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对税务的控制
摘 要：明代以宦官干政专权为基础和前提，封建专制主义达到了高度集中，皇权空前强大。而宦官对明代税务的控制和摧残又是造成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明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给宦官对权柄的追求和控制创造了方便之门，而宦官又利用获得的权力，对明朝税收进行了疯狂的索取，使得明朝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进而对明王朝的存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明代；宦官专权；税务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只不过各朝各代在实所采取的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对明朝各种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对财政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明朝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皇帝在管理国家时就是不怎么相信维持国家行政机构运转的廷臣，而对常在身边“伺候”的宦官却信任有加。从一开始的禁止，到后来的委派，再到最后的依靠。明朝宦官明代宦官的触手几乎接触到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等各个环节，当然财政也没有例外。明代所有的财政大权，包括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都由宦官负责监控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提出“内臣不得干政”，但实际上，宦官对于明代财政的操控却又开始于洪武年间。洪武十年，朱元璋“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课税），立为定额。”①自此之后，宦官的便不断出现在矿监、商税、盐政等各个领域。
无论是何种的政治制度或是政治形式，税收对于国家这个行政机器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而税收则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加油站。明代统治者对于税务是非常重视的，因而他们并不仅仅是将税收交由专人收讫，更是采取监督的办法防止出现纰漏。对于负责监督税务的人选，明代统治者选择了没有后裔的宦官来担当。但是，由于宦官们自己没有后裔，因而他们在没有其他“指望”的情况下，对钱财的追求程度超过了普通人，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于是宦官们在取得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时，就会趁机而不大捞特捞一把。事实上，明代统治者将税务监督的责任交到宦官手中，无异于送羊入虎口了。
一、矿监
明代各类矿山的开采始于洪武年间“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①永乐时，统治者开始派遣“中官”监督核查矿务。自此先例一开，便形成“定额”，但凡再有开矿之事，肯定有监督之人。如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①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镇就曾命中官数人分别去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提督采矿事宜。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又“开浙江、福建、四川银场，以内臣领之。”②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经济逐渐萧条，明代统治者需要更多的贵金属来转化成货币，缓解不断增大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很多宦官发觉通过提督矿务可以更轻易的获取更多的金钱，因而不断地鼓吹开矿的益处，说某地素产金银，一年就可采得数万，百万，以此拨弄“主子”开矿。如弘治四年，“内官龙绶请开银矿，帝从之。”③正德时，朱厚照“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闽、浙银矿。”④到了明神宗中期，几乎就到了无矿不开的程度。
当然，并非所有的矿山都资源充足，永乐年间，命太监王彦等开黑山金场，用“督夫六千人，三阅月，只得金八两”；⑤成化时，在湖广金场、武陵等县每年征民夫五十多万，死者无数，然而却得金仅五十二两。显然，宦官们充任矿监的并不在于替主分忧，其正真目的只是借开矿之机敲诈勒索、百般取索，鱼肉百姓。如弘治元年，“温、处二府银坑，岁额课银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余量，近来矿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监张庆岁取耗银又三千两，皆百姓卖子鬻产以充其数。”⑥万历年间，太监陈增甚至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纳银，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
到了明万历中后期，矿监税使的大规模出现不能不说是百姓的噩梦的开始，他们遍布于天下之间，借采矿之名，胡作非为，万分虐酷。有时甚至随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若送钱纳贿，才可善罢甘休，否则就率领旗下军士，拆房毁屋，挖掘坟墓。不但抢劫钱财，甚至奸辱妇女。
自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明神宗大肆派遣矿监赴各地提督矿务，但收效甚微。七年间，仅获得矿税银三百万两，只有装入宦官钱包的十分之一。却害的百姓生活困苦，濒临绝境：“自矿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贫者家无储蓄，维恃经营。但夺其术前之利，已绝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⑦搞的百姓贫富交困、苦不堪言。
明代宦官提督矿务，可以说是毫无用处，非但没有达到“主子”期望缓解财政压力的目的，反而花大钱，挣小钱“岁靡八百万”，搞的入不敷出。且矿监遍布天下，奸淫掳掠，敲骨吸髓，弄的老百姓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最终民变四起，明亡于农民起义军与矿监对百姓掠夺和迫害都有直接关系。
二、商税
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商税的收支在很大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②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13《宪宗本纪》 张廷玉等：《明史》卷185《叶淇传》；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志三》；
⑤张廷玉等：《明史》卷159《彭谊传》；
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四》；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16《冯琦传》；
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进行。宦官从开始的监督，到后来的直接插手，他们将明代商税的征收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然而“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 ①，由此可想而知，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明朝统治者为了复兴经济，在明朝建立之初采取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商税的征收是很少的，税率一般为三分取一到三十分取一不等。如洪武时对南京商税的征收情况是“初，南京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太祖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方，以贮商货。其货物以三十分为率，内除一分，官收税钱，再出免牙钱一分，房钱一分，与看守者收用。货物听客商自卖。其小民鬻贩者，不入塌房投税。”②有些物品如五谷、农器、书籍、纸札等甚至不用交税。
但好景不长，随着明代经济的逐渐复苏，开始征收税务的项目却越来越多，税额不断提高，如全国课钞收入弘治时为4618万贯，而到了嘉靖年间猛增到5206万贯。这与税务的控制权逐渐落入宦官手中很大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时，就选派信得过的宦官负责监督税务征收情况，自此开始，统治者开始向全国选派宦官。到了明宪宗时期，宦官管理税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直接负责税务征收。在宦官的怂恿之下，明代统治者不断增加税务的项目，如：宣德年间，在长江及运河上设置“钞关”征收过往船只税钞，以及在北京、南京以及各交通要冲等地设置过门税、过坝税等。正德年间，负责征税的太监们预备“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税宁晋往来可获”③都获得了批准。自此之后，各种名目的税收项目更是不断增加。
在这些有法有据的税收项目之中，宦官们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超额超量的“完成任务”。如嘉靖年间，御用监黄锦以修造龙床及御用等等器的名义，对“每年所抽竹木，易银不过二万两”的芜湖抽分厂一次索取二十万量。管理税务的宦官们还私设关卡，自隆庆开始，“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④到了万历年间，宫廷生活奢侈无度，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明神宗便派出大量的税使，四处榨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⑤其收税的范畴非常之广，天津店租、两淮余盐、浙江市舶、重庆名木等等，可以说涉及各个门类，“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飧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驴骡一畜产也，而税。”可以说，只要是能交易的，都被克以重税，而且其疯狂的程度实为罕见，为了收税“甚至击杀觐吏”。
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利用手中的职权，给明代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造成重创。随着各种名目的商税的反复征收，明代商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摧残。由此带来①
②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186《王璄传》；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的直接后果是明代商业的凋敝，商税数额又不断减少。面对商税的急剧减少，负责税务的宦官们又会进一步加强对商税的征收和轧压，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明代税务系统的崩溃。
三、盐政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盐政一向是由国家控制的。盐政的好坏，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明代沿袭宋元时候的盐政制度，实行食盐专卖制，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民间出产——政府收购——商人运销，销售主要采取引法和开中法。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盐政的控制，明确规定“凡私煎货卖者，绞。”①早在朱元璋自立吴王的时候，就已经设置两浙都转盐运司。明朝建立之后，又在设置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地设置都转盐运使司。后来又对盐政管理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设“盐课提举司：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②正统时，又设置了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对各地食盐售卖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经营盐业获利非常之高，明代统治者又害怕各地的盐官有不法行为，于是委派自己最信任的身边人——宦官对盐政进行监督整治。但明代宦官大都是贪财之辈，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岂有不动心的道理。
明代盐法大坏的时间，大概在明代中叶，而那时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委派宦官插手盐政的时间，这应该不属于什么巧合。
明代食盐销售主要采取引法和开中法。宦官主要采取向主子“讨奏”盐引的方式来谋求利益。成化年间，“准太监李棠开中辽东盐万引矣。自是赐太监陈玹万引，潘午万引。”③弘治年间，“命岁与织造内臣盐五千引。”④正德年间，“太监刘允差往乌思藏？送番供等物，奏讨长芦运司现盐一万引，两淮运司现盐六万引。”⑤由此可见，宦官向主子讨要盐引谋利在明代中期以后，已成为常例。
除此之外，明代宦官还打着运输官盐的旗号从事贩运私盐的不法勾当“盐引数有夹带，如引一纸，便夹带数十引，以此私盐壅滞，（官）盐不行”⑥, 给官盐的售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而且他们在贩卖私盐过程中，更是依仗主子的“袒护”拒绝相关机构的检查，一旦遭遇盘问，就会对盘诘阻止的官吏进行打击报复，弘治时“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盛）应期，投盐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下诏狱”①，甚至当场杀死，“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内官监覃力朋进贡还，有马快船百艘，多载私盐，役民夫牵挽。且便索州县驿递得银五百余两，钱帛称是。至马甲营，巡检司申报武城县，遣典①
②《明会典》卷34； 张廷玉等：《明史》卷80《食货志四》；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
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
⑤梁诸：《御选名臣奏议》卷14《请罢中官奏讨盐引等疏》；
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五》；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222《盛应期传》；
史率人盘诘，力朋乃以其众拒击典史，折其齿，射一人杀之，伤者甚重。”②明代中期以后，大量的盐引被赐予宦官及其家人，私盐泛滥成灾，官盐数量倍减，盐价不断飙升，这对于以盐引为媒介建立起来的食盐开中法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明代中后期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军事力量的不断削弱与明代盐政大坏都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四、小结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为加强皇权，对明朝行政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废除宰相对皇帝负责制，而逐渐建立内阁制度。而内阁廷臣只有承担汇总文书的职责，使得明代皇帝需要处理的政事不断增多，而无论是何等英名神武的帝王都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这就需要有相对“信任”之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朝政，然而与其朝夕相处的宦官们就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了。而明代皇帝大多数都是“堕于朝政”之辈，在这种情况之下，宦官就顺利成章成为君主与廷臣之间传递信息的纽带和桥梁，“合法”的直接参与到政务的处理当中去了。而在一个国家存续的过程当中，经济生活可以说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因此明朝对财政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明朝皇帝在管理国家时常常对常在身边“伺候”的宦官是信任有加，从而造成了宦官干政，其实质也是一种皇权高度集中的一种体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强化的必然产物。明代皇帝将税务工作交给宦官去监督和控制，使得宦官对税务的控制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矿税、商税、盐政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触及，由于他们对明代税务管理的干扰和控制，对明代经济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侯虎虎. 试析明代宦官财富的来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4]杜婉言. 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2）．
[5]冷东. 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3）．
[6]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中华书局，1985．
[7]薛宗正. 明代前期封建官府统制下的盐业[J].盐业史研究，2010（1）.
[8]冯天瑜. 明代宦官干政考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
明代宦官对税务的控制
摘 要：明代以宦官干政专权为基础和前提，封建专制主义达到了高度集中，皇权空前强大。而宦官对明代税务的控制和摧残又是造成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明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给宦官对权柄的追求和控制创造了方便之门，而宦官又利用获得的权力，对明朝税收进行了疯狂的索取，使得明朝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进而对明王朝的存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明代；宦官专权；税务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只不过各朝各代在实所采取的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对明朝各种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对财政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明朝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皇帝在管理国家时就是不怎么相信维持国家行政机构运转的廷臣，而对常在身边“伺候”的宦官却信任有加。从一开始的禁止，到后来的委派，再到最后的依靠。明朝宦官明代宦官的触手几乎接触到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等各个环节，当然财政也没有例外。明代所有的财政大权，包括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都由宦官负责监控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提出“内臣不得干政”，但实际上，宦官对于明代财政的操控却又开始于洪武年间。洪武十年，朱元璋“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课税），立为定额。”①自此之后，宦官的便不断出现在矿监、商税、盐政等各个领域。
无论是何种的政治制度或是政治形式，税收对于国家这个行政机器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而税收则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加油站。明代统治者对于税务是非常重视的，因而他们并不仅仅是将税收交由专人收讫，更是采取监督的办法防止出现纰漏。对于负责监督税务的人选，明代统治者选择了没有后裔的宦官来担当。但是，由于宦官们自己没有后裔，因而他们在没有其他“指望”的情况下，对钱财的追求程度超过了普通人，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于是宦官们在取得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时，就会趁机而不大捞特捞一把。事实上，明代统治者将税务监督的责任交到宦官手中，无异于送羊入虎口了。
一、矿监
明代各类矿山的开采始于洪武年间“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①永乐时，统治者开始派遣“中官”监督核查矿务。自此先例一开，便形成“定额”，但凡再有开矿之事，肯定有监督之人。如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①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镇就曾命中官数人分别去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提督采矿事宜。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又“开浙江、福建、四川银场，以内臣领之。”②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经济逐渐萧条，明代统治者需要更多的贵金属来转化成货币，缓解不断增大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很多宦官发觉通过提督矿务可以更轻易的获取更多的金钱，因而不断地鼓吹开矿的益处，说某地素产金银，一年就可采得数万，百万，以此拨弄“主子”开矿。如弘治四年，“内官龙绶请开银矿，帝从之。”③正德时，朱厚照“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闽、浙银矿。”④到了明神宗中期，几乎就到了无矿不开的程度。
当然，并非所有的矿山都资源充足，永乐年间，命太监王彦等开黑山金场，用“督夫六千人，三阅月，只得金八两”；⑤成化时，在湖广金场、武陵等县每年征民夫五十多万，死者无数，然而却得金仅五十二两。显然，宦官们充任矿监的并不在于替主分忧，其正真目的只是借开矿之机敲诈勒索、百般取索，鱼肉百姓。如弘治元年，“温、处二府银坑，岁额课银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余量，近来矿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监张庆岁取耗银又三千两，皆百姓卖子鬻产以充其数。”⑥万历年间，太监陈增甚至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纳银，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
到了明万历中后期，矿监税使的大规模出现不能不说是百姓的噩梦的开始，他们遍布于天下之间，借采矿之名，胡作非为，万分虐酷。有时甚至随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若送钱纳贿，才可善罢甘休，否则就率领旗下军士，拆房毁屋，挖掘坟墓。不但抢劫钱财，甚至奸辱妇女。
自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明神宗大肆派遣矿监赴各地提督矿务，但收效甚微。七年间，仅获得矿税银三百万两，只有装入宦官钱包的十分之一。却害的百姓生活困苦，濒临绝境：“自矿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贫者家无储蓄，维恃经营。但夺其术前之利，已绝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⑦搞的百姓贫富交困、苦不堪言。
明代宦官提督矿务，可以说是毫无用处，非但没有达到“主子”期望缓解财政压力的目的，反而花大钱，挣小钱“岁靡八百万”，搞的入不敷出。且矿监遍布天下，奸淫掳掠，敲骨吸髓，弄的老百姓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最终民变四起，明亡于农民起义军与矿监对百姓掠夺和迫害都有直接关系。
二、商税
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商税的收支在很大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②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13《宪宗本纪》 张廷玉等：《明史》卷185《叶淇传》；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志三》；
⑤张廷玉等：《明史》卷159《彭谊传》；
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四》；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16《冯琦传》；
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进行。宦官从开始的监督，到后来的直接插手，他们将明代商税的征收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然而“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 ①，由此可想而知，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明朝统治者为了复兴经济，在明朝建立之初采取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商税的征收是很少的，税率一般为三分取一到三十分取一不等。如洪武时对南京商税的征收情况是“初，南京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太祖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方，以贮商货。其货物以三十分为率，内除一分，官收税钱，再出免牙钱一分，房钱一分，与看守者收用。货物听客商自卖。其小民鬻贩者，不入塌房投税。”②有些物品如五谷、农器、书籍、纸札等甚至不用交税。
但好景不长，随着明代经济的逐渐复苏，开始征收税务的项目却越来越多，税额不断提高，如全国课钞收入弘治时为4618万贯，而到了嘉靖年间猛增到5206万贯。这与税务的控制权逐渐落入宦官手中很大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时，就选派信得过的宦官负责监督税务征收情况，自此开始，统治者开始向全国选派宦官。到了明宪宗时期，宦官管理税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直接负责税务征收。在宦官的怂恿之下，明代统治者不断增加税务的项目，如：宣德年间，在长江及运河上设置“钞关”征收过往船只税钞，以及在北京、南京以及各交通要冲等地设置过门税、过坝税等。正德年间，负责征税的太监们预备“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税宁晋往来可获”③都获得了批准。自此之后，各种名目的税收项目更是不断增加。
在这些有法有据的税收项目之中，宦官们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超额超量的“完成任务”。如嘉靖年间，御用监黄锦以修造龙床及御用等等器的名义，对“每年所抽竹木，易银不过二万两”的芜湖抽分厂一次索取二十万量。管理税务的宦官们还私设关卡，自隆庆开始，“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④到了万历年间，宫廷生活奢侈无度，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明神宗便派出大量的税使，四处榨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⑤其收税的范畴非常之广，天津店租、两淮余盐、浙江市舶、重庆名木等等，可以说涉及各个门类，“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飧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驴骡一畜产也，而税。”可以说，只要是能交易的，都被克以重税，而且其疯狂的程度实为罕见，为了收税“甚至击杀觐吏”。
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利用手中的职权，给明代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造成重创。随着各种名目的商税的反复征收，明代商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摧残。由此带来①
②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186《王璄传》；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五》；
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的直接后果是明代商业的凋敝，商税数额又不断减少。面对商税的急剧减少，负责税务的宦官们又会进一步加强对商税的征收和轧压，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明代税务系统的崩溃。
三、盐政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盐政一向是由国家控制的。盐政的好坏，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明代沿袭宋元时候的盐政制度，实行食盐专卖制，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民间出产——政府收购——商人运销，销售主要采取引法和开中法。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盐政的控制，明确规定“凡私煎货卖者，绞。”①早在朱元璋自立吴王的时候，就已经设置两浙都转盐运司。明朝建立之后，又在设置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地设置都转盐运使司。后来又对盐政管理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设“盐课提举司：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②正统时，又设置了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对各地食盐售卖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经营盐业获利非常之高，明代统治者又害怕各地的盐官有不法行为，于是委派自己最信任的身边人——宦官对盐政进行监督整治。但明代宦官大都是贪财之辈，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岂有不动心的道理。
明代盐法大坏的时间，大概在明代中叶，而那时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委派宦官插手盐政的时间，这应该不属于什么巧合。
明代食盐销售主要采取引法和开中法。宦官主要采取向主子“讨奏”盐引的方式来谋求利益。成化年间，“准太监李棠开中辽东盐万引矣。自是赐太监陈玹万引，潘午万引。”③弘治年间，“命岁与织造内臣盐五千引。”④正德年间，“太监刘允差往乌思藏？送番供等物，奏讨长芦运司现盐一万引，两淮运司现盐六万引。”⑤由此可见，宦官向主子讨要盐引谋利在明代中期以后，已成为常例。
除此之外，明代宦官还打着运输官盐的旗号从事贩运私盐的不法勾当“盐引数有夹带，如引一纸，便夹带数十引，以此私盐壅滞，（官）盐不行”⑥, 给官盐的售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而且他们在贩卖私盐过程中，更是依仗主子的“袒护”拒绝相关机构的检查，一旦遭遇盘问，就会对盘诘阻止的官吏进行打击报复，弘治时“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盛）应期，投盐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下诏狱”①，甚至当场杀死，“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内官监覃力朋进贡还，有马快船百艘，多载私盐，役民夫牵挽。且便索州县驿递得银五百余两，钱帛称是。至马甲营，巡检司申报武城县，遣典①
②《明会典》卷34； 张廷玉等：《明史》卷80《食货志四》；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
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
⑤梁诸：《御选名臣奏议》卷14《请罢中官奏讨盐引等疏》；
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五》；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222《盛应期传》；
史率人盘诘，力朋乃以其众拒击典史，折其齿，射一人杀之，伤者甚重。”②明代中期以后，大量的盐引被赐予宦官及其家人，私盐泛滥成灾，官盐数量倍减，盐价不断飙升，这对于以盐引为媒介建立起来的食盐开中法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明代中后期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军事力量的不断削弱与明代盐政大坏都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四、小结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为加强皇权，对明朝行政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废除宰相对皇帝负责制，而逐渐建立内阁制度。而内阁廷臣只有承担汇总文书的职责，使得明代皇帝需要处理的政事不断增多，而无论是何等英名神武的帝王都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这就需要有相对“信任”之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朝政，然而与其朝夕相处的宦官们就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了。而明代皇帝大多数都是“堕于朝政”之辈，在这种情况之下，宦官就顺利成章成为君主与廷臣之间传递信息的纽带和桥梁，“合法”的直接参与到政务的处理当中去了。而在一个国家存续的过程当中，经济生活可以说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因此明朝对财政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明朝皇帝在管理国家时常常对常在身边“伺候”的宦官是信任有加，从而造成了宦官干政，其实质也是一种皇权高度集中的一种体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强化的必然产物。明代皇帝将税务工作交给宦官去监督和控制，使得宦官对税务的控制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矿税、商税、盐政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触及，由于他们对明代税务管理的干扰和控制，对明代经济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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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天瑜. 明代宦官干政考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