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波
中国青年报 1999年02期
岁末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1998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7.8%。
这7.8%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在新的一年，作为国家基本数据的采集部门，如何将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集结成可以换算的数据？日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
7.8%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1998年我国经济实现了7.8%的增长，这一速度在全球仍然处在领先的地位。能否解释一下7.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叶震：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体到微观，从某个方面讲，是经济增加值，即产品数量乘以产品价格的总量，扣除各种消耗，再扣除价格因素，就是增加值。这个增加值有正数也有负数，各产业的增加值汇总，形成全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即GDP），体现在百分比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7.8%即来源于此。
除了用生产的口径统计经济增长速度外，还要从分配的角度，如投资、消费、出口等，来进行总体平衡，生产与分配的数据应该大体吻合。
国际上还通用以电力消耗来检测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工业增长了，通常电力消耗也会成比例地增长。去年我国的这两个数据的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电力增长速度慢。我们为此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关掉了一些能耗大的小型企业，二是能耗低的通讯、计算机等高等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达到年增长26-60%。后来查询，日本在80年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出现过相似的现象，他们的能耗增长呈负数。
记者：工业产品，其增加值比较好理解。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怎样计算呢？
叶震：举个例子，比如一家宾馆，它的收入包括住、吃、娱乐，它的开支有水、电等，两者之差，构成毛利，即经济增加值，包括工资、利润等。所有商业部门的增加值，计算方式是统计“购销差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利润不是增加值，增加值还包括工资部分。
记者：去年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持续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去年同企亏损面似乎还略有扩大，达到40%强。这是怎么回事？
叶震：企业亏损，主要原因是产品没有卖出去。不过，库存的产品，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经济总量的一部分。1998年，因为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低迷，全国企业损失利润300亿元，销售成本上升700亿元。
记者：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去年产生的新一届政府的“一个目标”。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是7.8%，比政府预定的低0.2%。你们有没有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
叶震：没有。中央政府对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统计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有人口和土地的统计，那时地方瞒报数据是杀头之罪。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统一口径的数量化管理越来越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依据数据决策比会“拍脑袋”更为重要。去年，中央政府增发1100亿元特别国债的决策，就是在一系列统计数据中进行的选择。
“虚报”数据的屡禁不止，激出国家统计制度的重要变革
记者：“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已经成了近几年屡禁不止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与我国现行的“层层上报”的统计制度不无关系。与其下大力气禁止“虚报”和不断给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挤水分”，恐怕不如在制度上想想办法。
叶震：今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就将开始运行“5000家大型工业企业联网直报制度”，你听说的这些问题届时会得到制度化的解决。
记者：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叶震：一般来讲，各企业都有生产计划部门，除为企业经营服务以外，还承担着填写“报表”、为统计部门服务的义务。以前，企业将报表只报到地方，地方汇总以后再报到国家统计局。有些地方政府为突出自己的政绩，常常出现“虚报”现象。今年“直报制度”推行后，所有涉及到的企业，其填写的报表都将一式两份，一份送地方政府，一份同时直报国家统计局。这样，地方虚报数字便失去了意义。
统计方法的滞后，确实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记者：美国著名中国历史问题专家黄仁字，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中国自宋朝以后，商业开始发达，流动人口大大增加，结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政难题，即国家不能在“数目字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了。而他判断，正是当时统计制度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政府采取了“重农轻商”的政策。
叶震：统计方法的滞后，的确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据我所知，国家统计局的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工汇总简单拼盘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国民核算制度进行改革，能够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个阶段是计量方法的引进，可以实现通过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
今年国家统计局又根据新的形势，对以往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快抽样调查技术的运用进程，主要包括建立各省市区工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企业名录，作为开展抽样调查的抽样框，完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等。
所以要这样改，是因为经济数据层层上报制度的抗干扰能力，近年来确实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是利益格局多元化，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上报制度本身的执行遇到阻力；二是为体现地方政绩，虚报现象日趋严重。
而抽样统计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弥补两点：一是基层统计力量薄弱，过去一个乡镇有的只有一个统计员，各项指标都要统计，出错的概率大；二是由于统计力量的薄弱，小型企业、小型商业、以及村以下的经济实体缺乏系统的统计，使这一块在国民经济中很难体现出来。用抽样统计还有一个好处是，投入少，自上而下，可以深入到很多新的经济现象的认识误区中，用局部推断整体。
记者：不过，抽样调查，往往会遇到拒访的问题。
叶震：对于国家基本数据的调查，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单位都有向国家提供真实情况的义务。对于探索性的研究，我们也需要赢得被调查者的理解和配合。这和世界其他国家基本相同。
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度有何异同？
记者：您能否比较一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度？
叶震：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长，市场运行规则健全，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统计介入实际经济生活的“切割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论证工作，以保障数据的通用性和连续性。
其二，西方国家统计方面的机构设置有集中和分散两种。集中统计就是国家设统计部门，我国就沿用了这种体制；分散统计就是国家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统计的职能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比如美国，政府各部都有普查局。
另外，西方各国地方政府都不管经济，中央政府的调查机构直接和企业联系，在美国没人知道各个州的GDP，而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都是抓经济，每个乡镇都要算出GDP来。
作者介绍：熊波 本报记者
作者：熊波
中国青年报 1999年02期
岁末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1998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7.8%。
这7.8%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在新的一年，作为国家基本数据的采集部门，如何将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集结成可以换算的数据？日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
7.8%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1998年我国经济实现了7.8%的增长，这一速度在全球仍然处在领先的地位。能否解释一下7.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叶震：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体到微观，从某个方面讲，是经济增加值，即产品数量乘以产品价格的总量，扣除各种消耗，再扣除价格因素，就是增加值。这个增加值有正数也有负数，各产业的增加值汇总，形成全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即GDP），体现在百分比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7.8%即来源于此。
除了用生产的口径统计经济增长速度外，还要从分配的角度，如投资、消费、出口等，来进行总体平衡，生产与分配的数据应该大体吻合。
国际上还通用以电力消耗来检测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工业增长了，通常电力消耗也会成比例地增长。去年我国的这两个数据的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电力增长速度慢。我们为此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关掉了一些能耗大的小型企业，二是能耗低的通讯、计算机等高等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达到年增长26-60%。后来查询，日本在80年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出现过相似的现象，他们的能耗增长呈负数。
记者：工业产品，其增加值比较好理解。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怎样计算呢？
叶震：举个例子，比如一家宾馆，它的收入包括住、吃、娱乐，它的开支有水、电等，两者之差，构成毛利，即经济增加值，包括工资、利润等。所有商业部门的增加值，计算方式是统计“购销差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利润不是增加值，增加值还包括工资部分。
记者：去年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持续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去年同企亏损面似乎还略有扩大，达到40%强。这是怎么回事？
叶震：企业亏损，主要原因是产品没有卖出去。不过，库存的产品，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经济总量的一部分。1998年，因为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低迷，全国企业损失利润300亿元，销售成本上升700亿元。
记者：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去年产生的新一届政府的“一个目标”。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是7.8%，比政府预定的低0.2%。你们有没有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
叶震：没有。中央政府对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统计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有人口和土地的统计，那时地方瞒报数据是杀头之罪。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统一口径的数量化管理越来越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依据数据决策比会“拍脑袋”更为重要。去年，中央政府增发1100亿元特别国债的决策，就是在一系列统计数据中进行的选择。
“虚报”数据的屡禁不止，激出国家统计制度的重要变革
记者：“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已经成了近几年屡禁不止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与我国现行的“层层上报”的统计制度不无关系。与其下大力气禁止“虚报”和不断给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挤水分”，恐怕不如在制度上想想办法。
叶震：今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就将开始运行“5000家大型工业企业联网直报制度”，你听说的这些问题届时会得到制度化的解决。
记者：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叶震：一般来讲，各企业都有生产计划部门，除为企业经营服务以外，还承担着填写“报表”、为统计部门服务的义务。以前，企业将报表只报到地方，地方汇总以后再报到国家统计局。有些地方政府为突出自己的政绩，常常出现“虚报”现象。今年“直报制度”推行后，所有涉及到的企业，其填写的报表都将一式两份，一份送地方政府，一份同时直报国家统计局。这样，地方虚报数字便失去了意义。
统计方法的滞后，确实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记者：美国著名中国历史问题专家黄仁字，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中国自宋朝以后，商业开始发达，流动人口大大增加，结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政难题，即国家不能在“数目字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了。而他判断，正是当时统计制度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政府采取了“重农轻商”的政策。
叶震：统计方法的滞后，的确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据我所知，国家统计局的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工汇总简单拼盘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国民核算制度进行改革，能够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个阶段是计量方法的引进，可以实现通过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
今年国家统计局又根据新的形势，对以往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快抽样调查技术的运用进程，主要包括建立各省市区工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企业名录，作为开展抽样调查的抽样框，完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等。
所以要这样改，是因为经济数据层层上报制度的抗干扰能力，近年来确实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是利益格局多元化，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上报制度本身的执行遇到阻力；二是为体现地方政绩，虚报现象日趋严重。
而抽样统计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弥补两点：一是基层统计力量薄弱，过去一个乡镇有的只有一个统计员，各项指标都要统计，出错的概率大；二是由于统计力量的薄弱，小型企业、小型商业、以及村以下的经济实体缺乏系统的统计，使这一块在国民经济中很难体现出来。用抽样统计还有一个好处是，投入少，自上而下，可以深入到很多新的经济现象的认识误区中，用局部推断整体。
记者：不过，抽样调查，往往会遇到拒访的问题。
叶震：对于国家基本数据的调查，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单位都有向国家提供真实情况的义务。对于探索性的研究，我们也需要赢得被调查者的理解和配合。这和世界其他国家基本相同。
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度有何异同？
记者：您能否比较一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度？
叶震：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长，市场运行规则健全，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统计介入实际经济生活的“切割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论证工作，以保障数据的通用性和连续性。
其二，西方国家统计方面的机构设置有集中和分散两种。集中统计就是国家设统计部门，我国就沿用了这种体制；分散统计就是国家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统计的职能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比如美国，政府各部都有普查局。
另外，西方各国地方政府都不管经济，中央政府的调查机构直接和企业联系，在美国没人知道各个州的GDP，而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都是抓经济，每个乡镇都要算出GDP来。
作者介绍：熊波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