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尾造船厂的北边就是船政学堂的旧址。在马尾船政博物馆和马尾造船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沙盘。山上有祭拜妈祖的天后宫，而山下相对平缓的地带则是当年船政局的主题建筑群，包括了造船厂和学习制造、航海等专业知识的学堂。而学堂又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管轮。
对话：一校一级敌日本一国
1894年，中日黄海之战，清朝参战的11艘巡洋舰中，有10艘战舰的管带毕业于船政学堂，而且是同班同学，故历史学家有“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的说法。然而甲午沉觞，人们对于船政学堂，有什么样的评价，它是否也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记者为此采访了船政文化知名学者沈岩。
记者：船政学堂在甲午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沈岩：船政培养了近代驾船、驾舰人才，为日后提供了海军主力舰队骨干力量，如刘步蟾、邓世昌、叶祖珪等等，让李鸿章都感叹,“观南、北洋管驾兵船者，闽长学生居多。”无疑，船政学堂达到了“助学”的作用。在甲午战争前后，船政学堂也在国内推动了船舶制造、矿采冶炼、铁路建设、电信事业的发展，达到了“助产”的作用，这是铁的事实。
记者：船政学堂成立几十载，便诞生大批左右中国格局人物，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迹，它为何能如此“高效”？
沈岩：沈葆桢将严谨刻苦、专业专攻的风气注入学堂。当传统私塾还在研读四书五经时，船政学子们和洋教习、着“辫装”清廷教员一起秉灯夜读数理化，船政精神是“敢闯、敢干的”。同时，船政学堂对于学生的管理极为严格，每年实际在学时间为349天，这样算下来，一学年相当于现在高校的1.4个学年。
此外，船政学生每三个月参加一次考试，列一等有赏金，列二等无赏无罚，列三等三次就斥出（即开除），淘汰率很高。现在国内不少高校实行在读生到国外进行交换学习或邀请外国教授授课的情况，而放在140年前，对于封建王朝而言，这是很罕见的。
现在大学辅导员承担思想教育工作，该职务多由老师或学长担任，而船政时期的“训导”则是道台、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局级干部，这些人和学生同习同住，培养了学生深刻的爱国使命感，因此甲午海战中为何涌现出那么多与舰共存亡的悲壮事迹，也就说得通了。
从物质资源的匹配上来看，船政学堂也是顶级的，课程强调实践，国家便斥巨资为其配备专属练船、西洋教员，还大批组织学生公派留学。每个月，学生还能领到4两纹银的“工资”，当时一家三口一年的开销也就十几两银子，这笔收入让出身寒门的学生们及早地培养了职业感。
记者：甲午战败，船政学堂该作何评价？
沈岩：此前学界有将甲午之败归结于船政学堂的观点，这样指责未免过重。当时清廷腐败落后的思维给船政发展带来结构性阻碍。“中学西用”本身就是个矛盾命题，晚清时追求“登科及第”，学习科学技术热情不高，令学堂各届学生都招不满。虽然北洋海军管带都为正规学堂毕业生，但掌管教育训练的衙门官员大多是门外汉，对船政教育缺乏顶层设计，对实战方针缺少思考，更谈不上为决战做准备，这是战败关键原因。如果当时将丁汝昌换成船政学子，效果肯定不一样。
专家：沈岩，研究员。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原福建船政学校党委书记，现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马尾造船厂的北边就是船政学堂的旧址。在马尾船政博物馆和马尾造船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沙盘。山上有祭拜妈祖的天后宫，而山下相对平缓的地带则是当年船政局的主题建筑群，包括了造船厂和学习制造、航海等专业知识的学堂。而学堂又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管轮。
对话：一校一级敌日本一国
1894年，中日黄海之战，清朝参战的11艘巡洋舰中，有10艘战舰的管带毕业于船政学堂，而且是同班同学，故历史学家有“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的说法。然而甲午沉觞，人们对于船政学堂，有什么样的评价，它是否也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记者为此采访了船政文化知名学者沈岩。
记者：船政学堂在甲午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沈岩：船政培养了近代驾船、驾舰人才，为日后提供了海军主力舰队骨干力量，如刘步蟾、邓世昌、叶祖珪等等，让李鸿章都感叹,“观南、北洋管驾兵船者，闽长学生居多。”无疑，船政学堂达到了“助学”的作用。在甲午战争前后，船政学堂也在国内推动了船舶制造、矿采冶炼、铁路建设、电信事业的发展，达到了“助产”的作用，这是铁的事实。
记者：船政学堂成立几十载，便诞生大批左右中国格局人物，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迹，它为何能如此“高效”？
沈岩：沈葆桢将严谨刻苦、专业专攻的风气注入学堂。当传统私塾还在研读四书五经时，船政学子们和洋教习、着“辫装”清廷教员一起秉灯夜读数理化，船政精神是“敢闯、敢干的”。同时，船政学堂对于学生的管理极为严格，每年实际在学时间为349天，这样算下来，一学年相当于现在高校的1.4个学年。
此外，船政学生每三个月参加一次考试，列一等有赏金，列二等无赏无罚，列三等三次就斥出（即开除），淘汰率很高。现在国内不少高校实行在读生到国外进行交换学习或邀请外国教授授课的情况，而放在140年前，对于封建王朝而言，这是很罕见的。
现在大学辅导员承担思想教育工作，该职务多由老师或学长担任，而船政时期的“训导”则是道台、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局级干部，这些人和学生同习同住，培养了学生深刻的爱国使命感，因此甲午海战中为何涌现出那么多与舰共存亡的悲壮事迹，也就说得通了。
从物质资源的匹配上来看，船政学堂也是顶级的，课程强调实践，国家便斥巨资为其配备专属练船、西洋教员，还大批组织学生公派留学。每个月，学生还能领到4两纹银的“工资”，当时一家三口一年的开销也就十几两银子，这笔收入让出身寒门的学生们及早地培养了职业感。
记者：甲午战败，船政学堂该作何评价？
沈岩：此前学界有将甲午之败归结于船政学堂的观点，这样指责未免过重。当时清廷腐败落后的思维给船政发展带来结构性阻碍。“中学西用”本身就是个矛盾命题，晚清时追求“登科及第”，学习科学技术热情不高，令学堂各届学生都招不满。虽然北洋海军管带都为正规学堂毕业生，但掌管教育训练的衙门官员大多是门外汉，对船政教育缺乏顶层设计，对实战方针缺少思考，更谈不上为决战做准备，这是战败关键原因。如果当时将丁汝昌换成船政学子，效果肯定不一样。
专家：沈岩，研究员。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原福建船政学校党委书记，现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