物，形成严峻、悲壮、凝炼的艺术风格，追求崇高悲壮的风格，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孙犁的小说有相同之处，都富有诗意，清新的笔调，不从正面来表现时代风云，省略掉了战争的硝烟，通过日常生活来写战争，表现人性美好的内容。峻青、王愿坚注意的是“革命的遗产”，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孙犁和茹志鹃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过去的战争，他们注意的不是革命英雄主义内容，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发掘战争中闪光的东西。《山地回忆》写于1949年12月，进城以后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构成写作的主要动机，而《百合花》写作于反右以后精神苦闷的时候。茹志娟的《百合花》书写英雄人物不事渲染，相反，表现得异常克制和平静，和那个高调的英雄主义时代气氛颇不同调。这种克制最明显地表现在，和峻青、王愿坚往往在危机关头、通过严峻的考验来正面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的小说风格及其表现手法相对照，在《百合花》里面，恰恰回避了最关键的通讯员牺牲这一故事高潮的正面描写，而作暗场处理。
《百合花》写出来以后，茹志鹃把它寄给了刊物，但被退了回来，再寄出去，又被退了回来，“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今年春天》）
在1958年当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氛里，谎话大话满天飞，虚假的豪迈气概和伪浪漫主义成为风尚，其后1962年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时代气氛里，茹志鹃的这种风格显得异常突出地不入时调。文艺界对此也感到迷惘。不少人指责她偏爱小人物，没有反映现实的主要矛盾，没有表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没有塑造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
今天回顾这种争议，正说明当时对文艺的基本理解出了毛病，反映了1957年之后左倾文艺思潮的膨胀发展，重大题材、尖端题材、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缺点的高大的英雄人物成为唯一的要求，在这样的标准下，清新、俊逸的风格就成了异端。有意思的是，在当时，风格几乎诚了茹志鹃的代名词，只要一讨论风格，必然要联系到茹
志鹃的作品，并且常常拿《百合花》作例子。
“在创作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的支持，个人要坚持一种看法，一种什么做法，这是比较难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初学写作者，既没有一套可以用来驳倒别人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系统的知识，而且那些什么框框，什么条条，也往往不都是以来势汹汹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动人，看来也很正确，比如在我搞创作的这两年里，不断地有人对我提出意见，有一些是老战友、老朋友，他们都关心我，爱护我，怕我出毛病，就经常地给我这一种那一种的劝告，他们对我说：‘茹志鹃，你是走在危险的边缘上，只要稍为过那么一分，就坏了。’有的给我一个警句式的话：‘当心，过于纤细是容易折断的。’有时候，我听了也会心惊肉跳”。 （《今年春天》）
茹志娟在《＜百合花＞后记》中说：“侯金镜同志曾说它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我想，在我还没学会如何在短篇小说里，去正面展开宏伟的，波澜壮阔的大海全貌的时候，那就截取一朵浪花吧！„„金镜同志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支插曲’，那么它也未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的主旋律，或者，对主旋律还能起到一点陪衬、烘托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四人邦’横行时，不管写的是大海，是浪花，大合奏还是插曲，一律都打上叉叉，我的这些作品更是被当作‘小吕宋’橱窗里的模特儿，„„一会儿是‘中间人物’，一会儿是‘反重大题材’，‘反火药味论’也有些像，‘无冲突论’也搭点界。”“为无名小花争一席之地”。她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然而产物和我的忧虑并没有直接关系。”茹志娟说，《百合花》里
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的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皓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反右的背景，揭示了茹志鹃创作《百合花》的重要精神秘密，反右是一场精神危机，这使她回到纯洁的战争年代。
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对《百合花》有过这样一个的说法：“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冬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对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有过这样的表述：“短篇小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性很强，有情节的；另一种故事很简单。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往往是故事情节非常单纯，但刻划人物的细节很多。细节和情节是两回事情，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越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划上。假如情节复杂的话，就来不及地要让人物去交待这些事情。”
当时，对《百合花》以及茹志鹃的短篇小说有过集中的讨论。欧阳文彬在《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中对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有过这样的概括：“跟许多读者一样，我也
是从《百合花》开始，被你吸引，被你抓住的。这篇小说本身正像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我是带着《百合花》给予我的深刻印象去读你其他的作品的。”“经常在你笔下出现的是一些普通人的形象－－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伤病员，医务工作者，文工团员„„经常在你笔下展开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没有什么尖锐的斗争，没有什么严酷的考验„„你了解这些人物，熟悉这些环境，你能用线条勾出他们的声音笑貌，而且巧妙地突入他们灵魂深处，抉发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美。”“要想更好地体现你所喜爱的主题，更好地处理你所惯用的生活素材，你得有适合自己需要的表现方法，从取材、结构、人物塑造，一直到语言和文体。这些方面，你的确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首先，在取材方面，你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这本来是短篇小说写作上的特点之一。但是你所截取的横断面又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你的描写方法有点像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其次，从结构上说，你的小说，故事都比较简单，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经过细心安排。由于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你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你特别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串，有时候还赋予他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百合花》中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这几处前后呼应，使通篇首尾灵活的细节描写”。“又次，关于人物塑造，你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通过一点显示全身。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集中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络。像《百合花》里小通讯员枪筒插花的细节，临去时掏出两个馒头给‘我’开饭的动作，新媳妇为他缝被衣服破洞和盖上新被子的动作，都是。„„但是，不知为什么，统读了你的许多作品之后，总觉得还有些不足之处。什么道理呢？我现在并没有找出明确的答案，只隐约感
到你的路子还不够宽广。你似乎不喜欢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描写，喜欢的是从侧面烘托，有含蓄、有余地的手法。你对普通人物的兴趣远超过对突出人物的兴趣，你似乎认为写‘小人物’身上刚萌芽的新品质和写英雄们光芒万丈的性格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你写战士就要写通讯员、警卫员，不准备写什么战斗英雄。即令写战斗英雄，你大概也要写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方面，不去写他英勇战斗的场面。„„像《百合花》，小通讯员舍己为人献出年轻的生命这一段用暗场处理。„„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镌所谓‘小人物’呢？„„她们的精神品质是美好的，但还没有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不妨先写你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但不应当满足于此，而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地深入生活，去发掘现实的主要矛盾，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你不喜欢浓烈的色彩、粗壮的线条和一览无余的笔法。你追求的是清淡、纤巧、含蓄。”“我觉得你的艺术风格是从《百合花》问世以后形成的。„„这可能是受了茅盾同志那篇评论的鼓舞。”
侯金镜在《创作和艺术个性－－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中说：“一同走在为工农兵服务道路上的这一个作家和那一个作家，就算是生活经历、政治与文化素养、写作经验完全一样，可是在处理同一个素材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也不会相同。作家间的某些差异，譬如个性与才能的差异，艺术好尚的差异等等，一定会产生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的差异－－习惯于从哪一个角度去接触并表现生活的内在规律，善于用甚么手法去摄取和剪裁他的素材，以及赋予他的作品以怎样的色彩和音调。”“离开了共同的政治标准，得出的必定是错误的判断，把作家和读者都引入歧途；忽略了作家个人的风格特点、所长所短，而用了列宁所批评过的‘标准化’的方法来要求，也会使作家手足失措，一片好心反变成一种限制或束缚。”侯对茹的创作有这么一个概括：“（一）它们的主人公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并且不是在作品中一出现就已经成型的而是正在成长着的新人物；（二）这些主人公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不是被直接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而常常是放在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关系中来表现；（三）这些作品打动读者，
可是它们的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究竟对她的作品做怎样的评价？选择波澜壮阔的材料，在尖锐的斗争和劳动的直接描写中创造英雄人物，以更高更广地概括时代精神，这是历史向文学艺术家们提出来的重要任务。可是，就茹志鹃同志的那些有特色的作品来说，她所选择和描写的不是那样，而常常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那么，这是否就成为她的作品的一个缺陷？更具体一点说，她的小说是不是就不可能有它们的深度，因而它们的认识作用和感染力就必然微弱？换句话说，是不是它们的题材和写法就决定了它们的社会价值不会高，于是读者就不一定需要这一类型的作品，因为正面描写时代主流、英雄气概的作品，就足以把它们代替了？„„选择重大题材和创造英雄人物与文学艺术作品多样化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细言（王西彦）在《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小人物’这个名字，在文学史上好像是专指俄国作家如果戈理等人笔下那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物，作为今天中国工农兵群众中的普通人物的代用语，容易招引误会。„„重要的是在，我们不能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放在对立的地位。这两种人物决不是对立的。„„作家当然应该描写他们慷慨就义和英勇牺牲的景象，但也可以描写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紧要关头做出那样崇高的英勇行为的依据。„„为了反映伟大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在描写重大的革命斗争和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作品里，往往把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把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描写得过分简单，使人觉得他们的精神世界未免贫乏，他们的行动也欠缺强有力的依据，很有些像无根的花木。„„她们的思想变化有如深谷流泉，既曲折，又清澈。”“茹志鹃同志的确没有去描写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没有去描写为堵决口或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人物，也没有去多描写前进路上走在最前站的旗手；作者所采用的，又都是侧面描写的方法，企图达到‘从一滴水看一个世界’的目的，缺乏波澜壮阔、急风骤雨式的事件和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