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普通人
看多了三四十年代戏剧与银幕红星的悲惨爱情故事连带她们悲惨的命运结局，心底总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既有哀婉，又有些许怜惜，有句老俗话形容这种心情非常贴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许有人会说，你没处在那个年代，你说这话就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那些传记作者都在竭力为她们不幸的命运不公的待遇辩解。但看来看去总是一种歇斯底里。与她们同处一个时代的新女性不是没有，能够摆脱那种悲惨命运的也大有人在。这些天又重新看了一遍有关阮玲玉的文字，越看越觉得她不幸的根源如果全算在别人和社会的头上，就有点儿太过了，就跟我老家人常说干不好活还怨天尤人的人“不怨自己手不溜，倒怨破袄袖”一个道理。
很多东西已淹没在时间里寻不到了。包括历史的真实。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出现偏差的东西，它在时间之后有意无意的篡改着，记忆是有选择性，人们容易记住那些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有益的部分，而删节或改变于自己的经验习惯不利的东西。记忆有时候还特别主观，它更多的时候会把客观的东西放逐掉，而按照自己的主观再造，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会还原历史，按照历史的真相留存的。我们不是不相信记忆。而应该承认记忆的某些特殊性。
历史与记忆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能够成为历史事件的东西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记忆里呈现着不同的姿态。角度不同，站位不同，观念不同，记忆也会有所偏差――当然，造成这种偏差的不是过后的记忆，而在当时。看历史让我们学会了分析，学会了思考。因为总有人呈现给我们不同的历史――在同一历史事件中，一千个人的描述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形态，所以要追究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完阮玲玉的传奇一生之后，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满怀同情。对于这样一个女子的命运，也生不出多少怜惜，我这样说可能要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了。只是我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看法，也不会假装什么，历史应该是面镜子，但她这面镜子只照出了自己的软弱与虚荣。人言的确可畏，但蝴蝶经历过了，也撑持下来了。上法庭(阮玲玉是在张达民诉唐季珊诽谤案开庭的前一晚自杀的，据说是怕上法庭难堪)应该并不可怕，可怕的大概是自己没法跟自己的交待，如果我看到的资料真实可信(原谅我老是怀疑史料的真实与否――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辨伪问题，而且我们无法相信语言，因为语言在表达思想、情感、意愿、诉求等等时总是异常苍白)，那么阮玲玉就是从虚荣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结点。即便张达民再不好，他们也一定有一段不错的情感时光――青春是不会撒谎的――从阮玉英到阮玲玉，她通过一次依附改变了一下生存状态，然后又在张达民远去福建之际，倒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完成了另一次依附。而这个男人是先有张织云(她的前辈加好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影艺界的四大名旦之一)的悲剧的。这样的男人的“海誓山盟”、“倾心相爱”可信么?我不相信她对唐季珊的所作所为一点儿耳闻都没有。只是她不愿去听闻罢了。事业的成功与辉煌让她忽略了某些东西，也让她过于相信某些东西。比方说魅力，这个东西最让人飘飘然了，本来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子，因为有了某些资本，就立马觉得自己不普通了。可能也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并改造一些东西了，比如社会风俗、习惯，比如人的本性、积习与教养等等。悲哀的是，这些东西恰恰是不容易被改变的，尤其是不容易被一个人所改变，除非这个人是领袖或帝君(即便领袖、帝君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为改变某一积习而丢掉性命的领袖、帝君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于是，在巨大的期许落差下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要你稍稍自大那么一点儿，这种你最不喜欢的东西就必定落到你的身上。
当一件事情不容易解决而又必须面对时，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它，就只好面对死亡了。让我更加不解的是，面对死亡不是比面对问题更沉重也更困难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容易地解决了死的问题，却不去想生的办法。要知道，“贪生怕死”可是人的天性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也不都是弱者，被“人言”包围着的，也不止阮玲玉一个。男人也不都是坏东西(阮玲玉语：男人可恶)，即便阮玲玉碰到的这两个不怎么样的男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过去，他们又坏到哪里去?张达民本身就是一个公子哥儿，不学无术在他那样的家庭里也属正常。坐吃山空啊，赌博败家的，也比比皆是。不然那些没落家族、破产故事又怎么说起呢。你无法改变他了，你可以改变一下自己，通过正当的渠道正当的办法。唐季珊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他当然得花言巧语，不然阮玲玉会跟上他走么?如果一个人连一点儿分辨能力都没有，日后遭人遗弃又怨得了谁呢?如果阮玲玉能够冷静一点儿，能不发现点儿什么吗?再说张织云的例子就摆在阮玲玉面前啊，阮玲玉如果想想清楚自己比张织云多些什么，或是比张织云不多什么，但更耐痛苦，或是更麻木也成。阮玲玉甚至不如张织云(张织云为唐季珊息影，在唐季珊抛弃她之后也没自杀谢世，从这一点上看阮玲玉就比不上张织云)。至于蔡楚生就更无辜了，阮玲玉已两次成家，对于这样一个一次又一次陷入相同境遇的女人来说，蔡楚生无力援手，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同居时阮玲玉的年龄还小，那么第二次呢?在演艺界泡了那么久，演绎了那么多悲剧之后，不可能没有一点儿识别能力、没有一点儿免疫力、没有一点儿警示作用吧?如果我是蔡楚生。我也会欣赏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至于解救，对不起，那是你阮玲玉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不想从虚荣与贪恋中跳出来，别人努力也是白搭。苏青活得苦吧?萧红活得难吧?还有丁玲、石评梅、庐隐……一大堆人，哪个活得轻松?但她们都活着，顽强地活着。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空气相当浓烈的时代，同张达民解除同居与解除同居关系已不算什么新鲜事，而再陷入唐季珊的无情就是记吃不记打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一个人只吃亏不长见识谁也没办法，如此你只好担着，所以――老百姓有句大实话：要么别做。要么做了就别怕人说。当然，我也不是不反感“狗仔队”和丧失良知的小报记者，但名人得有免疫力，得有抗风能力。
祈求社会纯粹、一尘不染是不现实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或多或少或平和或激烈地遭遇一些艰难险阻，也都会面临人生的窘境，在遭遇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只不麻木，还要不软弱。
我不同意阮玲玉太弱的说法，阮玲玉不是太弱。而是太虚荣。虚荣就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从而在感情的防线上失守。直至失掉一切。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与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三个多月。”
当时，居住在联华公司职工宿舍的田汉，后来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我不甚知道阮玲玉的身世，只听说她很受丈夫的虐待。大家都很同情她。‘一・
八’战役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我见过她和她那据说是茶商的丈夫。当时同席的还有蝴蝶、胡萍、梁氏姐妹诸位。宴会是在一个相当富丽的住宅举行的，好像还有一个幽静的庭园。饭后在庭园里休息时，这些摩登女性们在绿茵碧树问还留过倩影。那位茶商含着雪茄远远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及他的为人，我当时很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
对于唐季珊的为人，我还是那句话：不相信她没有耳闻。一个自尊的女人对于她听来的与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关的这个人的一些不怎么名誉的东西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更别说听之任之不予理睬了。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这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在张达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居，即便别人说得过去。自己心里也该过不去吧?还没完全结束一段感情(即便没感情了，只是一种生活状态)，很快就又陷入另一种生活状态?按正常的理解，只有结束一种状态，然后才能再进入另一种状态。不然你心里也不清爽吧。
“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这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以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她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纸，该契约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的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是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所有楷体字都摘自戴彦编《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阮玲玉》
东方出版社)
没有什么不同，有一纸契约与没有是一样的，当“感情”不在了，或在唐那里“新鲜”期一过。就失效了。(我们先不说以上阮玲玉那些心理活动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呈现，但阮玲玉的确与唐季珊走到一起了，这是不争的史实。)
我只能说阮玲玉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张织云明明可以成为她的前车之鉴，但却没有，这么好的例子不去借鉴，到头来输掉自己的生命就真的没法怪东怪西了。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应该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总以为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总以为那种经典是为自己准备的。殊不知自己跟众生一样，既不特别。也不会得到命运特别的眷顾。
作为过来人，张织云看得可能就比较清楚，她说：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
有人说阮玲玉是一个等爱的人。她总渴望一份真情。我相信这话，其实，大多数女人都是等爱的人，所有的女人也都渴望一份真感情。但我理解，等爱的人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即便她已经爱上了一个人，她也会在心里厮守着，默默地，甚至永远不会说破。这样的人很痛苦，也很幸福，在幸福与痛苦之间徘徊着，可能没什么出息，但绝不至于落到自杀弃世的地步。
有关阮玲玉的回忆文字几乎是一边倒的，我看了那些资料却读出了别样味道，起初这感觉着实吓我一跳，我开始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冷静了，冷静的甚至有些冷峻。我又把据说是史料的东西看了一遍，尤其是1933年2月伍澄宇律师代替她登的一则声明(原文节选：……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与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登这么一则声明就能够掩盖同居的事实了?太幼稚了点儿吧)。在张达民身在异地之时，做那样一个声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动机和目的何在。如果双方有诚意的话，完全可以坐下来谈，或是互派各自的律师去谈――既然已经请律师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谈开的。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只找一方面的原因恐怕有失公允。当然，在那个时代，女子是弱者，弱者受戕害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影星会弱到无辜自杀的地步，据说香港的何东爵士是她的干爹。这样看来，她不是没背景，也不算没实力吧?
老百姓有一句最地道的话：脚上的燎泡是自己走的。怎样生活，怎样处理人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怨不得别人半分半毫，抱怨遇人不淑更是于事无补。所以痛苦也罢，幸福也罢，你自己酿的酒，你自己品尝。
等爱，一定要等到值得自己去爱的那个人出现。
大家都是普通人，如果你非觉得自己不普通，别人拿你没办法，但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给你一个教训。
这样看来，怎么放置自己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
爱情是个什么
看多了世间的悲悲喜喜，心不由不变硬。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是在拒绝着这种变化，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浪漫与梦想几乎是她与生俱来、身死才去的东西。所以，这种拒绝带有天然的质地，当你不可能不长大，当岁月把你的目光磨犀利之后，你的心也会跟着冷起来，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女人，她们受不得伤，也经不起磨难，甚至小小的挫折。她们在得到了相反的经验或是稍稍增大的那么一点儿距离之后，就变得非常不可爱了――失了本性似的成为温情与浪漫的敌人。这个时候，利益啊，名誉啊，生存啊等等就像山一样凸现在她与爱人之间，隔绝了情与爱，让误会无法消除，让情感扭曲变形。
读完《李石岑情变万言书》，眼泪和着悲凉一齐涌出来，难怪乎宝玉斥骂大观园里的婆子们：怎么水一样的女儿嫁了男人就变得如此可怖，比男人还坏。当然，我不会说童蕴珍有多么坏(也不会指责李石岑有多么轻狂)，但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作为同性的我无法理解，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原谅她。想当初，他们是多么恩爱啊!李石岑无论从生活中还是文学上都是她的兄长兼导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石岑虽然做得不全尽人意，但也无愧于一个师长的名分。如果说爱不在了，就可以把所有过往的痕迹全部删除，把所有感情一笔勾销，那世界也太冷漠了；如果历史像擦黑板那么容易，也就不会有世间的悲欢离合了。
不知道大家对李石岑这个人物是不是熟悉，但对童蕴珍肯定是不熟悉的，我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李石岑，湖南醴陵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编辑、教授。这个人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对文学、宗教、佛学都有一定研究。1916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编辑出版《民铎》杂志，1918年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他还主编过《教育杂志》，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曾与弘一法师等交往甚密。他考察过欧洲的宗教，着重研究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李石岑的字也非常好，《醴陵县志》载，李
石岑“工书，幼与善书者较速度，兼五人。而工整珲之。喜临《石门颂》，化其疏朗而为茂密，有时逼近康南海(康有为)。”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石岑对游泳也有研究，著有《游泳新术》。1918年，刚从日本回国的他来到长沙，比他小一岁的毛泽东专门请他到湘江教授游泳技术。毛泽东当时兴趣盎然地写下了“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诗句。只有读过李石岑的讲演录，你才可能知道这个男人多么有才。
童蕴珍，小名恬儿，也是湖南醴陵人，跟李石岑相识之前寄居在上海的亲戚家，据说在家乡时就小有诗名。
他们的情感碰撞是在1930年的初夕晚宴上，那时李石岑已名满天下。李石岑像呵护一只小猫一样呵护着人们目光扫不到的角落里的童蕴珍。文学帮了大忙，它为我们记录下来这非常重要的一刻：童蕴珍伸着筷子几次都无法捡起一块鱼，李石岑看到这种状况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将来和你配一副眼镜吧。”
也许就是这句话打动了这个总是无依无靠总在漂泊的女子，我不能说他们是一见钟情，因为李石岑的相貌实在不敢恭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时，被“口德不修”的学生们戏称为“地球牌”――他“一脸斑蚀，红白相间，斑驳有致，看起来简直像地图”。但李石岑口才出色，“每次上课，总是座无虚席，同学们争先恐后预先赶到教室去占座位，人人惟恐落后向隅。每每下课后。男女同学便一窝蜂似的围住他，问东问西，没有一个完。原来是一节课的，往往也会耽搁到两节课的时间。”“他和我们谈天，没有师生界限，没有严肃气氛，妙趣横生。趣味盎然。和他接近，如坐春风中!”这样一个才子，这样一个诙谐幽默的人。要想不被人注意，不讨女人喜欢恐怕不太容易，更何况他还拥有一个男人很少具备的“体贴温存”呢。
我相信李石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慰藉了童蕴珍枯寂的心，也或许是因为有一层老乡关系，他们熟起来快，走得也比较自然。那个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李石岑是很忙的。彼时，李石岑在上海复旦、暨南、光华、大夏、中公、劳大等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而且还经常被邀请到处讲演。李石岑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书，晚上讲演，几乎无暇分身。但即便这样，李石岑一有时间，就去陪他可怜的小老乡童蕴珍。他们游公园，论学业，说遭际，畅心扉，吐积懑。更多的时候，李石岑给她讲文学，讲哲学，讲人生。
爱可能就在这种不断的敬仰与陶醉中萌生，童蕴珍充分展示了她的大胆与急迫，在李石岑还只是怜惜她的处境悲悯她的身世的时候，她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这个大哥哥。李石岑是这样解释他由怜而爱的质地的：“从怜里面一所见出来的爱，是多么能够击人心魄于永远。”
开始说好了要“做个永远的好朋友”的，但这好朋友并没有做多么长久。一旦女人示爱，男人也就由怜而爱了。
爱情大概真的像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判断那样浅淡，只不过是一种有一定时限的生理反应。李石岑童蕴珍的爱情也并没有维持多久，虽然童蕴珍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人身依附性，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导致他们分崩离析的依然是一个比较老套又比较根本的问题：李石岑有老婆有婚姻。这就让童蕴珍的人身依附总不彻底，也总不踏实。所以，她要求李石岑能够只让她一个人依附――童蕴珍在这方面非常执著，这可以理解，因为她的身世给了她这样的暗示，她必须把东西抓到手才放心。但李石岑无法给予她满意的答复，芥蒂就此埋下。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问题，童蕴珍怀孕了――这是他们“文学与哲学的结晶”，但战事迫近，童蕴珍一向身体虚弱，于是在一・二八沪战前三天李石岑请一日本医生为童蕴珍堕胎。之后，李石岑就受邀前往广州，撇下仍在病中尚未恢复的童蕴珍。自此，他们之间矛盾加剧，直到决裂――童蕴珍怀疑李石岑故意躲避，有遗弃之嫌。然后就是诉讼，调解，直到李石岑为挣足每月要付给她的150元生活费吐血而死。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人在病中，本就多疑，怕人遗弃是童蕴珍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本能的反应。应该说，童蕴珍的成长过程几乎就是一个不断被遗弃的过程，父母先弃她而去，然后是亲戚，他们虽然收留了她，但他们的冷漠是比遗弃更彻底的一种抛却，是从心里和情感世界彻底的摒弃，所以她特别渴望一种呵护与扶持，所以当她战战兢兢终于抓住一个可以让她得到心灵慰藉与生存依靠的人的时候，她是不会轻易松手的。她越是珍爱它，就越怕失去它。而一旦让她感觉到遗弃，她便会不顾一切地去挽救或是打碎。也许，这就是他们悲剧的根源。
童蕴珍是个既现实又聪明的女子，她知道怎么样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是别人给她出的主意，还是她本身就如此精明，她在请律师起诉李石岑诱惑堕胎的同时，把李石岑写给她的23封情书交给了报馆――各家报馆，希望以舆论击倒他。她也真的做到了――不光是现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八卦新闻娱乐大众的小报，名人的隐私是他们最乐意刊登的东西，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几乎是他们惯常使用的手段，所以阮玲玉才说人言可畏，如今“真凭实据”攥在他们手里，要想不热闹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让我不能理解的是，童蕴珍怎么会出此下策――这办法有些歹毒，有置人于死地的决绝。情书是两个人的比较私密的东西，怎么好拿出来示众?不说是作为要搞臭他的证据，就是以赞扬的目的使用，也是在亵渎曾经的感情。看如今那些在媒体上大肆张扬自己的情事的人。就觉得他们有一种暴露癖。爱与不爱全在心里，即使要说出来，也是悄悄地说给对方听，而不是媒体大众。我更不理解的是，童蕴珍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把一切抛弃得那么干净，干脆利索地不带一丝怜惜，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完全是债主和债务人的情态――在这个时候，爱和文学都不重要了，虽然李石岑还一直督促着她的功课(我以为，文学会使人变得明媚温婉而善良)。也真的不明白，钱怎么一下子就对她那么重要了呢?――李石岑为了要凑足每月付给她的生活费，打了好几份工，到处借钱，不停地典当，在六月份的广州还穿着深色西装。我不知道童蕴珍会不会心痛，他们恐怕此刻谁也无法再吟诵出“西山爽气生襟袖”了吧?爱不在了，就真的连一点儿情甚至普通人陌生人都有的怜悯都没有了吗?或者恨一个人就要把他彻底毁掉?
这样看来，爱和恨(其实在某些时候它们可以画等号)都是一柄利器，稍不注意，就会被它伤得体无完肤。
李石岑就是这样，这个聪明绝顶的才子，就在呕心沥血地“赚钱”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46岁。
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我不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但我从他们的纠缠中看到了爱情的另一副面孔。
责任编辑 李 浩
大家都是普通人
看多了三四十年代戏剧与银幕红星的悲惨爱情故事连带她们悲惨的命运结局，心底总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既有哀婉，又有些许怜惜，有句老俗话形容这种心情非常贴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许有人会说，你没处在那个年代，你说这话就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那些传记作者都在竭力为她们不幸的命运不公的待遇辩解。但看来看去总是一种歇斯底里。与她们同处一个时代的新女性不是没有，能够摆脱那种悲惨命运的也大有人在。这些天又重新看了一遍有关阮玲玉的文字，越看越觉得她不幸的根源如果全算在别人和社会的头上，就有点儿太过了，就跟我老家人常说干不好活还怨天尤人的人“不怨自己手不溜，倒怨破袄袖”一个道理。
很多东西已淹没在时间里寻不到了。包括历史的真实。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出现偏差的东西，它在时间之后有意无意的篡改着，记忆是有选择性，人们容易记住那些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有益的部分，而删节或改变于自己的经验习惯不利的东西。记忆有时候还特别主观，它更多的时候会把客观的东西放逐掉，而按照自己的主观再造，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会还原历史，按照历史的真相留存的。我们不是不相信记忆。而应该承认记忆的某些特殊性。
历史与记忆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能够成为历史事件的东西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记忆里呈现着不同的姿态。角度不同，站位不同，观念不同，记忆也会有所偏差――当然，造成这种偏差的不是过后的记忆，而在当时。看历史让我们学会了分析，学会了思考。因为总有人呈现给我们不同的历史――在同一历史事件中，一千个人的描述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形态，所以要追究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完阮玲玉的传奇一生之后，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满怀同情。对于这样一个女子的命运，也生不出多少怜惜，我这样说可能要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了。只是我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看法，也不会假装什么，历史应该是面镜子，但她这面镜子只照出了自己的软弱与虚荣。人言的确可畏，但蝴蝶经历过了，也撑持下来了。上法庭(阮玲玉是在张达民诉唐季珊诽谤案开庭的前一晚自杀的，据说是怕上法庭难堪)应该并不可怕，可怕的大概是自己没法跟自己的交待，如果我看到的资料真实可信(原谅我老是怀疑史料的真实与否――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辨伪问题，而且我们无法相信语言，因为语言在表达思想、情感、意愿、诉求等等时总是异常苍白)，那么阮玲玉就是从虚荣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结点。即便张达民再不好，他们也一定有一段不错的情感时光――青春是不会撒谎的――从阮玉英到阮玲玉，她通过一次依附改变了一下生存状态，然后又在张达民远去福建之际，倒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完成了另一次依附。而这个男人是先有张织云(她的前辈加好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影艺界的四大名旦之一)的悲剧的。这样的男人的“海誓山盟”、“倾心相爱”可信么?我不相信她对唐季珊的所作所为一点儿耳闻都没有。只是她不愿去听闻罢了。事业的成功与辉煌让她忽略了某些东西，也让她过于相信某些东西。比方说魅力，这个东西最让人飘飘然了，本来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子，因为有了某些资本，就立马觉得自己不普通了。可能也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并改造一些东西了，比如社会风俗、习惯，比如人的本性、积习与教养等等。悲哀的是，这些东西恰恰是不容易被改变的，尤其是不容易被一个人所改变，除非这个人是领袖或帝君(即便领袖、帝君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为改变某一积习而丢掉性命的领袖、帝君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于是，在巨大的期许落差下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要你稍稍自大那么一点儿，这种你最不喜欢的东西就必定落到你的身上。
当一件事情不容易解决而又必须面对时，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它，就只好面对死亡了。让我更加不解的是，面对死亡不是比面对问题更沉重也更困难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容易地解决了死的问题，却不去想生的办法。要知道，“贪生怕死”可是人的天性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也不都是弱者，被“人言”包围着的，也不止阮玲玉一个。男人也不都是坏东西(阮玲玉语：男人可恶)，即便阮玲玉碰到的这两个不怎么样的男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过去，他们又坏到哪里去?张达民本身就是一个公子哥儿，不学无术在他那样的家庭里也属正常。坐吃山空啊，赌博败家的，也比比皆是。不然那些没落家族、破产故事又怎么说起呢。你无法改变他了，你可以改变一下自己，通过正当的渠道正当的办法。唐季珊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他当然得花言巧语，不然阮玲玉会跟上他走么?如果一个人连一点儿分辨能力都没有，日后遭人遗弃又怨得了谁呢?如果阮玲玉能够冷静一点儿，能不发现点儿什么吗?再说张织云的例子就摆在阮玲玉面前啊，阮玲玉如果想想清楚自己比张织云多些什么，或是比张织云不多什么，但更耐痛苦，或是更麻木也成。阮玲玉甚至不如张织云(张织云为唐季珊息影，在唐季珊抛弃她之后也没自杀谢世，从这一点上看阮玲玉就比不上张织云)。至于蔡楚生就更无辜了，阮玲玉已两次成家，对于这样一个一次又一次陷入相同境遇的女人来说，蔡楚生无力援手，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同居时阮玲玉的年龄还小，那么第二次呢?在演艺界泡了那么久，演绎了那么多悲剧之后，不可能没有一点儿识别能力、没有一点儿免疫力、没有一点儿警示作用吧?如果我是蔡楚生。我也会欣赏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至于解救，对不起，那是你阮玲玉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不想从虚荣与贪恋中跳出来，别人努力也是白搭。苏青活得苦吧?萧红活得难吧?还有丁玲、石评梅、庐隐……一大堆人，哪个活得轻松?但她们都活着，顽强地活着。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空气相当浓烈的时代，同张达民解除同居与解除同居关系已不算什么新鲜事，而再陷入唐季珊的无情就是记吃不记打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一个人只吃亏不长见识谁也没办法，如此你只好担着，所以――老百姓有句大实话：要么别做。要么做了就别怕人说。当然，我也不是不反感“狗仔队”和丧失良知的小报记者，但名人得有免疫力，得有抗风能力。
祈求社会纯粹、一尘不染是不现实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或多或少或平和或激烈地遭遇一些艰难险阻，也都会面临人生的窘境，在遭遇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只不麻木，还要不软弱。
我不同意阮玲玉太弱的说法，阮玲玉不是太弱。而是太虚荣。虚荣就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从而在感情的防线上失守。直至失掉一切。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与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三个多月。”
当时，居住在联华公司职工宿舍的田汉，后来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我不甚知道阮玲玉的身世，只听说她很受丈夫的虐待。大家都很同情她。‘一・
八’战役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我见过她和她那据说是茶商的丈夫。当时同席的还有蝴蝶、胡萍、梁氏姐妹诸位。宴会是在一个相当富丽的住宅举行的，好像还有一个幽静的庭园。饭后在庭园里休息时，这些摩登女性们在绿茵碧树问还留过倩影。那位茶商含着雪茄远远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及他的为人，我当时很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
对于唐季珊的为人，我还是那句话：不相信她没有耳闻。一个自尊的女人对于她听来的与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关的这个人的一些不怎么名誉的东西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更别说听之任之不予理睬了。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这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在张达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居，即便别人说得过去。自己心里也该过不去吧?还没完全结束一段感情(即便没感情了，只是一种生活状态)，很快就又陷入另一种生活状态?按正常的理解，只有结束一种状态，然后才能再进入另一种状态。不然你心里也不清爽吧。
“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这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以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她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纸，该契约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的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是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所有楷体字都摘自戴彦编《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阮玲玉》
东方出版社)
没有什么不同，有一纸契约与没有是一样的，当“感情”不在了，或在唐那里“新鲜”期一过。就失效了。(我们先不说以上阮玲玉那些心理活动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呈现，但阮玲玉的确与唐季珊走到一起了，这是不争的史实。)
我只能说阮玲玉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张织云明明可以成为她的前车之鉴，但却没有，这么好的例子不去借鉴，到头来输掉自己的生命就真的没法怪东怪西了。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应该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总以为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总以为那种经典是为自己准备的。殊不知自己跟众生一样，既不特别。也不会得到命运特别的眷顾。
作为过来人，张织云看得可能就比较清楚，她说：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
有人说阮玲玉是一个等爱的人。她总渴望一份真情。我相信这话，其实，大多数女人都是等爱的人，所有的女人也都渴望一份真感情。但我理解，等爱的人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即便她已经爱上了一个人，她也会在心里厮守着，默默地，甚至永远不会说破。这样的人很痛苦，也很幸福，在幸福与痛苦之间徘徊着，可能没什么出息，但绝不至于落到自杀弃世的地步。
有关阮玲玉的回忆文字几乎是一边倒的，我看了那些资料却读出了别样味道，起初这感觉着实吓我一跳，我开始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冷静了，冷静的甚至有些冷峻。我又把据说是史料的东西看了一遍，尤其是1933年2月伍澄宇律师代替她登的一则声明(原文节选：……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与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登这么一则声明就能够掩盖同居的事实了?太幼稚了点儿吧)。在张达民身在异地之时，做那样一个声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动机和目的何在。如果双方有诚意的话，完全可以坐下来谈，或是互派各自的律师去谈――既然已经请律师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谈开的。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只找一方面的原因恐怕有失公允。当然，在那个时代，女子是弱者，弱者受戕害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影星会弱到无辜自杀的地步，据说香港的何东爵士是她的干爹。这样看来，她不是没背景，也不算没实力吧?
老百姓有一句最地道的话：脚上的燎泡是自己走的。怎样生活，怎样处理人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怨不得别人半分半毫，抱怨遇人不淑更是于事无补。所以痛苦也罢，幸福也罢，你自己酿的酒，你自己品尝。
等爱，一定要等到值得自己去爱的那个人出现。
大家都是普通人，如果你非觉得自己不普通，别人拿你没办法，但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给你一个教训。
这样看来，怎么放置自己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
爱情是个什么
看多了世间的悲悲喜喜，心不由不变硬。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是在拒绝着这种变化，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浪漫与梦想几乎是她与生俱来、身死才去的东西。所以，这种拒绝带有天然的质地，当你不可能不长大，当岁月把你的目光磨犀利之后，你的心也会跟着冷起来，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女人，她们受不得伤，也经不起磨难，甚至小小的挫折。她们在得到了相反的经验或是稍稍增大的那么一点儿距离之后，就变得非常不可爱了――失了本性似的成为温情与浪漫的敌人。这个时候，利益啊，名誉啊，生存啊等等就像山一样凸现在她与爱人之间，隔绝了情与爱，让误会无法消除，让情感扭曲变形。
读完《李石岑情变万言书》，眼泪和着悲凉一齐涌出来，难怪乎宝玉斥骂大观园里的婆子们：怎么水一样的女儿嫁了男人就变得如此可怖，比男人还坏。当然，我不会说童蕴珍有多么坏(也不会指责李石岑有多么轻狂)，但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作为同性的我无法理解，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原谅她。想当初，他们是多么恩爱啊!李石岑无论从生活中还是文学上都是她的兄长兼导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石岑虽然做得不全尽人意，但也无愧于一个师长的名分。如果说爱不在了，就可以把所有过往的痕迹全部删除，把所有感情一笔勾销，那世界也太冷漠了；如果历史像擦黑板那么容易，也就不会有世间的悲欢离合了。
不知道大家对李石岑这个人物是不是熟悉，但对童蕴珍肯定是不熟悉的，我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李石岑，湖南醴陵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编辑、教授。这个人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对文学、宗教、佛学都有一定研究。1916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编辑出版《民铎》杂志，1918年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他还主编过《教育杂志》，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曾与弘一法师等交往甚密。他考察过欧洲的宗教，着重研究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李石岑的字也非常好，《醴陵县志》载，李
石岑“工书，幼与善书者较速度，兼五人。而工整珲之。喜临《石门颂》，化其疏朗而为茂密，有时逼近康南海(康有为)。”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石岑对游泳也有研究，著有《游泳新术》。1918年，刚从日本回国的他来到长沙，比他小一岁的毛泽东专门请他到湘江教授游泳技术。毛泽东当时兴趣盎然地写下了“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诗句。只有读过李石岑的讲演录，你才可能知道这个男人多么有才。
童蕴珍，小名恬儿，也是湖南醴陵人，跟李石岑相识之前寄居在上海的亲戚家，据说在家乡时就小有诗名。
他们的情感碰撞是在1930年的初夕晚宴上，那时李石岑已名满天下。李石岑像呵护一只小猫一样呵护着人们目光扫不到的角落里的童蕴珍。文学帮了大忙，它为我们记录下来这非常重要的一刻：童蕴珍伸着筷子几次都无法捡起一块鱼，李石岑看到这种状况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将来和你配一副眼镜吧。”
也许就是这句话打动了这个总是无依无靠总在漂泊的女子，我不能说他们是一见钟情，因为李石岑的相貌实在不敢恭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时，被“口德不修”的学生们戏称为“地球牌”――他“一脸斑蚀，红白相间，斑驳有致，看起来简直像地图”。但李石岑口才出色，“每次上课，总是座无虚席，同学们争先恐后预先赶到教室去占座位，人人惟恐落后向隅。每每下课后。男女同学便一窝蜂似的围住他，问东问西，没有一个完。原来是一节课的，往往也会耽搁到两节课的时间。”“他和我们谈天，没有师生界限，没有严肃气氛，妙趣横生。趣味盎然。和他接近，如坐春风中!”这样一个才子，这样一个诙谐幽默的人。要想不被人注意，不讨女人喜欢恐怕不太容易，更何况他还拥有一个男人很少具备的“体贴温存”呢。
我相信李石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慰藉了童蕴珍枯寂的心，也或许是因为有一层老乡关系，他们熟起来快，走得也比较自然。那个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李石岑是很忙的。彼时，李石岑在上海复旦、暨南、光华、大夏、中公、劳大等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而且还经常被邀请到处讲演。李石岑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书，晚上讲演，几乎无暇分身。但即便这样，李石岑一有时间，就去陪他可怜的小老乡童蕴珍。他们游公园，论学业，说遭际，畅心扉，吐积懑。更多的时候，李石岑给她讲文学，讲哲学，讲人生。
爱可能就在这种不断的敬仰与陶醉中萌生，童蕴珍充分展示了她的大胆与急迫，在李石岑还只是怜惜她的处境悲悯她的身世的时候，她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这个大哥哥。李石岑是这样解释他由怜而爱的质地的：“从怜里面一所见出来的爱，是多么能够击人心魄于永远。”
开始说好了要“做个永远的好朋友”的，但这好朋友并没有做多么长久。一旦女人示爱，男人也就由怜而爱了。
爱情大概真的像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判断那样浅淡，只不过是一种有一定时限的生理反应。李石岑童蕴珍的爱情也并没有维持多久，虽然童蕴珍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人身依附性，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导致他们分崩离析的依然是一个比较老套又比较根本的问题：李石岑有老婆有婚姻。这就让童蕴珍的人身依附总不彻底，也总不踏实。所以，她要求李石岑能够只让她一个人依附――童蕴珍在这方面非常执著，这可以理解，因为她的身世给了她这样的暗示，她必须把东西抓到手才放心。但李石岑无法给予她满意的答复，芥蒂就此埋下。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问题，童蕴珍怀孕了――这是他们“文学与哲学的结晶”，但战事迫近，童蕴珍一向身体虚弱，于是在一・二八沪战前三天李石岑请一日本医生为童蕴珍堕胎。之后，李石岑就受邀前往广州，撇下仍在病中尚未恢复的童蕴珍。自此，他们之间矛盾加剧，直到决裂――童蕴珍怀疑李石岑故意躲避，有遗弃之嫌。然后就是诉讼，调解，直到李石岑为挣足每月要付给她的150元生活费吐血而死。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人在病中，本就多疑，怕人遗弃是童蕴珍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本能的反应。应该说，童蕴珍的成长过程几乎就是一个不断被遗弃的过程，父母先弃她而去，然后是亲戚，他们虽然收留了她，但他们的冷漠是比遗弃更彻底的一种抛却，是从心里和情感世界彻底的摒弃，所以她特别渴望一种呵护与扶持，所以当她战战兢兢终于抓住一个可以让她得到心灵慰藉与生存依靠的人的时候，她是不会轻易松手的。她越是珍爱它，就越怕失去它。而一旦让她感觉到遗弃，她便会不顾一切地去挽救或是打碎。也许，这就是他们悲剧的根源。
童蕴珍是个既现实又聪明的女子，她知道怎么样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是别人给她出的主意，还是她本身就如此精明，她在请律师起诉李石岑诱惑堕胎的同时，把李石岑写给她的23封情书交给了报馆――各家报馆，希望以舆论击倒他。她也真的做到了――不光是现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八卦新闻娱乐大众的小报，名人的隐私是他们最乐意刊登的东西，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几乎是他们惯常使用的手段，所以阮玲玉才说人言可畏，如今“真凭实据”攥在他们手里，要想不热闹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让我不能理解的是，童蕴珍怎么会出此下策――这办法有些歹毒，有置人于死地的决绝。情书是两个人的比较私密的东西，怎么好拿出来示众?不说是作为要搞臭他的证据，就是以赞扬的目的使用，也是在亵渎曾经的感情。看如今那些在媒体上大肆张扬自己的情事的人。就觉得他们有一种暴露癖。爱与不爱全在心里，即使要说出来，也是悄悄地说给对方听，而不是媒体大众。我更不理解的是，童蕴珍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把一切抛弃得那么干净，干脆利索地不带一丝怜惜，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完全是债主和债务人的情态――在这个时候，爱和文学都不重要了，虽然李石岑还一直督促着她的功课(我以为，文学会使人变得明媚温婉而善良)。也真的不明白，钱怎么一下子就对她那么重要了呢?――李石岑为了要凑足每月付给她的生活费，打了好几份工，到处借钱，不停地典当，在六月份的广州还穿着深色西装。我不知道童蕴珍会不会心痛，他们恐怕此刻谁也无法再吟诵出“西山爽气生襟袖”了吧?爱不在了，就真的连一点儿情甚至普通人陌生人都有的怜悯都没有了吗?或者恨一个人就要把他彻底毁掉?
这样看来，爱和恨(其实在某些时候它们可以画等号)都是一柄利器，稍不注意，就会被它伤得体无完肤。
李石岑就是这样，这个聪明绝顶的才子，就在呕心沥血地“赚钱”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46岁。
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我不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但我从他们的纠缠中看到了爱情的另一副面孔。
责任编辑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