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进入“二战”之前，那些坚信为遏制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人就启用了自由的语言。为了唤醒和敦促不甚情愿的美国为参战做准备，主张干预的人竭力推广和宣传了一些后来成为战时动员的中心口号。1941年6月，从德国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逃亡出来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联盟”（FreeWorldAssociation）。联盟的宗旨是敦促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年，“为自由而战委员会”（FightforFreedomCommittee）成立，后改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该组织自称是“为争取一个自由世界的斗争指引方向的灯塔”。自由之家地位显赫的成员中包括了大学校长、作家、商人和劳工领袖。它把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打败德国，对于保证“人类自由至关重要”。1941年10月，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会议结束时，还安排了以“自由真好”（It’sfuntobefree）为名的娱乐节目演出，节目的名称看上去与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联合演出并不十分相称。演出以一项向德国宣战的要求而结束。
然而，真正制定美国战时战斗口号的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保卫自由为理由，呼吁美国对遭到围困的英国提供不断扩大军事援助。1940年，总统曾试图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世界面临的危机，但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最终采用了精湛的语言，对一个基于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上的世界秩序做了表述，这四项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ofspeech,freedomofworship,freedomfromwant,freedomfromfear）。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未来，这四项自由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享有。
尽管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由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却是由罗斯福亲自动笔写成的。直到他1945年去世时，也就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一直把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斗争描述成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罗斯福谈到美国人必须承担重任，来保卫“伟大的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它对世界的奴役”。四个月后，当美国进入战争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他将四大自由与圣经中的十诫、英国的大宪章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进行类比。在1942年的一次无线广播讲话中，他宣称道，四大自由是“所有信仰、所有种族、无论在何处生活的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四大自由显示了“我们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之间存在着的关键区别”。
因为他必须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保证全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选择了对自由作一种纲领性的描述。他很少去讨论权力均衡外交之类十分枯燥无味的话题，直到他执政的晚期，他也绝少讨论可能赋予四大自由实质性内容的国内政策等。然而，这四项自由合为一体，却不容置疑地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四大自由体现了与新政相关的原则，表示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是一种深受珍重的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值得向世界推广。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光是表达一种对和平的期望，也表达了人民希望在这个明显地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追求一种普遍的安全感的期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尽管在战时，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起了重视，并被作为将美国与纳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特征。这两项自由在四大自由中的显赫位置加速推进了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的进程。194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根据，推翻了一项1940年的决定，支持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有权在州立学校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这项决定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制性爱国主义（coercivepatriotism）的否定，肯定了即便在危机时候也须保护个人良心的神圣性是美国自由的基石，从而将美国对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的宪法保护与纳粹德国的暴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大自由中最模糊不清的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财富》杂志这样写道。但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在1942年写给总统的信中，却把这一自由称为“令人振奋的伟大表述”。这项自由在刚走出大萧条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最为深沉的共鸣。罗斯福最初所指的意思是，消除国际商业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自由与那些与普通公民有关的经济期望联系起来———保证“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保证战后经济大萧条不再发生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总统宣布说，“如果没有进步的（enlightened）社会政策，普通人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即便是热情鼓吹无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财富》杂志，也承认社会对经济安全的要求十分强烈，政府不得不保证免于匮乏的自由，通过“毫不含糊地”承担“保证就业”和在战后建立最低工资制的责任，以保障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
关于自由的讨论深入到战时美国的各个角落。“二战”期间，大量的书籍、传单和广告源源不断地涌现，意在唤起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推销战争股票（“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象征”，财政部以这样的宣传词来描述战争股票），为支持战争的理论提供具体的内容。《生活》杂志作了一次关于美国历史的调查，结果显示，“历史上的自由理想”是美国人认可的国家传统。艺术家们对以自由为题材而创作充满了热情。1942年雨果·巴林（HugoBallin）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Burbank)，为一尊矗立在市政大厅前的巨大的“四大自由”的雕塑揭幕。这个作品包括了从印第安人到教皇等多种形象，被誉为是“太平洋海岸线地区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次年，罗伯特·罗素·巴内特（RobertRussellBennett）谱写创作了一部有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专门献给四大自由中的一个自由。然而最广泛流传的有关四大自由的创作是由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杂志插图大师诺曼·罗克韦尔（Nor?鄄manRockwell）所创作的画。
“自由（freedom）和自由（liberty）这些词”，一份战时广告这样写道，“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这句话十分独到地解释了为什么罗克韦尔的画会获得如此成功的秘诀。罗克韦尔的素材来源于他那些在佛蒙特州的邻居的生活。他将四大自由的内容翻译成四幅生活在美国小镇上的人民的真实生活。每一幅画面都集中表现那些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辨认出的熟悉的生活情景：一位工人站起来在镇民大会上发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祈祷；一个家庭在享受感恩节的晚餐；一个母亲和父亲守护在一个甜睡的孩子的身旁。这些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百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这些画被视为极其成功的“四大自由战争债券展览”（FourFreedomWarBondShow）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全国巡回展出。除了言论自由因描述一种公民的民主行为而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外之外，其他三幅画所涉及的都是属于个人权利的范畴，是由个人或在家庭中得以享受的权利。四幅画中只有一幅———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战争有联系。画中的父亲手中拿着一份报纸，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关于伦敦遭到轰炸的消息。
这四幅画首先在1943年的《星期六邮报》中登出，发表时配有短文，强调罗克韦尔所描绘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价值观，与轴心国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其中的三篇短文是由非常著名的作者写作的，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VincentBenet）、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和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但对“免于匮乏的自由”一图的短文写作，杂志编辑部选中了默默无闻的菲律宾籍诗人卡洛斯·巴洛桑（CarlosBulosan）。巴洛桑16岁时移民美国。他的短文展示了四大自由可以如何激励起人们对于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期望，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对罗克韦尔想象中的那种已经逝去的小镇生活的温馨回忆，聊以心灵的慰藉。巴洛桑写道，对于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以外的美国人———移民工人、罐头厂的操作工、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等———来说，自由意味着能有足够的食物，能送孩子上学，能够“分享美国生活的承诺与成果”。
四大自由内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它们的极为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由新政所带来的政治上对立和分野仍然十分严峻地存在着。这一点通过战时新闻办公室（OfficeofWarInformation,OWI）的历史表现出来。战时新闻办公室是1942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影响公众舆论。它的写作班子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他们打算将战争定义为一场“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并将战争视为一种将新政思想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机会。他们担心美国人对战争的目的不甚了解，或在宣传上出现自相矛盾和不连贯之处，担心公众只是热衷于向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事件讨还血债而不把消灭法西斯看成是战争的目的。战时新闻办公室使用了无线广播、电影、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来宣传关于战争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重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批评了前总统胡佛这样的“反动派”，大力宣扬类似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Wells）的讲话，韦尔斯称，战后的世界将解决国内外存在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一份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小册子说，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来解决经济问题”，其中提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包括有权得到一个公平工资的工作，有权得到足够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
这样的宣传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怒。一位纽约人抱怨说，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固然不错，但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却是“新政的自由”，而不是“美国的自由”，因为它们鼓励人人都变成依赖政府的人。参与战时新闻办公室广告制作的主管层对该办公室的活动目标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对自由派的言论颇为反感，而且相信，最有效的信息就是反复使用简单明了的口号，这样做也符合广告业的市场智慧的要求。他们主张，自由只需进行推广宣传，不必细加解释。1943年6月，广告业的人开始当家做主，负责管理文字写作班子，导致后者中有一部分人辞职不干以示抗议。辞职者指责战时新闻办公室已经为一群“高压推销员（所）控制，这些人用狡猾的推销术来取代诚实可靠的信息”。随后不久，因为担心战时新闻办公室以花在动员战争努力上同样的时间来扩大新政的社会改革计划，国会干脆取消了该办公室在国内进行宣传活动的经费。
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命运象征着战时政治的总趋势。在由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联盟的把持下，国会虽然没有触动社会保障这样的新政项目，但却将那些被认为是左派控制的机构，如平民资源保护队，全国青年事务局和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等，统统取消。从第二次新政开始，联邦政府与大商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公司的主管频频访问那些主管战时生产的联邦机构。罗斯福此刻匆匆停止了他对“经济保皇派”（economicroyalists）的批判，对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刺激———低息贷款、税收惠顾、无风险合同等———来鼓励和推进生产。联邦开支的一大部分实际上都进入100家最大的公司的腰包中，进一步加强了经济集中化的长期趋势。战时制造业取得的奇迹———那些由美国组装线生产的成千上万架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随失业的消失而带来的收入的上升，使得在大萧条时期一度身败名裂的商业和商人们又有机会东山再起、恢复名声。
对于劳工阶层来说，“二战”是一种忧喜参半的经历。绝大多数的工人支持战争的努力，许多人赞同产联反复宣传的一种看法，即“二战”是一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进军，是一场“人民战争”，将极有力地扩展国内外经济和政治民主，赋予工人在产业管理中一种重要的发言权。在战时，组织起来的劳工（工会）事实上与政府和商业资本家一起签订了一种三方协议，从而使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空前的数目。到1945年时，有1500万工人和1/3的非农场劳工都加入了工会，这是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占劳工总数比例最高的时刻。由于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失业的消失和工会的壮大，“二战”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有利于工人收入的重新分配。但如果劳工在政府中是一个伙伴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浅资历的小伙伴（juniorpartner）。它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比起新政高潮时期已经大为减少。
在战时新闻办公室消失之后，“推销美国”变成了一桩主要由私营企业控制的活动。在战时广告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私营公司也加入了宣传和推进爱国主义的运动。不消说，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自己和它们自己产品的牌子寻找战后世界中的位置。广告敦促美国人种植胜利的菜园，购买战争股票，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新杂志出版发行，兜售广告者们对自由的定义。广告上并没有直接批判罗斯福，但他们反复提到他忽视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中心内容———“自由企业”（freeenterprise）。来自马萨诸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伊迪斯·N.罗杰斯（EdithN.Rogers）甚至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正式将组织“私营企业的自由”作为“第五大自由”；罗杰斯称，没有这一项自由，其他“四项美国总统宣称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全国制造业协会与其他公司一起，通过消息的发布、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广告，对公众进行宣传轰炸，将战时出现的生产奇迹归功于“自由企业”。全国制造业主协会主席罗伯特·盖洛德（RobertGaylord）在1944年吹嘘说：“今天几乎没有一篇演讲不是以赞赏自由企业为开场白的。所有人都为它令人震撼的战时记录而折服。”商业界人士把战后世界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消费品的世界，消费者将在丰富众多的可能中得到“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私营企业家必须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个推销罗伊尔打字机的广告问道，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什么？广告解释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即当你再一次走进国内的任何一家商店时，你能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当然，战争并没有包含要改变美国体制的意思。“我是为自由而战的”，由纳什－凯尔文脱公司制作的一幅广告中的士兵说，“所以不要对我说，美国已经被改变了。”
如同罗克韦尔的画作，这些战时的关于自由的讨论既有向前看的一面，希望物质极大地丰富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也有向后看的一面，即把家庭当成社会的基石。当时消费商品是限量供应，人们对大萧条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广告制作者们将“明日的世界”的图画仍然定位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富足与丰盛。从性别关系的角度讲，当在前方的男人回到家中时，他们将回到一个熟悉的世界，恢复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对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的强调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前所未有地大量动员“妇女力量”，以此来填补男人上前线而空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位置。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去工作，好莱坞的电影也对独立自主的女性倍加赞颂，私营广告制作业对作为女产业工人象征的铆工罗茜更是不放过，频频宣传，赞不绝口。
战时的经历的确扩展了妇女的理想范围，使她们变得更加独立自信。妇女工人要求类似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样的工会组织在与资方谈判时，正面提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女工的产假福利和为工作母亲提供幼儿设施等问题。妇女们在战时尝到了一种被当时一位战时工人称之为的“自由的味道”———干男人所干的活，挣男人所挣的工资———许多人在和平来临后仍然希望继续留在劳工队伍中。但在政府、雇主和工会眼中，妇女外出工作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需要，并不是妇女自由的一种永久性扩大。广告业对妇女外出工作给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基调是爱国主义式说教，即告诉工人们说，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目的也是“为自由而战”。但这种语言的调子是以奉献和军事胜利为主，而不是强调妇女的权利和自立，自由指的不是女权主义期望的那种通过劳动而取得完全的自决自主，而是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有一个每天晚上都能在自己家门前迎归的丈夫”。在战时的一次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位年轻人描述了他在和平时期的目标：“拥有一个家，生养几个孩子，能够呼吸到城郊的新鲜空气……能够像自由人一样，清白而舒坦地生活与工作。”
对于一个富足的未来的美好期望，为新政支持者与保守派之间、商业与劳工之间提供了一个双方能够团结的基点。广告对经济安全的描绘和对大规模生产的丰富物质的赞美，在罗克韦尔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画中得到了回响。那幅画描绘了一个极为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的饭桌，桌上的食品极为丰盛，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样的画法过于俗气，尤其是考虑到遭到战争肆虐的欧洲正在经历的苦难。（罗克韦尔自己后来也写道，他担心自己的这幅画描绘了一种“过于丰盛的晚餐”。）这种消费繁荣的前景为战时出版的两部最有影响力的、对战后世界蓝图进行描述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前景甚至将“它们”联合起来了。其中一部著作是《美国世纪》（TheAmeri?鄄canCentury），1941年由出版家亨利·路思（HenryLuce）出版，目的在于动员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迎接战争的到来，迎接新的战后（美国）主宰世界时代的到来。路思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美国必须扮演历史赋予它的角色，成为“世界的主导势力”，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人对“自由和正义”的理解。在将来，美国的强权与美国的价值观将支持一个从前不敢想象的经济繁荣———路思将其称为“一种充足富裕的生活”———这种繁荣是由“自由经济企业”创造的。
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进入“二战”之前，那些坚信为遏制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人就启用了自由的语言。为了唤醒和敦促不甚情愿的美国为参战做准备，主张干预的人竭力推广和宣传了一些后来成为战时动员的中心口号。1941年6月，从德国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逃亡出来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联盟”（FreeWorldAssociation）。联盟的宗旨是敦促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年，“为自由而战委员会”（FightforFreedomCommittee）成立，后改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该组织自称是“为争取一个自由世界的斗争指引方向的灯塔”。自由之家地位显赫的成员中包括了大学校长、作家、商人和劳工领袖。它把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打败德国，对于保证“人类自由至关重要”。1941年10月，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会议结束时，还安排了以“自由真好”（It’sfuntobefree）为名的娱乐节目演出，节目的名称看上去与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联合演出并不十分相称。演出以一项向德国宣战的要求而结束。
然而，真正制定美国战时战斗口号的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保卫自由为理由，呼吁美国对遭到围困的英国提供不断扩大军事援助。1940年，总统曾试图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世界面临的危机，但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最终采用了精湛的语言，对一个基于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上的世界秩序做了表述，这四项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ofspeech,freedomofworship,freedomfromwant,freedomfromfear）。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未来，这四项自由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享有。
尽管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由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却是由罗斯福亲自动笔写成的。直到他1945年去世时，也就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一直把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斗争描述成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罗斯福谈到美国人必须承担重任，来保卫“伟大的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它对世界的奴役”。四个月后，当美国进入战争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他将四大自由与圣经中的十诫、英国的大宪章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进行类比。在1942年的一次无线广播讲话中，他宣称道，四大自由是“所有信仰、所有种族、无论在何处生活的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四大自由显示了“我们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之间存在着的关键区别”。
因为他必须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保证全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选择了对自由作一种纲领性的描述。他很少去讨论权力均衡外交之类十分枯燥无味的话题，直到他执政的晚期，他也绝少讨论可能赋予四大自由实质性内容的国内政策等。然而，这四项自由合为一体，却不容置疑地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四大自由体现了与新政相关的原则，表示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是一种深受珍重的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值得向世界推广。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光是表达一种对和平的期望，也表达了人民希望在这个明显地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追求一种普遍的安全感的期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尽管在战时，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起了重视，并被作为将美国与纳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特征。这两项自由在四大自由中的显赫位置加速推进了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的进程。194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根据，推翻了一项1940年的决定，支持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有权在州立学校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这项决定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制性爱国主义（coercivepatriotism）的否定，肯定了即便在危机时候也须保护个人良心的神圣性是美国自由的基石，从而将美国对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的宪法保护与纳粹德国的暴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大自由中最模糊不清的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财富》杂志这样写道。但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在1942年写给总统的信中，却把这一自由称为“令人振奋的伟大表述”。这项自由在刚走出大萧条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最为深沉的共鸣。罗斯福最初所指的意思是，消除国际商业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自由与那些与普通公民有关的经济期望联系起来———保证“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保证战后经济大萧条不再发生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总统宣布说，“如果没有进步的（enlightened）社会政策，普通人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即便是热情鼓吹无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财富》杂志，也承认社会对经济安全的要求十分强烈，政府不得不保证免于匮乏的自由，通过“毫不含糊地”承担“保证就业”和在战后建立最低工资制的责任，以保障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
关于自由的讨论深入到战时美国的各个角落。“二战”期间，大量的书籍、传单和广告源源不断地涌现，意在唤起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推销战争股票（“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象征”，财政部以这样的宣传词来描述战争股票），为支持战争的理论提供具体的内容。《生活》杂志作了一次关于美国历史的调查，结果显示，“历史上的自由理想”是美国人认可的国家传统。艺术家们对以自由为题材而创作充满了热情。1942年雨果·巴林（HugoBallin）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Burbank)，为一尊矗立在市政大厅前的巨大的“四大自由”的雕塑揭幕。这个作品包括了从印第安人到教皇等多种形象，被誉为是“太平洋海岸线地区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次年，罗伯特·罗素·巴内特（RobertRussellBennett）谱写创作了一部有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专门献给四大自由中的一个自由。然而最广泛流传的有关四大自由的创作是由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杂志插图大师诺曼·罗克韦尔（Nor?鄄manRockwell）所创作的画。
“自由（freedom）和自由（liberty）这些词”，一份战时广告这样写道，“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这句话十分独到地解释了为什么罗克韦尔的画会获得如此成功的秘诀。罗克韦尔的素材来源于他那些在佛蒙特州的邻居的生活。他将四大自由的内容翻译成四幅生活在美国小镇上的人民的真实生活。每一幅画面都集中表现那些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辨认出的熟悉的生活情景：一位工人站起来在镇民大会上发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祈祷；一个家庭在享受感恩节的晚餐；一个母亲和父亲守护在一个甜睡的孩子的身旁。这些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百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这些画被视为极其成功的“四大自由战争债券展览”（FourFreedomWarBondShow）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全国巡回展出。除了言论自由因描述一种公民的民主行为而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外之外，其他三幅画所涉及的都是属于个人权利的范畴，是由个人或在家庭中得以享受的权利。四幅画中只有一幅———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战争有联系。画中的父亲手中拿着一份报纸，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关于伦敦遭到轰炸的消息。
这四幅画首先在1943年的《星期六邮报》中登出，发表时配有短文，强调罗克韦尔所描绘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价值观，与轴心国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其中的三篇短文是由非常著名的作者写作的，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VincentBenet）、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和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但对“免于匮乏的自由”一图的短文写作，杂志编辑部选中了默默无闻的菲律宾籍诗人卡洛斯·巴洛桑（CarlosBulosan）。巴洛桑16岁时移民美国。他的短文展示了四大自由可以如何激励起人们对于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期望，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对罗克韦尔想象中的那种已经逝去的小镇生活的温馨回忆，聊以心灵的慰藉。巴洛桑写道，对于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以外的美国人———移民工人、罐头厂的操作工、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等———来说，自由意味着能有足够的食物，能送孩子上学，能够“分享美国生活的承诺与成果”。
四大自由内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它们的极为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由新政所带来的政治上对立和分野仍然十分严峻地存在着。这一点通过战时新闻办公室（OfficeofWarInformation,OWI）的历史表现出来。战时新闻办公室是1942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影响公众舆论。它的写作班子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他们打算将战争定义为一场“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并将战争视为一种将新政思想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机会。他们担心美国人对战争的目的不甚了解，或在宣传上出现自相矛盾和不连贯之处，担心公众只是热衷于向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事件讨还血债而不把消灭法西斯看成是战争的目的。战时新闻办公室使用了无线广播、电影、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来宣传关于战争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重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批评了前总统胡佛这样的“反动派”，大力宣扬类似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Wells）的讲话，韦尔斯称，战后的世界将解决国内外存在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一份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小册子说，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来解决经济问题”，其中提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包括有权得到一个公平工资的工作，有权得到足够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
这样的宣传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怒。一位纽约人抱怨说，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固然不错，但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却是“新政的自由”，而不是“美国的自由”，因为它们鼓励人人都变成依赖政府的人。参与战时新闻办公室广告制作的主管层对该办公室的活动目标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对自由派的言论颇为反感，而且相信，最有效的信息就是反复使用简单明了的口号，这样做也符合广告业的市场智慧的要求。他们主张，自由只需进行推广宣传，不必细加解释。1943年6月，广告业的人开始当家做主，负责管理文字写作班子，导致后者中有一部分人辞职不干以示抗议。辞职者指责战时新闻办公室已经为一群“高压推销员（所）控制，这些人用狡猾的推销术来取代诚实可靠的信息”。随后不久，因为担心战时新闻办公室以花在动员战争努力上同样的时间来扩大新政的社会改革计划，国会干脆取消了该办公室在国内进行宣传活动的经费。
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命运象征着战时政治的总趋势。在由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联盟的把持下，国会虽然没有触动社会保障这样的新政项目，但却将那些被认为是左派控制的机构，如平民资源保护队，全国青年事务局和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等，统统取消。从第二次新政开始，联邦政府与大商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公司的主管频频访问那些主管战时生产的联邦机构。罗斯福此刻匆匆停止了他对“经济保皇派”（economicroyalists）的批判，对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刺激———低息贷款、税收惠顾、无风险合同等———来鼓励和推进生产。联邦开支的一大部分实际上都进入100家最大的公司的腰包中，进一步加强了经济集中化的长期趋势。战时制造业取得的奇迹———那些由美国组装线生产的成千上万架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随失业的消失而带来的收入的上升，使得在大萧条时期一度身败名裂的商业和商人们又有机会东山再起、恢复名声。
对于劳工阶层来说，“二战”是一种忧喜参半的经历。绝大多数的工人支持战争的努力，许多人赞同产联反复宣传的一种看法，即“二战”是一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进军，是一场“人民战争”，将极有力地扩展国内外经济和政治民主，赋予工人在产业管理中一种重要的发言权。在战时，组织起来的劳工（工会）事实上与政府和商业资本家一起签订了一种三方协议，从而使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空前的数目。到1945年时，有1500万工人和1/3的非农场劳工都加入了工会，这是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占劳工总数比例最高的时刻。由于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失业的消失和工会的壮大，“二战”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有利于工人收入的重新分配。但如果劳工在政府中是一个伙伴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浅资历的小伙伴（juniorpartner）。它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比起新政高潮时期已经大为减少。
在战时新闻办公室消失之后，“推销美国”变成了一桩主要由私营企业控制的活动。在战时广告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私营公司也加入了宣传和推进爱国主义的运动。不消说，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自己和它们自己产品的牌子寻找战后世界中的位置。广告敦促美国人种植胜利的菜园，购买战争股票，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新杂志出版发行，兜售广告者们对自由的定义。广告上并没有直接批判罗斯福，但他们反复提到他忽视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中心内容———“自由企业”（freeenterprise）。来自马萨诸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伊迪斯·N.罗杰斯（EdithN.Rogers）甚至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正式将组织“私营企业的自由”作为“第五大自由”；罗杰斯称，没有这一项自由，其他“四项美国总统宣称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全国制造业协会与其他公司一起，通过消息的发布、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广告，对公众进行宣传轰炸，将战时出现的生产奇迹归功于“自由企业”。全国制造业主协会主席罗伯特·盖洛德（RobertGaylord）在1944年吹嘘说：“今天几乎没有一篇演讲不是以赞赏自由企业为开场白的。所有人都为它令人震撼的战时记录而折服。”商业界人士把战后世界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消费品的世界，消费者将在丰富众多的可能中得到“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私营企业家必须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个推销罗伊尔打字机的广告问道，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什么？广告解释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即当你再一次走进国内的任何一家商店时，你能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当然，战争并没有包含要改变美国体制的意思。“我是为自由而战的”，由纳什－凯尔文脱公司制作的一幅广告中的士兵说，“所以不要对我说，美国已经被改变了。”
如同罗克韦尔的画作，这些战时的关于自由的讨论既有向前看的一面，希望物质极大地丰富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也有向后看的一面，即把家庭当成社会的基石。当时消费商品是限量供应，人们对大萧条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广告制作者们将“明日的世界”的图画仍然定位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富足与丰盛。从性别关系的角度讲，当在前方的男人回到家中时，他们将回到一个熟悉的世界，恢复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对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的强调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前所未有地大量动员“妇女力量”，以此来填补男人上前线而空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位置。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去工作，好莱坞的电影也对独立自主的女性倍加赞颂，私营广告制作业对作为女产业工人象征的铆工罗茜更是不放过，频频宣传，赞不绝口。
战时的经历的确扩展了妇女的理想范围，使她们变得更加独立自信。妇女工人要求类似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样的工会组织在与资方谈判时，正面提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女工的产假福利和为工作母亲提供幼儿设施等问题。妇女们在战时尝到了一种被当时一位战时工人称之为的“自由的味道”———干男人所干的活，挣男人所挣的工资———许多人在和平来临后仍然希望继续留在劳工队伍中。但在政府、雇主和工会眼中，妇女外出工作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需要，并不是妇女自由的一种永久性扩大。广告业对妇女外出工作给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基调是爱国主义式说教，即告诉工人们说，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目的也是“为自由而战”。但这种语言的调子是以奉献和军事胜利为主，而不是强调妇女的权利和自立，自由指的不是女权主义期望的那种通过劳动而取得完全的自决自主，而是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有一个每天晚上都能在自己家门前迎归的丈夫”。在战时的一次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位年轻人描述了他在和平时期的目标：“拥有一个家，生养几个孩子，能够呼吸到城郊的新鲜空气……能够像自由人一样，清白而舒坦地生活与工作。”
对于一个富足的未来的美好期望，为新政支持者与保守派之间、商业与劳工之间提供了一个双方能够团结的基点。广告对经济安全的描绘和对大规模生产的丰富物质的赞美，在罗克韦尔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画中得到了回响。那幅画描绘了一个极为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的饭桌，桌上的食品极为丰盛，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样的画法过于俗气，尤其是考虑到遭到战争肆虐的欧洲正在经历的苦难。（罗克韦尔自己后来也写道，他担心自己的这幅画描绘了一种“过于丰盛的晚餐”。）这种消费繁荣的前景为战时出版的两部最有影响力的、对战后世界蓝图进行描述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前景甚至将“它们”联合起来了。其中一部著作是《美国世纪》（TheAmeri?鄄canCentury），1941年由出版家亨利·路思（HenryLuce）出版，目的在于动员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迎接战争的到来，迎接新的战后（美国）主宰世界时代的到来。路思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美国必须扮演历史赋予它的角色，成为“世界的主导势力”，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人对“自由和正义”的理解。在将来，美国的强权与美国的价值观将支持一个从前不敢想象的经济繁荣———路思将其称为“一种充足富裕的生活”———这种繁荣是由“自由经济企业”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