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城市，这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方位定向。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尽量把“农村”，这种方位感全然地抛在脑后，也许我们损失的是一种重要的看世界的角度。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农村，这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风雅，不是一种纯粹更换窗口风景的物理位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自然村落，和对生活本质的更为踏实的亲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男耕女织。最初的生活，只是这个样子 北京上苑李天元 男人总需要自己的荒地 朱 慧 10年前，中国还没什么画家村的时候，画家李天元就已经开始琢磨买地盖房子的事情了。当他在北京小汤山附近的上苑看到一片有湖水有山峦的田野，他迅速地爱上了这块地方，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乡村新生活。 “首先画室需要大而高的空间，光线充足，可以宽敞放置多系列的大幅画作，让画画的人走远了看画，相互比较看一组画。其次画室需要有相对宁静不被打扰的氛围，画画的人对环境要求通常比较高。”于是，李天元与很多画家一样，在城里换了六七个工作室，也尝试过在北京四合院平房里画过画，可始终不大满意。“当时没人想到打工厂厂房的主意，1995年在城里看民居都找不到大房子，我们这拨人就都去了农村。” 李天元打小亲水，他的老家是哈尔滨，所以从小就在松花江边玩，早晚都爱去江边画画。看着江水与晚霞24小时的色彩变化，“当时江边太阳岛上到处是学画画学音乐的人，很浪漫。江边看得到地平线，森林树木，给人遐想、神秘的感觉。对小孩子而言，就是很有意思的童年印象。”当随着朋友来到上苑，看到自然的一大片湖水，看到从这里走过的引水工程，李天元觉得自己潜意识的需要被唤醒了。“人骨子里需要这些有自然归属感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住在水边。1995年的时候，一直在换画室。1980年来北京，从美院附中、中央美院到工艺美院、清华大学，从做学生到做老师，在北京这15年，我始终没找到一个自然的水景。看到上苑，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心理上对空间的亲近感。” 对太空间有要求的画家开始成为村子里敞亮房子的第一批租用者与购买者。慢慢地热爱宁静乡村生活的自由职业者们也来了，诗人、作家和雕塑家们都成了村民。 李天元相中了村子里的果园地，他喜欢院子里那几棵当年进贡的古柿子树，在古树周围他又多种了好几棵松树，像森林一样怀抱着他的画室。“我觉得松树越老越有性格。上百年的松树，世外高人一样，长得特别有个性。”李天元还特意在院子里建了水池，他喜欢看着水池中月亮的倒影，热爱苏州园林的他借鉴一些园林的细节魅力，在自己的院子里制造一些移步换景的仪式化美感。 “乡村生活保留着一切宁静的可能，距离的遥远阻隔了一些朋友的突然造访。“没什么人来，你能几个星期安静着画画，不用和人说话。”李天元雇了个保姆，养了两条大狗。保姆每天收拾收拾院子，种种菜。也是农村来的保姆觉得李天元的家像公园似的，干得挺欢。 平日，李天元和周围村子里的艺术家互有些往来，而和周围农民交流很少，因为彼此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农民不种地，因为种地挣钱很少。他们早已经告别田园生活，通常是开工厂或者建苗圃，出门打工或者在家打扑克。”相反村里的艺术家们开始种地，把农民种田的形式上升为艺术的好玩。“我平时吃的基本上都是自家种的蔬菜，我不种地，平时没事爱看保姆种个地，或者我母亲来了，她会在院子里种点花。每天我和保姆、两条大狗一起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每天画画，有朋友来，就一起看月亮喝酒聊天。” 年轻的农民们都去城市打工了，村子里空民房似乎越来越多，而村里的城里人却越来越多，一拨拨的年轻艺术家来这里，租用着附近几个村子。“我们村都是艺术家、作家、雕塑家。”如今，艺术之外的职业下乡还是少数，毕竟大部分都市人没有自由时间，要不起奢侈的“自由空间”。都市人为生活奔波，都必须依赖城市的物质与人际交流网络。“即使是设计师都不能住在乡下，因为需要频繁和客户交流。”当然尽管如此，李天元还是相信“去乡村”开始成为新趋势。“大量北京人周末爱去农村玩，玩久了，他可能就想花几万块去买个房子，城市的习惯在慢慢影响乡村，乡村会改造成城市内核的新乡村。” 城市越来越大，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10年变迁，李天元眼睁睁看着当年的纯朴之地，渐渐有了城市化的痕迹，自然环境在破坏。前年，有房产商在村子后面的大湖边上建了一个新的傍水别墅，建完别墅，湖水却开始干枯，乡村的生态环境在慢慢变恶劣，而李天元也慢慢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下人。 “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周末会进城去看看孩子。现在我和很多画家一样都在类似798的地方找到了大画室，就开始两头跑。时间久了，农村城市各有利弊。城市生活物质上，交流都比较方便，想吃饭一条街都是好吃的餐馆，在城里可以看电影看展览，买个东西，见个朋友打个网球都方便。画家通常需要看展览与人人交流，因此还需要时常进城。” 选择乡村，李天元说那是一种男性的选择。“男人更喜欢乡村的乡野生活，而女人更喜欢城市的物质化细节。都市干净而漂亮。尘土飞扬的乡村不适合女人穿高跟鞋行走。男人天生爰冒险，喜欢野性、荒凉、神秘的生活，始终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感。”李天元记得自己没去上苑住之前，爱去天坛，“人迹罕至”的天坛曾经保持着他对：荒芜的热爱，如今呢，天坛的人越来越多，上苑的人也越来越多，李天元需要再度找寻适合自己的“荒地”。“如今呢，来回折腾，乡村与城市，两种生活调剂着过挺好的，人没事就该时常换个房子住，那样窗外的景色就有很多变化。”李天元找寻着更适合自己的更折腾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之地。 上海程勇 离泥土更近的人懂得更蹋实地生活 朱 慧 程勇，目前是上海滩颇有名的古董鉴赏收藏家，而程勇本人更愿意低调地告诉你，他是笔名叫程庸的一个读书人，是一张生活类周刊“收藏”、“读书”版面的编辑。程勇自得于自己懂得良好的读书方法，这点有他的著作――《100部经典小说的读书笔记》作为印证。100本中长篇小说，甚至更多，哲学类、艺术类、文史类书籍，都来自于程勇在乡村闭关10年时期的阅读。作为一个城市人，他感激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那样的“乡村”10年，读书思考、孤独遐想，关照内心。 1980年，20岁出头的程勇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而他认为，作家的第一步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呆着看书。当时法国作家卢梭的一本《一个孤独的乡村者的遐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书中“乡村者”经常在思考中犹豫，在十字路口徘徊，茫然却积极地面对这个世界，这种状态吸引了他。“当时年轻人还没那么积极，还是消极地觉得未来无望又茫然。”这些促使着程勇模仿卢梭的“追求”，游离嘈杂而贫困的城市，在一个更从容的环境
完成自己的“修身”工程。 在上海杨浦区一所学校当老师的程勇工作时间自由，他一路骑着车往东走入川沙乡村，走入田野，在那里花了比城市租房少一半的27元租金租了个房子，租了两个月之后，就花了所有积蓄2000元买下了这间农舍，开始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乡下生活。 那是一套稻田边上的农房。东边房门推开，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片稻田，房子的西边是菜园子和猪圈，每当入夜，程勇总是闻着最乡土的香味和臭味入睡。在程勇眼中，一个人的方位感很重要。“原本这个世界就只是有乡村和城市两个方位组成，所有的文化都脱胎于此。欧洲的西方世界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而中国是典型的乡村文化的‘故乡’，既然格局已定，那么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去体验不同的方位格局。” 于是程勇每隔两三天进城上个班，一周回家看次父母，其他时间呆在乡下每天看书画画写写毛笔字；每天花一元钱随便到房东田地里摘点新鲜蔬菜，下面条吃；每天一个人，不和人说话，偶尔听听收音机。这样的日子寂寞而充实。“寂寞是无奈的，当时觉得周围人和我都没有共同语言。”当时，在程勇看来，周围年轻人都在虚度生命。大部分的农村小青年，都在打牌、晒太阳和聊天。而在程勇周围城市朋友与乡村邻居眼中，程勇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比如这个“怪异”的城市人在春秋季节经常裹着破棉袄在田埂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有时夏夜程勇也去河边散步，在河里洗澡。夜深人静，月光很好，隐约空气中有大粪和泥土味道，那是一种特殊的“香甜”。远处打谷场一直有劳动的声音，而房门打开，稻谷粉“哗哗”地飘进来．在灯光的斜射下，格外好看……那些视觉与嗅觉的片段的记忆都化做程勇写成的一本乡村题材诗歌集。那样体验了10年，后来程勇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写了一笔，“年轻时看了10年书，思考了10年，还没成名我已经成为文学中年。” 10年的乡村生活，给程勇带来的是最根本的生活感受，“你觉得人和泥土是无法分开的，读书人应该去感受下乡村，更能了解生活的本质意义。躺在泥土上看书，你能对一些很根本的东西，产生一些本能的思考。” 如今，告别乡村的程勇选择住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并且从事着一份社交型的职业――记者。而10年乡村生活却在他身上留下固执的印记，他拒绝城市和职业的喧哗，固执地坚守着每天五分之三的时间属于自己和家庭，“离泥土更近一点的人懂得更踏实地生活。”这十几年，程勇一直在踏实地写作，写了七八本书，近年，程勇开始热爱收藏、鉴定古董。他认为古董是大历史范畴一部分，是历史物化的展现。“对我来说，了解历史，光看文献是不够的。需要更踏实的视角去了解历史。我喜欢在历史中看到更实在的物质形式，所以热爱古董。” 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程勇住的农房终于变成城市边缘，成为城市一部分。政府征地，分配给他一套1室1厅的公房，宣告着他乡村梦的结束。于是他离开原来的住地，把房子兑现成7万元，升值率33倍，对此，程勇说了句，“还好，我没让2000元像废纸一样放在家里放了10年。” 程勇相信，20年来，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梦想寻找一个美学或人文意义上的乡村，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城市的厌倦。“钢筋水泥破坏了我们的审美阅读空间。曾经乡村没有被破坏。乡村无比广阔，呈现着各种没有被污染的颜色。” 如今走出乡村的他，当他有机会看到国外的乡村面貌，他对文明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乡村也略有遗憾。“也许我热爱的我心目中的乡村，是一种更文人意象化的田园景致，而不是如今已经被城镇化生活侵蚀水泥化的乡村。” 江苏宿迁戴征骏 头脑要先进，身体要野蛮 朱 慧 戴征骏与女友都毕业于名校复旦，毕业后，男方供职于日本广告公司，女方供职于一家时尚杂志，两个小情人每天在同一幢甲级商务楼上班，是典型的都市有为青年。有一天，当小戴突发奇想，提出带女朋友离开上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宿迁开咖啡馆的时候，女友飞快地同意了。女友的理由是两人在一幢大楼里上班，但每天见面时间不足两小时，彼此缺乏交流沟通。为了在上海更好地生活，年轻人总把自己最初的一切献给所谓的事业，付出的代价是健康、家族关系、朋友联络、恋人关系，他们俩不情愿。 工作5年，小戴的广告事业遇到了瓶颈，他请了一个月病假去浙江原始森林边的小村子里住着，每天在半山腰的茅屋里看书写字梳理头脑。当身边全是800年以上的大树，天天看山间细雨如雪，觉得生活里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比如虚荣。小戴眼中的上海生活空气差、交通差、住房差、压力大。也许上海并不适合生活，只适合初出道青年的学习和有钱人的享受。“也许没必要忍受一切生活的负面，换来一句，我生活在上海。如果有勇气打断，就能获得新生。” 小戴偶尔听说了“宿迁”――江苏省八所重点大学联手扶持发展宿迁大学城，他好奇地想去看看。当他看见新生们周六在学校搞的新秀大赛活动，他马上被打动了。忽然间起了念头，他想建一个咖啡馆，营造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在他们将来踏入大城市的时候，要比别人领先懂得：什么叫好咖啡、什么叫红酒、什么才是西餐、什么才是好的音乐……他想在这块没有自来水、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公厕只有茅房，满村子狗和杨树的地方，打断自己原本的惯性生活；充电；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休养身体；学习生活的基本技能。 小戴的深切感受是――“我深切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头脑要先进，身体要野蛮。后半句做到的人很少，而且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广阔天地里”。于是小戴与女友学会了做园丁、瓦工、油漆工、电工、木工，以及西餐厨师，学习挖化粪池和拆空调。“我现在基本上可以自己造一个牢固的房子了，前阵子朋友来玩，我提前几天重刷了所有的墙面，比工头提出的价钱省了1700块。” 来到宿迁一年多，小戴与女友在这里建造橙色与蓝色相间的“童话”。“童话”在男人的眼中，他记得――“天气晴好，7∶30起床。吉日开工。骑着小助动一路飙到现场，8∶30，茆经理、高师傅带着6名瓦工到场，个个车架上绑着大锤。向高师傅简单解说了工程内容之后，切断所有电源，从东厢房开始动工。张工程师9∶00到场。因需打通三面内墙，但房梁为南北走向，无以承重，商议后，先拆除屋顶，将5间厢房中的4间的房梁改为东西走向，重铺屋顶……换上了新的1500w的水泵，污水处理管道和化粪池在反复折腾后终于基本成型。” 在女人的眼中，她记得――“在上海，进口水果要丰富得多，记忆中，芒果似乎从来不缺。在上海很多东西如同芒果一样，因为常见，而让我忘记了四季，忘记了身处何方。宿迁的物质生活远比不上上海丰富，买菜买水果，都要看季节。但宿迁确实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春天风沙大，蝴蝶多到满世界飞，骑车就会撞到；夏天烈日直晒，不潮闷，只是一味
的热，永远的三十六七度；然后是9月份的雨季；熬过了雨季就是秋天，我最爱的季节在这边可以很长，晚上十多度，白天二十多度，过了正午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阳光煦暖，柔和地在窗间投下一道道光影。已经开始期待冬天了，据说冬天有零下十多度，还下雪，上海播报有冷空气来袭，这边就是一场大雪，可以积三四天。有雪的圣诞该多美。在这里我也曾买到过芦笋，鲜嫩碧绿的哦。记得那天晚餐，所有人都惊呼：呀，有芦笋!” 而如今，他们俩的心思都是家里才生完狗宝宝的大狗和6只才出生的小狗。 海南儋州邱建生 天生和城市有距离 张 洋 200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贯通，首趟列车进藏；英格兰、巴西被淘全世界在为足球而疯狂…… 这天早上，在海南省儋州市的石屋村，邱建生像往常一样6∶30起床，7∶30吃早餐。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安排什么工作，就带着4个被邱建生称作“小伙伴”的小朋友到附近的一个叫花果山的山上去玩。本来是要和另外3名志愿者一起去城里办事的，但因为早就答应了这些小伙伴带他们去玩，况且还有一顿丰 其实所谓丰盛只是一盘清炒白菜，一盘清炒地瓜叶，但他们5个人还是吃得很香。下午1∶00是午休时间，2∶00从海口市来了一位志愿者，是一位经营农药化肥的老板，但对农村感兴趣，邱建生很兴奋地说：“他是专程过来了解我们的工作的，说要好好学习……” 送走了海口来的老板，邱建生在自己房里读了一会书，他喜欢读《孟子》，或者读《圣经》，这样的书会让他安静下来。房子是一位老乡提供的，条件还算可以，但是没有空调，一般农历六月是最难熬的，觉都睡不着。再后来就是晚餐时间，晚餐前后，邱建生带着小朋友们打球或者唱歌，当然如果大朋友们闲下来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晚上，邱建生上了一下网，看了看电视，这段时间被他称作与城市沟通的时间。当然，无论在哪，一个男人总是无法割舍掉他的世界杯，所以世界杯这段时间，邱建生还是暂时放弃了他每晚12∶00睡觉的规律生活，熬夜看了几场非看不可的球赛。 这便是邱建生一日的生活。他的名片上印着四个单位：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儋州实验区、儋州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而其实如果你认真地Google一下，你会发现关于他最早的称谓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 改变了邱建生命运的有一个人，那就是晏阳初。晏阳初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连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思想，并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将之传播到全世界。 邱建生开玩笑说他上高中时，就在寝室里和室友商量要组织个农民党，还编辑出版过“新青年”。尽管很早就到了城市生活，尽管从大学到后来工作，有十多年的时间是在厦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间徘徊，邱建生始终无法让自己融入到城市的氛围中，“只是勉强适应，我天生和城市有距离”。而这十多年间，晏阳初给邱建生点燃的火种却从未熄灭过，要改变农民生活现状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这样，一直到2003年7月，温铁军和他的《中国改革》终于让邱建生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那一年，《中国改革》杂志社开始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邱建生请缨到了第一线。再一次可以凝望一望无际的麦田，呼吸他觉得清香的泥土和肥料的混合味道，倾听宁静中麻雀和青蛙的聒噪，他整个人像获得了新生。 筹建社区大学，协助农民发展自己的组织，促进组织的提升，这些组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妇女小组、老人协会、学习小组等等。这些就是邱建生他们原先在河北定州，现在海南儋州所做的事情，邱建生说，现在全国在做这些事的系统有几十个之多，除了正式的工作人员外，志愿者就有几千人，现在海南的基地有8名志愿者，都是城市里过来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等等，说起他正在进行的工作，邱建生一点都没有三十几岁中年人该有的沉稳，满脸孩子般的兴奋。 和邱建生聊天，总会一不小心就被他绕进去了，比如他说着说着就会说到“你有空也来我们海南基地走走吧”，“你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吧”。他的老婆就是这么“骗”到手的――一个湖北神农架的农村姑娘，她很单纯，从来没出过门，可自从他跑到人家村子去采访，跟姑娘聊来聊去，就把姑娘聊成了自己的老婆。“她陪我在河北农村呆了3年，现在又陪着我留在海南，她要我在3年之内给她一个家……” 农村情结，农村工作，农村老婆。其实，邱建生还是会有很多时候要跑回城市里，参加各种会议，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没人当他是个农村人。可是他却再不当自己是个城市人，“我的心在农村，我和那片土地是怎么都分不开了。”
农村与城市，这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方位定向。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尽量把“农村”，这种方位感全然地抛在脑后，也许我们损失的是一种重要的看世界的角度。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农村，这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风雅，不是一种纯粹更换窗口风景的物理位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自然村落，和对生活本质的更为踏实的亲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男耕女织。最初的生活，只是这个样子 北京上苑李天元 男人总需要自己的荒地 朱 慧 10年前，中国还没什么画家村的时候，画家李天元就已经开始琢磨买地盖房子的事情了。当他在北京小汤山附近的上苑看到一片有湖水有山峦的田野，他迅速地爱上了这块地方，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乡村新生活。 “首先画室需要大而高的空间，光线充足，可以宽敞放置多系列的大幅画作，让画画的人走远了看画，相互比较看一组画。其次画室需要有相对宁静不被打扰的氛围，画画的人对环境要求通常比较高。”于是，李天元与很多画家一样，在城里换了六七个工作室，也尝试过在北京四合院平房里画过画，可始终不大满意。“当时没人想到打工厂厂房的主意，1995年在城里看民居都找不到大房子，我们这拨人就都去了农村。” 李天元打小亲水，他的老家是哈尔滨，所以从小就在松花江边玩，早晚都爱去江边画画。看着江水与晚霞24小时的色彩变化，“当时江边太阳岛上到处是学画画学音乐的人，很浪漫。江边看得到地平线，森林树木，给人遐想、神秘的感觉。对小孩子而言，就是很有意思的童年印象。”当随着朋友来到上苑，看到自然的一大片湖水，看到从这里走过的引水工程，李天元觉得自己潜意识的需要被唤醒了。“人骨子里需要这些有自然归属感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住在水边。1995年的时候，一直在换画室。1980年来北京，从美院附中、中央美院到工艺美院、清华大学，从做学生到做老师，在北京这15年，我始终没找到一个自然的水景。看到上苑，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心理上对空间的亲近感。” 对太空间有要求的画家开始成为村子里敞亮房子的第一批租用者与购买者。慢慢地热爱宁静乡村生活的自由职业者们也来了，诗人、作家和雕塑家们都成了村民。 李天元相中了村子里的果园地，他喜欢院子里那几棵当年进贡的古柿子树，在古树周围他又多种了好几棵松树，像森林一样怀抱着他的画室。“我觉得松树越老越有性格。上百年的松树，世外高人一样，长得特别有个性。”李天元还特意在院子里建了水池，他喜欢看着水池中月亮的倒影，热爱苏州园林的他借鉴一些园林的细节魅力，在自己的院子里制造一些移步换景的仪式化美感。 “乡村生活保留着一切宁静的可能，距离的遥远阻隔了一些朋友的突然造访。“没什么人来，你能几个星期安静着画画，不用和人说话。”李天元雇了个保姆，养了两条大狗。保姆每天收拾收拾院子，种种菜。也是农村来的保姆觉得李天元的家像公园似的，干得挺欢。 平日，李天元和周围村子里的艺术家互有些往来，而和周围农民交流很少，因为彼此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农民不种地，因为种地挣钱很少。他们早已经告别田园生活，通常是开工厂或者建苗圃，出门打工或者在家打扑克。”相反村里的艺术家们开始种地，把农民种田的形式上升为艺术的好玩。“我平时吃的基本上都是自家种的蔬菜，我不种地，平时没事爱看保姆种个地，或者我母亲来了，她会在院子里种点花。每天我和保姆、两条大狗一起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每天画画，有朋友来，就一起看月亮喝酒聊天。” 年轻的农民们都去城市打工了，村子里空民房似乎越来越多，而村里的城里人却越来越多，一拨拨的年轻艺术家来这里，租用着附近几个村子。“我们村都是艺术家、作家、雕塑家。”如今，艺术之外的职业下乡还是少数，毕竟大部分都市人没有自由时间，要不起奢侈的“自由空间”。都市人为生活奔波，都必须依赖城市的物质与人际交流网络。“即使是设计师都不能住在乡下，因为需要频繁和客户交流。”当然尽管如此，李天元还是相信“去乡村”开始成为新趋势。“大量北京人周末爱去农村玩，玩久了，他可能就想花几万块去买个房子，城市的习惯在慢慢影响乡村，乡村会改造成城市内核的新乡村。” 城市越来越大，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10年变迁，李天元眼睁睁看着当年的纯朴之地，渐渐有了城市化的痕迹，自然环境在破坏。前年，有房产商在村子后面的大湖边上建了一个新的傍水别墅，建完别墅，湖水却开始干枯，乡村的生态环境在慢慢变恶劣，而李天元也慢慢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下人。 “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周末会进城去看看孩子。现在我和很多画家一样都在类似798的地方找到了大画室，就开始两头跑。时间久了，农村城市各有利弊。城市生活物质上，交流都比较方便，想吃饭一条街都是好吃的餐馆，在城里可以看电影看展览，买个东西，见个朋友打个网球都方便。画家通常需要看展览与人人交流，因此还需要时常进城。” 选择乡村，李天元说那是一种男性的选择。“男人更喜欢乡村的乡野生活，而女人更喜欢城市的物质化细节。都市干净而漂亮。尘土飞扬的乡村不适合女人穿高跟鞋行走。男人天生爰冒险，喜欢野性、荒凉、神秘的生活，始终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感。”李天元记得自己没去上苑住之前，爱去天坛，“人迹罕至”的天坛曾经保持着他对：荒芜的热爱，如今呢，天坛的人越来越多，上苑的人也越来越多，李天元需要再度找寻适合自己的“荒地”。“如今呢，来回折腾，乡村与城市，两种生活调剂着过挺好的，人没事就该时常换个房子住，那样窗外的景色就有很多变化。”李天元找寻着更适合自己的更折腾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之地。 上海程勇 离泥土更近的人懂得更蹋实地生活 朱 慧 程勇，目前是上海滩颇有名的古董鉴赏收藏家，而程勇本人更愿意低调地告诉你，他是笔名叫程庸的一个读书人，是一张生活类周刊“收藏”、“读书”版面的编辑。程勇自得于自己懂得良好的读书方法，这点有他的著作――《100部经典小说的读书笔记》作为印证。100本中长篇小说，甚至更多，哲学类、艺术类、文史类书籍，都来自于程勇在乡村闭关10年时期的阅读。作为一个城市人，他感激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那样的“乡村”10年，读书思考、孤独遐想，关照内心。 1980年，20岁出头的程勇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而他认为，作家的第一步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呆着看书。当时法国作家卢梭的一本《一个孤独的乡村者的遐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书中“乡村者”经常在思考中犹豫，在十字路口徘徊，茫然却积极地面对这个世界，这种状态吸引了他。“当时年轻人还没那么积极，还是消极地觉得未来无望又茫然。”这些促使着程勇模仿卢梭的“追求”，游离嘈杂而贫困的城市，在一个更从容的环境
完成自己的“修身”工程。 在上海杨浦区一所学校当老师的程勇工作时间自由，他一路骑着车往东走入川沙乡村，走入田野，在那里花了比城市租房少一半的27元租金租了个房子，租了两个月之后，就花了所有积蓄2000元买下了这间农舍，开始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乡下生活。 那是一套稻田边上的农房。东边房门推开，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片稻田，房子的西边是菜园子和猪圈，每当入夜，程勇总是闻着最乡土的香味和臭味入睡。在程勇眼中，一个人的方位感很重要。“原本这个世界就只是有乡村和城市两个方位组成，所有的文化都脱胎于此。欧洲的西方世界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而中国是典型的乡村文化的‘故乡’，既然格局已定，那么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去体验不同的方位格局。” 于是程勇每隔两三天进城上个班，一周回家看次父母，其他时间呆在乡下每天看书画画写写毛笔字；每天花一元钱随便到房东田地里摘点新鲜蔬菜，下面条吃；每天一个人，不和人说话，偶尔听听收音机。这样的日子寂寞而充实。“寂寞是无奈的，当时觉得周围人和我都没有共同语言。”当时，在程勇看来，周围年轻人都在虚度生命。大部分的农村小青年，都在打牌、晒太阳和聊天。而在程勇周围城市朋友与乡村邻居眼中，程勇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比如这个“怪异”的城市人在春秋季节经常裹着破棉袄在田埂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有时夏夜程勇也去河边散步，在河里洗澡。夜深人静，月光很好，隐约空气中有大粪和泥土味道，那是一种特殊的“香甜”。远处打谷场一直有劳动的声音，而房门打开，稻谷粉“哗哗”地飘进来．在灯光的斜射下，格外好看……那些视觉与嗅觉的片段的记忆都化做程勇写成的一本乡村题材诗歌集。那样体验了10年，后来程勇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写了一笔，“年轻时看了10年书，思考了10年，还没成名我已经成为文学中年。” 10年的乡村生活，给程勇带来的是最根本的生活感受，“你觉得人和泥土是无法分开的，读书人应该去感受下乡村，更能了解生活的本质意义。躺在泥土上看书，你能对一些很根本的东西，产生一些本能的思考。” 如今，告别乡村的程勇选择住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并且从事着一份社交型的职业――记者。而10年乡村生活却在他身上留下固执的印记，他拒绝城市和职业的喧哗，固执地坚守着每天五分之三的时间属于自己和家庭，“离泥土更近一点的人懂得更踏实地生活。”这十几年，程勇一直在踏实地写作，写了七八本书，近年，程勇开始热爱收藏、鉴定古董。他认为古董是大历史范畴一部分，是历史物化的展现。“对我来说，了解历史，光看文献是不够的。需要更踏实的视角去了解历史。我喜欢在历史中看到更实在的物质形式，所以热爱古董。” 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程勇住的农房终于变成城市边缘，成为城市一部分。政府征地，分配给他一套1室1厅的公房，宣告着他乡村梦的结束。于是他离开原来的住地，把房子兑现成7万元，升值率33倍，对此，程勇说了句，“还好，我没让2000元像废纸一样放在家里放了10年。” 程勇相信，20年来，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梦想寻找一个美学或人文意义上的乡村，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城市的厌倦。“钢筋水泥破坏了我们的审美阅读空间。曾经乡村没有被破坏。乡村无比广阔，呈现着各种没有被污染的颜色。” 如今走出乡村的他，当他有机会看到国外的乡村面貌，他对文明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乡村也略有遗憾。“也许我热爱的我心目中的乡村，是一种更文人意象化的田园景致，而不是如今已经被城镇化生活侵蚀水泥化的乡村。” 江苏宿迁戴征骏 头脑要先进，身体要野蛮 朱 慧 戴征骏与女友都毕业于名校复旦，毕业后，男方供职于日本广告公司，女方供职于一家时尚杂志，两个小情人每天在同一幢甲级商务楼上班，是典型的都市有为青年。有一天，当小戴突发奇想，提出带女朋友离开上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宿迁开咖啡馆的时候，女友飞快地同意了。女友的理由是两人在一幢大楼里上班，但每天见面时间不足两小时，彼此缺乏交流沟通。为了在上海更好地生活，年轻人总把自己最初的一切献给所谓的事业，付出的代价是健康、家族关系、朋友联络、恋人关系，他们俩不情愿。 工作5年，小戴的广告事业遇到了瓶颈，他请了一个月病假去浙江原始森林边的小村子里住着，每天在半山腰的茅屋里看书写字梳理头脑。当身边全是800年以上的大树，天天看山间细雨如雪，觉得生活里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比如虚荣。小戴眼中的上海生活空气差、交通差、住房差、压力大。也许上海并不适合生活，只适合初出道青年的学习和有钱人的享受。“也许没必要忍受一切生活的负面，换来一句，我生活在上海。如果有勇气打断，就能获得新生。” 小戴偶尔听说了“宿迁”――江苏省八所重点大学联手扶持发展宿迁大学城，他好奇地想去看看。当他看见新生们周六在学校搞的新秀大赛活动，他马上被打动了。忽然间起了念头，他想建一个咖啡馆，营造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在他们将来踏入大城市的时候，要比别人领先懂得：什么叫好咖啡、什么叫红酒、什么才是西餐、什么才是好的音乐……他想在这块没有自来水、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公厕只有茅房，满村子狗和杨树的地方，打断自己原本的惯性生活；充电；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休养身体；学习生活的基本技能。 小戴的深切感受是――“我深切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头脑要先进，身体要野蛮。后半句做到的人很少，而且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广阔天地里”。于是小戴与女友学会了做园丁、瓦工、油漆工、电工、木工，以及西餐厨师，学习挖化粪池和拆空调。“我现在基本上可以自己造一个牢固的房子了，前阵子朋友来玩，我提前几天重刷了所有的墙面，比工头提出的价钱省了1700块。” 来到宿迁一年多，小戴与女友在这里建造橙色与蓝色相间的“童话”。“童话”在男人的眼中，他记得――“天气晴好，7∶30起床。吉日开工。骑着小助动一路飙到现场，8∶30，茆经理、高师傅带着6名瓦工到场，个个车架上绑着大锤。向高师傅简单解说了工程内容之后，切断所有电源，从东厢房开始动工。张工程师9∶00到场。因需打通三面内墙，但房梁为南北走向，无以承重，商议后，先拆除屋顶，将5间厢房中的4间的房梁改为东西走向，重铺屋顶……换上了新的1500w的水泵，污水处理管道和化粪池在反复折腾后终于基本成型。” 在女人的眼中，她记得――“在上海，进口水果要丰富得多，记忆中，芒果似乎从来不缺。在上海很多东西如同芒果一样，因为常见，而让我忘记了四季，忘记了身处何方。宿迁的物质生活远比不上上海丰富，买菜买水果，都要看季节。但宿迁确实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春天风沙大，蝴蝶多到满世界飞，骑车就会撞到；夏天烈日直晒，不潮闷，只是一味
的热，永远的三十六七度；然后是9月份的雨季；熬过了雨季就是秋天，我最爱的季节在这边可以很长，晚上十多度，白天二十多度，过了正午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阳光煦暖，柔和地在窗间投下一道道光影。已经开始期待冬天了，据说冬天有零下十多度，还下雪，上海播报有冷空气来袭，这边就是一场大雪，可以积三四天。有雪的圣诞该多美。在这里我也曾买到过芦笋，鲜嫩碧绿的哦。记得那天晚餐，所有人都惊呼：呀，有芦笋!” 而如今，他们俩的心思都是家里才生完狗宝宝的大狗和6只才出生的小狗。 海南儋州邱建生 天生和城市有距离 张 洋 200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贯通，首趟列车进藏；英格兰、巴西被淘全世界在为足球而疯狂…… 这天早上，在海南省儋州市的石屋村，邱建生像往常一样6∶30起床，7∶30吃早餐。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安排什么工作，就带着4个被邱建生称作“小伙伴”的小朋友到附近的一个叫花果山的山上去玩。本来是要和另外3名志愿者一起去城里办事的，但因为早就答应了这些小伙伴带他们去玩，况且还有一顿丰 其实所谓丰盛只是一盘清炒白菜，一盘清炒地瓜叶，但他们5个人还是吃得很香。下午1∶00是午休时间，2∶00从海口市来了一位志愿者，是一位经营农药化肥的老板，但对农村感兴趣，邱建生很兴奋地说：“他是专程过来了解我们的工作的，说要好好学习……” 送走了海口来的老板，邱建生在自己房里读了一会书，他喜欢读《孟子》，或者读《圣经》，这样的书会让他安静下来。房子是一位老乡提供的，条件还算可以，但是没有空调，一般农历六月是最难熬的，觉都睡不着。再后来就是晚餐时间，晚餐前后，邱建生带着小朋友们打球或者唱歌，当然如果大朋友们闲下来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晚上，邱建生上了一下网，看了看电视，这段时间被他称作与城市沟通的时间。当然，无论在哪，一个男人总是无法割舍掉他的世界杯，所以世界杯这段时间，邱建生还是暂时放弃了他每晚12∶00睡觉的规律生活，熬夜看了几场非看不可的球赛。 这便是邱建生一日的生活。他的名片上印着四个单位：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儋州实验区、儋州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而其实如果你认真地Google一下，你会发现关于他最早的称谓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 改变了邱建生命运的有一个人，那就是晏阳初。晏阳初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连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思想，并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将之传播到全世界。 邱建生开玩笑说他上高中时，就在寝室里和室友商量要组织个农民党，还编辑出版过“新青年”。尽管很早就到了城市生活，尽管从大学到后来工作，有十多年的时间是在厦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间徘徊，邱建生始终无法让自己融入到城市的氛围中，“只是勉强适应，我天生和城市有距离”。而这十多年间，晏阳初给邱建生点燃的火种却从未熄灭过，要改变农民生活现状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这样，一直到2003年7月，温铁军和他的《中国改革》终于让邱建生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那一年，《中国改革》杂志社开始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邱建生请缨到了第一线。再一次可以凝望一望无际的麦田，呼吸他觉得清香的泥土和肥料的混合味道，倾听宁静中麻雀和青蛙的聒噪，他整个人像获得了新生。 筹建社区大学，协助农民发展自己的组织，促进组织的提升，这些组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妇女小组、老人协会、学习小组等等。这些就是邱建生他们原先在河北定州，现在海南儋州所做的事情，邱建生说，现在全国在做这些事的系统有几十个之多，除了正式的工作人员外，志愿者就有几千人，现在海南的基地有8名志愿者，都是城市里过来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等等，说起他正在进行的工作，邱建生一点都没有三十几岁中年人该有的沉稳，满脸孩子般的兴奋。 和邱建生聊天，总会一不小心就被他绕进去了，比如他说着说着就会说到“你有空也来我们海南基地走走吧”，“你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吧”。他的老婆就是这么“骗”到手的――一个湖北神农架的农村姑娘，她很单纯，从来没出过门，可自从他跑到人家村子去采访，跟姑娘聊来聊去，就把姑娘聊成了自己的老婆。“她陪我在河北农村呆了3年，现在又陪着我留在海南，她要我在3年之内给她一个家……” 农村情结，农村工作，农村老婆。其实，邱建生还是会有很多时候要跑回城市里，参加各种会议，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没人当他是个农村人。可是他却再不当自己是个城市人，“我的心在农村，我和那片土地是怎么都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