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寿正杨国宝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年03期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实现了三次重大理论突破，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初步结合，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结合。这三次飞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首要的问题是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而这又是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为前提的。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1.“批判”的理论。任何时候，理论的科学性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实践的深入剖析或批判的基础上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由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挖掘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分析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本质，最后从中得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剥夺剥夺者”和解放生产力的科学结论。这种批判的研究方法，不仅对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对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2.“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实践。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后，得出了必须在实践中对其变革的理论主张，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298虽然这种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经济发展基本矛盾的实践方式，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不能拘泥和局限于原有的具体结论，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精髓。
3.“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遵循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460。正因为是发展的理论，它才能主动地汲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与时俱进中进行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不断在实践中迸发新的活力。
4.“和谐”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的范畴，但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贯穿着和谐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恩格斯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 517马克思明确提出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出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自然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4] 97。此外，在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无论是两部门协调发展，还是平等的按劳分配，无不蕴含着和谐发展的思想。
5.“人本”的理论。这里讲的“人本”是指“以人为本”，即在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关注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和无产阶级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 29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根据人的发展程度和相互的依赖关系将人类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个阶段[5] 104，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无法超越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理论的“发展”性，理论的不断发展使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和谐”和“人本”的终极目标。虽然由于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五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顾，但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要求上看，必须全面继承其五个方面的理论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的第一次结合。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提出了“有批判地”学习借鉴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在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 373；在经济运行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价值规律作为“伟大的学校”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从第3个五年计划开始，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经济结构上，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还提出了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战略构想。
这一时期的理论飞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注重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汲取教训，体现了“批判”的理论本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总结则体现了“实践”的理论本质；调整部门间的投资比例初步体现了“和谐”的理论本质；调动人民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现了“人本”的理论本质。正因如此，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社会经济力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发展中却忽视了对其理论本质的坚持，特别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急于实现生产关系向“共产主义”更高级形式的公有制过渡，致使经济建设最终陷入困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也基本停滞。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面对“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的严峻问题，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内涵，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7] 373，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为新时期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
第二次飞跃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的回归和创造性运用。首先，勇于正视“文革”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性错误，重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其次，重新对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谐”和“人本”)进行深入思考，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7] 111；1986年后，邓小平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7] 172；1992年，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提炼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373。再次，注重经济理论在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7] 148，对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进行大胆变革，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进行大胆尝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初步形成。
此后，中国开始了前无古人的运用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创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诸多创新和突破：在所有制层面，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8] 19；在如何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主体这一关键问题上，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分”[8] 19；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提高到“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 20。在分配制度上，承认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8] 22。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迈出重要步伐，提出“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0] 548，等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对中国经济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从1990至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远高于同期3.2％的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中的位次上升到第六位，外汇储备从1989年的56亿美元猛增至25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1117亿美元攀升至509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9]。
在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此，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 534显然，要系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需要必然再次促进新的理论飞跃。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经济增长与和谐发展的结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标志着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飞跃。这一理论的基本架构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以“六个必须”为根本原则，以“五个统筹”为根本措施。
1.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理论“批判”与“实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本质，在当今中国主要表现为对既有社会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思，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协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这一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二是经济保持较快的速度平稳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发展加快，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四是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亟待提高；五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均衡的小康”；六是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创新，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
2.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人本”与“和谐”本质的理论升华。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1] 757，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在实践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升华。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对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邓小平在谈到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时曾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 372，即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改革开放的落脚点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0] 279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在西方，早期的发展观(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结果导致“有增长无发展”。新古典发展观(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关注市场失灵，并试图从技术层面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发展观(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开始注重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公平，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发展的本质即终极目标并不明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具有理论本质的规定，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
3.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心任务和最高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二层次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即科学发展观和“六个必须”；第三层次是具体经济政策。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以此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保障发展的前提下，作为具体经济政策层面的“和谐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以资源循环和生态平衡为目标，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监管。二是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消除贫困和避免两极分化的利益共享体系。“十一五”规划确定了以“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200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反垄断法》的制订和审定正在加快推进，部门和行业垄断将被打破。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建立生活重量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充分发展的生活体系。2005～2006年，国家先后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国十六条”和“国十四条”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出发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力度已经初步显现；2007年起，国家将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正着手构建包括农村医疗、养老、就业保障在内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次重大飞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科学求实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钥匙，并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事实证明，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
作者介绍：张寿正，杨国宝，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江苏 南京 210003； 张寿正，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教授； 杨国宝，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助教。
作者：张寿正杨国宝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年03期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实现了三次重大理论突破，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初步结合，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结合。这三次飞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首要的问题是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而这又是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为前提的。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1.“批判”的理论。任何时候，理论的科学性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实践的深入剖析或批判的基础上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由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挖掘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分析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本质，最后从中得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剥夺剥夺者”和解放生产力的科学结论。这种批判的研究方法，不仅对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对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2.“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实践。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后，得出了必须在实践中对其变革的理论主张，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298虽然这种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经济发展基本矛盾的实践方式，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不能拘泥和局限于原有的具体结论，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精髓。
3.“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遵循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460。正因为是发展的理论，它才能主动地汲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与时俱进中进行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不断在实践中迸发新的活力。
4.“和谐”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的范畴，但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贯穿着和谐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恩格斯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 517马克思明确提出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出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自然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4] 97。此外，在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无论是两部门协调发展，还是平等的按劳分配，无不蕴含着和谐发展的思想。
5.“人本”的理论。这里讲的“人本”是指“以人为本”，即在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关注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和无产阶级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 29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根据人的发展程度和相互的依赖关系将人类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个阶段[5] 104，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无法超越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理论的“发展”性，理论的不断发展使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和谐”和“人本”的终极目标。虽然由于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五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顾，但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要求上看，必须全面继承其五个方面的理论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的第一次结合。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提出了“有批判地”学习借鉴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在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 373；在经济运行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价值规律作为“伟大的学校”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从第3个五年计划开始，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经济结构上，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还提出了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战略构想。
这一时期的理论飞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注重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汲取教训，体现了“批判”的理论本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总结则体现了“实践”的理论本质；调整部门间的投资比例初步体现了“和谐”的理论本质；调动人民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现了“人本”的理论本质。正因如此，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社会经济力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发展中却忽视了对其理论本质的坚持，特别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急于实现生产关系向“共产主义”更高级形式的公有制过渡，致使经济建设最终陷入困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也基本停滞。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面对“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的严峻问题，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内涵，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7] 373，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为新时期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
第二次飞跃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的回归和创造性运用。首先，勇于正视“文革”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性错误，重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其次，重新对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谐”和“人本”)进行深入思考，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7] 111；1986年后，邓小平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7] 172；1992年，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提炼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373。再次，注重经济理论在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7] 148，对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进行大胆变革，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进行大胆尝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初步形成。
此后，中国开始了前无古人的运用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创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诸多创新和突破：在所有制层面，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8] 19；在如何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主体这一关键问题上，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分”[8] 19；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提高到“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 20。在分配制度上，承认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8] 22。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迈出重要步伐，提出“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0] 548，等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对中国经济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从1990至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远高于同期3.2％的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中的位次上升到第六位，外汇储备从1989年的56亿美元猛增至25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1117亿美元攀升至509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9]。
在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此，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 534显然，要系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需要必然再次促进新的理论飞跃。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经济增长与和谐发展的结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标志着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飞跃。这一理论的基本架构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以“六个必须”为根本原则，以“五个统筹”为根本措施。
1.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理论“批判”与“实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本质，在当今中国主要表现为对既有社会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思，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协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这一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二是经济保持较快的速度平稳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发展加快，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四是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亟待提高；五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均衡的小康”；六是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创新，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
2.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人本”与“和谐”本质的理论升华。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1] 757，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在实践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升华。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是对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邓小平在谈到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时曾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 372，即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改革开放的落脚点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0] 279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在西方，早期的发展观(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结果导致“有增长无发展”。新古典发展观(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关注市场失灵，并试图从技术层面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发展观(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开始注重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公平，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发展的本质即终极目标并不明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具有理论本质的规定，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
3.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心任务和最高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二层次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即科学发展观和“六个必须”；第三层次是具体经济政策。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以此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保障发展的前提下，作为具体经济政策层面的“和谐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以资源循环和生态平衡为目标，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监管。二是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消除贫困和避免两极分化的利益共享体系。“十一五”规划确定了以“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200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反垄断法》的制订和审定正在加快推进，部门和行业垄断将被打破。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建立生活重量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充分发展的生活体系。2005～2006年，国家先后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国十六条”和“国十四条”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出发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力度已经初步显现；2007年起，国家将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正着手构建包括农村医疗、养老、就业保障在内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次重大飞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科学求实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钥匙，并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事实证明，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
作者介绍：张寿正，杨国宝，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江苏 南京 210003； 张寿正，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教授； 杨国宝，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