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应电095 陈晶晶 0906043516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绕这个问题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少的观点，但至今并未统一定论。因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我们准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 。罗国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它是中国的，这是从它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说的；第二，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1840年以前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第三，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只能是一些基本的特点
一、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家族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种重伦理、倡道德的原则，到宋代被进一步发展形成“厚德载物”的思想。张载就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父母（即天地）所生的亲兄弟，一切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有道德的人，应以极其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同类，以至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方面，“要设身处地、爱人如己”，另一方面，还要有爱护一切生命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仁民爱物”的文化特色。
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孔子认为要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国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单纯用行政的法律的办法管理人民，只能使他们畏祸而守法，不能使他们具有道德观念。用道德的办法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不仅如此，执政者个人道德品质，能够直接影响政令的执行情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与“仁政德治”相联系，在个人修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人格，以“圣人”为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因为“治国”与“修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治国”就必须“修身”。只有努力进行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重伦理、倡道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德教为先，育人重德。从先秦的孔孟荀一直到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始终把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中心，以“明人伦”为宗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其始终，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教育思想中，并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二、重和谐与统一
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突出的持征。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讨论会纪要称“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
一”。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 ”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的特点，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协调”的观点。《周易大传》的作者就认为，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因此《易传》的作者在《文言》篇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观念，《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这实际是说，一方面，大人在天地间具有调整、引导自然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这种关系协调说不失为一种全面而辩证的观点。
与《易传》天人协调说相近的观点还有《中庸》的“与天地参”的学说。《中庸》提出：“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圣人能够尽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以达到天人和谐一致。 汉宋以后，天人协调的思想溶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发挥。西汉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程颢、朱憙等人都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物”。张载认为万物同属一气之变化，人物之性本来同一，我与物，内与外，原无间隔。他在著名的《西铭》中以比喻讲人生。以天喻父，以地喻母，以同胞兄弟喻人与人，以同类喻人与物之关系，主张泛爱所有的人，兼体所有的物。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谐调，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境界，诚是最高的道德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二人合一为最高觉悟。
中国古代的天人协调说与天人合一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引导。如荀子就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征服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存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大乐与天地同和，上下与天地同流”。郑板桥有一封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虫一蚁，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地之
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享受和乐趣，破坏了万物的自然本性。其中隐含了古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郑板桥还说：“养鸟不如多种树”，让几百棵树成为鸟的国、鸟的家，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树林中，而人也因此得到极大的美感和快乐。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总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和谐不是等同，和谐是不同因素与矛盾的有机组合，即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社会中不同思想的正常交流，才能构成和谐；如果一味地趋同，甚至同流合污，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和谐气氛，而只能是小人的世界。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理想”的实质，是一种和合境界的追求。“中庸之道”是处理人与人、人和社会关系达到和谐境界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孔子把它称作为最完美的道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何谓“中庸”，宋代理学家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们在为人处事上思想和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做到孔子倡导的五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守的完美境界，实现社会的“大同”理想。把这个原则用来处理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的民族和邦国，以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三、重实际、追求稳定
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几千年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积极推行的政策。农业文明简单重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注重实际，追求稳定的特点。
黄河与长江孕育的华夏大地，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为早期先民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尽管古代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适中，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或遇到兵荒马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先民们也大体可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的悠哉悠哉，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除了土地肥沃、四季有序、风调雨顺外，只要勤于耕作即可。这是一种简单而又重复，朴素而又实际的生产方式，长期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中华民族便毫无疑问形成了重实际而玄想，重稳定而轻变动的文化品格。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的仁政规划，陶渊明“愉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优美田园风光，都是农业文明中先民生活理想的写照。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节奏息息相通。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自孔子开始，虽然提倡知行兼顾“言顾行、行顾言”，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轻言重行的倾向。孔子曾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中庸》也说：“是故君子耻有其言而无其行”，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知”与“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开始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朱熹的“理在事先”故人须先“穷理”，还是陆九渊的“心即理”故人须“一悟本心”，都抛开了实践而回到了个人内心的修养。理学注重思辨的特色成就了中
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但理学走入内心的无可奈何的衰落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化中“重行轻知”的传统是多么坚固！明代以后，王守仁针对理学的偏离“现实”倾向提出过“知行合一”，但这里的“知”与“行”与此前的概念含义不同，有混淆“知”“行”的趋向，企图把“知”提到与“行”并列的高度，心学并未完成。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行轻知”的特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提出“知难行易”命题，对“知”作出了高于“行”的新论断。其目的在于强调革命者“先知先觉”的领导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革命党内部的认识，加强革命团体的凝聚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与孙中山的“重知”具有相同意义。 。
四、重理性与人文教养
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更是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以此确定了它们在仕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仕文化的活动领域和研究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就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后来得到儒家广泛的认同和发展，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他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封建时代的中世纪，宗教始终占统治地位，政教合一，甚至教权神权高于皇权。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万物之主，于是把一切托付给“上帝”和“安拉”，人与“上帝”和“安拉”之间，形成一
种绝对的依附关系。信仰外在的万能“上帝”和“真主”，遵守上帝的诫令或旨意，把自我奉献给上帝，在精神上与“上帝”和“真主”合一，这是西方社会中世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为此，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
与此相悖，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弘扬理性精神为其主旨。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中国的哲学中，不仅唯物论哲学家主张无神论，而且许多唯心主义者都与无神论在一定限度内结合起来。从先秦时代老子、庄子到宋明时代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积极倡导和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于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体。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总结批判继承的优秀传统，又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如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是两大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呼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陷。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容纳、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通过综合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应电095 陈晶晶 0906043516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绕这个问题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少的观点，但至今并未统一定论。因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我们准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 。罗国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它是中国的，这是从它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说的；第二，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1840年以前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第三，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只能是一些基本的特点
一、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家族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种重伦理、倡道德的原则，到宋代被进一步发展形成“厚德载物”的思想。张载就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父母（即天地）所生的亲兄弟，一切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有道德的人，应以极其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同类，以至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方面，“要设身处地、爱人如己”，另一方面，还要有爱护一切生命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仁民爱物”的文化特色。
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孔子认为要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国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单纯用行政的法律的办法管理人民，只能使他们畏祸而守法，不能使他们具有道德观念。用道德的办法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不仅如此，执政者个人道德品质，能够直接影响政令的执行情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与“仁政德治”相联系，在个人修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人格，以“圣人”为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因为“治国”与“修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治国”就必须“修身”。只有努力进行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重伦理、倡道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德教为先，育人重德。从先秦的孔孟荀一直到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始终把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中心，以“明人伦”为宗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其始终，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教育思想中，并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二、重和谐与统一
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突出的持征。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讨论会纪要称“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
一”。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 ”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的特点，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协调”的观点。《周易大传》的作者就认为，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因此《易传》的作者在《文言》篇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观念，《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这实际是说，一方面，大人在天地间具有调整、引导自然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这种关系协调说不失为一种全面而辩证的观点。
与《易传》天人协调说相近的观点还有《中庸》的“与天地参”的学说。《中庸》提出：“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圣人能够尽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以达到天人和谐一致。 汉宋以后，天人协调的思想溶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发挥。西汉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程颢、朱憙等人都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物”。张载认为万物同属一气之变化，人物之性本来同一，我与物，内与外，原无间隔。他在著名的《西铭》中以比喻讲人生。以天喻父，以地喻母，以同胞兄弟喻人与人，以同类喻人与物之关系，主张泛爱所有的人，兼体所有的物。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谐调，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境界，诚是最高的道德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二人合一为最高觉悟。
中国古代的天人协调说与天人合一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引导。如荀子就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征服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存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大乐与天地同和，上下与天地同流”。郑板桥有一封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虫一蚁，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地之
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享受和乐趣，破坏了万物的自然本性。其中隐含了古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郑板桥还说：“养鸟不如多种树”，让几百棵树成为鸟的国、鸟的家，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树林中，而人也因此得到极大的美感和快乐。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总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和谐不是等同，和谐是不同因素与矛盾的有机组合，即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社会中不同思想的正常交流，才能构成和谐；如果一味地趋同，甚至同流合污，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和谐气氛，而只能是小人的世界。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理想”的实质，是一种和合境界的追求。“中庸之道”是处理人与人、人和社会关系达到和谐境界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孔子把它称作为最完美的道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何谓“中庸”，宋代理学家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们在为人处事上思想和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做到孔子倡导的五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守的完美境界，实现社会的“大同”理想。把这个原则用来处理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的民族和邦国，以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三、重实际、追求稳定
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几千年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积极推行的政策。农业文明简单重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注重实际，追求稳定的特点。
黄河与长江孕育的华夏大地，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为早期先民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尽管古代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适中，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或遇到兵荒马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先民们也大体可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的悠哉悠哉，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除了土地肥沃、四季有序、风调雨顺外，只要勤于耕作即可。这是一种简单而又重复，朴素而又实际的生产方式，长期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中华民族便毫无疑问形成了重实际而玄想，重稳定而轻变动的文化品格。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的仁政规划，陶渊明“愉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优美田园风光，都是农业文明中先民生活理想的写照。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节奏息息相通。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自孔子开始，虽然提倡知行兼顾“言顾行、行顾言”，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轻言重行的倾向。孔子曾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中庸》也说：“是故君子耻有其言而无其行”，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知”与“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开始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朱熹的“理在事先”故人须先“穷理”，还是陆九渊的“心即理”故人须“一悟本心”，都抛开了实践而回到了个人内心的修养。理学注重思辨的特色成就了中
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但理学走入内心的无可奈何的衰落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化中“重行轻知”的传统是多么坚固！明代以后，王守仁针对理学的偏离“现实”倾向提出过“知行合一”，但这里的“知”与“行”与此前的概念含义不同，有混淆“知”“行”的趋向，企图把“知”提到与“行”并列的高度，心学并未完成。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行轻知”的特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提出“知难行易”命题，对“知”作出了高于“行”的新论断。其目的在于强调革命者“先知先觉”的领导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革命党内部的认识，加强革命团体的凝聚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与孙中山的“重知”具有相同意义。 。
四、重理性与人文教养
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更是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以此确定了它们在仕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仕文化的活动领域和研究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就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后来得到儒家广泛的认同和发展，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他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封建时代的中世纪，宗教始终占统治地位，政教合一，甚至教权神权高于皇权。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万物之主，于是把一切托付给“上帝”和“安拉”，人与“上帝”和“安拉”之间，形成一
种绝对的依附关系。信仰外在的万能“上帝”和“真主”，遵守上帝的诫令或旨意，把自我奉献给上帝，在精神上与“上帝”和“真主”合一，这是西方社会中世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为此，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
与此相悖，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弘扬理性精神为其主旨。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中国的哲学中，不仅唯物论哲学家主张无神论，而且许多唯心主义者都与无神论在一定限度内结合起来。从先秦时代老子、庄子到宋明时代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积极倡导和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于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体。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总结批判继承的优秀传统，又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如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是两大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呼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陷。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容纳、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通过综合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