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的周边关系

《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大理国的周边关系段玉8(960) , 蜀主孟知祥死。孟昶继之, 不理, 。大理觇知之, 欲乘衅攻蜀。高侯独不可, 言:‘蒙诏强盛时与吐, , 卒以黩武酿内变, 宗杜不保。今闻周主柴英明, 削平僭乱, 孟蜀, 练兵养民, 以观时变。何必劳师远征, 启衅召祸。’思聪从其言, 不敢入犯中国。”由此可见, 与南诏立国不同, 大理国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内守政策, 不存在明显的扩张野心。美籍学者查尔斯. 巴克斯在其《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认为:“宋代大理国所控制的地区与九世纪中期南诏尽力向四面扩张的时候相比要小一些。他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坝, 他们的当权者可能从未想到要越出今天云南省范围之外。大理决不可能对宋代中国的南方省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等构成真正的领土威胁。”(林超民译, 第190页) 此一论断尽管并不完全适合大理国的实际状况, 但称大理国统治者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则是事实。

文果《洱海丛谈》:“宋乾德二年(964) , 诏沙门三百入天竺求舍利及梵书, 至开宝九年(976) 始归。其记录行程曰巍峰、曰鸡足山、曰优波　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鹫峰、曰阿难半身舍利塔、曰毕钵罗窟, 以今考之, 皆大理古迹也。”似宋初曾遣沙门假道大理而入天竺。但事实上, 这些古迹均在印度, 非在大理。文氏之说纯属附会。

乾德三年(965年) , 宋兵平定后蜀。统帅王全斌建议乘胜攻取大理, 并以大理地图进于朝廷。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朝与南诏战争失败的教训, 手执玉斧, 划大渡河为界, 声称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不再用兵。这就是所谓“宋挥玉斧”典故的来历, 后世屡被引于文章典籍之中。

由于“宋挥玉斧”牵涉到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 并进而牵涉到云南与中原的关系, 有无此事, 值得我们进行一番仔细的讨论。周　《清波别志》卷上引《西南备边录》称:“艺祖既平蜀, 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　。上命取地图视之, 亲以玉斧划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周氏并称:“河滨旧有划玉亭, 今犹在。”由于《西南备边录》一书早已亡佚, 其成书年代已经不得而知, 估计不会早于北宋中期。至政和(1111-1118) 末, 宇文常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 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 艺祖取蜀舆图观之, 画大渡河为境, 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 虏情携贰, 边隙寝

[1]开, 非中国之福也。”南渡以后, 绍兴六年(1136) 九月, 翰林学士朱震上言:“大理国本唐

南诏, 大中、咸通间入成都, 犯邕管, 召兵东方, 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 乃弃越

[2]诸郡, 以大渡河为界, 欲寇不能, 欲臣不得, 最为御戎上策。”至二十六年(1156) , 新知

黎州唐　朝辞, 进对奏曰:“臣所治黎州, 控制云南极边, 在唐为不毛之地, 画大渡河为界,

[3]边民不识兵革, 垂二百年”。至于南宋后期, 祝穆著《方舆胜览》, 此一传说遂极尽完备:

“乾德三年, 王全斌平蜀, 以图来上, 议者欲以兵威服越　, ‘此外吾不有也’。昔时, 河道平广, 可通漕船。自玉斧划后, 如瀑, 从空而落, 舂撞号怒, 波涛汹涌, 舡筏不通, ”

由上可见, 如果《西南备边录》, 则。以此出发, 许多学者认为:“宋挥玉斧”, [], 从下面的考述可以知道, 自北宋建立, 。后世史籍所谓“宋挥玉斧”割[5, [6]。

, 宋朝军队平蜀以后没有继续南下大理则是, :第一, 吸取了唐朝与南诏相争的历史教训。南诏时期, , 屡屡用兵, 劳民伤财, 但却丝毫没有结果。最后自己也在桂林戌卒(防备南诏的军队) 的起义之中走向了灭亡。鉴此, 欧阳修《新唐书. 南蛮传赞》称:“丧牛于易, 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 而不知生于无备; 唐亡于黄巢, 而祸基于桂林。”欧氏的看法, 其实就是有宋一代君臣的普遍看法。朱震等人所谓“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 乃弃越　诸郡”, 绝对不

是无稽之谈。李京《云南志略》:“王全斌克蜀, 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 蛮夷自服, 何在用兵? ’于是开边之衅息矣。”改兵威以德服, 应该说是符合宋太祖关于与大理国关系的战略设想的。第二, 鉴于当时立国未稳的客观环境。宋朝平蜀以后, 统一大业并未完成, 北有强敌契丹以威胁, 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诸政权以残喘, 不容许它把有限的兵力财力用于降服(也许永无结果)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 与大理国相比, 燕云十六州在赵匡胤的心目中地位更重, 一直企图收复[7]。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 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张道宗《记古滇说集》称:“宋兴, 北有大敌, 不暇远略, 使传往来不通于中国。”“不通于中国”是假, 而“北有大敌”是真。宋太祖几次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达目的之后, 契丹便一直成为了北宋政府的致命威胁。契丹之后, 复为女真。因此, 有学者认为:“宋未尝欲绝云南, 惟宋王朝积弱, 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 其战略重心放在

[8]北方, 即所谓‘北有大敌, 不暇远略’, 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所以, 平蜀以后乃

至整个两宋, 宋朝没有对大理国采取军事行动, 是对自身有一个清醒认识之后的明智之举。

当然, 正象前面所说, 宋朝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并不等于与大理国断绝往来。恰恰相反, 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相当频繁。乾德三年(965) 夏, 宋朝平蜀, “黎州递到云南

[9]牒, 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毫无疑问, 建昌城的行动是受到了大理国政府的

指派, 代表着大理国政府。至开宝元年(968) , 黎州再次接到建昌城牒, “云欲通好”, 没有

[10]结果, 大理国但遣黎州诸蛮“时有进奉”。太平兴国(976-984) 初, “(大理国) 首领有

[11]白万者, 款塞乞内附, 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所谓“白万”, 方国瑜先生认为当为

“白王”之误, 亦即大理国主[12]。史书又载, 大理国主虽被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 “然不与

[13]朝贡, 故久不谙蜀之蹊隧”。称大理国与宋没有朝贡关系显然不确, “时有进奉”的黎州诸

蛮代表的就是大理国。太平兴国四年(979) , 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 以“西南夷不

[14]供朝贡, 寇钞边境”, “亲至大渡河, 谕其逆顺, 示以威福, 夷人皆率服”。至于七年

[15](981) , 宋朝政府更令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上, “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由此可见, 大理国

所属建昌各部与宋的朝贡关系在宋初一直没有中断。此后, 在雍熙二年(985) 、端拱二年(989) 、淳化二年(991) 、至道三年(997) 、咸平二年(999) 、景德二年(1005)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宝元元年(1038) , 大理国主均曾派遣黎州诸蛮朝贡于宋[16], 大理国再次上表于宋, 请求册封, 宋朝答称:“敕南诏国王某, , 望阙情深, 特推北拱之心, 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 , 。苟非功格天地, 泽被昆虫, 虽力行于一时, , 况燕土未平, 河流屡决, 中夏之俗, 罹于羌戎; 多嫁之田, 。而又　黍江茅, 东鹣西, 未之有也。泰山梁甫, ! , 谨奉正朔。登封之请, 以

[17]俟治平。诞布朕心, (994) , 李顺继王小波之后率领的

, 李顺下落不明。宋朝政策恐其南奔大理, 遂募。, 辛怡显受到了姚州节度使赵公美的热情接待。其《至, 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 云当境有沪水, 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 。若必欲过, 须致祭, 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没酒脯, 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 虽千年如初”。辛怡显最后一直走到了大理国都阳苴咩城。根据辛氏的记载, 大理国对宋朝一直保持着元和年间(806-820) 南诏与唐的那种臣服心态。大中祥符八年(1015) , 直史馆张复上言, “乞纂朝贡诸国衣冠, 画其形状, 录其风俗, 以备史官广记”, 为真宗所允。“是时, 外夷来朝者, 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

[18]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 不若唐之盛也”。此处的所谓“蒙国”, 方国瑜先进疑即

大理国[19]。非常清楚, 北宋初年宋朝政府与大理国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友好关系。

仁宗皇佑元年(1049) 九月, 广源州蛮侬智高反宋。四年(1052) , 攻占邕、横诸州, 进围广州, 建国称帝。宋朝政府以狄青为宣抚使率兵平定。次年, 侬智高兵败邕州, “由合江口

[20]入大理国”, 其母阿侬并弟智光、子继宗、继封退奔特磨。宋兵追至特磨, 生擒智高母子及

[21]弟三人, “致之阙下”。尔后, 宋兵是否继续西进、深入大理, 史载不详。乾隆《云南通

志》卷26记载蒙自古城有古碑, 题曰“宋将杨文广驻师之所”, 称狄青讨侬智高时, 杨文广曾经追兵至此。此外, 李元阳《云南通志》卷2记载临安古迹, 称境内有杨文广城三处:一在通安桥前, 一在坪铺, 一在石头寨田间, 均系杨文广屯兵之所。道光《广南府志》卷2:“杨公祠在狄公庙(庙在府治) 后, 宋杨文广为狄青部将, 追侬智高至此, 后人令祀之。”民国《广南地志》下册:“六郎城在县治东三十余里宝曰关傍, 尚存无损, 相传为狄武襄部将杨六郎筑为大本营。”似乎宋兵进至特磨后, 杨文广曾经率领一部自今文山一带深入而至开远、建水等地。前面提到, 侬智高退奔大理自合江口而入。“合江口”即三江口, 在今云南开远一带。诸葛元声《滇史》卷8:“(侬智高) 既败, 遂谋入大理。狄青已遣杨文广等率劲兵追之, 至阿迷州(即今开远) 合江口, 智高已渡江, 不及而返。”是载不诬, 则杨文广部宋兵追击侬氏的确是深入了大理国境, 但恐引起大理与宋的纠纷很快即退了出去。

据《宋史・狄青传》并《侬智高传》、《余靖传》、《萧注传》、《杨文广传》等等记载:侬智高退奔大理之后, 狄青大军班师还朝, 仅留余靖、萧注等人收拾残局。萧注率领宋兵在特磨俘获智高母子及弟以后, 没有继续进兵大理, 而是招募死士使入大理索取智高, “至则已为其国所杀, 函首归献”。智高之死, (胡本) 《南诏野史》称曰“思廉杀之”。似侬智高投奔大理之后, 被大理国主段思廉所杀, 函首以送宋朝, 然据诸葛元声《滇史》卷8记载:“智高孓身投蛮, 至和泥, 其酋卢豹等皆不及从, 蛮人疑之, 且虞其险诈, 而杀之。大理遂函首以56

归于宋。”自注:“和泥, 即今元江。”以是记载, 侬智高自合江口渡江以后, 进至今元江一带, 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杀。大理国主担心因为侬氏与宋发生误会, 遂将侬氏之首函送宋朝。

侬智高死后, 随其退奔大理的部属纷纷投靠大理。7记载随侬智高反者, 除侬氏部族外, 另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二人。青所杀, 黄玮下落不明。八十年代初, 王云、、元碑刻七十余通, 其《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记载:, 州府, 有和原从之, 即(白) , 文学……大理文学医方巧匠, 于斯而著。, , ……是函其首, 送于知邕州萧注, ……也, 由是为……”。此一碑文铲毁虽多, :, 白氏八世祖白和原从官南州。侬智高起兵反宋, , 。大理以侬氏乃宋要犯, ; 而白氏以“其医述之妙”、黄玮以其“文学”之长均得留任, 。由此可见, 除侬智高外, 侬氏部属(包括要犯黄玮在内) 多数都受到了大理国的重用。《宋史・侬智高传》称侬氏遁入大理之后, “其存亡莫可知也”。然从碑文可以看出, 此一说法显然不确, 还是应以《萧注传》所载为是。

也许正是由于大理国重用侬氏旧部, 宋朝政府颇为恐慌, 乃至怀疑侬氏是否真死。“既而西川复奏智高未死, 谋寇黎、雅”, 宋朝政府得报, 急令成都府路备御。御史中丞孙　又请敕

[22]益州先事经制, “以安蜀人”。与此相应, 广西西路也作了备御。在大理方面, 针对宋朝政

府的行动, 段思廉加强了会川与石城的防御。《元史・地理志》称大理前期曾迁白蛮十二姓以实会川, 估计就在此一时期。诸葛元声《滇史》卷8:“时宋大兵驻邕, 大理震动, 因遣高护军至曲靖, 以防不测。”大理与宋的关系立时变得分外紧张。双方相持年余, 宋臣范镇上书朝廷, 称:“臣伏见去年为西川奏侬智高事宜, 权于陕西差那兵马于黎、雅等州驻扎。今来边事既以宁息, 窍闻近日两川物价腾长,

兵士又不乐往彼, 深恐非便, 况当时只是权时差那, 欲

[23]乞抽还, 免致别有生事”。于是, 宋朝政府率先撤军, 双方关系趋于缓和。

应该说, 在侬智高事件的处理上, 大理与宋双方都表现了高度的克制。至于诸史所谓此

[24]一事件使“段氏始闻名于中国”, 则是未必如此了。

熙宁九年(1076) 八月, 大理国遣使奉表, 携金装碧山、毡、刀剑、犀甲皮、鞍辔等货物朝贡于宋[25]。宋朝政府沿袭旧例, 仅仅待之以礼而不行册封, “自后不常来, 亦不领于

[26]鸿胪”。

宋徽宗立, 大理与宋关系有了新的飞跃。崇宁二年(1103) , 大理国主段正淳遣高泰运奉表入宋, “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以归[27]。段正淳死, 子段正严立, 与权臣高量成谋求归宋。广州观察使黄得报, 转奏朝廷, 称:“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 愿为臣妾, 欲听

[28]其入贡。”徽宗诏黄置局宾州, “凡有奏请, 皆俟进止”。于是, 政和六年(1116) , 段正严

即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 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使宋, 随携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山诸物, 外携乐人一队。宋徽宗诏黄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相偕入京, “其所经行, 令监司一人主之”。《宋史・徽宗本记》所载“是岁, ……大理、夏国入贡”, 即指此事。道出湖南鼎州, 李紫琮等“闻学校文物之盛, 请于押伴, 求诣学瞻拜宣圣像”, 为宋所允,

[29]“遂往, 遍谒见诸生”。紫琮等人还被允许参观了御书阁, 举笏扣首, 极其钦敬。次年二月,

李紫琮等人到达宋都汴京, 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热情款待, 其所献乐人尤其深得徽宗喜爱, “以

[30]供欢宴, 赏赐不赀”宋朝政府即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 为“金紫光禄大夫、

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自始至终与此事密切相关的黄等人同时受到

[31]加封。为示郑重, 宋遣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 前往大理进行册封, 册。诸本《南诏野史》:“政和六年, 遣儒官钟震、黄渐。”此条记载明显有两个错误:第一, 钟第二, 资料的综合研究》中的研究, 钟、, 至政和八年(1118) 底方才返宋。辞行之时, , 以表达愿与宋朝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 、囗囗造此《维摩经》壹部, , 登山步险, 无所惊虞。蒙被圣泽, 愿中国遐邦从(1118) 戊戌季冬旦日记。”这是大理与宋臣属关系首次, 。因此, 政和八年宋科举考试题目即是:“代云南节度

[32]。

然而, 尽管大理国与宋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而于宋之君臣, 多数却还是心有余悸。因此, 当有人提出于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便加强大理与宋的政治、经济往来时, 立刻遭到了以宇文常为代表的众臣的反对。不仅如此, 知桂州周等人还上书朝廷, 弹劾黄

[33]贪功枉上, 轻启边衅。宣和元年(1119) , 黄获罪, “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 间一至黎州

[34]互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元旦朝会”:“更有真(腊) 、大理、大石等国, 有时来

朝贡。”根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 李紫琮等人到达汴京在二月, 不可能参加元旦朝会, 故孟氏所记当非指李紫琮等人朝宋一事, 而为别次。那么, 除李紫琮等人外, 大理国或还遣有其他使者朝宋。果如此, 则称黄获罪后“大理复不通于中国”就明显是有问题了; 二者之间应该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是过份亲密的臣属关系, “有时来朝贡”。

冯苏《滇考》卷上载:“宜和中, 高泰运为相, 贻木夹于边将入贡。”倪蜕《滇云历年传》卷5记载稍异:“宣和元年, 大理相高泰运贻木夹于边将, 求入贡。”记载此事最为详细的, 是诸葛元声的《滇史》, 其卷8曰:“大理自政和进奉之后, 南人慕悦中国。至宣和间, 高泰运又贻木夹书于边将骆鲁瞻以求入贡中国, 未之许。未几, 金人入汴, 二帝北狩矣。”自注:“云南木夹, 彼方所谓木契。盖蛮夷之俗, 古礼未废, 故其往复移文犹驰木夹也。鲁瞻答蛮书乃章孝规代作, 略云:万里离南、一朝至北。开捧读, 奖饬过多。云云。今载《宜和书谱》中。”查《宣和书谱》卷18:“章孝规, 不知何许人, 尝为路鲁瞻书云南木夹。详考其始末, 则鲁瞻者, 唐边臣方面之官。云南者, 蛮夷之地, 古有大云南、小云南是也。木夹, 则彼方所谓木契。蛮夷之俗, 古礼未废, 故其往复移文犹驰木夹。鲁瞻之书, 当是复云南之移文。其词略曰:万里离南, 一朝至北。开捧读, 奖饬过多。盖其结信边鄙, 使之不敢犯义者, 理固在是。木夹之文, 则进士胡曾所为。字则处士章孝规草书耳。孝规所长者草字, 而木夹之书亦蕴藉有余, 对之可喜。唐三百年, 凡缙绅之士, 无不知书。下至布衣皂隶, 有一能书, 便不可掩, 况孝规一处士, 书又不恶, 良可宝也。”显然, 《滇史》当是摘自《宣和书谱》, 而冯氏、倪氏二书又系依据《滇史》。但是, 《宣和书谱》卷18所载并为唐代书家, 文中也明称章氏为唐人, 诸葛元声将其系于宋代, 明显是搞错了。

宋室南渡以后, 绍兴三年(1133) , 大理国遣使至广西, 请求入贡与市马。广西宣谕使明

[35]奏于朝廷, 朝臣朱胜非言曰:“昔年大理入贡, 言者深指其妄, 黄由是获罪”。高宗遂

[36]曰:“遐方异域, 何由得实? 彼云进奉, 实利于贾贩。进奉可勿许, 令卖马可也”。出于当

时客观形势的考虑, 已被北方女真搞得焦头烂额的宋高宗, 一方面深恐再与大理发生冲突而两面受敌, 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理市马以保证军需, 易的政策, 是即史家所谓:“因中国多故, 皆不见许, 惟于黎、境外, , 有司

[37]不禁也”。至绍兴六年(1136) , , 。宋

[38]高宗诏广西经略安抚司护送行在, “优礼答之”。, :,

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 毋遣好功喜事之人, , 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 庶几消患于未然”, 尽量减少与大理国的直接接触, 以免枉生事端[39], 唐知黎州, 再次提醒高宗恪守祖制, [40], 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极兴盛, 政治。

, 南宋时期大理与宋的民间往来相当频繁。《护法明公德运碑》的作“大宋国建武军进士, 两战场屋, 画虎无成, ……南国, 十有六年。蒙公清照如族辈人, ……命……史记修春秋, 褒贬合宜, 为万世之信书, 而发微言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宋“建武军”即今广西南宁一带。那么, 碑文作者明显应是南宋流落大理的失意文人了。来到大理以后, 受到高量成的特别器重, 令为史官。《高兴蓝若碑》的作者署名为“神州杨德亨”。众所周知, “神州”为中原古时的特指, 故此杨氏也或有可能来自宋朝。大理崇圣寺塔发现的一块铜片上刻有“时辛酉岁平国公……再修元重……治亲手作俎成都典校舍师彦贲李珠睬智”等字样, 此“亲手作俎”的“成都典校舍师”当然也不可能是大理土著。此外, 李元阳《云南通志》称, 善阐地藏寺亦为宋未四川僧人永照、云晤所建。凡此种种, 均见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的民间往来从未中断。

明正德(1506-1521年) 时, 人们在永昌府属发现残碑一块, 名曰《哀牢夫人墓碑》, 撰文段中庸。文曰:“夫人讳福, 则伽宗胄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 乐其道而不淫; 逮下妾也, 用其能而不。”伽宗筑城在大理后期, 为些么强宗部土官所居, 元时设县而废土职。因此, 此碑当为大理后期遗物, 而“哀牢夫人”则为伽宗土官所居

, 元时设县而废土职。因此, 此碑当为大理后期遗物, 而“哀牢夫人”则为伽宗土官之女。碑文又曰:“月出碧鸡, 照哀牢之名县; 鸿飞滇渚, 下浔阳之长江。”《新纂云南通志》卷91释曰:“月出碧鸡, 照哀牢之名县句则或喻夫人自滇池嫁至永昌, 而‘鸿飞滇渚, 下浔阳之长江’句又或喻其夫人自滇海赴九江不归也。为此推测, 文句似可通。”似乎“哀牢夫人”最后是滞留于宋之九江不归了。即是不归, 而其墓又何在永昌? 故此一解释难以让人信服。我们知道, 永昌为高氏领地。从上引墓碑残文分析, “哀牢夫人”所适或即高氏。而据各种族谱记载, 高氏原籍本为江西, 故“鸿飞滇渚, 下浔阳之长江”当系比喻“哀牢夫人”远嫁高氏。那么, 称“哀牢夫人”或曾赴宋江西就完全是一种误解了。

根据《地藏寺造幢记》记载:高明生死后, 善阐遭遇危机, 其布燮袁豆光曾经“求教术于宋王蛮王”, 最后得以转危为安。嘉泰二年(1202) , 大理国遣使入宋, 得赐《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以归, 置于五华楼中[41]。淳四年(1244) , 蒙古兵入大理, 大理军将高禾战死。大理国主段祥兴遣段连佑入宋报丧, 宋朝政府亦曾遣使前往大理吊祭。由此可见, 除了民间往来以外, 大理国与宋的官方、半官方往来并未断绝。

当然, 在与大理的交往中, 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 南宋君臣始终是心有余悸的。淳熙年

间(1174-1189) , 张知静江府, 面对大理与宋邕州边贸的扩大。极为恐慌。当时, “邕管戍兵不能千人”, 一旦有事, 极难抵御。于是, 张一方面“申严保伍之禁”, 一方面精选左、

[42]右江峒丁, 以为防备。张认为:“欲制大理, 当自邕管始”。至嘉熙四年() , 大理请

道黎、雅入贡, 也遭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孟琪的拒绝[43]。这种一而再, 阻碍了大理与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是故清代云南史家倪蜕论曰:“段氏自改称后理, , 终鉴于唐李之祸也。……以天下大势而论, , 若使滇不慕宋, 犹当来之, 既戒严而塞其道矣。今请黎、雅入贡, 孟珙又不许, , 珙阻于北, 则滇将不得不并于元, 而宋亦归于无可复之, , 。向使滇蜀相联, 与吴为犄角, 则蜀必益坚, ! ”倪氏还进一步从地理的角度论曰:“自内地而论, 则, 。自外蕃而论, 则滇为蜀之臂指, 故唐之破蕃必合滇。今, 又从蕃而入滇, 其意常在蜀也。滇残则蜀亦残矣。故为宋人计, 必当联滇以保蜀。在昔韦皋之所以大破吐蕃而保安全蜀, 招徕蒙氏之力也。今大理犹汲汲于通

[44]贡诸朝以图保蔽, 而有宋诸公恬然不察, 宜乎两忠武之功不可再见也已! ”。

由上不难看出, 大理与宋的关系既不是如传统所说的不相往来, 也不是仅仅只有经济关系, 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广泛的友好接触。遗憾的是, 由于宋朝政府在与周边民族接触中的过分谨慎, 限制了此一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理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尽管关于大理国与东南亚各国往来的记载极少, 但可以肯定, 大理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交趾在大理东南, “交趾之南, 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 交趾之西北, 则大理、黑水、

[45]吐蕃也”。宋初, 丁部领统一交趾北部, 建国号“大瞿越”, 自称“大胜明皇帝”。在位3年, 逊位其子丁琏。丁琏即位以后, 先后多次遣使朝宋, 上表内附。李元阳《云南通志》卷3记江川县北山有《丁连然神道碑》一块, 李氏认为即宋太宗时丁琏朝宋死于此地所遗。然“丁琏然”非“丁琏”, 《新纂云南通志》卷91已有辩正:“以丁连然为交王者, 非也。且澄江在宋, 为大理国三十七部地, 非交趾地。江川自昔为云南通交趾道所经, 若谓交王至此没葬, 则神道碑应称交趾郡王。今无此等字, 则李志之说, 人地并误, 不可从”。况且, 丁琏朝宋只当取道两广, 而不当取道大理。故丁琏曾与大理发生关系还嫌证据不足。

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 大理国与交趾发生关系最早是在段素廉时。段素廉时, 大理国人至交趾渭龙贸易, 与渭龙州牧何昃俊交好。交趾国王李公蕴使人劫夺边市, 引起何氏反叛。李公蕴亲自率兵征讨, 何氏抵敌不住, 退入大理。《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记载此事:“顺天四年癸丑(1013) 冬十月, 渭龙州牧何昃俊叛, 帝(李公蕴) 亲征之, 昃俊遁去。先是, 蛮人至渭龙贸易, 帝使人执之, 获马万余匹。至是昃俊叛, 复附于蛮。帝亲征之, 昃俊惧, 遁走。”这里的所谓“蛮”即“鹤拓蛮”, 亦即大理。何昃俊退入大理之后, 得到大理政府的支持, 遂以杨长惠、段敬芝为将, 率兵二十万进攻交趾。大理军队进入交趾北部以后, 在金花步(今越南高平附近) 被交趾军队大败。《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记载此事:“顺天五年甲60

寅(1014) 春正月, 蛮人入寇, 命翊圣王击破之。鹤拓蛮杨长惠、段敬芝二十万人入寇, 屯金花步, 布列军营于五花寨, 平林州牧黄思荣以闻。命翊圣王击破之, 斩首万级, 获其士卒马匹而还。”《越史略》卷2亦载:“顺天五年甲寅, 命翊圣王讨蛮将杜(杨) , 克之, 斩首万计, 俘获士马不可胜计。”事后, 交趾惧与大理交恶, 马匹转遗于宋, 并上书一封奏称:, 林州界, 贼众大破, , 贡

马六十匹献捷。”宋真宗召见来使于崇德殿, , 兵败之

后的大理没有再度发兵。, 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 次年(1015

) , 。《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 。昃俊以渭龙、都金、常新、平原诸州叛, 命翊圣王, 枭首东市。”何昃俊被杀以后, 大理与交趾的渭龙诸, 。

(1075) , 交趾出兵十万, 水陆两路进攻宋境广西。大尉李常杰所率水师一路出永平攻宋邕州, 两路大军最后会于邕州城下。次年, 李常杰攻陷邕州, “杀吏卒、士丁、居民五万余人, 以百首为一积, 凡五百八十余积, 并钦、廉州所杀, 无虑十万余人, 并毁其城

[47]以填江”。《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2亦称:“(邕州城中) 无一人降者, 尽屠五万八千余人, 并钦、廉之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由于大理东南与宋邕州接壤, 故此次交趾与宋交恶亦殃及了大理。立于云南马关县城西南二公里处“大坟包”的《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记载:“大坟, 相传土人合葬于此。当有宋之时, 吾邑接壤越南, 越人开拓边疆, 不时过界滋扰, 土人不服, 起而反抗, 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昔部落时代, ……人死多属鸟葬, 狐狸丛食, 蝇蚋姑撮, 惨不忍闻, 惟此地某酋长独怜而合葬之”。由此可见, 交趾出兵广西的同时, 还不时侵入大理东南边境。《越史略》卷2李乾德会丰五年丙子(1096) 记载木师黎文盛有大理奴, 或即此一时期从大理边境掳掠而去的。

段正严时, 交趾发生内哄, 李乾德庶出之子翁申利出奔大理。《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43记载此事:“绍兴九年(1139) 六月二十七日, 广西经略安抚司言:探得李乾德有妾生一子奔入大理国寄养, 改姓赵, 名智之, 自号平王。知阳焕(李乾德之侄) 死, 天祚(阳焕之子) 为郡王, 大理国遣还, 现在安南龙令州驮河驻扎, 要与天祚交割王位, 天祚领兵对敌。又探得赵智之差人赉金五十两、象一头, 称欲进奉, 借兵本司。已密令沿边溪洞首领, 如有文字到即婉顺说谕约回。及探知安南州郡尽降智之, 惟蛮人不服, 相敌势力不及, 情愿归明朝廷”。大理趁李阳焕死、李天祚新立之际, 令翁申利返回交趾, 争夺王位。得到大理的支持, 翁氏连战告捷, 迅速占领了交趾北部的广大地区。但为时不长, 翁氏即被击败, 为人所擒。《越史略》卷3记载:绍明三年(1139) , “翁申利, 自称仁宗(李乾德) 之子, 据上源州以叛, 僭号平皇, 有众千余人。二月, 诏谏议大夫刘禹击之, 为利所败。利出据西侬州, 破之。利奔谅州, 为太傅苏灵成所擒, 送京师斩之。”这样, 大理企图利用交趾内哄从中渔利的打算也就彻底破灭了。

翁申利夺位事件之后, 大理与交趾的往来疏于记载。《越史略》卷3李龙干天资嘉端四年(1189) 记载有大理僧人惠明、戒日等朝越, 说明翁申利死后大理与交趾的关系有所改善, 趋向友好。

[48]占城亦在大理东南, “东至海, 西至云南, 南至真腊国, 北至州界”。真腊亦名占腊,

[49]“在占城之南, 东际海, 西接蒲甘, 南抵加罗希”。除了贸易关系之外, 大理国是否与这些

国家有过其他交往, 目前还没有获得证据。

[50]缅国, 后称蒲甘, 在大理西南, “自大理国五程至其国”。11世纪中叶, (1044

-1077) 统一缅甸大部分地区建立蒲甘王朝, , 大理便与蒲甘频繁发生了接触。哈威《缅甸史纲》称:长有些来向他称臣纳贡, 边营43处; 其中有33, (Kanngsin ) 、康唐(Koungton ) 、((Y inhke ) 、莫打(M oda ) 、杰沙(Katha ) 、格(T , 摩谷者有庙当(M yadaung ) 、太公(T agaung ) () (Kyanhnyat ) 、三帕纳哥(Sam panago ) , 在曼德勒者有) 塞亚(Kon thaya ) 、玛威塔亚(M agw etaya ) 、叶南塞(桑(yo ) 、麻达亚(M adaya ) 、色克金(T hetdegyin ) 、威音达克(W ) (Toungbyon ) 、苗丁(M yob in ) , 在皎释者有梅克亚(M okkaya ) 、达昂(T a O n ) 、孟桑(M yin sn ig ) 、梅沙(M yittha ) , 在梅克的拉者有黑伦德(H laingdet ) 、塞加亚(T hagaya ) 、娘岩(N yaung Yan ) , 在亚美森者有希威苗(Shw em yo ) , 在洞吾者有苗拉(M yoh la ) 、克林(Kelin ) 、思瓦(Sw a ) , 等等。这些争对掸族各部建立的边营, 大多分布在大理国边境一带。因此, 可以肯定, 向阿奴律陀表示友好的“掸族酋长”都是大理国所属的金齿百夷各部。那么, 蒲甘王国自一建立, 大理国便与之有了半官方往来。之后, 阿奴律陀又亲自出访了大理。哈威《缅甸史纲》称:“他(指阿奴律陀) 又带着水陆军队, 进到现在的八莫以外, 侵入南诏王国。南诏王(U tibw a ) 自然封起京都大理的城门, 拒纳这位不速之客, 安诺拉塔(即阿奴律陀别译) 就驻札城外, 经过一个时期, 两位君王互致赠礼, 言归于好, 虽然据缅人说他们曾给南诏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但并没能从南诏王手里得到那个极其宝贵的佛牙; 他只得到一尊玉佛, 也可与佛牙媲美。带着这件胜利品, 安诺拉塔提兵回国, 沿途巡视各掸族国家, 接受他们的朝贡。掸族中最大的国家毛国(M aw ) , 即毛贡(M ogaung ) , 将

”(第25页) “毛国”即木邦, 大理时期称为“孟一个女儿梭曼拉(Sawm unh la ) 献给他为后。

都”, 属镇西镇管辖。阿奴律陀此次出访大理, 表面看是为了得到一枚佛牙, 而实际是为了安定北境。貌丁昂《缅甸史》称:“高棉人进攻的危险不复存在了, 阿奴律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南诏。为了替骠人雪耻, 他发起了一场反对泰人王国的战役, 并且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反击。他前往南诏表现上是要获得南诏人所保存的圣迹——佛牙, 但是就象要求直通的经典一样, 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对方进贡。使阿奴律陀感到高兴的是, 南诏王顺从了, 给了他许多礼品, 包括一件佛牙的复制品。编年史书隐约提到, 阿奴律陀试图以小乘佛教取代南诏盛行的大乘佛教, 但是没有成功。然而, 阿奴律陀还是非常满意, 因为他去南诏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南诏干涉他征服他的王国东部的泰——掸人。因此, 他从南诏回国后就巡游掸人国家, 接受掸人首领们效忠。这些首领都列入‘小王国’或‘日落王国’之列。”(贺圣达译, 第30-31页) 阿奴律陀此次出访系带兵进行,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称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大理的战争, 并且没有遭到反击便进到了大理国都, 则与情理有悖了。果真如此, 关于大理国的史籍中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而且, 由缅北至于大理国都不啻千里, 蒲甘军队没有遭到军事力量并不太弱的大理军队的抵抗,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 称阿奴律陀此次出兵不仅征服了金齿各部, 而且迫使了大理称臣纳贡, 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可能的情况是, 阿奴律陀兵临之

城并非大理国都, 而是金齿之地的某一重镇。由于大理国民闭城坚守, 阿奴律陀久战无功, 遂转而与大理和解, 双方互致赠礼, 结成睦邻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金齿百夷各部重新对阿奴律陀表示了特别的亲近, 但并没有因此脱离大理而归顺蒲甘。

根据哈威《缅甸史纲》“缅甸大事年表”记载, 段正淳时(1104) , 蒲甘曾经遣使出使大理。诸本《南诏野史》并称:“乙酉() , 进白象、香物。”有学者认为, , [51]甸地那悉林。显然, , 《南诏野史》记

载:“政和五年(1115) , 缅人进金花“缅甸大事年表”:1115年, “缅甸使节聘云南”, 第43页:) 遣使到南诏, 进贡金银花, 犀牛角, 与象牙; , , 他想要南诏的佛牙, 但终未得到。”() 夏, 大理国遣使杨贤时彦贲, 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 , 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 并称大理国王封号, 、金书《大威德经》二卷。”由此可见, 大理国后期之初, 蒲甘与。

此外, 在大理国时期, 南海诸国并印度、西亚均与大理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张胜温画卷》第131-134开绘“十六大国王众”, 多为异域人貌, 或持莲花, 或捧海螺, 或横翎毛, 或数念珠, 服饰不一, 形态各异。按, 张道宗《记古滇说集》记载:“大中十年(856年) , (劝丰佑) 王建五花楼, 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大君长。”冯苏《滇考》卷上所载亦同。由此可知, 南诏时期已有“十六国”之说, 然为“西南夷”之属, 故王称“大君长”。

但从《张胜温画卷》所绘形象分析, “十六国”当不尽为“西南夷”属, 而应有东南亚、南亚之属, 故多梵像。乾隆序称为“天竺十六国王”, 决非妄说。倪本《南诏野史》称“段兴智死, ”时, 段虽失国, 十六国犹遣使祭吊“。与上呼应, 《张胜温画卷》所绘当决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 大理国周边或的确是有十六个邦国存在, 而大理国与这些邦国的关系也的确是较为友好的。

由上不难看出, 大理国时期, 东南亚各国与大理的官方、半官方并民间交往颇为频繁, 其中既有军事冲突, 也有友好往来。美籍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在其《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称:“然而, 后来的一段时期中, 无论在大理国, 还是在蒲甘或安南以及其他任何东南亚国家间, 都没有发生激烈的军事和活跃的外交活动的记录。”(林超民译, 第190-191页) 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注释

[1]《宋史・字文常传》。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

[3]《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58、59。按:王应麟《玉海》卷153亦载, 宁超:《“宋挥玉斧”辨》, 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

[4]参见刘复生:《从“宋挥玉斧”说起》, 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 宁超:《宋挥玉斧与大理国》, 载《楚州古今》1993年第2期等。

[5]《滇载记》:“王金斌既平蜀, 欲因兵威取滇, 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 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 段氏得以睨临爨　人以长世焉。”(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7与此同)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宋太祖鉴此, 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由弃此险, 遂成郑、赵、杨、段氏三百余年之僭。”(章潢《图书编六则》与此同) 。冯苏《滇考》卷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 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 于是云南不通中国矣。”如此等

等。

[6]参见方国瑜:《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 载《滇史论丛》第一辑;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100-102页等。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

[8]木芹:《南诏野史会证》第231页。

[9][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11][12]杨佐:《云南买马记》。

[13]参见方国瑜:[14]、[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之44。[

16]李攸:《宋朝事实》卷[17]王禹:[18]王4[]]:230页、271页。

[[。

[21]。

[23]范镇:《乞追还黎、雅屯驻兵状》, 载《宋代蜀文辑存》卷8。

[24]冯苏:《滇考》卷上。另见(胡本) 《南诏野史》、《滇载记》、诸葛元声《滇史》卷8等。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5。另见《宋史・大理国传》、李攸《宋朝事实》卷12、王应麟《玉海》卷154、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卷6等。

[26][31][34][35][42]《宋史・大理国传》。

[27](胡本) 《南诏野史》。

[28][29]《宋史・大理国传》。按:冯苏《滇考》卷上、诸葛元声《滇史》卷8并《古通纪浅述》等并称此次李紫琮等人使宋尚携有马匹、麝香诸物并及乐人, 而《大理国传》将之系于次年。

[30][37]冯苏:《滇考》卷上。

[32]张志淳:《南园漫录・辞学指南》。

[33][36]周:《清波杂志》卷6。

[38][39]《宋史・大理国传》。另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

[40]王应麟:《玉海》卷153。

[41](胡本) 《南诏野史》。

[43]《宋史・孟珙传》。

[44]倪蜕:《滇云历年传》卷5。

[45][5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

[46]《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30。

[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

[48]《宋史・占城国传》。

[49]《宋史・真腊国传》。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