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一夜之间，31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便让德国人爱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国物理学会全体会议上，海森堡从普朗克手中接过了马科斯·普朗克奖章。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6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 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恩。”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这个奖应该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讦，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 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德国物理学家的名字。 不久他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对海森堡先生是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 战争甫一爆发，德国就展开了原子弹的研究计划。那时是1939年，全世界只有德国在进行这样一个原子能的军事应用项目。德国占领着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参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成为“铀俱乐部”的成员，海森堡是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 然而，德国并没能造出原子弹，它甚至连门都没有入。从1942年起，德国似乎已经放弃整个原子弹计划，而改为研究制造一个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因为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报告说，铀计划因为技术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是不大可能的。军备部将这一情况报告希特勒，当时由于整个战场情况的紧迫，德国的研究计划被迫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方略，也就是不能在短时间（确切地说是6周）内见效的计划都被暂时放在一边。希特勒最后决定，对原子弹不必花太大力气，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仍然“领先”，也不妨继续拨款研究下去。当时海森堡申请附加的预算只有寥寥35万马克，有它无它都影响不大。 1942年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海森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扑朔迷离，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要不是新证据的逐一披露，恐怕人们至今仍然在云里雾中。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海森堡之谜”。 在“海森堡之谜”的核心，有一幕非常神秘，长期为人们争议不休，那就是1941年海森堡对玻尔的访问。当时丹麦已被德国占领，纳粹在全欧洲的攻势势如破竹。海森堡那时意识到了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他和魏扎克两人急急地假借一个学术会议的名头，跑到哥本哈根去见老师玻尔。这次会见的目的和谈话内容一直不为人所知，玻尔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当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玻尔和海森堡之间原本情若父子，但这次见面后，多年的情义一朝了断，只剩下表面上的客气。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海森堡去警告玻尔让他注意德国的计划；有人说海森堡试图把玻尔也拉进他们的计划中来；有人说海森堡想探听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有人说海森堡感到罪孽，要向玻尔这位“教皇”请求宽恕…… 《海森堡的战争》一书的作者在书中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向玻尔求证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并试图达成协议，双方一起“破坏”这个可怕的计划。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科学家都不要积极投入到原子弹这个领域中去，这样大家扯平，人类也可以得救。一方面海森堡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服从性，他无法拒绝为德国服务的命令；但海森堡又挣扎于人类的责任感，感受到科学家的道德情怀，而且他又是那样生怕盟军也造出原子弹，给祖国造成永远的伤痕。海森堡面对玻尔，那个伟大的老师玻尔，那个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的玻尔，曾经领导梦幻般哥本哈根派的玻尔，却也是“敌人”的玻尔，视德国为仇敌的玻尔，却又教他如何开口，如何遣词……少年的回忆，物理上的思索，敬爱的师长，现实的政治，祖国的感情，人类的道德责任，战争年代……这些融合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语言和思绪？ 后来以此诞生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哥本哈根》，第一幕中为海森堡安排了这样的台词： “玻尔，我必须知道（盟军的计划）！我是那个能够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如果盟军也在制造炸弹，我正在为我的祖国作出怎样的选择？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德国是我孀居的母亲和难缠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正在为她作出怎样的决定！是又一次的失败？又一场噩梦，如同伴随我成长的那个噩梦？玻尔，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结束在无政府和内战中，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要再一次挨饿，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他们是不是要像我那样，在寒冷的冬夜里手脚并用地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黑暗的掩护下于雪地中匍匐前进，只是为了给家里找来一些食物？他们是不是会像我17岁那年时，整个晚上守着惊恐的犯人，长夜里不停地和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一早就要被处决？” 原子弹对海森堡来说，“本质上”是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 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双方阵营之中。 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 （本刊综合辽宁教育出版社《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22日《科学的归科学 政治的归政治》部分内容编辑而成）
几乎是一夜之间，31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便让德国人爱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国物理学会全体会议上，海森堡从普朗克手中接过了马科斯·普朗克奖章。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6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 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恩。”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这个奖应该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讦，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 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德国物理学家的名字。 不久他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对海森堡先生是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 战争甫一爆发，德国就展开了原子弹的研究计划。那时是1939年，全世界只有德国在进行这样一个原子能的军事应用项目。德国占领着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参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成为“铀俱乐部”的成员，海森堡是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 然而，德国并没能造出原子弹，它甚至连门都没有入。从1942年起，德国似乎已经放弃整个原子弹计划，而改为研究制造一个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因为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报告说，铀计划因为技术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是不大可能的。军备部将这一情况报告希特勒，当时由于整个战场情况的紧迫，德国的研究计划被迫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方略，也就是不能在短时间（确切地说是6周）内见效的计划都被暂时放在一边。希特勒最后决定，对原子弹不必花太大力气，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仍然“领先”，也不妨继续拨款研究下去。当时海森堡申请附加的预算只有寥寥35万马克，有它无它都影响不大。 1942年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海森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扑朔迷离，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要不是新证据的逐一披露，恐怕人们至今仍然在云里雾中。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海森堡之谜”。 在“海森堡之谜”的核心，有一幕非常神秘，长期为人们争议不休，那就是1941年海森堡对玻尔的访问。当时丹麦已被德国占领，纳粹在全欧洲的攻势势如破竹。海森堡那时意识到了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他和魏扎克两人急急地假借一个学术会议的名头，跑到哥本哈根去见老师玻尔。这次会见的目的和谈话内容一直不为人所知，玻尔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当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玻尔和海森堡之间原本情若父子，但这次见面后，多年的情义一朝了断，只剩下表面上的客气。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海森堡去警告玻尔让他注意德国的计划；有人说海森堡试图把玻尔也拉进他们的计划中来；有人说海森堡想探听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有人说海森堡感到罪孽，要向玻尔这位“教皇”请求宽恕…… 《海森堡的战争》一书的作者在书中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向玻尔求证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并试图达成协议，双方一起“破坏”这个可怕的计划。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科学家都不要积极投入到原子弹这个领域中去，这样大家扯平，人类也可以得救。一方面海森堡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服从性，他无法拒绝为德国服务的命令；但海森堡又挣扎于人类的责任感，感受到科学家的道德情怀，而且他又是那样生怕盟军也造出原子弹，给祖国造成永远的伤痕。海森堡面对玻尔，那个伟大的老师玻尔，那个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的玻尔，曾经领导梦幻般哥本哈根派的玻尔，却也是“敌人”的玻尔，视德国为仇敌的玻尔，却又教他如何开口，如何遣词……少年的回忆，物理上的思索，敬爱的师长，现实的政治，祖国的感情，人类的道德责任，战争年代……这些融合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语言和思绪？ 后来以此诞生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哥本哈根》，第一幕中为海森堡安排了这样的台词： “玻尔，我必须知道（盟军的计划）！我是那个能够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如果盟军也在制造炸弹，我正在为我的祖国作出怎样的选择？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德国是我孀居的母亲和难缠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正在为她作出怎样的决定！是又一次的失败？又一场噩梦，如同伴随我成长的那个噩梦？玻尔，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结束在无政府和内战中，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要再一次挨饿，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他们是不是要像我那样，在寒冷的冬夜里手脚并用地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黑暗的掩护下于雪地中匍匐前进，只是为了给家里找来一些食物？他们是不是会像我17岁那年时，整个晚上守着惊恐的犯人，长夜里不停地和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一早就要被处决？” 原子弹对海森堡来说，“本质上”是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 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双方阵营之中。 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 （本刊综合辽宁教育出版社《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22日《科学的归科学 政治的归政治》部分内容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