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对国家形象越来越重视，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变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只有在他者的论述中，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形象，这是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是为何两国之间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呢？比如历史认识的问题，如果只是从自身立场和视角去看待双边或周边问题，无法突破自我中心主义，自然也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药方所在。
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梳理了日本人从二战战败到中日恢复邦交的27年（1945―1972）里如何面对中国、如何认识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责任、希望与中国缔结怎样的关系，以及为何中日两国之间产生误解、不信任与对立。这份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详解，也为中国提供了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洋洋洒洒几十万言，既是中国当代史的另类解读，也是两国民间情感交流互动的重新发掘，提供了官方史学之外的独特视角。
在一个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民间情感、公共舆论不但塑造着当政者的执政思路，也在潜移默化地左右外交政策的走向，如果中日两国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那么仅仅依靠领导人的握手与表态，恐怕很难重现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透过周边看中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的核心位置，进而形成了一种“中心-周边”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反映在权力与实力方面，也表现在心理与思维方面。在民族复兴的宏大话语之中，“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恢复“中心”的地位和尊严。然而，自19世纪起，东亚格局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20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证明“中心-周边”的结构要想再复原，几无可能，东亚的安全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
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清自己，如果周围都是镜子，那么可能会呈现一个完整的自己。从周边看中国，从邻居的叙述中找到另一面的自己，这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不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乃至国家战略的问题。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从经典文献的整理与发掘开始，对东亚的观念进行一番考古发掘，在故纸堆中找到更加完整的东亚历史。
马场公彦的大作，虽然只是解析了二战结束后的27年里日本的中国观的变化，但这一学术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周边看中国的图景。如果没有对这段“隔绝”历史的细致梳理，恐怕我们很难找到中日关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障碍的历史症结之所在。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一直由官方主导，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并不是两国在实现和解基础上达成的共识，而是在内政、外交压力下，两国政治家达成的战略妥协。尤其是田中角荣首相，将恢复中日邦交视为一项必须实现的政绩。
在国家战略行动之外，缺少民间情感的梳理，当两国社会舆论和情感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之后，两国关系反而出现了不断的跌宕。如马场公彦所言，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日中关系，并非取决于领导层的对外政策，而是由掺杂着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两国国民感情决定的，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即领导层似乎是根据国民舆论的动向来制订政策。
在纸媒时代，舆论可以形成“上意下达”的单向传播机制，在网络媒体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舆论的主体已经多元化，无论哪个人或者组织都很难再主导舆论。自媒体时代，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的时代，外交官或者国家元首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还要考虑本国的“民意”。然而，民意本身就是可变的，只有形成比较理性与可预期的民意，才能真正改善一个国家的形象。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国家形象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伪装出来的。
谁在制造舆论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中国学的兴起，海外的中国学专家都在被研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频频出现在国内媒体中。研究一个人的中国观都比较难，更何况是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中国观呢？马场公彦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非常出色的出版人，也许正是因为后一个身份，他才有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完整日本人的中国观。
简单来说，中国观就是日本人如何看待和叙说中国，那到底谁是日本，谁说的中国才有影响力呢？马场公彦对问题进行了转换，日本主流媒体上诉说的中国，基本代表了日本人的中国观。那谁来生产舆论呢？从信息提供者到编辑，再到信息接受者，这样形成了一个舆论生产与传播的环流，而编辑或者媒体平台扮演了一个信息整理、加工的角色，让杂乱的信息井然有序，等传播到读者眼中，就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进而借助读者形成一个舆论场。
舆论不等同于媒体，并非所有的媒体都能够塑造舆论，比如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阅后即毁的“短命消息”，因此，从信息的生命力而言，深度报道与评论才能塑造舆论，产生社会影响力。马场公彦非常精巧地从日本媒体中选择了具有影响力的月刊或者半月刊，这些都算是综合性杂志，在4500多种杂志中，综合性杂志只有70多种，这些杂志的篇幅可能超过三四百页，犹如知识的百货商店一样。
相比于新闻报道所代表的消息类媒体，综合性杂志则是言论性的。“通过探寻杂志上所发表言论的轨迹，自然就可以勾画出那个时代言论空间的轮廓。”当然，发表言论的并非全是记者，也包括学者、商人、政客等，借助职业编辑的中介，形成了多元化的言论场，共同塑造了舆论。综合性杂志曾经历过黄金时代，它们对权力保持一种批判态度，成为后来者研究那个时代所必需的“史料”，因为它们代表并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最熟悉的陌生人
人们一直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在战后27年间，两个东亚大国却彼此隔绝，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以至于现在仍然很难彼此理解，矛盾与纷争时时出现。
马场公彦所研究的那个时间段里，中日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两个国家却难以并肩前行。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中国内战及美苏冷战三重因素，将中日两个国家置于不同的运行轨道之中，也奠定了当下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是熟悉的，甚至要比中国人更熟悉，为了征服中国而派出了大量的调查团，比如著名的满铁资料，依然是中国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
战败后，日本军队投降，日本民众（包括在中国的开拓团）撤回日本，日本了解中国的渠道基本中断。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虽然他们认为并没有败给中国，却不得不接受中国胜利这样基本的事实。甲午战争之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受到巨大挫伤。
在战后反思的过程中，日本人发现在战前形成的很多认识，不但无法解释中国的时局，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军国主义政府不但发动了灾难性的侵略战争，而且关掉了很多具有“言论”生产能力的媒体，知识分子失去了发声的渠道和平台，国家也就失去了自我免疫与防护的机制。因此，作为战后反思的一部分，原先的“中国通”、“支那通”们遭受了一场知识信誉的危机。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关于中国的言论依赖于从中国回来的战俘、欧美记者，甚至是国民党的高官（阎锡山等人就曾发过文章）。欧美记者借助驻扎中国的优势，可以发表来自一线的调查报道和评论，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日本各类综合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且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顺从苏联，更不会成为苏联的棋子。此外，回国的战俘撰写的对八路军政策的文章，成为日本战后“责任论”的起源。当然，这一时期言论的生产受制于中国时局的变动，也就是国共内战的胜败已定，日本急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
战后27年间，东亚冷战正酣，甚至出现了两场热战，中国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日本通过冷战的“竹幕”审视中国，日本的中国观中叠加了事实与想象，加上冷战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难免出现诸多偏差。从战后对中国的赞赏，到后来因中国国内政治动荡而产生的多元言论的纷争，再到文革时期，甚至于日本共产党的中国观都出现了分裂。面对同样一个中国，日本的中国观是多元对立的，言论的生产从来难以真正客观中立，而是如德国学者曼海姆所说：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者之间徘徊。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的中国观是不是更客观了呢？未必如此，隔绝27年后形成的中国观，以及背后言论生产的逻辑，并没有改变。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许多日本人将其视为威胁，也有许多人将其视为机遇，安倍的看法与日本商界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实的中国，假以时日，就会改变日本乃至世界的中国观。
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对国家形象越来越重视，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变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只有在他者的论述中，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形象，这是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是为何两国之间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呢？比如历史认识的问题，如果只是从自身立场和视角去看待双边或周边问题，无法突破自我中心主义，自然也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药方所在。
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梳理了日本人从二战战败到中日恢复邦交的27年（1945―1972）里如何面对中国、如何认识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责任、希望与中国缔结怎样的关系，以及为何中日两国之间产生误解、不信任与对立。这份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详解，也为中国提供了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洋洋洒洒几十万言，既是中国当代史的另类解读，也是两国民间情感交流互动的重新发掘，提供了官方史学之外的独特视角。
在一个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民间情感、公共舆论不但塑造着当政者的执政思路，也在潜移默化地左右外交政策的走向，如果中日两国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那么仅仅依靠领导人的握手与表态，恐怕很难重现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透过周边看中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的核心位置，进而形成了一种“中心-周边”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反映在权力与实力方面，也表现在心理与思维方面。在民族复兴的宏大话语之中，“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恢复“中心”的地位和尊严。然而，自19世纪起，东亚格局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20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证明“中心-周边”的结构要想再复原，几无可能，东亚的安全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
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清自己，如果周围都是镜子，那么可能会呈现一个完整的自己。从周边看中国，从邻居的叙述中找到另一面的自己，这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不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乃至国家战略的问题。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从经典文献的整理与发掘开始，对东亚的观念进行一番考古发掘，在故纸堆中找到更加完整的东亚历史。
马场公彦的大作，虽然只是解析了二战结束后的27年里日本的中国观的变化，但这一学术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周边看中国的图景。如果没有对这段“隔绝”历史的细致梳理，恐怕我们很难找到中日关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障碍的历史症结之所在。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一直由官方主导，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并不是两国在实现和解基础上达成的共识，而是在内政、外交压力下，两国政治家达成的战略妥协。尤其是田中角荣首相，将恢复中日邦交视为一项必须实现的政绩。
在国家战略行动之外，缺少民间情感的梳理，当两国社会舆论和情感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之后，两国关系反而出现了不断的跌宕。如马场公彦所言，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日中关系，并非取决于领导层的对外政策，而是由掺杂着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两国国民感情决定的，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即领导层似乎是根据国民舆论的动向来制订政策。
在纸媒时代，舆论可以形成“上意下达”的单向传播机制，在网络媒体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舆论的主体已经多元化，无论哪个人或者组织都很难再主导舆论。自媒体时代，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的时代，外交官或者国家元首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还要考虑本国的“民意”。然而，民意本身就是可变的，只有形成比较理性与可预期的民意，才能真正改善一个国家的形象。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国家形象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伪装出来的。
谁在制造舆论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中国学的兴起，海外的中国学专家都在被研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频频出现在国内媒体中。研究一个人的中国观都比较难，更何况是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中国观呢？马场公彦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非常出色的出版人，也许正是因为后一个身份，他才有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完整日本人的中国观。
简单来说，中国观就是日本人如何看待和叙说中国，那到底谁是日本，谁说的中国才有影响力呢？马场公彦对问题进行了转换，日本主流媒体上诉说的中国，基本代表了日本人的中国观。那谁来生产舆论呢？从信息提供者到编辑，再到信息接受者，这样形成了一个舆论生产与传播的环流，而编辑或者媒体平台扮演了一个信息整理、加工的角色，让杂乱的信息井然有序，等传播到读者眼中，就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进而借助读者形成一个舆论场。
舆论不等同于媒体，并非所有的媒体都能够塑造舆论，比如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阅后即毁的“短命消息”，因此，从信息的生命力而言，深度报道与评论才能塑造舆论，产生社会影响力。马场公彦非常精巧地从日本媒体中选择了具有影响力的月刊或者半月刊，这些都算是综合性杂志，在4500多种杂志中，综合性杂志只有70多种，这些杂志的篇幅可能超过三四百页，犹如知识的百货商店一样。
相比于新闻报道所代表的消息类媒体，综合性杂志则是言论性的。“通过探寻杂志上所发表言论的轨迹，自然就可以勾画出那个时代言论空间的轮廓。”当然，发表言论的并非全是记者，也包括学者、商人、政客等，借助职业编辑的中介，形成了多元化的言论场，共同塑造了舆论。综合性杂志曾经历过黄金时代，它们对权力保持一种批判态度，成为后来者研究那个时代所必需的“史料”，因为它们代表并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最熟悉的陌生人
人们一直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在战后27年间，两个东亚大国却彼此隔绝，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以至于现在仍然很难彼此理解，矛盾与纷争时时出现。
马场公彦所研究的那个时间段里，中日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两个国家却难以并肩前行。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中国内战及美苏冷战三重因素，将中日两个国家置于不同的运行轨道之中，也奠定了当下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是熟悉的，甚至要比中国人更熟悉，为了征服中国而派出了大量的调查团，比如著名的满铁资料，依然是中国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
战败后，日本军队投降，日本民众（包括在中国的开拓团）撤回日本，日本了解中国的渠道基本中断。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虽然他们认为并没有败给中国，却不得不接受中国胜利这样基本的事实。甲午战争之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受到巨大挫伤。
在战后反思的过程中，日本人发现在战前形成的很多认识，不但无法解释中国的时局，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军国主义政府不但发动了灾难性的侵略战争，而且关掉了很多具有“言论”生产能力的媒体，知识分子失去了发声的渠道和平台，国家也就失去了自我免疫与防护的机制。因此，作为战后反思的一部分，原先的“中国通”、“支那通”们遭受了一场知识信誉的危机。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关于中国的言论依赖于从中国回来的战俘、欧美记者，甚至是国民党的高官（阎锡山等人就曾发过文章）。欧美记者借助驻扎中国的优势，可以发表来自一线的调查报道和评论，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日本各类综合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且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顺从苏联，更不会成为苏联的棋子。此外，回国的战俘撰写的对八路军政策的文章，成为日本战后“责任论”的起源。当然，这一时期言论的生产受制于中国时局的变动，也就是国共内战的胜败已定，日本急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
战后27年间，东亚冷战正酣，甚至出现了两场热战，中国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日本通过冷战的“竹幕”审视中国，日本的中国观中叠加了事实与想象，加上冷战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难免出现诸多偏差。从战后对中国的赞赏，到后来因中国国内政治动荡而产生的多元言论的纷争，再到文革时期，甚至于日本共产党的中国观都出现了分裂。面对同样一个中国，日本的中国观是多元对立的，言论的生产从来难以真正客观中立，而是如德国学者曼海姆所说：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者之间徘徊。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的中国观是不是更客观了呢？未必如此，隔绝27年后形成的中国观，以及背后言论生产的逻辑，并没有改变。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许多日本人将其视为威胁，也有许多人将其视为机遇，安倍的看法与日本商界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实的中国，假以时日，就会改变日本乃至世界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