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董事长(Chairman,或Chairman of the Board)?按照经济学的理解,董事长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家(Capitalist)。说国有企业董事长缺位,实质上就是说国有企业人格化的资本家缺位。在这里,缺位(Absence)指的是一种不在其位的状态。 所有者缺位 资本家为什么会缺位?在异质型人力资本理论模式看来,企业家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而资本家是物质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对于民营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股东)会天然在位,所以不存在资本家缺位的问题。翻开各类企业史和现实财经资料,看不到任何民营或私营企业存在资本家缺位的情况,有的只是对资本家所持有股份(财产)的争夺。而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同时由国家自己运营的国有企业,其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国民)会天然地不在位,即所有者缺位。不仅不存在人格化的资本家,而且资本家成为压抑或抹杀的对象,见资不见人,国有企业的资本家因此总是缺位的。因此,资本家缺位成为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内涵,历来如此,各国如此,不因时间、地点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资本与资金的经济学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性化的,后者是物性化的。讲资本,一定有一个自然人的所有者主体,物质资本即资本家。讲资金,则无所谓人性主体。物质资本增值的关键是物质资本必须有自己人性化的主体,即资本家。在此基础上,如果重资不重人,重资本不重资本家,有物质资本,没有资本家,物质资本是死的,资本就变成资金,仅能(消费)使用,发挥不了应有的价值及其增值功能,或者无法长期增值。因此,重资不如重人,重资本不如重资本家。有了资本家,小资本能够变成大资本,无资本能够变成有资本,死资本能够变成活资本。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人们所选的是画家,而不是画”。 所以,企业社会最终的成功,在于创造一个发达的资本家阶层。 而资本家阶层的缺位,恰恰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状况。中国也许不缺少资本,但是中国缺资本家阶层。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失效的基本原因就在于资本投资与使用的人性化主体,有人负责花钱,享受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但无人为此承担职责,承担失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企业投资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但效益也越来越下滑。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低收益率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资本家化通道阻塞 资本家从何而来?来源于企业家,或者说,是从企业家转化而来的。说得直白些,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化),是企业家创业的基本目的。 资本家作为企业家的运动归宿,不仅实现了企业家自身的目的,也为其他企业家和后续企业家的创业与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资本家或没有资本,企业家创业的资本从何而来?一个没有资本(物质资本)、没有资本家的社会,同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一样,同样不可能有发展。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创业的货币资本甚至是靠借贷筹集的,国外的盖茨、杨致远……国内的史玉柱……概莫能外。这些企业家群体推动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企业,发展了社会,也创造了自己,积累了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以货币资本为主体的物质资本;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家嬗变为资本家――也许某一天,他们自己不再经营企业了,但照样可以以自己资本家的身份去影响和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在国有企业,企业家资本家化的通道在现实的条件下是被堵死的。政策层面的限制使得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无法通过正当、正面、正确的方式,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公正、公开地赢得自己的利益回报。也就是说,企业家无法资本家化,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缺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企业家无法资本家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转而就异化为“去资本家化”。如果说资本家化是以理性投资与治理为己任的话,则“去资本家化”就以非理性消费与浪费为最大特色:大搞特搞在职消费、放任资产流失、扩散性投资,以及行贿受贿、贪污枉法等。这些行为当为推崇新教伦理理念的巴菲特等世界著名资本家所不耻。“去资本家化”成为中国当今政经腐败的重大诱因。 企业家缺位 资本家源于企业家的资本家化,但国有企业存在足够数量的合乎能力要求的企业家群体吗? 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资本家缺位,企业家更是缺位。一方面,政府成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的实际运营者只是政府的二级代理人,经营自主的权限具有很大的有限性,不仅远远比不上同行的民营企业,与现代企业中随着人力资本的地位上升,作为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地位不断上升的基本趋势,更是背离。抛开利益层面的追求不说,单就熊彼特所称的建立实业王国的企业家精神追求,也无法在国有企业得到充分实现――仅有的国有企业单个型的案例,不足以代表国有企业的面上的概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基于其自身的代理地位,只会作短期的考量,无法具有民营企业董事长或资本家所具有的长期性的考量,因此很少将具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素质与能力的人作为选聘企业家的基本选项。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缺位,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缺位的数量上抑制因素,也即资本家缺位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企业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创新。企业家的缺位也成为国有企业创新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在当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盛行的是资产兼并与重组、资源整合与分配、行业的垄断与市场的控制,而技术的创新、服务的提升、品牌的建设、人性化的管理,却是少之又少的。结果,国有企业能成为国家甚至国际上的规模特大型企业,却成不了行业的创新型企业、品牌企业。 综上所述,所有者缺位、资本家化通道阻塞及企业家缺位,成为中国社会资本家缺位进而国有企业董事长缺位的制度原因。忽视这种制度的基因,忽视国有企业的制度困境,仅仅从技术及政策层面考量,结果是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效力的。这也是一道难题,不仅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及改革实践未曾破解这道难题,世界经济发展史也没有在体制内解决这道难题。我们由此需要新的角度及更宽阔的视野。
什么是董事长(Chairman,或Chairman of the Board)?按照经济学的理解,董事长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家(Capitalist)。说国有企业董事长缺位,实质上就是说国有企业人格化的资本家缺位。在这里,缺位(Absence)指的是一种不在其位的状态。 所有者缺位 资本家为什么会缺位?在异质型人力资本理论模式看来,企业家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而资本家是物质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对于民营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股东)会天然在位,所以不存在资本家缺位的问题。翻开各类企业史和现实财经资料,看不到任何民营或私营企业存在资本家缺位的情况,有的只是对资本家所持有股份(财产)的争夺。而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同时由国家自己运营的国有企业,其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国民)会天然地不在位,即所有者缺位。不仅不存在人格化的资本家,而且资本家成为压抑或抹杀的对象,见资不见人,国有企业的资本家因此总是缺位的。因此,资本家缺位成为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内涵,历来如此,各国如此,不因时间、地点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资本与资金的经济学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性化的,后者是物性化的。讲资本,一定有一个自然人的所有者主体,物质资本即资本家。讲资金,则无所谓人性主体。物质资本增值的关键是物质资本必须有自己人性化的主体,即资本家。在此基础上,如果重资不重人,重资本不重资本家,有物质资本,没有资本家,物质资本是死的,资本就变成资金,仅能(消费)使用,发挥不了应有的价值及其增值功能,或者无法长期增值。因此,重资不如重人,重资本不如重资本家。有了资本家,小资本能够变成大资本,无资本能够变成有资本,死资本能够变成活资本。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人们所选的是画家,而不是画”。 所以,企业社会最终的成功,在于创造一个发达的资本家阶层。 而资本家阶层的缺位,恰恰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状况。中国也许不缺少资本,但是中国缺资本家阶层。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失效的基本原因就在于资本投资与使用的人性化主体,有人负责花钱,享受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但无人为此承担职责,承担失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企业投资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但效益也越来越下滑。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低收益率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资本家化通道阻塞 资本家从何而来?来源于企业家,或者说,是从企业家转化而来的。说得直白些,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化),是企业家创业的基本目的。 资本家作为企业家的运动归宿,不仅实现了企业家自身的目的,也为其他企业家和后续企业家的创业与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资本家或没有资本,企业家创业的资本从何而来?一个没有资本(物质资本)、没有资本家的社会,同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一样,同样不可能有发展。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创业的货币资本甚至是靠借贷筹集的,国外的盖茨、杨致远……国内的史玉柱……概莫能外。这些企业家群体推动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企业,发展了社会,也创造了自己,积累了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以货币资本为主体的物质资本;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家嬗变为资本家――也许某一天,他们自己不再经营企业了,但照样可以以自己资本家的身份去影响和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在国有企业,企业家资本家化的通道在现实的条件下是被堵死的。政策层面的限制使得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无法通过正当、正面、正确的方式,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公正、公开地赢得自己的利益回报。也就是说,企业家无法资本家化,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缺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企业家无法资本家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转而就异化为“去资本家化”。如果说资本家化是以理性投资与治理为己任的话,则“去资本家化”就以非理性消费与浪费为最大特色:大搞特搞在职消费、放任资产流失、扩散性投资,以及行贿受贿、贪污枉法等。这些行为当为推崇新教伦理理念的巴菲特等世界著名资本家所不耻。“去资本家化”成为中国当今政经腐败的重大诱因。 企业家缺位 资本家源于企业家的资本家化,但国有企业存在足够数量的合乎能力要求的企业家群体吗? 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资本家缺位,企业家更是缺位。一方面,政府成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的实际运营者只是政府的二级代理人,经营自主的权限具有很大的有限性,不仅远远比不上同行的民营企业,与现代企业中随着人力资本的地位上升,作为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地位不断上升的基本趋势,更是背离。抛开利益层面的追求不说,单就熊彼特所称的建立实业王国的企业家精神追求,也无法在国有企业得到充分实现――仅有的国有企业单个型的案例,不足以代表国有企业的面上的概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基于其自身的代理地位,只会作短期的考量,无法具有民营企业董事长或资本家所具有的长期性的考量,因此很少将具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素质与能力的人作为选聘企业家的基本选项。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缺位,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缺位的数量上抑制因素,也即资本家缺位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企业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创新。企业家的缺位也成为国有企业创新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在当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盛行的是资产兼并与重组、资源整合与分配、行业的垄断与市场的控制,而技术的创新、服务的提升、品牌的建设、人性化的管理,却是少之又少的。结果,国有企业能成为国家甚至国际上的规模特大型企业,却成不了行业的创新型企业、品牌企业。 综上所述,所有者缺位、资本家化通道阻塞及企业家缺位,成为中国社会资本家缺位进而国有企业董事长缺位的制度原因。忽视这种制度的基因,忽视国有企业的制度困境,仅仅从技术及政策层面考量,结果是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效力的。这也是一道难题,不仅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及改革实践未曾破解这道难题,世界经济发展史也没有在体制内解决这道难题。我们由此需要新的角度及更宽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