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信的跟贴、从传统中发现比一概否定更科学
纷纷扰攘，语文教改一轮又一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考察每一次改革，总是理想高远，理念新新，但所改与所获总是有巨大的落差，以至于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满意。三个维度，维度来维度去，有几个能真扣住语文的脉门，开出一味济语良方呢？到头来不过又是竹篮打水空一场。其实作为语文教师谁不希冀改革成功，一劳永逸呢？但语文教改年年改的结果是南辕北辙，逢改必败的历史事实无不令人痛心，痛心之余必然要引起我们的反思,这反思不能再是技术性的反思,而应是彻底的根性反思我们这50多年来的语文教学为什么总摆脱不了少、慢、差、费。
让我们从语文教学的源头来反思，从直接根源的地方开始我们的南辕之旅，可能会发现些什么，得到些什么。为了使所探讨的问题更简洁些，我们这里姑且不论母语的习得，当然所习得的母语也是语文教学的基础之一。
我们只从学前班开始看语文的学得过程来发现问题，可能使本探讨更鲜明一些。
学校的语文教育始于学前，从拼音开始，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准学生就正式开始了语文学习的第一步了，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从我调查的数据来分析，拼音教学使学生一下子能认得了许多汉字并能结合所习得的语言中了解了文字的意义，所以许多学生能借助于拼音书开始了文章的阅读，丰富了知识面。但由于开始阅读时小学生过分关注拼音，而对文字的关注力一下子就降低了，以至于虽然能读不少浅的文章，但对于汉字的本身在大脑中的印象就不深，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做一面拼音，一面没有拼音的，可以以有拼音的一面为拐杖，以没有拼音的一面作为认字的目的，就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关注文字，增加识字量，毕竟拼音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汉字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对象。
以文章作为识字的材料，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小学为例，我们将应学之字散漫于文章中，学生即使会读课文，如果要其认得某一字还必须将其重新挑出，再反复抄写与默写，直到该汉字在学生的大脑中产生固定信息才可。但大量汉字散见在课文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学生对该汉字没有唤醒记忆的按纽，很容易遗忘。一段时间后再问这个字出现的地方往往出现信息遗失。认字的少、慢、差、费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的语文启蒙教学，其优点到底在哪呢？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书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时，其关注点一直是汉字，而且不是单个的汉字，而是词与句，如“人之初，性本善”或“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学生没有只识单个汉字，而是放到了词句中，字词之形、意、用，句法结构一下子就全获得了，少了许多我们单个组词之困，使字在语的母体中，唤醒的信息强度高。一个“宇”字一下子与宇宙洪荒联系起来，少了许多抄默功夫，还得到了许多人文思想。
或许有人会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不也像文章吗，它比我们现在所选的文章思想性不好些，所认字不多些，它的优点在哪呢？我们好好想一想，古之蒙学书，将所该认之字尽量简洁地编成了韵文，重复字之少，信息量之集中，便于学生对所识之字有个反复的机会；而且韵文成诵程度高，便于学生熟读至诵，记忆方便。再想想我们所选文章，既不能让所识之字高度集中，又不能让学生反复诵读，这篇课文学了，后面课文又没有，不能很好衔接，遗忘的可能性太大，尤其是不便记忆，所以即使老师反复炒哪几个字，一遍一遍抄默，但所抄所默皆是单个汉字，汉字之间没有相互间的联系，只能硬记，试想硬记几百上千个互不相干的字与记住琅琅上口的韵文，孰快孰慢，不言而喻。
古人教育蒙童之法，也是经过多少代人在语言教育上的经验积累，才摸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为何不借古人教育的良法以补今天我们的不足呢，如果我们也能编出一本好的韵文教材，将所识之字高度浓缩，那么学生定能在短时间内学得大量汉字，掌握大量词句，并且终身难忘。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所蕴的语文教学内在的可以探讨的有益东西还很多，希望有人能深入研究，这里我还想谈的或是与大家交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启蒙从三字经开始，而后到四言，五言七言对，这里面肯定蕴含着一种规律，不才的思考是汉字组成字一般以两字为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小学给汉字组词的教法，可古人并不从两字词教学，而是从三言开始，可能与三字容易形成主谓与动宾，而主谓与动宾正是我们日常用语的最简单的句子。能直接表达出一定的明晰的意义，是句子的开始吧。再者，这类蒙书将中华文化凝炼精化，使之在学得语言的同时能进入古圣贤的思想之中，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
既明史又习礼，既识字又陶情，古人对天地人文的认识都能从中找到影子，丰富的文化空间一下子就滋养了学习者的心田，乃一举多得的教学之举啊。
这么多年来的语文本质之争，实际上是把语文与其他几门学科并列来探讨，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语文就本真意义上来说是“中华语文”，它只能与外语这个坐标系相对照来观照，人们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外国文化，与外国人进行交流，但母语的学习，不仅是为了与国人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学得本国的由历史传承而共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文化态度与思维、行为的方式，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真实存在并绵延不息的生命信息。从这个意思上来认识语文才可以摆脱将语文置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同等认识的误区。
自然科学，是人类共有且为人类所共同认识的文化遗产，不会单为某国或某民族所独有，而语文，准确地说是中华语文只能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为中华民族延续所唯一支撑的文化力量，它是这块土地，这个环境所独产生的，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所独创独钟的一种血脉力量，其中所蕴的中华的人文性与广义的人文性是不同的，它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创造，但决不是为全人类的文化所能代替的，所以语文学习是中华子孙永远不能终止的事，其继承性是主流，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是次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这一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的重要的精神纽带。
语文的独特性决定了语文学习方法的唯一性，对待别国的先进的教学经验虽可借鉴，但不可替代，语文的教学经验作为和语文具有同样价值的精神财富，其同样不可动摇，否则就动摇了语文的根本。因为任何一种语文或语言其有效的传承方式不是几个专家或几个人跑几趟外国或闷在书斋中就能创造出来的，它一定是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淘沥，不断总结探索才能形成合乎其内在规律要求的传播方法。它决不可与其生命主体——语文能割裂的。谁无知地去割裂它，谁无知地去以一种或几种外来的语言语法、教学教法、教程来硬强加于它，都必将不能适应它的运作规律，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带来严重的后果直至危害到语文本身，这一点如果不能认识到，他就不具有历史唯物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也就十分明了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教改其实在走的正是一条南辕北辙的路啊！它更可能断送中华语文，我们在痛心于教改的难成之余，是不是听到了中华语文的痛苦的呻吟声呢！
蒙学为什么从“三言形式”开始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三字经》形式特点有这样的描述：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需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
这里张先生虽然只是谈的《三字经》但通俗、押韵、语言能力训练、不枯燥这几点却是古代蒙书的共同之处。但为什么古人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在这里笔者试图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三言四言作为古代蒙书形式的合理性，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所以会有多的主观成分，必然会有不当的表述。希望大家补充与批评。
当我们在看到“三、百、千”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言四言的组合形式。为什么古人在启蒙的阶段要以“三言形式”开始呢？笔者认为这个形式是古人在实践中综合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从语言水平看，五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表达能力。在入学之后，怎样体现学校和生活状态下语言的差别，是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让学生很快明白学习的意义，又可以让学生体会学科的魅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学生注意到在学校中的习得，不同于在生活中的自然习得。本着这一条原则，如果采用逐一认识汉字的方法无疑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二言的形式接近于生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一言二言的形式并不能展现不同于生活的状态。三言则不同，在古人的认识里“三”是多数的开始，从造字上看，三人为众，三木为森，彩要加“彡”才称得上多种颜色；从认识上看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应用范围看《易经》中每一个卦象都是以一二三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从表达上看，三可以构成以个最简单的固定系统，如三个月为一季，“天地人”、“日月星”等等。上面说的这些很可能是三言形式出现在思想认识上
的源头。此外，由于汉字的单音节性，“三言形式”有着更多的组合空间，即张志公先生谈到的“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这样以来，有了三言反复的形式产生的节奏再加上押韵以及汉语本身具备的声调的综合，就构成了有别于生活状态语言训练形式。在这个训练系统中，声调、节奏、押韵是汉语的独特属性，古人以基于汉语的独特性对儿童进行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学校与生活的差别，这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做法。因为一旦学生明白了语言的独特属性之后，再接触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时自然会以这个属性加以认识，从而形成与外部对接时的依据和标准。
作为识字的课本光有语言上的特征是不够，因为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如果儿童不能接受，那么无论再好的设计也是一纸空文。《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流传了那么长的时间正说明它存在着符合儿童接受规律的地方。张志公先生所谈的“内容浅显”应该是一个方面，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儿童能够接受。这必然要结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说。根据研究表明，五岁的儿童是处在运动能力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且四至七岁的儿童的心跳正常值是80-100次/分（唐佩文《儿童疾病早发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要求儿童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下听讲，必然需要很强的自治力才行，但由于儿童的年龄很小自制力当然无法保证，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和心里上有要求运动的欲望，只有满足这个欲望才是适合学生需要的，否则儿童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自己的内心需求做斗争，无疑是不利于精力的集中和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可在学堂上怎么做到既有益于教学又不违背儿童动的天性呢？大声的朗读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大声的朗读，学生必然要用眼、用脑、用口、用耳，所以能够满足儿童在“动”的方面的需要。而且“三言形式”节奏变快，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符合儿童心跳较快的速率合拍，从而促使儿童乐意接受。 英国的西德尼·哈里森在他所著的《通向音乐之路》 一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心脏，像是一台安装在人体内的小水泵，砰-砰-砰-砰，永不停息。在我们倾听音乐时，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和心跳相一致的节奏。”现在看来这条来自音乐方面的经验，无疑也可放到具有音乐性质的汉语的教学工作中来。
除了上面的在节奏方面“三言形式”体现出的优势之外，汉字的声调也可能是促成三言形式容易为儿童接受的原因。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具备多种声调的语言，在大声朗读的情况下，变换声调是常见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就曾说过“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由于各种声调的交替运用，发出来的声音才有高有他悠扬婉转，富有节奏性。但是这种节奏是汉语固有的，不是人工安排的。”（《新编现代汉语》张静 145页）然而从音乐的角度讲转调就意味着改变声带的振动，而振动声带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气息，而气息的来源是人的肺活量。儿童入学在五、六岁左右，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这时他们的肺活量应该不及成人的三分之一，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关于“中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的《科学技术成果报告》显示，七岁的男孩儿的肺活量为1100毫升到1550毫升之间，而十八岁的男孩儿肺活量要达到3400至4500毫升之间，那么仅取七岁最高限与十八岁最低限比较后者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当然如果和五六岁的儿童较肯能相差更多），这意味着，适合成人阅读的文章，如果让儿童大声地朗读的话，一旦时间稍长儿童就很容易产生疲劳感。而“三言形式”则不然，节奏鲜明，适合调理气息，在大声朗读方面占据了很好的优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千字文》要早于《三字经》却要放在后面来学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看，“三言形式”的构成，也是在蒙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由学生的反馈积累起来的经验。（写到这里笔者又产生了一个奇想，是否声调也是限制诗歌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古诗中基本长度以七言为限。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转调带来的气息需求，使得成人的肺活量也不能保证在八言的结构中保持诗歌诵读流畅造成的。）
最后说一说“三言形式”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一方面它通过读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语感和节奏，也起到了增强学生肺活量的作用，二者配合为下一个阶段《百家姓》的诵读奠定了基础。《三字经》基本上是一字一顿的，《百家姓》在长度上为“四言形式”前为单姓，后是复姓，这样既可以训练上“承前”也可以在节奏上“起后”，使得儿童能够自然过渡到《千字文》上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三言形式”与“四言形式”的组合形式，其实有可能直接训练了儿童的“组读能力”。对于“组读”《中级汉语阅读教程 （第二册）》（周小兵 徐霄鹰编著）一书中有这样表述：“组读的意思就是阅读的时候不是逐字逐词地读，而是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文章。……采用组读有两个好处：一速度快。……二有利于理解，整合的理解。……
组读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习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在开始训练时，必须强迫自己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养成组读的习惯。”（182-190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汉语语句的构成，就会发现，一般情况下的语句都可以化分为“二言”一组“三言”一组的语组连缀。可以说“三言”和“四言（二加二）”的形式是非常适合养成“组读”习惯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充分在识字阶段就使用这一条经验无疑会大大提高儿童的阅读效率。
追本溯源看语文
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多教语文教师根据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就“语文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语文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这也是我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虽说自己进行过一些思考，也看过许多专家、学者、同行的观点，但所见到的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人的感觉是语文教学已经无路可走，语文只能转向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了！
的确，从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语文不被学生重视，不被家长重视，甚至不被其他学科的教师重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不禁要问“语文真的好学吗？”、“造成这种认识的根源在在哪里？”、“语文到底要担负什么样的任务与责任？”。在很多专家、学者试图援引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我想起了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的话——“当你在创作中感到迷惘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不妨扪心自问：„我创作的原点在哪里？‟那样你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是呀！那语文这门课程的“原点”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即语文教的是汉语，语文教的是中华民族的语言，语文的课程设置应符合于汉语本身的属性，语文课程应该是中国几千年来思想道德、文化内涵的具体反映，语文就是“汉字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句话的延伸。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文教学应该体现出华夏文明的全貌，语文教学应在依据汉字的独特属性的基础上，担负起传播华夏文明的重要使命——这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原点”！这就意味着语文不应只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还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反观现行的语文教材、课程形式、考察内容都与“这个原点”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偏离！（在这里我从争议最大的“考察内容”说起。这也是我对这种种偏离的认知过程。）
一、考察内容偏离了语文教材，这已经是一种共识。笔者在教学中发现，每当讲到一些文化知识的时候，学生总是会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但要想让学生自己去学这些文化知识的时候，学生总是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考试不会考！我要说的的是高考对于语文的考核，不但在内容上远离了教材，而且在文化要求上更与语文的原点相去甚远！即便有一点儿文化相关的内容，但与语文所应担负的使命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由于篇幅有限这一点我就不赘述了。
二、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而现行的课程形式却忽略了这一条规律。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除了需要人们认识之外，还要求学习者了解文字的内涵，因为这种内涵是文化的积淀的反映。相对表音文字而言，后者的贯彻尤其重要！但现行的课程形式完全是按照表音文字的学习过程展开的！本来汉语应该“知”与“解”并重的，而现在的课程形式只重“知”不重“解”，这样下来就形成前面提到的“语文好学”的错觉，有很多人认为识字就可以了，根本没有看到汉字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人学到了“表”就沾沾自喜，根本不想（也不知道）“里”的重要。
再有用西方的课堂形式，来贯彻汉语教学也有不妥的地方。西方的教师一开始就是以伴读的形式出现的，所教的表音文字没有文化内涵的要求。相对而言，汉字的学习要困难得多，艰深得多，正是这种难与深决定了古代在教学过程中，师要尊，生要逊；师要严，生要勤的模式。因为不这样就很难真正学到汉字所承载的“知”与“解”并重要求。所以笔者要在这里说正是这种对西方教育形式的“借用”使得汉语在实际的教学中失去了重要的文化传承的功能。 （我们现在经常抱怨现在的学生自私、无利、西化严重，其实这也是借用西方教育模式的间接结果。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也只是模仿了西方的教育的表象，从而真正成为了“邯郸学步”的现代版。）
三、教材偏离文化的要求。
就笔者所见的教材分析，大多数教材的安排是循着“文字——文体——文学——文化”的思路安排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合理模式，但问题是“文化”不是简单的前者的总和！“文化”应该是贯彻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这有点夸张吧？我要说：不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工具性就必须让语文能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人文性就必须让语文唤起学生的生命意识，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民族性就必须让语文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而实际生活、生命意识、民族情感正是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
那么，怎么把“文化”贯彻在“识文断字”的过程中呢？在这一点上古人要比我们超前得多！
我们都知道清代私塾教育的规范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总称“蒙学三种”）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到那些童子在识字的同时，都接受了哪些教育呢？《三字经》中的道德规范，为人准则、《千字文》中的历史知识，自然常识、《百家姓》中的生活必备的应用知识。这样的教材，既重“知”又重“体”，既重“解”又重“用”，才是真正符合汉语双重要求的教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材偏离了语言本身的要求、课程形式冲解了语言的文化要求，考察不但偏离了教材更是偏离了汉语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这种“偏离”的影响，造成了目前纷争不已的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讨论语文课程性质与目标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眼光根据以往的惯性往外看的时候太多了！其实，回过头去，正确的分析汉语的内在要求、分析古代的教学过程并提炼出符合汉语特殊属性的目标与内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推荐]中国古代蒙学初探
[日期：2006-08-31] 来源： 作者：云南昆明第八中学 周孚政
——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之比较
周孚政
古代“蒙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有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公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平民子弟得以入学。其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以现代的眼光米分析，孔子的教育体系也是相当完善的。但孔子的学生多数为青年或成年人，古代的启蒙教育如何进行，教什么教材，都缺乏相关的资料，难以作出研究和分析。但有一个教学方法已被广泛使用，那就是“背诵”。先秦还处于“漆书竹简”的时代，书写的条件很困难，而购买书籍更非平民经济能力所能承担。惟一的办法是用背诵的办法把所学的教材完全地记在脑海里，正是这种特殊的学习方法解决了书籍奇缺的问题，也为平民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这种被近现代教育家所批判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保存了中国的古代经典著作，保存了古代先哲们的思想。秦始的“焚书坑儒”，对中国先秦文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漆书
竹简”的年代，全国的书籍能有几何?怎经得如此浩劫?到西汉初年时，先秦经典已荡然无存，幸得秦王朝短命，西汉初年还有几个背得先秦经典的老人健在，凭借这些老人的记忆，才得以把先秦的经典保存下来，经历二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流传至今。所以“背诵”乃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优秀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维系之根本，也是中国普及教育的根本出路。
最早出现的蒙学教材是南朝梁代的《千字文》，由周兴嗣所撰。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百家姓》；南宋王玉麟所撰《三字经》；明朝萧有良撰《龙文鞭影》；明未清初程登吉撰《幼学琼林》。其它还有《千家诗》、《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金裘》„„等。“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首先最惊人之处是教材使用时间之长，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千字文》使用了千年，而其它教材也用厂五六百年。作为小学教材，使用时间之长，使用范围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这并不是政府编写，颁发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而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统一教材。更惊人
的是朝代在不断地更替，政策和方针也在不断地改变，而教材却一如既往地沿用。
中国古代并无什么师范教育，也无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但文化教育却走在世界的前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较高，形成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在世界最早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保存古代文明的国家，就是由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建立了的巨大历史功勋，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中国的科举制有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首先是选拔品学皆优的士子作为政府官员，其次是培养了各种层次的教育人才。考上进士的士子作为各级官员，少数举人也委任官员，清朝
时大多数举人委任为政府设立各地的书院任“教授”，作为相当现代中学、大学的教师，这些人都领取国家俸禄。而秀才就在本乡本土的乡
村里教“蒙学”，也就是类似现代的小学，正所谓“秀才没落，下乡教学。”这批秀才是中国最基层的教师，承担起了传播文化教育的重任，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成为古代可观的师资队伍。蒙学的教材基本上是统一的，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历代也是统～的，正由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使全国的学子处于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科举考试中，穷乡僻壤的学子也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这也是华夏文化得传授到边远地区的根本原因。
余秋雨的文章《十万进士》，说从科举实行以来，中国约有lO万进士，文章一再强调科举录取之困难，大谈牺牲了多少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和生命。其实看法是相当片面的，没有考上科举的大批秀才承担了“蒙学”的教育任务，在本乡本土，作为私塾的教师，传授了文化知识，是有贡献的。还有一个值得统计的问题，以1／10的录取比例来统计，10万进士就至少有百万的举人和千万的秀才。秀才是有“功名”的，像孔乙己一类连秀才都没考上的“童生”当然上亿了。所以秀才和举人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是多么巨大的知识阶层，多么庞大的师资队伍。
以上仅是自隋开设科举以来至清末废科举的1300年间的总计，就以明朝为例，每三年考一次进士，自成化后每次录取为300人，以每30年为一代计，30年问共录取进士为3000人，以1／10统计，约有3万举人、30万秀才和300万童生。科举制所形成的文化结构的金字塔的基石将是十分巨大的。由此可以推算，中国古代的师资队伍是巨大的，教育是相当普及的，文盲率可能是相当低的。
明清代中国的小学完全是“私立”或“民办”的，故称为“私塾”，不需要国家一文教育经费，就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不必建立校舍，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为学校，家族的祠堂也可以作为教学场所，而教育费用也是社会集资办学，惟一的开支是作为教师的秀才的“束修”(报酬)，或各家分摊，或由家族中几家富有的家庭承担，或划出几亩“学田”，专门作为办学的固定来源。而家族中较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费入学。而且是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要去读书，若有失学儿童，对其父兄还要追究责任。也有极少数是富豪人家专门请一位“西席”来做家庭教师，《红楼梦》中贾雨村曾做过林黛玉的家庭教师。《红楼梦》里贾代儒所办的私塾就是家族所办的。鲁迅所读过的“三味书屋”就是秀才在家中所办的私塾。毛泽东也在毛氏祠堂里读过私塾。在穷困地区还有兴办“义学”，武训就是办“义学”的典型代表。这种机动灵活和经济实惠的办学模式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创造了条件。
现在中国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差，失学儿童多，学者说原因是“穷国办大教育”，其实古代生产力远比现在低下，还能普及教育，所以私塾和蒙学是解决贫困地区教育的一条途径。 私塾的教学模式也和现代小学教学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学规模，现代小学一个教学班都四五十人，而私塾多为10人以下，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分析，私塾要优于现代小学，一个教师面对四五十个学生，要把学生完全教会学懂，的确不易，只有极少数优秀教师勉强做到，再优秀的班也有没有学懂的学生，只不过落后面小一些罢了。而广大教师所教的班，落后面较大，倘若有的教师不负责任，极易形成“放羊”式教学。最近几十年来，不知何故，中小学实际上取消了升留级制，使学生不论多少门学科不及格都可以顺利地从小学混到初中毕业。而私塾先生所教学生较少，因而可以对每个学生负责到底。旧时的私塾无什么优秀教师之称号，也无什么升学压力，学生读书更无什么重点学校之选择困惑。“教不严，师之情。”对教师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
蒙学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为识字教育，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教材有《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裘》、《千家诗》、《增广贤文》等。
教材是几百年不变的，秀才们读私塾时读的就是这些“蒙学”教材，现在教学生的仍然是同样的教材，而且全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开始都是“三、百、千”，所以不必要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学生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因为这些教材秀才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不必备课，只要学生坐定，便可开口上课，而教学方法又如此之简单，每天领着学生带读四五句课文即可，学生读会后，就让学生进行背诵所学的课文，要求连同先前所学课文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接着进行书法训练，通常以每日习500字为例。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而现在的小学教学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教育上，语文课的主要内容是教师讲课，归纳主题思想和
段落大意，而放松了背诵和习字的基本训练，虽然也有背诵和习字，但仅是点缀，而且方法也不当。
古代的蒙学，课文只进行最简单的讲解，根本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师何苦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更何况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虽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进入哲学家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虽然《三字经》里有适合儿童心理的“昔孟母，择邻处”、“融四岁，能让梨”的典故，但更多的是深奥的为人处世的哲理，的确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是不会主动去学的，学生学不好，背不出书，先生绝不做什么思想工作，而是拿起戒尺打学生的手心，教学方法是如此简单粗暴。
现代的小学课文第一课，有的是“一个人，两只手”，有的是“开学了，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相比，有着层次上的区别，蒙学真正有启蒙的作用，给学生思考的余地。现代教材贴近了生活，却没有思考的内容，语文教师大多讲得精彩，学生也认真听课，考试也考出高分。到了成年后，问小学中读过哪些课文，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至于课文的具体内容就更记不得了。
中国古代把学习中文称之为“识字”，这是非常恰当的认识，任何一个“汉字”都有“音”、“形”、“义”三者要掌握，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前两者牢固掌握的基础上，学习“义”。几乎所有汉字都是一字多意，不可能在一篇课文中就完全讲清楚。因而古人就聪明地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过背诵来使每个字的读音牢记于口耳之间，成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通过大量的书法训练，使“形”牢记于手眼之间，达到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正确无误。对“义”却是不够重视，粗略讲解其含义，甚至不讲解，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领悟和感知，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些认识是现代教育家所谓教学研究成果，其实古人早已有之。)
而且从教学的密度来说，蒙学的密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根据笔者的统计，《三字经》历朝都有增加，以清朝的版本为准，共计380句，1140字(不包括标点)，共有生字561字。《百家姓》共140句，560字，(除复姓有少数重复的字外，绝大多数是不重复的字。)扣除《三字经》内已经学过的字，新的生字共计有3ll字。《千字文》共250句，1000字，在撰写时就是以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写而成，扣除已学《三字经》和《百家姓》的字，共计有生字510字。三本书学完后，生字总计一千多字。这三本书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半。毫无疑义，从蒙学以识字的角度分析，教学密度是相当高的。现代小学一年半的时问大约只学三五百个牛字。
古代的教学方法就是“渎书”(背诵)，其实这也是一种寓“美育”于日常教学中，通过反复的背诵，把课文的语言节奏熟记于口耳之问，课文的精美的语言通过感性认识逐渐变成自己的语言，文从字顺，日后作文就凭语感而不是凭语法。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背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袭》、《千家诗》、《增广贤文》等，开始进行声律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学习的方法仍然是背诵和书法，背诵的内容是字句和平仄都对仗工整的对联。通过背熟牢记大量的对联和典故，通过大量的感性实例背诵，把这些教材滚瓜烂熟地背得，让学生在口耳间的语感中，去领悟中文的声律规律，更重要的是学会中文独有工整的对偶和排比的修辞手法，同时也学会大量对联中的遇到的生字。《龙文鞭影》和《声律启蒙》是以诗韵的顺序为体例编写的，在学习平仄的过程中，同时开始了解和掌握诗韵，还掌握了大量的成语和典故。
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种不科学教学方法，学习声律，完全没有系统的体例，也没有现代音韵教学中许多专用名词和符号，电无注音字母。教师也没有系统地讲解平仄和诗韵的定义、性质、规律、特点、应用等理论问题。
教师只是教学生背诵大量的对联和诗，在学生滚瓜烂熟地背得大量古诗和对联的基础上，就进行学作对联的训练，其方式灵活生动，教师随时随地出一句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这种训练方法，使学生学用结合，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的智力，这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现代教学提出“寓教于乐”的新观念，早已在古人的教学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从平仄押韵的训练中能领略到中文里的音韵美，也能够创作出富有有音韵美的对联和诗词来，这是真正的美育教育，对学生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长期背诵，背的
内容也逐渐丰富，口头表达自然流畅，生动丰富。常言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代的学生口才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背得的素材太少。
这种既无理论又不系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凡“蒙学”培养出的学生没有一个不会作对联的，虽然对句不一定都好，但词语和平仄都能对得工整，往往都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句，从“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一共联句十九副对联，小说中对二人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典型的描写，有时略为思考，更多的是脱口而出，有如对话一般。而林黛玉和史湘云不过是10多岁的女孩子，却能作出如此美妙的联句，才思敏捷，令人赞叹不已。当今最著名的中文老教授在一起也难进行类似的联句创作。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联句是曹雪芹写的，不过借林史二人之口而已。不错，但小说既来自生活，说明类似的联句活动，在古代文化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小说才会有所反映，绝非完全出自曹氏的杜撰。现代名人中也留下对联的逸事。毛泽东10岁前在私塾读书，教师以“濯足”出对，毛泽东以“修身”应对；教师扯了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对句，第二天毛泽东扯了一把“马齿苋”交给教师应对，得到教师的嘉奖。郭沫若幼时淘气偷桃，教师出句“昨天园里偷桃，定有你”进行斥责，郭沫若应对“他日月中折桂，必是我”。也许会说这些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神童，非一般常人可为，事实上是当时所有的学童都会的基本技能，蒙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不会作对联的，只不过普通学生所作过的对联没有保存下来，名人幼时的作品有幸保存下来了。但现在也有不少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少年儿童，甚至可以取得数、理、化的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但无人可以如上所讲的应对联句。就是专门教音韵学的教授，在谈理论时可以头头是道，可是让他作对联或写首诗就困难重重，勉强凑出一对或一首诗，平仄押韵虽无问题，但难得佳句，当然谈不上信手拈来，出口成章了。
在进行声律的教学中，无形中又进行“美育”，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中文的韵律美，而学作对联和学作诗的文寸程中，又进行了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得一佳句或作一首佳作，自己得意不说，还得到教师和同窗的赞誉，其喜悦不言而喻。而在今后的生活中又增添一项艺术修养和爱好，无论是在郊游、宴
会，还是喜庆、吊丧、应酬的社会活动中，都可以运用联句和作诗词来增强活动气氛，充分体现个人的才气和个性。毛泽东和周恩来游长沙橘子洲时，毛泽东出句“橘子洲头舟，舟移洲不移。”周恩来一时没对出来，走到天听阁，周恩来就对出“天听阁上鸽，鸽飞阁不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学过私塾，对句和作诗都是信手拈来，就在游览中也能进行高雅风趣的艺术活动，这些伟人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书法家。遗憾的是，他们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读过私塾的人，在他们逝世后，这样的对句就成为绝唱了。
古代的书法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描红、影本、临帖。第一阶段描写时，秀才在学生的书写本上用红笔写上所教的字，作为学生描红的样本。第二阶段是影本，古代学生用的书写纸多为绵纸、毛边纸之类的廉价纸，纸质一般化都较薄，半透明，把纸复盖在帖上，帖都是黑底白字，学生就可以显出来的白字来习字。第三阶段临帖，就是看着帖进行习字。现代小学习字一开始就用铅笔临帖，显然方法不当。
中国古代，所有的秀才都写得一手好字，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考不上秀才，却写得一手好字。积若干代的书法训练，一代比一代强是毫无疑义的，秀才给学生所写的字都可以作为帖。受古代印刷条件限制，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无法印刷，就是碑刻拓片也是十分珍贵的，也不可能在任何穷乡僻壤都能看到，可是成千上万的秀才却把书法代代相传，这是何等伟大的工程。在不断的书法训练中，字形就被牢牢记住了，不会再出现读得来写不来的情况，也不会写错别字了。
开始学写的是楷书。写字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修养”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写字的姿式，要求“身正、笔正、心正。”学生在习字过程上养成了良好的坐姿，对于今后的身心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少心理学家对书写不同字体的心理效应作过研究，证明长期练习书法可能对人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般来说，楷书端庄工整，结构紧密，四满方正。因此，学习楷书必为儿童书法入门之先，对于培养循规蹈矩的人格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楷书提按、行顿如松如钟，沉着稳重，适合于焦虑紧张、恐惧症、疑病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律紊乱者心理调节。
刚入学的学生天生好动，其中有的孩子患有“多动症”，如现代的小学中让学生如木偶般背着双手坐着静听教师讲课，对于刚入学的学生无异于遭罪，而古代的学生不是听教师讲课，而是自己去背书和写字，虽说不是什么乐事，但至少是在动口和动手，符合孩子爱动的
天性。可以说习字是动中求静，静中求动，在习字的过程中，孩子们约束自己浮躁的性情，逐渐培养恬静的心态，所以古代的学生就无什么“多动症”之说，习字是克服孩子“多动症”的有效良方。
“字无百日之功”是写不好的，要写好中文的确不易，非花上二三年功夫不可，但正是这种有难度的学习是持之以恒的动力，也是培养学生毅力最好的方法。写字的训练也就是个培养做人的过程，写字必须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整齐美观，端正大方，有条有理，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人，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如写字般的严肃认真，有条有理。所以中国有句谚语：“字在人形物在主”，一个人的字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性，这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古人把写字当成人生修养的一课，在私塾中培养出的人绝大多数都写得一手好字，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而现代中国人写字普遍之差，是否意味着现代中国人普遍缺乏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这个问题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中国的毛笔的确非常难以掌握，轻重缓急就出现不同的线条，每个字的点、横、竖、撇、捺的笔划都是通过运笔的复杂和微妙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何况每个字的结构又各有特点，与其说是习字，毋宁说是从事一项及其复杂的艺术技能的训练，而艺术的追求是极富魅力的，当学生经过艰难的训练，写出的字得到教师批阅的红圈时，他的艺术创造就得到承认，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会更刻苦地再去写字，去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当他的书法得到社会的承认，有人请他写春联或其它文书，也就更有信心，书法就成了他追求的艺术生命，这种高雅的艺术修养正是中国儒生所共有的。中国的“蒙学”正是把“艺术修养”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实现了“美育”的教育。
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出“五育”中有“美育”，仿佛是一大创举，其实不过给早已存在的事实取了一个名字而已，而现代的所谓教育家们就机械地理解“美育”，在教学中增加“音乐”、“美术”课即是“美育”，何其谬也! “政治”课就是“德育”课，“数理化”就是“智育”课，这是多么僵化的机械论的教育观。
古代教育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才施教，不求进度统一。有的学生记忆能力强，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进入新一册书的学习，而学不好的学生就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能背诵到滚瓜烂熟程度再进入新课文。教学是复式教学，针对每个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进度，这才是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年级的升留级的形式。《红楼梦》里贾母询问林黛玉的学业，黛玉的回答是读了几本书，而不读到几年级。笔者对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的调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读一本。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渎三本书。学业负担同现在的学生相比是较轻的。学生没有家庭作业。鲁迅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课余还到百草园捉虫玩，古代的学生无需配备教科书，因为所读的书都已背熟牢记在脑海里，永世不忘，到运用时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而蒙学完成之后，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三字经》中如何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都有明确的指导：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
近代学者都认为读四书五经是古代教育失误，其实不然，古代的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头，现在我们还在广泛使用的成语典故，多数都来源于古代的经典，如果已经背熟“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经典，还要什么《成语词典》呢?
古代教育以道德文章直接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在完成蒙学，有了对句和作诗的基础上，进行“四书五经”教育，就开始学写游记，继而学写“论”，题目都是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拿现代的概念来说，就是写政治论文，从小就树立起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古代的作文题，就以“论”来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时，虽说是新式学堂，但在教学上还保留有古代遗风，至今保存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用文言文写作，所论的是关于“法”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不过是个19岁的高中生，已经在论述“国家立法”等大问题，这就是“大学之道”，也许有的评论家又会抬出“天才论”来说明毛泽东早慧早熟，青年时代就有远大政治抱负云云。需知这是一篇课堂作文，全班同学都必须写类似的政治论文。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培养的对象上，古代培养的是政治家和教化者；而现代教育所培养的是科学家(包括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文学家(包括作家、诗人、记者、评论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和教师。
古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做人”，强调“修身”，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理想的“君子”。古代教育培养的首要目标是培养政治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最响亮的口号，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的目的仍然是教育，“仕而优则学”，做了官后还要不断地学。上为“帝王师”，下为“父母官”，一切为了“教化’，“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代人从小就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学而优则仕”，渎书就为了做官，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古人的理想教育是成功的，首先是“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能“穷则独善其身”，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好人，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何况还能从事教育或从事其它行业。安徽的“儒商”，科举失败就从商，但仍然保持士的风度；众多科举失败的秀才更多的是从事启蒙教学，何况有对联、作诗、书法等艺术修养陶冶性情，琴、棋、书、画都是古代“士”普遍具备的艺术修养，即便理想破灭后也能“贫而乐”。就是最浅薄的认识，电是取得功名，光宗耀祖，为家族增添荣誉，纵然事业无成，也不能有辱门庭。把个人的理想和家族的荣辱连在一起，也是一种家庭荣誉感。值得指出的是古代的政治家在艺术修养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如苏轼不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是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古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有一门或几门的艺术修养，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艺术修养。
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华罗庚、苏步青、茅盾等著名人物，他们都在不同领域作出了重大业绩，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且不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仅论他们在中文上的成就也就令人佩服和羡慕：人人都会作涛和作对联，而且信手拈来，多成佳作名篇，他们的文章，无论理科还是文科，都是近现代文学的典范。而且在书法上，人人都颇有水准，有的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究其成才的原因自然是一言难尽，是诸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完成当今观念上的完全教育(即大学、研究生的学业，获硕士、博士等等学位)，甚至有的就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幼年渎过私塾，学过蒙学的教材，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受过中国蒙学教育的受益者。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明令废止私塾，各地纷纷成立新式中小学堂，蒙学教材被废弃，采用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从叶圣陶等编写的新式语文教材起到现在70年间，教材不知改过多少次，近年来教材的更新越来越频繁，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和蒙学教材使用了几百年相比，成为强烈的对比。
小学六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语文教学上，中学里语文课一直作为主科备受重视，大学里有专门的中文系，语文教师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语文教学效果总是少、慢、差、费，其效果总是令人失望，书写水平普遍差，写作水平也普遍较差。近年来人们对语文教学提出了质疑，北京大学曾哀叹现在没
有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出现。
每当议论到现代人的中文水平不如古人时，有人说，古人不学数、理、化、外语，不学科学技术，只钻研中文，中文水平自然就高。其实不然，在小学教学中，最基础的仍是语文和算术课，小学教育不可能讲授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也不能教授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如果在小学六年把
蒙学教材和四书五经学完，基本上就掌握了中文，中学主要学习数、理、化和外语，大学里学习各专业的科学技术，中文水平就可以依靠阅读和在写作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就可以出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师级人才。
目前北京舒乙先生开办了教授蒙学的学校，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全力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在全台湾宣导儿童读经的重要，引起广泛响应。自1994年1月正式推展以来，已经有百万台湾儿童在读经，儿童读经运动也从台湾流传到海外及中国大陆。大陆目前约有100万儿童读经。马来西亚华人从1989年开始推动儿童读经，这是很好的尝试。
本文仅就蒙学的研究上进行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
童大信的跟贴、从传统中发现比一概否定更科学
纷纷扰攘，语文教改一轮又一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考察每一次改革，总是理想高远，理念新新，但所改与所获总是有巨大的落差，以至于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满意。三个维度，维度来维度去，有几个能真扣住语文的脉门，开出一味济语良方呢？到头来不过又是竹篮打水空一场。其实作为语文教师谁不希冀改革成功，一劳永逸呢？但语文教改年年改的结果是南辕北辙，逢改必败的历史事实无不令人痛心，痛心之余必然要引起我们的反思,这反思不能再是技术性的反思,而应是彻底的根性反思我们这50多年来的语文教学为什么总摆脱不了少、慢、差、费。
让我们从语文教学的源头来反思，从直接根源的地方开始我们的南辕之旅，可能会发现些什么，得到些什么。为了使所探讨的问题更简洁些，我们这里姑且不论母语的习得，当然所习得的母语也是语文教学的基础之一。
我们只从学前班开始看语文的学得过程来发现问题，可能使本探讨更鲜明一些。
学校的语文教育始于学前，从拼音开始，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准学生就正式开始了语文学习的第一步了，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从我调查的数据来分析，拼音教学使学生一下子能认得了许多汉字并能结合所习得的语言中了解了文字的意义，所以许多学生能借助于拼音书开始了文章的阅读，丰富了知识面。但由于开始阅读时小学生过分关注拼音，而对文字的关注力一下子就降低了，以至于虽然能读不少浅的文章，但对于汉字的本身在大脑中的印象就不深，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做一面拼音，一面没有拼音的，可以以有拼音的一面为拐杖，以没有拼音的一面作为认字的目的，就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关注文字，增加识字量，毕竟拼音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汉字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对象。
以文章作为识字的材料，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小学为例，我们将应学之字散漫于文章中，学生即使会读课文，如果要其认得某一字还必须将其重新挑出，再反复抄写与默写，直到该汉字在学生的大脑中产生固定信息才可。但大量汉字散见在课文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学生对该汉字没有唤醒记忆的按纽，很容易遗忘。一段时间后再问这个字出现的地方往往出现信息遗失。认字的少、慢、差、费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的语文启蒙教学，其优点到底在哪呢？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书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时，其关注点一直是汉字，而且不是单个的汉字，而是词与句，如“人之初，性本善”或“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学生没有只识单个汉字，而是放到了词句中，字词之形、意、用，句法结构一下子就全获得了，少了许多我们单个组词之困，使字在语的母体中，唤醒的信息强度高。一个“宇”字一下子与宇宙洪荒联系起来，少了许多抄默功夫，还得到了许多人文思想。
或许有人会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不也像文章吗，它比我们现在所选的文章思想性不好些，所认字不多些，它的优点在哪呢？我们好好想一想，古之蒙学书，将所该认之字尽量简洁地编成了韵文，重复字之少，信息量之集中，便于学生对所识之字有个反复的机会；而且韵文成诵程度高，便于学生熟读至诵，记忆方便。再想想我们所选文章，既不能让所识之字高度集中，又不能让学生反复诵读，这篇课文学了，后面课文又没有，不能很好衔接，遗忘的可能性太大，尤其是不便记忆，所以即使老师反复炒哪几个字，一遍一遍抄默，但所抄所默皆是单个汉字，汉字之间没有相互间的联系，只能硬记，试想硬记几百上千个互不相干的字与记住琅琅上口的韵文，孰快孰慢，不言而喻。
古人教育蒙童之法，也是经过多少代人在语言教育上的经验积累，才摸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为何不借古人教育的良法以补今天我们的不足呢，如果我们也能编出一本好的韵文教材，将所识之字高度浓缩，那么学生定能在短时间内学得大量汉字，掌握大量词句，并且终身难忘。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所蕴的语文教学内在的可以探讨的有益东西还很多，希望有人能深入研究，这里我还想谈的或是与大家交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启蒙从三字经开始，而后到四言，五言七言对，这里面肯定蕴含着一种规律，不才的思考是汉字组成字一般以两字为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小学给汉字组词的教法，可古人并不从两字词教学，而是从三言开始，可能与三字容易形成主谓与动宾，而主谓与动宾正是我们日常用语的最简单的句子。能直接表达出一定的明晰的意义，是句子的开始吧。再者，这类蒙书将中华文化凝炼精化，使之在学得语言的同时能进入古圣贤的思想之中，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
既明史又习礼，既识字又陶情，古人对天地人文的认识都能从中找到影子，丰富的文化空间一下子就滋养了学习者的心田，乃一举多得的教学之举啊。
这么多年来的语文本质之争，实际上是把语文与其他几门学科并列来探讨，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语文就本真意义上来说是“中华语文”，它只能与外语这个坐标系相对照来观照，人们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外国文化，与外国人进行交流，但母语的学习，不仅是为了与国人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学得本国的由历史传承而共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文化态度与思维、行为的方式，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真实存在并绵延不息的生命信息。从这个意思上来认识语文才可以摆脱将语文置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同等认识的误区。
自然科学，是人类共有且为人类所共同认识的文化遗产，不会单为某国或某民族所独有，而语文，准确地说是中华语文只能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为中华民族延续所唯一支撑的文化力量，它是这块土地，这个环境所独产生的，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所独创独钟的一种血脉力量，其中所蕴的中华的人文性与广义的人文性是不同的，它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创造，但决不是为全人类的文化所能代替的，所以语文学习是中华子孙永远不能终止的事，其继承性是主流，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是次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这一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的重要的精神纽带。
语文的独特性决定了语文学习方法的唯一性，对待别国的先进的教学经验虽可借鉴，但不可替代，语文的教学经验作为和语文具有同样价值的精神财富，其同样不可动摇，否则就动摇了语文的根本。因为任何一种语文或语言其有效的传承方式不是几个专家或几个人跑几趟外国或闷在书斋中就能创造出来的，它一定是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淘沥，不断总结探索才能形成合乎其内在规律要求的传播方法。它决不可与其生命主体——语文能割裂的。谁无知地去割裂它，谁无知地去以一种或几种外来的语言语法、教学教法、教程来硬强加于它，都必将不能适应它的运作规律，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带来严重的后果直至危害到语文本身，这一点如果不能认识到，他就不具有历史唯物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也就十分明了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教改其实在走的正是一条南辕北辙的路啊！它更可能断送中华语文，我们在痛心于教改的难成之余，是不是听到了中华语文的痛苦的呻吟声呢！
蒙学为什么从“三言形式”开始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三字经》形式特点有这样的描述：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需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
这里张先生虽然只是谈的《三字经》但通俗、押韵、语言能力训练、不枯燥这几点却是古代蒙书的共同之处。但为什么古人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在这里笔者试图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三言四言作为古代蒙书形式的合理性，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所以会有多的主观成分，必然会有不当的表述。希望大家补充与批评。
当我们在看到“三、百、千”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言四言的组合形式。为什么古人在启蒙的阶段要以“三言形式”开始呢？笔者认为这个形式是古人在实践中综合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从语言水平看，五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表达能力。在入学之后，怎样体现学校和生活状态下语言的差别，是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让学生很快明白学习的意义，又可以让学生体会学科的魅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学生注意到在学校中的习得，不同于在生活中的自然习得。本着这一条原则，如果采用逐一认识汉字的方法无疑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二言的形式接近于生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一言二言的形式并不能展现不同于生活的状态。三言则不同，在古人的认识里“三”是多数的开始，从造字上看，三人为众，三木为森，彩要加“彡”才称得上多种颜色；从认识上看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应用范围看《易经》中每一个卦象都是以一二三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从表达上看，三可以构成以个最简单的固定系统，如三个月为一季，“天地人”、“日月星”等等。上面说的这些很可能是三言形式出现在思想认识上
的源头。此外，由于汉字的单音节性，“三言形式”有着更多的组合空间，即张志公先生谈到的“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这样以来，有了三言反复的形式产生的节奏再加上押韵以及汉语本身具备的声调的综合，就构成了有别于生活状态语言训练形式。在这个训练系统中，声调、节奏、押韵是汉语的独特属性，古人以基于汉语的独特性对儿童进行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学校与生活的差别，这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做法。因为一旦学生明白了语言的独特属性之后，再接触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时自然会以这个属性加以认识，从而形成与外部对接时的依据和标准。
作为识字的课本光有语言上的特征是不够，因为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如果儿童不能接受，那么无论再好的设计也是一纸空文。《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流传了那么长的时间正说明它存在着符合儿童接受规律的地方。张志公先生所谈的“内容浅显”应该是一个方面，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儿童能够接受。这必然要结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说。根据研究表明，五岁的儿童是处在运动能力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且四至七岁的儿童的心跳正常值是80-100次/分（唐佩文《儿童疾病早发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要求儿童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下听讲，必然需要很强的自治力才行，但由于儿童的年龄很小自制力当然无法保证，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和心里上有要求运动的欲望，只有满足这个欲望才是适合学生需要的，否则儿童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自己的内心需求做斗争，无疑是不利于精力的集中和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可在学堂上怎么做到既有益于教学又不违背儿童动的天性呢？大声的朗读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大声的朗读，学生必然要用眼、用脑、用口、用耳，所以能够满足儿童在“动”的方面的需要。而且“三言形式”节奏变快，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符合儿童心跳较快的速率合拍，从而促使儿童乐意接受。 英国的西德尼·哈里森在他所著的《通向音乐之路》 一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心脏，像是一台安装在人体内的小水泵，砰-砰-砰-砰，永不停息。在我们倾听音乐时，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和心跳相一致的节奏。”现在看来这条来自音乐方面的经验，无疑也可放到具有音乐性质的汉语的教学工作中来。
除了上面的在节奏方面“三言形式”体现出的优势之外，汉字的声调也可能是促成三言形式容易为儿童接受的原因。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具备多种声调的语言，在大声朗读的情况下，变换声调是常见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就曾说过“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由于各种声调的交替运用，发出来的声音才有高有他悠扬婉转，富有节奏性。但是这种节奏是汉语固有的，不是人工安排的。”（《新编现代汉语》张静 145页）然而从音乐的角度讲转调就意味着改变声带的振动，而振动声带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气息，而气息的来源是人的肺活量。儿童入学在五、六岁左右，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这时他们的肺活量应该不及成人的三分之一，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关于“中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的《科学技术成果报告》显示，七岁的男孩儿的肺活量为1100毫升到1550毫升之间，而十八岁的男孩儿肺活量要达到3400至4500毫升之间，那么仅取七岁最高限与十八岁最低限比较后者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当然如果和五六岁的儿童较肯能相差更多），这意味着，适合成人阅读的文章，如果让儿童大声地朗读的话，一旦时间稍长儿童就很容易产生疲劳感。而“三言形式”则不然，节奏鲜明，适合调理气息，在大声朗读方面占据了很好的优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千字文》要早于《三字经》却要放在后面来学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看，“三言形式”的构成，也是在蒙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由学生的反馈积累起来的经验。（写到这里笔者又产生了一个奇想，是否声调也是限制诗歌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古诗中基本长度以七言为限。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转调带来的气息需求，使得成人的肺活量也不能保证在八言的结构中保持诗歌诵读流畅造成的。）
最后说一说“三言形式”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一方面它通过读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语感和节奏，也起到了增强学生肺活量的作用，二者配合为下一个阶段《百家姓》的诵读奠定了基础。《三字经》基本上是一字一顿的，《百家姓》在长度上为“四言形式”前为单姓，后是复姓，这样既可以训练上“承前”也可以在节奏上“起后”，使得儿童能够自然过渡到《千字文》上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三言形式”与“四言形式”的组合形式，其实有可能直接训练了儿童的“组读能力”。对于“组读”《中级汉语阅读教程 （第二册）》（周小兵 徐霄鹰编著）一书中有这样表述：“组读的意思就是阅读的时候不是逐字逐词地读，而是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文章。……采用组读有两个好处：一速度快。……二有利于理解，整合的理解。……
组读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习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在开始训练时，必须强迫自己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养成组读的习惯。”（182-190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汉语语句的构成，就会发现，一般情况下的语句都可以化分为“二言”一组“三言”一组的语组连缀。可以说“三言”和“四言（二加二）”的形式是非常适合养成“组读”习惯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充分在识字阶段就使用这一条经验无疑会大大提高儿童的阅读效率。
追本溯源看语文
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多教语文教师根据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就“语文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语文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这也是我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虽说自己进行过一些思考，也看过许多专家、学者、同行的观点，但所见到的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人的感觉是语文教学已经无路可走，语文只能转向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了！
的确，从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语文不被学生重视，不被家长重视，甚至不被其他学科的教师重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不禁要问“语文真的好学吗？”、“造成这种认识的根源在在哪里？”、“语文到底要担负什么样的任务与责任？”。在很多专家、学者试图援引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我想起了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的话——“当你在创作中感到迷惘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不妨扪心自问：„我创作的原点在哪里？‟那样你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是呀！那语文这门课程的“原点”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即语文教的是汉语，语文教的是中华民族的语言，语文的课程设置应符合于汉语本身的属性，语文课程应该是中国几千年来思想道德、文化内涵的具体反映，语文就是“汉字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句话的延伸。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文教学应该体现出华夏文明的全貌，语文教学应在依据汉字的独特属性的基础上，担负起传播华夏文明的重要使命——这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原点”！这就意味着语文不应只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还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反观现行的语文教材、课程形式、考察内容都与“这个原点”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偏离！（在这里我从争议最大的“考察内容”说起。这也是我对这种种偏离的认知过程。）
一、考察内容偏离了语文教材，这已经是一种共识。笔者在教学中发现，每当讲到一些文化知识的时候，学生总是会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但要想让学生自己去学这些文化知识的时候，学生总是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考试不会考！我要说的的是高考对于语文的考核，不但在内容上远离了教材，而且在文化要求上更与语文的原点相去甚远！即便有一点儿文化相关的内容，但与语文所应担负的使命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由于篇幅有限这一点我就不赘述了。
二、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而现行的课程形式却忽略了这一条规律。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除了需要人们认识之外，还要求学习者了解文字的内涵，因为这种内涵是文化的积淀的反映。相对表音文字而言，后者的贯彻尤其重要！但现行的课程形式完全是按照表音文字的学习过程展开的！本来汉语应该“知”与“解”并重的，而现在的课程形式只重“知”不重“解”，这样下来就形成前面提到的“语文好学”的错觉，有很多人认为识字就可以了，根本没有看到汉字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人学到了“表”就沾沾自喜，根本不想（也不知道）“里”的重要。
再有用西方的课堂形式，来贯彻汉语教学也有不妥的地方。西方的教师一开始就是以伴读的形式出现的，所教的表音文字没有文化内涵的要求。相对而言，汉字的学习要困难得多，艰深得多，正是这种难与深决定了古代在教学过程中，师要尊，生要逊；师要严，生要勤的模式。因为不这样就很难真正学到汉字所承载的“知”与“解”并重要求。所以笔者要在这里说正是这种对西方教育形式的“借用”使得汉语在实际的教学中失去了重要的文化传承的功能。 （我们现在经常抱怨现在的学生自私、无利、西化严重，其实这也是借用西方教育模式的间接结果。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也只是模仿了西方的教育的表象，从而真正成为了“邯郸学步”的现代版。）
三、教材偏离文化的要求。
就笔者所见的教材分析，大多数教材的安排是循着“文字——文体——文学——文化”的思路安排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合理模式，但问题是“文化”不是简单的前者的总和！“文化”应该是贯彻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这有点夸张吧？我要说：不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工具性就必须让语文能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人文性就必须让语文唤起学生的生命意识，如果我们要体现语文的民族性就必须让语文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而实际生活、生命意识、民族情感正是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
那么，怎么把“文化”贯彻在“识文断字”的过程中呢？在这一点上古人要比我们超前得多！
我们都知道清代私塾教育的规范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总称“蒙学三种”）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到那些童子在识字的同时，都接受了哪些教育呢？《三字经》中的道德规范，为人准则、《千字文》中的历史知识，自然常识、《百家姓》中的生活必备的应用知识。这样的教材，既重“知”又重“体”，既重“解”又重“用”，才是真正符合汉语双重要求的教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材偏离了语言本身的要求、课程形式冲解了语言的文化要求，考察不但偏离了教材更是偏离了汉语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这种“偏离”的影响，造成了目前纷争不已的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讨论语文课程性质与目标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眼光根据以往的惯性往外看的时候太多了！其实，回过头去，正确的分析汉语的内在要求、分析古代的教学过程并提炼出符合汉语特殊属性的目标与内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推荐]中国古代蒙学初探
[日期：2006-08-31] 来源： 作者：云南昆明第八中学 周孚政
——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之比较
周孚政
古代“蒙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有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公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平民子弟得以入学。其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以现代的眼光米分析，孔子的教育体系也是相当完善的。但孔子的学生多数为青年或成年人，古代的启蒙教育如何进行，教什么教材，都缺乏相关的资料，难以作出研究和分析。但有一个教学方法已被广泛使用，那就是“背诵”。先秦还处于“漆书竹简”的时代，书写的条件很困难，而购买书籍更非平民经济能力所能承担。惟一的办法是用背诵的办法把所学的教材完全地记在脑海里，正是这种特殊的学习方法解决了书籍奇缺的问题，也为平民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这种被近现代教育家所批判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保存了中国的古代经典著作，保存了古代先哲们的思想。秦始的“焚书坑儒”，对中国先秦文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漆书
竹简”的年代，全国的书籍能有几何?怎经得如此浩劫?到西汉初年时，先秦经典已荡然无存，幸得秦王朝短命，西汉初年还有几个背得先秦经典的老人健在，凭借这些老人的记忆，才得以把先秦的经典保存下来，经历二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流传至今。所以“背诵”乃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优秀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维系之根本，也是中国普及教育的根本出路。
最早出现的蒙学教材是南朝梁代的《千字文》，由周兴嗣所撰。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百家姓》；南宋王玉麟所撰《三字经》；明朝萧有良撰《龙文鞭影》；明未清初程登吉撰《幼学琼林》。其它还有《千家诗》、《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金裘》„„等。“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首先最惊人之处是教材使用时间之长，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千字文》使用了千年，而其它教材也用厂五六百年。作为小学教材，使用时间之长，使用范围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这并不是政府编写，颁发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而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统一教材。更惊人
的是朝代在不断地更替，政策和方针也在不断地改变，而教材却一如既往地沿用。
中国古代并无什么师范教育，也无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但文化教育却走在世界的前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较高，形成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在世界最早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保存古代文明的国家，就是由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建立了的巨大历史功勋，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中国的科举制有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首先是选拔品学皆优的士子作为政府官员，其次是培养了各种层次的教育人才。考上进士的士子作为各级官员，少数举人也委任官员，清朝
时大多数举人委任为政府设立各地的书院任“教授”，作为相当现代中学、大学的教师，这些人都领取国家俸禄。而秀才就在本乡本土的乡
村里教“蒙学”，也就是类似现代的小学，正所谓“秀才没落，下乡教学。”这批秀才是中国最基层的教师，承担起了传播文化教育的重任，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成为古代可观的师资队伍。蒙学的教材基本上是统一的，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历代也是统～的，正由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使全国的学子处于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科举考试中，穷乡僻壤的学子也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这也是华夏文化得传授到边远地区的根本原因。
余秋雨的文章《十万进士》，说从科举实行以来，中国约有lO万进士，文章一再强调科举录取之困难，大谈牺牲了多少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和生命。其实看法是相当片面的，没有考上科举的大批秀才承担了“蒙学”的教育任务，在本乡本土，作为私塾的教师，传授了文化知识，是有贡献的。还有一个值得统计的问题，以1／10的录取比例来统计，10万进士就至少有百万的举人和千万的秀才。秀才是有“功名”的，像孔乙己一类连秀才都没考上的“童生”当然上亿了。所以秀才和举人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是多么巨大的知识阶层，多么庞大的师资队伍。
以上仅是自隋开设科举以来至清末废科举的1300年间的总计，就以明朝为例，每三年考一次进士，自成化后每次录取为300人，以每30年为一代计，30年问共录取进士为3000人，以1／10统计，约有3万举人、30万秀才和300万童生。科举制所形成的文化结构的金字塔的基石将是十分巨大的。由此可以推算，中国古代的师资队伍是巨大的，教育是相当普及的，文盲率可能是相当低的。
明清代中国的小学完全是“私立”或“民办”的，故称为“私塾”，不需要国家一文教育经费，就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不必建立校舍，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为学校，家族的祠堂也可以作为教学场所，而教育费用也是社会集资办学，惟一的开支是作为教师的秀才的“束修”(报酬)，或各家分摊，或由家族中几家富有的家庭承担，或划出几亩“学田”，专门作为办学的固定来源。而家族中较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费入学。而且是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要去读书，若有失学儿童，对其父兄还要追究责任。也有极少数是富豪人家专门请一位“西席”来做家庭教师，《红楼梦》中贾雨村曾做过林黛玉的家庭教师。《红楼梦》里贾代儒所办的私塾就是家族所办的。鲁迅所读过的“三味书屋”就是秀才在家中所办的私塾。毛泽东也在毛氏祠堂里读过私塾。在穷困地区还有兴办“义学”，武训就是办“义学”的典型代表。这种机动灵活和经济实惠的办学模式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创造了条件。
现在中国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差，失学儿童多，学者说原因是“穷国办大教育”，其实古代生产力远比现在低下，还能普及教育，所以私塾和蒙学是解决贫困地区教育的一条途径。 私塾的教学模式也和现代小学教学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学规模，现代小学一个教学班都四五十人，而私塾多为10人以下，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分析，私塾要优于现代小学，一个教师面对四五十个学生，要把学生完全教会学懂，的确不易，只有极少数优秀教师勉强做到，再优秀的班也有没有学懂的学生，只不过落后面小一些罢了。而广大教师所教的班，落后面较大，倘若有的教师不负责任，极易形成“放羊”式教学。最近几十年来，不知何故，中小学实际上取消了升留级制，使学生不论多少门学科不及格都可以顺利地从小学混到初中毕业。而私塾先生所教学生较少，因而可以对每个学生负责到底。旧时的私塾无什么优秀教师之称号，也无什么升学压力，学生读书更无什么重点学校之选择困惑。“教不严，师之情。”对教师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
蒙学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为识字教育，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教材有《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裘》、《千家诗》、《增广贤文》等。
教材是几百年不变的，秀才们读私塾时读的就是这些“蒙学”教材，现在教学生的仍然是同样的教材，而且全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开始都是“三、百、千”，所以不必要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学生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因为这些教材秀才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不必备课，只要学生坐定，便可开口上课，而教学方法又如此之简单，每天领着学生带读四五句课文即可，学生读会后，就让学生进行背诵所学的课文，要求连同先前所学课文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接着进行书法训练，通常以每日习500字为例。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而现在的小学教学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教育上，语文课的主要内容是教师讲课，归纳主题思想和
段落大意，而放松了背诵和习字的基本训练，虽然也有背诵和习字，但仅是点缀，而且方法也不当。
古代的蒙学，课文只进行最简单的讲解，根本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师何苦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更何况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虽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进入哲学家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虽然《三字经》里有适合儿童心理的“昔孟母，择邻处”、“融四岁，能让梨”的典故，但更多的是深奥的为人处世的哲理，的确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是不会主动去学的，学生学不好，背不出书，先生绝不做什么思想工作，而是拿起戒尺打学生的手心，教学方法是如此简单粗暴。
现代的小学课文第一课，有的是“一个人，两只手”，有的是“开学了，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相比，有着层次上的区别，蒙学真正有启蒙的作用，给学生思考的余地。现代教材贴近了生活，却没有思考的内容，语文教师大多讲得精彩，学生也认真听课，考试也考出高分。到了成年后，问小学中读过哪些课文，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至于课文的具体内容就更记不得了。
中国古代把学习中文称之为“识字”，这是非常恰当的认识，任何一个“汉字”都有“音”、“形”、“义”三者要掌握，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前两者牢固掌握的基础上，学习“义”。几乎所有汉字都是一字多意，不可能在一篇课文中就完全讲清楚。因而古人就聪明地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过背诵来使每个字的读音牢记于口耳之间，成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通过大量的书法训练，使“形”牢记于手眼之间，达到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正确无误。对“义”却是不够重视，粗略讲解其含义，甚至不讲解，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领悟和感知，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些认识是现代教育家所谓教学研究成果，其实古人早已有之。)
而且从教学的密度来说，蒙学的密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根据笔者的统计，《三字经》历朝都有增加，以清朝的版本为准，共计380句，1140字(不包括标点)，共有生字561字。《百家姓》共140句，560字，(除复姓有少数重复的字外，绝大多数是不重复的字。)扣除《三字经》内已经学过的字，新的生字共计有3ll字。《千字文》共250句，1000字，在撰写时就是以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写而成，扣除已学《三字经》和《百家姓》的字，共计有生字510字。三本书学完后，生字总计一千多字。这三本书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半。毫无疑义，从蒙学以识字的角度分析，教学密度是相当高的。现代小学一年半的时问大约只学三五百个牛字。
古代的教学方法就是“渎书”(背诵)，其实这也是一种寓“美育”于日常教学中，通过反复的背诵，把课文的语言节奏熟记于口耳之问，课文的精美的语言通过感性认识逐渐变成自己的语言，文从字顺，日后作文就凭语感而不是凭语法。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背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袭》、《千家诗》、《增广贤文》等，开始进行声律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学习的方法仍然是背诵和书法，背诵的内容是字句和平仄都对仗工整的对联。通过背熟牢记大量的对联和典故，通过大量的感性实例背诵，把这些教材滚瓜烂熟地背得，让学生在口耳间的语感中，去领悟中文的声律规律，更重要的是学会中文独有工整的对偶和排比的修辞手法，同时也学会大量对联中的遇到的生字。《龙文鞭影》和《声律启蒙》是以诗韵的顺序为体例编写的，在学习平仄的过程中，同时开始了解和掌握诗韵，还掌握了大量的成语和典故。
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种不科学教学方法，学习声律，完全没有系统的体例，也没有现代音韵教学中许多专用名词和符号，电无注音字母。教师也没有系统地讲解平仄和诗韵的定义、性质、规律、特点、应用等理论问题。
教师只是教学生背诵大量的对联和诗，在学生滚瓜烂熟地背得大量古诗和对联的基础上，就进行学作对联的训练，其方式灵活生动，教师随时随地出一句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这种训练方法，使学生学用结合，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的智力，这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现代教学提出“寓教于乐”的新观念，早已在古人的教学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从平仄押韵的训练中能领略到中文里的音韵美，也能够创作出富有有音韵美的对联和诗词来，这是真正的美育教育，对学生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长期背诵，背的
内容也逐渐丰富，口头表达自然流畅，生动丰富。常言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代的学生口才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背得的素材太少。
这种既无理论又不系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凡“蒙学”培养出的学生没有一个不会作对联的，虽然对句不一定都好，但词语和平仄都能对得工整，往往都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句，从“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一共联句十九副对联，小说中对二人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典型的描写，有时略为思考，更多的是脱口而出，有如对话一般。而林黛玉和史湘云不过是10多岁的女孩子，却能作出如此美妙的联句，才思敏捷，令人赞叹不已。当今最著名的中文老教授在一起也难进行类似的联句创作。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联句是曹雪芹写的，不过借林史二人之口而已。不错，但小说既来自生活，说明类似的联句活动，在古代文化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小说才会有所反映，绝非完全出自曹氏的杜撰。现代名人中也留下对联的逸事。毛泽东10岁前在私塾读书，教师以“濯足”出对，毛泽东以“修身”应对；教师扯了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对句，第二天毛泽东扯了一把“马齿苋”交给教师应对，得到教师的嘉奖。郭沫若幼时淘气偷桃，教师出句“昨天园里偷桃，定有你”进行斥责，郭沫若应对“他日月中折桂，必是我”。也许会说这些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神童，非一般常人可为，事实上是当时所有的学童都会的基本技能，蒙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不会作对联的，只不过普通学生所作过的对联没有保存下来，名人幼时的作品有幸保存下来了。但现在也有不少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少年儿童，甚至可以取得数、理、化的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但无人可以如上所讲的应对联句。就是专门教音韵学的教授，在谈理论时可以头头是道，可是让他作对联或写首诗就困难重重，勉强凑出一对或一首诗，平仄押韵虽无问题，但难得佳句，当然谈不上信手拈来，出口成章了。
在进行声律的教学中，无形中又进行“美育”，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中文的韵律美，而学作对联和学作诗的文寸程中，又进行了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得一佳句或作一首佳作，自己得意不说，还得到教师和同窗的赞誉，其喜悦不言而喻。而在今后的生活中又增添一项艺术修养和爱好，无论是在郊游、宴
会，还是喜庆、吊丧、应酬的社会活动中，都可以运用联句和作诗词来增强活动气氛，充分体现个人的才气和个性。毛泽东和周恩来游长沙橘子洲时，毛泽东出句“橘子洲头舟，舟移洲不移。”周恩来一时没对出来，走到天听阁，周恩来就对出“天听阁上鸽，鸽飞阁不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学过私塾，对句和作诗都是信手拈来，就在游览中也能进行高雅风趣的艺术活动，这些伟人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书法家。遗憾的是，他们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读过私塾的人，在他们逝世后，这样的对句就成为绝唱了。
古代的书法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描红、影本、临帖。第一阶段描写时，秀才在学生的书写本上用红笔写上所教的字，作为学生描红的样本。第二阶段是影本，古代学生用的书写纸多为绵纸、毛边纸之类的廉价纸，纸质一般化都较薄，半透明，把纸复盖在帖上，帖都是黑底白字，学生就可以显出来的白字来习字。第三阶段临帖，就是看着帖进行习字。现代小学习字一开始就用铅笔临帖，显然方法不当。
中国古代，所有的秀才都写得一手好字，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考不上秀才，却写得一手好字。积若干代的书法训练，一代比一代强是毫无疑义的，秀才给学生所写的字都可以作为帖。受古代印刷条件限制，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无法印刷，就是碑刻拓片也是十分珍贵的，也不可能在任何穷乡僻壤都能看到，可是成千上万的秀才却把书法代代相传，这是何等伟大的工程。在不断的书法训练中，字形就被牢牢记住了，不会再出现读得来写不来的情况，也不会写错别字了。
开始学写的是楷书。写字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修养”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写字的姿式，要求“身正、笔正、心正。”学生在习字过程上养成了良好的坐姿，对于今后的身心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少心理学家对书写不同字体的心理效应作过研究，证明长期练习书法可能对人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般来说，楷书端庄工整，结构紧密，四满方正。因此，学习楷书必为儿童书法入门之先，对于培养循规蹈矩的人格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楷书提按、行顿如松如钟，沉着稳重，适合于焦虑紧张、恐惧症、疑病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律紊乱者心理调节。
刚入学的学生天生好动，其中有的孩子患有“多动症”，如现代的小学中让学生如木偶般背着双手坐着静听教师讲课，对于刚入学的学生无异于遭罪，而古代的学生不是听教师讲课，而是自己去背书和写字，虽说不是什么乐事，但至少是在动口和动手，符合孩子爱动的
天性。可以说习字是动中求静，静中求动，在习字的过程中，孩子们约束自己浮躁的性情，逐渐培养恬静的心态，所以古代的学生就无什么“多动症”之说，习字是克服孩子“多动症”的有效良方。
“字无百日之功”是写不好的，要写好中文的确不易，非花上二三年功夫不可，但正是这种有难度的学习是持之以恒的动力，也是培养学生毅力最好的方法。写字的训练也就是个培养做人的过程，写字必须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整齐美观，端正大方，有条有理，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人，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如写字般的严肃认真，有条有理。所以中国有句谚语：“字在人形物在主”，一个人的字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性，这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古人把写字当成人生修养的一课，在私塾中培养出的人绝大多数都写得一手好字，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而现代中国人写字普遍之差，是否意味着现代中国人普遍缺乏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这个问题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中国的毛笔的确非常难以掌握，轻重缓急就出现不同的线条，每个字的点、横、竖、撇、捺的笔划都是通过运笔的复杂和微妙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何况每个字的结构又各有特点，与其说是习字，毋宁说是从事一项及其复杂的艺术技能的训练，而艺术的追求是极富魅力的，当学生经过艰难的训练，写出的字得到教师批阅的红圈时，他的艺术创造就得到承认，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会更刻苦地再去写字，去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当他的书法得到社会的承认，有人请他写春联或其它文书，也就更有信心，书法就成了他追求的艺术生命，这种高雅的艺术修养正是中国儒生所共有的。中国的“蒙学”正是把“艺术修养”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实现了“美育”的教育。
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出“五育”中有“美育”，仿佛是一大创举，其实不过给早已存在的事实取了一个名字而已，而现代的所谓教育家们就机械地理解“美育”，在教学中增加“音乐”、“美术”课即是“美育”，何其谬也! “政治”课就是“德育”课，“数理化”就是“智育”课，这是多么僵化的机械论的教育观。
古代教育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才施教，不求进度统一。有的学生记忆能力强，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进入新一册书的学习，而学不好的学生就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能背诵到滚瓜烂熟程度再进入新课文。教学是复式教学，针对每个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进度，这才是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年级的升留级的形式。《红楼梦》里贾母询问林黛玉的学业，黛玉的回答是读了几本书，而不读到几年级。笔者对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的调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读一本。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渎三本书。学业负担同现在的学生相比是较轻的。学生没有家庭作业。鲁迅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课余还到百草园捉虫玩，古代的学生无需配备教科书，因为所读的书都已背熟牢记在脑海里，永世不忘，到运用时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而蒙学完成之后，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三字经》中如何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都有明确的指导：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
近代学者都认为读四书五经是古代教育失误，其实不然，古代的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头，现在我们还在广泛使用的成语典故，多数都来源于古代的经典，如果已经背熟“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经典，还要什么《成语词典》呢?
古代教育以道德文章直接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在完成蒙学，有了对句和作诗的基础上，进行“四书五经”教育，就开始学写游记，继而学写“论”，题目都是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拿现代的概念来说，就是写政治论文，从小就树立起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古代的作文题，就以“论”来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时，虽说是新式学堂，但在教学上还保留有古代遗风，至今保存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用文言文写作，所论的是关于“法”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不过是个19岁的高中生，已经在论述“国家立法”等大问题，这就是“大学之道”，也许有的评论家又会抬出“天才论”来说明毛泽东早慧早熟，青年时代就有远大政治抱负云云。需知这是一篇课堂作文，全班同学都必须写类似的政治论文。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培养的对象上，古代培养的是政治家和教化者；而现代教育所培养的是科学家(包括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文学家(包括作家、诗人、记者、评论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和教师。
古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做人”，强调“修身”，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理想的“君子”。古代教育培养的首要目标是培养政治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最响亮的口号，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的目的仍然是教育，“仕而优则学”，做了官后还要不断地学。上为“帝王师”，下为“父母官”，一切为了“教化’，“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代人从小就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学而优则仕”，渎书就为了做官，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古人的理想教育是成功的，首先是“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能“穷则独善其身”，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好人，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何况还能从事教育或从事其它行业。安徽的“儒商”，科举失败就从商，但仍然保持士的风度；众多科举失败的秀才更多的是从事启蒙教学，何况有对联、作诗、书法等艺术修养陶冶性情，琴、棋、书、画都是古代“士”普遍具备的艺术修养，即便理想破灭后也能“贫而乐”。就是最浅薄的认识，电是取得功名，光宗耀祖，为家族增添荣誉，纵然事业无成，也不能有辱门庭。把个人的理想和家族的荣辱连在一起，也是一种家庭荣誉感。值得指出的是古代的政治家在艺术修养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如苏轼不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是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古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有一门或几门的艺术修养，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艺术修养。
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华罗庚、苏步青、茅盾等著名人物，他们都在不同领域作出了重大业绩，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且不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仅论他们在中文上的成就也就令人佩服和羡慕：人人都会作涛和作对联，而且信手拈来，多成佳作名篇，他们的文章，无论理科还是文科，都是近现代文学的典范。而且在书法上，人人都颇有水准，有的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究其成才的原因自然是一言难尽，是诸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完成当今观念上的完全教育(即大学、研究生的学业，获硕士、博士等等学位)，甚至有的就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幼年渎过私塾，学过蒙学的教材，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受过中国蒙学教育的受益者。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明令废止私塾，各地纷纷成立新式中小学堂，蒙学教材被废弃，采用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从叶圣陶等编写的新式语文教材起到现在70年间，教材不知改过多少次，近年来教材的更新越来越频繁，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和蒙学教材使用了几百年相比，成为强烈的对比。
小学六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语文教学上，中学里语文课一直作为主科备受重视，大学里有专门的中文系，语文教师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语文教学效果总是少、慢、差、费，其效果总是令人失望，书写水平普遍差，写作水平也普遍较差。近年来人们对语文教学提出了质疑，北京大学曾哀叹现在没
有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出现。
每当议论到现代人的中文水平不如古人时，有人说，古人不学数、理、化、外语，不学科学技术，只钻研中文，中文水平自然就高。其实不然，在小学教学中，最基础的仍是语文和算术课，小学教育不可能讲授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也不能教授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如果在小学六年把
蒙学教材和四书五经学完，基本上就掌握了中文，中学主要学习数、理、化和外语，大学里学习各专业的科学技术，中文水平就可以依靠阅读和在写作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就可以出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师级人才。
目前北京舒乙先生开办了教授蒙学的学校，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全力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在全台湾宣导儿童读经的重要，引起广泛响应。自1994年1月正式推展以来，已经有百万台湾儿童在读经，儿童读经运动也从台湾流传到海外及中国大陆。大陆目前约有100万儿童读经。马来西亚华人从1989年开始推动儿童读经，这是很好的尝试。
本文仅就蒙学的研究上进行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