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没有明天的黄昏，不是前夜 戈尔巴乔夫的身后只有无边的黄昏，黄昏有多长，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就有多长。 没有明天的一代――不管是抛弃了明天，还是被明天抛弃了。 有多少双眼睛延长了那个黄昏？ 1991年12月25日的落日落下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那一面红旗，一片最后的落霞。 落下了，一次没有开始的结束。向往千年的“明天”过早失落了，到黄昏，再无人守候黎明。俄罗斯有暮色连着曙色的白夜，还要有回到昨天的明天。还有多少双眼睛在延长那个黄昏？ 戈尔巴乔夫是被黄昏淹没的第一个人，尽管他是在一个早晨，并且是为了一个开始，走上克里姆林宫那个命定的位置的。1985年3月11日凌晨，莫斯科郊外别墅还带着晓霜的花园小径，留下了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来来回回踱步的脚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对赖莎说。这句半是诀别半是期许的话，一旦从果戈理的人物中喊出，就在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托尔斯泰的列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梅斯金们的嘴边，一再重新响起。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他说出的不过是他们隔世的尾声。他原本是来结束俄罗斯生活的果戈理戏剧，却成了果戈理戏剧的最后一个人物，仿佛他不上场，果戈理的俄罗斯戏剧就不会落幕。结束了。 向谁谢幕？ 没有明天。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回忆，因为庆幸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早他辞世，尤其显得凄迷。他们不必像他那样，面对历史对他的失望和他对历史的失望了。或许，对于戈尔巴乔夫，只有不尽的黄昏能够隐藏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在他前面，赫鲁晓夫留下一个希望走了，即使孤寂地走进圣处女墓地的静谧中，也是一个永久的等待。安德罗波夫再留下一个希望走了，国葬的炮车、旗阵、战刀和礼炮过后，也是红场陵园安德罗波夫角的永久回望。 连萨哈罗夫院士也没有或者不愿走出那个黄昏。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又一个11月7日风雪的夜晚，萨哈罗夫年年孤独一人肃立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静静的雪地重叠了他和普希金铜像的身影。普希金几乎就是自由俄罗斯的一个召唤词。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将传诵我的名字，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子孙，是芬兰人，以及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美克人。但是铜像下的萨哈罗夫是一个沉默的回答。俄罗斯雪祭，映过十二月党人的绞刑架，映过向西流亡与向东流放的路，也把萨哈罗夫孤零零的身影映在自己的白色雪史中。 俄罗斯听到了萨哈罗夫氢弹的爆炸和他无声的愤怒。不过，无论是前期萨哈罗夫的政治物理学还是后期萨哈罗夫的物理政治学，都不属于“明天”。消失就消失在黄昏的朦胧里吧，何必不到黎明，消失在暧昧时辰的暧昧人影里。守着黄昏的萨哈罗夫可能是一个离戈尔巴乔夫最近的人。 在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前，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生活在果戈理背后的黑夜里，黑夜太长了，以致他有一双被嵌入黑夜的眼睛。眼睛，一双双望不破黑夜的星辰，落进了黑夜，加深了黑夜，甚至，嵌进黑夜――他的眼眶成了黑夜延展的新边界。 黑夜和地狱是一种颜色。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注定是生来重读《神曲》也重写《神曲》的。他们在俄语中找到了“但丁的语言”。他们俄语的Дант（但丁）就是Я（我），除了斯大林，大概没有第二个人不叹赏他们这一个世纪性的人称代词。“但丁的俄语”是他们的独白，对话，询问，引言，转述，插入语和应答的肯定词与否定词，尤其是突然映照他们一个个相同字词的千年互文。曼德尔施塔姆的《论词语的本质》引古米廖夫的《词语》为题辞，阿赫玛托娃的《关于但丁的演讲》又是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的尾注――他们的词语与词语互相碰响，擦亮，一个语言冷辉照人的“白银时代”，与雪同色。囚禁，流放，处决，他们的语言都拒绝再增加一个愤怒词，仇恨词，诅咒词。出于人的高贵和高尚，他们宁肯把地狱改写成炼狱，把苦难改写成受难，把牺牲改写成祭献，他们面对生命的毁灭是悲悼：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悲悼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悲悼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之后，他们银灿灿的词语，就是教堂的白银祭器，悲悼。 而且，欧洲所有的语言，都把他们“但丁的俄语”听成了某种文化的乡音。虽然遥远，但是欧洲没有断裂，俄罗斯也没有陆沉，但丁在，以Дант为第一人称的白银语言仅仅是暂时沦陷的文化遗民的语言。 把眼睛嵌在黑夜边上，如果有明天，那就是离第一线晨曦最近的地方了。1933年，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在曼德尔施塔姆面前吟诵《神曲・炼狱第30歌・贝雅特丽奇现身》，曼德尔施塔姆的回答是两眼泪水。1965年，莫斯科，只孑遗下阿赫玛托娃一个人了，她在但丁700周年诞辰纪念晚会上仍然憧憬贝雅特丽奇再临的日出。贝雅特丽奇出现在晨光与天使们“满手分送百合花”的花雨里，她的身姿使与青天一色的橄榄叶冠、白色面纱、绿色披风和火焰红长裙成为生命的图案：信仰，希望，挚爱。可惜，地狱过去了，炼狱也过去了，无人守候黎明，也没有贝雅特丽奇的降临日。谁还站立在全世界的面前？曼德尔施塔姆们早已把自己的眼睛嵌进黑夜，好像是为了不俯视今天嵌满天堂什么也不眺望的眼睛。 可能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黄昏后，远远弥漫到戈尔巴乔夫日暮。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站在门廊的台阶上，目送拉拉的雪橇远去。远方，从旷野开阔的雪地，雪橇飞驰过斜阳余晖的一刻，拉拉就是他的斜阳，更远，到峡谷那边雪原尽头蓝色的雪线，绛紫色落日沉下和雪橇一闪即逝的一瞬，拉拉就是他的落日。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渐渐黯淡成朦朦的暮色，像是拉拉迷茫的回眸，仿佛还近在眼前，却已经远在天际。日瓦戈对映在自己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他惆怅的目光也断在天边。Ла Ла！ 那个帕斯捷尔纳克的夏娃，像是几千年的最后怀念与最初的悼念，在一个末日还原了她创世的诱惑。在一个末世，曹雪芹从一个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代少女，在另一个末世，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代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个少女。拉拉！一个世纪的惊疑需要她的眼神。一个世纪的怨诉需要她的嘴唇。一个世纪苦痛的全部主题需要书写在她的脸上。最主要的，一代同龄少男的青春需要她16岁少女“大胆的体态”。她是同代男孩眼里的第一个女孩，而且，她一走进他们的视线也就永远遮住了其它的女孩。他们也用自己最高的天赋回报她的美丽：一个以使徒一样殉难的狂热，另一个以在铁与血后尚存的柔情，第三个以逃避或者抗拒乱世的审美的自赎。 拉拉的天性是要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的名称，但是，她和“革命”的安季波夫、“反革命”的加利乌林以及由彷徨在两者之间到挣扎在两者之外的日瓦戈，都为读懂书本上的词语耗竭了一生，直到被写进同一本历史书的同一行字：世纪梦的幻灭和美的毁灭，他们见证。 帕斯捷尔纳克的瓦雷金诺惜别也是瓦雷金诺期待。所以他把《日瓦戈医生》的尾声写成《战争与和平》尾声的续篇。不过，尽管1945年柏林凯旋的一代也像1812年巴黎凯旋的一代一样，来瞻望“明天”，毕竟20世纪50年代重复的19世纪20年代的“明天”，早已是“昨天”。其实帕斯捷尔纳克对托尔斯泰的重复叙述，也就是20世纪俄罗斯对19世纪俄罗斯的重复叙述。 没有明天的一代――不管是抛弃了明天，还是被明天抛弃了。也许等到第5代或者第7代的拉拉出现在一代少男地平线上的那一天，等到她用自己的词语重新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名称的那一天，才是明天？ 至少戈尔巴乔夫没有明天的黄昏，不是前夜。 2 21世纪的第一次日出，第一个眼神
比天外行星还要突然的撞击，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塔顷刻崩毁在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里。21世纪的第一个眼神。 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人投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眼神……熄灭得连太阳也来不及捕捉，因为死亡从来不转过身来。 2000年的第一个旭日，地球上的眼睛相视在同一个太阳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太阳，眼睛，眼睛，太阳，眼睛与眼睛连成一条日出的地平线，而所有语言的“太阳”，Sun,，Soleil，Солнце，印地语，阿拉伯语……碰响一个黎明。 一天24小时日出，可是什么都没有开始。回到1917年前的语言和秩序，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命名过的。 还是那个太阳，太阳下，还是那个地球轨道，还是那个人类，还是同一个主语，还是你们、我们和他们。明天，明天还是重复的昨天。 唯有太阳辉煌得看不见自己。阳光一亿年又一亿年地凋谢了，只有那么两缕偶然成了眼睛。只有两缕就够了。当太阳第一次在人的眼睛里反观自己的时候，是何等夺目。眼睛反观自己吗？人的眼睛看见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太阳的第一个眼神吗？ 至少，在阳光投下蝴蝶梦和鲲鹏逍遥的幻影之后，投下菩提树下的涅�幻影之后，投下奥林匹斯阿波罗家族的众神幻影之后，恐怕连太阳都在等19世纪莫奈们一代人憧憬与梦幻的眼神。 等来了莫奈的日出。因为有莫奈的眼睛，伦敦雾原来是橙色的。莫奈改变了阳光下世界的颜色，也在改变颜色的同时改变了阳光，甚至太阳。 同一种色温，在雷诺阿和高更的眼里，女性人体也就是一种阳光流艳的性感光谱或者色韵的音阶。那是阳光最华丽的部分，不可抗拒的，他们被吸引在光中并且随光浮沉：攀不上顶的高耸，没有底的沉落，触摸不到边的旷远，以及无岸的漂泊与无涯的漂流……他们自己也已经是一片光了。 而凡・高是那样孤寂，忧郁，在莫奈身边，莫奈的阳光却给他投下更浓更重的阴影。向南，再向南，非洲和赤道线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又已经铺展到戴拉克罗瓦的画面。凡・高甚至没有她。只剩下自身的裂变，自己焚烧自己了――这是天意，他自己就是太阳，就是浮世绘后最明艳的“日本”，他走过的道路就是近日的赤道。太阳的历程，凡・高沿途留下了他的日出，星夜，苹果花和向日葵……他最后的麦地也不到黄昏。麦地，依旧是麦芒与太阳的光芒一色，抗拒着暗云怒卷的天空，连暗云与麦地之间浓墨乱点的鸦群，也仿佛是太阳黑子的黑色火焰，直到烧尽自己。凡・高还有一片开放在表兄莫威墓地的桃花，花下，花影一样的，半是他的祭词也半是他的祝词：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曾有人死去。那是凡・高题写给19世纪的阳光铭文。在一座坟前，至少凡・高的太阳相信，坟墓埋葬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死亡死了。 是的，一个世纪绘画的眼睛，音乐的耳朵，文学的语言，连同哲学的头脑，都靠近太阳。好像为了正视生命的残缺与世界的残破，总算曾经有过一个浪漫的太阳世纪。 20世纪，我不曾和攻打冬宫的俄国士兵目光相遇。我只是在成长的语境中一次次远望他们的背影，以及他们前面，到民间去的民粹分子们的背影，更前面，那些在俄国找不到战场只好倒卧在巴黎街垒的罗亭们的背影，直到莫斯科小组赫尔岑、别林斯基们――而他们彻夜激辩后映着莫斯科河上第一线曙色的眼神，是19世纪的憧憬和梦幻。还有他们温情得让刽子手们寒栗的微笑，也同样闪烁着阳光。他们的眼神被斯大林的眼睛遮蔽。 红卫兵却一批又一批近距离逼视过我。我也迷惘地对视过他们革命狂乱的眼神，当代英雄的眼神。是当代英雄，尽管他们为了崇拜一种现代图腾而毁坏所有的文化符号，尽管他们因为重复一本书上的语言而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词语，尽管他们不过是在一个现实最高权力的庇护下假扮了种种历史的角色，总之，尽管出于一个人的意志，他们突然在一个晚上出现，又同样突然在一个早晨消失了，尽管这一切，毕竟，中国红卫兵狂乱的眼神逼视过一个时代。 革命和战争又是双生的。虽然在我的童年，四川用水也用山把炮火阻隔在远方，我要走过的也毕竟是一个留下最多坟冢、纪念碑和亡灵牌位的年代。谁也减少不了一个死亡符号。不过，我们来读墓志读碑铭读挽词，好像也没有比别人读风月读林泉甚至直接读粉黛，读出了更多的什么。 斯大林格勒玛玛耶夫高地上的无名将士纪念碑，守望着自己的名字。层层叠叠刻满了阵亡将士名字的纪念碑，因为数不尽的名字而无名。他们从叫出万物到叫出自己名字的俄语，沉寂在这里。千千万万的名字叫不响一个死亡。一个叫不应的名字，一双悲绝的眼神。 还有美国延伸到西太平洋的一排排凝固的雪浪。那是马尼拉湾的美军墓园，七万座白色大理石十字架，七万簇白色水仙花。七万簇永远开在岸上的白水仙，临水，照水，却再也回不到水，回不到自己。美学在死亡的外面，一簇簇映不出自己面影的白水仙，一双双悲绝的眼神。 还有南京大屠杀不瞑目的眼睛。 跨过世纪，晚到2005年，彼得・艾森曼设计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揭幕。从柏林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仿佛是渐渐陷落的地带，高高低低，挣扎出2711根铅灰色长方体碑柱。要墓碑来支撑什么？塌陷在继续，连土地，连天空，最后连柱石，只剩下他们悲绝的眼神望着还在下沉的一切。 世纪末的眼神迷乱了。并不是太阳衰变到被革命或者被战争击碎了，而是有多少个迷乱的眼神，太阳就被切割成多少碎片。一个残缺的生命也只配对应一个残破的世界。在一双双破裂成多瞳多影的眼睛里，处处是无序的分裂，变形，失衡，倒置与错位。当第二个人用“人死了”重复“上帝死了”，因为不能第二次死亡，于是第三个人便开始“终结”，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甚至物理学的终结……活着，好像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继续终结。一代人的眼睛，既失去了眼前的本体，不再“看什么”，又失去了眼后的主体，没有“谁在看”，只剩下迷茫的空空洞洞的眼神。 我也从我的胸膛同时听到那声纽约撞击的剧烈回响，而且有多少胸膛就有多少回响，回声不绝。有过恐龙灭绝的外星撞击，掩埋庞贝古城的地球板块撞击，广岛长崎废墟的原子裂变撞击，但是这是一次最直接的人体撞击，从纽约撞击，别斯兰撞击，马德里撞击，伦敦撞击，到沙姆沙依赫撞击，仿佛回声撞响回声，没有一声是余音。一场没有宣战也没有战场和战线的战争开始了，而且从此不分前线与后方、军人与平民、武器与工具，甚至最终不分战争与和平。 在纽约双塔沉陷的一角天空，嵌满了惊恐的眼睛。可是没有一双看见世界的第二个眼神，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人投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眼神。他们的目光熄灭得连太阳也来不及捕捉，因为死亡从来不转过身来。 那是怎样的最后一瞥？它看过我们，我们，却永远看不见它。像是电子与负电子或者质子与反质子偶然相遇的瞬间湮灭，他们的目光投出时已是一片灰烬。像是隐藏在阳光里的一个永久的秘密，像是某种旷世不明的暗物质。 太阳望着每一双眼睛。太阳寻找着第三个眼神，假如21世纪还有。 3 在同一个太阳下，欧洲 “-”法的历史与明天的“+”法 仍然是平衡、均势的帝国力学，需要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等式：51州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欧盟宪章的欧洲等式。 同风，同云，同雨，同海洋……同一个希腊文化母语和故乡，同，加法，甚至已经是乘法了。 还是那个太阳，还是太阳下历史编年的重复叙事。 从2000年《京都议定书》拒签，布什的英语说“不”，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是”不再是一个肯定词，到2003年出兵伊拉克，布什的英语说“是”，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不”也不再是一个否定词，或许帝国偏移了，一个由美国英语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时代已经开始。
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语和征服者恺撒的罗马拉丁语，都不曾有过这种话语霸权。 隔着大西洋，布什的英语重新叫响了戴高乐的法语。欧洲人的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戴高乐是第一个说出这句话而且几十次重说这句话的欧洲人。戴高乐的加法，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想象，也是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真实。 在欧洲，一个战争的世纪，既然是从塞尔维亚人的第一枪开始，也好像一定要等塞尔维亚人的最后几枪才结束。枪声零落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似乎仍然走不出“版图”、“国界”、“占领区”等等词语的边界。他们的政治数学也一直停留在初等的“－”法和“÷”法上。他们在用减法分割过奥匈帝国、用除法分裂过德国之后，又让南斯拉夫联盟在连续的减法中解体。 这是欧洲最后的减法？当欧洲就是世界的时候，他们尽可以在十年战争、七十年战争、一百年战争中减下去。现在，世界已经远在欧洲之外，再减就将减到零。 加法的欧洲。其实，莱茵河的水，阿尔卑斯山的雪，地中海岸的阳光，等等，从来不问什么加与减。况且哥白尼的太阳，牛顿的地球轨道，还有爱因斯坦不可分隔的时空，也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共同的珍惜、珍爱与珍重。甚至连欧洲精神的许多共名，诸如堂・吉诃德挽歌，浮士德梦想，哈姆莱特追问，以及改变了他们耳朵的贝多芬音乐和改变了他们眼睛的凡・高色彩，也都不曾完成一次文化的加法。 仍然是平衡、均势的帝国力学，需要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等式：51州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欧盟宪章的欧洲等式。 其实加法不过是减法的还原。也许像历史欧洲的减法从来减不尽一样，欧洲明天的加法也永远加不完。 法德的大陆轴心。 英国，海涛中的岛屿，好像离大西洋的美洲岸近，离大西洋的欧洲岸远。你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战时，丘吉尔不止一次对戴高乐说过。那自然是一种能够改变海洋的英国岛屿，也自然是一种需要大陆改变的英国距离。 还要加上乌拉尔山东麓与西麓的俄罗斯。大西洋的欧洲也从俄罗斯的太平洋岸，与北美大陆等距离相望。 俄罗斯又回到自己的双头鹰下，虽然它曾随尼古拉二世的皇冠坠地。从拜占庭灭亡的废墟上飞来的双头鹰，一头是拜占庭，一头是罗马。 回到彼得堡，拍岸的波罗的海依旧，守望的青铜骑士依旧。这是天意开启的一扇窗口，我们从这里�望欧洲。其实，岂止是窗，又岂止是望？即使是门户也远远不够了。俄罗斯需要有自己伸向大西洋的海岸线。彼得一世之所以敢冒险在瑞典大炮的射程内，在涅瓦河口的沼泽地，兴建帝国的新都，因为他的脚下必须有一个千帆待发的港和一座不容许攻陷的城。 彼得一世知道，由拜占庭到罗马不仅远隔着空间，更远隔着时间。他用漫游西欧的几千里路程走过了西欧的几百年岁月。1717年，巴黎索邦修道院，他在拥抱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半身铜像时大声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为了让他教会我怎样统治国土的另一半。一个著名的彼得一世减式。俄国的一半等于多少？彼得一世谦恭的俄国减法还原了黎塞留主教法国野心的加法。 对彼得一世的减法，先是拿破仑的法国，后来是希特勒的德国，都进行过同样没有结果的逆运算。如果说拿破仑在俄罗斯冰雪中的溃败完成了他在埃及骄阳下的远征，并且以放逐巴黎结束了他的巴黎凯旋，那么希特勒只不过漫画式重复了毁灭罢了。而从巴黎回师的路上，走回了1825年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起义的近卫军，从柏林回师的路上，又走回了1991年12月25日降下红场上最后一面红旗的一代。俄罗斯越过拜占庭走回罗马的路竟然是反向的。罗马还在远方。 太阳正年轻，加减重复的历史已经老了。 数学的逻辑不会停止，何况彼得一世并不仅仅追随普鲁士的步兵操典与巴黎芭蕾的脚尖。俄语，在拜占庭的基利尔希腊字母表之后，彼得一世敕令，希腊语的词语、拉丁语的词语直接成为俄语的词语。这是希腊拉丁化之后的斯拉夫化。 改变了俄语也就改变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从那时起，汹涌在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中的思潮，无须过渡，也随波在俄语中澎湃，哪怕在拉丁诸语中是早潮，到俄语已经是晚潮，哪怕晚了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经历了尼古拉一世监禁、流放、绞刑的三十年，在俄罗斯，恐怕也只有俄语的词语没有改变自己的词性和意义。 甚至不是隔岸潮声。1827年，赫尔岑和奥迦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发出了他们少年的“汉尼拔誓言”。1836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语的黑格尔和谢林，斯宾诺莎和笛卡儿，是俄罗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十九世纪30―40年代，在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小组的哲学、文学聚会上，每一个震响过巴黎的法语词语，又一次一次听到了震响莫斯科的俄语回声。那是一场场语言的狂欢。像巴纳耶夫回忆的那样，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边界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期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虽然莫斯科小组的“落日时分”也同样冥蒙，虽然人散了，人去了，但是那些带着几代人呼吸、心跳和体温的词语，在他们的别离之外，歧路之外，坟墓之外，甚至失败和背叛之外。 过去了一百年。即使布罗茨基流亡异域，也仍然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词语间，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故土。他走不出俄语的边界。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那永远抛出而不回收的宇宙舱。异乡，外太空般的绝对孤寂，一条不归路，并且永远没有到达，布罗茨基庆幸还有最后守住他的宇宙舱――母语舱。 波罗的海两岸相对，布罗茨基从彼得堡眺望斯德哥尔摩，又从斯德哥尔摩回望彼得堡。眺望与回望同一条波动在天海之间的水平线，布罗茨基的俄语与瑞典语对话，斯拉夫语与拉丁语对话。我们呼吸相同的空气，品尝同一种鱼，被同一场――有时被放射元素污染的――雨淋湿，在同一个大海里游泳，看惯了同一种针叶林。由于风向不同，或者我看到的云先已被你看过，或者你凝望的云已先飘过我眼前。同风，同云，同雨，同海洋，同样开阔的襟怀和视野，最重要的，同一个希腊文化母语和故乡，同，加法，甚至已经是乘法了。 在每一条地平线或者水平线上，既然是数学，为什么不演算下去，不继续求出法兰西的艺术狂想、德意志的哲学思辨、俄罗斯灵魂拷问的自审意识，以及西班牙的激情和意大利的风情――种种天资天禀的相加之和，相乘之积，直至完成托尔斯泰历史微积分学的某种方程？为什么不？ 假定这样，那么在年轻的太阳下，岁月还小，时间还小。 4 在同一个太阳下，同样写进《圣经》《古兰经》的词语与记忆 与希伯来文的加沙、约旦河、西奈山写进《圣经》也就永远写进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一样，阿拉伯文的穆罕默德耶路撒冷宵行，一个真主天启的新月之夜，写进《古兰经》也就永远写进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记忆。 在巴勒斯坦“人体的死亡装置”面前，我们从装置摇篮和童话到装置坟墓和陵园的一切装置……都已解体。 巴勒斯坦人的太阳，又一次撞碎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远寺的台阶上。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在清真寺门前站成人墙的穆斯林，台阶上台阶下的一汪汪血泊疑似他们太阳的碎片。 那么以色列人的太阳完整吗？至少，每天从以色列士兵枪口上升起的太阳，也往往缠着黑纱为自己的儿女送葬。他们的阳光照不干耶路撒冷犹太所罗门圣殿遗址“哭墙”上的泪痕。 在耶路撒冷，在清真远寺台阶与犹太圣殿哭墙之间，虽然近到容不下一条国界，却近到能够举枪射击的距离。
巴勒斯坦，法利赛人的家园之后，在希伯来语中是家园，在阿拉伯语中也是家园。而且，直到今天，巴勒斯坦人麦加朝觐穿越加沙的路和以色列人远望西奈山的视野，仍然重叠在这片土地上。 大概离天最近的地方也就是最深地陷落在苦难里的地方。来到这里，摩西叫出耶路撒冷，安宁之所，麦基洗德叫出耶路撒利姆，和平之城，与其说是一个祝词，不如说是一声千年的祈语。地球似乎并非从现在开始变小。既然在历史上，三种教义的一块圣地，用那么多十字架下的坟墓和新月下的坟墓都不能埋葬哪怕一分仇恨，那么到今天，一座都城的两个国家，又岂能分享完整的安宁与和平。三种宗教的无形板块，如此重合、挤压、碰撞和断裂在地中海东岸这片大沙漠边缘的袒露地带，远比有形的大陆漂移神秘。 这不过是无尽重复中的又一次重复。现代巴勒斯坦重复的死亡叙述，已经远比古代巴格达逃避死亡的一千零一夜叙述长。还要长过零一千夜，零二千夜？巴勒斯坦升起来的还是那个太阳，谁该流徙到另一个更加荒凉的星球上去？ 犹太民族终于走过了1938年，走过了奥斯威辛――现代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重写纪元前《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没有诞生第二个摩西。 没有摩西，还有上帝的选民吗？大迁徙的尽头是还乡。出西奈山，出加沙，出约旦河……出，即使是以色列人最早到达的地方，也从来是异乡，而流散的以色列人归来，他们往日的漂泊地又早已是他乡。既然头颅高高靠近上帝，也不能救赎脚下的苦难，既然天国辽远的边界，甚至抵偿不了国界守护的一隅平安，一个世世代代排列在通向神的台阶上的民族，现在，排列在通向生或者死的战壕里。而且，以色列人，既然在散居混居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一体性，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天聪的灵智与抗拒厄运的民族性格，当他们重新定居聚居的时候，如果不是无敌的，至少也是无惧的。到底是什么破灭了，毁灭了？第一次放弃希腊人性的瑰丽，还要第二次放弃希伯来神性的天慧？正是摩西选定犹太民族是神圣的，并决定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命运。犹太人不断强使自己增大本能性放弃，因此达到了――至少是在教义和戒律上达到了――古代其它民族甚至不曾接近的伦理高度。摩西神启的高度。但是，走不出自己，以色列人终究由摩西五卷书上的历史―文化空间退回伯利恒―耶路撒冷的地缘空间，不管是一个站立在《圣经》上的民族，选择倒在战场上，还是一个生在摩西语言里的民族，宁愿活在大炮、火箭和导弹的语言里。 以色列人停下来了，哪怕因为不堪的重负，他们停在哪里哪里的土地就塌陷，他们也停下来了。 可是再也找不到书写《出巴勒斯坦记》的地方了。巴勒斯坦人到哪里去？处处都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历史。依旧是部落游牧的继续，争夺狩猎地的继续。所谓新大陆，在被叫做一个欧洲姓氏America的瞬间就已经是旧大陆了。凡人类到达的都是旧大陆。即使是第一代欧洲的移民和非洲的奴隶，也不过是去复制第二个欧洲罢了。他们的New York（纽约）、New Jersy（新泽西）、New Orleans（新奥尔良）……对一些人是异域的故土，对另一些人是家园的乡愁。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没有第二个阳光、棕榈、地中海风和新月的巴勒斯坦，何况并没有为他们准备第八大陆。 巴勒斯坦人只剩下身体的盾牌。冷兵器的对决之后，文明用枪弹炮弹导弹把谋杀和死亡推向看不见的远方的距离，被巴勒斯坦的人体袭击还原回零。20世纪引爆核――21世纪接着引爆生命。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终于微笑着签字，他们彼此只保留可以摧毁地球十几次的热核装置数目就够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跨世纪谈判却似乎一直找不到人体炸弹装置的限额。曾经有过改变历史的英雄断头，落马，刀剑坠地，但是，巴勒斯坦人甚至决绝到不留下名字，面影，遗言，一句话，不留下任何人称的叙述给历史的虚构。生命不过是一个死亡装置。当自杀的残忍在对抗屠杀的残暴，残酷是没有主语的，而且，回答巴勒斯坦，残缺的世界连愤慨，连惋惜，甚至连那一声人间怎么还会有音乐的叹息，都已丧失。太阳正年轻，生命这么早就已经老了？ 装置。我们装置着世界，世界也同时装置了我们。在巴勒斯坦“人体的死亡装置”面前，我们从装置摇篮和童话到装置坟墓和陵园的一切装置，装置在史册在纪念碑，在刑场在战场，在经卷在金粉，在山在水在田园……都已解体。 好像杜尚也在等待，人体的死亡装置总算完成了从他开始的装置艺术的最后装置。在杜尚后的物与废物的世界，谁又能够区别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假如艺术依旧意味着解救或者解放，那么物与废物装置的艺术恰恰在于与非艺术装置的物与废物的混同：因为不到物与废物淹埋尽世界和人，这一装置与被装置的宿命就不会终止。 萨尔瓦多・达利也不得不为了逃离一种装置而进入另一种装置，例如进入他在默尔瑞斯饭店一套豪华客房的自我装置。壁炉架上，一个西班牙末代君王阿方塞十三世头像的铜面具，半侧面，斜睨着走过他面前的每一张隐藏在无形面具后面的脸。靠近镜子，两边，一具篦鹭骨架和一条响尾蛇骨架，与不时映在镜面的女性乳、腰、臀、腿的诱人曲线重叠。加上光、色、投影、变形的怪异，人们仿佛置身在种种梦幻般圆形、椭圆形的镜面前，镜像一样沉落在无底的深度中。动感，是一只迷人而又令人畏惧的套着口罩的美洲野猫，它不停地从一个房间窜游到另一个房间，一再打乱打断谈话的语序和逻辑，整个房间也好像随着它行星一样飘过远方的星座。来访者阿兰・鲍斯克特，一走进达利的房间就进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狂想。最可疑的是主人达利也客体化为一种符号，不管是装饰青铜面具、骨架、美洲猫和女性乳腰臀腿的符号，还是青铜面具、骨架、美洲猫和女性乳腰臀腿装饰的符号，尴尬是一样的。 其实，早有凡・高油画的空椅子，那是逃离装置的装置，缺席的现场或者在场的空位。就在父亲的书房，凡・高面对过父亲的遗体，四壁的书箱，和一把从此“虚位”的椅子。在狄更斯的书房，狄更斯小说的插图画家洛克・菲尔茨也曾面对过一把永远“缺席”的椅子。死亡的空位，空椅子――这世上有许多空椅子，将来还会更多……空，甚至没有一把留着不时的风、雨和喜欢在四周徘徊的季节。不过，既然椅子上坐下过多样的人生，而且坐得太久，椅子为什么不空掉他们（她们），为什么不自己望尽一个一个落日，并且靠在火炉旁，半垂下自己的白发拂掉远山的叠雪，开始第二种记忆，或者干脆空掉自己？ 有一把凡・高的空椅子就够了，世界很大，再也没有其它《两把空椅子》的位置。这是最真实的空白，因为时间从来不要座位。凡・高的空椅子，一边是死亡，另一边是童年和开始――只要还有童年和开始，那么，太阳还小，襁褓还小。 （本文节选自《汉语红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吴佳骏]
1 一个没有明天的黄昏，不是前夜 戈尔巴乔夫的身后只有无边的黄昏，黄昏有多长，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就有多长。 没有明天的一代――不管是抛弃了明天，还是被明天抛弃了。 有多少双眼睛延长了那个黄昏？ 1991年12月25日的落日落下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那一面红旗，一片最后的落霞。 落下了，一次没有开始的结束。向往千年的“明天”过早失落了，到黄昏，再无人守候黎明。俄罗斯有暮色连着曙色的白夜，还要有回到昨天的明天。还有多少双眼睛在延长那个黄昏？ 戈尔巴乔夫是被黄昏淹没的第一个人，尽管他是在一个早晨，并且是为了一个开始，走上克里姆林宫那个命定的位置的。1985年3月11日凌晨，莫斯科郊外别墅还带着晓霜的花园小径，留下了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来来回回踱步的脚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对赖莎说。这句半是诀别半是期许的话，一旦从果戈理的人物中喊出，就在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托尔斯泰的列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梅斯金们的嘴边，一再重新响起。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他说出的不过是他们隔世的尾声。他原本是来结束俄罗斯生活的果戈理戏剧，却成了果戈理戏剧的最后一个人物，仿佛他不上场，果戈理的俄罗斯戏剧就不会落幕。结束了。 向谁谢幕？ 没有明天。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回忆，因为庆幸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早他辞世，尤其显得凄迷。他们不必像他那样，面对历史对他的失望和他对历史的失望了。或许，对于戈尔巴乔夫，只有不尽的黄昏能够隐藏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在他前面，赫鲁晓夫留下一个希望走了，即使孤寂地走进圣处女墓地的静谧中，也是一个永久的等待。安德罗波夫再留下一个希望走了，国葬的炮车、旗阵、战刀和礼炮过后，也是红场陵园安德罗波夫角的永久回望。 连萨哈罗夫院士也没有或者不愿走出那个黄昏。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又一个11月7日风雪的夜晚，萨哈罗夫年年孤独一人肃立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静静的雪地重叠了他和普希金铜像的身影。普希金几乎就是自由俄罗斯的一个召唤词。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将传诵我的名字，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子孙，是芬兰人，以及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美克人。但是铜像下的萨哈罗夫是一个沉默的回答。俄罗斯雪祭，映过十二月党人的绞刑架，映过向西流亡与向东流放的路，也把萨哈罗夫孤零零的身影映在自己的白色雪史中。 俄罗斯听到了萨哈罗夫氢弹的爆炸和他无声的愤怒。不过，无论是前期萨哈罗夫的政治物理学还是后期萨哈罗夫的物理政治学，都不属于“明天”。消失就消失在黄昏的朦胧里吧，何必不到黎明，消失在暧昧时辰的暧昧人影里。守着黄昏的萨哈罗夫可能是一个离戈尔巴乔夫最近的人。 在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前，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生活在果戈理背后的黑夜里，黑夜太长了，以致他有一双被嵌入黑夜的眼睛。眼睛，一双双望不破黑夜的星辰，落进了黑夜，加深了黑夜，甚至，嵌进黑夜――他的眼眶成了黑夜延展的新边界。 黑夜和地狱是一种颜色。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注定是生来重读《神曲》也重写《神曲》的。他们在俄语中找到了“但丁的语言”。他们俄语的Дант（但丁）就是Я（我），除了斯大林，大概没有第二个人不叹赏他们这一个世纪性的人称代词。“但丁的俄语”是他们的独白，对话，询问，引言，转述，插入语和应答的肯定词与否定词，尤其是突然映照他们一个个相同字词的千年互文。曼德尔施塔姆的《论词语的本质》引古米廖夫的《词语》为题辞，阿赫玛托娃的《关于但丁的演讲》又是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的尾注――他们的词语与词语互相碰响，擦亮，一个语言冷辉照人的“白银时代”，与雪同色。囚禁，流放，处决，他们的语言都拒绝再增加一个愤怒词，仇恨词，诅咒词。出于人的高贵和高尚，他们宁肯把地狱改写成炼狱，把苦难改写成受难，把牺牲改写成祭献，他们面对生命的毁灭是悲悼：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悲悼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悲悼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之后，他们银灿灿的词语，就是教堂的白银祭器，悲悼。 而且，欧洲所有的语言，都把他们“但丁的俄语”听成了某种文化的乡音。虽然遥远，但是欧洲没有断裂，俄罗斯也没有陆沉，但丁在，以Дант为第一人称的白银语言仅仅是暂时沦陷的文化遗民的语言。 把眼睛嵌在黑夜边上，如果有明天，那就是离第一线晨曦最近的地方了。1933年，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在曼德尔施塔姆面前吟诵《神曲・炼狱第30歌・贝雅特丽奇现身》，曼德尔施塔姆的回答是两眼泪水。1965年，莫斯科，只孑遗下阿赫玛托娃一个人了，她在但丁700周年诞辰纪念晚会上仍然憧憬贝雅特丽奇再临的日出。贝雅特丽奇出现在晨光与天使们“满手分送百合花”的花雨里，她的身姿使与青天一色的橄榄叶冠、白色面纱、绿色披风和火焰红长裙成为生命的图案：信仰，希望，挚爱。可惜，地狱过去了，炼狱也过去了，无人守候黎明，也没有贝雅特丽奇的降临日。谁还站立在全世界的面前？曼德尔施塔姆们早已把自己的眼睛嵌进黑夜，好像是为了不俯视今天嵌满天堂什么也不眺望的眼睛。 可能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黄昏后，远远弥漫到戈尔巴乔夫日暮。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站在门廊的台阶上，目送拉拉的雪橇远去。远方，从旷野开阔的雪地，雪橇飞驰过斜阳余晖的一刻，拉拉就是他的斜阳，更远，到峡谷那边雪原尽头蓝色的雪线，绛紫色落日沉下和雪橇一闪即逝的一瞬，拉拉就是他的落日。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渐渐黯淡成朦朦的暮色，像是拉拉迷茫的回眸，仿佛还近在眼前，却已经远在天际。日瓦戈对映在自己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他惆怅的目光也断在天边。Ла Ла！ 那个帕斯捷尔纳克的夏娃，像是几千年的最后怀念与最初的悼念，在一个末日还原了她创世的诱惑。在一个末世，曹雪芹从一个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代少女，在另一个末世，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代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个少女。拉拉！一个世纪的惊疑需要她的眼神。一个世纪的怨诉需要她的嘴唇。一个世纪苦痛的全部主题需要书写在她的脸上。最主要的，一代同龄少男的青春需要她16岁少女“大胆的体态”。她是同代男孩眼里的第一个女孩，而且，她一走进他们的视线也就永远遮住了其它的女孩。他们也用自己最高的天赋回报她的美丽：一个以使徒一样殉难的狂热，另一个以在铁与血后尚存的柔情，第三个以逃避或者抗拒乱世的审美的自赎。 拉拉的天性是要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的名称，但是，她和“革命”的安季波夫、“反革命”的加利乌林以及由彷徨在两者之间到挣扎在两者之外的日瓦戈，都为读懂书本上的词语耗竭了一生，直到被写进同一本历史书的同一行字：世纪梦的幻灭和美的毁灭，他们见证。 帕斯捷尔纳克的瓦雷金诺惜别也是瓦雷金诺期待。所以他把《日瓦戈医生》的尾声写成《战争与和平》尾声的续篇。不过，尽管1945年柏林凯旋的一代也像1812年巴黎凯旋的一代一样，来瞻望“明天”，毕竟20世纪50年代重复的19世纪20年代的“明天”，早已是“昨天”。其实帕斯捷尔纳克对托尔斯泰的重复叙述，也就是20世纪俄罗斯对19世纪俄罗斯的重复叙述。 没有明天的一代――不管是抛弃了明天，还是被明天抛弃了。也许等到第5代或者第7代的拉拉出现在一代少男地平线上的那一天，等到她用自己的词语重新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名称的那一天，才是明天？ 至少戈尔巴乔夫没有明天的黄昏，不是前夜。 2 21世纪的第一次日出，第一个眼神
比天外行星还要突然的撞击，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塔顷刻崩毁在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里。21世纪的第一个眼神。 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人投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眼神……熄灭得连太阳也来不及捕捉，因为死亡从来不转过身来。 2000年的第一个旭日，地球上的眼睛相视在同一个太阳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太阳，眼睛，眼睛，太阳，眼睛与眼睛连成一条日出的地平线，而所有语言的“太阳”，Sun,，Soleil，Солнце，印地语，阿拉伯语……碰响一个黎明。 一天24小时日出，可是什么都没有开始。回到1917年前的语言和秩序，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命名过的。 还是那个太阳，太阳下，还是那个地球轨道，还是那个人类，还是同一个主语，还是你们、我们和他们。明天，明天还是重复的昨天。 唯有太阳辉煌得看不见自己。阳光一亿年又一亿年地凋谢了，只有那么两缕偶然成了眼睛。只有两缕就够了。当太阳第一次在人的眼睛里反观自己的时候，是何等夺目。眼睛反观自己吗？人的眼睛看见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太阳的第一个眼神吗？ 至少，在阳光投下蝴蝶梦和鲲鹏逍遥的幻影之后，投下菩提树下的涅�幻影之后，投下奥林匹斯阿波罗家族的众神幻影之后，恐怕连太阳都在等19世纪莫奈们一代人憧憬与梦幻的眼神。 等来了莫奈的日出。因为有莫奈的眼睛，伦敦雾原来是橙色的。莫奈改变了阳光下世界的颜色，也在改变颜色的同时改变了阳光，甚至太阳。 同一种色温，在雷诺阿和高更的眼里，女性人体也就是一种阳光流艳的性感光谱或者色韵的音阶。那是阳光最华丽的部分，不可抗拒的，他们被吸引在光中并且随光浮沉：攀不上顶的高耸，没有底的沉落，触摸不到边的旷远，以及无岸的漂泊与无涯的漂流……他们自己也已经是一片光了。 而凡・高是那样孤寂，忧郁，在莫奈身边，莫奈的阳光却给他投下更浓更重的阴影。向南，再向南，非洲和赤道线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又已经铺展到戴拉克罗瓦的画面。凡・高甚至没有她。只剩下自身的裂变，自己焚烧自己了――这是天意，他自己就是太阳，就是浮世绘后最明艳的“日本”，他走过的道路就是近日的赤道。太阳的历程，凡・高沿途留下了他的日出，星夜，苹果花和向日葵……他最后的麦地也不到黄昏。麦地，依旧是麦芒与太阳的光芒一色，抗拒着暗云怒卷的天空，连暗云与麦地之间浓墨乱点的鸦群，也仿佛是太阳黑子的黑色火焰，直到烧尽自己。凡・高还有一片开放在表兄莫威墓地的桃花，花下，花影一样的，半是他的祭词也半是他的祝词：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曾有人死去。那是凡・高题写给19世纪的阳光铭文。在一座坟前，至少凡・高的太阳相信，坟墓埋葬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死亡死了。 是的，一个世纪绘画的眼睛，音乐的耳朵，文学的语言，连同哲学的头脑，都靠近太阳。好像为了正视生命的残缺与世界的残破，总算曾经有过一个浪漫的太阳世纪。 20世纪，我不曾和攻打冬宫的俄国士兵目光相遇。我只是在成长的语境中一次次远望他们的背影，以及他们前面，到民间去的民粹分子们的背影，更前面，那些在俄国找不到战场只好倒卧在巴黎街垒的罗亭们的背影，直到莫斯科小组赫尔岑、别林斯基们――而他们彻夜激辩后映着莫斯科河上第一线曙色的眼神，是19世纪的憧憬和梦幻。还有他们温情得让刽子手们寒栗的微笑，也同样闪烁着阳光。他们的眼神被斯大林的眼睛遮蔽。 红卫兵却一批又一批近距离逼视过我。我也迷惘地对视过他们革命狂乱的眼神，当代英雄的眼神。是当代英雄，尽管他们为了崇拜一种现代图腾而毁坏所有的文化符号，尽管他们因为重复一本书上的语言而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词语，尽管他们不过是在一个现实最高权力的庇护下假扮了种种历史的角色，总之，尽管出于一个人的意志，他们突然在一个晚上出现，又同样突然在一个早晨消失了，尽管这一切，毕竟，中国红卫兵狂乱的眼神逼视过一个时代。 革命和战争又是双生的。虽然在我的童年，四川用水也用山把炮火阻隔在远方，我要走过的也毕竟是一个留下最多坟冢、纪念碑和亡灵牌位的年代。谁也减少不了一个死亡符号。不过，我们来读墓志读碑铭读挽词，好像也没有比别人读风月读林泉甚至直接读粉黛，读出了更多的什么。 斯大林格勒玛玛耶夫高地上的无名将士纪念碑，守望着自己的名字。层层叠叠刻满了阵亡将士名字的纪念碑，因为数不尽的名字而无名。他们从叫出万物到叫出自己名字的俄语，沉寂在这里。千千万万的名字叫不响一个死亡。一个叫不应的名字，一双悲绝的眼神。 还有美国延伸到西太平洋的一排排凝固的雪浪。那是马尼拉湾的美军墓园，七万座白色大理石十字架，七万簇白色水仙花。七万簇永远开在岸上的白水仙，临水，照水，却再也回不到水，回不到自己。美学在死亡的外面，一簇簇映不出自己面影的白水仙，一双双悲绝的眼神。 还有南京大屠杀不瞑目的眼睛。 跨过世纪，晚到2005年，彼得・艾森曼设计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揭幕。从柏林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仿佛是渐渐陷落的地带，高高低低，挣扎出2711根铅灰色长方体碑柱。要墓碑来支撑什么？塌陷在继续，连土地，连天空，最后连柱石，只剩下他们悲绝的眼神望着还在下沉的一切。 世纪末的眼神迷乱了。并不是太阳衰变到被革命或者被战争击碎了，而是有多少个迷乱的眼神，太阳就被切割成多少碎片。一个残缺的生命也只配对应一个残破的世界。在一双双破裂成多瞳多影的眼睛里，处处是无序的分裂，变形，失衡，倒置与错位。当第二个人用“人死了”重复“上帝死了”，因为不能第二次死亡，于是第三个人便开始“终结”，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甚至物理学的终结……活着，好像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继续终结。一代人的眼睛，既失去了眼前的本体，不再“看什么”，又失去了眼后的主体，没有“谁在看”，只剩下迷茫的空空洞洞的眼神。 我也从我的胸膛同时听到那声纽约撞击的剧烈回响，而且有多少胸膛就有多少回响，回声不绝。有过恐龙灭绝的外星撞击，掩埋庞贝古城的地球板块撞击，广岛长崎废墟的原子裂变撞击，但是这是一次最直接的人体撞击，从纽约撞击，别斯兰撞击，马德里撞击，伦敦撞击，到沙姆沙依赫撞击，仿佛回声撞响回声，没有一声是余音。一场没有宣战也没有战场和战线的战争开始了，而且从此不分前线与后方、军人与平民、武器与工具，甚至最终不分战争与和平。 在纽约双塔沉陷的一角天空，嵌满了惊恐的眼睛。可是没有一双看见世界的第二个眼神，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人投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眼神。他们的目光熄灭得连太阳也来不及捕捉，因为死亡从来不转过身来。 那是怎样的最后一瞥？它看过我们，我们，却永远看不见它。像是电子与负电子或者质子与反质子偶然相遇的瞬间湮灭，他们的目光投出时已是一片灰烬。像是隐藏在阳光里的一个永久的秘密，像是某种旷世不明的暗物质。 太阳望着每一双眼睛。太阳寻找着第三个眼神，假如21世纪还有。 3 在同一个太阳下，欧洲 “-”法的历史与明天的“+”法 仍然是平衡、均势的帝国力学，需要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等式：51州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欧盟宪章的欧洲等式。 同风，同云，同雨，同海洋……同一个希腊文化母语和故乡，同，加法，甚至已经是乘法了。 还是那个太阳，还是太阳下历史编年的重复叙事。 从2000年《京都议定书》拒签，布什的英语说“不”，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是”不再是一个肯定词，到2003年出兵伊拉克，布什的英语说“是”，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不”也不再是一个否定词，或许帝国偏移了，一个由美国英语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时代已经开始。
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语和征服者恺撒的罗马拉丁语，都不曾有过这种话语霸权。 隔着大西洋，布什的英语重新叫响了戴高乐的法语。欧洲人的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戴高乐是第一个说出这句话而且几十次重说这句话的欧洲人。戴高乐的加法，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想象，也是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真实。 在欧洲，一个战争的世纪，既然是从塞尔维亚人的第一枪开始，也好像一定要等塞尔维亚人的最后几枪才结束。枪声零落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似乎仍然走不出“版图”、“国界”、“占领区”等等词语的边界。他们的政治数学也一直停留在初等的“－”法和“÷”法上。他们在用减法分割过奥匈帝国、用除法分裂过德国之后，又让南斯拉夫联盟在连续的减法中解体。 这是欧洲最后的减法？当欧洲就是世界的时候，他们尽可以在十年战争、七十年战争、一百年战争中减下去。现在，世界已经远在欧洲之外，再减就将减到零。 加法的欧洲。其实，莱茵河的水，阿尔卑斯山的雪，地中海岸的阳光，等等，从来不问什么加与减。况且哥白尼的太阳，牛顿的地球轨道，还有爱因斯坦不可分隔的时空，也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共同的珍惜、珍爱与珍重。甚至连欧洲精神的许多共名，诸如堂・吉诃德挽歌，浮士德梦想，哈姆莱特追问，以及改变了他们耳朵的贝多芬音乐和改变了他们眼睛的凡・高色彩，也都不曾完成一次文化的加法。 仍然是平衡、均势的帝国力学，需要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等式：51州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欧盟宪章的欧洲等式。 其实加法不过是减法的还原。也许像历史欧洲的减法从来减不尽一样，欧洲明天的加法也永远加不完。 法德的大陆轴心。 英国，海涛中的岛屿，好像离大西洋的美洲岸近，离大西洋的欧洲岸远。你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战时，丘吉尔不止一次对戴高乐说过。那自然是一种能够改变海洋的英国岛屿，也自然是一种需要大陆改变的英国距离。 还要加上乌拉尔山东麓与西麓的俄罗斯。大西洋的欧洲也从俄罗斯的太平洋岸，与北美大陆等距离相望。 俄罗斯又回到自己的双头鹰下，虽然它曾随尼古拉二世的皇冠坠地。从拜占庭灭亡的废墟上飞来的双头鹰，一头是拜占庭，一头是罗马。 回到彼得堡，拍岸的波罗的海依旧，守望的青铜骑士依旧。这是天意开启的一扇窗口，我们从这里�望欧洲。其实，岂止是窗，又岂止是望？即使是门户也远远不够了。俄罗斯需要有自己伸向大西洋的海岸线。彼得一世之所以敢冒险在瑞典大炮的射程内，在涅瓦河口的沼泽地，兴建帝国的新都，因为他的脚下必须有一个千帆待发的港和一座不容许攻陷的城。 彼得一世知道，由拜占庭到罗马不仅远隔着空间，更远隔着时间。他用漫游西欧的几千里路程走过了西欧的几百年岁月。1717年，巴黎索邦修道院，他在拥抱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半身铜像时大声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为了让他教会我怎样统治国土的另一半。一个著名的彼得一世减式。俄国的一半等于多少？彼得一世谦恭的俄国减法还原了黎塞留主教法国野心的加法。 对彼得一世的减法，先是拿破仑的法国，后来是希特勒的德国，都进行过同样没有结果的逆运算。如果说拿破仑在俄罗斯冰雪中的溃败完成了他在埃及骄阳下的远征，并且以放逐巴黎结束了他的巴黎凯旋，那么希特勒只不过漫画式重复了毁灭罢了。而从巴黎回师的路上，走回了1825年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起义的近卫军，从柏林回师的路上，又走回了1991年12月25日降下红场上最后一面红旗的一代。俄罗斯越过拜占庭走回罗马的路竟然是反向的。罗马还在远方。 太阳正年轻，加减重复的历史已经老了。 数学的逻辑不会停止，何况彼得一世并不仅仅追随普鲁士的步兵操典与巴黎芭蕾的脚尖。俄语，在拜占庭的基利尔希腊字母表之后，彼得一世敕令，希腊语的词语、拉丁语的词语直接成为俄语的词语。这是希腊拉丁化之后的斯拉夫化。 改变了俄语也就改变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从那时起，汹涌在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中的思潮，无须过渡，也随波在俄语中澎湃，哪怕在拉丁诸语中是早潮，到俄语已经是晚潮，哪怕晚了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经历了尼古拉一世监禁、流放、绞刑的三十年，在俄罗斯，恐怕也只有俄语的词语没有改变自己的词性和意义。 甚至不是隔岸潮声。1827年，赫尔岑和奥迦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发出了他们少年的“汉尼拔誓言”。1836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语的黑格尔和谢林，斯宾诺莎和笛卡儿，是俄罗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十九世纪30―40年代，在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小组的哲学、文学聚会上，每一个震响过巴黎的法语词语，又一次一次听到了震响莫斯科的俄语回声。那是一场场语言的狂欢。像巴纳耶夫回忆的那样，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边界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期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虽然莫斯科小组的“落日时分”也同样冥蒙，虽然人散了，人去了，但是那些带着几代人呼吸、心跳和体温的词语，在他们的别离之外，歧路之外，坟墓之外，甚至失败和背叛之外。 过去了一百年。即使布罗茨基流亡异域，也仍然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词语间，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故土。他走不出俄语的边界。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那永远抛出而不回收的宇宙舱。异乡，外太空般的绝对孤寂，一条不归路，并且永远没有到达，布罗茨基庆幸还有最后守住他的宇宙舱――母语舱。 波罗的海两岸相对，布罗茨基从彼得堡眺望斯德哥尔摩，又从斯德哥尔摩回望彼得堡。眺望与回望同一条波动在天海之间的水平线，布罗茨基的俄语与瑞典语对话，斯拉夫语与拉丁语对话。我们呼吸相同的空气，品尝同一种鱼，被同一场――有时被放射元素污染的――雨淋湿，在同一个大海里游泳，看惯了同一种针叶林。由于风向不同，或者我看到的云先已被你看过，或者你凝望的云已先飘过我眼前。同风，同云，同雨，同海洋，同样开阔的襟怀和视野，最重要的，同一个希腊文化母语和故乡，同，加法，甚至已经是乘法了。 在每一条地平线或者水平线上，既然是数学，为什么不演算下去，不继续求出法兰西的艺术狂想、德意志的哲学思辨、俄罗斯灵魂拷问的自审意识，以及西班牙的激情和意大利的风情――种种天资天禀的相加之和，相乘之积，直至完成托尔斯泰历史微积分学的某种方程？为什么不？ 假定这样，那么在年轻的太阳下，岁月还小，时间还小。 4 在同一个太阳下，同样写进《圣经》《古兰经》的词语与记忆 与希伯来文的加沙、约旦河、西奈山写进《圣经》也就永远写进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一样，阿拉伯文的穆罕默德耶路撒冷宵行，一个真主天启的新月之夜，写进《古兰经》也就永远写进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记忆。 在巴勒斯坦“人体的死亡装置”面前，我们从装置摇篮和童话到装置坟墓和陵园的一切装置……都已解体。 巴勒斯坦人的太阳，又一次撞碎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远寺的台阶上。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在清真寺门前站成人墙的穆斯林，台阶上台阶下的一汪汪血泊疑似他们太阳的碎片。 那么以色列人的太阳完整吗？至少，每天从以色列士兵枪口上升起的太阳，也往往缠着黑纱为自己的儿女送葬。他们的阳光照不干耶路撒冷犹太所罗门圣殿遗址“哭墙”上的泪痕。 在耶路撒冷，在清真远寺台阶与犹太圣殿哭墙之间，虽然近到容不下一条国界，却近到能够举枪射击的距离。
巴勒斯坦，法利赛人的家园之后，在希伯来语中是家园，在阿拉伯语中也是家园。而且，直到今天，巴勒斯坦人麦加朝觐穿越加沙的路和以色列人远望西奈山的视野，仍然重叠在这片土地上。 大概离天最近的地方也就是最深地陷落在苦难里的地方。来到这里，摩西叫出耶路撒冷，安宁之所，麦基洗德叫出耶路撒利姆，和平之城，与其说是一个祝词，不如说是一声千年的祈语。地球似乎并非从现在开始变小。既然在历史上，三种教义的一块圣地，用那么多十字架下的坟墓和新月下的坟墓都不能埋葬哪怕一分仇恨，那么到今天，一座都城的两个国家，又岂能分享完整的安宁与和平。三种宗教的无形板块，如此重合、挤压、碰撞和断裂在地中海东岸这片大沙漠边缘的袒露地带，远比有形的大陆漂移神秘。 这不过是无尽重复中的又一次重复。现代巴勒斯坦重复的死亡叙述，已经远比古代巴格达逃避死亡的一千零一夜叙述长。还要长过零一千夜，零二千夜？巴勒斯坦升起来的还是那个太阳，谁该流徙到另一个更加荒凉的星球上去？ 犹太民族终于走过了1938年，走过了奥斯威辛――现代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重写纪元前《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没有诞生第二个摩西。 没有摩西，还有上帝的选民吗？大迁徙的尽头是还乡。出西奈山，出加沙，出约旦河……出，即使是以色列人最早到达的地方，也从来是异乡，而流散的以色列人归来，他们往日的漂泊地又早已是他乡。既然头颅高高靠近上帝，也不能救赎脚下的苦难，既然天国辽远的边界，甚至抵偿不了国界守护的一隅平安，一个世世代代排列在通向神的台阶上的民族，现在，排列在通向生或者死的战壕里。而且，以色列人，既然在散居混居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一体性，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天聪的灵智与抗拒厄运的民族性格，当他们重新定居聚居的时候，如果不是无敌的，至少也是无惧的。到底是什么破灭了，毁灭了？第一次放弃希腊人性的瑰丽，还要第二次放弃希伯来神性的天慧？正是摩西选定犹太民族是神圣的，并决定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命运。犹太人不断强使自己增大本能性放弃，因此达到了――至少是在教义和戒律上达到了――古代其它民族甚至不曾接近的伦理高度。摩西神启的高度。但是，走不出自己，以色列人终究由摩西五卷书上的历史―文化空间退回伯利恒―耶路撒冷的地缘空间，不管是一个站立在《圣经》上的民族，选择倒在战场上，还是一个生在摩西语言里的民族，宁愿活在大炮、火箭和导弹的语言里。 以色列人停下来了，哪怕因为不堪的重负，他们停在哪里哪里的土地就塌陷，他们也停下来了。 可是再也找不到书写《出巴勒斯坦记》的地方了。巴勒斯坦人到哪里去？处处都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历史。依旧是部落游牧的继续，争夺狩猎地的继续。所谓新大陆，在被叫做一个欧洲姓氏America的瞬间就已经是旧大陆了。凡人类到达的都是旧大陆。即使是第一代欧洲的移民和非洲的奴隶，也不过是去复制第二个欧洲罢了。他们的New York（纽约）、New Jersy（新泽西）、New Orleans（新奥尔良）……对一些人是异域的故土，对另一些人是家园的乡愁。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没有第二个阳光、棕榈、地中海风和新月的巴勒斯坦，何况并没有为他们准备第八大陆。 巴勒斯坦人只剩下身体的盾牌。冷兵器的对决之后，文明用枪弹炮弹导弹把谋杀和死亡推向看不见的远方的距离，被巴勒斯坦的人体袭击还原回零。20世纪引爆核――21世纪接着引爆生命。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终于微笑着签字，他们彼此只保留可以摧毁地球十几次的热核装置数目就够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跨世纪谈判却似乎一直找不到人体炸弹装置的限额。曾经有过改变历史的英雄断头，落马，刀剑坠地，但是，巴勒斯坦人甚至决绝到不留下名字，面影，遗言，一句话，不留下任何人称的叙述给历史的虚构。生命不过是一个死亡装置。当自杀的残忍在对抗屠杀的残暴，残酷是没有主语的，而且，回答巴勒斯坦，残缺的世界连愤慨，连惋惜，甚至连那一声人间怎么还会有音乐的叹息，都已丧失。太阳正年轻，生命这么早就已经老了？ 装置。我们装置着世界，世界也同时装置了我们。在巴勒斯坦“人体的死亡装置”面前，我们从装置摇篮和童话到装置坟墓和陵园的一切装置，装置在史册在纪念碑，在刑场在战场，在经卷在金粉，在山在水在田园……都已解体。 好像杜尚也在等待，人体的死亡装置总算完成了从他开始的装置艺术的最后装置。在杜尚后的物与废物的世界，谁又能够区别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假如艺术依旧意味着解救或者解放，那么物与废物装置的艺术恰恰在于与非艺术装置的物与废物的混同：因为不到物与废物淹埋尽世界和人，这一装置与被装置的宿命就不会终止。 萨尔瓦多・达利也不得不为了逃离一种装置而进入另一种装置，例如进入他在默尔瑞斯饭店一套豪华客房的自我装置。壁炉架上，一个西班牙末代君王阿方塞十三世头像的铜面具，半侧面，斜睨着走过他面前的每一张隐藏在无形面具后面的脸。靠近镜子，两边，一具篦鹭骨架和一条响尾蛇骨架，与不时映在镜面的女性乳、腰、臀、腿的诱人曲线重叠。加上光、色、投影、变形的怪异，人们仿佛置身在种种梦幻般圆形、椭圆形的镜面前，镜像一样沉落在无底的深度中。动感，是一只迷人而又令人畏惧的套着口罩的美洲野猫，它不停地从一个房间窜游到另一个房间，一再打乱打断谈话的语序和逻辑，整个房间也好像随着它行星一样飘过远方的星座。来访者阿兰・鲍斯克特，一走进达利的房间就进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狂想。最可疑的是主人达利也客体化为一种符号，不管是装饰青铜面具、骨架、美洲猫和女性乳腰臀腿的符号，还是青铜面具、骨架、美洲猫和女性乳腰臀腿装饰的符号，尴尬是一样的。 其实，早有凡・高油画的空椅子，那是逃离装置的装置，缺席的现场或者在场的空位。就在父亲的书房，凡・高面对过父亲的遗体，四壁的书箱，和一把从此“虚位”的椅子。在狄更斯的书房，狄更斯小说的插图画家洛克・菲尔茨也曾面对过一把永远“缺席”的椅子。死亡的空位，空椅子――这世上有许多空椅子，将来还会更多……空，甚至没有一把留着不时的风、雨和喜欢在四周徘徊的季节。不过，既然椅子上坐下过多样的人生，而且坐得太久，椅子为什么不空掉他们（她们），为什么不自己望尽一个一个落日，并且靠在火炉旁，半垂下自己的白发拂掉远山的叠雪，开始第二种记忆，或者干脆空掉自己？ 有一把凡・高的空椅子就够了，世界很大，再也没有其它《两把空椅子》的位置。这是最真实的空白，因为时间从来不要座位。凡・高的空椅子，一边是死亡，另一边是童年和开始――只要还有童年和开始，那么，太阳还小，襁褓还小。 （本文节选自《汉语红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