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先父姚雪垠百年诞辰。100年前的10月10日，父亲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城西50里偏僻的不足百户人家的姚营。因为村子周围筑有防御土匪的高土墙，村子又叫姚营寨。父亲的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也如20世纪新旧中国百年沧桑一样，可谓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但父亲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幸运的一生。
父亲一出生就经历了第一道生死关。他虽然生于地主之家，但家道已经败落。父亲有两个哥哥，母亲不堪承受生活的重担，决心等第三个孩子一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塞进尿罐淹死。当时，家乡溺婴风气盛行，但溺死的几乎都是女婴。幸运的是，父亲在阴历九月初八半夜里一呱呱落地，就被守护在一旁的老祖母抢救下来，才保住了小生命。
父亲14岁时，同二哥到500里远的信阳一教会中学读书，因直奉战争，学校提前放假，他们在返乡途中被土匪绑票，大约在土匪营中生活了100天。抗战后，父亲就以这段百日传奇经历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
1931年，父亲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期间因参加学潮，先被逮捕，后被开除学籍，即到北平“漂泊”，以投稿维持生计。不幸染上肺病，常常大口吐血，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难。肺病在当时是绝症，父亲也无钱医治，几年后竟不治而愈。
当然，父亲一生最大的磨难，还是在政治和创作方面，屡经挫折和打击，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特别是1957年，他响应号召，真诚帮助党整风，因发表《谈打破清规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等文章而获罪，经过几场猛烈批判斗争后，被划为“极右派”。会上宣布，今后不能再搞创作，养起来充当“反右”教员。父亲一时对前途绝望，甚至产生投江的念头。当情绪稍稍平复下来，即以司马迁的精神激励自己，开始一边痛哭，一边偷偷写作《李自成》。经过10个月的日日夜夜，赶在去农场劳动改造前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汉口郊区东西湖农场的三年艰苦劳动中，又对草稿进行了整理。父亲原想生前出书无望，死后由后人交给国家，对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父亲在1960年底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逢历史的机遇，《李白成》第一卷在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风靡全国。从这一点说，父亲是幸运的。“文革”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记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经过。他写道：“如果读者询问我第一条重要经验是什么，我必须回答说：立下较高的追求目标，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死不动摇，不实现决不罢休。我常常一边写一边哭，有时不能写下去，只好停顿下来，等胸中略微平静时继续写。可以说，《李自成》第一卷是用眼泪写出来的。所以当1961年我将《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整理完毕后，题了一组七绝抒怀，其中第一首有这样两句：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如泪著新篇。”
父亲从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起，就走上了一条艰难漫长之路，一路上风风雨雨，直到病倒，岁月长达半个世纪。父亲常把写《李自成》比做“长征”，“艰苦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每天凌展3时即起写作，每天写作、读书、抄卡片、思考研究问题十余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年到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除夕之夜也不停笔。父亲还以“下苦功，抓今天”、“耐住寂寞”、“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等座右铭来激励鞭策自己。1990年，父亲在《八十愧言》中说：“我今年仅仅八十整寿，离百岁还差远呢。我对追求事业的热情依然未减，艺术构思能力也未衰退，我不能停止长征。”“我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只愿在艰苦的写作上继续长征，中华民族的新文学需要发展，人民需要文学，我不能放下我的义务。”
父亲尽管信心百倍、热情似火，但不能违背自然法则。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父亲明显衰老，写作进度越来越慢，原来字迹工整、干净的书稿变得凌乱，掉字漏字越来越多，到处是涂涂抹抹。一天只能写出几百字，顶多千把字，后面还有几个单元尚未动笔。我越来越为父亲着急、担忧，有时不免抱怨“爸爸，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四、五卷？”父亲低声回答：“尽力吧。”不久，父亲病倒了，我才意识到，父亲为《李自成》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透支了生命，在最后的岁月里并在大脑严重萎缩的情况下（病后体检才得知），仍在做最后的拼搏和奋斗啊。在耄耋之年仍在创作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这在老作家中已是奇迹。自己的抱怨，只能加重父亲的压力和内心痛苦。多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来，仍常常为自己对父亲的抱怨感到愧疚和自责。
1972年2月，父亲终于累倒了，倒在了书桌前，是因劳累过度而中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晚，我值班看护，因白天忙了一天，夜里睡着了。突然，同房另一病床的护工一边推我一边惊叫：“快醒醒，老人怎么躺在地上了！”我猛然惊醒，看到父亲，平躺在水泥地上，我急忙跑到跟前问：“爸爸，怎么啦，怎么躺在地上了？”父亲神志清醒，声音低低地、不连贯地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李自成》对不起读者。”我一听，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你病了，等病好了再写不迟。”一边说一边和护工一起把父亲抬到床上，盖好棉被。这时我看看表，时间是凌晨3点多一点，正是父亲每天夜里起床写作的时间。这一夜，我再也不敢入睡，父亲在病床上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这一情景，使我想起了父亲在《八十愧言》中的一句话：“假若我写作到九十多岁或近百岁，忽然医生告诉我说，你活不多久，不能再写作了。我不是想着我这一生曾经为祖国人民写过多少作品，而是对医生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轻轻叹息一声，在心中惋惜地说：‘可惜呀，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不能完成！’到那时，我不得已，只好怀着愧心放下我的所有计划，辞别人间。”
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找到一位好伴侣――我的母亲王梅彩。父亲和母亲于1931年春在开封结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8岁。两人从此携手度过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年的漫长岁月。关于父母的婚姻，还有一段传奇经历。1930年在河南大学预科读书的父亲，因积极参加学潮，作为“共党嫌疑”被捕，因查无证据，由河南知名辛亥革命元老、邓县同乡王庚先保释出狱。从此父亲成为王先生家的常客，和母亲王梅彩相识、相爱，喜结连理。婚后，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母亲留在家乡含辛茹苦，独自撑起家。解放后，全家终于团聚、生活在一起，但1957年父亲被划为“极右派”，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积极要求入党的母亲，自然受到牵连，从此断了入党的夙愿。1961年，家从开封迁到武汉，母亲辞去工厂教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照顾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每天忙完家务后，就戴着老花镜，用老式打字机把《李自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出来。在“文革”中，批斗、抄家成风，母亲每天担惊受怕，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70年代末，全家定居北京，景况好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让父亲每天吃上可口的饭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坚持不请保姆，自己料理家务。每天买莱、做饭、打扫卫生、整理书房、送信、取报，从早忙到晚，把家里安置得井井有条。家里来了客人，更是忙着倒茶让座，热情招待，还常留下客人吃饭。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说母亲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能干，为《李自成》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1992年母亲不幸中风，留下瘫痪、失语、思维受损的严重后遗症。母亲住院两个月，因病情危重，需要不断交纳押金，这时候父亲才知道家庭经济的拮据。有一次一时拿不出足额押金，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万万没有想到《李自成》印了几百万部，家里还如此清苦，连为母亲交住院押金都如此困难。但父亲对钱财又很慷慨。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当即把3000元奖金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1984年，又捐出家乡祖产房退赔款4200元，设立了邓县中小学生“春风作文奖”（后易名“姚雪垠作文奖”），每年又拿出一个月工资作补贴，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倾尽绵薄之力。
2000年，我们子女代表母亲遵照父亲生前心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版税50万元，经中国作协批准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
父亲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父亲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每个人因接触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不同，认识不同，会有不同的答案。1984年，父亲应邀去新加坡参加一次文艺活动，新加坡女记者张曦娜在访问记中写道：“要怎样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气、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这位一头银发、神采奕奕、敢说敢言、心思灵敏、反应迅速、毫不矫情做作的作家、学者。”“姚雪垠已达74岁高龄，却一点也没有给人垂垂老矣的感觉。他能言善道，谈得深，谈得广，言谈间还透着那么一点点童心未泯的戏谑和诙谐。”
国内一些友人则这样评价：“一个真诚、正直的人”；“一个倔强的人”；“一个满怀天真之气的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一个有正义感、是非感、爱憎分明、刚直不阿、铮铮傲骨的人”；“一个透亮的人，一个一旦认准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个心胸极其广阔，对真理对人民事业执著追求的人”；“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父亲是一个“自信、自负、狂妄的人”。
父亲则这样解剖自己：“我的思想性格中‘狂妄’占着很重要的一面，我很少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言。对许多文艺问题，喜爱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有独特见解的意见，决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有时也不为权者讳，尊者讳，故常开罪于人，被斥为狂妄。”
父亲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姚雪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准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毁誉各异。假若问我自己，我会告诉你，我的性格有各种弱点和毛病，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使我在一生中能够屡经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性格特点是非常坚强的事业心和永不消沉的进取心。”
正是由于父亲的这些突出、鲜明的性格，才能使他坚忍不拔地克服种种艰难困境，成就了《李白成》，使自己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高峰。现在人们也越发认识到：在世风、学风、文风不正的情况下，父亲的性格和精神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驾鹤西行已11年了。父亲辞世3年后，母亲也跟随他而去。今年又迎来了父亲的百年诞辰，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10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在其先后，中国文学学会、邓州市委市政府、湖北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也先后在南阳、邓州和武汉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和座谈会，其隆重、热烈、诚挚的氛围让我们感动不已、感慨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并没有忘记父亲，或撰文、或著书、或发言、或讲座，对父亲的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想，父亲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对此会感到欣慰的。（选自《文艺报》）
2011年是先父姚雪垠百年诞辰。100年前的10月10日，父亲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城西50里偏僻的不足百户人家的姚营。因为村子周围筑有防御土匪的高土墙，村子又叫姚营寨。父亲的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也如20世纪新旧中国百年沧桑一样，可谓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但父亲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幸运的一生。
父亲一出生就经历了第一道生死关。他虽然生于地主之家，但家道已经败落。父亲有两个哥哥，母亲不堪承受生活的重担，决心等第三个孩子一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塞进尿罐淹死。当时，家乡溺婴风气盛行，但溺死的几乎都是女婴。幸运的是，父亲在阴历九月初八半夜里一呱呱落地，就被守护在一旁的老祖母抢救下来，才保住了小生命。
父亲14岁时，同二哥到500里远的信阳一教会中学读书，因直奉战争，学校提前放假，他们在返乡途中被土匪绑票，大约在土匪营中生活了100天。抗战后，父亲就以这段百日传奇经历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
1931年，父亲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期间因参加学潮，先被逮捕，后被开除学籍，即到北平“漂泊”，以投稿维持生计。不幸染上肺病，常常大口吐血，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难。肺病在当时是绝症，父亲也无钱医治，几年后竟不治而愈。
当然，父亲一生最大的磨难，还是在政治和创作方面，屡经挫折和打击，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特别是1957年，他响应号召，真诚帮助党整风，因发表《谈打破清规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等文章而获罪，经过几场猛烈批判斗争后，被划为“极右派”。会上宣布，今后不能再搞创作，养起来充当“反右”教员。父亲一时对前途绝望，甚至产生投江的念头。当情绪稍稍平复下来，即以司马迁的精神激励自己，开始一边痛哭，一边偷偷写作《李自成》。经过10个月的日日夜夜，赶在去农场劳动改造前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汉口郊区东西湖农场的三年艰苦劳动中，又对草稿进行了整理。父亲原想生前出书无望，死后由后人交给国家，对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父亲在1960年底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逢历史的机遇，《李白成》第一卷在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风靡全国。从这一点说，父亲是幸运的。“文革”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记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经过。他写道：“如果读者询问我第一条重要经验是什么，我必须回答说：立下较高的追求目标，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死不动摇，不实现决不罢休。我常常一边写一边哭，有时不能写下去，只好停顿下来，等胸中略微平静时继续写。可以说，《李自成》第一卷是用眼泪写出来的。所以当1961年我将《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整理完毕后，题了一组七绝抒怀，其中第一首有这样两句：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如泪著新篇。”
父亲从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起，就走上了一条艰难漫长之路，一路上风风雨雨，直到病倒，岁月长达半个世纪。父亲常把写《李自成》比做“长征”，“艰苦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每天凌展3时即起写作，每天写作、读书、抄卡片、思考研究问题十余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年到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除夕之夜也不停笔。父亲还以“下苦功，抓今天”、“耐住寂寞”、“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等座右铭来激励鞭策自己。1990年，父亲在《八十愧言》中说：“我今年仅仅八十整寿，离百岁还差远呢。我对追求事业的热情依然未减，艺术构思能力也未衰退，我不能停止长征。”“我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只愿在艰苦的写作上继续长征，中华民族的新文学需要发展，人民需要文学，我不能放下我的义务。”
父亲尽管信心百倍、热情似火，但不能违背自然法则。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父亲明显衰老，写作进度越来越慢，原来字迹工整、干净的书稿变得凌乱，掉字漏字越来越多，到处是涂涂抹抹。一天只能写出几百字，顶多千把字，后面还有几个单元尚未动笔。我越来越为父亲着急、担忧，有时不免抱怨“爸爸，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四、五卷？”父亲低声回答：“尽力吧。”不久，父亲病倒了，我才意识到，父亲为《李自成》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透支了生命，在最后的岁月里并在大脑严重萎缩的情况下（病后体检才得知），仍在做最后的拼搏和奋斗啊。在耄耋之年仍在创作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这在老作家中已是奇迹。自己的抱怨，只能加重父亲的压力和内心痛苦。多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来，仍常常为自己对父亲的抱怨感到愧疚和自责。
1972年2月，父亲终于累倒了，倒在了书桌前，是因劳累过度而中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晚，我值班看护，因白天忙了一天，夜里睡着了。突然，同房另一病床的护工一边推我一边惊叫：“快醒醒，老人怎么躺在地上了！”我猛然惊醒，看到父亲，平躺在水泥地上，我急忙跑到跟前问：“爸爸，怎么啦，怎么躺在地上了？”父亲神志清醒，声音低低地、不连贯地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李自成》对不起读者。”我一听，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你病了，等病好了再写不迟。”一边说一边和护工一起把父亲抬到床上，盖好棉被。这时我看看表，时间是凌晨3点多一点，正是父亲每天夜里起床写作的时间。这一夜，我再也不敢入睡，父亲在病床上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这一情景，使我想起了父亲在《八十愧言》中的一句话：“假若我写作到九十多岁或近百岁，忽然医生告诉我说，你活不多久，不能再写作了。我不是想着我这一生曾经为祖国人民写过多少作品，而是对医生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轻轻叹息一声，在心中惋惜地说：‘可惜呀，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不能完成！’到那时，我不得已，只好怀着愧心放下我的所有计划，辞别人间。”
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找到一位好伴侣――我的母亲王梅彩。父亲和母亲于1931年春在开封结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8岁。两人从此携手度过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年的漫长岁月。关于父母的婚姻，还有一段传奇经历。1930年在河南大学预科读书的父亲，因积极参加学潮，作为“共党嫌疑”被捕，因查无证据，由河南知名辛亥革命元老、邓县同乡王庚先保释出狱。从此父亲成为王先生家的常客，和母亲王梅彩相识、相爱，喜结连理。婚后，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母亲留在家乡含辛茹苦，独自撑起家。解放后，全家终于团聚、生活在一起，但1957年父亲被划为“极右派”，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积极要求入党的母亲，自然受到牵连，从此断了入党的夙愿。1961年，家从开封迁到武汉，母亲辞去工厂教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照顾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每天忙完家务后，就戴着老花镜，用老式打字机把《李自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出来。在“文革”中，批斗、抄家成风，母亲每天担惊受怕，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70年代末，全家定居北京，景况好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让父亲每天吃上可口的饭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坚持不请保姆，自己料理家务。每天买莱、做饭、打扫卫生、整理书房、送信、取报，从早忙到晚，把家里安置得井井有条。家里来了客人，更是忙着倒茶让座，热情招待，还常留下客人吃饭。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说母亲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能干，为《李自成》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1992年母亲不幸中风，留下瘫痪、失语、思维受损的严重后遗症。母亲住院两个月，因病情危重，需要不断交纳押金，这时候父亲才知道家庭经济的拮据。有一次一时拿不出足额押金，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万万没有想到《李自成》印了几百万部，家里还如此清苦，连为母亲交住院押金都如此困难。但父亲对钱财又很慷慨。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当即把3000元奖金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1984年，又捐出家乡祖产房退赔款4200元，设立了邓县中小学生“春风作文奖”（后易名“姚雪垠作文奖”），每年又拿出一个月工资作补贴，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倾尽绵薄之力。
2000年，我们子女代表母亲遵照父亲生前心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版税50万元，经中国作协批准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
父亲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父亲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每个人因接触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不同，认识不同，会有不同的答案。1984年，父亲应邀去新加坡参加一次文艺活动，新加坡女记者张曦娜在访问记中写道：“要怎样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气、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这位一头银发、神采奕奕、敢说敢言、心思灵敏、反应迅速、毫不矫情做作的作家、学者。”“姚雪垠已达74岁高龄，却一点也没有给人垂垂老矣的感觉。他能言善道，谈得深，谈得广，言谈间还透着那么一点点童心未泯的戏谑和诙谐。”
国内一些友人则这样评价：“一个真诚、正直的人”；“一个倔强的人”；“一个满怀天真之气的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一个有正义感、是非感、爱憎分明、刚直不阿、铮铮傲骨的人”；“一个透亮的人，一个一旦认准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个心胸极其广阔，对真理对人民事业执著追求的人”；“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父亲是一个“自信、自负、狂妄的人”。
父亲则这样解剖自己：“我的思想性格中‘狂妄’占着很重要的一面，我很少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言。对许多文艺问题，喜爱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有独特见解的意见，决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有时也不为权者讳，尊者讳，故常开罪于人，被斥为狂妄。”
父亲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姚雪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准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毁誉各异。假若问我自己，我会告诉你，我的性格有各种弱点和毛病，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使我在一生中能够屡经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性格特点是非常坚强的事业心和永不消沉的进取心。”
正是由于父亲的这些突出、鲜明的性格，才能使他坚忍不拔地克服种种艰难困境，成就了《李白成》，使自己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高峰。现在人们也越发认识到：在世风、学风、文风不正的情况下，父亲的性格和精神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驾鹤西行已11年了。父亲辞世3年后，母亲也跟随他而去。今年又迎来了父亲的百年诞辰，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10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在其先后，中国文学学会、邓州市委市政府、湖北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也先后在南阳、邓州和武汉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和座谈会，其隆重、热烈、诚挚的氛围让我们感动不已、感慨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并没有忘记父亲，或撰文、或著书、或发言、或讲座，对父亲的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想，父亲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对此会感到欣慰的。（选自《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