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科技发展
人类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科学技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也已发展了很长时间。什么是科技呢？科技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科学与技术。科学，指的是理论上的知识，而技术则是人类把科学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方法。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是科学而非技术。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是勤奋聪明的，于是我们有了四大发明，我们有了浑天仪与地动仪；我们有了勾股定理与对圆周率的推算，我们有了《九章算术》；我们有了《本草纲目》，我们有了《黄帝内经》；我们有了《山海经》《水经注》；我们有了《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诸多事实都证明了古代中国不愧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但是这种科学不同于我们现代的科学。什么是现代的科学呢？我认为现代的科学大多包涵了一些西方的思想，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定量定性的研究，以获得普遍规律，有了这些普遍规律，我们就可以处理很多具体问题，这就是现代的科学。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实质上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积累上的。这与当时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是脱不开干系的，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时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那时的老百姓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发展科技，所以研究科学技术，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举几个具体例子：造纸技术的改进是在宫廷官员领导下取得的，经过皇帝下令推广。张骞、班超、甘英等探险家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由朝廷组织的。火药虽然来自炼丹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炼丹家不但无法生活，更没有炼丹必须的设备和原料。标志航海技术水平的郑和远航，完全是由国家组织领导的。各朝都把天文的机构——司天监由高级官吏太史令直接领导。皇帝还经常过问天文观测的历法改革。我国所以有世界最丰富的天象记录，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从直观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缺少欧洲近代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得出普遍的科学规律和定则来。这说明它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弊病：（1）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入微，是中国学者的一大特长。比如，人人都看到过下雪现象，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能首先发现雪花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几何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每一个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却从不深究，更未从几何学的角度去作探讨。这和古希腊几何学形成鲜明对照。（2）中国学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协调的正确思想，但也会妨碍对自然的研究，更无益于对人事的研究。中国有对太阳黑子、彗星、陨石雨、日晕、月晕、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观察和记录，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它们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3）科学实验是建立近代科学的基础。不进行实验，便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实验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期结果。中国古代的学者缺少这方面的传统训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阳明“格竹子”。王阳明是影响几代人的大学问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生长的机理，一连坐了3昼夜，终于病倒；他继而静观7天，仍无所获，他便得出道理，认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这些大思想家认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研究自然事物变成了心性之学。
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近代科学的，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又有哪些呢？（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土壤。（2）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3）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把大量知识分子迫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
观察研究的歧途，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4）教育的落后。中国封建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封建官吏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而在教育上采取的私塾教育，既不利于科学间的互相融合，也不利于培养大批人才。总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精神，甚至到了封建王朝的盛衰，可以决定科学家的成就的地步。这一点从“匠”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在封建官僚社会里，科学家、技师、工匠不像在古希腊或近代欧洲那样，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服从于封建国家。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式的复杂机械，如早期的水车和历代水力趋动的天文仪器，不是在皇家宫廷制作，便是在地方豪门的家庭作坊里产生。这些科学家、技师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于官吏的食客。张衡、杜诗、蔡伦、宇文恺、李诫、苏颂、沈括、燕肃、郭守敬都是做过官的人，马钧、耿询、丁谖则是依附于豪门贵族的门人。因此，科学家们的成就，就往往取决于封建国家的盛衰。大体说来，封建国家国势强盛时，诸如天文学、都邑营造、车服器械等方面，就会有所发展，反之，就无所建树。百工的地位，比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科学家更低的多。他们从事的职业往往被称为“贱业”的倍受歧视。百工的技艺常常通过血统延嗣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具有浓厚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绝嗣，世代辛勤积累的宝贵技艺就会频于失传。这种恪守祖传的技术模式妨碍技术的交流，并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与局限性给我们了很多启示，归根结底，还是邓小平说得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大量科学人才，不再重蹈覆辙。
浅谈中国科技发展
人类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科学技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也已发展了很长时间。什么是科技呢？科技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科学与技术。科学，指的是理论上的知识，而技术则是人类把科学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方法。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是科学而非技术。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是勤奋聪明的，于是我们有了四大发明，我们有了浑天仪与地动仪；我们有了勾股定理与对圆周率的推算，我们有了《九章算术》；我们有了《本草纲目》，我们有了《黄帝内经》；我们有了《山海经》《水经注》；我们有了《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诸多事实都证明了古代中国不愧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但是这种科学不同于我们现代的科学。什么是现代的科学呢？我认为现代的科学大多包涵了一些西方的思想，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定量定性的研究，以获得普遍规律，有了这些普遍规律，我们就可以处理很多具体问题，这就是现代的科学。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实质上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积累上的。这与当时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是脱不开干系的，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时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那时的老百姓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发展科技，所以研究科学技术，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举几个具体例子：造纸技术的改进是在宫廷官员领导下取得的，经过皇帝下令推广。张骞、班超、甘英等探险家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由朝廷组织的。火药虽然来自炼丹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炼丹家不但无法生活，更没有炼丹必须的设备和原料。标志航海技术水平的郑和远航，完全是由国家组织领导的。各朝都把天文的机构——司天监由高级官吏太史令直接领导。皇帝还经常过问天文观测的历法改革。我国所以有世界最丰富的天象记录，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从直观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缺少欧洲近代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得出普遍的科学规律和定则来。这说明它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弊病：（1）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入微，是中国学者的一大特长。比如，人人都看到过下雪现象，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能首先发现雪花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几何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每一个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却从不深究，更未从几何学的角度去作探讨。这和古希腊几何学形成鲜明对照。（2）中国学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协调的正确思想，但也会妨碍对自然的研究，更无益于对人事的研究。中国有对太阳黑子、彗星、陨石雨、日晕、月晕、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观察和记录，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它们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3）科学实验是建立近代科学的基础。不进行实验，便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实验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期结果。中国古代的学者缺少这方面的传统训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阳明“格竹子”。王阳明是影响几代人的大学问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生长的机理，一连坐了3昼夜，终于病倒；他继而静观7天，仍无所获，他便得出道理，认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这些大思想家认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研究自然事物变成了心性之学。
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近代科学的，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又有哪些呢？（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土壤。（2）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3）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把大量知识分子迫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
观察研究的歧途，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4）教育的落后。中国封建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封建官吏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而在教育上采取的私塾教育，既不利于科学间的互相融合，也不利于培养大批人才。总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精神，甚至到了封建王朝的盛衰，可以决定科学家的成就的地步。这一点从“匠”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在封建官僚社会里，科学家、技师、工匠不像在古希腊或近代欧洲那样，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服从于封建国家。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式的复杂机械，如早期的水车和历代水力趋动的天文仪器，不是在皇家宫廷制作，便是在地方豪门的家庭作坊里产生。这些科学家、技师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于官吏的食客。张衡、杜诗、蔡伦、宇文恺、李诫、苏颂、沈括、燕肃、郭守敬都是做过官的人，马钧、耿询、丁谖则是依附于豪门贵族的门人。因此，科学家们的成就，就往往取决于封建国家的盛衰。大体说来，封建国家国势强盛时，诸如天文学、都邑营造、车服器械等方面，就会有所发展，反之，就无所建树。百工的地位，比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科学家更低的多。他们从事的职业往往被称为“贱业”的倍受歧视。百工的技艺常常通过血统延嗣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具有浓厚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绝嗣，世代辛勤积累的宝贵技艺就会频于失传。这种恪守祖传的技术模式妨碍技术的交流，并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与局限性给我们了很多启示，归根结底，还是邓小平说得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大量科学人才，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