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２４卷第４期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２００８年７月Ｊｕｌｙ２００８
□历史
近十余年南越国历史研究综述
成国雄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近十余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秦汉时期南越国历史及岭南文化继续展开集中的研
究。具体的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南越国的考古发掘报告；南越国遗址和建筑成就的研究；南越国遗物研究；南越国墓葬研究；南越国重要历史人物研究；南越国对内对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南越国人民生活习俗的研究。
［关键词］秦汉史；南越国；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２０－０５［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６６Ｘ
南越国是秦朝末年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在岭南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专家学者作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近十余年中，许多学者对秦汉时期南越国历史及岭南文化继续展开更为集中深入的研究，推进了秦汉史的学术进步。具体的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富的考古资料。
不少专家学者撰文介绍南越国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一些国际友人也关注南越王宫署遗址发掘的重大价值。南越国文明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二
南越国遗址和建筑成就的研究
广州城。袁钟仁《古代广州城的兴筑和扩建》
一
南越国考古发掘报告
一文认为广州为秦朝时始建城，南越国第一次扩建广州城［４］。
近十余年开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等单位对南越国宫署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１）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７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发掘南越国宫署遗址，揭露出石筑蓄水池和曲渠等人工园林水景［１］；（２）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发掘遗迹包括宫署大殿主体的东北部分北侧散水的东段、东侧散水的北段以及属于宫殿附属的通道［２］；（３）２００３年，除对上述一号宫殿作了进一步清理，基本搞清了宫殿台基的范围和结构外，又新发现了二号宫殿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等重要遗迹［３］。这几次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规模巨大，遗物众多，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丰
龙川城。赵佗为龙川令时筑龙川城，这座城也引起人们关注。张鉴平、魏平《岭南古城龙川城》介绍了龙川的悠久历史、优美风貌和众多文物古迹［５］。刘文澜《龙川赵佗遗址多》介绍了龙川老隆镇的越王弩营、赵佗故宅、赵佗公署、越王井等历史遗迹［６］。
番禺城故址。吴宏岐在《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中认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７］。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汉番禺城故址新考》通过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８］。
广州“古船台遗址说”与“宫署遗址说”的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成国雄（１９７３－），男，湖南宁远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２００６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①１９９６年以前的南越国研究情况可参阅余天炽著《古南越国史》（１９８８年出版）、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１９９５年出版）、程存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４年第７期）和《南越国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１１期）。
第２４卷第４期成国雄：近十余年南越国历史研究综述□２１
论。对广州发掘的南越国遗址，以麦英豪为代表的一些考古专家持“船台说”。杨豪等一批船舶专家和地质学专家则认为是“宫署遗址”①。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９日，十个学术单位联合发起和主办“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真伪研讨会”，确认原来定性为“秦汉或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的结论是错误的，应更正为“南越国宫苑中一处宫殿建设遗址”［９］。通过这场辩论所确立的“宫署遗址”的结论有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学术意义。
建筑成就。南越国宫苑遗址的发现让人们对秦汉时期岭南建筑技术大为惊叹。陈伟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记述》评价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１０］。郑力鹏、郭祥《秦汉南越国御苑遗址的初步研究》一文对御苑已探明部分的布局和景观构成、石渠的设计和水景特色等作了初步分析研究，揭示其重大价值［１１］。高大伟、岳升阳《南越国宫苑遗址文化价值的研究》一文阐述了南越国宫苑园林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和秦汉建筑园林科技成就［１２］。陈泽泓在《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一文中则对这一时期岭南建筑的特点、发展原因以及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作了论述［１３］。
三
南越国遗物研究
以及岭南北青铜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１８］。蒋廷瑜在《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一文介绍了出土铜桶的形状、花纹、材质、用途等［１９］。吴凌云先生在《释“瓯骆相攻，南越动摇”———从一件南越青铜器说起》一文中介绍宫署遗址中两件铸造有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的鎏金铜器，并认为这件龙、蛇、蛙各自代表着南越、东瓯、骆越（可能也包括西瓯）政权［２０］。
象牙、犀角。很多学者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然而，王子今在《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一文中指出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满足贵族消费的可能，而出土皮甲及铁甲所附皮质材料，很可能也取自当地出产的犀［２１］。
瓦。白芳在《南越国御苑遗址“公”字瓦考释》一文中认为御苑遗址内出土的“公”字应是指对职官为令，官秩为六百石，专门负责宫室建造的一种职官的称谓［２２］。
铜提筒。高占盈在《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船纹顺序考》一文中分析了１９８３年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赵昧墓中出土的９件铜提筒上“羽人船纹”的排列形式问题，这对研究其纹饰含义意义重大［２３］。
四
南越国墓葬研究
铁器。郑超雄《关于岭南冶铁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吕后“关市铁器”后，刺激了南越国铁器铸造业的发展。推测广州象岗南越王文帝墓中出土众多的铁器，有相当部分可能是用从平南陈六运去的铁锭铸造的［１４］。
玉器。黎键《中华瑰宝、南国奇珍———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器浅析》认为南越王墓玉器的出土，证明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南越国玉器与中原玉器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１５］。卢兆荫《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通过从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日常生活用玉三方面对南越王墓与满城汉墓所出玉器的器类、器形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１６］。周南泉《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玉器》对南越王墓玉器的介绍也很详尽［１７］。
青铜器。邱立诚、杨式挺《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文论述了西江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彭仲辉、侯丽蓉《民初关于发掘南越古冢的报告》公布了民国初年谭镖的呈文，为史学界学习研究南越时期文物及历史提供宝贵材料［２４］。蔡常维《南越王墓“解密”》一文介绍了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及其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２５］。黄淼章在《南越国的丧葬习俗》一文中，对南越国的丧葬中的南越国墓葬型式、灵魂不灭观念、厚葬习俗进行了研究，指出南越国的丧葬习俗主要是继承了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２６］。郑君雷在《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中指出：乐昌对面山墓地发掘的东周秦汉墓与广州汉墓和银山岭墓地出土陶器在质地、火侯、纹饰、制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铜兵器的形制和数量颇为相通［２７］。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对南越及闽越、东瓯国的世系和未发现的南越王赵佗和赵胡的陵墓陵提
①“船台说”的观点可参阅麦英豪等著《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宫苑遗址说”的观点可参看杨豪、杨鸿勋、何国卫、邓其生、席龙飞、李平日、曾昭璇、黄少敏、郭钦华、郑洁红、库耘、
谢玉坎、陈华堂、陈天龙、陈泽泓等人的文章。
２２
出己见，并重申文物保护的重要性［２８］。
五
南越国重要历史人物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一文中认为秦始皇谪戍至岭南地区的大批商人开创了岭南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推动了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３８］。廖国一在《论古代南越与中原的关系》中论述了从商周时代起，岭南地区的南越文化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３９］。黄庆昌在《论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西汉对南越国由汉高祖、文景帝到汉武帝时期对南越国政策的转变，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４０］。黎雄峰《西汉武帝征南越与汉族入琼》主要探讨从秦朝至西汉武帝征南越国之后，汉族入琼的经过及其确切的年代［４１］。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论述了南越国水陆交通及其作用［４２］。
越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梁元《牂牁江考略》一文用事实论证《史记》、《汉书》所载汉代从牂牁郡的治所向南浮江而下，直至番禺，完全是可行的［４３］。曾昭漩等在《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中认为“百越”古越语即“越人”，“南越”即“水居越人”。先秦的西瓯国到汉初已灭亡，赵佗建南越国后设苍梧王治理西瓯部分地区［４４］。
南越国的海外交流。冯雷在《南越国与海外交流》一文结合多方面史实推论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生产一定规模的能够海上航行的船只的能力［４５］。而周永卫在《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中对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南越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陆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相当大［４６］，否定了传统的说法。彭年在《南越族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一文中认为南越族不是“男耕女织”的农耕民族，而是“以射猎为业”、具有海上航运悠久历史的海洋民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４７］。李庆新在《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一文对南越国的海外交流也多有涉及［４８］。
从整体上研究南越国的内外关系和对外交往。方铁在《南越国的内外关系及其政策》一文中，就南越国处理内外关系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商榷［４９］。赵善德《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论证秦汉时岭南人已具有浓烈的商业意识［５０］。
越人民族的分化。白耀天、李富强在《壮、傣二群体越人分化于南越时期索隐》中分析了南越国
赵佗。一般学者都肯定了赵佗的伟绩与历史作用。张诚的《试论赵佗对开发岭南的贡献》［２９］、朱凤祥的《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３０］等都是此类文章中的代表。
赵佗的后代。关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是谁的问题，开始时很多学者认为应是《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南越王赵胡。吴海贵在《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一文中，则认为南越王墓墓主不是赵胡，而是赵佗之子赵胡之父赵昧［３１］。
其它南越国历史人物。策动南越国起兵反叛汉朝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已随南越国的灭亡而被汉军诛杀，但吕嘉子孙宗族的结局，由于《史记》及《汉书》均无明确记载而成为悬案。王世丽《从吕凯族属看汉武帝斥地拓疆》一文在认为三国时期被诸葛亮封为“云南郡太守”、“阳迁亭侯”的吕凯是南越国宰相吕嘉之后裔［３２］。叶永新在《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一文中则认为南越国灭亡后，吕嘉子孙宗族已被诛灭殆尽，所谓吕嘉子孙宗族被迁到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内）的说法根据不足，难以成立［３３］。杨兆荣《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证明吕嘉遗族入滇说法正确，吕不韦遗族入滇缺乏根据［３４］。综合来看，吕嘉遗族入滇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另外，徐光华在《史定何时任南越国揭阳县令》一文中对史定何时出任南越国揭阳县令进行考证［３５］。总的来说，对于南越国一些次要人物的研究，限于资料缺乏而显得不够深入。六
南越国对内对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从语言形成分析民族文化融合。刘付靖《东夷、楚与南越文化关系》认为粤语是古越语与古东夷语、古楚语及古汉语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地方语言，在今天粤语的一些词汇、读音以及岭南的民俗之中，可以找到东夷与楚文化的痕迹［３６］。
汉越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认为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文化是以本地区古越文化为基础，在中原先进的汉文化诸因素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之下而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其文化面貌是纷繁复杂的［３７］。高凯在
第２４卷第４期成国雄：近十余年南越国历史研究综述□２３
时期原来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壮傣群体越人分化为壮、傣掸两个群体越人的过程［５１］。
七
南越国人民生活习俗、文化习惯研究
语言方面。陈鸿钧在《越为音译说》一文中主张“越”一词为音译［５２］。刘瑞《“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一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２００５年初广州出土的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有紧密联系［５３］。
发式方面。彭年在《“束发椎髻”非南越之俗———兼论束发之俗的起源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束发椎髻不是岭南越族之俗，最早盛行这种风俗的是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先民［５４］。陈鸿钧《越人“断发”再议》认为百越地区除了“断发”外，“椎髻”、“被发”也大量存在，甚或更盛于“断发”，否定了越人不蓄长发，短发是越人（包括吴人）的习俗，的说法［５５］。
道德方面。高恒天、汤剑波在《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一文中认为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体现为性自由、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和极端功利主义以及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５６］。
医疗观念方面。王芳的《从南越王墓看西汉南越国的医疗现念》一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药物、药具等文物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了西汉时期南越国的医疗文化观念［５７］。
南越国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如一些论文选题重复，缺乏新意，许多问题如岭南各族的社会形态、广州地区之外各地经济状况等有待于继续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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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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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余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秦汉时期南越国历史及岭南文化继续展开集中的研
究。具体的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南越国的考古发掘报告；南越国遗址和建筑成就的研究；南越国遗物研究；南越国墓葬研究；南越国重要历史人物研究；南越国对内对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南越国人民生活习俗的研究。
［关键词］秦汉史；南越国；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２０－０５［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６６Ｘ
南越国是秦朝末年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在岭南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专家学者作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近十余年中，许多学者对秦汉时期南越国历史及岭南文化继续展开更为集中深入的研究，推进了秦汉史的学术进步。具体的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富的考古资料。
不少专家学者撰文介绍南越国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一些国际友人也关注南越王宫署遗址发掘的重大价值。南越国文明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二
南越国遗址和建筑成就的研究
广州城。袁钟仁《古代广州城的兴筑和扩建》
一
南越国考古发掘报告
一文认为广州为秦朝时始建城，南越国第一次扩建广州城［４］。
近十余年开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等单位对南越国宫署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１）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７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发掘南越国宫署遗址，揭露出石筑蓄水池和曲渠等人工园林水景［１］；（２）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发掘遗迹包括宫署大殿主体的东北部分北侧散水的东段、东侧散水的北段以及属于宫殿附属的通道［２］；（３）２００３年，除对上述一号宫殿作了进一步清理，基本搞清了宫殿台基的范围和结构外，又新发现了二号宫殿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等重要遗迹［３］。这几次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规模巨大，遗物众多，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丰
龙川城。赵佗为龙川令时筑龙川城，这座城也引起人们关注。张鉴平、魏平《岭南古城龙川城》介绍了龙川的悠久历史、优美风貌和众多文物古迹［５］。刘文澜《龙川赵佗遗址多》介绍了龙川老隆镇的越王弩营、赵佗故宅、赵佗公署、越王井等历史遗迹［６］。
番禺城故址。吴宏岐在《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中认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７］。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汉番禺城故址新考》通过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８］。
广州“古船台遗址说”与“宫署遗址说”的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成国雄（１９７３－），男，湖南宁远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２００６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①１９９６年以前的南越国研究情况可参阅余天炽著《古南越国史》（１９８８年出版）、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１９９５年出版）、程存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４年第７期）和《南越国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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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广州发掘的南越国遗址，以麦英豪为代表的一些考古专家持“船台说”。杨豪等一批船舶专家和地质学专家则认为是“宫署遗址”①。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９日，十个学术单位联合发起和主办“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真伪研讨会”，确认原来定性为“秦汉或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的结论是错误的，应更正为“南越国宫苑中一处宫殿建设遗址”［９］。通过这场辩论所确立的“宫署遗址”的结论有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学术意义。
建筑成就。南越国宫苑遗址的发现让人们对秦汉时期岭南建筑技术大为惊叹。陈伟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记述》评价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１０］。郑力鹏、郭祥《秦汉南越国御苑遗址的初步研究》一文对御苑已探明部分的布局和景观构成、石渠的设计和水景特色等作了初步分析研究，揭示其重大价值［１１］。高大伟、岳升阳《南越国宫苑遗址文化价值的研究》一文阐述了南越国宫苑园林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和秦汉建筑园林科技成就［１２］。陈泽泓在《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一文中则对这一时期岭南建筑的特点、发展原因以及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作了论述［１３］。
三
南越国遗物研究
以及岭南北青铜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１８］。蒋廷瑜在《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一文介绍了出土铜桶的形状、花纹、材质、用途等［１９］。吴凌云先生在《释“瓯骆相攻，南越动摇”———从一件南越青铜器说起》一文中介绍宫署遗址中两件铸造有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的鎏金铜器，并认为这件龙、蛇、蛙各自代表着南越、东瓯、骆越（可能也包括西瓯）政权［２０］。
象牙、犀角。很多学者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然而，王子今在《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一文中指出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满足贵族消费的可能，而出土皮甲及铁甲所附皮质材料，很可能也取自当地出产的犀［２１］。
瓦。白芳在《南越国御苑遗址“公”字瓦考释》一文中认为御苑遗址内出土的“公”字应是指对职官为令，官秩为六百石，专门负责宫室建造的一种职官的称谓［２２］。
铜提筒。高占盈在《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船纹顺序考》一文中分析了１９８３年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赵昧墓中出土的９件铜提筒上“羽人船纹”的排列形式问题，这对研究其纹饰含义意义重大［２３］。
四
南越国墓葬研究
铁器。郑超雄《关于岭南冶铁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吕后“关市铁器”后，刺激了南越国铁器铸造业的发展。推测广州象岗南越王文帝墓中出土众多的铁器，有相当部分可能是用从平南陈六运去的铁锭铸造的［１４］。
玉器。黎键《中华瑰宝、南国奇珍———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器浅析》认为南越王墓玉器的出土，证明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南越国玉器与中原玉器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１５］。卢兆荫《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通过从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日常生活用玉三方面对南越王墓与满城汉墓所出玉器的器类、器形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１６］。周南泉《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玉器》对南越王墓玉器的介绍也很详尽［１７］。
青铜器。邱立诚、杨式挺《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文论述了西江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彭仲辉、侯丽蓉《民初关于发掘南越古冢的报告》公布了民国初年谭镖的呈文，为史学界学习研究南越时期文物及历史提供宝贵材料［２４］。蔡常维《南越王墓“解密”》一文介绍了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及其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２５］。黄淼章在《南越国的丧葬习俗》一文中，对南越国的丧葬中的南越国墓葬型式、灵魂不灭观念、厚葬习俗进行了研究，指出南越国的丧葬习俗主要是继承了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２６］。郑君雷在《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中指出：乐昌对面山墓地发掘的东周秦汉墓与广州汉墓和银山岭墓地出土陶器在质地、火侯、纹饰、制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铜兵器的形制和数量颇为相通［２７］。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对南越及闽越、东瓯国的世系和未发现的南越王赵佗和赵胡的陵墓陵提
①“船台说”的观点可参阅麦英豪等著《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宫苑遗址说”的观点可参看杨豪、杨鸿勋、何国卫、邓其生、席龙飞、李平日、曾昭璇、黄少敏、郭钦华、郑洁红、库耘、
谢玉坎、陈华堂、陈天龙、陈泽泓等人的文章。
２２
出己见，并重申文物保护的重要性［２８］。
五
南越国重要历史人物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一文中认为秦始皇谪戍至岭南地区的大批商人开创了岭南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推动了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３８］。廖国一在《论古代南越与中原的关系》中论述了从商周时代起，岭南地区的南越文化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３９］。黄庆昌在《论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西汉对南越国由汉高祖、文景帝到汉武帝时期对南越国政策的转变，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４０］。黎雄峰《西汉武帝征南越与汉族入琼》主要探讨从秦朝至西汉武帝征南越国之后，汉族入琼的经过及其确切的年代［４１］。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论述了南越国水陆交通及其作用［４２］。
越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梁元《牂牁江考略》一文用事实论证《史记》、《汉书》所载汉代从牂牁郡的治所向南浮江而下，直至番禺，完全是可行的［４３］。曾昭漩等在《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中认为“百越”古越语即“越人”，“南越”即“水居越人”。先秦的西瓯国到汉初已灭亡，赵佗建南越国后设苍梧王治理西瓯部分地区［４４］。
南越国的海外交流。冯雷在《南越国与海外交流》一文结合多方面史实推论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生产一定规模的能够海上航行的船只的能力［４５］。而周永卫在《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中对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南越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陆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相当大［４６］，否定了传统的说法。彭年在《南越族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一文中认为南越族不是“男耕女织”的农耕民族，而是“以射猎为业”、具有海上航运悠久历史的海洋民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４７］。李庆新在《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一文对南越国的海外交流也多有涉及［４８］。
从整体上研究南越国的内外关系和对外交往。方铁在《南越国的内外关系及其政策》一文中，就南越国处理内外关系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商榷［４９］。赵善德《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论证秦汉时岭南人已具有浓烈的商业意识［５０］。
越人民族的分化。白耀天、李富强在《壮、傣二群体越人分化于南越时期索隐》中分析了南越国
赵佗。一般学者都肯定了赵佗的伟绩与历史作用。张诚的《试论赵佗对开发岭南的贡献》［２９］、朱凤祥的《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３０］等都是此类文章中的代表。
赵佗的后代。关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是谁的问题，开始时很多学者认为应是《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南越王赵胡。吴海贵在《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一文中，则认为南越王墓墓主不是赵胡，而是赵佗之子赵胡之父赵昧［３１］。
其它南越国历史人物。策动南越国起兵反叛汉朝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已随南越国的灭亡而被汉军诛杀，但吕嘉子孙宗族的结局，由于《史记》及《汉书》均无明确记载而成为悬案。王世丽《从吕凯族属看汉武帝斥地拓疆》一文在认为三国时期被诸葛亮封为“云南郡太守”、“阳迁亭侯”的吕凯是南越国宰相吕嘉之后裔［３２］。叶永新在《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一文中则认为南越国灭亡后，吕嘉子孙宗族已被诛灭殆尽，所谓吕嘉子孙宗族被迁到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内）的说法根据不足，难以成立［３３］。杨兆荣《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证明吕嘉遗族入滇说法正确，吕不韦遗族入滇缺乏根据［３４］。综合来看，吕嘉遗族入滇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另外，徐光华在《史定何时任南越国揭阳县令》一文中对史定何时出任南越国揭阳县令进行考证［３５］。总的来说，对于南越国一些次要人物的研究，限于资料缺乏而显得不够深入。六
南越国对内对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从语言形成分析民族文化融合。刘付靖《东夷、楚与南越文化关系》认为粤语是古越语与古东夷语、古楚语及古汉语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地方语言，在今天粤语的一些词汇、读音以及岭南的民俗之中，可以找到东夷与楚文化的痕迹［３６］。
汉越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认为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文化是以本地区古越文化为基础，在中原先进的汉文化诸因素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之下而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其文化面貌是纷繁复杂的［３７］。高凯在
第２４卷第４期成国雄：近十余年南越国历史研究综述□２３
时期原来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壮傣群体越人分化为壮、傣掸两个群体越人的过程［５１］。
七
南越国人民生活习俗、文化习惯研究
语言方面。陈鸿钧在《越为音译说》一文中主张“越”一词为音译［５２］。刘瑞《“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一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２００５年初广州出土的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有紧密联系［５３］。
发式方面。彭年在《“束发椎髻”非南越之俗———兼论束发之俗的起源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束发椎髻不是岭南越族之俗，最早盛行这种风俗的是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先民［５４］。陈鸿钧《越人“断发”再议》认为百越地区除了“断发”外，“椎髻”、“被发”也大量存在，甚或更盛于“断发”，否定了越人不蓄长发，短发是越人（包括吴人）的习俗，的说法［５５］。
道德方面。高恒天、汤剑波在《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一文中认为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体现为性自由、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和极端功利主义以及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５６］。
医疗观念方面。王芳的《从南越王墓看西汉南越国的医疗现念》一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药物、药具等文物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了西汉时期南越国的医疗文化观念［５７］。
南越国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如一些论文选题重复，缺乏新意，许多问题如岭南各族的社会形态、广州地区之外各地经济状况等有待于继续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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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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