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云力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4年08期
[中图分类号]D5；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2-0080-06
2002年，笔者在本刊第2期发表了《“第三条道路”为何不再流行?》一文，描述了“ 第三条道路”由大张旗鼓到偃旗息鼓的现象，并从经济不景气，中右温和保守主义展开 中间地域争夺，右翼平民主义运动新挑战，社会民主主义内、外部左翼的不满和批评， 以及“第三条道路”自身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其不再流行的原因。如今两年过去， “第三条道路”的情况怎样了呢?应该说，一方面，“不再流行”的判断仍然有效；另 一方面，从大方向上看，似乎又可以说“第三条道路”还在走，只是走得艰难、彷徨。
一、“‘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的判断仍然有效
先看这样一个情况对比。1997年，克林顿和布莱尔在伦敦一家咖啡馆闲聊未来政治设 想后，决定邀其他同道政治家参与讨论，结果形成了欧洲北美中左翼执政人士每年一次 的“现代执政”会议，交流执政心得和未来国家的政治思想。在1998、1999年年会的鼎 盛时期，坐镇白宫的新民主党人克林顿推出了“新经济”，布莱尔提出了似乎能让欧洲 乃至世界面貌为之一新的“第三条道路”，雄心勃勃建立新工党、新英国，德国总理施 罗德则以“新中国道路”相呼应。由于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由社会民主党执政 ，年会轰轰烈烈，“第三条道路”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流意识，影响巨大。然而，时 过境迁。200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第5次会议可谓辉煌不再。恰如一些评论所言：施罗德 和布莱尔已不再是亲密的政治朋友，他们的执政哲学早已今非昔比，人们的热情消逝， 他们的周围变得寂寞了。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左翼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赶下台。在华盛 顿，现在是布什说了算，那里现在只有“总统的道路”，不再有“第三条道路”。由于 这次会议没有拿出具体的决议或成果，一些批评家指责它只是在“浪费金钱”[1]。
再从社会民主党圈子内部看，尽管所谓“现代派”现在也几乎无人再公开提“第三条 道路”，但左翼对相关倾向的批评却始终没有断过。在德国，2003年5月底，施罗德在 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上，要求批准联邦政府在总体经济发展趋势、财政预算、就业 、经济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纲领——“2010规划”，由于其中包括对卫生健康事 业实施共同承担义务的改革和造就更加灵活就业市场的措施，出现了自由主义政党叫好 ，工会和党内工会派坚决抵制的情景。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副主席、“议会左翼”的发 言人穆勒尔警告说，要警惕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做法统治一切；关键的是全民的幸福， 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是否充分体现了人格的尊严[2]。党的雇员问题工作联合会主席施 莱内尔愤怒地指责这份规划弱化了国内市场，不仅不会消除失业，还会使其扩大，现在 “经济上的当务之急”是由上而下的财富再分配[3]。2003年11月中旬，德国社民党召 开新的代表大会，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党的副主席蒂尔泽同施罗德就纲领中是否保留“ 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发生争论，指出“好几代人是把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与‘ 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4](p35)。施莱内尔也再次告诫人们：“必须防止劳动市场 的美国化”，以免“社会将会出现巨大的鸿沟”，因为即使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德国也“ 出现了许多全球化过程的受害者”[5]。
在英国，在对布莱尔参战伊拉克的议案表决时，80多名工党议员“倒戈”，投了反对 票。虽然“倒萨”三周就拿下，但工党党员退党如潮，选民也不认同伊拉克战争，2003 年5月初的地方选举就让工党遭受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挫折，丢失了在英格 兰和苏格兰市政议会中750多个席位”[6]。实际上，对布莱尔的不满不仅仅限于党内左 翼，甚至连他的高参吉登斯也有一些微词。他在分析左翼现代化派不受群众欢迎的原因 时批评说：布莱尔政府虽然勇敢地干预了劳动市场，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它同样宣传的社 会责任，“实际上存在一种对不受阻碍、不受调控的企业活动多少有些不加批判的态度 ……新工党与经济界领袖的‘谈情说爱’搞得过火了。”“不加批判地热情拥抱技术变 革是愚蠢的。良好的风险管理要求在创新和维护之间取得平衡。”[7](p9)
另外，无论布莱尔还是施罗德在社会政策上都曾有所检讨，这实际上也是迫于“第三 条道路”受到的批评和抵制的反应。例如在2002年2月强调“中间是红色的”后，施罗 德在同年9月大选前后接受《工会月刊》采访时更反复指出：“只有与工会和社民党一 起走，才能在我国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我们必须树起反对政治右翼的旗帜。其他欧 洲国家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表明，右翼总是企图搞垮福利国家和取消雇员的权利 。”[8](p433)由于频频向工会示好，当时的一期《明镜》周刊甚至设计出手举红旗， 身着工人装的施罗德形象登在封面上，说明他与“新中间道路”的告别和全面左转。
上述情况无疑都可以作为“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的佐证。但是，“不再流行”不等 于寿终正寝。实际上，已经冷场的“第三条道路”还在以某种方式续演。
二、“第三条道路”还在续演
由于手头资料的限制，这个判断主要依据施罗德现在的思维方式、执政方略和对中间 阶层的态度作出。虽然施罗德没有真正使用过“第三条道路”概念，但他的“新中间道 路”实际上与之大同小异。
1.作为一种革新意识还在续演
套用一句老话，“第三条道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领袖们 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它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理念出现严重危机，无法应对经济全 球化和社会结构变化挑战，不得不转型的一种革新探索。那么“第三条道路”当时出现 的背景今天是不是还存在呢?答案是：有重大变化，没有根本变化。
所谓重大变化主要有：新自由主义的公信力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无力平衡经济发展和 解决社会问题大打折扣，“新经济”一度恶性膨胀与受挫，贫富两极分化急剧发展，反 全球化运动持续不断，右翼平民主义崛起，9·11使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以及各类 原教旨主义和布什单边主义倾向的发展等等。这些情况导致要求监督、调控，甚至反对 资本主义市场的呼声高涨，也导致对老左翼有矫枉过正嫌疑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 。
所谓没有根本变化，最主要的是指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挑战没 变，知识社会、技术更新速度对人们生活、工作的挑战没变。这使得以变应变的革新依 然是世界众多国家的主流意识。也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坚持转型探索依然是社会民主主 义没做完的功课。所以，施罗德为了选票，尽管在一时一事上可以策略性地拿出一幅工 人阶级代言人的形象，但革新求变才是他真实的基本点。
以2003年为例，在所有重要的场合，施罗德无不一再强调改革、创新。新年之夜，他 在元旦祝词中就呼吁全国公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并鼓足勇气共同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 [9]。5个月后，在推出“2010规划”的特别党代会上，他反复强调：“我们国家需要一 个心态与思维上的转变，这非常紧急，也非常必要。那种认为不管怎样事情总会好起来 的想法是自我欺骗。只有做出很多改变，才能维系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富裕和社会保障。 ”[10]在11月的党代会上，面对左翼的压力，他干脆以“我们需要面对真情的勇气和勇 于转变的意志”为题作了中心演讲[11]。
实际上，对于怎样变革虽然争议很多，但必须变革在社民党中则已成多数人的共识。 为支持施罗德革新，被称为“‘中间道路’老一代”的前社民党主席施密特，写下了“ 在改革期间福利不能提高，但没有改革，它将降低，再降低”的题词，现任内阁部长晁 艾尔引用了勃兰特“谁想保存值得保存的东西，就必须改变需要改变的东西”的名言， 即使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称谓的前党主席福格尔，也指责工会派的“超现实主义特 色”，指出“谁不承认现实，就会陷于错位的窘境，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属于那个地方” [3]。
2.作为一种不同于老左翼的执政方略还在续演
“第三条道路”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思潮、思维方式或运动，而且是一种国家治理方 略，即实实在在的方针政策。本文之所以称“第三条道路”还在走，就是看到“第三条 道路”的一些相关政策仍然受到施罗德政府的维护和促进。
通过建立灵活的市场机制、发展股东文化、采取积极的减税政策，促进适应高新技术 创业和成长的中小企业发展，这些是当年“第三条道路”为创造“新经济”采取的措施 。现在的施罗德政府尽管不再讲“新经济”，但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复苏和繁荣仍然被视 为其根本要务。近两年来，只要一有经济复苏的迹象，哪怕是捕风捉影，他也要立即呼 吁各方开启绿灯，包括要求工会不要组织罢工损害这种复苏。对党内有人提出征收财产 税和遗产税他甚为恼火，认为这将影响企业投资，因此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阻止该动议 成为决议。另外，他还推出有利于企业的哈尔茨就业计划，鼓励设立个人公司和临时工 职业介绍所，使企业得以降低用工成本，同时他通过与反对党谈判，把1998年制定的大 规模减税计划的第三阶段提前一年，从2004年开始执行，希望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减税必将使现有的社会保障费用入不敷出，因此继续改革福利国家制度、降低福 利开支、削减财政补贴，仍然是施罗德的选择。为此他放弃了“公平”意味着通过再分 配使“小人物”获得社会财富较大部分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坚持“第三条道路”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强调机会平等，强调除了阻止人们丢掉工作和被排挤出社 会外，公正政策的最高目标不是尽可能周全和奢侈地照顾失业，而是通过更多的培训和 教育投资，使人们更快地回到工作中，不允许人们对国家产生持续的依赖[3]。
这种对传统理论的放弃和转变在具体执政政策实践方面得到了贯彻和支持。例如，以 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一起构成社会保险几大支柱的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来说 ，施罗德政府正对其实行德国统一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据称迄今为止免费看病的 待遇将改成每次看病收费10欧元，每一种药的药费和住院治疗费个人也要缴纳10%，无 需处方的药品，费用全部由个人自己承担[12]。另外，为了压低财政补贴，施罗德还积 极削减他认为“不堪重负”的工资附加费、私人住宅补贴费和上下班交通补贴费等等。
3.作为中间阶层利益保护者的角色还在续演
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坚持变革意识，继续减税方针，革新福利制度，既是为了促 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是为了适应中间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要求，以求提高这个阶 层的政治支持率。
在通过“2010年规划”的特别党代会上，施罗德就警告党内左派人士不要没完没了地 讨论增税问题，特别是重新引入财产税的问题。他说，不只是社会弱势阶层才需要安全 感，“我们不应该反复讨论是否应该增税和采取强制措施，因为这样只会使那些经济上 更有能力、更加独立的人感到不安。”[10]施罗德的得力助手，时任德国社民党总书记 朔尔茨也发表了类似的为中间阶层鸣不平的言论。他说，在德国涌动着“从上而下的巨 大的再分配”浪潮。然而人们必须考虑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即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仅占 人口十分之一的赚钱最多的阶层缴纳的所得税。我们应该制定“一种公平的衡量标准” ，“它不能削弱经济发展的力度，也不能阻碍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 。这种公平政策的有力推进者将是“团结的中间阶层”，这些人是“我们社会里能人的 联盟，他们同时会维护公众的利益”[2]。鉴于此，施罗德2004年的政策进一步向中产 阶层倾斜，使“雇员辞退保护法”对1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更加宽松，同时放弃了政府对 自由职业者收取行业税的权力[13]。
社民党转型的历史沿革总体上是与争取多数选民的努力方向一致的，施罗德至今致力 于争取中间阶层，是与西欧社会结构变化不利于传统工人阶级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有 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施罗德原则上疏远工会出于怎样的理由。2003年6月初，拥有280万名 注册会员、以往总能使雇主妥协、势力十分强大的五金工会在德国东部地区开展了争取 与西部一样的35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但在坚持了4周之后，该工会前所未有地不得不宣 布罢工失败。有分析认为，工会这次破天荒地徒手而归，不是因为雇主的强大，而是劳资谈判的独立性遭到了削弱，即政治家、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都直接或间接地插手劳资谈判，工会遭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和压力[14]。尽管工会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值得进一步详细研究，但施罗德看到了这一点并顺势而为是不言而喻的。
三、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有怎样的特点
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彷徨，领袖的努力是它在彷徨中还能延 续的关键。
1.仍是领袖与媒体的联袂演出
“第三条道路”前几年能够迅速流行，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是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 德作为西方大国首脑联手造势。现在，虽然声势浩大的领袖群体效应已不复存在，虽然 施罗德在2004年初辞去了他刚刚在2003年底以80.8%的高得票率连任的党主席一职，但 布莱尔毕竟还是党政一把手，施罗德毕竟还是总理，而且表示自己交出党权的目的一是 让继任的明特费林“重新把全党拧成一股绳，进一步推进改革”；二是他将集中精力以总理身份继续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德国福利改革”。明特费林也表示，他要在党内和公众之间更好地沟通改革进程，并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必须参加改革进程和支持联邦政府的改革措施[15]。
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盛行的年代，无论社民党执政还是在野，领袖的作用尽管也十分 重要，但党的地位总体上是不容动摇的。然而随着媒体时代的到来，讲党纲、讲传统、 讲原则变成了没有市场、令人乏味的东西，敢于标新立异、和党唱对台戏的政治家由于 有吸引眼球的魅力，在媒体和民众中则迅速走红，以至于党对他们不得不俯首称臣。
布莱尔和施罗德都是依靠媒体崛起和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今天，“第三条道路” 的概念尽管在媒体眼里已经陈旧，但媒体在领袖们的眼里鲜活依旧，仍然决定着他们的 领导方式。正如社民党理论家迈尔所言：施罗德喜欢将政策建议“交付媒体讨论。若媒 体反映良好，他就采纳这一政策；反之，则放弃或大幅修改这一政策。当施罗德想采纳 某一政策时，他就会让全党认识到，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执政的话，就必须支持这个政策 。”[16](p125)事实也确实如此。施罗德就曾以不容讨论的口吻在党代会上强调说：“ 承担政府责任的不仅仅是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而且还有党，党必须替政府承担责任。 ”[5]
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对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许多党员可以不满，可以批评，但为了党的 执政利益，他们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原则，牺牲党内民主，或者眼睁睁地，或者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无奈地看着不再流行的“第三条道路”续演。
2.在彷徨中前行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度过它的“黄金时期”后落入持久的危机，由于苏 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相互矛盾与交织，由于各政党争夺选民的白热化，由于传统和现实的联系与分离，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兼收并蓄和实用主义的特点，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探讨转型问题，“第三条道路”也一度成为主流的选择。但是，新自由主义猖獗带来的反作用力又使许多人严重质疑 “第三条道路”的正确性。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也因此转转停停，犹豫彷徨，步履维艰 。
尽管领袖们有意按“第三条道路”的既定方向走下去，但一些既新又旧的问题至今仍 然困扰着社会民主党人。比如什么叫“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标准、程度如何确定 ?振兴经济，究竟该选择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政府、市场和 公民社会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又如何协调?党性还是传媒特性优先?全球治理和主权让渡 该走多远?如何处理移民问题?基本价值与现实政策应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在不同利益 的选民中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率?除了红绿模式，曾用过的红黄模式、红绿黄交通灯模 式，以及红黑大联合模式都是未来可行的联合执政的方式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和政治发展问题，如何回答它们，对社会民 主主义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演变目 前正处在一个复杂和不明朗的阶段，由于社民党内部看法的分歧和不稳定，回答它们既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很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此，摇摆不定或一步一回头也许是“还 在走的‘第三条道路’”难以避开的运行方式。另外，由于这种情况，“还在走的‘第 三条道路’”必然与“原教旨”有不少区别和变形。比如在人事环境上，国际领袖层由 济济一堂、团结一致到七零八落、矛盾众多；比如在政策考虑上，常常不得不留有更多 的余地，即在表明改革意志的同时适当注意“度”的把握，对左派给予一定安抚；比如 在执政方式的选择上，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口惠而实不至，就拿施罗德曾专门著文倡导的 “公民社会”来说，由于他自身的“专权”和市场化浪潮的挤压，已经严重受挫。
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所 北京 100732 罗云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
作者：罗云力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4年08期
[中图分类号]D5；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2-0080-06
2002年，笔者在本刊第2期发表了《“第三条道路”为何不再流行?》一文，描述了“ 第三条道路”由大张旗鼓到偃旗息鼓的现象，并从经济不景气，中右温和保守主义展开 中间地域争夺，右翼平民主义运动新挑战，社会民主主义内、外部左翼的不满和批评， 以及“第三条道路”自身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其不再流行的原因。如今两年过去， “第三条道路”的情况怎样了呢?应该说，一方面，“不再流行”的判断仍然有效；另 一方面，从大方向上看，似乎又可以说“第三条道路”还在走，只是走得艰难、彷徨。
一、“‘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的判断仍然有效
先看这样一个情况对比。1997年，克林顿和布莱尔在伦敦一家咖啡馆闲聊未来政治设 想后，决定邀其他同道政治家参与讨论，结果形成了欧洲北美中左翼执政人士每年一次 的“现代执政”会议，交流执政心得和未来国家的政治思想。在1998、1999年年会的鼎 盛时期，坐镇白宫的新民主党人克林顿推出了“新经济”，布莱尔提出了似乎能让欧洲 乃至世界面貌为之一新的“第三条道路”，雄心勃勃建立新工党、新英国，德国总理施 罗德则以“新中国道路”相呼应。由于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由社会民主党执政 ，年会轰轰烈烈，“第三条道路”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流意识，影响巨大。然而，时 过境迁。200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第5次会议可谓辉煌不再。恰如一些评论所言：施罗德 和布莱尔已不再是亲密的政治朋友，他们的执政哲学早已今非昔比，人们的热情消逝， 他们的周围变得寂寞了。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左翼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赶下台。在华盛 顿，现在是布什说了算，那里现在只有“总统的道路”，不再有“第三条道路”。由于 这次会议没有拿出具体的决议或成果，一些批评家指责它只是在“浪费金钱”[1]。
再从社会民主党圈子内部看，尽管所谓“现代派”现在也几乎无人再公开提“第三条 道路”，但左翼对相关倾向的批评却始终没有断过。在德国，2003年5月底，施罗德在 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上，要求批准联邦政府在总体经济发展趋势、财政预算、就业 、经济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纲领——“2010规划”，由于其中包括对卫生健康事 业实施共同承担义务的改革和造就更加灵活就业市场的措施，出现了自由主义政党叫好 ，工会和党内工会派坚决抵制的情景。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副主席、“议会左翼”的发 言人穆勒尔警告说，要警惕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做法统治一切；关键的是全民的幸福， 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是否充分体现了人格的尊严[2]。党的雇员问题工作联合会主席施 莱内尔愤怒地指责这份规划弱化了国内市场，不仅不会消除失业，还会使其扩大，现在 “经济上的当务之急”是由上而下的财富再分配[3]。2003年11月中旬，德国社民党召 开新的代表大会，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党的副主席蒂尔泽同施罗德就纲领中是否保留“ 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发生争论，指出“好几代人是把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与‘ 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4](p35)。施莱内尔也再次告诫人们：“必须防止劳动市场 的美国化”，以免“社会将会出现巨大的鸿沟”，因为即使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德国也“ 出现了许多全球化过程的受害者”[5]。
在英国，在对布莱尔参战伊拉克的议案表决时，80多名工党议员“倒戈”，投了反对 票。虽然“倒萨”三周就拿下，但工党党员退党如潮，选民也不认同伊拉克战争，2003 年5月初的地方选举就让工党遭受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挫折，丢失了在英格 兰和苏格兰市政议会中750多个席位”[6]。实际上，对布莱尔的不满不仅仅限于党内左 翼，甚至连他的高参吉登斯也有一些微词。他在分析左翼现代化派不受群众欢迎的原因 时批评说：布莱尔政府虽然勇敢地干预了劳动市场，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它同样宣传的社 会责任，“实际上存在一种对不受阻碍、不受调控的企业活动多少有些不加批判的态度 ……新工党与经济界领袖的‘谈情说爱’搞得过火了。”“不加批判地热情拥抱技术变 革是愚蠢的。良好的风险管理要求在创新和维护之间取得平衡。”[7](p9)
另外，无论布莱尔还是施罗德在社会政策上都曾有所检讨，这实际上也是迫于“第三 条道路”受到的批评和抵制的反应。例如在2002年2月强调“中间是红色的”后，施罗 德在同年9月大选前后接受《工会月刊》采访时更反复指出：“只有与工会和社民党一 起走，才能在我国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我们必须树起反对政治右翼的旗帜。其他欧 洲国家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表明，右翼总是企图搞垮福利国家和取消雇员的权利 。”[8](p433)由于频频向工会示好，当时的一期《明镜》周刊甚至设计出手举红旗， 身着工人装的施罗德形象登在封面上，说明他与“新中间道路”的告别和全面左转。
上述情况无疑都可以作为“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的佐证。但是，“不再流行”不等 于寿终正寝。实际上，已经冷场的“第三条道路”还在以某种方式续演。
二、“第三条道路”还在续演
由于手头资料的限制，这个判断主要依据施罗德现在的思维方式、执政方略和对中间 阶层的态度作出。虽然施罗德没有真正使用过“第三条道路”概念，但他的“新中间道 路”实际上与之大同小异。
1.作为一种革新意识还在续演
套用一句老话，“第三条道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领袖们 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它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理念出现严重危机，无法应对经济全 球化和社会结构变化挑战，不得不转型的一种革新探索。那么“第三条道路”当时出现 的背景今天是不是还存在呢?答案是：有重大变化，没有根本变化。
所谓重大变化主要有：新自由主义的公信力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无力平衡经济发展和 解决社会问题大打折扣，“新经济”一度恶性膨胀与受挫，贫富两极分化急剧发展，反 全球化运动持续不断，右翼平民主义崛起，9·11使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以及各类 原教旨主义和布什单边主义倾向的发展等等。这些情况导致要求监督、调控，甚至反对 资本主义市场的呼声高涨，也导致对老左翼有矫枉过正嫌疑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 。
所谓没有根本变化，最主要的是指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挑战没 变，知识社会、技术更新速度对人们生活、工作的挑战没变。这使得以变应变的革新依 然是世界众多国家的主流意识。也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坚持转型探索依然是社会民主主 义没做完的功课。所以，施罗德为了选票，尽管在一时一事上可以策略性地拿出一幅工 人阶级代言人的形象，但革新求变才是他真实的基本点。
以2003年为例，在所有重要的场合，施罗德无不一再强调改革、创新。新年之夜，他 在元旦祝词中就呼吁全国公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并鼓足勇气共同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 [9]。5个月后，在推出“2010规划”的特别党代会上，他反复强调：“我们国家需要一 个心态与思维上的转变，这非常紧急，也非常必要。那种认为不管怎样事情总会好起来 的想法是自我欺骗。只有做出很多改变，才能维系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富裕和社会保障。 ”[10]在11月的党代会上，面对左翼的压力，他干脆以“我们需要面对真情的勇气和勇 于转变的意志”为题作了中心演讲[11]。
实际上，对于怎样变革虽然争议很多，但必须变革在社民党中则已成多数人的共识。 为支持施罗德革新，被称为“‘中间道路’老一代”的前社民党主席施密特，写下了“ 在改革期间福利不能提高，但没有改革，它将降低，再降低”的题词，现任内阁部长晁 艾尔引用了勃兰特“谁想保存值得保存的东西，就必须改变需要改变的东西”的名言， 即使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称谓的前党主席福格尔，也指责工会派的“超现实主义特 色”，指出“谁不承认现实，就会陷于错位的窘境，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属于那个地方” [3]。
2.作为一种不同于老左翼的执政方略还在续演
“第三条道路”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思潮、思维方式或运动，而且是一种国家治理方 略，即实实在在的方针政策。本文之所以称“第三条道路”还在走，就是看到“第三条 道路”的一些相关政策仍然受到施罗德政府的维护和促进。
通过建立灵活的市场机制、发展股东文化、采取积极的减税政策，促进适应高新技术 创业和成长的中小企业发展，这些是当年“第三条道路”为创造“新经济”采取的措施 。现在的施罗德政府尽管不再讲“新经济”，但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复苏和繁荣仍然被视 为其根本要务。近两年来，只要一有经济复苏的迹象，哪怕是捕风捉影，他也要立即呼 吁各方开启绿灯，包括要求工会不要组织罢工损害这种复苏。对党内有人提出征收财产 税和遗产税他甚为恼火，认为这将影响企业投资，因此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阻止该动议 成为决议。另外，他还推出有利于企业的哈尔茨就业计划，鼓励设立个人公司和临时工 职业介绍所，使企业得以降低用工成本，同时他通过与反对党谈判，把1998年制定的大 规模减税计划的第三阶段提前一年，从2004年开始执行，希望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减税必将使现有的社会保障费用入不敷出，因此继续改革福利国家制度、降低福 利开支、削减财政补贴，仍然是施罗德的选择。为此他放弃了“公平”意味着通过再分 配使“小人物”获得社会财富较大部分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坚持“第三条道路”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强调机会平等，强调除了阻止人们丢掉工作和被排挤出社 会外，公正政策的最高目标不是尽可能周全和奢侈地照顾失业，而是通过更多的培训和 教育投资，使人们更快地回到工作中，不允许人们对国家产生持续的依赖[3]。
这种对传统理论的放弃和转变在具体执政政策实践方面得到了贯彻和支持。例如，以 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一起构成社会保险几大支柱的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来说 ，施罗德政府正对其实行德国统一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据称迄今为止免费看病的 待遇将改成每次看病收费10欧元，每一种药的药费和住院治疗费个人也要缴纳10%，无 需处方的药品，费用全部由个人自己承担[12]。另外，为了压低财政补贴，施罗德还积 极削减他认为“不堪重负”的工资附加费、私人住宅补贴费和上下班交通补贴费等等。
3.作为中间阶层利益保护者的角色还在续演
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坚持变革意识，继续减税方针，革新福利制度，既是为了促 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是为了适应中间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要求，以求提高这个阶 层的政治支持率。
在通过“2010年规划”的特别党代会上，施罗德就警告党内左派人士不要没完没了地 讨论增税问题，特别是重新引入财产税的问题。他说，不只是社会弱势阶层才需要安全 感，“我们不应该反复讨论是否应该增税和采取强制措施，因为这样只会使那些经济上 更有能力、更加独立的人感到不安。”[10]施罗德的得力助手，时任德国社民党总书记 朔尔茨也发表了类似的为中间阶层鸣不平的言论。他说，在德国涌动着“从上而下的巨 大的再分配”浪潮。然而人们必须考虑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即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仅占 人口十分之一的赚钱最多的阶层缴纳的所得税。我们应该制定“一种公平的衡量标准” ，“它不能削弱经济发展的力度，也不能阻碍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 。这种公平政策的有力推进者将是“团结的中间阶层”，这些人是“我们社会里能人的 联盟，他们同时会维护公众的利益”[2]。鉴于此，施罗德2004年的政策进一步向中产 阶层倾斜，使“雇员辞退保护法”对1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更加宽松，同时放弃了政府对 自由职业者收取行业税的权力[13]。
社民党转型的历史沿革总体上是与争取多数选民的努力方向一致的，施罗德至今致力 于争取中间阶层，是与西欧社会结构变化不利于传统工人阶级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有 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施罗德原则上疏远工会出于怎样的理由。2003年6月初，拥有280万名 注册会员、以往总能使雇主妥协、势力十分强大的五金工会在德国东部地区开展了争取 与西部一样的35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但在坚持了4周之后，该工会前所未有地不得不宣 布罢工失败。有分析认为，工会这次破天荒地徒手而归，不是因为雇主的强大，而是劳资谈判的独立性遭到了削弱，即政治家、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都直接或间接地插手劳资谈判，工会遭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和压力[14]。尽管工会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值得进一步详细研究，但施罗德看到了这一点并顺势而为是不言而喻的。
三、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有怎样的特点
还在走的“第三条道路”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彷徨，领袖的努力是它在彷徨中还能延 续的关键。
1.仍是领袖与媒体的联袂演出
“第三条道路”前几年能够迅速流行，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是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 德作为西方大国首脑联手造势。现在，虽然声势浩大的领袖群体效应已不复存在，虽然 施罗德在2004年初辞去了他刚刚在2003年底以80.8%的高得票率连任的党主席一职，但 布莱尔毕竟还是党政一把手，施罗德毕竟还是总理，而且表示自己交出党权的目的一是 让继任的明特费林“重新把全党拧成一股绳，进一步推进改革”；二是他将集中精力以总理身份继续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德国福利改革”。明特费林也表示，他要在党内和公众之间更好地沟通改革进程，并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必须参加改革进程和支持联邦政府的改革措施[15]。
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盛行的年代，无论社民党执政还是在野，领袖的作用尽管也十分 重要，但党的地位总体上是不容动摇的。然而随着媒体时代的到来，讲党纲、讲传统、 讲原则变成了没有市场、令人乏味的东西，敢于标新立异、和党唱对台戏的政治家由于 有吸引眼球的魅力，在媒体和民众中则迅速走红，以至于党对他们不得不俯首称臣。
布莱尔和施罗德都是依靠媒体崛起和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今天，“第三条道路” 的概念尽管在媒体眼里已经陈旧，但媒体在领袖们的眼里鲜活依旧，仍然决定着他们的 领导方式。正如社民党理论家迈尔所言：施罗德喜欢将政策建议“交付媒体讨论。若媒 体反映良好，他就采纳这一政策；反之，则放弃或大幅修改这一政策。当施罗德想采纳 某一政策时，他就会让全党认识到，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执政的话，就必须支持这个政策 。”[16](p125)事实也确实如此。施罗德就曾以不容讨论的口吻在党代会上强调说：“ 承担政府责任的不仅仅是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而且还有党，党必须替政府承担责任。 ”[5]
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对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许多党员可以不满，可以批评，但为了党的 执政利益，他们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原则，牺牲党内民主，或者眼睁睁地，或者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无奈地看着不再流行的“第三条道路”续演。
2.在彷徨中前行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度过它的“黄金时期”后落入持久的危机，由于苏 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相互矛盾与交织，由于各政党争夺选民的白热化，由于传统和现实的联系与分离，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兼收并蓄和实用主义的特点，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探讨转型问题，“第三条道路”也一度成为主流的选择。但是，新自由主义猖獗带来的反作用力又使许多人严重质疑 “第三条道路”的正确性。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也因此转转停停，犹豫彷徨，步履维艰 。
尽管领袖们有意按“第三条道路”的既定方向走下去，但一些既新又旧的问题至今仍 然困扰着社会民主党人。比如什么叫“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标准、程度如何确定 ?振兴经济，究竟该选择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政府、市场和 公民社会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又如何协调?党性还是传媒特性优先?全球治理和主权让渡 该走多远?如何处理移民问题?基本价值与现实政策应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在不同利益 的选民中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率?除了红绿模式，曾用过的红黄模式、红绿黄交通灯模 式，以及红黑大联合模式都是未来可行的联合执政的方式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和政治发展问题，如何回答它们，对社会民 主主义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演变目 前正处在一个复杂和不明朗的阶段，由于社民党内部看法的分歧和不稳定，回答它们既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很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此，摇摆不定或一步一回头也许是“还 在走的‘第三条道路’”难以避开的运行方式。另外，由于这种情况，“还在走的‘第 三条道路’”必然与“原教旨”有不少区别和变形。比如在人事环境上，国际领袖层由 济济一堂、团结一致到七零八落、矛盾众多；比如在政策考虑上，常常不得不留有更多 的余地，即在表明改革意志的同时适当注意“度”的把握，对左派给予一定安抚；比如 在执政方式的选择上，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口惠而实不至，就拿施罗德曾专门著文倡导的 “公民社会”来说，由于他自身的“专权”和市场化浪潮的挤压，已经严重受挫。
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所 北京 100732 罗云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