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党建部分，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建设是全党工作的落脚点。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党的建设这一部分时，用了一个排比：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我党党建的新目标。把自己的体会，和大家作一个交流以期共同思考，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党建科学化这个问题呢？从四个方面
一、总体上如何理解十八大的党建部分
十八大报告共十二部分，专门讲党建的部分压轴，比较突出，报告在谈到别的问题时，都涉及了党建的内容。这是因为党建是整个体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总是说改革到了深水区，讲的不是一个问题的量的问题。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而且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最后又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党的问题，党的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达成，党的问题解决的好，我们的目标就有光明前途。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从2000年－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7国中的6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问题没见少，反而向多发和激烈化的方向
演化。中共在得到赞扬和尊重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诟病，怎么理解？世界上，有的政党确实由于经济没搞好出了问题。比如前苏联。经济连着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光把总量搞上去没用，老百姓没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日子过的越来越差，天天听你说社会主义好，但在实际中一比，总觉得不如人家，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觉得把权力委托给你他是有眼光的。一个政党不能失去公信力，苏联的失败就是失去了公信力，没人信，苏共失败不在于他垮台那一瞬间的惊心动魄，而在于垮台时普通民众和大多数党员的无动于衷，你垮不垮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垮台后我也许会换一种生活，这种心态很要命，这是经济没搞好的。
经济搞得好的。比如利比亚，大家都看到了卡扎菲的惨状。利比亚是什么情况，人均已经12000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按世行的标准这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怎么样？几个月时间，有人说有反政府力量，它的反政府军连军装都没有，穿的花里胡哨，不信边正规军都打不过，那是因为是自己的支撑没有了。
我们一说长期执政总爱举前苏联的例子，74年，可惜不争气垮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53年。新加坡和我们相象，人长的也象，没法不象，李光耀，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很多方面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第一，长期执政，连续执政53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亚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光2010年，经济增长就高达14.5%，基数已经够大的了，居然还是两位数的增长，创40年历史之新高，但是去年5月大选史无前例的丢了6个
席位，只获得87席中的81席，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从来的87席都不是一个党的，它有一个反对党，丢了几个席位算什么，过去也丢过，但是过去反对党的席位是人民行动党恩赐的，你看这个政党真的是有强烈危机意识，弹丸之国，一旦决策失误，连国家都没了，边上几个大国虎视眈眈的看着，万一决策失误把国家弄没了可了不得，一党执政没有反对的声音万一决策错了怎么办，所以它给反对党几个恩赐的席位，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反对党硬碰硬地凭实力夺走的，但有人说这有什么，87个席位，丢了6个，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还占着90%的席位呢，想干什么 干什么有什么呀，好象微不足道，但是你看得票数，惊出一身冷汗，从过去66－67%，空前地跌到了60%多一点，就是说近40%的票投到了反对党那去了，大家想想，40%的人反对你，这是什么感觉，危机呀，怎么不叫危机，怎么不叫挑战，考验。幸亏他的选举制度有利于执政党，否则一个议会里有40%不是你的人，你怎么干活，话说回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错了什么？什么也没做错，做的挺好的，那为什么还丢票呢，一句话，就是看烦了，老你一个党执政，我视觉疲劳，能不能让别的党也干一下。光一个视觉疲劳，就能让你丢40%的选票，那我们的党呢，可能不光是视觉疲劳吧，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情况我们的优势，但我们有不如人的地方，比如党建，党群联系，人家是制度型的，不是靠觉悟，不是靠号召下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联系选民是真的不选你，上至总理，部长，省部级干部，我们见一面容易吗？可是对于一个自下而上选出来的，你就得深入群众知道他们的疾苦，问寒问暖，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比如一周至少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听听他们的诉求，即使没有什么诉求，也要听听他们发一发牢骚。你说我工作忙，我有点懒得去，那你忙去吧，你懒去吧，下次也不会有人投你票，很自然的联系。不用上级督促，我们缺乏，这是我们的软肋。
所以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多么重要，好在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把党建放在了及其重要的位置，还不断思考，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其中提出党建科学化，这样重大的命题，也是重要的成果，这次十八大报告把党建科学化明确写入报告中，确实有深刻的含义，这是我们对周边环境思考的结果，这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总结的结果，这是我们党直面问题的结果，这是我们对党建的重要性思考的结果。
二、如何把握十八大关于党建部分
报告中关于党建的内容交叉，单独不好讲，要讲清这个问题，有一条线最重要，在论述党建的内容中贯穿了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就是把党建放到科学发展观这样的概念中去思考。科学发展观不光讲的是经济，也不是光讲生态，也甚至不是光讲社会和政治，很重要一点是讲党自身，党自身也要讲科学发展，那就要落到什么是科学上，要弄明白党建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党建科学化的涵义：既然党建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落脚点讲的是讲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但主题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工但用党的建设科学化来统整个工程，科学在整个理解中应是核心地位。科学到底什么涵义。物理是科学，化学是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组成及其规律的科学，物理是研究物质结构、物
质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那什么叫党的建设的科学化，那就是把党的建设提升到规律上来考虑，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把握党的活动的规律，执政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过去做的不够的，总是过多强调说我们跟别的政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哪个政党能和我们比呀，我们不屑和别的政党相比，甚至觉得和别的政党比较都侮辱了自己 ，那哪来的共同东西呀，可是现在发现确实我们和别的其它政党有共同遵循的东西，如果说在革命时期这一点表现的还不明显，还不足以比较的话，那么执政党现在就显得很越来越重要。比如革命时，政党有什么共同性一开始的原生态的政党都是以议会为基础搞自己活动，要掌权，就要在议会中争取选票，扩大影响，和老百姓联系，中国不行，搞议会选举，想在议会中多几张选票，一旦势力大了，那马上收拾你，比如暗杀廖仲恺。议会选举不行，好，搞武装斗争。那和搞武装斗争的党总有可借鉴的地方吧，最后发现同样没有，比如苏联，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我们也跟着学，学不了，碰得头破血流，欧洲是这样它的中心城市是这样发展的，它是一块一块的封建领地，封建领地里是一种等级关系，商业资本不能在封建领地内部攻破，所以在领地和领地之间，它在外部游动，搞贸易，一步步的贸易形成了集市贸易，后来又形成了城市，城市是什么呢，是封建贵族势力最薄弱的地方，是新兴资产阶级兴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搞暴动有基础，而中国的城市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搞暴动，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最后终于明白中国武装斗争要搞农村包围城市，所以看革命政
党的极强的特殊性很大，一旦执政可比较的东西多起来了，谁不想长期执政？谁不想执好政，权力到手，谁不想权力用得好一些，用好了权，老百姓得了实惠，一看不错，下次还支持它，资产阶级政党我们讲它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它一开始确实是赤裸裸地维持这个阶级的利益来着，可是大家也清楚原始的资本主义一路走过来，它如果还是象一开始那样，它早就腐朽快烂没了，可是现在它还在，难道现在它一上台就不想好好统治吗，都想拉拢老百姓，都想好好用权，那这个经验就是可以分享的，想用这个政权最大化的服务于国民，怎样最大化，那这个党就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好自己的架构，要相自己的政党发展壮大，尽力让自己的党壮大起来，想方设法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这个党里来，哪个党不是这么干的？共产党这样，资产阶级吸收的都是流氓吗。全都不能干的，可能吗？掌了权，替老百姓干事，获得认同，权力对我们 有腐蚀的作用，这是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权力是组合集合的权力，集合的权力都大于个人的权力，一旦掌握了权力都放大了你个人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怎么防止你干坏事而干好事呢，那就要约束权力。无论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都得约束，那这个约束的措施就是可以借鉴的，当你不是执政党的时候，或许特殊性会多一些，当你当了执政党后，共性的东西就多了，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一规律认识不清，之所以提出党建科学化，就是认识到了这个规律的重要性性。政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政党是人组织起来的就是主观的，中共的成立为什么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的经济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
和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到了时候，你不成立党别人也会组织。政党在有的国家威信很高，有的则不行，
政党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规律。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对政治的理解，原本意义，人是社会动物，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但是一种社会动物要过群居生活，这社会就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公共权力，政治的本意，所谓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很多，其实就两种理解。一种叫神权政治，一种叫民主政治。两个理解的端点。政党是搞政治的，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为什么民主政治必然产生政党，民主政治主张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力，怎么到最后变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人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交由一个公共机关来掌握，这个公共机关掌握的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是这么来的，有一种互动，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主权在民，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互动。民主政治讲的就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神权政治没有，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绝对服从，管的对不对，那不是你们的事，那是我和上帝，和上天之间的事，我君权神授，不用你们管，你们只管老老实实的听话服从，它是单向的，民主政治是双向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就肯定产生政党吗，也不尽然，一开始是一种直接的互动，民主就是大家做主。一个小社会怎么管理，大家直接决定就是了，这种直接做主的形式叫直接民主，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没有政党生存的空间，但是这种
直接民主有很难的操作性。一个社会太大，十三亿人招到一块都没这么大的地儿，没有操作性，很多专家都论证过这种直接民主的难以操作性，是经典的一种论述还是用人数来体现。比如一个城市2万人，可以做一些限制。历史上做了三次大的限制，三刀，先切掉儿童，儿童没处理能力，儿童在妈妈怀里，累了伸着手打了哈欠，你说这算同意还是不同意呀。需要监护的。二刀，妇女，当时的理念是：妇女还算人吗，妇女算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三刀，没钱的人，没钱的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在这城里有一幢房子，我在银行里有一笔存款，我就肯定会关注这个城市的建设，市政啊，供暖啊，银行的安全啊。我房无一间，兜里没有一分钱，我什么也不会关心。三刀砍下来，2万人剩200人，一个人讲10分钟，200人2000分钟，意味着30多个小时，不吃不睡，一件事情，决定不下来。一人发言1分钟，200人也要200分钟。没法操作，这种民主就寿终正寝，这正是古希腊城邦制民主消亡的主，要原因，人类民主产生不起源于英国法国，而是出现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城邦制民主，城里实行民主，贵族制民主，少数人民主的，伯里克里民主。民主是好东西，把人放在首位，这种民主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我有权，并不等于我直接行使权力，我可以把我的权力交给代表我的代表，我一百人选一个代表，我十三亿人，先选乡镇代表，县代表，市代表，省代表，中央代表。解决了，五级代表，因此 间接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由于是通过代表来行使民主，叫代表制民主，通常翻成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说得很准确，因为
它既代表又议事决事。过去一看“议”字就不舒服，议不就是议会吗，代议制民主不就是西方民主吗，西方民主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吗，然后把精华和糟粕都扔掉了。使民主变得可操作的一种重大发现。但也使民主变得复杂，不是要组织吗？谁来组织？
这么多民众，谁来组织是个问题。政治中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民众一个是公共权力，让这两个要素自己来组织行吗，发现不行，民众是一个概念，一个个独立的人，个人组成的群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一盘散沙。
再看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来组织，可以下命令，强制。但让它操纵一切，包括下一届公共权力交给谁。就麻烦了。比如我们今天选一下市长，我游说，当什么市长，累的要死，操心，风险还大，你们都别当了，这样吧，还是选我吧，我替你们操心得了，当上了。过几年还得选，公选，这是严肃的事，要体现高度负责。怎么选，这样，一，我发选票，现在就填写，为了体现认真。我到了谁跟前，谁就填写选票，为了负责，填完你再签上你的名字。好嘛，本来没想选你，可是你在这儿看着，不好意思啊，抹不开呀，最后谁当选，还是我，闹半天操作来操作去，权力我在控制，我是为大家服务吗，不是，我是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所以，你让民众是去操作，操作性很难，你让公共权力去操作，公权私用。这就掉到一种困境中，但人类也是在困境中有所创造，不断发现新的办法， 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空白。政党就是民众,是民众自愿的组织的。政党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使民众组织化。政党克服了民众的弱点，一盘散沙，它把民众组
织起来。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不要说，我只要成立了政党，这个公共权力肯定是我的，那我今天成立个民主党,他明天又成立个共和党,后天又有几个人成立个共产党，那公共权力都是他们的？不是，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是政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控制公共权力，政党左连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了。所以，什么是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这种互动是通过政党来连接的，正因如此，民主政治几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政党政治。
这说明什么呢，这里就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政党必须居于公共权力和民众之间，它起的是一种连接的作用，接的好，就长期执政，接的不好，就下台，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政党政治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特殊性，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两者之间，恰恰相反，一开始发现政党这种形式可以组织民众，那何不先组织政党，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国家，它是倒过来的思维，一实践，它成功了，但是，你的作用是联系民众，和公共权力做对抗，做对抗时是革命党，当然这个公共权力是所谓的公共权力，表面上看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实际是反动阶级统治。我们当时的侧重点是对抗，但是对抗完了之后，人民又成了权力的主人，要当家作主，政党就又回到了民众和公共权力的联系者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这个问题不是异常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吗？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不理会，以为革命党的状态是一种常态，老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要么代替，要么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要么和公共权力分不清，一方面掌权，一方面被公共权力所腐蚀，要么一屁
股坐在老百姓一边，想办法领着老百姓琢磨着收拾公共权力。在这方面过于简单化。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是一句空的概念，它是有所指的，而这个指里最重要的涵义就是按政党的规律办事，接政党的活动规律办事，只有这样，党才能变的科学，否则就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值得思考。我党有特殊性，我们不象西方政党那样先有个民主政治，然后需要一个政党来起接作用。政党天然就起这种作用，我党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以前总觉得公共权力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有阶级性的，你得看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腐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会腐败，真的不会腐败吗，我们自诩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可是不是，因为不是锈钢，总是在自己这里打圈圈，这种思维，其实权力本身就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要双管齐下，治标治本，不是只关注自身做成不锈钢。
所以，今天提党建科学化，就要从规律上去把握这些，会发现会有大量问题我们没有触及，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最后都和党的问题连在一起。党的问题浮出水面，一系列问题都和党联系在一起，党的问题存在着一系列大家困惑的问题也都是党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大家都说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自身的改革创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党毕竟是党的事业的核心。
不管是什么制度，人心向背是决定性因素。
三、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意义
意义何在，其实已经讲到了意义，就是在研究中共党建问题时要抓住规律性的东西规律，一般政党兴衰的规律对中共都有借鉴意
义。说你讲的规律不就是讲的一般性的东西，你讲的不是西方政党吗？
政党对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就是学来的。（政党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古代也有这个字眼。黨。党自古就不是什么好词 尚黑，主张黑，你懂的。“君子不党”、“朋党之争”。结党营私）只有把政党的历史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搞清。才能知道我们党的特殊性在哪里。正是因为特殊性，今天才提党建科学化，这是布景的原因。我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政党产生于民主制度，但我们党可是产生在专制制度中，如果按政党产生的逻辑，我们的专制时代应该向前发展到民主政治时代共产党才能产生，那我们的党是不是早产了，它不应产生啊。这么说就脱离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环境。因为我们党产生时，我国虽然是半殖半封时代，但世界上已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的高能阶段，政党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党成熟了，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政党可以组织民众，先建立政党，组织民众，推翻专制制度，然后再建立民主政治，成功了，东欧，前苏联，中国都成功了。但是我们是倒过来的，先建立政党，先联系民众，然后不是要贴到公共权力上，而是要打倒它，和公共权力作对抗，取代它。这样的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的党，是夺权的党，是革命党。等取得政权，又成了执政党。我们的党和其它的政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一个转变，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一个执政党，党回到了使人民当家作主的位置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所有的优势，所有的缺陷，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
有人会说，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呀。这个转变是一个事实，49年之后掌权就实现执政了，好象不值一提。搞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一套理论，一套体制机制，由此而产生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一个政党的运行，这套夺得天下的东西，你夺得天下后会自觉的扔掉重打锣鼓另开张吗，哪个政党会这么自觉，不可能，恰恰相反，反而会想，这套东西天下都拿下了，治国不是轻飘飘吗，所以自觉不自觉会坚持，不会改掉。什么时候认识到的，搞革命的思维不能搞建设。2002年，十六大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两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革命党有了方位的变化。第二个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是自己也在那封闭搞计划经济。由领导计划经济变成领导市场经济。意识到了不是就马上转变了，理念到理论，有一个过程。不如说正在转变正在进行中，不同的是过去是不自觉的，现在是自觉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我们有很多符合规律的时候。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计划思维。比如，金融危机时，先判断，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失灵。就用看得见的手（政府的手段）来调，有效，这是不是中国模式，是不是要回去。这种思维很多。再比如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肯定出现悬殊，你想，每个人发挥自己能量，机会来了，大家都去抢，不是每个人都能抢到，抢到的肯定是精英抢到，有了资本。第一桶金。机会稀缺。第二次机会来了，抢到的肯定还是精英。抢到者总是更容易。
不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但你能取消竞争吗。取消竞争，市场不能发展。但让第一名和第三名相差太多，第三名就希望第一名摔死。分配的机制要想法缩短两者距离，形成良性竞争，执政党就是做这个的。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说穿了不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吗，鼓励人们追求利益，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所以这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怎么解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杀富济贫，革命啊，这不是革命党的思维吗，这种思维说回来就回来。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解决执政党的问题。所以，有意的，自觉的转变仍然是重大任务。
怎么转变，就是党建科学化提出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要从规律上来思考。还有一个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同时也在过程中，我们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而没有选择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简单的选择吗？只所以选择计划经济，是因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为计划经济姓“社”，而市场经济姓“资”。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结论，这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多的接受的是前苏联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起点一个结论吗，一个起点就是资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一个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矛盾必然导致它灭亡，这里有逻辑，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家，讲思辨，他用一套思辩来证明，一般人能理解吗，所以需要解读，我们接受的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人的解读。苏联人帮我们解读让我们搞成功了革命，但也让我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人解读：资
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它导致它的必然灭亡，就是因为它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等于说人们不管用什么手段获得财富就能得到保护。所以鼓励人们拼命追求财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必然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在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较量时，阶级斗争出现了。阶级斗争平台一出现，马克思主义大厦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从中学时不就是学的这个吗，矛盾导致危机，危机导致革命，革命导致代替。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这种前景？那就是节制，不是对财富的追求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所以就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在文革中走到极端，斗私批修，自己不断反省。（小学时同学对自己穿花衣服的批判。）让人们不能有私心杂念。老不让想，总不能否定人对利益的追求吧，不能连人的需求也否定吧。承认你有各人需求，但就是不让你想，我来给你计划。把这个需求统计出来。把这个庞大的社会需求去制定一个庞大的生产计划，落实到工厂，农村。想着为国家做贡献。想着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很好，但有缺陷，动力何来，干好干坏一样。计划经济始终在找动力，一开始当然不敢找到利益，总是教育，找精神动力。工人，农民都觉得自己做的事关乎全人类。（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不去北戴河，说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解放了再去。），有用，人是高级动物，在满足了基本生存后精神层面很重要。邓小平说：“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真的是一针见血。打开国门后发现落后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为什么有这么大作用，天翻地覆，就是发现了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邓：是人的一种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能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农村联产承包。很简单，你们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顺序不一样，农民劲头上来了。还利于民。有利益追求就会有市场。利益通过交换实现。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原由。
但搞市场经济。问题多了。市场经济不光是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比如农民承包土地。希望承包土地不是几年，50，70年，要求政府政策对自己有利，有参与的意识。选村委会，分宅基地，谁公平就选谁。民主意识自然产生了。民主不是想不想搞的事，随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民主意识。政党过去是没有这种民众诉求的可体现的，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解放全人类的，所以我是代表你的，我们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人们现在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了自己利益诉求，政党要不要回应，要求政党把民意输送到公共权力中去，要求政党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就要求党有一套机制，按政党的基本规律去运行，才能求得民众的支持，才能长期执政，在不断应对过程中发展。这就对政党提出了要求。西方政党就是在不断应对中发展起来的。应对不足就成了在野党。我们党长期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就和老百姓有了隔阂。到底怎么运行才能合乎规律。所以，党建科学化对我们的意义和别的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强调党建科学化是从我们党的特殊情况出发才有的决策，指明的一个目标。
四：怎样全面推进党建科学化
讲五点
（一）、党建科学化呼唤理论的创新：
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是一种工作性质的研究。我们党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把党的建设划分成若干方面，由相应部门按照这些方面分工负责，把党的建设落到实处。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基本内容，同时吸收了过去按照党章规定的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的领导这样一种顺序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党建研究的框架。这种研究，在实践中对推动党建工作有重要作用。我们看到，直至今日，无论在党代会报告中，还是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布置党的建设工作，依然用的是这个框架。毫无疑问，这种框架是落实党建任务的有效路径。
但是，工作研究毕竟不是理论研究，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政党由于其强烈的实践性，不能停留在纯理论研究，而应当落脚到为政党活动的科学化服务，但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很长时间弄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把工作对策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用工作部署和布局研究来代替理论研究，忽视了对理论的研究，忽视对政党活动规律、特别是普遍规律的研究。这是执政党建设实践时常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到政治社会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把政党政治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呼唤。只停留在工作对策的研究，已经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和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了。我们需要研究党建工作，但更需要把党
的建设纳入政党政治的视野和范畴，落脚在研究和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上。
十八大报告做了一个全面布暑：一条主线，两个坚持，五个布局，四个自我，八个要求。只说一点：既然用党建科学化来统整个党建的部分，那无论是落实党建的目标，还是实现党建的八个要求，那就应该把把握规律贯彻始终。在各方面去思考遵循，思考党建规律，党的活动规律。要从规律的角度把问题思考清楚。不合规律的东西太多了。
（二）坚定理想信念。
一个党肯定要有理想信念，一套东西提出后，你的党员你的干部要把它当做一种信仰来坚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现实中理想信念现在出现了危机。理想动摇，信仰出现危机是存在的，这里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所谓信仰，有一套东西被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他们自愿的认为这一套是真理，自愿地去接受执行。这种自愿的奉行，自愿的接收出了问题，怎么分析：我们一般这样想，我们会说这些人出了问题，我们要加大力度去教育，让其更加理解把握。没错，是一方面。但从理论上分析，还缺少另外的环节，问题的来源有两个方面，好东西不接受一方面说明这个接受人有问题，但另一方面，明明是好东西，为什么不接受，说明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这个不思考怎么行，两个方面都有问题，后一个问题更不可忽视，我们目标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上百代后的事，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实现。最重要是怎么落实下来。落实我们确实是在这套理论上有欠缺，计划经济的逻
辑起点是不考虑个人利益，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是承认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一个承认一个不承认，两个逻辑起点向上发展，那套理论能一样吗，能合拍吗，怎么把两者弄到一块，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这一套的理论研究没有系统梳理，个别是有，不管用，要扔掉，但整个理论没有梳理，尴尬的是计划经济引申的那套思维仍是我们党的正统思维，而市场经济又引出的一套思维，两套思维并行，人们在分析问题时，说是用党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这两套理论不一样，都可以从任何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结果发现两种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一套理论能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样的理论我怎么能够信仰？我怎么可能信仰？逻辑上都不通，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梳理，原因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小平的不争论的观点，小平说不争论，他说的不争论是不能象文革时的不管理解不理解，是不是搞理论的人，都把他弄进来在意识形态上打来打去，天天打嘴仗，生产也没搞上去，但并不等于说理论不弄清，理论不创新，我们的问题是不争论，结果许多问题成为禁区，明摆着许多理论不全时宜，但不去研究，遇到问题还从原来的理论出发，结果得出的结论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理论再存在肯定不行，所以必须进行创新。那理想信念就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是千方百计灌输进去就行，总说放松了理想信念教育，再松也比西方政党抓得紧，是不是吃力不讨好呢，抓得紧还出信仰问题，别人没教育，那一应该反思一下这一套东西到底怎么样。从规律上去思考这就不是光加强教育的事了。理论创新和加强教育同样要加强。但是我们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就是理论太陈旧了，而且很
多人不信了，就做不到这两点。一、让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深入生活。
二。让理论内化为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我们没做到，总是拨高，沉不下来。想到了宗教，为什么吸引人，充满着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我想我们和宗教也有共同之处，就是都想做强做大，守住摊，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大批忠诚，热情，有奉献精神，真正秉持理念的人在坚持，你总得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钱，真的还会有别的，不能总是单一的引导人们挣钱。其实这个也不用太引导了，只要不太傻，都会追逐利益。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度进而影响世界，最终靠的是什么？那只能是思想、文化。做为一个不是以宗教主导的国家，就得有主流的思想价值。而这个主流的思想价值的形成给中共出了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题。党有没有本事把国人统一在一种被大家都认可的主流难人价值中，让人们有一种精神归属感。这确实是党建科学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宗教的影响力）
（三）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在十八大报告中又特别突出的加以强调，而且中间还有许多新提法，比如要注意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再有要建立党代表提案制度，为什么要把党内民主提到一个如此高的位置上，不仅仅是因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而是对党内民主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们党改革思路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是一下抓住最要害炸掉，把自己也炸死了，象苏共。而是先解决外围的问题，然后一步步向核心推进，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有个特点就是有序，但什么是有序，就是有引导，就象洪水来之前先挖好河道，洪水来了就顺着你的道跑了，
你事先必须先有准备，事先必须有序，我们指望的就是党内民主，就是当人民民主滚滚而来的时候，有一个党内民主在前面引导，就变得有序。有一种误读，好象人民民主停下，先来搞党内民主，这就歪曲了，难道民主大潮是想停就停的吗，那还要搞民主干什么呢？既然能停下来，还用搞吗，不是想搞不想搞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向前推进的必然，这是规律。有一种说法，说中国适合搞民主吗，中国的传统就不适合搞民主，也许，因为中国传统就没有这种市场经济的文化，它是一种前市场经济文化，可不就没有民主，用那时的文化来指导现在的市场经济能适合吗，不对的，既然搞了市场经济，民主肯定要搞的，如果党内民主搞的慢，人民民主自己搞起来的话，就会溢出体制之外，体制内如果没有给他提供合理表达的渠道，他就人溢出体制之外，对你这个体制造成冲击，人民民主自己搞起来了那就被动了，这么大的政党不主动出击反而是被裹挟，那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党内民主搞得好，当人民民主的高潮来到时，它会看到党内的这套民主机制很好啊，照着搞不就行了吗，就有了以事效法的榜样，就把它纳入了体制之内，民主就带来了体制的稳定。何去何从，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内民主发展今天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要快点搞，不快就意味着洪水来了你没垤好坝，意味着你可能被洪水吞没。所以发展党内民主迫在眉睫。
当然，怎样发展党内民主，这有一系列的思考。比如，村民自治，二十多年了，有人就用村民自治中出的问题说明我们不适合搞民主，贿选，不是个别现象，出现了家族势力控制，出现了黑恶势力
控制，应该承认，但是，如何看待，出现问题，到底是民主少了，还是民主多了？如果我们不了解民主运行的机制，规律，就会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多了，有人会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农村，农民意识，素质低，他能重视自己的权力吗，自己那一票吗，给钱就乐了，黑恶势力一保护，他也觉得不错，好象过头了，在我看，是民主少了出了问题。分析一下，民主绝不是象西方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权力，民主哪是光一人一票，民主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缺一环都不行。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人，每个人都能用这个权吗，那就成了无政府了，实际是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力交出来让少数人来运行权力，民主第一个环节是授权，这个环节叫授权民主。授了权，少数人要通过为你们服务体现权力的价值，那就要问你们需要什么？要把你们的诉求都吸纳进来出来，在决策时就需要制造一个平台让你们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是决策民主。决策完，需要执行，可以设立很多机构执行政策，这个决策和大家都息息相关，一方面要设立机构，另一方面把你们吸收进来执行不是更好，这就是狭义的政治协议意义上的参予民主。执行过程中，让大家广泛参予。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太大了，在为你们服务的同时，捎带着也为自己服务服务，这不是以权谋私吗，怎么办，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大家看着，让他不敢为，不原为，不能为，这叫民主监督，民主绝不是一人一票，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予民主，协商民主，民主监督等等一环一环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一套东西。那怎样建立民主制度，当然一开始可以选取一个任何一个我
们比较容易的环节来突破。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是单单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环相扣，不环环相扣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村民自治为什么出现问题，不是民主多了，是民主有缺陷，少了，只在授权环节放开了，想选谁选谁，但是一旦选上了，这个权想怎么用怎么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权力能不腐败吗，不腐败就不正常了。那怎么办，不是取消，在授权后，重大决策不是交给村委会，而是权力还是留在村民手里，叫村代会，村民决策委员会，决策时，选出村代会参与重大决策，村委会只是执行机构，这样还会用很大的代价去贿选吗，一个执行者，有多大的空间去赚回贿选的成本啊。还有以后的村务公开，党务公开，财务公开，一个一个环节连接上，权力滥用得到控制，这是发展民主，慢慢就发展成健全民主，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民主的难题。用发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中的问题。这是从规律上去思考，最后得出不同的结论。报告中提出了提案制，党代会常任制，让他有事做，不是让他只了解了解民情，而是要规范，发挥党代表的作用。但提案制毕竟还是在决策环节，恐怕以后还是要发展选举民主。把选择权，把重大权力和重大权力掌握者的选举权放到党员手里，这才是党内民主重要内容。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提高民主的质量，质量靠规律，选一个放心的人，西方的民主做的最到位的也是这点，尽管也在那不断控制，但就是最后不破坏选择权，说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不过是两个坏蛋中选一个好点的坏蛋，还给选择呢，它有一个权力和义务对等的问题，我选了你，就有义务服从你，票是一张一张对出来的，选上了，增加了合法性，我亲自投
票选出来的，我把权力交给他了，我就得服从他，就不会再搞武装夺权了，他干得不好，我再把他选下去好了。这一点不能小看，我们总说选举是一个形式，实际本质是选择，把选择去掉了，留个选举形式，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发个等额的名单，还叮嘱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不用动手了，不动手怎么选呢，以目示意？让大家选，后来觉得也不象话，要扩大差额选举，好多了，但是总觉得不控制具体的人头心里就不踏实，就不能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所以就又在那里做工作，必保的，谁是差。干脆就任命吧，越过了边界。哪怕把选择权缩的最小，还是有，但如果都越过了，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说这个干部是选出来的，大家心里明白，权力和义务根本不对等，那合法性立即降低。我们做的最糟糕的就是这点，我们总是想保证具体人的当选 ，具体人虽然当选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党的公信力降低了，世界上不存在那么傻的党，用公信力作为代价来换取个别人的当选，公信力能随便花出去吗，公信力是金本位，花一分少一分，（少奇说吃小亏占大便宜。我们现在是占小便宜要吃大亏）我们忽视了，结果造成虽然当选了，有的还是高票当选，但是老百姓怎么议论，就是那么回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他不关心了，爱选谁选谁，党很省心啦是不是，但不久的将来你会很操心，他不关心你了，就去关心别人了，增加了体制的异动能量。作为一个政党不未雨绸缪怎么行呢。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基本价值。作为一种成体系的制度，民主首先体现在人民授权上。实现人民授权最基本的方式是选举，这是
稍懂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为此，我们的宪法才鲜明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选举法》，党章中才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的要求。）那么，选举的本质又是什么？选举的本质就是由大众来挑选掌权者。既然是挑选，自然就应是从多个人当中进行选择。于是，就有了竞争。有竞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竞争是选举的题中之义，就像选举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一样。我们可以说现阶段让人们挑选国家领导人（即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论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挑选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 “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四）、党的制度建设问题
在报告中党的建设方面，可以说贯穿在方方面面，八项要求没有一个离开制度，制度的重要性1980年小平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共识，难道是共识就没问题吗，问题还不小。可是现在很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是有制度，摆在文字上，甚至多的不胜其烦。领导干部不许这样那样，一开始是88个不准，最多时156个不准，还剩52个不准。问题是不是有关联。但为什么执行不了。制度要素是人制定的。
要把制度科学化。严格说来，要求，条条，规定，不是制度，最多叫制度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不是人制定的，要素是人制定的，总是看重要素的制定，所以总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总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最典型的是信访制度，最初为什么设立，党群关系受到考验，所以，信访直通车。既然沟通信息，那就有个信息量，信息量变成了一个标准，信息量越大越不利，从接访变成压访，一压他跑北京去了，接访变成截访。现在很奇怪这个制度，这个信访是让人说话还是不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和不让人说话一起起作用，不乱套才怪呢。所以，老百姓开始编段子了。我党现在的干部现在也经常变得灰头土脸了。维稳成本太高了，不形成制度体系建设，漏洞太多了，要大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不要停留在制度要素设计上，要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要认为就是中央的事，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只要是一个系统，从一个系统来考虑，就是系统设计。省市县都是一个系统，还有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等，与其说是一种步骤，不如说是一种设计理念
（五）、党管干部。
党管干部。是党的领导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体现这一领导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一些论者也往往把党管干部看作我们制度中党政不分、过度集中、缺乏民主、腐败现象等弊端的一个主要渊源。实事求是地说，干部问题，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共产党要不要管干部？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其实这是无须争论的。不只是因为我们党是这个国家中唯一的执政党，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党要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执政党对官职进行控制，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然而，在我们制度中，许多问题恰恰出在管干部的实践中。这至少说明，在把党管干部原则与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相统一方面，还相当程度地存在问题。
1、党管干部原则的含义
党管干部，“管”是其中的关键词。对这个概念，至少存在三种理解。一是管理。管理作为一种行为，当然要有主体。党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管理者，还需要有实际的主体，即党的组织部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谓党管干部，就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实施干部的选择、使用、调动和日常监督。二是决定。即由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同样，在实践中，既不能由一个抽象的党，也不可能由代表党的党中央来决定所有各层各级的干部。于是党管干部就变成了各级党委管干部。而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又负全责，于是党管干部进而变成了党的书记决定干部。三是控制。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作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干部就是党领导干部工作。
可以看出，这些理解存在不少问题。从管理的角度，如果我们把党管干部仅仅理解成一种政党内部管理行为，那是没有疑问的。设立
专门的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干部进行管理，是一个组织良好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如果把我们党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也算在内，问题就出现了。从理论上说，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掌权者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权力。这样一种委托关系，通常通过人民选择来实现。那么，在把这种选择权交给党的组织部门的情况下，人民的委托过程如何体现？
由党委、党的书记决定干部，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干部的决定权掌握在党的书记手里，公众便没有了这种决定权。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理论上，公众决定干部的命运；实践上，却是党的书记决定干部的命运。没有了决定权的公众和干部之间便不存在权力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对上（即向党委和党的书记）负责是有保证的，但却无法让他们对下（即向公众）负责。权力从哪来，就往哪跑，权力从组织部来，就往组织部跑，权力从党委书记那来，就往书记那跑，没跑错，如果掉头往老百姓这儿跑不是懵了吗？所以，党管干部也就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相比之下，第三种理解与权力委托关系可以并行不悖，也更加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一种能够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理念。固然，这种理解不太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认识上已经开始向这个方面发展。例如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党管人才”、“党管媒体”的思想。这里面的“管”，显然既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管理，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人才、所有的媒体都由党组织来管理，事实上也做不到；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决定，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活动规律，是很
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它的。至于说由党组织来决定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那恐怕更无从谈起。也许有人认为，在这里，“管”字的含义和“党管干部”的“管”不是一个概念。这只能算作是一种看法，并无什么确凿的依据。我倒更倾向于认为，这里面的“管”有相通之处，本身暗含着一种观念的转变。管人才也好，管媒体也好，实际上谁也没有片面到把它看作是由党的组织和个人说了算，而是强调党对人才工作和传播工作的控制（如果不是贬义地理解这个词的话）和领导。这种控制和领导，是所有执政党都必然履行的职能。正如党的十七大提出那样，“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党管干部”的“管”，也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2、科学地管理干部
所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党管干部应当以帮助人民更好地行使他们对掌权者的选择权，而不是代替和虚化这种权利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从认识上看，长期形成的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党的组织和领导个人任命、变相任命干部的认识没有完全改变。在不少同志看来，党管干部就是党委和书记说了算，否则就是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些同志对让人民群众参与到选择干部中来实际上是想不通的，把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乡镇长直选方面所做的尝试，甚至把在支部书记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党代表直选等方面的尝试，都看作是照搬西方模式，有抵触情绪。这种
认识，体现到实践中，就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党管干部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旦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与他们心目中的党管干部观念发生矛盾，就对民主实践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坚持党管干部当作阻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借口。这种状况，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你的合法性都没了，还怎么领导？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党管干部的原则从认识上到实践上都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把对干部的选择权还给公众，还给人民，并不意味着政党在管干部方面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保障公众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党活动也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
实际上，公众有了选择权，并不保证他们能够选举出最能代表他们的人。真实情况往往是，如果完全由公众自己作出选择，由于信息缺乏、平常关注度不够、个人偏见等方面的原因，这种选择很可能是盲目的。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对公众进行有效的引导。因此，向公众介绍、推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治国人才，是政党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功能。综观世界各国政党，不难看到，政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选择和培养忠于本党（对于我们党来说，同时也应是忠于人民）的人才和骨干，把他们推荐给公众，帮助他们赢得民心民意，代表本党掌握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政治学上叫“政治录用”的功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通过控制政治过程来控制公众对官员的选择权的方式，同样可以叫做管干部。而且应当承认，在所有实行政党政治的国
家，这种管干部的方式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不过，这种管干部的方式和公众的选择权之间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边界，那就是政党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对公众的选择施加影响，但不能代替公众进行选择。不管政党为公众提供了多少可供选择的人选，作出最后选择和决定的，依然是公众。这个边界是不能越过的。
讲到公众对干部的选择权，必须改变某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例如，有人指出：既然国外政党也都是在一个重要职位上（如国家总统或主席、政府总理或首相、州长或省长等）提出一名唯一的候选人，我们同样可以只提一名候选人。如此而论，等额选举、形式主义选举就都没有错了。其实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的确，在关键性选举中，国外政党都是提出自己唯一的候选人参与竞争。很显然，如果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就可能造成支持本党的票数分散，导致本党在竞选中落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国外实行的是多党竞争的体制。在多党的情况下，每个党推选一个唯一的候选人，对公众来说，候选人仍然是差额的、可选择的。因此，整体地看选举，公众的选择权并没有遭到侵害。一党制条件下情况则不同。如果一个唯一执政的党推举唯一的候选人，那就意味着公众没有了选择，选举流于形式，这是和民主政治的原则相违背的。
这里讲的虽然是其他政党的经验，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说明这种方式合乎规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说到底，就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要么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
择权，要么为了保证公众的选择权而架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让党管干部科学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适应时代的要求，转变观念，大力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
首先，在充分保证人民对干部的选择权的同时，加强党对人民选择的控制和引导。从出现政党政治以来，人民的选择从来都是在政党的引导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对人民的选择进行引导，是政党的责任。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党，而政党之所以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在政治运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在人民选择上的引导，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政党不是也不应该放弃这种控制权，而是不要滥用它来取代人民的选择权。把握了这一点，党管干部就有了科学的界限。
其次，从具体繁琐的人头管理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政党的作用在于领导，而不是管理。长期以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的组织管得越来越具体，陷入了事务主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以致形成了离开行政手段就不会领导的习惯。在管干部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们不是在管政策，而是在管人头；不是在领导，而是在管理。热衷于对具体人头进行排列组合，却不是通过政策来影响用人导向，正是舍本求末、陷身事务、不善于领导的典型表现。
再次，加大对治国理政人才培养的力度，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选择的干部资源。每当我们把等额的人选提供给公众时，总会听到人
们质疑的声音：难道我们党就提不出更多的人才？虽然这种设问本身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它确实说明，我们为公众提供的干部资源是不够充分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更加民主广泛的渠道提供更加充足的干部后备资源。我们非常赞成党管人才的主张。当然，这绝不是说，党要把人才也像过去管人头一样管起来，而是创造一种后备干部充分涌流、骨干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体制，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毫无疑问，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我们的执政党为什么总有一种地下党的思维呢，党代会决议为什么不让普通党员知道呢搞的那么神秘有什么意义吗？一年中交了那么多的党费公示一下多好啊，省得普通党员在底下嘀咕不是腐败了吧，老百姓都懂瓜田李下的嫌疑。我们这么伟大的党难道还不懂吗？这并不是题外之意。看得出，党建方面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研究。
李斐然：这一夜，我们直面生死
发布时间:2012-12-05 15:35 作者:李斐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61次
□在大雨的香港中文大学，媒体人梁文道和政治学教授周保松抢着为主讲者关子尹打伞。数百位撑着伞的观众还包括港中大校长沈祖尧，这是一场主题为“死亡的意义”的讲座。
□一个学生说，她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
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上周五傍晚，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雨最大的时候，却有一群人在户外聚会——在宛若古罗马斗兽场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头发花白的教授站在广场中央，拿着略微被打湿的讲稿大声演讲；在他背后，两个中年人像顽皮的小男孩一样，争抢着为他撑伞。
这两个中年人，一个是颇受欢迎的媒体人梁文道，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而伞下的演讲者是港中大哲学系教授关子尹。在这个“盖楼都会避开4栋”的城市，他们要讨论的主题却直中禁忌的核心——死亡的意义。
“我希望，用这次讲座，让年轻的学生们能够把死亡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认真地思考，同时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共同来认真地探讨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负责组织这次讲座的周保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希望这种方式让人们看到大学教育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让学问走进学生的生命里。”
在港中大，“生死教育”并不只存在于这场偶然的讲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所大学专门开设了通识课《死亡与不朽》，向学生正式而系统地讲解死亡问题。近20年来的每个学期，这门课都会带着学生“反思死亡”。
在阴雨连绵的11月30日，现场被数百人和五颜六色的伞挤满了。港中大校长沈祖尧也站在其中，后来，他还特意给主办者周保松发了条短信：“我来过了，不打扰你们。”与其他迟到的学生一样，校长站在广场的最后一排，一边听着雨滴噼啪打在伞上的声音，一边听这场关于“死亡的意义”的讨论。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
讲座还没开始时，4个撑着透明伞的学生走到广场中央站成一排，用英文清唱了一段《摇篮曲》。这是周保松的主意，“生和死都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既然今天的讲座要谈‘生命的终结’，那就让讲座从‘生命的开始’唱起吧”。
夹杂在雨声里的摇篮曲，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大注意，以至于好几位去过现场的学生都记不起当时的曲调。可这段旋律却触动了即将准备演讲的关子尹，这位父亲曾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15年前，他的儿子因病去世。再次听到这首歌，他“差点哭出来”。
“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他，无从解脱。失去15岁的儿子以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
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主要研究康德的他也拒绝再开讲康德的课程，“因为整个心中容不下一个‘理’字”。《死亡与不朽》的主讲教授陶国璋曾邀请他来演讲，但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太沉重了”。
其实，即便教了20年的《死亡与不朽》，陶国璋也仍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还不满10岁的时候，他就患上肾病，“对死亡很敏感”，可尽管每个学期都开课面对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这也是让台下观众感到陌生的话题：年轻的学生“觉得死亡还很遥远”；在微博上看到预告就从深圳赶来的中年人，则急切地希望从中明白“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人在网上询问，“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这个概念”。
在这个下着雨的广场，台下坐着关子尹的妻子和女儿。关子尹要就“死亡”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公开演讲。
“我执教几十年，没试过在这样的情景下讲课。”61岁的教授抓着自己的讲稿，扭过头去停顿了一下，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但是各位盛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那个能把复杂沉重的哲学话题讲得饶有趣味的老师回来了，他打算“不是只环绕个人感受去发挥，而是从学理上认真地向大家剖析死亡”。他事先准备了厚厚的讲义，一页页打印出来后用小夹子夹起，还用亮黄色的荧光笔在重点句子上做出标注。
他拿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小说故事举例，小说主角获得“不死之身”，从公元前一直活到20世纪，可免于死亡的他却“目光无神，对一切无动于衷”，因为“不能死，生命就成为了一项诅咒，没有寻求意义的任何冲动”。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关子尹说，“正是由于‘死
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在雨里，校长沈祖尧站在最后一排，撑着伞听演讲。就任中大校长前，他曾是一名医生。2003年香港遭遇“非典”时，他所主管的科室接诊了第一例SARS确诊患者。在对抗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疫病时，他亲历过许多真实的死亡。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沈祖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作为医生，这件事对我也包含了更特别的含义。”
“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雨水打湿了关子尹的讲义，湿漉漉的纸张粘在一起，翻页都变得困难。他费劲地从中翻出事先准备好的图片，上面画着甲骨文中“死”的写法。他高高地举起来，试图让在场学生看清楚。
这样公开的生死教育在香港并不常见。有一次，周保松的外甥女询问学哲学的舅舅：“人为什么会死呀？”他还没开始回答这个8岁小女孩的提问，就被家长制止了。在香港，数字“4”像种禁忌，讨论死亡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周保松曾想邀请小外甥女来听这场讲座，但她的父母也都拒绝了。
就连教授《死亡与不朽》课程长达20年的陶国璋，仍然常常发现，正视死亡话题并不容易。虽然周保松称陶国璋是“校园最受欢迎教授”，但即便是这样的教授，依然会在谈论死亡的课堂上碰钉子。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陶国璋建议学生参观“一条龙服务”，包括坟场、殡仪馆、寿衣店等。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加硬性要求，全班80名学生里只有1/4会去参观。没办法，他不得不给这项参观活动设置一个学分，以保证学生会去参加。
在十几年前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和学生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们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
结果，戴着圆圆眼镜的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跟学生们讨论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10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20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分成突然死亡、慢性病、自杀，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当人们谈论死亡时，往往容易将其视为‘他人之死’，而忽视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其实，死亡是人类对存在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一生的感受，同样也是一生的促进，这样一来它也许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陶国璋说，“我教这门课20年了，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经验，给那些对死亡话题敏感的学生多一些参考”。
然而老师们也认为，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在关子尹看来，“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在这个不爱思考的年代，能够讲一讲认真的话题
讲座从下着雨的傍晚一直进行到天黑。街边的路灯亮了，广场旁边的新亚水塔也亮起了灯。位于山顶的圆形广场笼罩在雾气里，橘黄色的灯光照射在撑起的雨伞上，“像一幅精致的山水画”。
在讲座即将结束时，主持人周保松提出建议，关闭所有的灯，大家静默两分钟，思考刚刚这场关于死亡的对话。
“我希望在这个人们都不太较真，都不太重视思想的年代，在大学这个场所，仍然可以有一群人愿意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和面对‘死亡’这个无从逃避的大问
题。”周保松严肃地说。
而这样的讨论，每个星期都会在陶国璋的课堂上展开。他没有去参加广场上的讲座，因为他要忙着准备本学期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课——“生死对谈”。
在《死亡与不朽》课上，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都由他和一位医生主持。这一期的主题也固定叫做“未知死，焉知生”。一个是从小得病的哲学教授，一个是在临床亲历许多死亡案例的医生，他们与学生坐在一起探讨这学期有关“死亡”的心得。
在飘着细雨的周五晚上，灯光一盏盏熄灭，沾着雨水的台阶上摆放起点燃的蜡烛，参加讲座的学生低下头，静默下来。
“我是冲着梁文道来的，但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在中大音乐系读研究生的郑思说。
而中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蔡涵青直到讲座后去餐厅吃饭时还回味着内容，她还兴致勃勃地跟碰到的学长说，自己刚刚听了一场“非常浪漫”的讲座。
可已经开始实习的学长对这样的讲座没什么兴趣，“不就是带着大家逛花园么”？他还劝说学妹，“这些课程都不实际，明天你还是要面对找工作、留不留在香港这些事，所有那些琐碎的生活问题，会让你没有力气思考这些问题”。
她还得到了个“友情提示”，在每个人都想得到高分的校园，那门《死亡与不朽》的给分情况并不给力，你的分数“要么死亡，要么不朽”。
这些提醒让这个大三女生像个皮球一样泄了气。她盯着自己的晚餐，发了条微博，“在这样的雨中，思考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问题，是一种浪漫，只是散场后，还是要面对关于以后柴米油盐的现实”。
尽管如此，在即将面对琐碎生活之前，她还是和其他参与讲座的人一起，获得短暂的宁静一刻。在下着雨的香港，一个本该忙着约会、忙着赶期末作业、忙着搭车赶路的周五晚上，这几百人撑着伞聚在广场上静默了整整两分钟，思忖着各自心里“死亡的意义”。
笼罩在雨雾之中的大学山顶，所有的灯都已熄灭，只有蜡烛在微雨中闪着光。当每个人都低着头沉思时，一个年轻人在静默中吹起单簧管，在这个繁华城市的山顶角落里，安静得只能听到他所演奏的音乐——那首“寓意生命起源”的《摇篮曲》。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2年12月05日 | 责任编辑：西尼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党建部分，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建设是全党工作的落脚点。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党的建设这一部分时，用了一个排比：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我党党建的新目标。把自己的体会，和大家作一个交流以期共同思考，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党建科学化这个问题呢？从四个方面
一、总体上如何理解十八大的党建部分
十八大报告共十二部分，专门讲党建的部分压轴，比较突出，报告在谈到别的问题时，都涉及了党建的内容。这是因为党建是整个体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总是说改革到了深水区，讲的不是一个问题的量的问题。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而且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最后又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党的问题，党的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达成，党的问题解决的好，我们的目标就有光明前途。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从2000年－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7国中的6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问题没见少，反而向多发和激烈化的方向
演化。中共在得到赞扬和尊重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诟病，怎么理解？世界上，有的政党确实由于经济没搞好出了问题。比如前苏联。经济连着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光把总量搞上去没用，老百姓没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日子过的越来越差，天天听你说社会主义好，但在实际中一比，总觉得不如人家，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觉得把权力委托给你他是有眼光的。一个政党不能失去公信力，苏联的失败就是失去了公信力，没人信，苏共失败不在于他垮台那一瞬间的惊心动魄，而在于垮台时普通民众和大多数党员的无动于衷，你垮不垮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垮台后我也许会换一种生活，这种心态很要命，这是经济没搞好的。
经济搞得好的。比如利比亚，大家都看到了卡扎菲的惨状。利比亚是什么情况，人均已经12000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按世行的标准这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怎么样？几个月时间，有人说有反政府力量，它的反政府军连军装都没有，穿的花里胡哨，不信边正规军都打不过，那是因为是自己的支撑没有了。
我们一说长期执政总爱举前苏联的例子，74年，可惜不争气垮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53年。新加坡和我们相象，人长的也象，没法不象，李光耀，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很多方面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第一，长期执政，连续执政53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亚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光2010年，经济增长就高达14.5%，基数已经够大的了，居然还是两位数的增长，创40年历史之新高，但是去年5月大选史无前例的丢了6个
席位，只获得87席中的81席，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从来的87席都不是一个党的，它有一个反对党，丢了几个席位算什么，过去也丢过，但是过去反对党的席位是人民行动党恩赐的，你看这个政党真的是有强烈危机意识，弹丸之国，一旦决策失误，连国家都没了，边上几个大国虎视眈眈的看着，万一决策失误把国家弄没了可了不得，一党执政没有反对的声音万一决策错了怎么办，所以它给反对党几个恩赐的席位，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反对党硬碰硬地凭实力夺走的，但有人说这有什么，87个席位，丢了6个，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还占着90%的席位呢，想干什么 干什么有什么呀，好象微不足道，但是你看得票数，惊出一身冷汗，从过去66－67%，空前地跌到了60%多一点，就是说近40%的票投到了反对党那去了，大家想想，40%的人反对你，这是什么感觉，危机呀，怎么不叫危机，怎么不叫挑战，考验。幸亏他的选举制度有利于执政党，否则一个议会里有40%不是你的人，你怎么干活，话说回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错了什么？什么也没做错，做的挺好的，那为什么还丢票呢，一句话，就是看烦了，老你一个党执政，我视觉疲劳，能不能让别的党也干一下。光一个视觉疲劳，就能让你丢40%的选票，那我们的党呢，可能不光是视觉疲劳吧，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情况我们的优势，但我们有不如人的地方，比如党建，党群联系，人家是制度型的，不是靠觉悟，不是靠号召下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联系选民是真的不选你，上至总理，部长，省部级干部，我们见一面容易吗？可是对于一个自下而上选出来的，你就得深入群众知道他们的疾苦，问寒问暖，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比如一周至少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听听他们的诉求，即使没有什么诉求，也要听听他们发一发牢骚。你说我工作忙，我有点懒得去，那你忙去吧，你懒去吧，下次也不会有人投你票，很自然的联系。不用上级督促，我们缺乏，这是我们的软肋。
所以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多么重要，好在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把党建放在了及其重要的位置，还不断思考，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其中提出党建科学化，这样重大的命题，也是重要的成果，这次十八大报告把党建科学化明确写入报告中，确实有深刻的含义，这是我们对周边环境思考的结果，这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总结的结果，这是我们党直面问题的结果，这是我们对党建的重要性思考的结果。
二、如何把握十八大关于党建部分
报告中关于党建的内容交叉，单独不好讲，要讲清这个问题，有一条线最重要，在论述党建的内容中贯穿了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就是把党建放到科学发展观这样的概念中去思考。科学发展观不光讲的是经济，也不是光讲生态，也甚至不是光讲社会和政治，很重要一点是讲党自身，党自身也要讲科学发展，那就要落到什么是科学上，要弄明白党建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党建科学化的涵义：既然党建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落脚点讲的是讲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但主题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工但用党的建设科学化来统整个工程，科学在整个理解中应是核心地位。科学到底什么涵义。物理是科学，化学是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组成及其规律的科学，物理是研究物质结构、物
质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那什么叫党的建设的科学化，那就是把党的建设提升到规律上来考虑，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把握党的活动的规律，执政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过去做的不够的，总是过多强调说我们跟别的政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哪个政党能和我们比呀，我们不屑和别的政党相比，甚至觉得和别的政党比较都侮辱了自己 ，那哪来的共同东西呀，可是现在发现确实我们和别的其它政党有共同遵循的东西，如果说在革命时期这一点表现的还不明显，还不足以比较的话，那么执政党现在就显得很越来越重要。比如革命时，政党有什么共同性一开始的原生态的政党都是以议会为基础搞自己活动，要掌权，就要在议会中争取选票，扩大影响，和老百姓联系，中国不行，搞议会选举，想在议会中多几张选票，一旦势力大了，那马上收拾你，比如暗杀廖仲恺。议会选举不行，好，搞武装斗争。那和搞武装斗争的党总有可借鉴的地方吧，最后发现同样没有，比如苏联，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我们也跟着学，学不了，碰得头破血流，欧洲是这样它的中心城市是这样发展的，它是一块一块的封建领地，封建领地里是一种等级关系，商业资本不能在封建领地内部攻破，所以在领地和领地之间，它在外部游动，搞贸易，一步步的贸易形成了集市贸易，后来又形成了城市，城市是什么呢，是封建贵族势力最薄弱的地方，是新兴资产阶级兴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搞暴动有基础，而中国的城市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搞暴动，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最后终于明白中国武装斗争要搞农村包围城市，所以看革命政
党的极强的特殊性很大，一旦执政可比较的东西多起来了，谁不想长期执政？谁不想执好政，权力到手，谁不想权力用得好一些，用好了权，老百姓得了实惠，一看不错，下次还支持它，资产阶级政党我们讲它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它一开始确实是赤裸裸地维持这个阶级的利益来着，可是大家也清楚原始的资本主义一路走过来，它如果还是象一开始那样，它早就腐朽快烂没了，可是现在它还在，难道现在它一上台就不想好好统治吗，都想拉拢老百姓，都想好好用权，那这个经验就是可以分享的，想用这个政权最大化的服务于国民，怎样最大化，那这个党就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好自己的架构，要相自己的政党发展壮大，尽力让自己的党壮大起来，想方设法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这个党里来，哪个党不是这么干的？共产党这样，资产阶级吸收的都是流氓吗。全都不能干的，可能吗？掌了权，替老百姓干事，获得认同，权力对我们 有腐蚀的作用，这是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权力是组合集合的权力，集合的权力都大于个人的权力，一旦掌握了权力都放大了你个人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怎么防止你干坏事而干好事呢，那就要约束权力。无论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都得约束，那这个约束的措施就是可以借鉴的，当你不是执政党的时候，或许特殊性会多一些，当你当了执政党后，共性的东西就多了，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一规律认识不清，之所以提出党建科学化，就是认识到了这个规律的重要性性。政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政党是人组织起来的就是主观的，中共的成立为什么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的经济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
和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到了时候，你不成立党别人也会组织。政党在有的国家威信很高，有的则不行，
政党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规律。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对政治的理解，原本意义，人是社会动物，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但是一种社会动物要过群居生活，这社会就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公共权力，政治的本意，所谓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很多，其实就两种理解。一种叫神权政治，一种叫民主政治。两个理解的端点。政党是搞政治的，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为什么民主政治必然产生政党，民主政治主张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力，怎么到最后变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人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交由一个公共机关来掌握，这个公共机关掌握的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是这么来的，有一种互动，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主权在民，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互动。民主政治讲的就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神权政治没有，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绝对服从，管的对不对，那不是你们的事，那是我和上帝，和上天之间的事，我君权神授，不用你们管，你们只管老老实实的听话服从，它是单向的，民主政治是双向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就肯定产生政党吗，也不尽然，一开始是一种直接的互动，民主就是大家做主。一个小社会怎么管理，大家直接决定就是了，这种直接做主的形式叫直接民主，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没有政党生存的空间，但是这种
直接民主有很难的操作性。一个社会太大，十三亿人招到一块都没这么大的地儿，没有操作性，很多专家都论证过这种直接民主的难以操作性，是经典的一种论述还是用人数来体现。比如一个城市2万人，可以做一些限制。历史上做了三次大的限制，三刀，先切掉儿童，儿童没处理能力，儿童在妈妈怀里，累了伸着手打了哈欠，你说这算同意还是不同意呀。需要监护的。二刀，妇女，当时的理念是：妇女还算人吗，妇女算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三刀，没钱的人，没钱的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在这城里有一幢房子，我在银行里有一笔存款，我就肯定会关注这个城市的建设，市政啊，供暖啊，银行的安全啊。我房无一间，兜里没有一分钱，我什么也不会关心。三刀砍下来，2万人剩200人，一个人讲10分钟，200人2000分钟，意味着30多个小时，不吃不睡，一件事情，决定不下来。一人发言1分钟，200人也要200分钟。没法操作，这种民主就寿终正寝，这正是古希腊城邦制民主消亡的主，要原因，人类民主产生不起源于英国法国，而是出现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城邦制民主，城里实行民主，贵族制民主，少数人民主的，伯里克里民主。民主是好东西，把人放在首位，这种民主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我有权，并不等于我直接行使权力，我可以把我的权力交给代表我的代表，我一百人选一个代表，我十三亿人，先选乡镇代表，县代表，市代表，省代表，中央代表。解决了，五级代表，因此 间接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由于是通过代表来行使民主，叫代表制民主，通常翻成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说得很准确，因为
它既代表又议事决事。过去一看“议”字就不舒服，议不就是议会吗，代议制民主不就是西方民主吗，西方民主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吗，然后把精华和糟粕都扔掉了。使民主变得可操作的一种重大发现。但也使民主变得复杂，不是要组织吗？谁来组织？
这么多民众，谁来组织是个问题。政治中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民众一个是公共权力，让这两个要素自己来组织行吗，发现不行，民众是一个概念，一个个独立的人，个人组成的群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一盘散沙。
再看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来组织，可以下命令，强制。但让它操纵一切，包括下一届公共权力交给谁。就麻烦了。比如我们今天选一下市长，我游说，当什么市长，累的要死，操心，风险还大，你们都别当了，这样吧，还是选我吧，我替你们操心得了，当上了。过几年还得选，公选，这是严肃的事，要体现高度负责。怎么选，这样，一，我发选票，现在就填写，为了体现认真。我到了谁跟前，谁就填写选票，为了负责，填完你再签上你的名字。好嘛，本来没想选你，可是你在这儿看着，不好意思啊，抹不开呀，最后谁当选，还是我，闹半天操作来操作去，权力我在控制，我是为大家服务吗，不是，我是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所以，你让民众是去操作，操作性很难，你让公共权力去操作，公权私用。这就掉到一种困境中，但人类也是在困境中有所创造，不断发现新的办法， 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空白。政党就是民众,是民众自愿的组织的。政党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使民众组织化。政党克服了民众的弱点，一盘散沙，它把民众组
织起来。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不要说，我只要成立了政党，这个公共权力肯定是我的，那我今天成立个民主党,他明天又成立个共和党,后天又有几个人成立个共产党，那公共权力都是他们的？不是，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是政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控制公共权力，政党左连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了。所以，什么是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这种互动是通过政党来连接的，正因如此，民主政治几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政党政治。
这说明什么呢，这里就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政党必须居于公共权力和民众之间，它起的是一种连接的作用，接的好，就长期执政，接的不好，就下台，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政党政治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特殊性，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两者之间，恰恰相反，一开始发现政党这种形式可以组织民众，那何不先组织政党，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国家，它是倒过来的思维，一实践，它成功了，但是，你的作用是联系民众，和公共权力做对抗，做对抗时是革命党，当然这个公共权力是所谓的公共权力，表面上看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实际是反动阶级统治。我们当时的侧重点是对抗，但是对抗完了之后，人民又成了权力的主人，要当家作主，政党就又回到了民众和公共权力的联系者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这个问题不是异常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吗？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不理会，以为革命党的状态是一种常态，老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要么代替，要么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要么和公共权力分不清，一方面掌权，一方面被公共权力所腐蚀，要么一屁
股坐在老百姓一边，想办法领着老百姓琢磨着收拾公共权力。在这方面过于简单化。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是一句空的概念，它是有所指的，而这个指里最重要的涵义就是按政党的规律办事，接政党的活动规律办事，只有这样，党才能变的科学，否则就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值得思考。我党有特殊性，我们不象西方政党那样先有个民主政治，然后需要一个政党来起接作用。政党天然就起这种作用，我党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以前总觉得公共权力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有阶级性的，你得看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腐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会腐败，真的不会腐败吗，我们自诩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可是不是，因为不是锈钢，总是在自己这里打圈圈，这种思维，其实权力本身就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要双管齐下，治标治本，不是只关注自身做成不锈钢。
所以，今天提党建科学化，就要从规律上去把握这些，会发现会有大量问题我们没有触及，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最后都和党的问题连在一起。党的问题浮出水面，一系列问题都和党联系在一起，党的问题存在着一系列大家困惑的问题也都是党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大家都说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自身的改革创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党毕竟是党的事业的核心。
不管是什么制度，人心向背是决定性因素。
三、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意义
意义何在，其实已经讲到了意义，就是在研究中共党建问题时要抓住规律性的东西规律，一般政党兴衰的规律对中共都有借鉴意
义。说你讲的规律不就是讲的一般性的东西，你讲的不是西方政党吗？
政党对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就是学来的。（政党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古代也有这个字眼。黨。党自古就不是什么好词 尚黑，主张黑，你懂的。“君子不党”、“朋党之争”。结党营私）只有把政党的历史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搞清。才能知道我们党的特殊性在哪里。正是因为特殊性，今天才提党建科学化，这是布景的原因。我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政党产生于民主制度，但我们党可是产生在专制制度中，如果按政党产生的逻辑，我们的专制时代应该向前发展到民主政治时代共产党才能产生，那我们的党是不是早产了，它不应产生啊。这么说就脱离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环境。因为我们党产生时，我国虽然是半殖半封时代，但世界上已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的高能阶段，政党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党成熟了，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政党可以组织民众，先建立政党，组织民众，推翻专制制度，然后再建立民主政治，成功了，东欧，前苏联，中国都成功了。但是我们是倒过来的，先建立政党，先联系民众，然后不是要贴到公共权力上，而是要打倒它，和公共权力作对抗，取代它。这样的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的党，是夺权的党，是革命党。等取得政权，又成了执政党。我们的党和其它的政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一个转变，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一个执政党，党回到了使人民当家作主的位置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所有的优势，所有的缺陷，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
有人会说，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呀。这个转变是一个事实，49年之后掌权就实现执政了，好象不值一提。搞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一套理论，一套体制机制，由此而产生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一个政党的运行，这套夺得天下的东西，你夺得天下后会自觉的扔掉重打锣鼓另开张吗，哪个政党会这么自觉，不可能，恰恰相反，反而会想，这套东西天下都拿下了，治国不是轻飘飘吗，所以自觉不自觉会坚持，不会改掉。什么时候认识到的，搞革命的思维不能搞建设。2002年，十六大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两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革命党有了方位的变化。第二个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是自己也在那封闭搞计划经济。由领导计划经济变成领导市场经济。意识到了不是就马上转变了，理念到理论，有一个过程。不如说正在转变正在进行中，不同的是过去是不自觉的，现在是自觉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我们有很多符合规律的时候。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计划思维。比如，金融危机时，先判断，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失灵。就用看得见的手（政府的手段）来调，有效，这是不是中国模式，是不是要回去。这种思维很多。再比如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肯定出现悬殊，你想，每个人发挥自己能量，机会来了，大家都去抢，不是每个人都能抢到，抢到的肯定是精英抢到，有了资本。第一桶金。机会稀缺。第二次机会来了，抢到的肯定还是精英。抢到者总是更容易。
不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但你能取消竞争吗。取消竞争，市场不能发展。但让第一名和第三名相差太多，第三名就希望第一名摔死。分配的机制要想法缩短两者距离，形成良性竞争，执政党就是做这个的。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说穿了不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吗，鼓励人们追求利益，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所以这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怎么解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杀富济贫，革命啊，这不是革命党的思维吗，这种思维说回来就回来。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解决执政党的问题。所以，有意的，自觉的转变仍然是重大任务。
怎么转变，就是党建科学化提出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要从规律上来思考。还有一个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同时也在过程中，我们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而没有选择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简单的选择吗？只所以选择计划经济，是因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为计划经济姓“社”，而市场经济姓“资”。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结论，这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多的接受的是前苏联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起点一个结论吗，一个起点就是资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一个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矛盾必然导致它灭亡，这里有逻辑，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家，讲思辨，他用一套思辩来证明，一般人能理解吗，所以需要解读，我们接受的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人的解读。苏联人帮我们解读让我们搞成功了革命，但也让我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人解读：资
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它导致它的必然灭亡，就是因为它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等于说人们不管用什么手段获得财富就能得到保护。所以鼓励人们拼命追求财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必然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在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较量时，阶级斗争出现了。阶级斗争平台一出现，马克思主义大厦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从中学时不就是学的这个吗，矛盾导致危机，危机导致革命，革命导致代替。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这种前景？那就是节制，不是对财富的追求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所以就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在文革中走到极端，斗私批修，自己不断反省。（小学时同学对自己穿花衣服的批判。）让人们不能有私心杂念。老不让想，总不能否定人对利益的追求吧，不能连人的需求也否定吧。承认你有各人需求，但就是不让你想，我来给你计划。把这个需求统计出来。把这个庞大的社会需求去制定一个庞大的生产计划，落实到工厂，农村。想着为国家做贡献。想着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很好，但有缺陷，动力何来，干好干坏一样。计划经济始终在找动力，一开始当然不敢找到利益，总是教育，找精神动力。工人，农民都觉得自己做的事关乎全人类。（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不去北戴河，说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解放了再去。），有用，人是高级动物，在满足了基本生存后精神层面很重要。邓小平说：“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真的是一针见血。打开国门后发现落后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为什么有这么大作用，天翻地覆，就是发现了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邓：是人的一种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能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农村联产承包。很简单，你们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顺序不一样，农民劲头上来了。还利于民。有利益追求就会有市场。利益通过交换实现。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原由。
但搞市场经济。问题多了。市场经济不光是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比如农民承包土地。希望承包土地不是几年，50，70年，要求政府政策对自己有利，有参与的意识。选村委会，分宅基地，谁公平就选谁。民主意识自然产生了。民主不是想不想搞的事，随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民主意识。政党过去是没有这种民众诉求的可体现的，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解放全人类的，所以我是代表你的，我们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人们现在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了自己利益诉求，政党要不要回应，要求政党把民意输送到公共权力中去，要求政党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就要求党有一套机制，按政党的基本规律去运行，才能求得民众的支持，才能长期执政，在不断应对过程中发展。这就对政党提出了要求。西方政党就是在不断应对中发展起来的。应对不足就成了在野党。我们党长期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就和老百姓有了隔阂。到底怎么运行才能合乎规律。所以，党建科学化对我们的意义和别的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强调党建科学化是从我们党的特殊情况出发才有的决策，指明的一个目标。
四：怎样全面推进党建科学化
讲五点
（一）、党建科学化呼唤理论的创新：
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是一种工作性质的研究。我们党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把党的建设划分成若干方面，由相应部门按照这些方面分工负责，把党的建设落到实处。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基本内容，同时吸收了过去按照党章规定的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的领导这样一种顺序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党建研究的框架。这种研究，在实践中对推动党建工作有重要作用。我们看到，直至今日，无论在党代会报告中，还是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布置党的建设工作，依然用的是这个框架。毫无疑问，这种框架是落实党建任务的有效路径。
但是，工作研究毕竟不是理论研究，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政党由于其强烈的实践性，不能停留在纯理论研究，而应当落脚到为政党活动的科学化服务，但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很长时间弄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把工作对策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用工作部署和布局研究来代替理论研究，忽视了对理论的研究，忽视对政党活动规律、特别是普遍规律的研究。这是执政党建设实践时常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到政治社会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把政党政治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呼唤。只停留在工作对策的研究，已经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和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了。我们需要研究党建工作，但更需要把党
的建设纳入政党政治的视野和范畴，落脚在研究和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上。
十八大报告做了一个全面布暑：一条主线，两个坚持，五个布局，四个自我，八个要求。只说一点：既然用党建科学化来统整个党建的部分，那无论是落实党建的目标，还是实现党建的八个要求，那就应该把把握规律贯彻始终。在各方面去思考遵循，思考党建规律，党的活动规律。要从规律的角度把问题思考清楚。不合规律的东西太多了。
（二）坚定理想信念。
一个党肯定要有理想信念，一套东西提出后，你的党员你的干部要把它当做一种信仰来坚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现实中理想信念现在出现了危机。理想动摇，信仰出现危机是存在的，这里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所谓信仰，有一套东西被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他们自愿的认为这一套是真理，自愿地去接受执行。这种自愿的奉行，自愿的接收出了问题，怎么分析：我们一般这样想，我们会说这些人出了问题，我们要加大力度去教育，让其更加理解把握。没错，是一方面。但从理论上分析，还缺少另外的环节，问题的来源有两个方面，好东西不接受一方面说明这个接受人有问题，但另一方面，明明是好东西，为什么不接受，说明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这个不思考怎么行，两个方面都有问题，后一个问题更不可忽视，我们目标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上百代后的事，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实现。最重要是怎么落实下来。落实我们确实是在这套理论上有欠缺，计划经济的逻
辑起点是不考虑个人利益，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是承认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一个承认一个不承认，两个逻辑起点向上发展，那套理论能一样吗，能合拍吗，怎么把两者弄到一块，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这一套的理论研究没有系统梳理，个别是有，不管用，要扔掉，但整个理论没有梳理，尴尬的是计划经济引申的那套思维仍是我们党的正统思维，而市场经济又引出的一套思维，两套思维并行，人们在分析问题时，说是用党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这两套理论不一样，都可以从任何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结果发现两种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一套理论能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样的理论我怎么能够信仰？我怎么可能信仰？逻辑上都不通，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梳理，原因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小平的不争论的观点，小平说不争论，他说的不争论是不能象文革时的不管理解不理解，是不是搞理论的人，都把他弄进来在意识形态上打来打去，天天打嘴仗，生产也没搞上去，但并不等于说理论不弄清，理论不创新，我们的问题是不争论，结果许多问题成为禁区，明摆着许多理论不全时宜，但不去研究，遇到问题还从原来的理论出发，结果得出的结论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理论再存在肯定不行，所以必须进行创新。那理想信念就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是千方百计灌输进去就行，总说放松了理想信念教育，再松也比西方政党抓得紧，是不是吃力不讨好呢，抓得紧还出信仰问题，别人没教育，那一应该反思一下这一套东西到底怎么样。从规律上去思考这就不是光加强教育的事了。理论创新和加强教育同样要加强。但是我们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就是理论太陈旧了，而且很
多人不信了，就做不到这两点。一、让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深入生活。
二。让理论内化为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我们没做到，总是拨高，沉不下来。想到了宗教，为什么吸引人，充满着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我想我们和宗教也有共同之处，就是都想做强做大，守住摊，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大批忠诚，热情，有奉献精神，真正秉持理念的人在坚持，你总得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钱，真的还会有别的，不能总是单一的引导人们挣钱。其实这个也不用太引导了，只要不太傻，都会追逐利益。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度进而影响世界，最终靠的是什么？那只能是思想、文化。做为一个不是以宗教主导的国家，就得有主流的思想价值。而这个主流的思想价值的形成给中共出了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题。党有没有本事把国人统一在一种被大家都认可的主流难人价值中，让人们有一种精神归属感。这确实是党建科学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宗教的影响力）
（三）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在十八大报告中又特别突出的加以强调，而且中间还有许多新提法，比如要注意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再有要建立党代表提案制度，为什么要把党内民主提到一个如此高的位置上，不仅仅是因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而是对党内民主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们党改革思路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是一下抓住最要害炸掉，把自己也炸死了，象苏共。而是先解决外围的问题，然后一步步向核心推进，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有个特点就是有序，但什么是有序，就是有引导，就象洪水来之前先挖好河道，洪水来了就顺着你的道跑了，
你事先必须先有准备，事先必须有序，我们指望的就是党内民主，就是当人民民主滚滚而来的时候，有一个党内民主在前面引导，就变得有序。有一种误读，好象人民民主停下，先来搞党内民主，这就歪曲了，难道民主大潮是想停就停的吗，那还要搞民主干什么呢？既然能停下来，还用搞吗，不是想搞不想搞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向前推进的必然，这是规律。有一种说法，说中国适合搞民主吗，中国的传统就不适合搞民主，也许，因为中国传统就没有这种市场经济的文化，它是一种前市场经济文化，可不就没有民主，用那时的文化来指导现在的市场经济能适合吗，不对的，既然搞了市场经济，民主肯定要搞的，如果党内民主搞的慢，人民民主自己搞起来的话，就会溢出体制之外，体制内如果没有给他提供合理表达的渠道，他就人溢出体制之外，对你这个体制造成冲击，人民民主自己搞起来了那就被动了，这么大的政党不主动出击反而是被裹挟，那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党内民主搞得好，当人民民主的高潮来到时，它会看到党内的这套民主机制很好啊，照着搞不就行了吗，就有了以事效法的榜样，就把它纳入了体制之内，民主就带来了体制的稳定。何去何从，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内民主发展今天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要快点搞，不快就意味着洪水来了你没垤好坝，意味着你可能被洪水吞没。所以发展党内民主迫在眉睫。
当然，怎样发展党内民主，这有一系列的思考。比如，村民自治，二十多年了，有人就用村民自治中出的问题说明我们不适合搞民主，贿选，不是个别现象，出现了家族势力控制，出现了黑恶势力
控制，应该承认，但是，如何看待，出现问题，到底是民主少了，还是民主多了？如果我们不了解民主运行的机制，规律，就会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多了，有人会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农村，农民意识，素质低，他能重视自己的权力吗，自己那一票吗，给钱就乐了，黑恶势力一保护，他也觉得不错，好象过头了，在我看，是民主少了出了问题。分析一下，民主绝不是象西方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权力，民主哪是光一人一票，民主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缺一环都不行。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人，每个人都能用这个权吗，那就成了无政府了，实际是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力交出来让少数人来运行权力，民主第一个环节是授权，这个环节叫授权民主。授了权，少数人要通过为你们服务体现权力的价值，那就要问你们需要什么？要把你们的诉求都吸纳进来出来，在决策时就需要制造一个平台让你们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是决策民主。决策完，需要执行，可以设立很多机构执行政策，这个决策和大家都息息相关，一方面要设立机构，另一方面把你们吸收进来执行不是更好，这就是狭义的政治协议意义上的参予民主。执行过程中，让大家广泛参予。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太大了，在为你们服务的同时，捎带着也为自己服务服务，这不是以权谋私吗，怎么办，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大家看着，让他不敢为，不原为，不能为，这叫民主监督，民主绝不是一人一票，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予民主，协商民主，民主监督等等一环一环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一套东西。那怎样建立民主制度，当然一开始可以选取一个任何一个我
们比较容易的环节来突破。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是单单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环相扣，不环环相扣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村民自治为什么出现问题，不是民主多了，是民主有缺陷，少了，只在授权环节放开了，想选谁选谁，但是一旦选上了，这个权想怎么用怎么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权力能不腐败吗，不腐败就不正常了。那怎么办，不是取消，在授权后，重大决策不是交给村委会，而是权力还是留在村民手里，叫村代会，村民决策委员会，决策时，选出村代会参与重大决策，村委会只是执行机构，这样还会用很大的代价去贿选吗，一个执行者，有多大的空间去赚回贿选的成本啊。还有以后的村务公开，党务公开，财务公开，一个一个环节连接上，权力滥用得到控制，这是发展民主，慢慢就发展成健全民主，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民主的难题。用发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中的问题。这是从规律上去思考，最后得出不同的结论。报告中提出了提案制，党代会常任制，让他有事做，不是让他只了解了解民情，而是要规范，发挥党代表的作用。但提案制毕竟还是在决策环节，恐怕以后还是要发展选举民主。把选择权，把重大权力和重大权力掌握者的选举权放到党员手里，这才是党内民主重要内容。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提高民主的质量，质量靠规律，选一个放心的人，西方的民主做的最到位的也是这点，尽管也在那不断控制，但就是最后不破坏选择权，说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不过是两个坏蛋中选一个好点的坏蛋，还给选择呢，它有一个权力和义务对等的问题，我选了你，就有义务服从你，票是一张一张对出来的，选上了，增加了合法性，我亲自投
票选出来的，我把权力交给他了，我就得服从他，就不会再搞武装夺权了，他干得不好，我再把他选下去好了。这一点不能小看，我们总说选举是一个形式，实际本质是选择，把选择去掉了，留个选举形式，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发个等额的名单，还叮嘱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不用动手了，不动手怎么选呢，以目示意？让大家选，后来觉得也不象话，要扩大差额选举，好多了，但是总觉得不控制具体的人头心里就不踏实，就不能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所以就又在那里做工作，必保的，谁是差。干脆就任命吧，越过了边界。哪怕把选择权缩的最小，还是有，但如果都越过了，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说这个干部是选出来的，大家心里明白，权力和义务根本不对等，那合法性立即降低。我们做的最糟糕的就是这点，我们总是想保证具体人的当选 ，具体人虽然当选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党的公信力降低了，世界上不存在那么傻的党，用公信力作为代价来换取个别人的当选，公信力能随便花出去吗，公信力是金本位，花一分少一分，（少奇说吃小亏占大便宜。我们现在是占小便宜要吃大亏）我们忽视了，结果造成虽然当选了，有的还是高票当选，但是老百姓怎么议论，就是那么回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他不关心了，爱选谁选谁，党很省心啦是不是，但不久的将来你会很操心，他不关心你了，就去关心别人了，增加了体制的异动能量。作为一个政党不未雨绸缪怎么行呢。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基本价值。作为一种成体系的制度，民主首先体现在人民授权上。实现人民授权最基本的方式是选举，这是
稍懂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为此，我们的宪法才鲜明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选举法》，党章中才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的要求。）那么，选举的本质又是什么？选举的本质就是由大众来挑选掌权者。既然是挑选，自然就应是从多个人当中进行选择。于是，就有了竞争。有竞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竞争是选举的题中之义，就像选举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一样。我们可以说现阶段让人们挑选国家领导人（即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论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挑选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 “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四）、党的制度建设问题
在报告中党的建设方面，可以说贯穿在方方面面，八项要求没有一个离开制度，制度的重要性1980年小平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共识，难道是共识就没问题吗，问题还不小。可是现在很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是有制度，摆在文字上，甚至多的不胜其烦。领导干部不许这样那样，一开始是88个不准，最多时156个不准，还剩52个不准。问题是不是有关联。但为什么执行不了。制度要素是人制定的。
要把制度科学化。严格说来，要求，条条，规定，不是制度，最多叫制度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不是人制定的，要素是人制定的，总是看重要素的制定，所以总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总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最典型的是信访制度，最初为什么设立，党群关系受到考验，所以，信访直通车。既然沟通信息，那就有个信息量，信息量变成了一个标准，信息量越大越不利，从接访变成压访，一压他跑北京去了，接访变成截访。现在很奇怪这个制度，这个信访是让人说话还是不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和不让人说话一起起作用，不乱套才怪呢。所以，老百姓开始编段子了。我党现在的干部现在也经常变得灰头土脸了。维稳成本太高了，不形成制度体系建设，漏洞太多了，要大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不要停留在制度要素设计上，要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要认为就是中央的事，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只要是一个系统，从一个系统来考虑，就是系统设计。省市县都是一个系统，还有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等，与其说是一种步骤，不如说是一种设计理念
（五）、党管干部。
党管干部。是党的领导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体现这一领导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一些论者也往往把党管干部看作我们制度中党政不分、过度集中、缺乏民主、腐败现象等弊端的一个主要渊源。实事求是地说，干部问题，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共产党要不要管干部？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其实这是无须争论的。不只是因为我们党是这个国家中唯一的执政党，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党要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执政党对官职进行控制，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然而，在我们制度中，许多问题恰恰出在管干部的实践中。这至少说明，在把党管干部原则与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相统一方面，还相当程度地存在问题。
1、党管干部原则的含义
党管干部，“管”是其中的关键词。对这个概念，至少存在三种理解。一是管理。管理作为一种行为，当然要有主体。党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管理者，还需要有实际的主体，即党的组织部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谓党管干部，就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实施干部的选择、使用、调动和日常监督。二是决定。即由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同样，在实践中，既不能由一个抽象的党，也不可能由代表党的党中央来决定所有各层各级的干部。于是党管干部就变成了各级党委管干部。而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又负全责，于是党管干部进而变成了党的书记决定干部。三是控制。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作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干部就是党领导干部工作。
可以看出，这些理解存在不少问题。从管理的角度，如果我们把党管干部仅仅理解成一种政党内部管理行为，那是没有疑问的。设立
专门的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干部进行管理，是一个组织良好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如果把我们党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也算在内，问题就出现了。从理论上说，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掌权者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权力。这样一种委托关系，通常通过人民选择来实现。那么，在把这种选择权交给党的组织部门的情况下，人民的委托过程如何体现？
由党委、党的书记决定干部，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干部的决定权掌握在党的书记手里，公众便没有了这种决定权。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理论上，公众决定干部的命运；实践上，却是党的书记决定干部的命运。没有了决定权的公众和干部之间便不存在权力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对上（即向党委和党的书记）负责是有保证的，但却无法让他们对下（即向公众）负责。权力从哪来，就往哪跑，权力从组织部来，就往组织部跑，权力从党委书记那来，就往书记那跑，没跑错，如果掉头往老百姓这儿跑不是懵了吗？所以，党管干部也就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相比之下，第三种理解与权力委托关系可以并行不悖，也更加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一种能够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理念。固然，这种理解不太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认识上已经开始向这个方面发展。例如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党管人才”、“党管媒体”的思想。这里面的“管”，显然既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管理，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人才、所有的媒体都由党组织来管理，事实上也做不到；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决定，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活动规律，是很
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它的。至于说由党组织来决定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那恐怕更无从谈起。也许有人认为，在这里，“管”字的含义和“党管干部”的“管”不是一个概念。这只能算作是一种看法，并无什么确凿的依据。我倒更倾向于认为，这里面的“管”有相通之处，本身暗含着一种观念的转变。管人才也好，管媒体也好，实际上谁也没有片面到把它看作是由党的组织和个人说了算，而是强调党对人才工作和传播工作的控制（如果不是贬义地理解这个词的话）和领导。这种控制和领导，是所有执政党都必然履行的职能。正如党的十七大提出那样，“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党管干部”的“管”，也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2、科学地管理干部
所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党管干部应当以帮助人民更好地行使他们对掌权者的选择权，而不是代替和虚化这种权利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从认识上看，长期形成的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党的组织和领导个人任命、变相任命干部的认识没有完全改变。在不少同志看来，党管干部就是党委和书记说了算，否则就是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些同志对让人民群众参与到选择干部中来实际上是想不通的，把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乡镇长直选方面所做的尝试，甚至把在支部书记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党代表直选等方面的尝试，都看作是照搬西方模式，有抵触情绪。这种
认识，体现到实践中，就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党管干部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旦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与他们心目中的党管干部观念发生矛盾，就对民主实践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坚持党管干部当作阻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借口。这种状况，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你的合法性都没了，还怎么领导？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党管干部的原则从认识上到实践上都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把对干部的选择权还给公众，还给人民，并不意味着政党在管干部方面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保障公众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党活动也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
实际上，公众有了选择权，并不保证他们能够选举出最能代表他们的人。真实情况往往是，如果完全由公众自己作出选择，由于信息缺乏、平常关注度不够、个人偏见等方面的原因，这种选择很可能是盲目的。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对公众进行有效的引导。因此，向公众介绍、推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治国人才，是政党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功能。综观世界各国政党，不难看到，政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选择和培养忠于本党（对于我们党来说，同时也应是忠于人民）的人才和骨干，把他们推荐给公众，帮助他们赢得民心民意，代表本党掌握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政治学上叫“政治录用”的功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通过控制政治过程来控制公众对官员的选择权的方式，同样可以叫做管干部。而且应当承认，在所有实行政党政治的国
家，这种管干部的方式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不过，这种管干部的方式和公众的选择权之间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边界，那就是政党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对公众的选择施加影响，但不能代替公众进行选择。不管政党为公众提供了多少可供选择的人选，作出最后选择和决定的，依然是公众。这个边界是不能越过的。
讲到公众对干部的选择权，必须改变某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例如，有人指出：既然国外政党也都是在一个重要职位上（如国家总统或主席、政府总理或首相、州长或省长等）提出一名唯一的候选人，我们同样可以只提一名候选人。如此而论，等额选举、形式主义选举就都没有错了。其实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的确，在关键性选举中，国外政党都是提出自己唯一的候选人参与竞争。很显然，如果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就可能造成支持本党的票数分散，导致本党在竞选中落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国外实行的是多党竞争的体制。在多党的情况下，每个党推选一个唯一的候选人，对公众来说，候选人仍然是差额的、可选择的。因此，整体地看选举，公众的选择权并没有遭到侵害。一党制条件下情况则不同。如果一个唯一执政的党推举唯一的候选人，那就意味着公众没有了选择，选举流于形式，这是和民主政治的原则相违背的。
这里讲的虽然是其他政党的经验，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说明这种方式合乎规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说到底，就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要么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
择权，要么为了保证公众的选择权而架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让党管干部科学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适应时代的要求，转变观念，大力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
首先，在充分保证人民对干部的选择权的同时，加强党对人民选择的控制和引导。从出现政党政治以来，人民的选择从来都是在政党的引导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对人民的选择进行引导，是政党的责任。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党，而政党之所以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在政治运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在人民选择上的引导，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政党不是也不应该放弃这种控制权，而是不要滥用它来取代人民的选择权。把握了这一点，党管干部就有了科学的界限。
其次，从具体繁琐的人头管理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政党的作用在于领导，而不是管理。长期以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的组织管得越来越具体，陷入了事务主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以致形成了离开行政手段就不会领导的习惯。在管干部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们不是在管政策，而是在管人头；不是在领导，而是在管理。热衷于对具体人头进行排列组合，却不是通过政策来影响用人导向，正是舍本求末、陷身事务、不善于领导的典型表现。
再次，加大对治国理政人才培养的力度，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选择的干部资源。每当我们把等额的人选提供给公众时，总会听到人
们质疑的声音：难道我们党就提不出更多的人才？虽然这种设问本身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它确实说明，我们为公众提供的干部资源是不够充分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更加民主广泛的渠道提供更加充足的干部后备资源。我们非常赞成党管人才的主张。当然，这绝不是说，党要把人才也像过去管人头一样管起来，而是创造一种后备干部充分涌流、骨干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体制，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毫无疑问，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我们的执政党为什么总有一种地下党的思维呢，党代会决议为什么不让普通党员知道呢搞的那么神秘有什么意义吗？一年中交了那么多的党费公示一下多好啊，省得普通党员在底下嘀咕不是腐败了吧，老百姓都懂瓜田李下的嫌疑。我们这么伟大的党难道还不懂吗？这并不是题外之意。看得出，党建方面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研究。
李斐然：这一夜，我们直面生死
发布时间:2012-12-05 15:35 作者:李斐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61次
□在大雨的香港中文大学，媒体人梁文道和政治学教授周保松抢着为主讲者关子尹打伞。数百位撑着伞的观众还包括港中大校长沈祖尧，这是一场主题为“死亡的意义”的讲座。
□一个学生说，她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
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上周五傍晚，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雨最大的时候，却有一群人在户外聚会——在宛若古罗马斗兽场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头发花白的教授站在广场中央，拿着略微被打湿的讲稿大声演讲；在他背后，两个中年人像顽皮的小男孩一样，争抢着为他撑伞。
这两个中年人，一个是颇受欢迎的媒体人梁文道，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而伞下的演讲者是港中大哲学系教授关子尹。在这个“盖楼都会避开4栋”的城市，他们要讨论的主题却直中禁忌的核心——死亡的意义。
“我希望，用这次讲座，让年轻的学生们能够把死亡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认真地思考，同时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共同来认真地探讨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负责组织这次讲座的周保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希望这种方式让人们看到大学教育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让学问走进学生的生命里。”
在港中大，“生死教育”并不只存在于这场偶然的讲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所大学专门开设了通识课《死亡与不朽》，向学生正式而系统地讲解死亡问题。近20年来的每个学期，这门课都会带着学生“反思死亡”。
在阴雨连绵的11月30日，现场被数百人和五颜六色的伞挤满了。港中大校长沈祖尧也站在其中，后来，他还特意给主办者周保松发了条短信：“我来过了，不打扰你们。”与其他迟到的学生一样，校长站在广场的最后一排，一边听着雨滴噼啪打在伞上的声音，一边听这场关于“死亡的意义”的讨论。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
讲座还没开始时，4个撑着透明伞的学生走到广场中央站成一排，用英文清唱了一段《摇篮曲》。这是周保松的主意，“生和死都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既然今天的讲座要谈‘生命的终结’，那就让讲座从‘生命的开始’唱起吧”。
夹杂在雨声里的摇篮曲，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大注意，以至于好几位去过现场的学生都记不起当时的曲调。可这段旋律却触动了即将准备演讲的关子尹，这位父亲曾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15年前，他的儿子因病去世。再次听到这首歌，他“差点哭出来”。
“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他，无从解脱。失去15岁的儿子以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
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主要研究康德的他也拒绝再开讲康德的课程，“因为整个心中容不下一个‘理’字”。《死亡与不朽》的主讲教授陶国璋曾邀请他来演讲，但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太沉重了”。
其实，即便教了20年的《死亡与不朽》，陶国璋也仍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还不满10岁的时候，他就患上肾病，“对死亡很敏感”，可尽管每个学期都开课面对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这也是让台下观众感到陌生的话题：年轻的学生“觉得死亡还很遥远”；在微博上看到预告就从深圳赶来的中年人，则急切地希望从中明白“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人在网上询问，“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这个概念”。
在这个下着雨的广场，台下坐着关子尹的妻子和女儿。关子尹要就“死亡”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公开演讲。
“我执教几十年，没试过在这样的情景下讲课。”61岁的教授抓着自己的讲稿，扭过头去停顿了一下，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但是各位盛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那个能把复杂沉重的哲学话题讲得饶有趣味的老师回来了，他打算“不是只环绕个人感受去发挥，而是从学理上认真地向大家剖析死亡”。他事先准备了厚厚的讲义，一页页打印出来后用小夹子夹起，还用亮黄色的荧光笔在重点句子上做出标注。
他拿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小说故事举例，小说主角获得“不死之身”，从公元前一直活到20世纪，可免于死亡的他却“目光无神，对一切无动于衷”，因为“不能死，生命就成为了一项诅咒，没有寻求意义的任何冲动”。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关子尹说，“正是由于‘死
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在雨里，校长沈祖尧站在最后一排，撑着伞听演讲。就任中大校长前，他曾是一名医生。2003年香港遭遇“非典”时，他所主管的科室接诊了第一例SARS确诊患者。在对抗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疫病时，他亲历过许多真实的死亡。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沈祖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作为医生，这件事对我也包含了更特别的含义。”
“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雨水打湿了关子尹的讲义，湿漉漉的纸张粘在一起，翻页都变得困难。他费劲地从中翻出事先准备好的图片，上面画着甲骨文中“死”的写法。他高高地举起来，试图让在场学生看清楚。
这样公开的生死教育在香港并不常见。有一次，周保松的外甥女询问学哲学的舅舅：“人为什么会死呀？”他还没开始回答这个8岁小女孩的提问，就被家长制止了。在香港，数字“4”像种禁忌，讨论死亡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周保松曾想邀请小外甥女来听这场讲座，但她的父母也都拒绝了。
就连教授《死亡与不朽》课程长达20年的陶国璋，仍然常常发现，正视死亡话题并不容易。虽然周保松称陶国璋是“校园最受欢迎教授”，但即便是这样的教授，依然会在谈论死亡的课堂上碰钉子。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陶国璋建议学生参观“一条龙服务”，包括坟场、殡仪馆、寿衣店等。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加硬性要求，全班80名学生里只有1/4会去参观。没办法，他不得不给这项参观活动设置一个学分，以保证学生会去参加。
在十几年前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和学生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们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
结果，戴着圆圆眼镜的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跟学生们讨论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10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20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分成突然死亡、慢性病、自杀，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当人们谈论死亡时，往往容易将其视为‘他人之死’，而忽视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其实，死亡是人类对存在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一生的感受，同样也是一生的促进，这样一来它也许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陶国璋说，“我教这门课20年了，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经验，给那些对死亡话题敏感的学生多一些参考”。
然而老师们也认为，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在关子尹看来，“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在这个不爱思考的年代，能够讲一讲认真的话题
讲座从下着雨的傍晚一直进行到天黑。街边的路灯亮了，广场旁边的新亚水塔也亮起了灯。位于山顶的圆形广场笼罩在雾气里，橘黄色的灯光照射在撑起的雨伞上，“像一幅精致的山水画”。
在讲座即将结束时，主持人周保松提出建议，关闭所有的灯，大家静默两分钟，思考刚刚这场关于死亡的对话。
“我希望在这个人们都不太较真，都不太重视思想的年代，在大学这个场所，仍然可以有一群人愿意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和面对‘死亡’这个无从逃避的大问
题。”周保松严肃地说。
而这样的讨论，每个星期都会在陶国璋的课堂上展开。他没有去参加广场上的讲座，因为他要忙着准备本学期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课——“生死对谈”。
在《死亡与不朽》课上，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都由他和一位医生主持。这一期的主题也固定叫做“未知死，焉知生”。一个是从小得病的哲学教授，一个是在临床亲历许多死亡案例的医生，他们与学生坐在一起探讨这学期有关“死亡”的心得。
在飘着细雨的周五晚上，灯光一盏盏熄灭，沾着雨水的台阶上摆放起点燃的蜡烛，参加讲座的学生低下头，静默下来。
“我是冲着梁文道来的，但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在中大音乐系读研究生的郑思说。
而中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蔡涵青直到讲座后去餐厅吃饭时还回味着内容，她还兴致勃勃地跟碰到的学长说，自己刚刚听了一场“非常浪漫”的讲座。
可已经开始实习的学长对这样的讲座没什么兴趣，“不就是带着大家逛花园么”？他还劝说学妹，“这些课程都不实际，明天你还是要面对找工作、留不留在香港这些事，所有那些琐碎的生活问题，会让你没有力气思考这些问题”。
她还得到了个“友情提示”，在每个人都想得到高分的校园，那门《死亡与不朽》的给分情况并不给力，你的分数“要么死亡，要么不朽”。
这些提醒让这个大三女生像个皮球一样泄了气。她盯着自己的晚餐，发了条微博，“在这样的雨中，思考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问题，是一种浪漫，只是散场后，还是要面对关于以后柴米油盐的现实”。
尽管如此，在即将面对琐碎生活之前，她还是和其他参与讲座的人一起，获得短暂的宁静一刻。在下着雨的香港，一个本该忙着约会、忙着赶期末作业、忙着搭车赶路的周五晚上，这几百人撑着伞聚在广场上静默了整整两分钟，思忖着各自心里“死亡的意义”。
笼罩在雨雾之中的大学山顶，所有的灯都已熄灭，只有蜡烛在微雨中闪着光。当每个人都低着头沉思时，一个年轻人在静默中吹起单簧管，在这个繁华城市的山顶角落里，安静得只能听到他所演奏的音乐——那首“寓意生命起源”的《摇篮曲》。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2年12月05日 | 责任编辑：西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