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齐下泪
作者：克石
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特派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一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规定了一系列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条款：清朝政府承认日本奴役长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的朝鲜（之前中国已失去亲密的藩国琉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彭湖列岛；赔偿战争军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上述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并规定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的优待之权„„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一致斥责李鸿章丧权辱国，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成了丧权辱国的代名词。
造成中国蒙耻受辱，并且以一个曾经最强盛的东方帝国面临被列强肢解与瓜分的险恶之况。李鸿章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去史家大多认为：《马关条约》之签订，源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弱国无外交，自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舰队兵权，应对甲午海战负主要责任。特别是他一再主张“避战守船”，采取单纯守势防御战略，最终铸成大错。尽管他后来有所醒悟，但终为时已晚。当然，李鸿章的海战战略并非一无是处，“保船制敌”从总体来说应是防御与进攻并重，李鸿章太强调“保船”，致使防御不积极，进攻更谈不上。李鸿章并无总体指挥权，当时中日宣战，清廷制订的战略是海守陆攻（见光绪《宣战诏书》）。黄海大战后，清廷为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犯，将战略方针由海守陆攻改为全面防御。当时李鸿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在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战略方针。他共提了三点建议，其中第一条最重要，即：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非责旦夕之功，便不中日寇速战求胜之诡计（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二点建议力保沈阳、严防渤海，以固京畿。第三则针对日本可能进犯北京的战略意图，而沈阳地广兵单，应特命重臣督办。后两点核心其实是先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最后以持久战消耗日本，取得持久战后的胜利。后两条表面上看是单纯防御，依笔者分析，是应该赢得时间，为第一条总体战略服务。根据当时双方态势，李鸿章这一战略对付日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意义非常重大（战后日本国库空虚，“征兵调及幼丁”，日方是极愿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的）。可惜清廷最高统治者那拉氏竟然以女人的狭心，为不影响六十之寿，竟不顾国家利益，一直欲向日本求和。据《翁同和日记》载：1894年9月27日（9月17日爆发黄海大战），那拉氏召见翁氏，拟命其赴津告李鸿章，并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李鸿章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是9月19日
上奏的，可见慈禧根本不屑一顾。光绪抱负很大，也确想有所作为；但他并不懂军事，多少有些好大喜功，只希望凭血气之勇出战，其实正中了日本速战的诡计。再者，光绪虽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他后面有垂帘的那拉氏，也无法调动全国军事部队。所以李鸿章的正确战略终未被采纳。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覆没于刘公岛。那拉氏惊慌失措，决心全面求和。当天，她就开复了清廷对李鸿章军事失利的一切处分。2月13日即北洋海军覆灭的第二天，便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出使日本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按惯例，李鸿章起码在几次海战中负有指挥失当的严重责任，理应法办。但旋而成为“商约”重臣，这真是贻笑万邦、滑天下之大稽。
但实际上，这也非那拉氏本愿。1894年10月在刘公岛战役前，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登陆，那拉氏已私心欲望议和。她马上起用10年前被自己罢黜的恭亲王，表面上是以亲王之尊督办“军务处”，指挥对日作战。实际恭亲王是老牌“洋务”，只会纵横之术，根本不会决胜帏幄。那拉氏也正要他重新主持总理衙门，开展议和。恭亲王多次与英、俄公使密谋“调停”之事。但清廷提出的中外议和代表（如税务司德国人德璀林及张荫桓等），日本均予以拒绝，只指名李鸿章有资格与日本开议和约之事。实际日方是有意让李鸿章担任“和议”代表以促进和谈。因为日方深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与日方上层人物有很深的交往。
日本倚仗军事上的优势，通过美国公使转示清廷，以割地、赔款、朝鲜脱离中国独立等为议和条件，这无疑是城下之盟。
李鸿章以败将之身，肩负议和之任，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平心而论，在与日本和议之初，他并非甘心丧权辱国。李鸿章怎甘愿背上汉奸的耻辱？所以他自天津赴京觐见光绪皇帝时，光绪询问他的议和方针，他慷慨发誓：割地不可行，议和不成则归耳！当时陪侍皇帝的翁同和将李鸿章此语记入他的日记，并有“语甚坚决”的描述。翁同和作为帝党中坚，一直与李鸿章有宿见，他的记载应该是公正和可靠的，因为假若李鸿章主张丧权辱国，翁氏肯定是做为罪状记录，以备秋后算账的（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帝党”把乞和之责都推给了李鸿章）。当时不少大臣如孙毓汶、徐用仪等，都认为不割地恐难议和。李鸿章“割地不可行”的坚决主张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
李鸿章因为自己的窘境，不可能再坚持“持久战”的主张，更不敢得罪西太后，他只好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虽然光绪支持朝中主战派，但终因那拉氏亲自决断，主和派控制了局面。光绪和主战派最终回天无力。这首先丧失信心，继而涣散军心。军心一失，持久战便不可行，而“调停”更属失误。正如当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云：“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靠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李鸿章幻想折冲樽俎，曾分别拜访驻京各国公使乞援，并
发电给清廷驻英法大使和驻俄德大使，密商于四国外交部，请其调停，但各国反应冷淡。李鸿章有所气馁，向朝廷建议：“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可见他是想把责任推给朝廷。由于清廷一直磋商割地条款问题，延误了李鸿章赴日时间。狡猾的日本人见清廷只寄希望于议和，放松军事戒备，便突然发动辽河攻势要挟，于3月4日至9日五天之内连下牛庄、营口、田庄台等辽河重地，一时关内震慑，京津告急。其实，不待日军发动攻势，在3月3日，那拉氏已通过庆亲王命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商定议”（《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这等于赋予李鸿章可以“定议”丧权辱国的全权。当然，李鸿章也曾尽力减少辱国条件，在谈判中一直不同意全面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3月19日李鸿章率团至马关，次日始与日方谈判。到24日共举行三轮谈判，双方辨论都甚激烈。但因李鸿章突遇刺客袭击中左颊，一时中外震动。日本考虑有失体面，遂稍作让步，提出修正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战胜者的狂傲坚持条款决不再减，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甚至恫吓要“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并威胁李鸿章也难保证其“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
李鸿章于辩论后极为愤闷，他对随员顾问科士达愤言：“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抵抗日本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见《科士达回忆录》）这其实仍是“持久战”战略的延续，如果李鸿章的设想实施，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一面整军备战，只要拖下去，日本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可惜，李鸿章并未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汇报请旨。4月10日请旨，4月13日清廷即复电：“„„即与定商”，李鸿章即于17日签约。这一丧权辱国的大耻使“四万万人齐下泪”，使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沦丧倭寇腥膻达50年之久！并且使日本野心膨胀，又于本世纪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炎黄子孙血流漂杵，损失无法计算。其罪魁自应是那拉氏，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
李鸿章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背着甲午海战的包袱，尽管他主张不能割地，甚至主张迁都长期抗战。但他不敢坚持，因为他明白，那拉氏就是让他屈辱求和。如果他抗命，很可能乌纱不保，还会有“抗旨”之罪。但他如果真正抗命，他会成为英雄。而且由于有光绪和主战派的支持，他未必有死罪，无非丢了顶戴花翎，却落个清白。李鸿章把定夺权推给最高决策者，以为可以避免清议，但是条约是他代表中国签字生效的，这个耻辱他怎么能洗刷掉呢？梁任公《李鸿章传》云：“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不是没有道理。他又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而仅摭拾泰西皮毛”，虽然苛刻，却不无道理。例如，李鸿章号称通晓洋务，但他去日本议和，居然还携带战前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所使用的电报密码，其实这套密码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已被日本外务省破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在谈判中岂能不步步被动？
另外，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马关条约》的签订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奴颜婢膝，甚至甘心卖国，说他是汉奸行径是绝不会错的。
李鸿章赴日“商定和约”，李经方因“曾任出使日本大臣两年，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学”，被清廷任为参议随行。谈判中，日方提出两个议定方法，其一为将停战条款全部提出后议定，其二为逐条分别依次议定。若弱国外交，肯定会竭力拖延而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李经方却坚决主张采用第一种方案。日方遂提出：一俟条款提出，必须于四日之内答复。因为条款苛刻，清廷尚未回电同意，日方严厉质问，李经方竟恬不知耻告白：“现在我父子之地位极为困难，尚乞谅察……”。而且，日方只是危言恫吓“增兵”，李经方竟连续发电国内总理衙门，谎称日方“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以继进”，对当时日本国库空虚，征兵困难却只字不提。清廷同意签订条约，李经方无疑对清廷决策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清廷恐批准而激变，逐令李鸿章改议。应该指出，李经方的卖国行径不能不对李鸿章产生影响，这对父子对日方乞怜，但对朝廷旨意却敢于抗命，借口“已订条约，再行更改，虑腾笑万国”而拒不从命。另外，条约签订后，谁都不敢赴台办理“交割”。后经人推荐，军机处严命李经方负责。他居然希望从速交接，并交出了日方也未提出的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海口、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并连夜署名盖印。卖国丧地之心，何其爽快！
说父子狼狈为奸，近乎苛刻，但李鸿章对于李经方汉奸行径的默许、纵容，却是不容置疑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那拉氏的国策（这两句写在有关《辛丑条约》的诏书中，为世界各国外交史所绝无仅有），不仅影响了清代后半叶外交活动，而且影响了民国以后的外交活动，如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同意，蒋介石对收复琉球的漠然、收回外蒙和收回香港谈判的失败，等等。凡我炎黄子孙，岂可忘记上述奇耻大辱！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遗辱后世，反对割台的台湾义士丘逢甲的诗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和百姓的看法。但也不能因此就判定李鸿章为“汉奸投降派”。他在谈判中还是一直竭力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但，正如任公所云：“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是极艰难、屈辱、忍气吞声的外交谈判。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薛福成的与英国中缅划界谈判、曾纪泽的中俄谈判未曾丧权辱国。李鸿章的官爵比薛、曾二人高得多，在他之前与之后，拒签条约的不是没有，如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当然，这里有一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得失的权衡，清名与骂名的矛盾，因为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是——“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摘自《海内与海外》2005年第11期）
四万万人齐下泪
作者：克石
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特派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一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规定了一系列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条款：清朝政府承认日本奴役长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的朝鲜（之前中国已失去亲密的藩国琉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彭湖列岛；赔偿战争军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上述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并规定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的优待之权„„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一致斥责李鸿章丧权辱国，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成了丧权辱国的代名词。
造成中国蒙耻受辱，并且以一个曾经最强盛的东方帝国面临被列强肢解与瓜分的险恶之况。李鸿章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去史家大多认为：《马关条约》之签订，源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弱国无外交，自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舰队兵权，应对甲午海战负主要责任。特别是他一再主张“避战守船”，采取单纯守势防御战略，最终铸成大错。尽管他后来有所醒悟，但终为时已晚。当然，李鸿章的海战战略并非一无是处，“保船制敌”从总体来说应是防御与进攻并重，李鸿章太强调“保船”，致使防御不积极，进攻更谈不上。李鸿章并无总体指挥权，当时中日宣战，清廷制订的战略是海守陆攻（见光绪《宣战诏书》）。黄海大战后，清廷为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犯，将战略方针由海守陆攻改为全面防御。当时李鸿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在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战略方针。他共提了三点建议，其中第一条最重要，即：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非责旦夕之功，便不中日寇速战求胜之诡计（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二点建议力保沈阳、严防渤海，以固京畿。第三则针对日本可能进犯北京的战略意图，而沈阳地广兵单，应特命重臣督办。后两点核心其实是先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最后以持久战消耗日本，取得持久战后的胜利。后两条表面上看是单纯防御，依笔者分析，是应该赢得时间，为第一条总体战略服务。根据当时双方态势，李鸿章这一战略对付日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意义非常重大（战后日本国库空虚，“征兵调及幼丁”，日方是极愿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的）。可惜清廷最高统治者那拉氏竟然以女人的狭心，为不影响六十之寿，竟不顾国家利益，一直欲向日本求和。据《翁同和日记》载：1894年9月27日（9月17日爆发黄海大战），那拉氏召见翁氏，拟命其赴津告李鸿章，并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李鸿章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是9月19日
上奏的，可见慈禧根本不屑一顾。光绪抱负很大，也确想有所作为；但他并不懂军事，多少有些好大喜功，只希望凭血气之勇出战，其实正中了日本速战的诡计。再者，光绪虽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他后面有垂帘的那拉氏，也无法调动全国军事部队。所以李鸿章的正确战略终未被采纳。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覆没于刘公岛。那拉氏惊慌失措，决心全面求和。当天，她就开复了清廷对李鸿章军事失利的一切处分。2月13日即北洋海军覆灭的第二天，便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出使日本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按惯例，李鸿章起码在几次海战中负有指挥失当的严重责任，理应法办。但旋而成为“商约”重臣，这真是贻笑万邦、滑天下之大稽。
但实际上，这也非那拉氏本愿。1894年10月在刘公岛战役前，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登陆，那拉氏已私心欲望议和。她马上起用10年前被自己罢黜的恭亲王，表面上是以亲王之尊督办“军务处”，指挥对日作战。实际恭亲王是老牌“洋务”，只会纵横之术，根本不会决胜帏幄。那拉氏也正要他重新主持总理衙门，开展议和。恭亲王多次与英、俄公使密谋“调停”之事。但清廷提出的中外议和代表（如税务司德国人德璀林及张荫桓等），日本均予以拒绝，只指名李鸿章有资格与日本开议和约之事。实际日方是有意让李鸿章担任“和议”代表以促进和谈。因为日方深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与日方上层人物有很深的交往。
日本倚仗军事上的优势，通过美国公使转示清廷，以割地、赔款、朝鲜脱离中国独立等为议和条件，这无疑是城下之盟。
李鸿章以败将之身，肩负议和之任，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平心而论，在与日本和议之初，他并非甘心丧权辱国。李鸿章怎甘愿背上汉奸的耻辱？所以他自天津赴京觐见光绪皇帝时，光绪询问他的议和方针，他慷慨发誓：割地不可行，议和不成则归耳！当时陪侍皇帝的翁同和将李鸿章此语记入他的日记，并有“语甚坚决”的描述。翁同和作为帝党中坚，一直与李鸿章有宿见，他的记载应该是公正和可靠的，因为假若李鸿章主张丧权辱国，翁氏肯定是做为罪状记录，以备秋后算账的（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帝党”把乞和之责都推给了李鸿章）。当时不少大臣如孙毓汶、徐用仪等，都认为不割地恐难议和。李鸿章“割地不可行”的坚决主张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
李鸿章因为自己的窘境，不可能再坚持“持久战”的主张，更不敢得罪西太后，他只好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虽然光绪支持朝中主战派，但终因那拉氏亲自决断，主和派控制了局面。光绪和主战派最终回天无力。这首先丧失信心，继而涣散军心。军心一失，持久战便不可行，而“调停”更属失误。正如当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云：“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靠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李鸿章幻想折冲樽俎，曾分别拜访驻京各国公使乞援，并
发电给清廷驻英法大使和驻俄德大使，密商于四国外交部，请其调停，但各国反应冷淡。李鸿章有所气馁，向朝廷建议：“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可见他是想把责任推给朝廷。由于清廷一直磋商割地条款问题，延误了李鸿章赴日时间。狡猾的日本人见清廷只寄希望于议和，放松军事戒备，便突然发动辽河攻势要挟，于3月4日至9日五天之内连下牛庄、营口、田庄台等辽河重地，一时关内震慑，京津告急。其实，不待日军发动攻势，在3月3日，那拉氏已通过庆亲王命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商定议”（《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这等于赋予李鸿章可以“定议”丧权辱国的全权。当然，李鸿章也曾尽力减少辱国条件，在谈判中一直不同意全面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3月19日李鸿章率团至马关，次日始与日方谈判。到24日共举行三轮谈判，双方辨论都甚激烈。但因李鸿章突遇刺客袭击中左颊，一时中外震动。日本考虑有失体面，遂稍作让步，提出修正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战胜者的狂傲坚持条款决不再减，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甚至恫吓要“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并威胁李鸿章也难保证其“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
李鸿章于辩论后极为愤闷，他对随员顾问科士达愤言：“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抵抗日本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见《科士达回忆录》）这其实仍是“持久战”战略的延续，如果李鸿章的设想实施，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一面整军备战，只要拖下去，日本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可惜，李鸿章并未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汇报请旨。4月10日请旨，4月13日清廷即复电：“„„即与定商”，李鸿章即于17日签约。这一丧权辱国的大耻使“四万万人齐下泪”，使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沦丧倭寇腥膻达50年之久！并且使日本野心膨胀，又于本世纪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炎黄子孙血流漂杵，损失无法计算。其罪魁自应是那拉氏，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
李鸿章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背着甲午海战的包袱，尽管他主张不能割地，甚至主张迁都长期抗战。但他不敢坚持，因为他明白，那拉氏就是让他屈辱求和。如果他抗命，很可能乌纱不保，还会有“抗旨”之罪。但他如果真正抗命，他会成为英雄。而且由于有光绪和主战派的支持，他未必有死罪，无非丢了顶戴花翎，却落个清白。李鸿章把定夺权推给最高决策者，以为可以避免清议，但是条约是他代表中国签字生效的，这个耻辱他怎么能洗刷掉呢？梁任公《李鸿章传》云：“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不是没有道理。他又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而仅摭拾泰西皮毛”，虽然苛刻，却不无道理。例如，李鸿章号称通晓洋务，但他去日本议和，居然还携带战前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所使用的电报密码，其实这套密码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已被日本外务省破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在谈判中岂能不步步被动？
另外，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马关条约》的签订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奴颜婢膝，甚至甘心卖国，说他是汉奸行径是绝不会错的。
李鸿章赴日“商定和约”，李经方因“曾任出使日本大臣两年，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学”，被清廷任为参议随行。谈判中，日方提出两个议定方法，其一为将停战条款全部提出后议定，其二为逐条分别依次议定。若弱国外交，肯定会竭力拖延而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李经方却坚决主张采用第一种方案。日方遂提出：一俟条款提出，必须于四日之内答复。因为条款苛刻，清廷尚未回电同意，日方严厉质问，李经方竟恬不知耻告白：“现在我父子之地位极为困难，尚乞谅察……”。而且，日方只是危言恫吓“增兵”，李经方竟连续发电国内总理衙门，谎称日方“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以继进”，对当时日本国库空虚，征兵困难却只字不提。清廷同意签订条约，李经方无疑对清廷决策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清廷恐批准而激变，逐令李鸿章改议。应该指出，李经方的卖国行径不能不对李鸿章产生影响，这对父子对日方乞怜，但对朝廷旨意却敢于抗命，借口“已订条约，再行更改，虑腾笑万国”而拒不从命。另外，条约签订后，谁都不敢赴台办理“交割”。后经人推荐，军机处严命李经方负责。他居然希望从速交接，并交出了日方也未提出的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海口、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并连夜署名盖印。卖国丧地之心，何其爽快！
说父子狼狈为奸，近乎苛刻，但李鸿章对于李经方汉奸行径的默许、纵容，却是不容置疑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那拉氏的国策（这两句写在有关《辛丑条约》的诏书中，为世界各国外交史所绝无仅有），不仅影响了清代后半叶外交活动，而且影响了民国以后的外交活动，如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同意，蒋介石对收复琉球的漠然、收回外蒙和收回香港谈判的失败，等等。凡我炎黄子孙，岂可忘记上述奇耻大辱！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遗辱后世，反对割台的台湾义士丘逢甲的诗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和百姓的看法。但也不能因此就判定李鸿章为“汉奸投降派”。他在谈判中还是一直竭力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但，正如任公所云：“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是极艰难、屈辱、忍气吞声的外交谈判。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薛福成的与英国中缅划界谈判、曾纪泽的中俄谈判未曾丧权辱国。李鸿章的官爵比薛、曾二人高得多，在他之前与之后，拒签条约的不是没有，如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当然，这里有一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得失的权衡，清名与骂名的矛盾，因为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是——“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摘自《海内与海外》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