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东征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儿童十字军。儿童十字军东征发生于公元1212年即第四次东征之后。儿童十字军主要出现在法国与德国，主要有出生于法国的年仅12岁名叫斯蒂芬的牧童和来自莱茵兰名叫尼古拉斯的小男孩组织的大约30000人和20000人的两支儿童军。其目标是前往圣地耶路撒冷，摧毁穆斯林教派。这两支军队的区别在于，法国儿童军年龄普遍偏大，并且有很多的女孩、流浪者，德国儿童军年龄多数都在12岁以下。两国的儿童十字军东征最终都以惨败告终。
为什么要东征？
11世纪期间，西欧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严重，地租、“什一税”、“人头税”、“死手捐”等，税收名目繁多；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逐步兴起，对外贸易日益发展，东方的奢侈品不断地涌入西方市场，使得西欧封建主的物质生活享受不断提高，促使传统的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这一改变使得农民遭受封建主和商人的双重盘剥。而时常发生的封建主之间的私战、抢劫等灾祸又使得农民首当其冲。这一切使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粮食歉收，饥荒连年不断。如在1032-1035年，法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持续3年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相；从970年到1040年，西欧约有48年是荒年，而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前的1087-1095年间，欧洲又连续发生了七次大饥荒。悲惨的处境使得西欧的农民大批地逃亡或起义。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未来的农民将希望寄托到了宗教上面。另外，西欧封建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社会上存在不少出身高贵却一无所有而且成天无所事事的骑士，他们放纵游荡，且不择手段地去恢复高贵的生活，渴望获得土地、财富和农奴。而大封建主之间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的领地、权力，时常大动干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够使封建主和骑士的欲望得以满足。因此，向富庶的东方世界发动进攻，就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追求财富的愿望。
11世纪后，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英国等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社会上层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即使和东方有较为密切往来的意大利城市商人也因当时西亚、北非贸易枢纽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里而束手无策。由于拜占庭帝国的衰败迹象已经出现，阿拉伯商人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的海上通道，流入西方社会的东方商品，经过重重关卡、过境税的层层加码，已经使得西欧商人无利可图。因此，对于以意大利为首的商人阶层来说，要获得高额商业利润，必须同东方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其前提是控制地中海东岸，打击或者消灭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西欧社会各阶层摆脱困境的愿望，使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着骚动不安的因素，这一切交融在一起危及到了封建统治，也使得西欧社会在11世纪后处于一个极度紧张的状态。此时。“唯有处在万流归宗地位的天主教会有能力为这些不安的力量寻找一个发泄口。”恰巧，东征成了这样的一个发泄口，教会便借神圣战争之名组织殖民运动，给予群众的反封建情绪一条发泄之路，从而使得西欧内部矛盾得以缓解，封建统治得以巩固。
“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的西欧是一次国际性的事件，也是一次全国性的事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在为统一行动而疯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东征在当时也是具有国际性的事件，在这次十字军东征中，宗教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有儿童？
从信仰角度来思考这问题，我们更能理解出现儿童十字军的原因。汤普逊曾经说过：“十字军最有趣也是最伟大的表现在于11世纪觉醒的集体意识或集团心理运动”，它是“由许多复杂力量和个别运动凝聚交合而成，十字军的根苗深埋于中世纪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长而又最深的根苗便是朝拜‘圣地’的惯例。”朝圣早在公元3 世纪左右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基督徒们相信来世观和现实罪恶观，为了躲避受罚或者洗刷冤屈，人们都激烈地渴望去朝圣，这就如同后来穆斯林希望能够去麦加朝圣一样。
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半个世纪的荒年阶段。但是，在世界末日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教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谣言在欧洲各地流传开来。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所以人们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因此引发人们狂热的圣地朝圣。对朝圣来说，假如有条件的话，谁不愿意去“瞻仰圣地、觅得食物，用约旦河之水进行第二次洗礼”呢！到了11世纪，欧洲朝圣的人数猛增，以前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取代。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浪潮的席卷之下，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因此人们都把东征看作一条灵魂救赎的道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发动战争的西欧各方，特别是主导者——教会，并没有取得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没有参与战争的儿童与老年羸弱者两者之间，儿童被看作纯洁的化身，只有他们前往东方去才能够得到耶稣显灵以致驱逐异教徒。所以，当有一位领袖人物出来宣传儿童东征解救圣主时，家长们都强力地支持自己的孩子们去东征，他们也坚信只有自己纯洁的孩子们才能够得到主的庇护，得以在灾荒与战乱的年代里生存下来。
克吕尼运动以后，“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地位在逐渐形成，在所有的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国家里，从王宫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把上帝的权威看成至高无上的。”所以，当基督教统治的世界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时，教皇的每一次煽动性的激情演说都将激发西欧每一个人的斗志。在此情况下，为了使基督教会及其世界团结起来，进而实现罗马教会统治世界的宏伟梦想，教皇开始谋划发动对异教徒的远征。于是他以“主的坟墓”受到了东方野蛮人的侮辱、朝圣者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借口煽动人们向东方进发。
为了激发人们对宗教的激情与狂热，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向基督徒做煽情演讲时曾说：“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的和有信仰的人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该进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并说“凡是前往旅途的人，如若死于途中，或死于穿梭中，死于对异教徒的战场，你们的罪孽将自动地加以宽恕，这些是我对启程前往的人许诺的话，是以上帝赐予我的权威答应下来的。”我们不难想象，面对教皇神圣的召唤，基督教理想的驱使，教会的煽动和组织，那些对于上帝无比敬畏的人，该是多么的激动和疯狂！儿童十字军这支队伍虽然说只有将近三万多人，但是他们也是处在那样的一种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在前四次东征中失败的那些成年人而言，儿童军自信他们是能够驱逐外敌、“收复失地”、“夺回主的坟墓”的中坚力量。所以教皇与教会的煽动说教也是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东征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中世纪数万名儿童组成“童子军”随同出征。这一现象让人们觉得极其不可思议。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神权统治的大环境下，各阶级及阶级之间趋于白热化的矛盾、浓厚的“朝圣赎罪”观念、教皇与教会的煽动说教等因素使得此次东征最终发生。儿童十字军在军事上的惨败，进一步降低了教皇与教会的威信，降低了人们对东征的热情，从本质上宣告了东征的失败。
中世纪东征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儿童十字军。儿童十字军东征发生于公元1212年即第四次东征之后。儿童十字军主要出现在法国与德国，主要有出生于法国的年仅12岁名叫斯蒂芬的牧童和来自莱茵兰名叫尼古拉斯的小男孩组织的大约30000人和20000人的两支儿童军。其目标是前往圣地耶路撒冷，摧毁穆斯林教派。这两支军队的区别在于，法国儿童军年龄普遍偏大，并且有很多的女孩、流浪者，德国儿童军年龄多数都在12岁以下。两国的儿童十字军东征最终都以惨败告终。
为什么要东征？
11世纪期间，西欧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严重，地租、“什一税”、“人头税”、“死手捐”等，税收名目繁多；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逐步兴起，对外贸易日益发展，东方的奢侈品不断地涌入西方市场，使得西欧封建主的物质生活享受不断提高，促使传统的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这一改变使得农民遭受封建主和商人的双重盘剥。而时常发生的封建主之间的私战、抢劫等灾祸又使得农民首当其冲。这一切使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粮食歉收，饥荒连年不断。如在1032-1035年，法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持续3年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相；从970年到1040年，西欧约有48年是荒年，而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前的1087-1095年间，欧洲又连续发生了七次大饥荒。悲惨的处境使得西欧的农民大批地逃亡或起义。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未来的农民将希望寄托到了宗教上面。另外，西欧封建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社会上存在不少出身高贵却一无所有而且成天无所事事的骑士，他们放纵游荡，且不择手段地去恢复高贵的生活，渴望获得土地、财富和农奴。而大封建主之间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的领地、权力，时常大动干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够使封建主和骑士的欲望得以满足。因此，向富庶的东方世界发动进攻，就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追求财富的愿望。
11世纪后，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英国等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社会上层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即使和东方有较为密切往来的意大利城市商人也因当时西亚、北非贸易枢纽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里而束手无策。由于拜占庭帝国的衰败迹象已经出现，阿拉伯商人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的海上通道，流入西方社会的东方商品，经过重重关卡、过境税的层层加码，已经使得西欧商人无利可图。因此，对于以意大利为首的商人阶层来说，要获得高额商业利润，必须同东方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其前提是控制地中海东岸，打击或者消灭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西欧社会各阶层摆脱困境的愿望，使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着骚动不安的因素，这一切交融在一起危及到了封建统治，也使得西欧社会在11世纪后处于一个极度紧张的状态。此时。“唯有处在万流归宗地位的天主教会有能力为这些不安的力量寻找一个发泄口。”恰巧，东征成了这样的一个发泄口，教会便借神圣战争之名组织殖民运动，给予群众的反封建情绪一条发泄之路，从而使得西欧内部矛盾得以缓解，封建统治得以巩固。
“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的西欧是一次国际性的事件，也是一次全国性的事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在为统一行动而疯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东征在当时也是具有国际性的事件，在这次十字军东征中，宗教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有儿童？
从信仰角度来思考这问题，我们更能理解出现儿童十字军的原因。汤普逊曾经说过：“十字军最有趣也是最伟大的表现在于11世纪觉醒的集体意识或集团心理运动”，它是“由许多复杂力量和个别运动凝聚交合而成，十字军的根苗深埋于中世纪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长而又最深的根苗便是朝拜‘圣地’的惯例。”朝圣早在公元3 世纪左右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基督徒们相信来世观和现实罪恶观，为了躲避受罚或者洗刷冤屈，人们都激烈地渴望去朝圣，这就如同后来穆斯林希望能够去麦加朝圣一样。
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半个世纪的荒年阶段。但是，在世界末日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教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谣言在欧洲各地流传开来。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所以人们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因此引发人们狂热的圣地朝圣。对朝圣来说，假如有条件的话，谁不愿意去“瞻仰圣地、觅得食物，用约旦河之水进行第二次洗礼”呢！到了11世纪，欧洲朝圣的人数猛增，以前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取代。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浪潮的席卷之下，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因此人们都把东征看作一条灵魂救赎的道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发动战争的西欧各方，特别是主导者——教会，并没有取得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没有参与战争的儿童与老年羸弱者两者之间，儿童被看作纯洁的化身，只有他们前往东方去才能够得到耶稣显灵以致驱逐异教徒。所以，当有一位领袖人物出来宣传儿童东征解救圣主时，家长们都强力地支持自己的孩子们去东征，他们也坚信只有自己纯洁的孩子们才能够得到主的庇护，得以在灾荒与战乱的年代里生存下来。
克吕尼运动以后，“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地位在逐渐形成，在所有的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国家里，从王宫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把上帝的权威看成至高无上的。”所以，当基督教统治的世界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时，教皇的每一次煽动性的激情演说都将激发西欧每一个人的斗志。在此情况下，为了使基督教会及其世界团结起来，进而实现罗马教会统治世界的宏伟梦想，教皇开始谋划发动对异教徒的远征。于是他以“主的坟墓”受到了东方野蛮人的侮辱、朝圣者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借口煽动人们向东方进发。
为了激发人们对宗教的激情与狂热，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向基督徒做煽情演讲时曾说：“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的和有信仰的人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该进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并说“凡是前往旅途的人，如若死于途中，或死于穿梭中，死于对异教徒的战场，你们的罪孽将自动地加以宽恕，这些是我对启程前往的人许诺的话，是以上帝赐予我的权威答应下来的。”我们不难想象，面对教皇神圣的召唤，基督教理想的驱使，教会的煽动和组织，那些对于上帝无比敬畏的人，该是多么的激动和疯狂！儿童十字军这支队伍虽然说只有将近三万多人，但是他们也是处在那样的一种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在前四次东征中失败的那些成年人而言，儿童军自信他们是能够驱逐外敌、“收复失地”、“夺回主的坟墓”的中坚力量。所以教皇与教会的煽动说教也是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东征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中世纪数万名儿童组成“童子军”随同出征。这一现象让人们觉得极其不可思议。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神权统治的大环境下，各阶级及阶级之间趋于白热化的矛盾、浓厚的“朝圣赎罪”观念、教皇与教会的煽动说教等因素使得此次东征最终发生。儿童十字军在军事上的惨败，进一步降低了教皇与教会的威信，降低了人们对东征的热情，从本质上宣告了东征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