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惠帝二年，萧何之后，曹参接任做相国。他凡事一无变更，完全依遵萧何原制。一些朝臣来他府上议事，曹参就让他们一块喝酒。惠帝责怪相国不理政事，就让他儿子回家后试探着规劝他，结果被曹参打了一顿。到了惠帝正面与曹参谈这事儿的时候，就有了一段关于治国理政的经典对话。 曹参问惠帝：“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皇帝谁更圣明英武呢？”惠帝说自己比不上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力更强些呢？”惠帝说：“好像也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是说，您说的极是，既然您我都不及刘邦和萧何，他们“法令既明”，那么您只要垂拱而治、我只须遵守既定法令即行，为何一定要刻意搞新花样呢？惠帝听了，豁然开朗，接受了曹参的意见。 曹参这种不刻意搞创新、玩政绩的做法，是一种深沉的大智慧。曹参任相三年，清静无为不扰民，使得西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稳定。他死后，民间有歌谣称颂他：“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称“萧规曹随”。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记载：雍正年间，进士朱轼在浙江做巡抚，他依据古代规制规定了结婚、丧殡、祭祀、宴宾等社会仪制，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听戏之类活动。于是那些社会低层民众，特别是以肩挑贩卖为职业的“卖浆市饼之流”没了生意，“默默不得意”。 朱轼之后，行武出身、后来两次做直隶总督的清代名臣李卫到杭州接任为官。李卫曾受到朱轼的提拔，两人有师生之义，但李卫“为政不相师友”，他推陈出新，凡事遵从民意，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管理社会经济，于是“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市场繁荣，老百姓称颂不已。 “萧规曹随”与“不相师友”，两样理政，一样智慧。 “萧规曹随”这个“随”，不是随意、随大流，而是尊重前人累积的创造和智慧，体现了不刻意“创新”、不折腾、不好大喜功、不搞政绩比赛这样一种“求实”思维。史载曹参为相后，“弄巧好名”之徒尽皆斥去，国政一任萧何旧制，推动了汉初经济繁荣。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他协助惠帝废除秦时禁锢，打开各种思想发展的大门。西汉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惠帝的短暂之治实际上成为“文景之治”的先声，或者说，直接开启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这种治政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都显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功效。 “不相师友”这种“不相”，不是轻师，搞刻意翻新，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囿固有、不因袭前人，体现了即使是“师友”也不陈陈相因这样一种“求新”态度。朱轼是“醇儒”，片面抑制人们消费，导致低层社会无以为生。李卫对朱轼虽有尊师之义，但李卫没有简单“师从”，而是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来发展民生，积极鼓励人们消费，市场一下繁荣起来。这种做法类似当年范仲淹兴利赈灾的做法。这种“为政不相师友”，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类似事例，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甚大。 前一种是“求实”治政理念，不简单搞“超越”前人，通过“与民休息”发展经济民生。后一种是“求新”治政理念，不简单照搬照抄前人，通过“听从民便”的开放态度发展经济民生。两者貌似迥然不同，实则异曲同工，都体现了求真务实态度，达到的社会效果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先贤们这种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值得体悟和学习的。
西汉惠帝二年，萧何之后，曹参接任做相国。他凡事一无变更，完全依遵萧何原制。一些朝臣来他府上议事，曹参就让他们一块喝酒。惠帝责怪相国不理政事，就让他儿子回家后试探着规劝他，结果被曹参打了一顿。到了惠帝正面与曹参谈这事儿的时候，就有了一段关于治国理政的经典对话。 曹参问惠帝：“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皇帝谁更圣明英武呢？”惠帝说自己比不上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力更强些呢？”惠帝说：“好像也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是说，您说的极是，既然您我都不及刘邦和萧何，他们“法令既明”，那么您只要垂拱而治、我只须遵守既定法令即行，为何一定要刻意搞新花样呢？惠帝听了，豁然开朗，接受了曹参的意见。 曹参这种不刻意搞创新、玩政绩的做法，是一种深沉的大智慧。曹参任相三年，清静无为不扰民，使得西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稳定。他死后，民间有歌谣称颂他：“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称“萧规曹随”。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记载：雍正年间，进士朱轼在浙江做巡抚，他依据古代规制规定了结婚、丧殡、祭祀、宴宾等社会仪制，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听戏之类活动。于是那些社会低层民众，特别是以肩挑贩卖为职业的“卖浆市饼之流”没了生意，“默默不得意”。 朱轼之后，行武出身、后来两次做直隶总督的清代名臣李卫到杭州接任为官。李卫曾受到朱轼的提拔，两人有师生之义，但李卫“为政不相师友”，他推陈出新，凡事遵从民意，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管理社会经济，于是“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市场繁荣，老百姓称颂不已。 “萧规曹随”与“不相师友”，两样理政，一样智慧。 “萧规曹随”这个“随”，不是随意、随大流，而是尊重前人累积的创造和智慧，体现了不刻意“创新”、不折腾、不好大喜功、不搞政绩比赛这样一种“求实”思维。史载曹参为相后，“弄巧好名”之徒尽皆斥去，国政一任萧何旧制，推动了汉初经济繁荣。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他协助惠帝废除秦时禁锢，打开各种思想发展的大门。西汉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惠帝的短暂之治实际上成为“文景之治”的先声，或者说，直接开启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这种治政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都显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功效。 “不相师友”这种“不相”，不是轻师，搞刻意翻新，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囿固有、不因袭前人，体现了即使是“师友”也不陈陈相因这样一种“求新”态度。朱轼是“醇儒”，片面抑制人们消费，导致低层社会无以为生。李卫对朱轼虽有尊师之义，但李卫没有简单“师从”，而是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来发展民生，积极鼓励人们消费，市场一下繁荣起来。这种做法类似当年范仲淹兴利赈灾的做法。这种“为政不相师友”，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类似事例，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甚大。 前一种是“求实”治政理念，不简单搞“超越”前人，通过“与民休息”发展经济民生。后一种是“求新”治政理念，不简单照搬照抄前人，通过“听从民便”的开放态度发展经济民生。两者貌似迥然不同，实则异曲同工，都体现了求真务实态度，达到的社会效果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先贤们这种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值得体悟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