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２５卷第１期
枣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的背后“风格”
———读《山乡巨变》
朱杰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１９５８年，周立波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小
批评者毫不客气
Ｐ３９８］
［３］［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
Ｐ４２４］
说发表的当年，即有人对他的《山乡巨变》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地指出：“在人物塑造—《山乡巨变》——特
［１］［
别是新人物的塑造上是有缺陷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正面的批评，还是侧面的辩护，它们其实都承认的风格偏《山乡巨变》“软”，所不同者，只在他们对于该风格的评价。可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在于，
周立波为什么会用这
样的风格来创作小说呢？《山乡巨变》
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大概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国家大事；毛泽东更是从王国藩合作社中看到了“我们
［２］［整个国家的形象”
，
而且，“在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
［１］［的出路’的迫切要求”
Ｐ４００］
。不久，另一
批评
位批评者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
该小说既没能反映“当时的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这一“主流、本质现象”又没能准确地体现党、“鲜明、
［１］［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Ｐ２２７］
，不用说，自觉以
“延座讲话”精神为创作指针的革命作家周立波，自然深感应该投入到这一“形象”创造工程中去。
可是，周立波又明确表示过他“从不跟人家抢题材”，
［５］［笑的行为”
Ｐ４０２］
。
面对这样严厉的批评，黄秋耘从“艺术风格”角度为周立波进行了辩护，指出，从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周立波经历了创作风格由“阳刚”向“阴柔”的转变；“阳刚”固然很好，“阴柔”也自有其存
［在的价值
在他看来，“抢题材是可在他那里，“题材”仅仅。
Ｐ６３４］
也就是而已，而且它的范围还相当“题材”宽泛，所以他说：“毛泽东同志讲的一切生活形式，包括很广，做道场也算在里面。此外，比如夫妻吵架，也是生活形式的一种。我到乡下，
［５］［
看。”
２］［Ｐ４１３～４１５］
接着，他分析说：“。《山
有关日
乡巨变》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日常生活，
［３］［
角落。”
在书中占有较如果听到人吵架，总要去看
多的篇幅。……作品之所以着重描写这些
正为的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
怎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
Ｐ４１５］
Ｐ４９８］
与之相呼应的，是周立波对于什么是
主义革命浪潮，“文学”的理解———“我们湖南农村里冬天的夜里，有些人家生一炉柴火，左邻右舍都走过来，围在炉边，大家随便地谈天，从年成聊到风俗，
从真事扯到鬼神，
Ｐ６３１］
然而最后，黄秋耘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概括时代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充分，
不够深刻，
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
天南海
北，古往今来，随意乱谈。在这一些谈片里，
［５］［就蕴含着文学的珠宝。”
在我看来，整部《山乡巨变》，正是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朱杰（１９８１－），男，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２００６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
变革研究。
・１０・
朱杰“风格”的背后———读《山乡巨变》
周立波上述这些看法的精确阐释———正是因为对他而言，“政治”仅仅只是个“题材”的问题，他就不可能像柳青那样，自觉地将解释“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糅合
到他创造有血有肉的梁生宝形象的“美学工程”中去。如此，我们方能理解柳青何以会这样解释梁生宝形象的重要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要求这样一个主人公，
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要求我这样
安排主人公。”
［６］［
Ｐ２８８］
———因此在柳青这
里，“题材”的问题，或者“写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对象”选择的问题，它更是与“怎么写”这个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闲庭信步般地书写“民风民俗”，还是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紧张紧紧地“嵌入”自身的写作，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由此出发，我们看到，在周立波笔下，
政治”并没能“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而是显得相当的表面化。《山乡巨变》的目标之一，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
是如何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的。可是在小说里，“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却更显得像是临时的“凑合”：合作化似乎仅仅只是几个干部的事情：邓秀梅、李月辉，以及刘雨生为了合作化四处奔走，等到任务完成了，邓秀梅也就离开了———似乎所谓的合作化，
无非只是个政策传达
加动员的问题；
我们还看到，《山乡巨变》
对爱情的处理同样显得奇怪：无论是盛淑
君与陈大春，还是刘雨生与盛佳秀，我们都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为了合作化而恋爱呢，还是为了恋爱而合作化。其中，刘雨生与盛佳秀之间的爱情关系，又尤其让人觉得突兀和缺乏逻辑必然，
似乎他们之间的突然
结合，仅仅是出于解决盛佳秀这个“钉子户”难题的需要。如此一样，爱情变得莫名其妙，“政治”———合作化———同样也变得莫名其妙了。
同时，
周立波式的“文学生产方式”
———围着火炉聊天，
从这样的闲聊中提取
文学要素———也决定了他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比如，周立波自己说，他与“亭面糊”的原型是天天在一起、经常在一起闲谈的，这当然是周立波能写活“亭面糊”
这个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因为聊天的内容———“从年成聊到风俗，
从真事扯到鬼
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决定了周立波的写作内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立波的笔下缺少“先进人物”，因为这样的聊天，这样的写作，本就与塑造“先进人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相差甚远啊！（想一想青年农民梁生宝那习惯性的沉思、以及那沉思所蕴含的先进农民的思想境界吧！）
所有这一切，也都进而决定了《山乡巨变》在小说“形式”方面的“缺陷”———在创作《山乡巨变》的同时，周立波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下放的一夜》，
当时的评论指
出：“这三篇小说有些像散文，
或者说，有
些像随笔。兴头一来，信笔写开，有些地方
显得离题很远。”
［７］［Ｐ５０９］
论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作者……谈到他写《山乡巨变》时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刻划，
而没有十分注意通
篇结构。这三个短篇小说，
也是这样的情
况。”
［７］［Ｐ５０９］
的确，当时就已经有读者对《山乡巨变》的“形式问题”提出了质疑：“作品的结构具有特点。每一个章节差不多都集中描绘一两个人物，
单独看某一章节也能引
人入胜。也有的读者说这样的结构显得零乱，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
心线索贯穿全篇。”
［８］［Ｐ３８５］
周立波自己解释
说，“结构显得零乱，是因为在描画人的肖像和再现运动行程两个方面，想得多些，没
有勉强地去生造一个整个的故事。”
［８］［Ｐ３８６］
但是，此时的中国所需要的，恰恰正是这样的“紧凑的故事”———要“讲述”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形象乃是一个全新的、脱离了旧式农民桎梏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社会主
义新人”与“国家大事”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同时，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又不绝非仅仅是“空洞的理念”，他必须以他丰满的血肉来取得“典型”的意义。不用说，要“讲故事”，就必须有“叙事”，而周立波式的“随笔”性的表达，是远远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１１・
“
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２５卷第１期
枣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立波的启示才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社会主义作家的挑
更为重要：只有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我们才能理解创造新的的艰难，“社会主义文学”因为它决非仅仅只是一个问题，它“题材”更涉及到其他一些重大的美学难题———比如新的新的“形式”、“人物”，等等———所
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才能更好理解周立波之后涌现的那些作家———比如柳青、比如浩然———的创作实践，和这实践所承载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２］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３］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４］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５］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５卷）［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６］柳青．柳青文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艾彤．三支社会主义颂歌———谈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８］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责任编辑：李成文］
怎么“运动？谁的“合作”？
张柱林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周立波说自己在创作时，《山乡巨变》着重考虑的是人物的创造，他的最好选择，
同时把农业合
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这就决定了
即采用入乡干部邓秀梅的
视角来结构全书，只有她才具有联系上下、掌握全面信息的可能。合作化运动可说是急风暴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
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
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区里给每个乡下达了指标，人人紧张。邓秀梅是团县委副书记，代表上级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非常多，
具有国
家意志的权威。但到了农村，她面对的困难
要想顺利地进行这场触及到每个
必须具备有效的策略
家庭每个人的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呢？或者说，她是怎样完成她的任务和指标的呢？她的有利条件是，
虽然可能还有少数敌对分子
土地改革让贫农
在阴谋活动，但国家政权已经非常巩固，而且战争胜利的余威犹存；
得利，普遍存在感恩心态，原先的神龛里如今挂着毛主席的大肖像；而在当时的“运动”社会中，产生了各种积极分子，党团组织也深入农村，
为开展运动奠定了很好的
党内右倾分子的
组织基础。她的不利条件是长期的私有制下农民的自私自利观念，不同意见，
还有可能存在的阶级敌人的破
坏。她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和措施。那么，由她主导下的这场清溪乡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张柱林（１９６６－），男，广西南宁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２００５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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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２５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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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的背后“风格”
———读《山乡巨变》
朱杰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１９５８年，周立波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小
批评者毫不客气
Ｐ３９８］
［３］［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
Ｐ４２４］
说发表的当年，即有人对他的《山乡巨变》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地指出：“在人物塑造—《山乡巨变》——特
［１］［
别是新人物的塑造上是有缺陷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正面的批评，还是侧面的辩护，它们其实都承认的风格偏《山乡巨变》“软”，所不同者，只在他们对于该风格的评价。可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在于，
周立波为什么会用这
样的风格来创作小说呢？《山乡巨变》
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大概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国家大事；毛泽东更是从王国藩合作社中看到了“我们
［２］［整个国家的形象”
，
而且，“在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
［１］［的出路’的迫切要求”
Ｐ４００］
。不久，另一
批评
位批评者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
该小说既没能反映“当时的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这一“主流、本质现象”又没能准确地体现党、“鲜明、
［１］［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Ｐ２２７］
，不用说，自觉以
“延座讲话”精神为创作指针的革命作家周立波，自然深感应该投入到这一“形象”创造工程中去。
可是，周立波又明确表示过他“从不跟人家抢题材”，
［５］［笑的行为”
Ｐ４０２］
。
面对这样严厉的批评，黄秋耘从“艺术风格”角度为周立波进行了辩护，指出，从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周立波经历了创作风格由“阳刚”向“阴柔”的转变；“阳刚”固然很好，“阴柔”也自有其存
［在的价值
在他看来，“抢题材是可在他那里，“题材”仅仅。
Ｐ６３４］
也就是而已，而且它的范围还相当“题材”宽泛，所以他说：“毛泽东同志讲的一切生活形式，包括很广，做道场也算在里面。此外，比如夫妻吵架，也是生活形式的一种。我到乡下，
［５］［
看。”
２］［Ｐ４１３～４１５］
接着，他分析说：“。《山
有关日
乡巨变》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日常生活，
［３］［
角落。”
在书中占有较如果听到人吵架，总要去看
多的篇幅。……作品之所以着重描写这些
正为的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
怎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
Ｐ４１５］
Ｐ４９８］
与之相呼应的，是周立波对于什么是
主义革命浪潮，“文学”的理解———“我们湖南农村里冬天的夜里，有些人家生一炉柴火，左邻右舍都走过来，围在炉边，大家随便地谈天，从年成聊到风俗，
从真事扯到鬼神，
Ｐ６３１］
然而最后，黄秋耘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概括时代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充分，
不够深刻，
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
天南海
北，古往今来，随意乱谈。在这一些谈片里，
［５］［就蕴含着文学的珠宝。”
在我看来，整部《山乡巨变》，正是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朱杰（１９８１－），男，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２００６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
变革研究。
・１０・
朱杰“风格”的背后———读《山乡巨变》
周立波上述这些看法的精确阐释———正是因为对他而言，“政治”仅仅只是个“题材”的问题，他就不可能像柳青那样，自觉地将解释“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糅合
到他创造有血有肉的梁生宝形象的“美学工程”中去。如此，我们方能理解柳青何以会这样解释梁生宝形象的重要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要求这样一个主人公，
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要求我这样
安排主人公。”
［６］［
Ｐ２８８］
———因此在柳青这
里，“题材”的问题，或者“写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对象”选择的问题，它更是与“怎么写”这个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闲庭信步般地书写“民风民俗”，还是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紧张紧紧地“嵌入”自身的写作，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由此出发，我们看到，在周立波笔下，
政治”并没能“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而是显得相当的表面化。《山乡巨变》的目标之一，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
是如何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的。可是在小说里，“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却更显得像是临时的“凑合”：合作化似乎仅仅只是几个干部的事情：邓秀梅、李月辉，以及刘雨生为了合作化四处奔走，等到任务完成了，邓秀梅也就离开了———似乎所谓的合作化，
无非只是个政策传达
加动员的问题；
我们还看到，《山乡巨变》
对爱情的处理同样显得奇怪：无论是盛淑
君与陈大春，还是刘雨生与盛佳秀，我们都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为了合作化而恋爱呢，还是为了恋爱而合作化。其中，刘雨生与盛佳秀之间的爱情关系，又尤其让人觉得突兀和缺乏逻辑必然，
似乎他们之间的突然
结合，仅仅是出于解决盛佳秀这个“钉子户”难题的需要。如此一样，爱情变得莫名其妙，“政治”———合作化———同样也变得莫名其妙了。
同时，
周立波式的“文学生产方式”
———围着火炉聊天，
从这样的闲聊中提取
文学要素———也决定了他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比如，周立波自己说，他与“亭面糊”的原型是天天在一起、经常在一起闲谈的，这当然是周立波能写活“亭面糊”
这个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因为聊天的内容———“从年成聊到风俗，
从真事扯到鬼
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决定了周立波的写作内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立波的笔下缺少“先进人物”，因为这样的聊天，这样的写作，本就与塑造“先进人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相差甚远啊！（想一想青年农民梁生宝那习惯性的沉思、以及那沉思所蕴含的先进农民的思想境界吧！）
所有这一切，也都进而决定了《山乡巨变》在小说“形式”方面的“缺陷”———在创作《山乡巨变》的同时，周立波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下放的一夜》，
当时的评论指
出：“这三篇小说有些像散文，
或者说，有
些像随笔。兴头一来，信笔写开，有些地方
显得离题很远。”
［７］［Ｐ５０９］
论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作者……谈到他写《山乡巨变》时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刻划，
而没有十分注意通
篇结构。这三个短篇小说，
也是这样的情
况。”
［７］［Ｐ５０９］
的确，当时就已经有读者对《山乡巨变》的“形式问题”提出了质疑：“作品的结构具有特点。每一个章节差不多都集中描绘一两个人物，
单独看某一章节也能引
人入胜。也有的读者说这样的结构显得零乱，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
心线索贯穿全篇。”
［８］［Ｐ３８５］
周立波自己解释
说，“结构显得零乱，是因为在描画人的肖像和再现运动行程两个方面，想得多些，没
有勉强地去生造一个整个的故事。”
［８］［Ｐ３８６］
但是，此时的中国所需要的，恰恰正是这样的“紧凑的故事”———要“讲述”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形象乃是一个全新的、脱离了旧式农民桎梏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社会主
义新人”与“国家大事”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同时，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又不绝非仅仅是“空洞的理念”，他必须以他丰满的血肉来取得“典型”的意义。不用说，要“讲故事”，就必须有“叙事”，而周立波式的“随笔”性的表达，是远远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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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２５卷第１期
枣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立波的启示才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社会主义作家的挑
更为重要：只有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我们才能理解创造新的的艰难，“社会主义文学”因为它决非仅仅只是一个问题，它“题材”更涉及到其他一些重大的美学难题———比如新的新的“形式”、“人物”，等等———所
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才能更好理解周立波之后涌现的那些作家———比如柳青、比如浩然———的创作实践，和这实践所承载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２］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３］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４］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５］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５卷）［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６］柳青．柳青文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艾彤．三支社会主义颂歌———谈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８］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Ａ］．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责任编辑：李成文］
怎么“运动？谁的“合作”？
张柱林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周立波说自己在创作时，《山乡巨变》着重考虑的是人物的创造，他的最好选择，
同时把农业合
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这就决定了
即采用入乡干部邓秀梅的
视角来结构全书，只有她才具有联系上下、掌握全面信息的可能。合作化运动可说是急风暴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
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
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区里给每个乡下达了指标，人人紧张。邓秀梅是团县委副书记，代表上级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非常多，
具有国
家意志的权威。但到了农村，她面对的困难
要想顺利地进行这场触及到每个
必须具备有效的策略
家庭每个人的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呢？或者说，她是怎样完成她的任务和指标的呢？她的有利条件是，
虽然可能还有少数敌对分子
土地改革让贫农
在阴谋活动，但国家政权已经非常巩固，而且战争胜利的余威犹存；
得利，普遍存在感恩心态，原先的神龛里如今挂着毛主席的大肖像；而在当时的“运动”社会中，产生了各种积极分子，党团组织也深入农村，
为开展运动奠定了很好的
党内右倾分子的
组织基础。她的不利条件是长期的私有制下农民的自私自利观念，不同意见，
还有可能存在的阶级敌人的破
坏。她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和措施。那么，由她主导下的这场清溪乡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张柱林（１９６６－），男，广西南宁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２００５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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