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的身体政治：《天边一朵云》
作者:王梆分类：文化休闲
蔡明亮的身体政治
：《天边一朵云》
王梆
相对于那些怀旧怀得没完没了的第六代，蔡明亮可以说是华人作者导演中最具有当代性的。这并非是说《世界》很当代，而北野武的《座头士》就很不当代。关键的问题在于，蔡明亮在摆脱经验性走向结构性的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电影时间：他的角色在电影中完成一场动作的时间几乎与现实中完成一场动作的时间相等，甚至更长（但并非全然如此）。这一时间与其说是戏剧化的，不如说是超现实和荒诞性的。这一时间挑战着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仿佛与观众赛跑的蜗牛，让人既紧张又乏味，既乏味又焦虑，从而由“看似缓慢不经却极强有力的角逐”衍生出“游戏”。在这一时间内，行为的目的变得像任何游戏的目的一样次要，观众“被迫”专注于行为本身，如同专注于一颗弹子球。这使得行为中的“身体”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继而形成蔡明亮电影中一次又一次被强调和扩张的“身体美学”。当其密切地与当下对个体性身体被忽视、扭曲和抽空的周遭现实，频频发生关系时，身体美学便无可避免地迈入身体政治。这是蔡明亮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当代性的坚实基础。在他的新作《天边一朵云》中，他更娴熟、更辛辣地直击了作为生产工具被驯服和再生产的身体境况。他以强大的意志和毅力，让身体自身逃出生产工具的驱壳，淋漓尽致地完成了一次悲壮地越狱。这并非说它泛政治化和符号化，在艺术上，它已然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它的时间更富有节奏，空间叙事更趋于完美，仿佛舞蹈家忘记舞步，音乐家忘记乐谱。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让观众忽略它的技术层面，而被它的锐利讥锋以及超越感官刺激的智能所吸引。
反色情的身体
不可否认有人会认为《天边一朵云》是一部AV电影，如果他坚持地认为使用了AV电影的素材就是AV电影的话。由于该片涉嫌色情，连法国片商都要求修剪。但是蔡明亮坚持作品像小孩，不容许被伤害（修剪）。幸好如此，观众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限制级的方式，看到完版。
影片中的小康自从在《天桥不见了》之后，去做了AV片男演员。在《天桥不见了》之中，观众只是看到小康穿著冒充妇产科医生的白大褂，而不知道他是怎幺做的。这种焦虑，维系了一部分人们对色情的欲望和想象。然而《天边一朵云》却令观众看到了作为商品的A片
的所有全部。这是一个极限。它冲垮的不是道德和审美的禁忌，而是色情的禁忌。“色情行为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高贵的，纯洁的，拒绝一切性接触的，但是它无比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中之中的东西。然而，一旦不可避免地危险邻近我们，我们就欲望全无——我们最渴望的东西，从原则上说，最有可能威胁我们或者毁灭我们。比如能量或金钱。（GeorgesBataille〈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
影片开场，蔡明亮仅仅用了一只西瓜，就精确而夸张地，把客体中被投射的色情欲望从主体中残酷地剥离开来。
在《洞》中水多成灾的台北，在《天边一朵云》中变成了失水（=失血），干旱烁石流金的高雄。电视里，民意代表高唱可笑的祈雨歌，人们只能喝西瓜汁解渴。当然，这西瓜也决非是什幺自然状态下的西瓜，想想基因作物，就不难体会咬一口下去像冲糖红药水的滋味。十年前，西瓜在《爱情万岁》中还只是小康的保龄球玩具，十年后，西瓜像所有卖橡胶制品和PORNMOVIE的商店一样，成了循环性性用品；西瓜被塞在AV女优的大腿之中，身份是色情男演员（生产工具）的小康则反复地、恶狠狠戳着这只西瓜。西瓜被戳出一个血红的洞穴，象征着同为生产工具的女性的生殖器，西瓜被抠出来塞入女优的嘴中（被肢解的块状物），又反过来象征着被损害和疲软的男性生殖器。这荒谬的一幕配以虚张声势呻吟声，简陋的光线，毫无“美感”的机位，让人联想到荒木经惟那些超写实的、与坟墓连接在一起的照片。不同的是，荒木把身体抛往一个极限从而获得某种超越性的体验。而蔡明亮更关心的是远离这一极限的身体所遭遇的限制。当观众目睹小康和女优工作完毕，而浴室滴水全无，他们身上粘稠的西瓜汁遭惹了全身的蚂蚁，小康不得不跑到大厦的顶端泡到一座生锈的蓄水箱底下，而女优竟然在电梯里当众捉着身上的蚂蚁，谁还狂欢得起来呢？
作为欲望的色情就这样被蔡明亮毫不留情地拿走了。
西瓜图案被制作成颇有大地艺术气质的红伞，全民高举，欢呼求爱信号；西瓜还被女主角塞入腹中，成为怀孕的假想替代品；西瓜汁被小康厌恶地偷偷倒掉，瓜子所象征的繁殖功能，令人厌恶；一次又一次，蔡明亮不断端出让人永生难忘的符号，在《河流》中是臭水沟，在《爱情万岁》中是出租屋，在《洞》中是天花板上的洞，在《不散》中是电影院，在《你那边几点》中是一只装满了手表的箱子……不过，似乎没有一个符号抵得上该片中的“西瓜”，它常见、世俗、可笑，所以它的反面，极端、荒诞、惊骇、悲伤。
被惩罚的身体
虽然蔡明亮的所有电影，强调肢体表演，摆脱了“语言”那些矫枉过正、文过饰非的垢误。但是观众们却无法忘记以下两句台词：
陆弈静饰演的过气女优像零散的骨架一样被搁置在浴缸里，和小康表演A戏。AV导演让道具师拿着一瓶戳了几个小洞的矿泉水瓶，淋到他们身上，作“浴水奋战”状。矿泉水中的水老是洒完，道具师终于不耐烦地说：“这是干什幺嘛！”中场休息，小康疲惫地爬出来，剩下脸上满是汗水的过气女优站在浴缸里，惊恐而焦急地说道：“我的睫毛哪里去了？”
陈湘琪从《你那边几点》中的法国回来了，在《天桥不见了》里面寻找小康，但是却只是擦肩而过，直到在《天边一朵云》的一个破败公园里，到处寻找水的陈湘琪，看见了一个躺在摇椅上昏睡的男人，偷偷喝了他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之后，才发现那就是小康。陈湘琪便坐在对面等他醒来，结果自己也睡着了。过了很长的时间，两个人分别醒来，望着诧异而迷惘的小康，陈湘琪轻轻地问道：“你还在卖手表吗？”
——影片不多的，却是苍凉而不堪的两句台词。
当令身体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的场所——哪怕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工具，都已经失去，身体的位移与否，已不能改变当代人类状况中普遍的非领地化。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幺地方，可以做些什幺。台北也好，高雄也好，都是一样的。
正如福柯所说，惩罚总是涉及到身体，不论是血腥的惩罚，还是“仁慈”的惩罚。惩罚的对象总是身体，而身体则相应地刻写了惩罚的痕迹。于是观众们看到陈湘琪像拾垃圾一样满城捡别人喝过的和扔掉的矿泉水瓶，陆弈静到处寻找她的假睫毛，小康疲惫地出卖着他的苟沿残喘的体力，AV女优人事不省地瘫倒在电梯里，工作人员像拖着一具被宰的死猪般把她艰难地拖回简陋的摄影棚……理性的资本主义为了维持某种机械而高效的生产，创立着一套套可以自圆其说的惩罚制度，使身体逐渐形成由被动到主动（接受惩罚），由训练到被驯服的局面。
一首葛兰在“野玫瑰之恋”剧中所演唱的歌曲《同情心》被带着假发，化着浓妆的陆奕静变身蜘蛛女唱了出来：“我没有钱我只有卖灵魂。”
“这部歌舞剧在废墟里面表演，而陆奕静的扮演宛如一个蜘蛛女，有一个蜘蛛网，而蜘蛛网上寄生了许多生物，仿佛要吸蜘蛛的血，仿佛需要靠蜘蛛供养。表演得非常性感、野性，阴沉，却又火辣辣。所以当你看完电影后，你会知道他们不是因为没有钱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许许多多外在、不知名的力量去驱使。”（——蔡明亮）
拒绝的身体
“性工作者”已然成为学者们对AV职业人的一个尊称。蔡明亮选择上海老歌张露演唱的《静心等》亦有异曲同工之效。歌中唱道：“你何必要说苦何必要说苦要做大丈夫必须挨尽辛苦。”籍此献给影片中头上戴着一顶滑稽而疲惫的龟头帽的小康。此时的小康，对“性欲”早已生出抗体，除了厌恶和麻木，几乎没有其它的反应。他躺在一张钢丝网上，钢丝网被设置在螺旋型的楼梯中央，一旦断裂，即可能坠落这座象征着一丁点私人生活的幻想和私密性都完全被工业生产所介入和割裂的大厦深渊——此刻小康却在恋爱之中。
然而，小康的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无论陈湘琪如何在桌子底下挑逗他，甚至领着他去性用品商店买A片，还是自慰，他都无动于衷。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装上了一具防盗网，它们封锁着他的意识，入侵着他对爱情的希冀。他的身体不让任何人碰他，即便是他所爱的女孩——除了以活下去的名义驯服他的主人以外。他已经不能和一个所爱的人正常地做一次爱，他就那么一点点、一天天地完全被他的身体俘获了。
他已然成了某一天被生产某一天又被淘汰的结果、一种产品。
它已经堕落为一种物质性的身体。
蔡明亮就使用五六十年代的歌舞剧演绎答记者问时说道：“那个时代比较不功利，即便是很
通俗的东西，你也看得到作者背后的情感。而现在计算的非常厉害，那个计算当然是商业所致。可是生活到底要多少娱乐才够？你最自在的状态可能是打开窗看到天上的一朵云，或者聆听丛林中的鸟叫……但我们好象都失去了这种能力，所以要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生怕没有被娱乐。”
这是否也暗示着今日一昧追求娱乐化的电影业，总有一天亦会堕落到黔驴技穷的地步？假如不受干预的生产和市场，以及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继续作为信条而普遍存在的话。反抗的身体
在影片即将结束，出现了令人震撼，亦令资本主义道德的底线为之崩溃的一幕：陈湘琪出于善心把瘫倒在电梯口的AV女优拖回家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位女优即是A片碟中的演员。当A片的工作人员把女优扛上楼时，（影片的室内景有意或错觉地设置为同一栋大厦）陈湘琪也跟着上去了。这时她才发现小康原来是色情片男演员，他正裹着一条毛巾，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当AV导演不顾女优的死活，召集小康上阵时，陈湘琪就站在他的对面，之间隔着一道有假窗棂的屏风，将两个空间残酷地同时呈现在观众面前。在AV导演的催促下，小康满头大汗投入工作，然而此时，他却从他的身体中叛逃了出来。他和他这具已经物质性的身体似乎在进行一场恶战，无论他的身体如何用力，如何一次次地尝试举起，却终究败下阵来。
身体终于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身体不再承受自己是一副工具的命运，身体以它最脆弱的方式，职业性阳痿，来进行反抗。身体不再受控于任何社会性的关联。摆脱了防盗网和龟头头盔的身体，第一次面对可以令它安逸的居所，所爱的人眼中那饱含着屈辱、同情、爱和绝望的注视，重新进入到一种婴儿似的，无羁绊的、瓦解了其所有的功用性的破碎的状态。
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随着陈湘琪发出猛兽般的真实而凄切的叫唤声，身体不再受任何控制地，从小康与AV女优的体内拔出来，猛地塞入陈湘琪的口中，拥有了一次非职业化的射精。身体俨然变成了“无器官的身体”，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拒斥着当代社会一台台冷漠麻木的欲望机器。
蔡明亮毫不妥协地让身体完成了“身体”对“身体”的反抗。
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却令人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和世界各地的媒体花样翻新的噱头报道相比，这种境地是非常寂寞的。据说，蔡明亮在拍摄完该片后皈依了佛教。
蔡明亮的身体政治：《天边一朵云》
作者:王梆分类：文化休闲
蔡明亮的身体政治
：《天边一朵云》
王梆
相对于那些怀旧怀得没完没了的第六代，蔡明亮可以说是华人作者导演中最具有当代性的。这并非是说《世界》很当代，而北野武的《座头士》就很不当代。关键的问题在于，蔡明亮在摆脱经验性走向结构性的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电影时间：他的角色在电影中完成一场动作的时间几乎与现实中完成一场动作的时间相等，甚至更长（但并非全然如此）。这一时间与其说是戏剧化的，不如说是超现实和荒诞性的。这一时间挑战着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仿佛与观众赛跑的蜗牛，让人既紧张又乏味，既乏味又焦虑，从而由“看似缓慢不经却极强有力的角逐”衍生出“游戏”。在这一时间内，行为的目的变得像任何游戏的目的一样次要，观众“被迫”专注于行为本身，如同专注于一颗弹子球。这使得行为中的“身体”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继而形成蔡明亮电影中一次又一次被强调和扩张的“身体美学”。当其密切地与当下对个体性身体被忽视、扭曲和抽空的周遭现实，频频发生关系时，身体美学便无可避免地迈入身体政治。这是蔡明亮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当代性的坚实基础。在他的新作《天边一朵云》中，他更娴熟、更辛辣地直击了作为生产工具被驯服和再生产的身体境况。他以强大的意志和毅力，让身体自身逃出生产工具的驱壳，淋漓尽致地完成了一次悲壮地越狱。这并非说它泛政治化和符号化，在艺术上，它已然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它的时间更富有节奏，空间叙事更趋于完美，仿佛舞蹈家忘记舞步，音乐家忘记乐谱。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让观众忽略它的技术层面，而被它的锐利讥锋以及超越感官刺激的智能所吸引。
反色情的身体
不可否认有人会认为《天边一朵云》是一部AV电影，如果他坚持地认为使用了AV电影的素材就是AV电影的话。由于该片涉嫌色情，连法国片商都要求修剪。但是蔡明亮坚持作品像小孩，不容许被伤害（修剪）。幸好如此，观众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限制级的方式，看到完版。
影片中的小康自从在《天桥不见了》之后，去做了AV片男演员。在《天桥不见了》之中，观众只是看到小康穿著冒充妇产科医生的白大褂，而不知道他是怎幺做的。这种焦虑，维系了一部分人们对色情的欲望和想象。然而《天边一朵云》却令观众看到了作为商品的A片
的所有全部。这是一个极限。它冲垮的不是道德和审美的禁忌，而是色情的禁忌。“色情行为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高贵的，纯洁的，拒绝一切性接触的，但是它无比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中之中的东西。然而，一旦不可避免地危险邻近我们，我们就欲望全无——我们最渴望的东西，从原则上说，最有可能威胁我们或者毁灭我们。比如能量或金钱。（GeorgesBataille〈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
影片开场，蔡明亮仅仅用了一只西瓜，就精确而夸张地，把客体中被投射的色情欲望从主体中残酷地剥离开来。
在《洞》中水多成灾的台北，在《天边一朵云》中变成了失水（=失血），干旱烁石流金的高雄。电视里，民意代表高唱可笑的祈雨歌，人们只能喝西瓜汁解渴。当然，这西瓜也决非是什幺自然状态下的西瓜，想想基因作物，就不难体会咬一口下去像冲糖红药水的滋味。十年前，西瓜在《爱情万岁》中还只是小康的保龄球玩具，十年后，西瓜像所有卖橡胶制品和PORNMOVIE的商店一样，成了循环性性用品；西瓜被塞在AV女优的大腿之中，身份是色情男演员（生产工具）的小康则反复地、恶狠狠戳着这只西瓜。西瓜被戳出一个血红的洞穴，象征着同为生产工具的女性的生殖器，西瓜被抠出来塞入女优的嘴中（被肢解的块状物），又反过来象征着被损害和疲软的男性生殖器。这荒谬的一幕配以虚张声势呻吟声，简陋的光线，毫无“美感”的机位，让人联想到荒木经惟那些超写实的、与坟墓连接在一起的照片。不同的是，荒木把身体抛往一个极限从而获得某种超越性的体验。而蔡明亮更关心的是远离这一极限的身体所遭遇的限制。当观众目睹小康和女优工作完毕，而浴室滴水全无，他们身上粘稠的西瓜汁遭惹了全身的蚂蚁，小康不得不跑到大厦的顶端泡到一座生锈的蓄水箱底下，而女优竟然在电梯里当众捉着身上的蚂蚁，谁还狂欢得起来呢？
作为欲望的色情就这样被蔡明亮毫不留情地拿走了。
西瓜图案被制作成颇有大地艺术气质的红伞，全民高举，欢呼求爱信号；西瓜还被女主角塞入腹中，成为怀孕的假想替代品；西瓜汁被小康厌恶地偷偷倒掉，瓜子所象征的繁殖功能，令人厌恶；一次又一次，蔡明亮不断端出让人永生难忘的符号，在《河流》中是臭水沟，在《爱情万岁》中是出租屋，在《洞》中是天花板上的洞，在《不散》中是电影院，在《你那边几点》中是一只装满了手表的箱子……不过，似乎没有一个符号抵得上该片中的“西瓜”，它常见、世俗、可笑，所以它的反面，极端、荒诞、惊骇、悲伤。
被惩罚的身体
虽然蔡明亮的所有电影，强调肢体表演，摆脱了“语言”那些矫枉过正、文过饰非的垢误。但是观众们却无法忘记以下两句台词：
陆弈静饰演的过气女优像零散的骨架一样被搁置在浴缸里，和小康表演A戏。AV导演让道具师拿着一瓶戳了几个小洞的矿泉水瓶，淋到他们身上，作“浴水奋战”状。矿泉水中的水老是洒完，道具师终于不耐烦地说：“这是干什幺嘛！”中场休息，小康疲惫地爬出来，剩下脸上满是汗水的过气女优站在浴缸里，惊恐而焦急地说道：“我的睫毛哪里去了？”
陈湘琪从《你那边几点》中的法国回来了，在《天桥不见了》里面寻找小康，但是却只是擦肩而过，直到在《天边一朵云》的一个破败公园里，到处寻找水的陈湘琪，看见了一个躺在摇椅上昏睡的男人，偷偷喝了他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之后，才发现那就是小康。陈湘琪便坐在对面等他醒来，结果自己也睡着了。过了很长的时间，两个人分别醒来，望着诧异而迷惘的小康，陈湘琪轻轻地问道：“你还在卖手表吗？”
——影片不多的，却是苍凉而不堪的两句台词。
当令身体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的场所——哪怕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工具，都已经失去，身体的位移与否，已不能改变当代人类状况中普遍的非领地化。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幺地方，可以做些什幺。台北也好，高雄也好，都是一样的。
正如福柯所说，惩罚总是涉及到身体，不论是血腥的惩罚，还是“仁慈”的惩罚。惩罚的对象总是身体，而身体则相应地刻写了惩罚的痕迹。于是观众们看到陈湘琪像拾垃圾一样满城捡别人喝过的和扔掉的矿泉水瓶，陆弈静到处寻找她的假睫毛，小康疲惫地出卖着他的苟沿残喘的体力，AV女优人事不省地瘫倒在电梯里，工作人员像拖着一具被宰的死猪般把她艰难地拖回简陋的摄影棚……理性的资本主义为了维持某种机械而高效的生产，创立着一套套可以自圆其说的惩罚制度，使身体逐渐形成由被动到主动（接受惩罚），由训练到被驯服的局面。
一首葛兰在“野玫瑰之恋”剧中所演唱的歌曲《同情心》被带着假发，化着浓妆的陆奕静变身蜘蛛女唱了出来：“我没有钱我只有卖灵魂。”
“这部歌舞剧在废墟里面表演，而陆奕静的扮演宛如一个蜘蛛女，有一个蜘蛛网，而蜘蛛网上寄生了许多生物，仿佛要吸蜘蛛的血，仿佛需要靠蜘蛛供养。表演得非常性感、野性，阴沉，却又火辣辣。所以当你看完电影后，你会知道他们不是因为没有钱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许许多多外在、不知名的力量去驱使。”（——蔡明亮）
拒绝的身体
“性工作者”已然成为学者们对AV职业人的一个尊称。蔡明亮选择上海老歌张露演唱的《静心等》亦有异曲同工之效。歌中唱道：“你何必要说苦何必要说苦要做大丈夫必须挨尽辛苦。”籍此献给影片中头上戴着一顶滑稽而疲惫的龟头帽的小康。此时的小康，对“性欲”早已生出抗体，除了厌恶和麻木，几乎没有其它的反应。他躺在一张钢丝网上，钢丝网被设置在螺旋型的楼梯中央，一旦断裂，即可能坠落这座象征着一丁点私人生活的幻想和私密性都完全被工业生产所介入和割裂的大厦深渊——此刻小康却在恋爱之中。
然而，小康的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无论陈湘琪如何在桌子底下挑逗他，甚至领着他去性用品商店买A片，还是自慰，他都无动于衷。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装上了一具防盗网，它们封锁着他的意识，入侵着他对爱情的希冀。他的身体不让任何人碰他，即便是他所爱的女孩——除了以活下去的名义驯服他的主人以外。他已经不能和一个所爱的人正常地做一次爱，他就那么一点点、一天天地完全被他的身体俘获了。
他已然成了某一天被生产某一天又被淘汰的结果、一种产品。
它已经堕落为一种物质性的身体。
蔡明亮就使用五六十年代的歌舞剧演绎答记者问时说道：“那个时代比较不功利，即便是很
通俗的东西，你也看得到作者背后的情感。而现在计算的非常厉害，那个计算当然是商业所致。可是生活到底要多少娱乐才够？你最自在的状态可能是打开窗看到天上的一朵云，或者聆听丛林中的鸟叫……但我们好象都失去了这种能力，所以要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生怕没有被娱乐。”
这是否也暗示着今日一昧追求娱乐化的电影业，总有一天亦会堕落到黔驴技穷的地步？假如不受干预的生产和市场，以及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继续作为信条而普遍存在的话。反抗的身体
在影片即将结束，出现了令人震撼，亦令资本主义道德的底线为之崩溃的一幕：陈湘琪出于善心把瘫倒在电梯口的AV女优拖回家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位女优即是A片碟中的演员。当A片的工作人员把女优扛上楼时，（影片的室内景有意或错觉地设置为同一栋大厦）陈湘琪也跟着上去了。这时她才发现小康原来是色情片男演员，他正裹着一条毛巾，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当AV导演不顾女优的死活，召集小康上阵时，陈湘琪就站在他的对面，之间隔着一道有假窗棂的屏风，将两个空间残酷地同时呈现在观众面前。在AV导演的催促下，小康满头大汗投入工作，然而此时，他却从他的身体中叛逃了出来。他和他这具已经物质性的身体似乎在进行一场恶战，无论他的身体如何用力，如何一次次地尝试举起，却终究败下阵来。
身体终于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身体不再承受自己是一副工具的命运，身体以它最脆弱的方式，职业性阳痿，来进行反抗。身体不再受控于任何社会性的关联。摆脱了防盗网和龟头头盔的身体，第一次面对可以令它安逸的居所，所爱的人眼中那饱含着屈辱、同情、爱和绝望的注视，重新进入到一种婴儿似的，无羁绊的、瓦解了其所有的功用性的破碎的状态。
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随着陈湘琪发出猛兽般的真实而凄切的叫唤声，身体不再受任何控制地，从小康与AV女优的体内拔出来，猛地塞入陈湘琪的口中，拥有了一次非职业化的射精。身体俨然变成了“无器官的身体”，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拒斥着当代社会一台台冷漠麻木的欲望机器。
蔡明亮毫不妥协地让身体完成了“身体”对“身体”的反抗。
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却令人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和世界各地的媒体花样翻新的噱头报道相比，这种境地是非常寂寞的。据说，蔡明亮在拍摄完该片后皈依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