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个性的机会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曾国藩深有体会，他的一生，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以挫折来磨砺自己的个性，从而愈挫愈奋。
曾国藩是一名理学家，他非常相信意志的作用。他生在一个“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能自己把握住自己已经是很困难的，要进一步挽回大局，就更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艰苦的磨难和逆境的洗礼，来淬砺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说：
古代的贤人，在困苦忧患之际，正是道德功业突发猛进的时候。其大处在于胸怀坦荡，其小处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在于遭到过大的磨难。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然屡遭挫折，但他都将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忠告】挫折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他经常举自己平生四次受人讥笑之事为例，来说明成功皆从磨炼中来的道理：
我平生吃了几次大亏。第一次是我做秀才的时候，学台公开指责我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第二次是我做翰林的时候，在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画了一个图十分丑陋，王公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不笑话我的。第三次是我初出带兵的时候，在岳州、靖港战败后，全省官绅没有一个看得起我的。第四次是九江战败，我厚着脸皮走入江西，又弹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结果当我被围困在南昌，全省的官绅人人都喜笑颜开。
其实，自从出来带兵，曾国藩就几乎每天都在艰难中度过的。官场中的讥议攻击自不待然。在长沙的时候，他与长沙的官场闹得如同水火，倍受侮辱，甚至差一点被绿营兵打死。但这并没有影响曾国藩编练一支新军的决心，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我自从为官以来，尤其是近年办理军务，心中经常有很多郁郁不平之气，我经常仿效着母亲，指着肚子对儿女说：“这里面蓄积了无数的闲气，却没有地方发泄。”往年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今年二月在省城里，凡是我所带的兵勇，每次上城，一定会遭到绿营兵的痛打，这是你们所亲眼看到的。到处是对我的诽谤埋怨，到处是对我的嘲弄讽刺，这是你们所亲耳听到的。自从四月以后你们不在这里，情况就更加令人难堪了。我只有含羞忍辱，埋头练兵，希望军事上能有所成就。
尤其是被困在南昌的时候，曾国藩更是困窘异常，他自己说是“一听到春风的怒号，心就要碎了；一看见敌人的船开过来，就急得绕着房子转圈，却没有办法”，而他与江西官员的关系，更是到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容得下他的地步。后来王闿运写《湘军志》，读到当时的文件，还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读当时的文件，都让人忍不住要流泪”。直到曾国藩担任了两江总督，日子才好过了一些。这期间他曾经多次自杀。其中投水就有两次。然而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挫折，但他还是打败了太平军，成了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挫折困难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增益其所不能”的过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抱定一个以挫折“增益其所不能”的信念，而且在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也经常以此相劝。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京中流言四起，使曾国荃陷入了极大困境之中，曾国藩写信劝曾国荃说： 你现在，应该将什么皇上的看法，别人的讥笑都一概不管。你就按照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句话，这样另起炉灶，重开世界。谁知道这两次的大败，非不是老天要磨炼英雄，使你大有长进叱？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长进全在受挫受辱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斗志，而增长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从此气馁。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忠告】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对于遇到小小挫折即怨天尤人，曾国藩则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心里抑郁太多，怨天尤人，不光不可以处世，也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光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也不利于自己的身体。”
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还以练字为例，说明知难而上才会有所成就的道理：
我以前学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帖，每一次都是一临就是几百张，但却都是一点也不像。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的《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几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点进步。你现在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就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凡事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才能有济。你不可追求很快出名，很快见效。以后每天练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会变得很笨，字会变得很丑，兴趣也就会变得很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以稍稍进步，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然会有亨通精进的一天。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的信念，曾国藩才硬撑着走过了艰难，并像长江在经历了千折百回一样，终于走上了一日千里的顺境。
【忠告】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
【自检】
曾国藩所说的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对你有什么启示？]
要知道自己败在那里
将挫折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对于领导者来说，遇到挫折之后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这就是曾国藩应对挫折的第二个方略：
靖港之役，是曾国藩带兵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
靖港之役是这样发生的：1853年湘军东征，与太平军的西征军迎头而遇。先在岳州之战中败给了太平军，湘军出师不利，除塔齐布外，其余各军都退回了长沙。湖南官绅议议论纷纷，有的骂曾国藩无用，有的主张乘机解散湘军。湖南巡抚骆秉章虽然因为无兵守卫长沙，不同意解散湘军，但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好在湘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太平军因为进攻太锐，也暴露出了不少弱点，其中占领湘潭的林绍璋一军由于后军不继，攻势停顿，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给了湘军以反攻的机会。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制定了集中兵力攻打湘潭的计划，并安排杨载福、彭玉麟等五营先行，曾国藩率其余五营于次日续进。
然而，这天晚上，曾国藩临行之前，忽然有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是那里太平军少而无备，并说当地民团已经搭好了浮桥，愿意协助进攻，充当向导。曾国藩一听机会难得，就不顾打湘潭的兵力已经出发，放弃了原定计划，率领所余水路各军改攻靖港。不想民团所提供的情况有误，太平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湘军。湘军遭到了太平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战船也很快就被太平军击毁了10余只，余下的也被太平军俘获。湘军水勇纷纷上岸逃命。曾国藩急忙调动陆勇前来救援，但陆勇见水勇溃逃，也纷纷后退。曾国藩亲自执剑督阵，并竖起令旗，旗上写着“过此旗者斩”几个大字，然而兵败如山倒，勇丁们一个个绕过令旗，继续狂逃，湘军的局面于是不可挽回。以前曾国藩一再讥笑绿营兵望风而逃，不料自己训练的湘军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不堪一击。他左思右想，既羞愧，又气愤，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他的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神色不对，恐怕会出问题，就让人乘着小船紧随其后，以防不测。果然，船到铜官渡，曾国藩支开随从，扑通一声跳入水中。随从们急忙抢救，将曾国藩从水中捞出，背到了船上。陈士杰、李元度也过来再三劝说，曾国藩这才回到了大营。
湘军在靖港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那些湖南的官员们，本来就恨曾国藩多事，听说曾国藩打了败仗，更是幸灾乐祸。还有人跑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告状，要求参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了事。一时之间，闹得个满城风雨。曾国藩自己也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就不肯吃饭，不肯更衣，也不肯洗脸，整个人蓬头垢面。他还暗中写好了遗书，让曾国葆买好了棺木，准备再次自杀。好在突然之间传来了安排去打湘潭的那部分湘军大获全胜的消息，这就像一阵大风，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的形势。长沙官场一改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歧视，骆秉章也开始热情起来。甚至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很始重视湘军。曾国藩和湘军的政治处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然而，处境改善的曾国藩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湘潭这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意识到湘军在靖港的战败，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湘军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个问题是湘军的训练仍然不精，特别是水师成师过于仓促，大都未经过训练，这就大大影响了它的战斗力。第二个问题，是赏罚不明，缺乏严格的纪律，在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绿营。
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立即设法加以解决。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展开了认真的整军运动。他对各营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岳州之战中，敢于对抗太平军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中，敢战者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其他各营都是望风而逃。即使是这数营敢战之勇，在打过胜仗之后，也只知道抢分太平军留下来的财物，全不回到长沙，还有一些直接跑回了湘乡。甚至还有人将战船开入湘乡内河，各自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彭玉麟战后为有功水手发放功牌，水手们见到忽然得到的顶戴，便说明自己原来在花名册上的名字是伪造的，是为将来逃走做准备的。
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他决定对溃散各营全部裁撤，各营的勇丁也不许别的营重新招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营也在被裁之列。曾国藩的父亲写信为小儿子求情，希望曾国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曾国藩坚决不肯。 经过整顿之后，湘军水陆原来的17000多人，只剩下了5000人左右。在大量裁撤的同时，曾国藩又让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几位有带兵和指挥能力的营官增募新勇。塔齐布所统领的部队，包括原带的抚标中军和新带的提标各营在内，官兵总数达到了六七千人。罗泽南一军增加到了1000人，其他彭玉麟、杨载福等中也都有较大规模的扩充。曾国藩还从两广奏调水师弁兵来湖南，结果广西知府李孟群募水勇1000名、广东总兵陈辉龙率水师官兵400人先后来到湖南，使湘军水师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在总的规模上，湘军水陆师人数达到了19000人以上，还不包括长夫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新招募的勇丁，曾国藩强调绝不许滥竽充数。他对湘军营官也明确表示，今后不论是谁，打胜仗就可以升官发财，打败仗则立刻滚蛋。在平时训练和军营生活方面，曾国藩也为湘军立下了规矩：每天早晨必须五更起床，起床后立即进行早操，在扎营时要认真筑垒，垒墙须高8尺，厚3尺。壕沟须宽8尺，深6尺。墙内须有内壕一道，墙外有外壕2道或3道。壕内须密钉竹签。
通过两个月的长沙整顿训练，湘军的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湘军以后所以能战，与这次整顿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自己对长沙整军也评价很高，认为是建军成功的第一步。
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失败是败在哪里，自己受挫折原因在哪里，并且及时进行改正。这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自检】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挫折？
要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曾国藩也曾经犯过致命的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关键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是要耐心等待重起的机会。
1857年，曾国藩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江西处境过于困难，当得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后，便不待谕旨，即委军而去，回家守制。假期将满后，咸丰皇帝命他遵照前旨，返回军中，继续督办江西军务。鉴于以前没有实权的难处，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办事的三大难处，并含蓄地提出了“非任位巡抚”不可的要求。对于曾国藩的伸手要官，咸丰皇帝十分恼火，加上咸丰帝认为太平天国在经历了天京事变以后势力大衰，不用曾国藩也能打败太平军，便索性批准了曾国藩在家终制的要求。曾国藩本来是想以退为进，没有想到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得到地方实权，就连回去带兵的机会也没有了。
更让曾国藩感到痛苦的是，这一时期江西的战局发展十分迅速，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军借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机会，将整个湖北和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开始向安徽方向进攻。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穿了黄马褂，官文、胡林翼都加了太子少保衔，这些消息传到曾国藩处，他的心中更是既羡慕，又不好受。根据他的估计，照这样发展下去，一年之内就可以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到时候战争结束，他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的机会，也分享不到胜利的果实了。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很感慨地说：
善始者未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近来胡林翼等人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唯独我一个人虽然平日里很有点抱负，此次却一点进步也没有。只好希望弟弟你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不但为我补救前非，也可以为我们的父亲增光。
曾国藩虽然有一颗强烈的做事之心，但却处于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因而只能在郁闷之中煎熬度日。好在湘军本来就是曾国藩一人搞起来的，将领全部是曾国藩一手培养与提拔起来的，甚至连胡林翼这样的统帅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保奏，因而这些人一直都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早在九江未破之前，湘军大将李续宾就写信给胡林翼，公开提出请曾国藩复职的要求。胡林翼也一直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但一直没有机会，也不好说话。 机会终于来了。
1858年4月，石达开统率所部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浙江。石达开的行动，使清廷十分紧张，以为他要进军杭州，这样必然要对清军围困天京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要求派湘军东入浙江，攻剿太平军。胡林翼和左宗棠认为这是一次要求清廷起复曾国藩的极好机会，经过串联，他们决定采取统一的，给朝廷施加压力，以达到允许曾国藩复出的目的。5月12日，胡林翼与官文首先联衔上奏，说目前湖北属下的李续宾部万难东赴浙江，而江西境内几支原有曾国藩指挥的湘军队伍却可以抽调援浙。这实际上是要朝廷派曾国藩赴浙江督师。过了一段时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朝廷果然批准了胡林翼等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让曾国藩出山，率领一部湘军迅速赶赴浙江，攻剿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国藩接到谕旨后，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马上就从家中起身，开始了他新的带兵生涯。
【总结】
曾国藩说自己平生长进，“全在受辱受困之时”。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也说：“一个人要能够经受住领导人必须经受的艰难痛苦，他就非得相信自己的事业不可。他必须相信自己，否则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曾国藩的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名领导者，最需要的是一种不甘失败的精神。同时，也需要一种等待时机的耐心。挫折也是一笔财富。天下有一帆风顺的庸才，却没有一帆风顺的英雄。成功的路上从来都是充满荆棘的，是艰苦磨炼出了真正的英雄。
把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个性的机会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曾国藩深有体会，他的一生，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以挫折来磨砺自己的个性，从而愈挫愈奋。
曾国藩是一名理学家，他非常相信意志的作用。他生在一个“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能自己把握住自己已经是很困难的，要进一步挽回大局，就更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艰苦的磨难和逆境的洗礼，来淬砺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说：
古代的贤人，在困苦忧患之际，正是道德功业突发猛进的时候。其大处在于胸怀坦荡，其小处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在于遭到过大的磨难。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然屡遭挫折，但他都将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忠告】挫折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他经常举自己平生四次受人讥笑之事为例，来说明成功皆从磨炼中来的道理：
我平生吃了几次大亏。第一次是我做秀才的时候，学台公开指责我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第二次是我做翰林的时候，在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画了一个图十分丑陋，王公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不笑话我的。第三次是我初出带兵的时候，在岳州、靖港战败后，全省官绅没有一个看得起我的。第四次是九江战败，我厚着脸皮走入江西，又弹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结果当我被围困在南昌，全省的官绅人人都喜笑颜开。
其实，自从出来带兵，曾国藩就几乎每天都在艰难中度过的。官场中的讥议攻击自不待然。在长沙的时候，他与长沙的官场闹得如同水火，倍受侮辱，甚至差一点被绿营兵打死。但这并没有影响曾国藩编练一支新军的决心，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我自从为官以来，尤其是近年办理军务，心中经常有很多郁郁不平之气，我经常仿效着母亲，指着肚子对儿女说：“这里面蓄积了无数的闲气，却没有地方发泄。”往年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今年二月在省城里，凡是我所带的兵勇，每次上城，一定会遭到绿营兵的痛打，这是你们所亲眼看到的。到处是对我的诽谤埋怨，到处是对我的嘲弄讽刺，这是你们所亲耳听到的。自从四月以后你们不在这里，情况就更加令人难堪了。我只有含羞忍辱，埋头练兵，希望军事上能有所成就。
尤其是被困在南昌的时候，曾国藩更是困窘异常，他自己说是“一听到春风的怒号，心就要碎了；一看见敌人的船开过来，就急得绕着房子转圈，却没有办法”，而他与江西官员的关系，更是到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容得下他的地步。后来王闿运写《湘军志》，读到当时的文件，还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读当时的文件，都让人忍不住要流泪”。直到曾国藩担任了两江总督，日子才好过了一些。这期间他曾经多次自杀。其中投水就有两次。然而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挫折，但他还是打败了太平军，成了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挫折困难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增益其所不能”的过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抱定一个以挫折“增益其所不能”的信念，而且在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也经常以此相劝。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京中流言四起，使曾国荃陷入了极大困境之中，曾国藩写信劝曾国荃说： 你现在，应该将什么皇上的看法，别人的讥笑都一概不管。你就按照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句话，这样另起炉灶，重开世界。谁知道这两次的大败，非不是老天要磨炼英雄，使你大有长进叱？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长进全在受挫受辱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斗志，而增长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从此气馁。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忠告】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对于遇到小小挫折即怨天尤人，曾国藩则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心里抑郁太多，怨天尤人，不光不可以处世，也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光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也不利于自己的身体。”
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还以练字为例，说明知难而上才会有所成就的道理：
我以前学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帖，每一次都是一临就是几百张，但却都是一点也不像。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的《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几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点进步。你现在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就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凡事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才能有济。你不可追求很快出名，很快见效。以后每天练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会变得很笨，字会变得很丑，兴趣也就会变得很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以稍稍进步，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然会有亨通精进的一天。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的信念，曾国藩才硬撑着走过了艰难，并像长江在经历了千折百回一样，终于走上了一日千里的顺境。
【忠告】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
【自检】
曾国藩所说的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对你有什么启示？]
要知道自己败在那里
将挫折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对于领导者来说，遇到挫折之后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这就是曾国藩应对挫折的第二个方略：
靖港之役，是曾国藩带兵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
靖港之役是这样发生的：1853年湘军东征，与太平军的西征军迎头而遇。先在岳州之战中败给了太平军，湘军出师不利，除塔齐布外，其余各军都退回了长沙。湖南官绅议议论纷纷，有的骂曾国藩无用，有的主张乘机解散湘军。湖南巡抚骆秉章虽然因为无兵守卫长沙，不同意解散湘军，但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好在湘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太平军因为进攻太锐，也暴露出了不少弱点，其中占领湘潭的林绍璋一军由于后军不继，攻势停顿，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给了湘军以反攻的机会。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制定了集中兵力攻打湘潭的计划，并安排杨载福、彭玉麟等五营先行，曾国藩率其余五营于次日续进。
然而，这天晚上，曾国藩临行之前，忽然有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是那里太平军少而无备，并说当地民团已经搭好了浮桥，愿意协助进攻，充当向导。曾国藩一听机会难得，就不顾打湘潭的兵力已经出发，放弃了原定计划，率领所余水路各军改攻靖港。不想民团所提供的情况有误，太平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湘军。湘军遭到了太平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战船也很快就被太平军击毁了10余只，余下的也被太平军俘获。湘军水勇纷纷上岸逃命。曾国藩急忙调动陆勇前来救援，但陆勇见水勇溃逃，也纷纷后退。曾国藩亲自执剑督阵，并竖起令旗，旗上写着“过此旗者斩”几个大字，然而兵败如山倒，勇丁们一个个绕过令旗，继续狂逃，湘军的局面于是不可挽回。以前曾国藩一再讥笑绿营兵望风而逃，不料自己训练的湘军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不堪一击。他左思右想，既羞愧，又气愤，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他的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神色不对，恐怕会出问题，就让人乘着小船紧随其后，以防不测。果然，船到铜官渡，曾国藩支开随从，扑通一声跳入水中。随从们急忙抢救，将曾国藩从水中捞出，背到了船上。陈士杰、李元度也过来再三劝说，曾国藩这才回到了大营。
湘军在靖港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那些湖南的官员们，本来就恨曾国藩多事，听说曾国藩打了败仗，更是幸灾乐祸。还有人跑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告状，要求参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了事。一时之间，闹得个满城风雨。曾国藩自己也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就不肯吃饭，不肯更衣，也不肯洗脸，整个人蓬头垢面。他还暗中写好了遗书，让曾国葆买好了棺木，准备再次自杀。好在突然之间传来了安排去打湘潭的那部分湘军大获全胜的消息，这就像一阵大风，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的形势。长沙官场一改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歧视，骆秉章也开始热情起来。甚至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很始重视湘军。曾国藩和湘军的政治处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然而，处境改善的曾国藩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湘潭这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意识到湘军在靖港的战败，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湘军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个问题是湘军的训练仍然不精，特别是水师成师过于仓促，大都未经过训练，这就大大影响了它的战斗力。第二个问题，是赏罚不明，缺乏严格的纪律，在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绿营。
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立即设法加以解决。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展开了认真的整军运动。他对各营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岳州之战中，敢于对抗太平军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中，敢战者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其他各营都是望风而逃。即使是这数营敢战之勇，在打过胜仗之后，也只知道抢分太平军留下来的财物，全不回到长沙，还有一些直接跑回了湘乡。甚至还有人将战船开入湘乡内河，各自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彭玉麟战后为有功水手发放功牌，水手们见到忽然得到的顶戴，便说明自己原来在花名册上的名字是伪造的，是为将来逃走做准备的。
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他决定对溃散各营全部裁撤，各营的勇丁也不许别的营重新招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营也在被裁之列。曾国藩的父亲写信为小儿子求情，希望曾国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曾国藩坚决不肯。 经过整顿之后，湘军水陆原来的17000多人，只剩下了5000人左右。在大量裁撤的同时，曾国藩又让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几位有带兵和指挥能力的营官增募新勇。塔齐布所统领的部队，包括原带的抚标中军和新带的提标各营在内，官兵总数达到了六七千人。罗泽南一军增加到了1000人，其他彭玉麟、杨载福等中也都有较大规模的扩充。曾国藩还从两广奏调水师弁兵来湖南，结果广西知府李孟群募水勇1000名、广东总兵陈辉龙率水师官兵400人先后来到湖南，使湘军水师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在总的规模上，湘军水陆师人数达到了19000人以上，还不包括长夫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新招募的勇丁，曾国藩强调绝不许滥竽充数。他对湘军营官也明确表示，今后不论是谁，打胜仗就可以升官发财，打败仗则立刻滚蛋。在平时训练和军营生活方面，曾国藩也为湘军立下了规矩：每天早晨必须五更起床，起床后立即进行早操，在扎营时要认真筑垒，垒墙须高8尺，厚3尺。壕沟须宽8尺，深6尺。墙内须有内壕一道，墙外有外壕2道或3道。壕内须密钉竹签。
通过两个月的长沙整顿训练，湘军的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湘军以后所以能战，与这次整顿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自己对长沙整军也评价很高，认为是建军成功的第一步。
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失败是败在哪里，自己受挫折原因在哪里，并且及时进行改正。这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自检】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挫折？
要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曾国藩也曾经犯过致命的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关键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是要耐心等待重起的机会。
1857年，曾国藩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江西处境过于困难，当得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后，便不待谕旨，即委军而去，回家守制。假期将满后，咸丰皇帝命他遵照前旨，返回军中，继续督办江西军务。鉴于以前没有实权的难处，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办事的三大难处，并含蓄地提出了“非任位巡抚”不可的要求。对于曾国藩的伸手要官，咸丰皇帝十分恼火，加上咸丰帝认为太平天国在经历了天京事变以后势力大衰，不用曾国藩也能打败太平军，便索性批准了曾国藩在家终制的要求。曾国藩本来是想以退为进，没有想到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得到地方实权，就连回去带兵的机会也没有了。
更让曾国藩感到痛苦的是，这一时期江西的战局发展十分迅速，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军借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机会，将整个湖北和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开始向安徽方向进攻。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穿了黄马褂，官文、胡林翼都加了太子少保衔，这些消息传到曾国藩处，他的心中更是既羡慕，又不好受。根据他的估计，照这样发展下去，一年之内就可以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到时候战争结束，他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的机会，也分享不到胜利的果实了。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很感慨地说：
善始者未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近来胡林翼等人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唯独我一个人虽然平日里很有点抱负，此次却一点进步也没有。只好希望弟弟你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不但为我补救前非，也可以为我们的父亲增光。
曾国藩虽然有一颗强烈的做事之心，但却处于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因而只能在郁闷之中煎熬度日。好在湘军本来就是曾国藩一人搞起来的，将领全部是曾国藩一手培养与提拔起来的，甚至连胡林翼这样的统帅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保奏，因而这些人一直都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早在九江未破之前，湘军大将李续宾就写信给胡林翼，公开提出请曾国藩复职的要求。胡林翼也一直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但一直没有机会，也不好说话。 机会终于来了。
1858年4月，石达开统率所部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浙江。石达开的行动，使清廷十分紧张，以为他要进军杭州，这样必然要对清军围困天京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要求派湘军东入浙江，攻剿太平军。胡林翼和左宗棠认为这是一次要求清廷起复曾国藩的极好机会，经过串联，他们决定采取统一的，给朝廷施加压力，以达到允许曾国藩复出的目的。5月12日，胡林翼与官文首先联衔上奏，说目前湖北属下的李续宾部万难东赴浙江，而江西境内几支原有曾国藩指挥的湘军队伍却可以抽调援浙。这实际上是要朝廷派曾国藩赴浙江督师。过了一段时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朝廷果然批准了胡林翼等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让曾国藩出山，率领一部湘军迅速赶赴浙江，攻剿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国藩接到谕旨后，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马上就从家中起身，开始了他新的带兵生涯。
【总结】
曾国藩说自己平生长进，“全在受辱受困之时”。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也说：“一个人要能够经受住领导人必须经受的艰难痛苦，他就非得相信自己的事业不可。他必须相信自己，否则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曾国藩的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名领导者，最需要的是一种不甘失败的精神。同时，也需要一种等待时机的耐心。挫折也是一笔财富。天下有一帆风顺的庸才，却没有一帆风顺的英雄。成功的路上从来都是充满荆棘的，是艰苦磨炼出了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