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一、本质的礼学
“敬”是礼的根本精神, 这是千百年来治礼、行礼者的共识。现存的小戴《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 以致后人在追溯礼学精神时, 以为“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但是, 敬在孟子思想中, 已由纯粹的虔敬与服从, 被赋予了人性尊严的内容, 它不仅仅是由外在的“俛仰周旋威仪”程序所构造, 相反, 敬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 孟子同时代人景丑依据“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的理论，认为齐王是敬孟子的，但孟子的行为却对齐王毫无敬意。孟子则认为自己比所有的齐人都更尊敬齐王。在他看来, 齐人没有人在齐王面前称说仁义，并不是仁义不好，而是齐人认为不足以与齐王言仁义，因而这是对齐王的最大不敬。相反，孟子则对齐王竭尽所忠, “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这样事主尽忠，就是敬，相反，事主不忠，以君王鄙陋，不足以与之言仁义，则是不敬。因而, 他认为从形式上看，他似乎没有按照礼书上所言:“父召, 无诺；君命召, 不俟驾”, 是一种不敬，但是如果撇开礼的这种形式，礼义不是含有这三种标准吗？即“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对于各诸侯国的君王来说，若果仅“有其一以慢其二”，他们的行为不正是对礼的违背吗？况且，在士人的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在与权势者的交往过程中,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由此，孟子认为真诚的敬在形式上恰恰可能是对君主的冒犯，“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者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这样，传统礼学中的“恭”——因顺已被责难所取代，敬也为在长上面前陈善闭邪所取代。在大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中, “敬”是两种迥异的态度，当时人景春以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而予以称道时，孟子对两种“敬”的学说进行了阐发。他说:“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往送之门, 戒之曰:‘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 无违夫子! ’以顺为正, 妾妇之道也。”在女子之礼中, “敬”以无违丈夫为第一要务, 以顺从为最高原则, 这与孟子那种敢于“陈善闭斜”的敬是迥异的。相反, 男子举行冠礼时, 父命之“冠于阼, , 以著代也”，以著代，就是举行冠礼之后，标志着男子从此成人，可以代替父辈独立处理家族的一切事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像“妾妇”那样，只能“以顺为正”了。 在孟子关于两种“敬”的学说中，除了包涵有“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这种类型的差异外，还包涵了上下两种结构关系的差异，这就是“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学中要求的敬，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义务，相反，这是上下之间所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权力固然值得尊重，德性同样值得尊重。尽管孟子并没有将人对人的尊重看作是普遍的道德律令，人值得尊重与否，还要以权力、德性、年齿等因素为前提条件，但他已突破了传统礼学中尊者、长者对“敬”的垄断，体现了士的人格独立，以及士人的道德自觉。另外，孟子还区分了“庸敬”与“斯须之敬”两种形态。
在孟子那里，他讲“礼”远不及讲“仁”“义”突出，但由于他着眼于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原则，因而，他所讲的仁义，也不过是“礼”的别名，在有些地方，甚至仁、义、智、
礼、乐这五者均可集合在传统意义的“礼”下。他说:“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在仁、义、智、礼、乐这五个范畴中，最核心的是仁义，它体现的却是礼的内容:“事亲”、“从兄”。这两者均与血缘相关，在“门内之治”的范围内，礼就是缘饰事亲与从兄的，而智、乐、礼则是分别为知此二者不可去，乐斯二者，节文斯二者。
正因为孟子将仁义定义为事亲、从兄，以致在同时代人中引发了“仁内、义外”的争论。孟子以为仁义均是内在于人心的，但他以义之实为从兄，致使告子等人均以为“义”不过是“礼”的别名，而礼又仅从节文的层面来界定。对此，孟子一派与之辩诘，认为“行吾敬”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所以说，义是人心所固有的。在这里，孟子将义与敬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 “义”与“礼”是意义相同的词, 是可以互换的。在敬兄抑或敬乡人、敬弟抑或敬叔的讨论中，他们都以为“义内”，而同时代人如告子、季子等则以“义为外”，并非是人内在的属性。对此，孟子引入了“位”的概念，使得“敬”表现出“庸敬”与“斯须之敬”两种形态，但敬终究是内在的，发自内心的。以敬释义内，表明孟子在使用“礼”“义”这两个概念方面是相通的，尤其“义之实，从兄”，更表明义是礼的内容，是礼的另一个层面的内容。
同样，在孟子看来，检验“敬”的标准也有两重。一种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我以礼待人, 却不能为别人所领受，那么，说明“敬”的程度不够，施者不能得到受者的认可，这是践履“敬”的实践标准；另一种标准就是圣王尧舜立身安民行事所树立的标准，这重标准强调“法尧舜”，尧舜对人们行事是否做到了“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模板。因为“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这两种标准，一是直接的，要经受实践标准的检验，它主要取决于交往对象的反应，然后诉诸自己的良知，看对他人是否真正地做到了“敬”，这条标准，在践履礼中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第二种“法尧舜”的标准，无疑只属于特定交往关系，即君臣，且只有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在“法尧舜”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各自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背景，否则，在实践上，就会无法解释“汤放桀、武王伐纣”之类违反君臣大义行为的合法性了。
从两种“敬”的学说出发，我们在孟子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礼学观念。一是对神的虔敬是以神履行了其义务为前提的。孟子说:“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神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来的，神的尊严也是建立在他给人间带来的幸福基础之上的。当人们按照既定的仪式事神、娱神之后，社稷神仍然不能保佑黎庶，人间依然是旱干水溢，灾祸连连，那么，对于这种以往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在孟子那里也就必须“变置”、更换了。二是对“劳心者”的尊敬是建立在他们“得乎丘民”的基础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以民为本，百姓的利益，就成了衡量一种行为是“合礼”还是“非礼”的标准，这也与前面所提到的“敬”的标准是相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本质礼学的精神指引下，孟子对于“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之类的挑衅问题，作出了真正符合礼学精神的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形式上看，孟子在这里是通过“正名”的途径来解释历史上这种有违君臣大义的行为，来解决儒学中汤武之类圣人行为与礼的抵牾所造就的道德困境；从实质上看，他是通过价值判断将桀纣定为贼仁残义的“一夫”，即独裁者，暴君，并将不容忽视的丘民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它在更本源的意义上体现了礼的“体国经野”的功能。
在孟子礼学中, 它体现出的革命性还在于它对人的理性、感情相同一方面的强调。传统礼乐文化中，“乐统同，礼辨异”固然强调了乐在调节情感方面具有相“同”的一面，但在
礼制上，却坚守权势者对“乐”的独占性。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愤慨之情，正是基于对天子八佾、诸候六佾，大夫四佾的礼乐分际的强调；在权势者面前，孟子则有意避开礼制问题，单纯从人心所同的视角出发，张口便强调一个“同”。当齐宣王称自己“好乐”时，孟子已不汲汲于乐制的考察，而重在强调乐的本质，“乐者乐也”要求“王与百姓同乐”，不仅在乐方面如此，对其他的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同样，好田猎，也该与民共享，“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种对“与民同之”的强调，正是从人具有相同的心理感受的观点出发，在客观上，对礼强调的差异、强调等级起到了破坏作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调“同”，强调礼乐消费的人民性内容，也可以说是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方案，因为它注重百姓的利益，是从更本质的层面回归了礼。
这种强调本质的礼学，它直接对等级性礼学产生冲击。由于它强调人的道德先验的普遍性、绝对性，强调对自己的良知良能负责，道德的绝对律令优先于世俗的陈规。按李泽厚的说法，孟子代表的是中国绝对伦理主义，孟子所称述的性善论，其根源与感性无涉，它是主宰、支配感性的超验或先验的命令。因而，世间的权势与士人德性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大大地加剧了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如孟子表彰北宫黝之养勇:“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在这里，士人对等级中的“褐夫”与“万乘之君”一视同仁，毫无孔子时代的“畏大人”的拘迂了。所以，孟夫子“说大人则藐之”，他强调个人的良知,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强调人们行为必须服从自身良心，是“自反而不缩”，还是“自反而缩”，士人再也不是那种权势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他可以“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这种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乐于走自己的道路，对权势者的富贵，可以视之如敝屣，王公固然可以要求他恭敬尽礼，但他也可以同样地要求王公对他恭敬尽礼。
正是在这种士人独立意识有一定觉醒的背景下，孟子对古礼中“士不见诸侯义”作了多方面的阐发。因而，新时代的独立意识，却被孟子打扮成了古已有之的礼制。孟子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诸侯，礼也。”召之役则往, “君欲见，召之，则不往之”。这种情况，正是士人独立意识高涨的见证，士人可以因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德性而自尊。
在君臣关系中，“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如果从“达尊”的标准看，爵固然是值得尊敬的理由，但那种尊贵，导致的必然是“事奉”的关系，而非“友”的平等关系；如果从“德”的标准看，士人因着知识、德性等因素，可以为天子之师, “天子不召师，而况诸候乎”，君臣关系被颠倒过来，依然是“事奉”的关系，只是“事者”已变成了“被事者”，因而他依然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友”的关系。因而，无论是从德、还是从位这两个方面看，君臣关系永远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关系，有的只是上下事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不正是一种“礼”的行为吗？看来，在士人敢于叫价的时代，在君臣交往中，君欲见贤人，除了自己主动之外，除了给贤士应有的礼遇外，是不可能见到自己所想见的人了。必须“以道见”贤人。
有时候，诸侯给了士人一定的“礼遇”, 甚至比士人应受的礼遇更多，在此情况下，士人依然可以自贵其德，以“非其招不往”的原则，来平衡君臣关系，他要求招必须合礼。因为按照礼的规定，对于不同的人，招之方式各异，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岂敢往哉”，至于“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则是因其在官之故。这种对自身价值的守护，决定了士出来为朝廷服务与否，主要取决于“治人者”对士是否“迎之致敬以有礼”有，就可以贡献自己的才智，而“礼貌衰，则去之”。只有那些不为了一点小利就放弃自己操守的人，才有可能“进以礼，
退以义”，担负起救援“天下溺”的重任。
所以，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士人所具有的这种独立人格，在孟子看来，比诸侯的权势更为可贵，也决定了士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赏赐, “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 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士在流亡于诸侯国之间，可以接受诸侯的周济，但不能接受别人的赏赐。因为周济是诸侯对流亡者应尽的责任，赏赐则是一种非礼之举；接受赏赐的人，必须有固定的职业，赏赐是针对职责履行的状况而作出的，即使是赏赐给卑贱如“抱关击柝”也是可以的。
二、对“非礼之礼”的辨析
孟子认为礼具有形式与实质的区分, 也即是“箪食豆羹之义”与“亲戚君臣上下”之义, 前者微不足道, 后者事关大节。孟子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人在箪食豆羹方面表现了气节, 就相信他在亲戚君臣上下之义上就是大节无污。孟子针对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一方面是“亡亲戚君臣上下”的行为肆行无阻, 另一方面, 不少人却又汲汲于“箪食豆羹”, 并以此惑世欺人, 于是作了一系列的“辨礼义”的工作。
在孟子那个时代, 曾流行过这种观点, 以为“有诸内, 必形诸外”, 如淳于髡就是这样认为的, 即认为礼意与礼仪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孟子则认为礼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并没有这种天然的一致性, 它取决于行礼人的态度, 若没有出乎内心的虔诚, 那么, 这种礼只是徒具形式, 是一种未完成意义上的礼, 它是不足称道的。他引《尚书·洛诰篇》曰:“享多仪, 仪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这是说有礼物, 但没有按礼的程序去祭祀, 这种没有真心的祭祀, 是不可能被神接受的。是否有“志”, 则是一种礼是否完成的关键。
孟子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这在他的辨礼义的工作, 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告子下》篇中, 有人曾将礼与生命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情况提了出来:“以礼食, 则饥而死；不以礼食, 则得食，必以礼乎? 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对此，孟子认为这种提问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它是将“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以及“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相比较，他认为“礼之轻者”就是礼的末节，它与生命的维持与生命的延续相比，是一种次要的形式。虽然如此，为了得食，在正常的状况下人们是不会“紾兄之臂而夺之食”的；为了得妻，也不会不顾廉耻地“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只有分清了礼的轻重，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把握礼的精神。所以，孟子对人们称道的齐国陈仲子的行为，却一反流俗，予以责备，对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确解。陈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这种行为并不是可嘉的，因为“辟兄离母”本身是一种忘亲戚上下的非礼之举。这样，陈仲子在对抗不义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不义，这是其一；即使我们嘉许陈仲子这种不食不义之禄的作法，那么，我们只有把人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斩断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对此，孟子讥之为“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只有它们才可能将自己从各种“不义”的链接中解脱出来，否则，我们所居之室，或为伯夷所筑，或为盗跖所筑；我们吃的粮食，或为伯夷所种，或为盗跖所种，如何才能保证与我们发生各种交往关系的人，或我们所享用的劳动成果背后的人，有着伯夷般的德性呢?
在孟子的礼学中，孟子始终强调礼的内容大于形式, 他的礼学可以说是一种本质的礼学。他拒绝因为礼的形式，而抛弃礼的实质。所以，万章问:“诗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以为“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为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为了不废人之大伦, 就不必顾及“告”的形式了。孟子反复措意于“舜不告而娶”的行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从礼的形式来说，娶妻必告，但在某种形式下，告则不可能娶，所以，常情
下的必告则成为非常情况下的不必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弥补“无后”的缺憾，为了使之有后，这是允许的。但是，若人们都以“无后”为借口，那么“必告”所体现的两种含义，一是敬长，一是防淫，，则会被冲决无阻，导致礼的堤坊被冲垮。不告的“礼之权”，在特定的情况下，体现了生命延续的原则。
高扬生命意识，将人当作人看，这是孟子的本质礼学不可或缺的内容。礼的规定有“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如果固守礼的形式，那么，当异性沉溺于水火的时候，我们能忍心于生命的消失吗? 孟子认为“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不援之以手，就是没有人性的豺狼。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不失为生民之具，要使它不变为残民之具，就必须在它与生命发生抵牾的时候, 承认生命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力, 因为没有人, 就没有了传承礼的载体。所以, 孟子以为“君子不以其所养者害人”。
生命固然重要，但在现实中，不乏一些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他们不畏权贵，将礼义常存于心，将礼义看作高于生命。所以，孟子认为舍生取义,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贤者不丧礼义之心，面对着一箪食、一豆羹的时候是这样，面对着万钟之禄也是这样；而一般人，只是在小的物质利益方面，可以斤斤计较于它是否合乎礼义，但面对“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
当然，孟子的本质礼学并不彻底，他提出:“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 谓之自弃也。仁, 人之安宅也；义, 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 哀哉! ”也曾反复强调从礼的大本大节上着手，且将礼划分为合礼与“非礼之礼”两类，但他的本质礼学依然是以成王败寇为前提的，这就使得他在对待两种强盗的馈赠态度上，相互矛盾。万章曾问孟子，一个在国都郊外拦路抢劫的人，他依了规矩同我交往, “其馈也以礼”，那是否可以接受这种赃物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在他看来, “御人于国门之外”，拦路抢劫，这是一个破坏礼制的大是大非的大节，他的行为已破坏了社会秩序，其财物是不义之财，因此, “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只是徒具仪节的意义，是一种“非礼之礼”。因为他从前提上破坏了礼的原则，他属于那种可以“不待教而诛”的人。但当万章将当今取之于民的诸侯也看作强盗的时候，而这类强盗“苟善其礼际”，则君子受之，孟子则认为不能作如是比附，且赞同接受诸侯合“礼”的赐予，以为从原则性的高度看，不接受诸侯的“礼”是对的，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本质礼学的局限性。总之，孟子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学思想，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其主要倾向是使礼表现为一种心理原则，一种先验的道德本质，，但他对西周井田、赋税、养老等制度的向往，对“法度”的认可，对以后儒家，尤其是荀子将礼法结合在一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元]陈澔. 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
[2] [清]焦循. 孟子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一、本质的礼学
“敬”是礼的根本精神, 这是千百年来治礼、行礼者的共识。现存的小戴《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 以致后人在追溯礼学精神时, 以为“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但是, 敬在孟子思想中, 已由纯粹的虔敬与服从, 被赋予了人性尊严的内容, 它不仅仅是由外在的“俛仰周旋威仪”程序所构造, 相反, 敬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 孟子同时代人景丑依据“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的理论，认为齐王是敬孟子的，但孟子的行为却对齐王毫无敬意。孟子则认为自己比所有的齐人都更尊敬齐王。在他看来, 齐人没有人在齐王面前称说仁义，并不是仁义不好，而是齐人认为不足以与齐王言仁义，因而这是对齐王的最大不敬。相反，孟子则对齐王竭尽所忠, “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这样事主尽忠，就是敬，相反，事主不忠，以君王鄙陋，不足以与之言仁义，则是不敬。因而, 他认为从形式上看，他似乎没有按照礼书上所言:“父召, 无诺；君命召, 不俟驾”, 是一种不敬，但是如果撇开礼的这种形式，礼义不是含有这三种标准吗？即“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对于各诸侯国的君王来说，若果仅“有其一以慢其二”，他们的行为不正是对礼的违背吗？况且，在士人的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在与权势者的交往过程中,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由此，孟子认为真诚的敬在形式上恰恰可能是对君主的冒犯，“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者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这样，传统礼学中的“恭”——因顺已被责难所取代，敬也为在长上面前陈善闭邪所取代。在大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中, “敬”是两种迥异的态度，当时人景春以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而予以称道时，孟子对两种“敬”的学说进行了阐发。他说:“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往送之门, 戒之曰:‘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 无违夫子! ’以顺为正, 妾妇之道也。”在女子之礼中, “敬”以无违丈夫为第一要务, 以顺从为最高原则, 这与孟子那种敢于“陈善闭斜”的敬是迥异的。相反, 男子举行冠礼时, 父命之“冠于阼, , 以著代也”，以著代，就是举行冠礼之后，标志着男子从此成人，可以代替父辈独立处理家族的一切事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像“妾妇”那样，只能“以顺为正”了。 在孟子关于两种“敬”的学说中，除了包涵有“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这种类型的差异外，还包涵了上下两种结构关系的差异，这就是“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学中要求的敬，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义务，相反，这是上下之间所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权力固然值得尊重，德性同样值得尊重。尽管孟子并没有将人对人的尊重看作是普遍的道德律令，人值得尊重与否，还要以权力、德性、年齿等因素为前提条件，但他已突破了传统礼学中尊者、长者对“敬”的垄断，体现了士的人格独立，以及士人的道德自觉。另外，孟子还区分了“庸敬”与“斯须之敬”两种形态。
在孟子那里，他讲“礼”远不及讲“仁”“义”突出，但由于他着眼于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原则，因而，他所讲的仁义，也不过是“礼”的别名，在有些地方，甚至仁、义、智、
礼、乐这五者均可集合在传统意义的“礼”下。他说:“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在仁、义、智、礼、乐这五个范畴中，最核心的是仁义，它体现的却是礼的内容:“事亲”、“从兄”。这两者均与血缘相关，在“门内之治”的范围内，礼就是缘饰事亲与从兄的，而智、乐、礼则是分别为知此二者不可去，乐斯二者，节文斯二者。
正因为孟子将仁义定义为事亲、从兄，以致在同时代人中引发了“仁内、义外”的争论。孟子以为仁义均是内在于人心的，但他以义之实为从兄，致使告子等人均以为“义”不过是“礼”的别名，而礼又仅从节文的层面来界定。对此，孟子一派与之辩诘，认为“行吾敬”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所以说，义是人心所固有的。在这里，孟子将义与敬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 “义”与“礼”是意义相同的词, 是可以互换的。在敬兄抑或敬乡人、敬弟抑或敬叔的讨论中，他们都以为“义内”，而同时代人如告子、季子等则以“义为外”，并非是人内在的属性。对此，孟子引入了“位”的概念，使得“敬”表现出“庸敬”与“斯须之敬”两种形态，但敬终究是内在的，发自内心的。以敬释义内，表明孟子在使用“礼”“义”这两个概念方面是相通的，尤其“义之实，从兄”，更表明义是礼的内容，是礼的另一个层面的内容。
同样，在孟子看来，检验“敬”的标准也有两重。一种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我以礼待人, 却不能为别人所领受，那么，说明“敬”的程度不够，施者不能得到受者的认可，这是践履“敬”的实践标准；另一种标准就是圣王尧舜立身安民行事所树立的标准，这重标准强调“法尧舜”，尧舜对人们行事是否做到了“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模板。因为“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这两种标准，一是直接的，要经受实践标准的检验，它主要取决于交往对象的反应，然后诉诸自己的良知，看对他人是否真正地做到了“敬”，这条标准，在践履礼中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第二种“法尧舜”的标准，无疑只属于特定交往关系，即君臣，且只有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在“法尧舜”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各自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背景，否则，在实践上，就会无法解释“汤放桀、武王伐纣”之类违反君臣大义行为的合法性了。
从两种“敬”的学说出发，我们在孟子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礼学观念。一是对神的虔敬是以神履行了其义务为前提的。孟子说:“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神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来的，神的尊严也是建立在他给人间带来的幸福基础之上的。当人们按照既定的仪式事神、娱神之后，社稷神仍然不能保佑黎庶，人间依然是旱干水溢，灾祸连连，那么，对于这种以往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在孟子那里也就必须“变置”、更换了。二是对“劳心者”的尊敬是建立在他们“得乎丘民”的基础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以民为本，百姓的利益，就成了衡量一种行为是“合礼”还是“非礼”的标准，这也与前面所提到的“敬”的标准是相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本质礼学的精神指引下，孟子对于“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之类的挑衅问题，作出了真正符合礼学精神的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形式上看，孟子在这里是通过“正名”的途径来解释历史上这种有违君臣大义的行为，来解决儒学中汤武之类圣人行为与礼的抵牾所造就的道德困境；从实质上看，他是通过价值判断将桀纣定为贼仁残义的“一夫”，即独裁者，暴君，并将不容忽视的丘民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它在更本源的意义上体现了礼的“体国经野”的功能。
在孟子礼学中, 它体现出的革命性还在于它对人的理性、感情相同一方面的强调。传统礼乐文化中，“乐统同，礼辨异”固然强调了乐在调节情感方面具有相“同”的一面，但在
礼制上，却坚守权势者对“乐”的独占性。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愤慨之情，正是基于对天子八佾、诸候六佾，大夫四佾的礼乐分际的强调；在权势者面前，孟子则有意避开礼制问题，单纯从人心所同的视角出发，张口便强调一个“同”。当齐宣王称自己“好乐”时，孟子已不汲汲于乐制的考察，而重在强调乐的本质，“乐者乐也”要求“王与百姓同乐”，不仅在乐方面如此，对其他的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同样，好田猎，也该与民共享，“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种对“与民同之”的强调，正是从人具有相同的心理感受的观点出发，在客观上，对礼强调的差异、强调等级起到了破坏作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调“同”，强调礼乐消费的人民性内容，也可以说是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方案，因为它注重百姓的利益，是从更本质的层面回归了礼。
这种强调本质的礼学，它直接对等级性礼学产生冲击。由于它强调人的道德先验的普遍性、绝对性，强调对自己的良知良能负责，道德的绝对律令优先于世俗的陈规。按李泽厚的说法，孟子代表的是中国绝对伦理主义，孟子所称述的性善论，其根源与感性无涉，它是主宰、支配感性的超验或先验的命令。因而，世间的权势与士人德性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大大地加剧了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如孟子表彰北宫黝之养勇:“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在这里，士人对等级中的“褐夫”与“万乘之君”一视同仁，毫无孔子时代的“畏大人”的拘迂了。所以，孟夫子“说大人则藐之”，他强调个人的良知,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强调人们行为必须服从自身良心，是“自反而不缩”，还是“自反而缩”，士人再也不是那种权势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他可以“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这种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乐于走自己的道路，对权势者的富贵，可以视之如敝屣，王公固然可以要求他恭敬尽礼，但他也可以同样地要求王公对他恭敬尽礼。
正是在这种士人独立意识有一定觉醒的背景下，孟子对古礼中“士不见诸侯义”作了多方面的阐发。因而，新时代的独立意识，却被孟子打扮成了古已有之的礼制。孟子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诸侯，礼也。”召之役则往, “君欲见，召之，则不往之”。这种情况，正是士人独立意识高涨的见证，士人可以因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德性而自尊。
在君臣关系中，“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如果从“达尊”的标准看，爵固然是值得尊敬的理由，但那种尊贵，导致的必然是“事奉”的关系，而非“友”的平等关系；如果从“德”的标准看，士人因着知识、德性等因素，可以为天子之师, “天子不召师，而况诸候乎”，君臣关系被颠倒过来，依然是“事奉”的关系，只是“事者”已变成了“被事者”，因而他依然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友”的关系。因而，无论是从德、还是从位这两个方面看，君臣关系永远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关系，有的只是上下事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不正是一种“礼”的行为吗？看来，在士人敢于叫价的时代，在君臣交往中，君欲见贤人，除了自己主动之外，除了给贤士应有的礼遇外，是不可能见到自己所想见的人了。必须“以道见”贤人。
有时候，诸侯给了士人一定的“礼遇”, 甚至比士人应受的礼遇更多，在此情况下，士人依然可以自贵其德，以“非其招不往”的原则，来平衡君臣关系，他要求招必须合礼。因为按照礼的规定，对于不同的人，招之方式各异，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岂敢往哉”，至于“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则是因其在官之故。这种对自身价值的守护，决定了士出来为朝廷服务与否，主要取决于“治人者”对士是否“迎之致敬以有礼”有，就可以贡献自己的才智，而“礼貌衰，则去之”。只有那些不为了一点小利就放弃自己操守的人，才有可能“进以礼，
退以义”，担负起救援“天下溺”的重任。
所以，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士人所具有的这种独立人格，在孟子看来，比诸侯的权势更为可贵，也决定了士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赏赐, “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 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士在流亡于诸侯国之间，可以接受诸侯的周济，但不能接受别人的赏赐。因为周济是诸侯对流亡者应尽的责任，赏赐则是一种非礼之举；接受赏赐的人，必须有固定的职业，赏赐是针对职责履行的状况而作出的，即使是赏赐给卑贱如“抱关击柝”也是可以的。
二、对“非礼之礼”的辨析
孟子认为礼具有形式与实质的区分, 也即是“箪食豆羹之义”与“亲戚君臣上下”之义, 前者微不足道, 后者事关大节。孟子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人在箪食豆羹方面表现了气节, 就相信他在亲戚君臣上下之义上就是大节无污。孟子针对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一方面是“亡亲戚君臣上下”的行为肆行无阻, 另一方面, 不少人却又汲汲于“箪食豆羹”, 并以此惑世欺人, 于是作了一系列的“辨礼义”的工作。
在孟子那个时代, 曾流行过这种观点, 以为“有诸内, 必形诸外”, 如淳于髡就是这样认为的, 即认为礼意与礼仪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孟子则认为礼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并没有这种天然的一致性, 它取决于行礼人的态度, 若没有出乎内心的虔诚, 那么, 这种礼只是徒具形式, 是一种未完成意义上的礼, 它是不足称道的。他引《尚书·洛诰篇》曰:“享多仪, 仪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这是说有礼物, 但没有按礼的程序去祭祀, 这种没有真心的祭祀, 是不可能被神接受的。是否有“志”, 则是一种礼是否完成的关键。
孟子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这在他的辨礼义的工作, 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告子下》篇中, 有人曾将礼与生命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情况提了出来:“以礼食, 则饥而死；不以礼食, 则得食，必以礼乎? 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对此，孟子认为这种提问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它是将“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以及“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相比较，他认为“礼之轻者”就是礼的末节，它与生命的维持与生命的延续相比，是一种次要的形式。虽然如此，为了得食，在正常的状况下人们是不会“紾兄之臂而夺之食”的；为了得妻，也不会不顾廉耻地“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只有分清了礼的轻重，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把握礼的精神。所以，孟子对人们称道的齐国陈仲子的行为，却一反流俗，予以责备，对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确解。陈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这种行为并不是可嘉的，因为“辟兄离母”本身是一种忘亲戚上下的非礼之举。这样，陈仲子在对抗不义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不义，这是其一；即使我们嘉许陈仲子这种不食不义之禄的作法，那么，我们只有把人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斩断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对此，孟子讥之为“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只有它们才可能将自己从各种“不义”的链接中解脱出来，否则，我们所居之室，或为伯夷所筑，或为盗跖所筑；我们吃的粮食，或为伯夷所种，或为盗跖所种，如何才能保证与我们发生各种交往关系的人，或我们所享用的劳动成果背后的人，有着伯夷般的德性呢?
在孟子的礼学中，孟子始终强调礼的内容大于形式, 他的礼学可以说是一种本质的礼学。他拒绝因为礼的形式，而抛弃礼的实质。所以，万章问:“诗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以为“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为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为了不废人之大伦, 就不必顾及“告”的形式了。孟子反复措意于“舜不告而娶”的行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从礼的形式来说，娶妻必告，但在某种形式下，告则不可能娶，所以，常情
下的必告则成为非常情况下的不必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弥补“无后”的缺憾，为了使之有后，这是允许的。但是，若人们都以“无后”为借口，那么“必告”所体现的两种含义，一是敬长，一是防淫，，则会被冲决无阻，导致礼的堤坊被冲垮。不告的“礼之权”，在特定的情况下，体现了生命延续的原则。
高扬生命意识，将人当作人看，这是孟子的本质礼学不可或缺的内容。礼的规定有“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如果固守礼的形式，那么，当异性沉溺于水火的时候，我们能忍心于生命的消失吗? 孟子认为“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不援之以手，就是没有人性的豺狼。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不失为生民之具，要使它不变为残民之具，就必须在它与生命发生抵牾的时候, 承认生命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力, 因为没有人, 就没有了传承礼的载体。所以, 孟子以为“君子不以其所养者害人”。
生命固然重要，但在现实中，不乏一些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他们不畏权贵，将礼义常存于心，将礼义看作高于生命。所以，孟子认为舍生取义,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贤者不丧礼义之心，面对着一箪食、一豆羹的时候是这样，面对着万钟之禄也是这样；而一般人，只是在小的物质利益方面，可以斤斤计较于它是否合乎礼义，但面对“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
当然，孟子的本质礼学并不彻底，他提出:“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 谓之自弃也。仁, 人之安宅也；义, 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 哀哉! ”也曾反复强调从礼的大本大节上着手，且将礼划分为合礼与“非礼之礼”两类，但他的本质礼学依然是以成王败寇为前提的，这就使得他在对待两种强盗的馈赠态度上，相互矛盾。万章曾问孟子，一个在国都郊外拦路抢劫的人，他依了规矩同我交往, “其馈也以礼”，那是否可以接受这种赃物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在他看来, “御人于国门之外”，拦路抢劫，这是一个破坏礼制的大是大非的大节，他的行为已破坏了社会秩序，其财物是不义之财，因此, “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只是徒具仪节的意义，是一种“非礼之礼”。因为他从前提上破坏了礼的原则，他属于那种可以“不待教而诛”的人。但当万章将当今取之于民的诸侯也看作强盗的时候，而这类强盗“苟善其礼际”，则君子受之，孟子则认为不能作如是比附，且赞同接受诸侯合“礼”的赐予，以为从原则性的高度看，不接受诸侯的“礼”是对的，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本质礼学的局限性。总之，孟子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学思想，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其主要倾向是使礼表现为一种心理原则，一种先验的道德本质，，但他对西周井田、赋税、养老等制度的向往，对“法度”的认可，对以后儒家，尤其是荀子将礼法结合在一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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