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去读《福柯》这本书，企图深入了解这位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当然仅凭这薄薄的一本解说是难以窥见这位哲学家思想的全貌，其实事实是福柯的很多想法像他的考古学、系谱学和关于社会性经验的思考就让我看的头昏脑涨，迷惑不解。因此不敢大言不惭的去讨论这些我一知半解的思想，仅对福柯所写的一些我有所感想和共鸣的地方发表一些看法。
从整本书看下来，可以发现福柯一直致力于逃避任何固定的身份，试图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人从而不真正成为任何人，他是一个经常跳出社会主流价值观来观察社会的人。而福柯用来逃避固定身份的方法就是写作，他并不认为作者就是一个固定的身份，相反，他觉得作者们写作时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他们独特的见解或才能，更应该归功于语言本身。因此福柯认为作者只是让语言展现自我的工具，作者用语言来消弭自我。福柯所推崇的作家例如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卢塞尔以及乌利波派的先锋派，他们全都试图通过一些极致体验或者一些随意限制法则来使写作不再受作者思想这样的意愿驱使，而让文字来自由的表达。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一直心存疑虑，我还是认为常规的说法更具有信服力，即语言才是作者表达自身的工具。语言在被创造之始仅仅代表的是一些现实性的物质，在长期的发展之下被时代不断的赋予各种更加深刻的意义，语言本身有着自己的概念结构，语言发展的越久就越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我们运用时就有越多的限制。但是不论语言再如何发展也始终只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刻而已，这些变化也仅是为了让我们在运用是更加得当，不该存在那么多的异想天开。另外对于乌利波派的随意限制的写作方法，我始终认为没有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乔治·波雷克的《消失》，该小说用法文写出，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字母“e ”。写作是为了表达思想并且书写美观，我不认为这样的限制具有什么现实意义或者美观上独特之处。当然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毕竟还是一部著名的小说。
福柯并不只是一个关注思想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同样留下了脚印。他在政治方面涉猎颇多，我只写一些我有些认知的方面。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福柯的学生时代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所构成的地平线。早年时期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很痴迷，但很快他就失望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就缺乏原创性与革命性。关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我也不多介绍，因为我并不是很了解，我在
此想表达的是我们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并强制性的使学生们接受是否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确实就是一个完全适合并且正确的理论吗？
除了马克思主义，福柯还认为“团体”不应当先于社会问题出现，更加深入的是政治权威也不应当先于各种理论框架出现。其实他的表达通俗点解释就是说，应该将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或者干脆政治权威应该独立的存在，而不是由于受到一些党派或者一些人的政治理论而存在。否则容易导致政治权威和党派借助一些理论和政策而追求自身利益。这样说其实也是有部分实践证明的，例如美国的政党发展至今早已有了部分变质，政客们通过演讲寻求支持并结成利益团体，然后提出议案，表面上是为解决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大部分目的都是为了自身及团体利益。
关于革命与改革，福柯一方面推崇那些具有真挚的使命感的政治行动，尊重任何独特性发起的反抗。一方面他同样也是存在疑虑的，“反抗究竟对不对？当那些被奉为烈士的人将会变成手握教杖的暴君？当我们预想到反抗最终会导致新的暴政时，我们如何能对其心怀敬意呢？”他自己所给出的判断的标准就是“不可忍受”，而不是通过政治或伦理体系，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资格做出评判。由此我想到关于我们国家所经历过的革命，但是我发现并不能给与一些确切的看法，首先关于革命的后果不好言说，其次就是关于革命真正客观理性的看法我都不能很好地了解，因为我所学到的历史和真正的事实存在差距，真实的看法也有很多被掩埋以致无法根据史实做出评断，导致这个结果的事实是否本就值得我们怀疑？
政治从来就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且讳莫如深的话题，跳出政治体制来看，真正的社会权威到底该如何确立，我也没有很好的看法。
接下来就是福柯关于疯癫和罪与罚的看法，福柯对于社会上的边缘和问题群体一直非常关注。关于疯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把疯人像动物一样带上锁链，关进疯人院。另一种是置于疗养院中。前者自不必说，后者福柯认为疯癫者在疗养院中受到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干扰，道德责任的压迫取代了肉体上的折磨。福柯并不是抵制用某种精神疗法使妄想症患者重回传统道德，他只是对社会不承认我们合乎常规的标准之外还存在其他有意义的做法而感到愤怒。这种不承认太狭隘，尽管疯癫者有时会带来恐惧，但是他坚持认为疯癫除了偏离正轨之外可能也具有某种意义。
关于疯癫更深层次的看法就是对于疯癫的治疗到底是真正科学的医学性质上的治疗呢，还是带有价值取向的具有道德权威的人为了主流价值观所进行的矫正呢？对于
此，我也同样心存疑虑，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如果剔除社会主流伦理的作用，许多问题其实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为什么所有的问题一定要用主流价值观来判断呢？是否能存在另一种不具有常规意义的判断方法呢？
对于罪与罚，福柯将这种边缘化进行了夸大，他指出我们社会上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组织已经成为了一种类似于监狱的现代控制场所，原来用于约束罪犯或者疯癫者的手段已经成为普遍范式。即通过各种训练将我们身上区别于主流价值观的棱角减掉，就像是一个疯癫者回归正常，一个罪犯接受法律规范，一个士兵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等等。被评判为不正常的恐惧时刻约束着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群岛”上。福柯关注着问题群体和边缘人士就是由于他们具有和主流社会相左的价值观，福柯致力于使造成群体边缘化的“错误”和主流社会的“真理”进行创造性的互动。倘若这种努力获得成功，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将会因为接受此前被拒斥为错误的事物而得到改造和丰富。
关于“监狱群岛”的说法确实挺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不可否认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该察觉到的是各种所谓的现代的评判工具还是存在某些漏洞的，否则边缘群体又从哪里来？而福柯为两者创造性互动所做出的努力应该说也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例如西方的很多国家就已经接受了原本被评判为异类的同性恋，直至现在很多边缘文化、亚文化已经有一些得到认同或者说至少拒绝了排斥。在我看来“监狱群岛”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对于不了解各种不同文化的受教育者来说，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思想成熟后接受了区别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观念的这部分群体，他们的权益得到合理的认同，这不得不说是社会的一大开放和进步。
除却我上述所提到的观点之外，福柯还有很多闪光的思想，例如关于系谱学、考古学、哲学思想和对社会性经验的思考。但是这些我仅仅看懂了一点皮毛，一知半解因此也不再此多加论述。
关于福柯，除了一些简单的生平事实之外，可以讲出多个不同版本的福柯。这也正是福柯一直想要的结果，从不拘泥于某一个固定的身份，他对于现代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了我们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对于我来说，任何能够跳出当前的社会的体制来反观社会的人，都是具有勇气与创造性的人，他们具有从“上帝视角”来看的大智慧。而福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闪着光的人。
我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去读《福柯》这本书，企图深入了解这位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当然仅凭这薄薄的一本解说是难以窥见这位哲学家思想的全貌，其实事实是福柯的很多想法像他的考古学、系谱学和关于社会性经验的思考就让我看的头昏脑涨，迷惑不解。因此不敢大言不惭的去讨论这些我一知半解的思想，仅对福柯所写的一些我有所感想和共鸣的地方发表一些看法。
从整本书看下来，可以发现福柯一直致力于逃避任何固定的身份，试图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人从而不真正成为任何人，他是一个经常跳出社会主流价值观来观察社会的人。而福柯用来逃避固定身份的方法就是写作，他并不认为作者就是一个固定的身份，相反，他觉得作者们写作时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他们独特的见解或才能，更应该归功于语言本身。因此福柯认为作者只是让语言展现自我的工具，作者用语言来消弭自我。福柯所推崇的作家例如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卢塞尔以及乌利波派的先锋派，他们全都试图通过一些极致体验或者一些随意限制法则来使写作不再受作者思想这样的意愿驱使，而让文字来自由的表达。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一直心存疑虑，我还是认为常规的说法更具有信服力，即语言才是作者表达自身的工具。语言在被创造之始仅仅代表的是一些现实性的物质，在长期的发展之下被时代不断的赋予各种更加深刻的意义，语言本身有着自己的概念结构，语言发展的越久就越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我们运用时就有越多的限制。但是不论语言再如何发展也始终只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刻而已，这些变化也仅是为了让我们在运用是更加得当，不该存在那么多的异想天开。另外对于乌利波派的随意限制的写作方法，我始终认为没有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乔治·波雷克的《消失》，该小说用法文写出，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字母“e ”。写作是为了表达思想并且书写美观，我不认为这样的限制具有什么现实意义或者美观上独特之处。当然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毕竟还是一部著名的小说。
福柯并不只是一个关注思想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同样留下了脚印。他在政治方面涉猎颇多，我只写一些我有些认知的方面。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福柯的学生时代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所构成的地平线。早年时期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很痴迷，但很快他就失望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就缺乏原创性与革命性。关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我也不多介绍，因为我并不是很了解，我在
此想表达的是我们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并强制性的使学生们接受是否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确实就是一个完全适合并且正确的理论吗？
除了马克思主义，福柯还认为“团体”不应当先于社会问题出现，更加深入的是政治权威也不应当先于各种理论框架出现。其实他的表达通俗点解释就是说，应该将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或者干脆政治权威应该独立的存在，而不是由于受到一些党派或者一些人的政治理论而存在。否则容易导致政治权威和党派借助一些理论和政策而追求自身利益。这样说其实也是有部分实践证明的，例如美国的政党发展至今早已有了部分变质，政客们通过演讲寻求支持并结成利益团体，然后提出议案，表面上是为解决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大部分目的都是为了自身及团体利益。
关于革命与改革，福柯一方面推崇那些具有真挚的使命感的政治行动，尊重任何独特性发起的反抗。一方面他同样也是存在疑虑的，“反抗究竟对不对？当那些被奉为烈士的人将会变成手握教杖的暴君？当我们预想到反抗最终会导致新的暴政时，我们如何能对其心怀敬意呢？”他自己所给出的判断的标准就是“不可忍受”，而不是通过政治或伦理体系，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资格做出评判。由此我想到关于我们国家所经历过的革命，但是我发现并不能给与一些确切的看法，首先关于革命的后果不好言说，其次就是关于革命真正客观理性的看法我都不能很好地了解，因为我所学到的历史和真正的事实存在差距，真实的看法也有很多被掩埋以致无法根据史实做出评断，导致这个结果的事实是否本就值得我们怀疑？
政治从来就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且讳莫如深的话题，跳出政治体制来看，真正的社会权威到底该如何确立，我也没有很好的看法。
接下来就是福柯关于疯癫和罪与罚的看法，福柯对于社会上的边缘和问题群体一直非常关注。关于疯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把疯人像动物一样带上锁链，关进疯人院。另一种是置于疗养院中。前者自不必说，后者福柯认为疯癫者在疗养院中受到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干扰，道德责任的压迫取代了肉体上的折磨。福柯并不是抵制用某种精神疗法使妄想症患者重回传统道德，他只是对社会不承认我们合乎常规的标准之外还存在其他有意义的做法而感到愤怒。这种不承认太狭隘，尽管疯癫者有时会带来恐惧，但是他坚持认为疯癫除了偏离正轨之外可能也具有某种意义。
关于疯癫更深层次的看法就是对于疯癫的治疗到底是真正科学的医学性质上的治疗呢，还是带有价值取向的具有道德权威的人为了主流价值观所进行的矫正呢？对于
此，我也同样心存疑虑，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如果剔除社会主流伦理的作用，许多问题其实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为什么所有的问题一定要用主流价值观来判断呢？是否能存在另一种不具有常规意义的判断方法呢？
对于罪与罚，福柯将这种边缘化进行了夸大，他指出我们社会上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组织已经成为了一种类似于监狱的现代控制场所，原来用于约束罪犯或者疯癫者的手段已经成为普遍范式。即通过各种训练将我们身上区别于主流价值观的棱角减掉，就像是一个疯癫者回归正常，一个罪犯接受法律规范，一个士兵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等等。被评判为不正常的恐惧时刻约束着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群岛”上。福柯关注着问题群体和边缘人士就是由于他们具有和主流社会相左的价值观，福柯致力于使造成群体边缘化的“错误”和主流社会的“真理”进行创造性的互动。倘若这种努力获得成功，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将会因为接受此前被拒斥为错误的事物而得到改造和丰富。
关于“监狱群岛”的说法确实挺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不可否认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该察觉到的是各种所谓的现代的评判工具还是存在某些漏洞的，否则边缘群体又从哪里来？而福柯为两者创造性互动所做出的努力应该说也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例如西方的很多国家就已经接受了原本被评判为异类的同性恋，直至现在很多边缘文化、亚文化已经有一些得到认同或者说至少拒绝了排斥。在我看来“监狱群岛”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对于不了解各种不同文化的受教育者来说，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思想成熟后接受了区别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观念的这部分群体，他们的权益得到合理的认同，这不得不说是社会的一大开放和进步。
除却我上述所提到的观点之外，福柯还有很多闪光的思想，例如关于系谱学、考古学、哲学思想和对社会性经验的思考。但是这些我仅仅看懂了一点皮毛，一知半解因此也不再此多加论述。
关于福柯，除了一些简单的生平事实之外，可以讲出多个不同版本的福柯。这也正是福柯一直想要的结果，从不拘泥于某一个固定的身份，他对于现代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了我们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对于我来说，任何能够跳出当前的社会的体制来反观社会的人，都是具有勇气与创造性的人，他们具有从“上帝视角”来看的大智慧。而福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闪着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