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前景及现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关键图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各国的细览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7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个城市开始试点；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等20多个省区市；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又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扩大至全国。自2010年8月起，境外央行、人民币清算行和人民币参加行等境外机构可使用人民币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2011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扩大至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境外项目贷款。3年多来，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有序开展，结算规模显著扩大，人民币在境外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自2009年7月试点开始至2013年4月末，全国累计办理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金额6.8万亿元，其中2013年1-4月累计办理1.3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全国累计办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5470亿元，其中2013年1-4月累计办理1106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较上年的2.94万亿元同比大增57%，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下，货币使用度飞速增长。央行同时公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为5,337亿元，较上年的2,802亿元同比增90%。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中，货物贸易2013年同比增46.6%至3.02万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全年按年增约84%，至1.61万亿元，上年为8,752亿元。在以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中，2013年对外投资累计为856亿元，较上年的292亿元同比增193%；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4,481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增长78.5%。
由于香港与中国内地贸易关系紧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多发生在香港。不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推进，在其他地区作为支付货币的比例也提高。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让市场为之一振。报告称，人民币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的比率已增至去年10月的
8.66%。尽管有学者认为该数据虚高，但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迅速增加不可否认。目前除经常项外，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也有序推进。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
1.迅速崛起的中国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现代信用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完全依赖人们对其偿付能力的信心，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是建立这种信心的保证。美元之所以能够雄霸全球，正是因为美国拥有睥睨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了举世公认的条件。
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本国货币境外使用，是与对外贸易直接对应的货币转移过程。因而，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对外贸易具有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强烈动机。根据历史经验，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际贸易的影响力较经济实力更大。例如，187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英国，但是1915年美国才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此后美元才逐渐被各国接纳，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日元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世界加工厂”的贸易地位。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于2009年取代德国位列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1年又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逾百个国家将中国视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主要货币深陷金融危机泥潭而信用受损。2008年的金融海啸使得欧美经济深陷泥潭，
迄今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归根结蒂，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依托外部刺激维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美国的“刺激”方式是金融自由化、放松银根、鼓励金融创新性投机，然而这却导致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抑制了内需，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欧洲国家的“刺激”方式是扩大政府开支、建立高福利社会，但是这种做法加剧了社会惰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竞争力衰减，经济前景黯淡。
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欧美发达国家就会继续在危机泥潭中徘徊。经济萧条已经打击了人们对美元、欧元的信心，而美联储、欧央行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则进一步损害了其货币的信用基础。美国通过三次量化宽松政策，购买超过万亿美元规模的国债，滥发美元，引起世人对美联储“独立性”和美元信用的双重怀疑。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不得不“一国闯祸，多国买单”，欧洲央行大举扩张货币以救援弱国的行为，严重影响到欧元币值的稳定性。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货币信用基础受损，外部环境变化无疑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重要的机遇期窗口。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赋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最近10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BRICS)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它们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否认了西方模式是引领一国经济成功的唯一道路，还暴露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和脆弱性。因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同年11月，G20首尔会议正式达成协议，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让4.6%的IMF股份。中国在IMF的份额上升到第三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扮演的管理协调、领导角色开始增多。这就为人民币堂而皇之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组织基础。
4．巨额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信用担保。中国持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尽管在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富的问题上国内始终存在着争议，但不可否认，庞大的外汇储备扩大了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方便了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到世界贸易和投资，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主动联系，而且还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信用基础。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惯性，美元的货币霸权及货币信用在短期内不会破产。中国是持有美元储备最多的经济体，外汇储备与货币发行挂钩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只要美元的国际信用不倒，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就不会倒。巨额美元储备暗含的信用支撑，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5．中华文化的包容共济精神为人民币增强了软实力。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表象，也是一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做人强调克己复礼、天人合一，治国强调仁义道德，依靠道统而非武力来实现内部团结和外部感化。这与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在基础价值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共济、和谐共荣的精神和道义准则，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必然采取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国际交往。中华传统文化与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代世界的主题高度吻合，赋予人民币极高的软实力，有利于扫清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中思想观念及文化方面的障碍。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是处于萌芽期的新生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内外部的严峻挑战。
1．挑战一，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打击市场信心。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和贸易大国，归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充分发挥了高储蓄、高投
资和廉价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与之相伴的是，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消费的增长贡献率偏低，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不得不依靠外部需求来消化，形成了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80年的12.5%上升到了2010年的49.5%。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不仅饱受“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之痛，而且非常容易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传染，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美国打喷嚏、中国感冒”的现象并不罕见。
中国已经跨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面临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20世纪70年代至今，数十个国家仍然在这一陷阱中苦苦挣扎。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这个陷阱，其法宝有三：一是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二是提高技术进步的经济贡献度，三是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比较高端的产业链位置。通常，这一经济结构转型需要2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上欧洲主权债危机蔓延，导致中国出口大幅减少，拖累中国经济增长连续六个季度下滑。如果不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很快就会逆转。诚如是，构筑人民币信心的经济基础就会动摇，唱空中国的声音就会更响，从而削弱各国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2．挑战二，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和利率非市场化阻碍进展。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通过票据、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的规模仅占2011年社会融资总量的22%。在银行的贷款规模中，国有银行占有一半的份额。这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支持模式，不仅容易产生信贷配给失衡、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弊端，而且还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盛行的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方式大相径庭，客观上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制度和市场的理解与认可，不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围。
为了调动有限的金融资源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和重大工程，中国一直实行银行存贷款利率管制，由人民银行确定基准利率和各档次利率。目前，尽管银行同业市场的资金拆借利率已经放开。零售市场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也基本放开，但是未放开的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3%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保护性利率夸大了银行的盈利能力，抑制了银行的金融创新动机，致使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偏低，金融风险管理以及服务精细化水平不高，难以胜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多元化、风险复杂化的需求。
3．挑战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套利风险削弱货币政策效力。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产物。非居民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客观上会产生境外存贷人民币的需求。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在人民币面临强烈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启动的，在香港市场化的汇率、利率形成机制下，国外投资者大举购买人民币促使离岸人民币(CNH)汇率高于在岸人民币(CNY)汇率。离岸市场的汇率溢价引发了强烈的套利动机，人民币急剧外流。据一些市场分析师预测，2012年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将达到3400亿美元，年增幅超过300%。快速增长的离岸市场相当于在我国金融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人民币资金蓄水池，无疑会对国内货币供求产生显著的影响，部分“替代”国内金融市场并助长人民币套利行为，容易在外汇、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形成难以预料的投机性泡沫，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普遍经历了从“货币替代”到汇率骤跌、经济萧条的惨痛过程，中国必须引以为鉴，防止重蹈覆辙。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对央行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离岸市场套利一方面降低了进口商在国内购买外汇的动机，在离岸市场购买外汇进行贸易结算；另一方面提高了出口商用美元进行交易的动机，在离岸市场购买外汇然后在国内结汇。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上有更多的外汇不能被消化，外汇储备进一步扩大，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得不购买外汇并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不能灵活自如地使用货币政策组合拳。
此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资金回流规模和渠道，例如，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所获得的离岸人民币回流至内地，必然会冲击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干扰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给央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新的、巨大的挑战。
4．挑战四，资本账户管制割裂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的完整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一个必要条件是中国对外输出人民币。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输出本币。一是“贸易收支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方式，强调出口扩张下的贸易收益。典型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方式，强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利益。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英国。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度都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资本管制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藩篱。1996年中国宣布接受IMF
第八款义务，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此举清除了自由贸易的重大障碍，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然而，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一直比较审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足60%，管制程度较高。目前未开放的项目主要涉及外国人在境内发行票据或者债券，以及高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资本管制限制了人民币流动的渠道、便捷性和效率，人为地将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割裂开来。仅仅倚重贸易结算或一部分金融交易功能，会导致人民币资产的市场避险机制严重匮乏，并大大降低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5．挑战五，克服国际货币体系“惯性”的道路曲折而艰辛。在国际货币体系早期的金本位时代，货币与黄金的充分可兑换性是其国际流通的基础。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拥有的黄金的数量。英镑、法国法郎、美元背后有强大的黄金支撑，与黄金之间有比较稳固的物权关系，因此成为当时的主要国际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凭借与黄金挂钩而登上国际货币的霸主宝座。1973年该体系崩溃，黄金非货币化，从此国家信用成为货币国际流通的唯一基础。国家信用是一种综合的实力的体现，既包括实体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国际贸易份额和控制力、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等经济实力，又包括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例如，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背后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信用，是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以及世界性军事政治霸权。
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惯性”，转换国际货币需要支付极高的成本。尽管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欧元诞生已逾10年，却仍未形成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更新迟滞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但其国际货币地位并未降低的原因。
众所周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使得美国能够长期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美国攫取铸币税的机会将被挤压，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对此美国必定不择手段横加阻碍。实际上，量化宽松政策、阿拉伯之春、重返亚太、唱空中国、挑拨亚洲领土之争等等政治经济事件都符合美国利益。一方面抬高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以打击中国出口，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增加国家安全开支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醉翁之意是削弱中国国家信用并羁绊人民币国际化。在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碍下，克服国际货币体系“惯性”的难度将会更大。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及政策建议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市场演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遵循中国文化的逻辑，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产物。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储备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化解现存体系内在矛盾的一种国际社会共识。这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天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作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和投资伙伴之一，使用中国主权货币计价结算便顺理成章，也即拥有了地利。中国的文化传统崇尚“中庸”、“天人合一”、“非战”，强调相互尊重、克己互利，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流思想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和发展模式易于被理解、被接纳、被尊重，为人民币国际化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人和。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人民币国际化就有了成熟的现实条件。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不会一帆风顺，离不开政府在制度和管理层面的改革与完善，更离不开国内外市场上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长期挑战来自中国实体经济。如果不能改变严重依赖外需、依赖“微笑曲线”低端收入的经济模式，中国就无法成长为贸易强国，就不能在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谈判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也将受到严重制约，进而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就很难实现。把握好后金融危机时代难得的时间窗口，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平台，实现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是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基础的关键。
第二，金融制度存在不足、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体系效率较低，降低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中期挑战。在当前金融体制深化、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众多金融工作中，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统筹协调发展的观念，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这四者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选好政策切入点进行重点突破和有力推动，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成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制度障碍。
第三，离岸金融市场是当代国际金融的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做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关键在于短期内迅速扩大人民币境外存款规模。依靠贸易逆差对外提供人民币所需时间长，而且规模小，比较分散。依靠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人民币对外投资，容易激发东道国的政治民情，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渠道是依靠我国强大的国有或股份制银行，直接扩大人民币对外贷款规模，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繁荣奠定最重要的资金和机构基础。
第四，保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冷静头脑至关重要，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的开放尤其应该谨慎，一定要做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成熟一个项目开放一个项目，不可操之过急。可以通过加快名义金融开放的速度，通过技术手段和程序设置把握实际开放度，将投机性热钱流动控制在经济金融安全运行的承受范围内。
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只要政府做好顶层设计，顺势而为，经济规律和市场力量就会自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乐观估计，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水到渠成。
五、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在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
1．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影响与对策
商业银行通过“清算行”和“代理行”两种模式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前者适用于有人民币清算行的港澳两地，而后者适用于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也是试点扩大到全球后的主要发展模式。 我国商业银行尽管规模较大，但还没有形成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国际性金融集团，跨境人民币业务是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战略性业务。首先，可实现人民币结算及相关的融资、投资理财、国际信贷等国际业务多元化，并能开辟相应的手续费和利息等新的盈利空间。其次，可改进对境内外结算企业、境外参加行等国际业务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再次，可通过丰富业务种类、积累国际经验、树立良好品牌等，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最后，通过境内外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人民币兑换、拆借和人民币债券交易等业务，可活跃商业银行的资金交易业务，促进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开放。
商业银行应抓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扩大的历史性机遇，进行多方面积极准备。首先要巩固和扩大境内外的国际业务客户，包括境内试点地区的客户，以及人民币流动程度较高的境外区域的客户。其次，加强构建境内外联动的商业银行全球结算网络，不仅可在境外重点区域增设分支机构，还可与境外参加行广泛签订代理清算协议。从境外分布来看，可进行“一体三翼”的布局，即港澳和东盟为主体，中西亚、南美洲和为欧洲三翼。再次，要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力度。具体可围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范围，加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投融资业务等的创新，形成更为丰富完整的产品线。复次，要加强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提高并表风险管理能力。最后，重视培养和引进国际结算等跨境业务的专业人才，提升国际业务服务质量。
1.1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影响与对策
截止2010年9月份，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人民币净流出约有1500亿元，日渐频繁的人民币跨境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形式和开放程度提出更高要求，其核心是要建立境内外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渠道。我国金融市场应该依据风险可控、渐进有序的原则，按照先培育境外市场、后放开境内市场，先开放债券市场、后开放股票市场，先提供与跨境贸易结算相关的基础金融产品、后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顺序逐步开放。
第一，发展和开放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人民币债券市场由于风险较小，可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首要选择。一是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在目前近500亿元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大发行主体和发行规模。二是要扩大开放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范围，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放松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的限制，为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提供先行试点。三是继续扩大“熊猫债券”市场规模，为境外机构在华以人民币发债融资提供空间。
第二，进一步有序开放境内股票市场。
具体而言，一可通过建立境外人民币QFII制度，以便在可控制的条件下为日渐增加的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市场获利提供必要渠道；二可在A股市场适时开设“国际板”，使境外企业能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和投资，并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
第三，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中心。一方面，与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要求相适应，需要在上海建立国际化的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在人民币资本与金融项目尚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环境下，有必要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使其成为全球人民币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港沪两地可通过合理定位、协同合作，并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第四，境外人民币不断增加的多样化资产配置需求，要求加快人民币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首先是围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如跨境人民币账户融资、人民币贸易融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购售和人民币担保等。其次是要推出人民币汇率远期等汇率避险产品，为境外持有者对冲汇率风险提供必要的工具；再次是要提高人民币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努力在上海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能源、化工等特定大宗商品的期货定价和交易中心。
2．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挑战
金融风险在国际间传导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两个渠道。
首先，外部金融波动会影响境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具体而言，第一，国际资本流动会扰动外汇市场秩序，挑战本币币值稳定；第二，以短期套利为目的的“热钱”流入，可能增大国内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市场波动时资金逃离则会导致泡沫破裂；第三，国际上的汇率波动等，会通过跨境结算、融资、投资、理财等国际业务影响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所以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加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境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完善和功能培养必须与之同步适应。
其次，人民币跨境流动的规模和频率增加，会增大对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难度。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带来实质性的推动，将有更多的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头寸进行跨境投融资活动。跨境经济往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一方面便于我国央行统一监测和管理；另一方面使得跨境资金流动更为复杂，其中不乏非法洗钱或以短期投机获利为目的的热钱进出，因而监管当局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有效监控面临新的困难。二是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逐步开放，使得跨境非法洗钱的途径更加复杂和隐蔽，反洗钱的监管环境将更加复杂。三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外利差等因素，中国市场成为国际资本逐利的重要目标，因而境外热钱等违规资本流入成为当前我国外汇管理的重要挑战。
再次，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和形成机制带来挑战。金融开放环境下的人民币汇率，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导致外部经济因素异常冲击的最重要因素。从内外市场的角度分别来看，一方面，由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拓宽、规模加大，为了抵御外部经济因素对境内金融市场的异常冲击，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另一方面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境内外市场间的汇率差异会导致跨境套利，从而引导境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最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能受到削弱。主要表现一是受开放经济因素影响货币供应量管理难度加大。如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支出比例较大，会降低外汇需求；而外资投资获利后换成外币汇出，又会阶段性地增加外汇需求等。二是在人民币升值、境内利率高于境外的条件下，人们更愿意抛售外币而持有人民币资产，未来货币政策会进一步面临“反货币替代”困境。三是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的条件下，如何在追求货币政策基本独立性的同时，维持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这一平衡过程面临着政策冲突的风险，有很大难度。四是未来我国日渐增大的货币政策外部性将导致内外协调难度加大。而我国当前经济增速较高，物价有明显上升压力，利率上升的压力会加剧已经存在的境内外利差，所导致的资本流入的跨市场套利行为，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2.1我国金融业的应对策略建议
一是稳步有序地推进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建立人民币双向跨境流动渠道。为有效控制风险，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程度和影响范围，建议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按照“渐次推进，有限放开，弹性制度，灵活调整”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和“先债券类产品后股权和衍生产品”的顺序渐次推进；第二，根据国内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市场完善程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采取分阶段、有限放开的策略，而不追求完全的开放；第三，在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的进程中，还应建立可以灵活调整的机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避免采用僵化、缺乏应变性的制度；第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的进程和幅度应注意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灵活调整，如尽管逐步增加QFII和QDII额度和数量是大趋势，但也应注意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必要时放缓或减少发行数量和额度。
二是以内外利益平衡为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首先，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逐步实现从“参考一篮子货币”过渡到“盯住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利于在贸易伙伴多元化、美元长期趋弱的情况下，降低金融开放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规避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其次，综合考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跨境资本流动状况，适度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以避免形成单边升值预期引致热钱大规模流入。最后，在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入的进程中，维持小幅、渐进的升值策略，以使国内企业有时间消化升值压力，同时也避免境内累积的热钱大规模撤出对金融体系形成较大风险。
三是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特别是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在有序、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渐进地放松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限制，包括将兑换主体从个
人扩大到相关企业、提高目前的兑换限额等；从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大检查力度和建立国际应急保障制度三个方面入手，有效加强对跨境资金进出的监测和甄别，防止形成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进一步完善外汇账户管理制度，具体包括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NRA）的管理、增加境外人民币外汇账户等。
四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未能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不利于各类金融资产的准确定价。而且，在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步放开的背景下，这易导致资金跨境无序流动，加大金融风险。为此，应继续放宽市场主体的定价范围，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SHIBOR）的建设，逐步打通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逐步放开中长期存款利率向上浮动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空间，理顺中央银行利率、市场利率及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市场科学定价能力，增强价格杠杆对境内外金融资源的调控作用，消除跨境套利空间。
五是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不断增加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强化对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日趋重要。应结合新巴塞尔协议，进一步健全我国商业银行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并表监管；监管机构可以考虑专设机构、增加力量，加强对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监管力度；银行自身也应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强对其海外机构的内部监管。
六是加强境内外金融联合监管和货币政策合作。首先，有针对性地和周边国家签署双边货币合作协议，确立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其次，建立跨境资金流动联合监测体系，共同对非法的和突发性的资金流动进行监测和通报。参与建立类似“清迈多边化协议”的区域性多边合作救助体系，以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再次，积极参与构建更为平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框架内，争取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更大发言权。
七是深入开展对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分析和研究。香港将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加强对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分析研究并及时发现问题，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和相关风险的提前预防。具体来说，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分析香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内地市场的影响，研究香港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预测情况，其规避汇率风险效果；分析人民币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对内地的影响；关注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以及人民币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开展情况；分析香港人民币清算结算市场的发展前景、机遇和挑战；对香港市场人民币规模进行统计，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两地监管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强化联合监管等。
八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研究和灵活应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央行需要对日益复杂的开放金融环境进行前瞻性研究，采用合理的政策工具进行灵活调整。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从危机管理回归到常规管理，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金融环境决定了，未来三到五年里货币政策的基调将从适度宽松转为适度偏紧。从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来看，由于存在的境内外利差，以及提升利率会增加境内融资成本，建议未来仍以存款保证金率等数量型工具为主，而以利率等价格工具为辅。
附注：用于分析现状和前景这些图在我给的那个网址里面都有，你自己去看一下，有什么做PPT可以用的就用吧。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前景及现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关键图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各国的细览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7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个城市开始试点；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等20多个省区市；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又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扩大至全国。自2010年8月起，境外央行、人民币清算行和人民币参加行等境外机构可使用人民币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2011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扩大至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境外项目贷款。3年多来，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有序开展，结算规模显著扩大，人民币在境外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自2009年7月试点开始至2013年4月末，全国累计办理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金额6.8万亿元，其中2013年1-4月累计办理1.3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全国累计办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5470亿元，其中2013年1-4月累计办理1106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较上年的2.94万亿元同比大增57%，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下，货币使用度飞速增长。央行同时公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为5,337亿元，较上年的2,802亿元同比增90%。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中，货物贸易2013年同比增46.6%至3.02万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全年按年增约84%，至1.61万亿元，上年为8,752亿元。在以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中，2013年对外投资累计为856亿元，较上年的292亿元同比增193%；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4,481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增长78.5%。
由于香港与中国内地贸易关系紧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多发生在香港。不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推进，在其他地区作为支付货币的比例也提高。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让市场为之一振。报告称，人民币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的比率已增至去年10月的
8.66%。尽管有学者认为该数据虚高，但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迅速增加不可否认。目前除经常项外，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也有序推进。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
1.迅速崛起的中国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现代信用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完全依赖人们对其偿付能力的信心，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是建立这种信心的保证。美元之所以能够雄霸全球，正是因为美国拥有睥睨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了举世公认的条件。
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本国货币境外使用，是与对外贸易直接对应的货币转移过程。因而，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对外贸易具有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强烈动机。根据历史经验，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际贸易的影响力较经济实力更大。例如，187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英国，但是1915年美国才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此后美元才逐渐被各国接纳，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日元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世界加工厂”的贸易地位。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于2009年取代德国位列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1年又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逾百个国家将中国视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主要货币深陷金融危机泥潭而信用受损。2008年的金融海啸使得欧美经济深陷泥潭，
迄今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归根结蒂，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依托外部刺激维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美国的“刺激”方式是金融自由化、放松银根、鼓励金融创新性投机，然而这却导致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抑制了内需，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欧洲国家的“刺激”方式是扩大政府开支、建立高福利社会，但是这种做法加剧了社会惰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竞争力衰减，经济前景黯淡。
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欧美发达国家就会继续在危机泥潭中徘徊。经济萧条已经打击了人们对美元、欧元的信心，而美联储、欧央行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则进一步损害了其货币的信用基础。美国通过三次量化宽松政策，购买超过万亿美元规模的国债，滥发美元，引起世人对美联储“独立性”和美元信用的双重怀疑。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不得不“一国闯祸，多国买单”，欧洲央行大举扩张货币以救援弱国的行为，严重影响到欧元币值的稳定性。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货币信用基础受损，外部环境变化无疑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重要的机遇期窗口。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赋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最近10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BRICS)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它们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否认了西方模式是引领一国经济成功的唯一道路，还暴露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和脆弱性。因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同年11月，G20首尔会议正式达成协议，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让4.6%的IMF股份。中国在IMF的份额上升到第三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扮演的管理协调、领导角色开始增多。这就为人民币堂而皇之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组织基础。
4．巨额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信用担保。中国持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尽管在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富的问题上国内始终存在着争议，但不可否认，庞大的外汇储备扩大了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方便了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到世界贸易和投资，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主动联系，而且还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信用基础。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惯性，美元的货币霸权及货币信用在短期内不会破产。中国是持有美元储备最多的经济体，外汇储备与货币发行挂钩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只要美元的国际信用不倒，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就不会倒。巨额美元储备暗含的信用支撑，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5．中华文化的包容共济精神为人民币增强了软实力。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表象，也是一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做人强调克己复礼、天人合一，治国强调仁义道德，依靠道统而非武力来实现内部团结和外部感化。这与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在基础价值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共济、和谐共荣的精神和道义准则，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必然采取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国际交往。中华传统文化与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代世界的主题高度吻合，赋予人民币极高的软实力，有利于扫清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中思想观念及文化方面的障碍。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是处于萌芽期的新生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内外部的严峻挑战。
1．挑战一，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打击市场信心。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和贸易大国，归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充分发挥了高储蓄、高投
资和廉价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与之相伴的是，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消费的增长贡献率偏低，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不得不依靠外部需求来消化，形成了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80年的12.5%上升到了2010年的49.5%。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不仅饱受“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之痛，而且非常容易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传染，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美国打喷嚏、中国感冒”的现象并不罕见。
中国已经跨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面临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20世纪70年代至今，数十个国家仍然在这一陷阱中苦苦挣扎。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这个陷阱，其法宝有三：一是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二是提高技术进步的经济贡献度，三是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比较高端的产业链位置。通常，这一经济结构转型需要2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上欧洲主权债危机蔓延，导致中国出口大幅减少，拖累中国经济增长连续六个季度下滑。如果不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很快就会逆转。诚如是，构筑人民币信心的经济基础就会动摇，唱空中国的声音就会更响，从而削弱各国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2．挑战二，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和利率非市场化阻碍进展。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通过票据、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的规模仅占2011年社会融资总量的22%。在银行的贷款规模中，国有银行占有一半的份额。这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支持模式，不仅容易产生信贷配给失衡、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弊端，而且还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盛行的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方式大相径庭，客观上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制度和市场的理解与认可，不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围。
为了调动有限的金融资源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和重大工程，中国一直实行银行存贷款利率管制，由人民银行确定基准利率和各档次利率。目前，尽管银行同业市场的资金拆借利率已经放开。零售市场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也基本放开，但是未放开的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3%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保护性利率夸大了银行的盈利能力，抑制了银行的金融创新动机，致使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偏低，金融风险管理以及服务精细化水平不高，难以胜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多元化、风险复杂化的需求。
3．挑战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套利风险削弱货币政策效力。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产物。非居民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客观上会产生境外存贷人民币的需求。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在人民币面临强烈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启动的，在香港市场化的汇率、利率形成机制下，国外投资者大举购买人民币促使离岸人民币(CNH)汇率高于在岸人民币(CNY)汇率。离岸市场的汇率溢价引发了强烈的套利动机，人民币急剧外流。据一些市场分析师预测，2012年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将达到3400亿美元，年增幅超过300%。快速增长的离岸市场相当于在我国金融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人民币资金蓄水池，无疑会对国内货币供求产生显著的影响，部分“替代”国内金融市场并助长人民币套利行为，容易在外汇、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形成难以预料的投机性泡沫，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普遍经历了从“货币替代”到汇率骤跌、经济萧条的惨痛过程，中国必须引以为鉴，防止重蹈覆辙。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对央行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离岸市场套利一方面降低了进口商在国内购买外汇的动机，在离岸市场购买外汇进行贸易结算；另一方面提高了出口商用美元进行交易的动机，在离岸市场购买外汇然后在国内结汇。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上有更多的外汇不能被消化，外汇储备进一步扩大，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得不购买外汇并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不能灵活自如地使用货币政策组合拳。
此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资金回流规模和渠道，例如，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所获得的离岸人民币回流至内地，必然会冲击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干扰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给央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新的、巨大的挑战。
4．挑战四，资本账户管制割裂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的完整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一个必要条件是中国对外输出人民币。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输出本币。一是“贸易收支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方式，强调出口扩张下的贸易收益。典型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方式，强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利益。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英国。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度都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资本管制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藩篱。1996年中国宣布接受IMF
第八款义务，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此举清除了自由贸易的重大障碍，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然而，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一直比较审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足60%，管制程度较高。目前未开放的项目主要涉及外国人在境内发行票据或者债券，以及高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资本管制限制了人民币流动的渠道、便捷性和效率，人为地将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割裂开来。仅仅倚重贸易结算或一部分金融交易功能，会导致人民币资产的市场避险机制严重匮乏，并大大降低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5．挑战五，克服国际货币体系“惯性”的道路曲折而艰辛。在国际货币体系早期的金本位时代，货币与黄金的充分可兑换性是其国际流通的基础。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拥有的黄金的数量。英镑、法国法郎、美元背后有强大的黄金支撑，与黄金之间有比较稳固的物权关系，因此成为当时的主要国际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凭借与黄金挂钩而登上国际货币的霸主宝座。1973年该体系崩溃，黄金非货币化，从此国家信用成为货币国际流通的唯一基础。国家信用是一种综合的实力的体现，既包括实体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国际贸易份额和控制力、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等经济实力，又包括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例如，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背后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信用，是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以及世界性军事政治霸权。
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惯性”，转换国际货币需要支付极高的成本。尽管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欧元诞生已逾10年，却仍未形成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更新迟滞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但其国际货币地位并未降低的原因。
众所周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使得美国能够长期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美国攫取铸币税的机会将被挤压，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对此美国必定不择手段横加阻碍。实际上，量化宽松政策、阿拉伯之春、重返亚太、唱空中国、挑拨亚洲领土之争等等政治经济事件都符合美国利益。一方面抬高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以打击中国出口，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增加国家安全开支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醉翁之意是削弱中国国家信用并羁绊人民币国际化。在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碍下，克服国际货币体系“惯性”的难度将会更大。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及政策建议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市场演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遵循中国文化的逻辑，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产物。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储备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化解现存体系内在矛盾的一种国际社会共识。这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天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作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和投资伙伴之一，使用中国主权货币计价结算便顺理成章，也即拥有了地利。中国的文化传统崇尚“中庸”、“天人合一”、“非战”，强调相互尊重、克己互利，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流思想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和发展模式易于被理解、被接纳、被尊重，为人民币国际化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人和。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人民币国际化就有了成熟的现实条件。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不会一帆风顺，离不开政府在制度和管理层面的改革与完善，更离不开国内外市场上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长期挑战来自中国实体经济。如果不能改变严重依赖外需、依赖“微笑曲线”低端收入的经济模式，中国就无法成长为贸易强国，就不能在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谈判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也将受到严重制约，进而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就很难实现。把握好后金融危机时代难得的时间窗口，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平台，实现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是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基础的关键。
第二，金融制度存在不足、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体系效率较低，降低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中期挑战。在当前金融体制深化、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众多金融工作中，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统筹协调发展的观念，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这四者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选好政策切入点进行重点突破和有力推动，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成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制度障碍。
第三，离岸金融市场是当代国际金融的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做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关键在于短期内迅速扩大人民币境外存款规模。依靠贸易逆差对外提供人民币所需时间长，而且规模小，比较分散。依靠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人民币对外投资，容易激发东道国的政治民情，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渠道是依靠我国强大的国有或股份制银行，直接扩大人民币对外贷款规模，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繁荣奠定最重要的资金和机构基础。
第四，保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冷静头脑至关重要，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的开放尤其应该谨慎，一定要做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成熟一个项目开放一个项目，不可操之过急。可以通过加快名义金融开放的速度，通过技术手段和程序设置把握实际开放度，将投机性热钱流动控制在经济金融安全运行的承受范围内。
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只要政府做好顶层设计，顺势而为，经济规律和市场力量就会自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乐观估计，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水到渠成。
五、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在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
1．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影响与对策
商业银行通过“清算行”和“代理行”两种模式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前者适用于有人民币清算行的港澳两地，而后者适用于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也是试点扩大到全球后的主要发展模式。 我国商业银行尽管规模较大，但还没有形成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国际性金融集团，跨境人民币业务是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战略性业务。首先，可实现人民币结算及相关的融资、投资理财、国际信贷等国际业务多元化，并能开辟相应的手续费和利息等新的盈利空间。其次，可改进对境内外结算企业、境外参加行等国际业务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再次，可通过丰富业务种类、积累国际经验、树立良好品牌等，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最后，通过境内外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人民币兑换、拆借和人民币债券交易等业务，可活跃商业银行的资金交易业务，促进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开放。
商业银行应抓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扩大的历史性机遇，进行多方面积极准备。首先要巩固和扩大境内外的国际业务客户，包括境内试点地区的客户，以及人民币流动程度较高的境外区域的客户。其次，加强构建境内外联动的商业银行全球结算网络，不仅可在境外重点区域增设分支机构，还可与境外参加行广泛签订代理清算协议。从境外分布来看，可进行“一体三翼”的布局，即港澳和东盟为主体，中西亚、南美洲和为欧洲三翼。再次，要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力度。具体可围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范围，加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投融资业务等的创新，形成更为丰富完整的产品线。复次，要加强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提高并表风险管理能力。最后，重视培养和引进国际结算等跨境业务的专业人才，提升国际业务服务质量。
1.1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影响与对策
截止2010年9月份，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人民币净流出约有1500亿元，日渐频繁的人民币跨境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形式和开放程度提出更高要求，其核心是要建立境内外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渠道。我国金融市场应该依据风险可控、渐进有序的原则，按照先培育境外市场、后放开境内市场，先开放债券市场、后开放股票市场，先提供与跨境贸易结算相关的基础金融产品、后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顺序逐步开放。
第一，发展和开放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人民币债券市场由于风险较小，可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首要选择。一是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在目前近500亿元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大发行主体和发行规模。二是要扩大开放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范围，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放松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的限制，为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提供先行试点。三是继续扩大“熊猫债券”市场规模，为境外机构在华以人民币发债融资提供空间。
第二，进一步有序开放境内股票市场。
具体而言，一可通过建立境外人民币QFII制度，以便在可控制的条件下为日渐增加的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市场获利提供必要渠道；二可在A股市场适时开设“国际板”，使境外企业能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和投资，并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
第三，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中心。一方面，与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要求相适应，需要在上海建立国际化的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在人民币资本与金融项目尚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环境下，有必要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使其成为全球人民币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港沪两地可通过合理定位、协同合作，并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第四，境外人民币不断增加的多样化资产配置需求，要求加快人民币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首先是围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如跨境人民币账户融资、人民币贸易融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购售和人民币担保等。其次是要推出人民币汇率远期等汇率避险产品，为境外持有者对冲汇率风险提供必要的工具；再次是要提高人民币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努力在上海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能源、化工等特定大宗商品的期货定价和交易中心。
2．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挑战
金融风险在国际间传导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两个渠道。
首先，外部金融波动会影响境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具体而言，第一，国际资本流动会扰动外汇市场秩序，挑战本币币值稳定；第二，以短期套利为目的的“热钱”流入，可能增大国内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市场波动时资金逃离则会导致泡沫破裂；第三，国际上的汇率波动等，会通过跨境结算、融资、投资、理财等国际业务影响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所以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加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境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完善和功能培养必须与之同步适应。
其次，人民币跨境流动的规模和频率增加，会增大对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难度。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带来实质性的推动，将有更多的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头寸进行跨境投融资活动。跨境经济往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一方面便于我国央行统一监测和管理；另一方面使得跨境资金流动更为复杂，其中不乏非法洗钱或以短期投机获利为目的的热钱进出，因而监管当局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有效监控面临新的困难。二是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逐步开放，使得跨境非法洗钱的途径更加复杂和隐蔽，反洗钱的监管环境将更加复杂。三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外利差等因素，中国市场成为国际资本逐利的重要目标，因而境外热钱等违规资本流入成为当前我国外汇管理的重要挑战。
再次，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和形成机制带来挑战。金融开放环境下的人民币汇率，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导致外部经济因素异常冲击的最重要因素。从内外市场的角度分别来看，一方面，由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拓宽、规模加大，为了抵御外部经济因素对境内金融市场的异常冲击，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另一方面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境内外市场间的汇率差异会导致跨境套利，从而引导境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最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能受到削弱。主要表现一是受开放经济因素影响货币供应量管理难度加大。如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支出比例较大，会降低外汇需求；而外资投资获利后换成外币汇出，又会阶段性地增加外汇需求等。二是在人民币升值、境内利率高于境外的条件下，人们更愿意抛售外币而持有人民币资产，未来货币政策会进一步面临“反货币替代”困境。三是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的条件下，如何在追求货币政策基本独立性的同时，维持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这一平衡过程面临着政策冲突的风险，有很大难度。四是未来我国日渐增大的货币政策外部性将导致内外协调难度加大。而我国当前经济增速较高，物价有明显上升压力，利率上升的压力会加剧已经存在的境内外利差，所导致的资本流入的跨市场套利行为，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2.1我国金融业的应对策略建议
一是稳步有序地推进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建立人民币双向跨境流动渠道。为有效控制风险，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程度和影响范围，建议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按照“渐次推进，有限放开，弹性制度，灵活调整”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和“先债券类产品后股权和衍生产品”的顺序渐次推进；第二，根据国内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市场完善程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采取分阶段、有限放开的策略，而不追求完全的开放；第三，在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的进程中，还应建立可以灵活调整的机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避免采用僵化、缺乏应变性的制度；第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的进程和幅度应注意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灵活调整，如尽管逐步增加QFII和QDII额度和数量是大趋势，但也应注意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必要时放缓或减少发行数量和额度。
二是以内外利益平衡为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首先，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逐步实现从“参考一篮子货币”过渡到“盯住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利于在贸易伙伴多元化、美元长期趋弱的情况下，降低金融开放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规避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其次，综合考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跨境资本流动状况，适度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以避免形成单边升值预期引致热钱大规模流入。最后，在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入的进程中，维持小幅、渐进的升值策略，以使国内企业有时间消化升值压力，同时也避免境内累积的热钱大规模撤出对金融体系形成较大风险。
三是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特别是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在有序、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渐进地放松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限制，包括将兑换主体从个
人扩大到相关企业、提高目前的兑换限额等；从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大检查力度和建立国际应急保障制度三个方面入手，有效加强对跨境资金进出的监测和甄别，防止形成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进一步完善外汇账户管理制度，具体包括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NRA）的管理、增加境外人民币外汇账户等。
四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未能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不利于各类金融资产的准确定价。而且，在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步放开的背景下，这易导致资金跨境无序流动，加大金融风险。为此，应继续放宽市场主体的定价范围，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SHIBOR）的建设，逐步打通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逐步放开中长期存款利率向上浮动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空间，理顺中央银行利率、市场利率及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市场科学定价能力，增强价格杠杆对境内外金融资源的调控作用，消除跨境套利空间。
五是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不断增加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强化对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日趋重要。应结合新巴塞尔协议，进一步健全我国商业银行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并表监管；监管机构可以考虑专设机构、增加力量，加强对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监管力度；银行自身也应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强对其海外机构的内部监管。
六是加强境内外金融联合监管和货币政策合作。首先，有针对性地和周边国家签署双边货币合作协议，确立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其次，建立跨境资金流动联合监测体系，共同对非法的和突发性的资金流动进行监测和通报。参与建立类似“清迈多边化协议”的区域性多边合作救助体系，以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再次，积极参与构建更为平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框架内，争取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更大发言权。
七是深入开展对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分析和研究。香港将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加强对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分析研究并及时发现问题，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和相关风险的提前预防。具体来说，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分析香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内地市场的影响，研究香港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预测情况，其规避汇率风险效果；分析人民币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对内地的影响；关注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以及人民币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开展情况；分析香港人民币清算结算市场的发展前景、机遇和挑战；对香港市场人民币规模进行统计，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两地监管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强化联合监管等。
八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研究和灵活应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央行需要对日益复杂的开放金融环境进行前瞻性研究，采用合理的政策工具进行灵活调整。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从危机管理回归到常规管理，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金融环境决定了，未来三到五年里货币政策的基调将从适度宽松转为适度偏紧。从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来看，由于存在的境内外利差，以及提升利率会增加境内融资成本，建议未来仍以存款保证金率等数量型工具为主，而以利率等价格工具为辅。
附注：用于分析现状和前景这些图在我给的那个网址里面都有，你自己去看一下，有什么做PPT可以用的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