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他有自己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
已故香港著名演员张国荣生前曾说过：“徐克导演的电影，包含一些哲学的、政治的思想，即使画面很昏暗，总是在某一个地方存在希望和光明。”
狄仁杰的前世今生
又一个梦幻般的中国历史人物角色从此在大荧幕上被定格，不管他是否完美，也不论今后有多少个版本接踵而至。不可否认的是，它注定会掀起一阵“狄仁杰热”，让我们对这个有着“东方福尔摩斯”美誉的唐朝神探宰相有了更深的探知欲，进而对那个年代的那个帝国有了多一步的认识。但追根溯源后我们难免会略感沮丧，因为这番热潮的最早引领，仍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这正如现如今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历史，不得不去求助的权威版本却是美国编纂的《剑桥中国史》。把狄仁杰从历史的尘埃中带向世界的是一个荷兰人，他的汉语名字叫做高罗佩。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彼时供职于外交界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正在中国担任荷兰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对中国文化痴迷的他在这期间读到清代的一部无名氏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的情节让他大为折服。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不久之后高罗佩便决定，一定要将这些不为人知的东方文化带到西方。他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后来，也许是受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高罗佩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即《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约130万字。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他有自己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在《狄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侦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
《狄公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Judge Dee”（狄公）也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的事显然顺利成章，既然狄公是中国的宰相兼神探，那弯弯绕饶的肯定会回到中国来。20世纪80年代，《狄公案》被介绍到中国并译为中文。自此，狄仁杰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潜在艺术形象便于纸面中静待着合适的机会呼之欲出。前些年《神探狄仁杰》等一系列电视剧在荧幕上的流行应该视为这次大荧幕改编的铺垫，真正把这件事从一点一滴的想法到完整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陈国富。
陈国富的创作博弈论
陈国富，中国台湾人，电影导演和监制。他以导演身份创作的作品不多，比较知名的是刘若英主演的《征婚启事》和票房创下台湾十年来开画纪录的《双瞳》。但从电影市场角度来说，他在监制的领域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说起狄仁杰和陈国富的渊源，依然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2000年，在哥伦比亚公司担任监制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外国人的建议：去拍一下那个在西方非常有名的古代中国侦探“Judge Dee”。在看了包括高罗佩的《狄公案》在内的几个人的小说后，陈国富发觉狄仁杰的形象在东西方的不同刻画中总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缺憾，东方的一些故事更是因为过于强调怪力乱神而丧失了悬疑推理精妙的逻辑美感。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用自己的创作描绘心中那个文武双全的神探宰相，两三年后，他完成了剧本，这个最初以狄仁杰为主角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是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故事的起点。
也许在2009年那部机关重重但赚尽口碑的谍战悬疑电影《风声》之前，大家对陈国富这个名字还略显陌生，因为在此前华谊的一系列卖座影片中他担任的是监制，一个幕后推手的重要角色。这一情况在拍摄《风声》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从幕后走到的台前，与高群书一起拿起了执导筒。
这个看似平常的举措，不仅为《风声》的成功在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在我看来，这个合作模式实在是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演进过程中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国电影产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工业内部的各个角色专业化分工非常不清晰，很多情况下，导演一人兼着制片、监制甚至是部分发行的工作，这种情况或者使得导演分身乏术以至于艺术创作受影响，或者造成导演权力畸大没有制衡导致影片的成本与质量严重不成正比。总之最终的结果都是作品水准的层次不齐。
陈国富深知这一点，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又非常清楚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他了解作为影片艺术保证的导演的创作冲动，也明白作为票房支持的观众的内心期待。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最优的效果，这便是他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深值当代中国电影人借鉴的可贵之处。
这一点在《风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虽然名为导演，行得却是监制之实。他给了高群书导演充分的创作自由，同时又在故事的整体把握及某些关键细节上给予建议。于是最终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效果，紧张急凑的节奏和演员们张力十足的互动，贴着醒目的高群书标签；而人性的挣扎和百转千回的悬疑推理，又流露出了典型的陈国富气质。最终，《风声》在两个导演的创作博弈下取得了双赢，这是两种风格碰撞，两种思维激荡之后的优化结果。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创作显然延续了这一模式。
这次身兼编剧与监制两职的陈国富很清楚将心中符合当下审美观念的狄仁杰故事完整地还原在荧幕上的困境：离奇曲折的案情可以设计，逻辑推演的过程可以完善，主演的表演状态可以磨练，但大唐盛世的宏大背景，激烈新奇的动作场面，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这根本不是一般导演能够一同驾驭的。再加上如果想精准表现出狄仁杰的侠义性情，导演最好也是同道中人，因为只有信，才会真。于是综合这一系列考虑，放眼整个华语电影界，有可能胜任这一工作的恐怕也只有一人，被世人封为电影界老怪的徐克。
徐老怪的盛唐电影梦
徐克是华语电影界最值得浓墨重彩述说的导演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拍摄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武侠电影带动了同类型电影成功走向世界，更是因为他在对电影的满腔热忱支持下，对电影技术和电影类型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从1979年革新武侠概念带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蝶变》开始，徐克一直以先锋的思想和电影技法引领着华语武侠动作电影的走向。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市场疲软，香港电影整体式微的前提下，以创新为生存法则的徐克也慢慢进入的创作瓶颈，虽然仍然在尝试不同的类型，但包括《蜀山传》《七剑》《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在内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却不再受到市场的认可。对熟悉他的观众来说，徐克仍然是一块招牌，但大家在心里细数的却仍停留在这块招牌早年的那些经典。
“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也许徐克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本能的感受到形式要不断的变化才能负载他脑中翻腾的想象力，保持创作冲动是保持想象力不枯竭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在那些外界看来不甚成功的作品中腾挪转移，尝试着新的技巧，探索着新的方向，积蓄着新的能量。《狄仁杰》在这个时候出现，更像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徐克崇尚武侠，也心仪那个年代。所以唐朝自然是能够满足他想象的绝佳背景，不仅仅是因为繁华的经济和恢弘的建筑，更是因为那种万国来朝的包容和气度。这样的时代，空气中都弥散着自由和浪漫，更适合老怪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其中怒放。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晚年曾试图建巨大佛像，被当时的宰相狄仁杰阻止。为了复原想象中的大唐，徐克坚持将这段史料搬进电影，为片中的武后铸造高66丈的通天浮屠。这是除了构建人来熙往的洛阳城之外，徐克为了表现盛唐和武后气势所贡献的绝佳意象，通天帝国的形象只需一眼便可深潜入心，胜过洋洋洒洒的万言描述。
围绕着这尊象征极致权力的大佛，接二连三发生的人体自燃案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但又无计可施。武后只得遵从国师指示放出曾反对她当政的狄仁杰以断奇案。于是引出了西域的一种毒虫赤焰金龟，追随着这条线索他们来到了与通天大佛相对的入地鬼市。在这个牛鬼蛇神躲避人世的地下黑市里，经历万险的狄仁杰一行人最终找到了易容的赤焰金龟主人--前太医“汪驴”。从他身上得到的消息，直接间接地都将矛头指向了一直隐藏在幕后神秘莫测国师，那个借神鹿之口传话的人。
在这桩奇案之中，除了鬼市的概念是陈国富原先的剧本之外，大部分元素都是由徐克后来添加的。他信手拈来的这些情节极大丰富了一个“奇”字，但另一个“案”字同样不可忽略，如何将这些素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穿插起来，这是避免影片落入清人那些志怪的公案小说窠臼的关键。这个时候，陈国富和他的创作博弈论再次凸显出其重要性来，他时刻铭记着狄仁杰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神化为一个传奇，但他其实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断案如神仍然是将经验和规律有机结合之后的效果。把握着这个原则，即使动作场面天马行空，部分情节匪夷所思，整个故事依旧能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不断合理演进。
徐克想通过大佛通天，陈国富想借助鬼市入地，此二人平衡之后的结果是，观众在天上地下纵横驰骋一番之后，最终回到了人间。
神探、女皇与通天帝国
几乎所有的侦探或断案题材小说中，都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料事如神的大侦探左右，必须有一个陪衬。或者是愚笨的警察或者是迟钝的助手，比如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比如东野圭吾小说中伽利略侦探身边的警察，就算是动画片《名侦探柯南》里，也一定会存在一个几乎每次都猜错的毛利小五郎。有些时候这可能是作者对公权力的讥讽，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出神探的才能，只有对比才能表现出真正的深度，也只有互动才能将故事更流畅的演绎。
影片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角色，大理寺的裴东来是代表大唐帝国督查此案的官员，但在技高一筹的狄仁杰面前常常捉襟见肘。心高气傲的他又不服气，动则想将怒气诉诸暴力，却每次都被狄仁杰平静化解。一动一静，平添几分谐趣。但他最后用性命换来破案的关键证据，惨烈地化为灰烬，让人不胜唏嘘。铮铮铁骨，是条汉子。
和裴东来一样，一代女皇武则天也并非是个非黑即白的人，他们身上都充满了某种矛盾的复杂性。为了获取权力，她用了相当残忍的手段消除异己。这也是狄仁杰反对她并因此被关进大牢的原因。但她登基之后显示出不输于男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于是国泰民安，大国气象。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她，才能还原出这个女人的真实内心。我有理由相信，相对于狄仁杰来说，徐克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如果对徐克有一定了解的人会发现，他最好的作品中都有一两个极为出彩的女性角色，《倩女幽魂》中的女鬼聂小倩，《青蛇》中的妖娆的白素贞和小青，《笑傲江湖》中的中性打扮的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中的市井老板娘金镶玉，《梁祝》中的痴情女子祝英台。这些女子性格各异，身份不同，有得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女性，但她们却将一个“真”字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们中也不乏温柔娇媚之人，但确定目标后、面临困境时，无一不冷静、坚韧、决绝。相比之下，影片中很多男人却显得虚伪而渺小。在奉行男权主义的当下，徐克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可能老怪的思想不拘一格，能看到很多常人很难注意的侧面，他心中所憧憬的，正是女子心中那股柔韧的阳刚之气。
如此以来，武则天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影片中刻画的武则天的状态，已是告别杀戮时刻的平和阶段。她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几百年的封建礼教压力登上了皇位。在这个平台上她终于能够一展内心的抱负，用以回应所有人对她的质疑。效果如何？狄仁杰在焚字库烧掉的八年的奏折里看得异常清晰。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武后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他当年反对他，是因为他认为女人当政社稷江山必定混乱，最后只能是黎民百姓承受苦难；但事实证明，这个女人拥有的内心能量显然足以安抚天下苍生。只要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男人女人谁来当政又有何区别呢？
如果单纯作为神探，狄仁杰恐怕无法看到这一层面；但他同时又有将相之才，胸怀社稷与苍生，如何抉择其实早已决定。这也是片中计划刺杀武后，一切案件的元凶沙陀的悲哀之处，他同样拥有过人的智慧，但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忽略了一切身外之事，最终走向了孤注一掷的自我毁灭之路。他是恶人吗？恐怕并非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本性向善，狄仁杰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才如此痛心。
岿然屹立的通天浮屠最终在轰鸣中倒下，大唐帝国的盛世却迎来了新一轮传承的希望。因为在一片废墟之中，武后答应了狄仁杰将来会将让位于正室，而狄仁杰答应辅佐武后作为回报。在那一刻，他们二人仿佛同时看到了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不可觊越的规律，忤逆者将付出的将是社稷崩坍、生灵涂炭的代价。
尘埃落定，倒坍的大佛残骸，遮不住逐渐透射而来的东方的阳光。
身中奇毒，不能再现于日光之下，狄仁杰却步入了鬼市的幽暗之中。
“天敌昭炯，我自独行。天地虽不容我，心安即是归处。”我们或许不必沮丧，因为这句话便是希望。就像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责任编辑：黄倩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他有自己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
已故香港著名演员张国荣生前曾说过：“徐克导演的电影，包含一些哲学的、政治的思想，即使画面很昏暗，总是在某一个地方存在希望和光明。”
狄仁杰的前世今生
又一个梦幻般的中国历史人物角色从此在大荧幕上被定格，不管他是否完美，也不论今后有多少个版本接踵而至。不可否认的是，它注定会掀起一阵“狄仁杰热”，让我们对这个有着“东方福尔摩斯”美誉的唐朝神探宰相有了更深的探知欲，进而对那个年代的那个帝国有了多一步的认识。但追根溯源后我们难免会略感沮丧，因为这番热潮的最早引领，仍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这正如现如今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历史，不得不去求助的权威版本却是美国编纂的《剑桥中国史》。把狄仁杰从历史的尘埃中带向世界的是一个荷兰人，他的汉语名字叫做高罗佩。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彼时供职于外交界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正在中国担任荷兰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对中国文化痴迷的他在这期间读到清代的一部无名氏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的情节让他大为折服。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不久之后高罗佩便决定，一定要将这些不为人知的东方文化带到西方。他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后来，也许是受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高罗佩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即《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约130万字。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他有自己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在《狄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侦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
《狄公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Judge Dee”（狄公）也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的事显然顺利成章，既然狄公是中国的宰相兼神探，那弯弯绕饶的肯定会回到中国来。20世纪80年代，《狄公案》被介绍到中国并译为中文。自此，狄仁杰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潜在艺术形象便于纸面中静待着合适的机会呼之欲出。前些年《神探狄仁杰》等一系列电视剧在荧幕上的流行应该视为这次大荧幕改编的铺垫，真正把这件事从一点一滴的想法到完整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陈国富。
陈国富的创作博弈论
陈国富，中国台湾人，电影导演和监制。他以导演身份创作的作品不多，比较知名的是刘若英主演的《征婚启事》和票房创下台湾十年来开画纪录的《双瞳》。但从电影市场角度来说，他在监制的领域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说起狄仁杰和陈国富的渊源，依然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2000年，在哥伦比亚公司担任监制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外国人的建议：去拍一下那个在西方非常有名的古代中国侦探“Judge Dee”。在看了包括高罗佩的《狄公案》在内的几个人的小说后，陈国富发觉狄仁杰的形象在东西方的不同刻画中总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缺憾，东方的一些故事更是因为过于强调怪力乱神而丧失了悬疑推理精妙的逻辑美感。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用自己的创作描绘心中那个文武双全的神探宰相，两三年后，他完成了剧本，这个最初以狄仁杰为主角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是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故事的起点。
也许在2009年那部机关重重但赚尽口碑的谍战悬疑电影《风声》之前，大家对陈国富这个名字还略显陌生，因为在此前华谊的一系列卖座影片中他担任的是监制，一个幕后推手的重要角色。这一情况在拍摄《风声》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从幕后走到的台前，与高群书一起拿起了执导筒。
这个看似平常的举措，不仅为《风声》的成功在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在我看来，这个合作模式实在是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演进过程中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国电影产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工业内部的各个角色专业化分工非常不清晰，很多情况下，导演一人兼着制片、监制甚至是部分发行的工作，这种情况或者使得导演分身乏术以至于艺术创作受影响，或者造成导演权力畸大没有制衡导致影片的成本与质量严重不成正比。总之最终的结果都是作品水准的层次不齐。
陈国富深知这一点，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又非常清楚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他了解作为影片艺术保证的导演的创作冲动，也明白作为票房支持的观众的内心期待。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最优的效果，这便是他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深值当代中国电影人借鉴的可贵之处。
这一点在《风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虽然名为导演，行得却是监制之实。他给了高群书导演充分的创作自由，同时又在故事的整体把握及某些关键细节上给予建议。于是最终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效果，紧张急凑的节奏和演员们张力十足的互动，贴着醒目的高群书标签；而人性的挣扎和百转千回的悬疑推理，又流露出了典型的陈国富气质。最终，《风声》在两个导演的创作博弈下取得了双赢，这是两种风格碰撞，两种思维激荡之后的优化结果。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创作显然延续了这一模式。
这次身兼编剧与监制两职的陈国富很清楚将心中符合当下审美观念的狄仁杰故事完整地还原在荧幕上的困境：离奇曲折的案情可以设计，逻辑推演的过程可以完善，主演的表演状态可以磨练，但大唐盛世的宏大背景，激烈新奇的动作场面，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这根本不是一般导演能够一同驾驭的。再加上如果想精准表现出狄仁杰的侠义性情，导演最好也是同道中人，因为只有信，才会真。于是综合这一系列考虑，放眼整个华语电影界，有可能胜任这一工作的恐怕也只有一人，被世人封为电影界老怪的徐克。
徐老怪的盛唐电影梦
徐克是华语电影界最值得浓墨重彩述说的导演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拍摄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武侠电影带动了同类型电影成功走向世界，更是因为他在对电影的满腔热忱支持下，对电影技术和电影类型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从1979年革新武侠概念带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蝶变》开始，徐克一直以先锋的思想和电影技法引领着华语武侠动作电影的走向。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市场疲软，香港电影整体式微的前提下，以创新为生存法则的徐克也慢慢进入的创作瓶颈，虽然仍然在尝试不同的类型，但包括《蜀山传》《七剑》《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在内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却不再受到市场的认可。对熟悉他的观众来说，徐克仍然是一块招牌，但大家在心里细数的却仍停留在这块招牌早年的那些经典。
“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也许徐克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本能的感受到形式要不断的变化才能负载他脑中翻腾的想象力，保持创作冲动是保持想象力不枯竭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在那些外界看来不甚成功的作品中腾挪转移，尝试着新的技巧，探索着新的方向，积蓄着新的能量。《狄仁杰》在这个时候出现，更像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徐克崇尚武侠，也心仪那个年代。所以唐朝自然是能够满足他想象的绝佳背景，不仅仅是因为繁华的经济和恢弘的建筑，更是因为那种万国来朝的包容和气度。这样的时代，空气中都弥散着自由和浪漫，更适合老怪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其中怒放。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晚年曾试图建巨大佛像，被当时的宰相狄仁杰阻止。为了复原想象中的大唐，徐克坚持将这段史料搬进电影，为片中的武后铸造高66丈的通天浮屠。这是除了构建人来熙往的洛阳城之外，徐克为了表现盛唐和武后气势所贡献的绝佳意象，通天帝国的形象只需一眼便可深潜入心，胜过洋洋洒洒的万言描述。
围绕着这尊象征极致权力的大佛，接二连三发生的人体自燃案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但又无计可施。武后只得遵从国师指示放出曾反对她当政的狄仁杰以断奇案。于是引出了西域的一种毒虫赤焰金龟，追随着这条线索他们来到了与通天大佛相对的入地鬼市。在这个牛鬼蛇神躲避人世的地下黑市里，经历万险的狄仁杰一行人最终找到了易容的赤焰金龟主人--前太医“汪驴”。从他身上得到的消息，直接间接地都将矛头指向了一直隐藏在幕后神秘莫测国师，那个借神鹿之口传话的人。
在这桩奇案之中，除了鬼市的概念是陈国富原先的剧本之外，大部分元素都是由徐克后来添加的。他信手拈来的这些情节极大丰富了一个“奇”字，但另一个“案”字同样不可忽略，如何将这些素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穿插起来，这是避免影片落入清人那些志怪的公案小说窠臼的关键。这个时候，陈国富和他的创作博弈论再次凸显出其重要性来，他时刻铭记着狄仁杰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神化为一个传奇，但他其实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断案如神仍然是将经验和规律有机结合之后的效果。把握着这个原则，即使动作场面天马行空，部分情节匪夷所思，整个故事依旧能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不断合理演进。
徐克想通过大佛通天，陈国富想借助鬼市入地，此二人平衡之后的结果是，观众在天上地下纵横驰骋一番之后，最终回到了人间。
神探、女皇与通天帝国
几乎所有的侦探或断案题材小说中，都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料事如神的大侦探左右，必须有一个陪衬。或者是愚笨的警察或者是迟钝的助手，比如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比如东野圭吾小说中伽利略侦探身边的警察，就算是动画片《名侦探柯南》里，也一定会存在一个几乎每次都猜错的毛利小五郎。有些时候这可能是作者对公权力的讥讽，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出神探的才能，只有对比才能表现出真正的深度，也只有互动才能将故事更流畅的演绎。
影片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角色，大理寺的裴东来是代表大唐帝国督查此案的官员，但在技高一筹的狄仁杰面前常常捉襟见肘。心高气傲的他又不服气，动则想将怒气诉诸暴力，却每次都被狄仁杰平静化解。一动一静，平添几分谐趣。但他最后用性命换来破案的关键证据，惨烈地化为灰烬，让人不胜唏嘘。铮铮铁骨，是条汉子。
和裴东来一样，一代女皇武则天也并非是个非黑即白的人，他们身上都充满了某种矛盾的复杂性。为了获取权力，她用了相当残忍的手段消除异己。这也是狄仁杰反对她并因此被关进大牢的原因。但她登基之后显示出不输于男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于是国泰民安，大国气象。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她，才能还原出这个女人的真实内心。我有理由相信，相对于狄仁杰来说，徐克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如果对徐克有一定了解的人会发现，他最好的作品中都有一两个极为出彩的女性角色，《倩女幽魂》中的女鬼聂小倩，《青蛇》中的妖娆的白素贞和小青，《笑傲江湖》中的中性打扮的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中的市井老板娘金镶玉，《梁祝》中的痴情女子祝英台。这些女子性格各异，身份不同，有得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女性，但她们却将一个“真”字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们中也不乏温柔娇媚之人，但确定目标后、面临困境时，无一不冷静、坚韧、决绝。相比之下，影片中很多男人却显得虚伪而渺小。在奉行男权主义的当下，徐克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可能老怪的思想不拘一格，能看到很多常人很难注意的侧面，他心中所憧憬的，正是女子心中那股柔韧的阳刚之气。
如此以来，武则天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影片中刻画的武则天的状态，已是告别杀戮时刻的平和阶段。她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几百年的封建礼教压力登上了皇位。在这个平台上她终于能够一展内心的抱负，用以回应所有人对她的质疑。效果如何？狄仁杰在焚字库烧掉的八年的奏折里看得异常清晰。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武后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他当年反对他，是因为他认为女人当政社稷江山必定混乱，最后只能是黎民百姓承受苦难；但事实证明，这个女人拥有的内心能量显然足以安抚天下苍生。只要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男人女人谁来当政又有何区别呢？
如果单纯作为神探，狄仁杰恐怕无法看到这一层面；但他同时又有将相之才，胸怀社稷与苍生，如何抉择其实早已决定。这也是片中计划刺杀武后，一切案件的元凶沙陀的悲哀之处，他同样拥有过人的智慧，但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忽略了一切身外之事，最终走向了孤注一掷的自我毁灭之路。他是恶人吗？恐怕并非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本性向善，狄仁杰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才如此痛心。
岿然屹立的通天浮屠最终在轰鸣中倒下，大唐帝国的盛世却迎来了新一轮传承的希望。因为在一片废墟之中，武后答应了狄仁杰将来会将让位于正室，而狄仁杰答应辅佐武后作为回报。在那一刻，他们二人仿佛同时看到了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不可觊越的规律，忤逆者将付出的将是社稷崩坍、生灵涂炭的代价。
尘埃落定，倒坍的大佛残骸，遮不住逐渐透射而来的东方的阳光。
身中奇毒，不能再现于日光之下，狄仁杰却步入了鬼市的幽暗之中。
“天敌昭炯，我自独行。天地虽不容我，心安即是归处。”我们或许不必沮丧，因为这句话便是希望。就像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