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毛泽东《寻乌调查》：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 从今天开始新闻频道将推出七一特别节目：重返寻乌调查 习近平同志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当我们穿越历史，回望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优良传统，发现江西省的寻乌县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85年前，也就是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做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并且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5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追寻，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调查？在寻乌老城区的马蹄岗，有一处不同寻常的建筑——寻乌调查纪念馆。85年前，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连续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市。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地的党史工作者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胡日旺：1930年的4月10号，红四军打下信丰城以后，不明白农村的地主和城市中的资本家的分别，把信丰县城的十几家商号全部没收掉了，但是你这么一没收呢，城市的贫民买不到东西，带来不便，引起了城市贫民群众的不满。
这一次经历，让毛泽东开始反思，后来他在《寻乌调查》中
写道，“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即是非错不可的。”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胡日旺：应该用什么的政策来指导规范红四军，如何正确处理细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之间的区别。既有利革命的发展壮大，又不至于引起一般贫民群众的不满，所以他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有关城市商业状况的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之地，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在毛泽东看来，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于是，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 在当时的寻乌，盐是第一大宗生意，城里共有五家盐店。在北京，记者寻访到了其中一家“万丰兴”盐店店主的后人。
85年后的今天，万丰兴盐店早已不复存在，但一些信息仍然可以从《寻乌调查》得到佐证，“开潮盐行的……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
《寻乌调查》对于寻乌城里的主要商品货物是如何往来流通的，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在距离寻乌县城100多公里的江西瑞金，记者寻访到了一张80多年前的路条。
瑞金商人胡道金的曾孙胡家华告诉我们，路条上提到的胡道金是他的曾祖父，瑞金一个卖豆子的小商贩，80多年前，胡道金每个月都要挑着豆子到寻乌附近出售，再买其他商品回去，这张路条就是当时的通行证。
路条上的信息，同样可以在《寻乌调查》中得到验证：“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卢洁：如果你看一下寻乌调查报告，就会看到，他细到妇女的首饰，这个当时的这个布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个洋货当时渔场的洋货是个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列出了130种。毛泽东的调查是从详细的科学的占有材料开始，拼上自己的精力把一个地方搞透彻，把一个麻雀要解剖开，要了解到底。这个就是毛泽东调查他的科学严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到寻乌调查，（毛泽东）开始重点了解商业问题，以后遇到根据地的建设，你怎么样领导这些县城，怎么执行工商业的政策啊，都要通过调查。所以后来好多政策的提出都跟这个调查很有关系，打下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寻乌调查还详细调查了当时寻乌的阶级、土地状况。潘明徵是《寻乌调查》记载的全县头号大地主。我们在他后人的带领下找到了这一处保存完好的潘氏祖屋，它也是潘明徵大儿子潘奕仁的住处。据潘家后人介绍，潘明徵当年给四个儿子都建了这样的住宅。
潘明徵第五代孙 潘昌林：他（潘明徵）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是寻乌地主的首领，是寻乌最大的地主。寻乌调查里面表述了他的田地房产全部加起来是30万金。租一年的田是一万金。
专家告诉我们，寻乌调查通过分析旧有土地关系，了解到了各阶级和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力量对比，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革命到底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谢春涛：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直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土地问题。比如说富农，对富农的政策，那就是当年一个很突出、很尖锐的问题。富农的土地肯定是多的，富农力量也是强的，怎么能够在不太损害富农利益，或者说少损害富农利益，也能争取富农对革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确定土地政策，力争得到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支持，这就是他寻乌调查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做寻乌调查11年后，已经来到延安的毛泽东这样回顾，“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谢春涛：毛泽东的调查做的很多，最成功的、最值得称道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寻乌调查。无论从革命指导的意义上，还是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这都是一个范本，是一个范例。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罗平汉：民主革命时期毛
泽东调查研究做得多好啊，所以革命成功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想做调查研究，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调查研究显得远远不如民主革命时候那么深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难免在执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1958年前后的事情，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主观主义，也违背了他自己讲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厅，我们见到了一件珍贵的石印本，它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的另一篇著作《调查工作》，后来改了一个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没有寻乌调查，很难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是他认识的一个升华，一个飞跃，因为在这个5000多字的文章中，它去说毛泽东思想后来我们一直决议所说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么明确的思想，在此前都没有。这个《反对本本主义》才第一次明确了这个。
寻乌调查八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从这一场伟大的调查中汲取精神营养。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谈到了寻乌调查。他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
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卢洁：他（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了解中国的国情开始。今天我们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然是要走这样一条唯实的道路。
8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那么，当年的寻乌调查到底是如何展开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寻乌提出这样的论断呢？明天请您继续关注《重返寻乌调查》。（央视网）
第一集：毛泽东《寻乌调查》：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 从今天开始新闻频道将推出七一特别节目：重返寻乌调查 习近平同志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当我们穿越历史，回望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优良传统，发现江西省的寻乌县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85年前，也就是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做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并且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5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追寻，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调查？在寻乌老城区的马蹄岗，有一处不同寻常的建筑——寻乌调查纪念馆。85年前，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连续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市。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地的党史工作者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胡日旺：1930年的4月10号，红四军打下信丰城以后，不明白农村的地主和城市中的资本家的分别，把信丰县城的十几家商号全部没收掉了，但是你这么一没收呢，城市的贫民买不到东西，带来不便，引起了城市贫民群众的不满。
这一次经历，让毛泽东开始反思，后来他在《寻乌调查》中
写道，“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即是非错不可的。”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胡日旺：应该用什么的政策来指导规范红四军，如何正确处理细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之间的区别。既有利革命的发展壮大，又不至于引起一般贫民群众的不满，所以他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有关城市商业状况的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之地，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在毛泽东看来，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于是，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 在当时的寻乌，盐是第一大宗生意，城里共有五家盐店。在北京，记者寻访到了其中一家“万丰兴”盐店店主的后人。
85年后的今天，万丰兴盐店早已不复存在，但一些信息仍然可以从《寻乌调查》得到佐证，“开潮盐行的……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
《寻乌调查》对于寻乌城里的主要商品货物是如何往来流通的，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在距离寻乌县城100多公里的江西瑞金，记者寻访到了一张80多年前的路条。
瑞金商人胡道金的曾孙胡家华告诉我们，路条上提到的胡道金是他的曾祖父，瑞金一个卖豆子的小商贩，80多年前，胡道金每个月都要挑着豆子到寻乌附近出售，再买其他商品回去，这张路条就是当时的通行证。
路条上的信息，同样可以在《寻乌调查》中得到验证：“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卢洁：如果你看一下寻乌调查报告，就会看到，他细到妇女的首饰，这个当时的这个布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个洋货当时渔场的洋货是个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列出了130种。毛泽东的调查是从详细的科学的占有材料开始，拼上自己的精力把一个地方搞透彻，把一个麻雀要解剖开，要了解到底。这个就是毛泽东调查他的科学严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到寻乌调查，（毛泽东）开始重点了解商业问题，以后遇到根据地的建设，你怎么样领导这些县城，怎么执行工商业的政策啊，都要通过调查。所以后来好多政策的提出都跟这个调查很有关系，打下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寻乌调查还详细调查了当时寻乌的阶级、土地状况。潘明徵是《寻乌调查》记载的全县头号大地主。我们在他后人的带领下找到了这一处保存完好的潘氏祖屋，它也是潘明徵大儿子潘奕仁的住处。据潘家后人介绍，潘明徵当年给四个儿子都建了这样的住宅。
潘明徵第五代孙 潘昌林：他（潘明徵）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是寻乌地主的首领，是寻乌最大的地主。寻乌调查里面表述了他的田地房产全部加起来是30万金。租一年的田是一万金。
专家告诉我们，寻乌调查通过分析旧有土地关系，了解到了各阶级和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力量对比，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革命到底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谢春涛：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直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土地问题。比如说富农，对富农的政策，那就是当年一个很突出、很尖锐的问题。富农的土地肯定是多的，富农力量也是强的，怎么能够在不太损害富农利益，或者说少损害富农利益，也能争取富农对革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确定土地政策，力争得到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支持，这就是他寻乌调查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做寻乌调查11年后，已经来到延安的毛泽东这样回顾，“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谢春涛：毛泽东的调查做的很多，最成功的、最值得称道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寻乌调查。无论从革命指导的意义上，还是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这都是一个范本，是一个范例。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罗平汉：民主革命时期毛
泽东调查研究做得多好啊，所以革命成功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想做调查研究，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调查研究显得远远不如民主革命时候那么深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难免在执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1958年前后的事情，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主观主义，也违背了他自己讲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厅，我们见到了一件珍贵的石印本，它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的另一篇著作《调查工作》，后来改了一个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没有寻乌调查，很难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是他认识的一个升华，一个飞跃，因为在这个5000多字的文章中，它去说毛泽东思想后来我们一直决议所说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么明确的思想，在此前都没有。这个《反对本本主义》才第一次明确了这个。
寻乌调查八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从这一场伟大的调查中汲取精神营养。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谈到了寻乌调查。他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
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卢洁：他（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了解中国的国情开始。今天我们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然是要走这样一条唯实的道路。
8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那么，当年的寻乌调查到底是如何展开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寻乌提出这样的论断呢？明天请您继续关注《重返寻乌调查》。（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