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聘请和使用洋人，兴办洋务事业，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举措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外聘洋人出现重大失误，终未能实现“能用洋人而不被洋人所用”的目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聘用洋人；失误 [作者简介]刘美玲，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湖南湘潭411201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13-03 一 19世纪6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其国内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纷纷把掠夺矛头指向了国外，地大物博、闭关自守的清王朝自然成了他们目标。他们用尽了商品输入、外交等众多手段均效果不彰，最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使清政府的“天朝上国”之梦彻底破灭。经过战败洗礼的清朝统治者因外国的“坚船利炮”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继而开始“师夷”，聘用起洋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运动史上，农民起义从来不曾被封建统治者忘怀过，清朝也不例外，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南的苗民起义、西北的回民起义等发生，正动摇着封建统治。每一个王朝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会不垂死挣扎而自动下台的，要不就依靠其残存的力量来残酷镇压，要不就借助外援。对清王朝来说，其绿营兵、八旗兵显然已到了气衰力竭的地步，已无力镇压起义军了，于是只好借助外援。此时，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威胁兼利诱地声称，将援助清王朝镇压起义军，并为此送来了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等。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时候，本应以民族危亡――外患为重。而清政府却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由是观之，内忧亦是清政府聘用洋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清王朝落伍了。在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被迫“师夷”，聘用起洋人来。 二 从1860年，清政府聘用美国人华尔开始，一大批洋人相继进入洋务事业各部门中，他们曾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李鸿章等清朝洋务大臣在引进、管理外聘洋人上采取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政策，但亦出现重大失误。失误主要有三： (一)聘洋人主政。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 总理衙门又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总揽全部洋务事宜的最高机构。据史料记载，1861年清政府正式聘请了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聘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把经办各国税务、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的全权交给了外国人。中国人在海关中实际上只能任译员、中文秘书或巡役、听差、司门、司夜、排印工等最低下的工作，“无异下等仆役，供其奔走”，华人“虽以茂才孝廉，欲谋一海关位置，而亦见拒者矣”，直至1907年，海关税务司中没有一个中国人。1911年9月赫德死时，在总税务司公署的外籍“内部职工”中，“152名英国人，38名德国人，32名日本人，31名法国人，15名美国人，14名俄国人，9名意大利，7名葡萄牙人，6名挪威人，6名丹麦人，5名荷兰人，5名比利时人，4名瑞典人，3名西班牙人，还有1名朝鲜人”，总数三百余人，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如赫德统治中国海关45年之久。他不仅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大权，而且肆意扩大其行政权，掠夺了中国对外轮的行水权，扩大了海关税务司对海关案件的审判权，又将中国的邮政权也控制在其手中；他不仅操纵着海关大权，而且还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1865年其向清政府呈交的《局外旁观论》中，要求清政府这样做或那样做，教训中国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而1873年的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中又要求清政府“雇用西人，重其事权”；除此之外，清政府任命封建官吏也受其影响，1867年，清政府任命的云贵总督和四川总督就是赫德提名的。“他(赫德)常常被征求意见，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洋人控制了海关的行政，制定了殖民性的海关制度，使中国海关主权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除此之外，隶属总理衙门的其他部门亦大体如此，整个机构变成了洋人的机构，清政府聘用洋人主政，严重损害了中国的行政、外交主权，自己则沦为列强的代理人。 (二)聘洋人为将，御侮自强，无异于与虎谋皮 晚清时期，聘请洋人为将共有两次。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布“借师助剿”。聘请华尔、白齐文、戈登等担任常胜军的统领，勒伯勒东、达耳第福、德克碑为常捷军统领；另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侮，聘请德国人来春石泰等35人，在江南编练自强军，由来春石泰任全军统领，其余营哨各官亦由德国人担任。不可否认，洋人在军队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一使清政府的军队数量增多，二使军队受到了较为正规的训练，在洋教官们的教习下，一部分将士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的确有了提高。但教训亦是深刻的，表现在： 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与列强反动势力勾结，“借师助剿”。毛泽东曾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了，这少不了洋人的功劳。1862年4月初，何伯(英国侵华海军司令)率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共二千余人，又“约同新到之俄国兵数十名”，联合清军，向沪西的……太平军阵地进攻；侵略军攻陷宁波后。成立“中法混合军”(长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英国兵舰，清军炮艇，法国船只，英、美、法三国军官教练的兵痞……向太平军进犯；而以税务司日意格为首的法国人在1866年为清政府训练了洋枪队二千名、洋炮队二百名，成为1867年镇压捻军的重要力量。由于清统治者不仅聘用洋人训练军队(如淮军)，而且雇佣了洋人指挥作战，农民起义最终被镇压了，正如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领导人洪仁圩在总结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所说：“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站在清王朝的角度上来看，通过“借师助剿”，妥协投降，使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延长了几十年，但清政府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领土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如果说借师“剿匪”对清王朝苟延残喘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么聘用洋人为将，企图御侮自强就根本失策了。西方列强是不会容许外聘洋人训练出能与自己为敌的清军来的，刽子手戈登就在1880年对香港当局说过：“中国如有强大武装。一定会完全不依靠外国。”曾任海军提督的薛斐尔
说：“阻止中国武装起来，才真正有利于西方。”中日甲午战争中，那些外国军官和顾问们，考虑较多的不是如何帮助清政府打胜仗，而是积极怂恿清军向侵略者投降。洋务派聘用洋人在“御侮”上作用是甚微的，御侮自强，无异于与虎谋皮。 更何况所聘洋将，有各国列强袒护，日益骄横。时有不听中方调遣之事发生，使兵权旁落洋人之手。常胜军统领华尔在取得几次胜利后“渐觉志满气骄，隐然以常胜军为己所部，进止自为主持，每遇出队，不能如官军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羁勒之意”；“白齐文恃有英国袒护，日渐肆横”。不仅拒绝执行助剿命令，反而“抢去准备发饷之银4万余元”；而戈登与李鸿章发生冲突后。声称要带常胜军与清军开仗；自强军延用洋将30余人，该“洋将和平受商者固不乏人，而骄悍傲戾，遇事挟制者，亦复不少”，且各国皆想借“将”干预我国兵权，聘洋人为将，是清政府一大失策之处。 (三)聘用洋人良莠不齐、用非所长。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浪费 1893年，周景勋在《论铁政书》中，对所聘用洋人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受聘洋员、良莠不齐，约分三等。其上者聪明卓绝，别具奇思，大抵业精于专，质刚而锐，崇信重义，戒惰恶贪，操作有恒，朴诚无华，认真办事，出于性成，此其所长也。其中者，亦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遇事躬亲，不旷厥职，至别出心裁，非尽人皆得，此其次也。下等者，骄悍欺人，不遵约束，资质多钝，固执不通，垄断居奇，党同伐异，至若眈淫酗酒，更甚华人，近来到中国愈久。习染愈深，轻薄中华，夸张傲恃，其黠者，每妒人之师其技也，或秘不尽传，或不为心力，担延时日，恋取薪金，诡诈相师，狡狯百出。间有本非专业，挟技售欺。”。周景勋对对晚清所聘洋人的划分反映了当时引进人才的概貌。 中国近代企业也的确通过聘用洋人，借鉴其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企业摒弃了官场习气，按照常规进行买卖而发展起来。但列强是不会让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危及他们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注定了外聘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传授给中国人。如部分外聘洋人技艺不高，1875年1月，在大沽炮台试射由马格里控制的金陵制造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的大炮时，炸死炸伤18人，“李鸿章将马格里召至天津，令其亲自试放，亦同样发生爆炸”；一直被盛宣怀重用的洋人赖伦也被认为“于萍矿内外工程布置诸多失当”(《盛档、盛宣怀致李维络函》)。他们技艺不高，却通过受聘占据各种要职，如“汉阳铁厂，从总工程师以下的10个部门中的24名主要技术人员中几乎全是洋员(只有一名华人工程师)”(《盛档、汉阳铁厂洋员及华工程师名录》)，“招商局直到1930年船主都是洋员把持”(《盛档、削潘致盛宣怀函》)，在江南制造局造船厂中雇佣洋匠多至十四人，厂中事务，皆系巴斯主事。这些操纵大权的典型人物有：招商局总船主蔚霞、电报局总管博怡生、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金达……他们还以权谋私：招商局的蔚霞当时的月薪就有七百两(银元)之多，但他贪心不足，“招商局在外国所造之船和在庐所修之船并水脚回头，一切九五折”(《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从中谋取私利。 此外，误用洋人、用非所长，还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清政府聘用洋人的出发点无疑是用其所长，但在实际聘用洋人过程中，用非所长的事时有发生。如：轮船招商局所聘总船主蔚霞是“机器司出身，不晓驾驶诸法，不知各船主优劣”，用为总船主实属不当；北洋海军延聘德国人汉纳根为副统领，可是该洋员“乃陆军武员，非水师出身，亦用违其才”，后北洋大臣又用英国人马格禄取代汉纳根，而“马格禄乃商船学堂出身，曾当怡和一南浔船主，只知驾驶，于水战诸法茫乎未知，无策可画，无令可出”。郑观应不由感叹：“所用人才如此，安得不败。” 聘请洋员的薪水等费用很昂贵，“如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光绪五年，洋矿师、洋匠等的薪水、伙食、购置生活用品等费竟占该局全部经费的32.8％”。所聘“非人”，良莠不齐，用非所长，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对新式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清政府在聘用洋人上犯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清政府将外聘洋人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力量，待为上客，但正如胡绳所说：“他们只是在当时列强侵略者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 [责任编辑 白云]
[摘要]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聘请和使用洋人，兴办洋务事业，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举措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外聘洋人出现重大失误，终未能实现“能用洋人而不被洋人所用”的目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聘用洋人；失误 [作者简介]刘美玲，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湖南湘潭411201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13-03 一 19世纪6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其国内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纷纷把掠夺矛头指向了国外，地大物博、闭关自守的清王朝自然成了他们目标。他们用尽了商品输入、外交等众多手段均效果不彰，最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使清政府的“天朝上国”之梦彻底破灭。经过战败洗礼的清朝统治者因外国的“坚船利炮”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继而开始“师夷”，聘用起洋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运动史上，农民起义从来不曾被封建统治者忘怀过，清朝也不例外，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南的苗民起义、西北的回民起义等发生，正动摇着封建统治。每一个王朝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会不垂死挣扎而自动下台的，要不就依靠其残存的力量来残酷镇压，要不就借助外援。对清王朝来说，其绿营兵、八旗兵显然已到了气衰力竭的地步，已无力镇压起义军了，于是只好借助外援。此时，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威胁兼利诱地声称，将援助清王朝镇压起义军，并为此送来了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等。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时候，本应以民族危亡――外患为重。而清政府却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由是观之，内忧亦是清政府聘用洋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清王朝落伍了。在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被迫“师夷”，聘用起洋人来。 二 从1860年，清政府聘用美国人华尔开始，一大批洋人相继进入洋务事业各部门中，他们曾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李鸿章等清朝洋务大臣在引进、管理外聘洋人上采取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政策，但亦出现重大失误。失误主要有三： (一)聘洋人主政。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 总理衙门又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总揽全部洋务事宜的最高机构。据史料记载，1861年清政府正式聘请了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聘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把经办各国税务、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的全权交给了外国人。中国人在海关中实际上只能任译员、中文秘书或巡役、听差、司门、司夜、排印工等最低下的工作，“无异下等仆役，供其奔走”，华人“虽以茂才孝廉，欲谋一海关位置，而亦见拒者矣”，直至1907年，海关税务司中没有一个中国人。1911年9月赫德死时，在总税务司公署的外籍“内部职工”中，“152名英国人，38名德国人，32名日本人，31名法国人，15名美国人，14名俄国人，9名意大利，7名葡萄牙人，6名挪威人，6名丹麦人，5名荷兰人，5名比利时人，4名瑞典人，3名西班牙人，还有1名朝鲜人”，总数三百余人，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如赫德统治中国海关45年之久。他不仅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大权，而且肆意扩大其行政权，掠夺了中国对外轮的行水权，扩大了海关税务司对海关案件的审判权，又将中国的邮政权也控制在其手中；他不仅操纵着海关大权，而且还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1865年其向清政府呈交的《局外旁观论》中，要求清政府这样做或那样做，教训中国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而1873年的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中又要求清政府“雇用西人，重其事权”；除此之外，清政府任命封建官吏也受其影响，1867年，清政府任命的云贵总督和四川总督就是赫德提名的。“他(赫德)常常被征求意见，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洋人控制了海关的行政，制定了殖民性的海关制度，使中国海关主权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除此之外，隶属总理衙门的其他部门亦大体如此，整个机构变成了洋人的机构，清政府聘用洋人主政，严重损害了中国的行政、外交主权，自己则沦为列强的代理人。 (二)聘洋人为将，御侮自强，无异于与虎谋皮 晚清时期，聘请洋人为将共有两次。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布“借师助剿”。聘请华尔、白齐文、戈登等担任常胜军的统领，勒伯勒东、达耳第福、德克碑为常捷军统领；另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侮，聘请德国人来春石泰等35人，在江南编练自强军，由来春石泰任全军统领，其余营哨各官亦由德国人担任。不可否认，洋人在军队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一使清政府的军队数量增多，二使军队受到了较为正规的训练，在洋教官们的教习下，一部分将士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的确有了提高。但教训亦是深刻的，表现在： 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与列强反动势力勾结，“借师助剿”。毛泽东曾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了，这少不了洋人的功劳。1862年4月初，何伯(英国侵华海军司令)率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共二千余人，又“约同新到之俄国兵数十名”，联合清军，向沪西的……太平军阵地进攻；侵略军攻陷宁波后。成立“中法混合军”(长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英国兵舰，清军炮艇，法国船只，英、美、法三国军官教练的兵痞……向太平军进犯；而以税务司日意格为首的法国人在1866年为清政府训练了洋枪队二千名、洋炮队二百名，成为1867年镇压捻军的重要力量。由于清统治者不仅聘用洋人训练军队(如淮军)，而且雇佣了洋人指挥作战，农民起义最终被镇压了，正如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领导人洪仁圩在总结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所说：“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站在清王朝的角度上来看，通过“借师助剿”，妥协投降，使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延长了几十年，但清政府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领土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如果说借师“剿匪”对清王朝苟延残喘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么聘用洋人为将，企图御侮自强就根本失策了。西方列强是不会容许外聘洋人训练出能与自己为敌的清军来的，刽子手戈登就在1880年对香港当局说过：“中国如有强大武装。一定会完全不依靠外国。”曾任海军提督的薛斐尔
说：“阻止中国武装起来，才真正有利于西方。”中日甲午战争中，那些外国军官和顾问们，考虑较多的不是如何帮助清政府打胜仗，而是积极怂恿清军向侵略者投降。洋务派聘用洋人在“御侮”上作用是甚微的，御侮自强，无异于与虎谋皮。 更何况所聘洋将，有各国列强袒护，日益骄横。时有不听中方调遣之事发生，使兵权旁落洋人之手。常胜军统领华尔在取得几次胜利后“渐觉志满气骄，隐然以常胜军为己所部，进止自为主持，每遇出队，不能如官军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羁勒之意”；“白齐文恃有英国袒护，日渐肆横”。不仅拒绝执行助剿命令，反而“抢去准备发饷之银4万余元”；而戈登与李鸿章发生冲突后。声称要带常胜军与清军开仗；自强军延用洋将30余人，该“洋将和平受商者固不乏人，而骄悍傲戾，遇事挟制者，亦复不少”，且各国皆想借“将”干预我国兵权，聘洋人为将，是清政府一大失策之处。 (三)聘用洋人良莠不齐、用非所长。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浪费 1893年，周景勋在《论铁政书》中，对所聘用洋人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受聘洋员、良莠不齐，约分三等。其上者聪明卓绝，别具奇思，大抵业精于专，质刚而锐，崇信重义，戒惰恶贪，操作有恒，朴诚无华，认真办事，出于性成，此其所长也。其中者，亦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遇事躬亲，不旷厥职，至别出心裁，非尽人皆得，此其次也。下等者，骄悍欺人，不遵约束，资质多钝，固执不通，垄断居奇，党同伐异，至若眈淫酗酒，更甚华人，近来到中国愈久。习染愈深，轻薄中华，夸张傲恃，其黠者，每妒人之师其技也，或秘不尽传，或不为心力，担延时日，恋取薪金，诡诈相师，狡狯百出。间有本非专业，挟技售欺。”。周景勋对对晚清所聘洋人的划分反映了当时引进人才的概貌。 中国近代企业也的确通过聘用洋人，借鉴其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企业摒弃了官场习气，按照常规进行买卖而发展起来。但列强是不会让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危及他们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注定了外聘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传授给中国人。如部分外聘洋人技艺不高，1875年1月，在大沽炮台试射由马格里控制的金陵制造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的大炮时，炸死炸伤18人，“李鸿章将马格里召至天津，令其亲自试放，亦同样发生爆炸”；一直被盛宣怀重用的洋人赖伦也被认为“于萍矿内外工程布置诸多失当”(《盛档、盛宣怀致李维络函》)。他们技艺不高，却通过受聘占据各种要职，如“汉阳铁厂，从总工程师以下的10个部门中的24名主要技术人员中几乎全是洋员(只有一名华人工程师)”(《盛档、汉阳铁厂洋员及华工程师名录》)，“招商局直到1930年船主都是洋员把持”(《盛档、削潘致盛宣怀函》)，在江南制造局造船厂中雇佣洋匠多至十四人，厂中事务，皆系巴斯主事。这些操纵大权的典型人物有：招商局总船主蔚霞、电报局总管博怡生、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金达……他们还以权谋私：招商局的蔚霞当时的月薪就有七百两(银元)之多，但他贪心不足，“招商局在外国所造之船和在庐所修之船并水脚回头，一切九五折”(《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从中谋取私利。 此外，误用洋人、用非所长，还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清政府聘用洋人的出发点无疑是用其所长，但在实际聘用洋人过程中，用非所长的事时有发生。如：轮船招商局所聘总船主蔚霞是“机器司出身，不晓驾驶诸法，不知各船主优劣”，用为总船主实属不当；北洋海军延聘德国人汉纳根为副统领，可是该洋员“乃陆军武员，非水师出身，亦用违其才”，后北洋大臣又用英国人马格禄取代汉纳根，而“马格禄乃商船学堂出身，曾当怡和一南浔船主，只知驾驶，于水战诸法茫乎未知，无策可画，无令可出”。郑观应不由感叹：“所用人才如此，安得不败。” 聘请洋员的薪水等费用很昂贵，“如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光绪五年，洋矿师、洋匠等的薪水、伙食、购置生活用品等费竟占该局全部经费的32.8％”。所聘“非人”，良莠不齐，用非所长，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对新式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清政府在聘用洋人上犯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清政府将外聘洋人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力量，待为上客，但正如胡绳所说：“他们只是在当时列强侵略者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 [责任编辑 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