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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宣传 2003年07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已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1世纪的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为什么21世纪头20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怎样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
国际形势与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利期”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判断，今后一二十年，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可以继续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好自身的经济建设。
未来国际形势的走向仍然主要受大国关系的影响。国内外观察家们对国际格局的普遍认识是，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在各大国的实力对比未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形式的对抗。而目前一些世界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如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大国力量相互依存度和需要将上升。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有矛盾和摩擦，但都认识到彼此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因此双方都赞同建立合作性的、建设性的和坦诚的双边关系。当前，美国的反恐战略呈现长期化倾向，中美之间求同存异的空间增大，也为双方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合作机会。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欧洲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样，就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搞建设。
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却可能会增多，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危险不断出现。1990年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和前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对中美关系造成过损害。“9·11”事件则对世界安全形势带来了全局性影响。对类似问题的处理，要十分冷静，原则不能丢，也要有灵活性，否则会伤及发展大机遇的把握。要防止突发性事件对我外交和经济建设大局的干扰。在这方面，我们要强化危机意识和危机处理机制。最终问题的解决还要靠发展。不到万不得已，始终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不能因为一时、一事影响我们的大局。
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上升，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等，其内容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因素并未消失，二者交织一起，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这种新的安全形势将导致大国关系的意外变化。随着信息化、全球化、高科技的发展，使一些掌握了新技术的人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卷入到国际大漩涡中来，并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就中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如期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任何想要遏制中国的大国都不可能把这些国家动员起来一起对付中国。这无疑是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
世界政治格局与确立我国战略地位的“孕育期”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乃世界潮流所趋，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大国利益倾向，从而为世界多极化注入了新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大国实力变动，从而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新的条件。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国际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既要受20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惯性力量的影响，更要受各种力量在这个时期消长及全球化竞争的影响，并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制衡。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在未来的新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的实力地位尽管紧随美国、欧盟、日本之后，但离世界经济之一“极”还有距离。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按当年年底汇率折算，为11500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7%，位居世界的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098亿美元，在世界上的位次上升到第六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8%。在经济总量和国际经济联系两个方面，都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的世界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额在世界所占比重均超过5%）的标准。
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如2010年以前），以7%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贸易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二万亿美元，贸易进出口额会达到一万亿美元，均占届时世界该两个总额的5%以上。即世界经济大国的两个条件都具备，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新的一极。
未来一二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即使现在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差距也可能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都在其中了，而且机会和风险都比过去放大了许多，世界各国间原来就存在的不平衡将会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国家被边缘化、从统计的数字来看，经济全球化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有所增加的。这就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向有利地位靠拢。
因此，今后一二十年，如果我们做得好，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我们就能站到靠前的比较有利的位置。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国际地位就有可能降下来。一旦降下来，再想上去就会很困难。
世界科技新高潮与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推进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基础大创新，科技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
在这样一个新科技时代，打赢一场事关新世纪全局和本国地位的科技大决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战略目标。西方发展国家的科技实力占有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有了技术跨越的机遇。就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不必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发挥后发优势，改造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由于新经济暂时处于低潮，使很多人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持疑虑态度。但美国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大多认为，科技革命将在两三年后兴起新的高潮，其中生物技术可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未来20年技术发展的两大特征：一是信息技术向其他技术领域的深层次渗透，信息技术将渐趋成熟，更多地表现在与其他领域技术的融合；二是生命科技和信息通信技术是未来技术发展的两个主要亮点，生命科技领域的突破将预示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中国不能坐失科技革命的良机。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一些科技领域，正处在将要突破的边缘，而一个重大科技的突破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我们能率先在一个方面突破，影响必然是巨大的。
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事实上，中国正在运筹帷幄，孕育突破。为迅速抢占一批21世纪科技制高点，中国2002年全面启动实施12个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示范科技专项，投资达200亿元，目标是取得2000多个专利，3～5年内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战略影响，必须在国家层面给予支持和推动的科技问题，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平台的建设，加速提升国家竞争力，如信息安全与电子政务、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立足于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如主要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安全、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和跨越式发展，以及同国外的技术水平及产业化差距较小的电动汽车。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趋势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熟期”
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都力求在不断产业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美国在80年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未与日本等国计较制造业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这种调整在90年代发挥出巨大效应。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虽然因投资泡沫而暂时陷入低潮，但从长远看，美国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仍将带来新的增长点。美国现在将研发部分放在国内，而将产业化部分移到国外，目的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欧盟也在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它相对比较“内向”。在吸收了中东欧十个国家入盟之后，它将会在区域内部形成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将会把传统产业向相对较落后的欧盟内部国家转移，以带动整个中东欧的经济发展。
日本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停滞不前。这与它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有关。在美国注重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日本还在注重做传统制造业，这也是它落后的一个原因。日本目前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e日本”的计划，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整个日本经济未来的一个支柱。
中国“十五”期间的一个重大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着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现在正好是推进工业化的一个机遇。
我们发展高新技术，可以使国家抢占国际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也有利于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扩散，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制造业，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机遇，可以使我们更快地引进新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制造业的基地和中心。
从90年代的情况看，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全球大转移的机遇，取得了成果。但中国不能仅仅成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今后一二十年必须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高水平调整，成为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在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的概念和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全球的制造中心，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它是通过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整体制造能力的全面提高，而是更多地充当“世界工厂车间”的角色，它不完全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而是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结合。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今后一二十年，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国际组织，特别是加入了WTO，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发展经验，完全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分工中取得区域发展的机遇，获得比较利益优势，拓展出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发展的机遇。首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因为分工、专业化从来就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就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这一手段的效能。其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的过程。再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源合理有效的利用，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价值竞争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值。
我国深入改革的走向与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比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断突破，就会形成利用机遇、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从总体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四大问题：一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问题，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二是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它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刚刚开始“破题”，一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按劳分配和体现其主体地位，另一个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如何结合，以及分配方式怎样适应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四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入世后必须遵循的国民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政策透明原则、监管法制化原则等在不少政府部门的行政规制和管理行为中尚未全面实行。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其二，中国加入WTO，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其三，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先非国有后国有”、“先商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改浅层外围部位后改深层核心部位的渐进式道路，加之国家曾在不同范围实行过优惠政策或特殊措施，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获益状况是不同的。当改革深化到一个新阶段之时，前一阶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调整问题。改革初期主要是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撞击反射”的方式，带有较强的非规范性和“试错”性。进入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则需要有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政策设计。
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的时序由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要求我们把兑现双边、多边谈判的承诺，作为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机遇。
我国的基本国情与人力资源的“成长期”
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
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向世界市场输出人才，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
这种人才输出，可以是高技术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们的人才训练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
但要抓住向世界市场输出人才的机遇，前提是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教育。
世界文明融合的走势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拓展期”
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二千五百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引发过不少冲突。
今天的文化冲突主要是西方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扩散。广义地讲，价值观、民主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因此冲突在所难免。东西方的这个冲突尽管不一定要采取文化冲突的形式，但的确是世界不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要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同文明将迎来新的融合机遇。
在反恐中，西方国家也注意把极端的恐怖分子和大多数伊斯兰信仰者区别开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了现在和以后的紧迫问题。
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1997年白先勇在新加坡预计，2020年中华文化会在世界全面复兴。他是学欧美文学的著名作家。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20年是一代，如果再过一代，文化还没有上，这个转型是不成功的。世界上有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但是文化上不去，就没有尊严。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文明，是舞龙舞狮、放鞭炮、描金描凤、中餐馆之类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文明根本不了解，只听说过“中国威胁论”的一派胡言。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21世纪有八种文明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能够成为主要文明的只有三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现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起了很大的冲突。在三种文明力量鼎立中，中华文明有优势，它不走极端，有可能调解前两种文明的矛盾，带动其他文明走向共荣。文明，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敌人、野蛮、恐怖就是文明的敌人。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楚辞是什么，唐诗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可避免。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仅是经济形象，还有文化形象。
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与中华巨龙横空腾飞的“起飞期”
根据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具有了比较高的积累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以及良好的政策法治环境和财产保护制度，形成了运行正常的发展机制和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的主导部门和不断拓展的海外事业时，便标志着其经济进入了起飞阶段。这些相应的条件和特征，我国已经具备和正在具备。
我们有着迅速成长中的国内市场，有着成本较低素质较高的庞大劳动力队伍和不断增多的技术人才，有着门类比较齐全且竞争能力逐步增强、市场容量持续扩充的产业谱系，后发优势也日益明显。尤其应当看到，我国近百个重要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信息、生物、材料、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正在深入人心。只要调控得当，扶持有力，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梯度发展势能，形成多层次的分工体系和区域性经济循环，充分发挥出积聚效应和扩展效应。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新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只要紧紧抓住抓牢，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罗絮根据《瞭望》等报刊摘编）
作者：
文明与宣传 2003年07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已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1世纪的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为什么21世纪头20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怎样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
国际形势与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利期”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判断，今后一二十年，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可以继续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好自身的经济建设。
未来国际形势的走向仍然主要受大国关系的影响。国内外观察家们对国际格局的普遍认识是，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在各大国的实力对比未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形式的对抗。而目前一些世界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如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大国力量相互依存度和需要将上升。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有矛盾和摩擦，但都认识到彼此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因此双方都赞同建立合作性的、建设性的和坦诚的双边关系。当前，美国的反恐战略呈现长期化倾向，中美之间求同存异的空间增大，也为双方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合作机会。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欧洲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样，就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搞建设。
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却可能会增多，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危险不断出现。1990年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和前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对中美关系造成过损害。“9·11”事件则对世界安全形势带来了全局性影响。对类似问题的处理，要十分冷静，原则不能丢，也要有灵活性，否则会伤及发展大机遇的把握。要防止突发性事件对我外交和经济建设大局的干扰。在这方面，我们要强化危机意识和危机处理机制。最终问题的解决还要靠发展。不到万不得已，始终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不能因为一时、一事影响我们的大局。
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上升，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等，其内容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因素并未消失，二者交织一起，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这种新的安全形势将导致大国关系的意外变化。随着信息化、全球化、高科技的发展，使一些掌握了新技术的人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卷入到国际大漩涡中来，并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就中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如期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任何想要遏制中国的大国都不可能把这些国家动员起来一起对付中国。这无疑是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
世界政治格局与确立我国战略地位的“孕育期”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乃世界潮流所趋，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大国利益倾向，从而为世界多极化注入了新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大国实力变动，从而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新的条件。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国际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既要受20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惯性力量的影响，更要受各种力量在这个时期消长及全球化竞争的影响，并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制衡。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在未来的新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的实力地位尽管紧随美国、欧盟、日本之后，但离世界经济之一“极”还有距离。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按当年年底汇率折算，为11500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7%，位居世界的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098亿美元，在世界上的位次上升到第六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8%。在经济总量和国际经济联系两个方面，都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的世界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额在世界所占比重均超过5%）的标准。
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如2010年以前），以7%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贸易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二万亿美元，贸易进出口额会达到一万亿美元，均占届时世界该两个总额的5%以上。即世界经济大国的两个条件都具备，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新的一极。
未来一二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即使现在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差距也可能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都在其中了，而且机会和风险都比过去放大了许多，世界各国间原来就存在的不平衡将会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国家被边缘化、从统计的数字来看，经济全球化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有所增加的。这就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向有利地位靠拢。
因此，今后一二十年，如果我们做得好，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我们就能站到靠前的比较有利的位置。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国际地位就有可能降下来。一旦降下来，再想上去就会很困难。
世界科技新高潮与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推进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基础大创新，科技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
在这样一个新科技时代，打赢一场事关新世纪全局和本国地位的科技大决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战略目标。西方发展国家的科技实力占有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有了技术跨越的机遇。就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不必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发挥后发优势，改造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由于新经济暂时处于低潮，使很多人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持疑虑态度。但美国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大多认为，科技革命将在两三年后兴起新的高潮，其中生物技术可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未来20年技术发展的两大特征：一是信息技术向其他技术领域的深层次渗透，信息技术将渐趋成熟，更多地表现在与其他领域技术的融合；二是生命科技和信息通信技术是未来技术发展的两个主要亮点，生命科技领域的突破将预示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中国不能坐失科技革命的良机。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一些科技领域，正处在将要突破的边缘，而一个重大科技的突破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我们能率先在一个方面突破，影响必然是巨大的。
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事实上，中国正在运筹帷幄，孕育突破。为迅速抢占一批21世纪科技制高点，中国2002年全面启动实施12个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示范科技专项，投资达200亿元，目标是取得2000多个专利，3～5年内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战略影响，必须在国家层面给予支持和推动的科技问题，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平台的建设，加速提升国家竞争力，如信息安全与电子政务、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立足于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如主要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安全、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和跨越式发展，以及同国外的技术水平及产业化差距较小的电动汽车。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趋势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熟期”
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都力求在不断产业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美国在80年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未与日本等国计较制造业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这种调整在90年代发挥出巨大效应。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虽然因投资泡沫而暂时陷入低潮，但从长远看，美国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仍将带来新的增长点。美国现在将研发部分放在国内，而将产业化部分移到国外，目的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欧盟也在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它相对比较“内向”。在吸收了中东欧十个国家入盟之后，它将会在区域内部形成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将会把传统产业向相对较落后的欧盟内部国家转移，以带动整个中东欧的经济发展。
日本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停滞不前。这与它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有关。在美国注重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日本还在注重做传统制造业，这也是它落后的一个原因。日本目前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e日本”的计划，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整个日本经济未来的一个支柱。
中国“十五”期间的一个重大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着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现在正好是推进工业化的一个机遇。
我们发展高新技术，可以使国家抢占国际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也有利于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扩散，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制造业，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机遇，可以使我们更快地引进新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制造业的基地和中心。
从90年代的情况看，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全球大转移的机遇，取得了成果。但中国不能仅仅成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今后一二十年必须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高水平调整，成为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在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的概念和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全球的制造中心，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它是通过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是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整体制造能力的全面提高，而是更多地充当“世界工厂车间”的角色，它不完全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而是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结合。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今后一二十年，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国际组织，特别是加入了WTO，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发展经验，完全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分工中取得区域发展的机遇，获得比较利益优势，拓展出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发展的机遇。首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因为分工、专业化从来就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就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这一手段的效能。其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的过程。再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源合理有效的利用，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价值竞争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值。
我国深入改革的走向与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比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断突破，就会形成利用机遇、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从总体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四大问题：一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问题，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二是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它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刚刚开始“破题”，一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按劳分配和体现其主体地位，另一个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如何结合，以及分配方式怎样适应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四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入世后必须遵循的国民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政策透明原则、监管法制化原则等在不少政府部门的行政规制和管理行为中尚未全面实行。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其二，中国加入WTO，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其三，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先非国有后国有”、“先商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改浅层外围部位后改深层核心部位的渐进式道路，加之国家曾在不同范围实行过优惠政策或特殊措施，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获益状况是不同的。当改革深化到一个新阶段之时，前一阶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调整问题。改革初期主要是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撞击反射”的方式，带有较强的非规范性和“试错”性。进入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则需要有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政策设计。
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的时序由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要求我们把兑现双边、多边谈判的承诺，作为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机遇。
我国的基本国情与人力资源的“成长期”
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
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向世界市场输出人才，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
这种人才输出，可以是高技术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们的人才训练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
但要抓住向世界市场输出人才的机遇，前提是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教育。
世界文明融合的走势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拓展期”
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二千五百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引发过不少冲突。
今天的文化冲突主要是西方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扩散。广义地讲，价值观、民主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因此冲突在所难免。东西方的这个冲突尽管不一定要采取文化冲突的形式，但的确是世界不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要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同文明将迎来新的融合机遇。
在反恐中，西方国家也注意把极端的恐怖分子和大多数伊斯兰信仰者区别开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了现在和以后的紧迫问题。
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1997年白先勇在新加坡预计，2020年中华文化会在世界全面复兴。他是学欧美文学的著名作家。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20年是一代，如果再过一代，文化还没有上，这个转型是不成功的。世界上有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但是文化上不去，就没有尊严。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文明，是舞龙舞狮、放鞭炮、描金描凤、中餐馆之类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文明根本不了解，只听说过“中国威胁论”的一派胡言。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21世纪有八种文明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能够成为主要文明的只有三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现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起了很大的冲突。在三种文明力量鼎立中，中华文明有优势，它不走极端，有可能调解前两种文明的矛盾，带动其他文明走向共荣。文明，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敌人、野蛮、恐怖就是文明的敌人。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楚辞是什么，唐诗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可避免。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仅是经济形象，还有文化形象。
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与中华巨龙横空腾飞的“起飞期”
根据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具有了比较高的积累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以及良好的政策法治环境和财产保护制度，形成了运行正常的发展机制和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的主导部门和不断拓展的海外事业时，便标志着其经济进入了起飞阶段。这些相应的条件和特征，我国已经具备和正在具备。
我们有着迅速成长中的国内市场，有着成本较低素质较高的庞大劳动力队伍和不断增多的技术人才，有着门类比较齐全且竞争能力逐步增强、市场容量持续扩充的产业谱系，后发优势也日益明显。尤其应当看到，我国近百个重要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信息、生物、材料、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正在深入人心。只要调控得当，扶持有力，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梯度发展势能，形成多层次的分工体系和区域性经济循环，充分发挥出积聚效应和扩展效应。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新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只要紧紧抓住抓牢，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罗絮根据《瞭望》等报刊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