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茅盾主持的《小说月刊》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东欧保、匈、捷、波4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那只后的20年间，一批知识分子经由法语、英语和世界语将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仅看到了这些国家与民族的文学和思想，更看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与不服输的精神。用鲁迅的话说，这些翻译者如“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带来了光明的消息。 近一个世纪以来，“普罗米修斯”们的步履始终没有停下。然而去年年底，一个逝者的消息让关心小语种文学的人备感焦虑。2009年12月15日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离开人世。在此之前，曾经翻译过《好兵帅克》与《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语翻译家蒋承俊已于2007年离去。老一辈的离开，鲜活血液的青黄不接，“普罗米修斯”的“盗天火”之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重重：共同的困境 “小语种文学翻译一直是―个问题，比起大语种，小语种译者可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这样说道。 “现在确实有危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易丽君教授也承认对小语种翻译后续力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易丽君教授从1962年开始从事波兰语教学工作。几十年来，她在北外的办公桌甚至都没有挪过位置。“人才我们是一直在培养，东欧8国的语言都有，最少的时候也维持4年一届。但真正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并不多。” 在易丽君看来，从事文学翻译需要译者灌注很高的热情。“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杨乐云，她对东欧文学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对她的工作也带有很强的使命感。”作为《世界文学》的主编，杨乐云竭尽全力寻找每一个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力求将一个完整的文学版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多年来孜孜不倦“为他人做嫁衣”，直到退休后她才重新抓起笔开始翻译。在这十几年间，杨乐云又将《世界美如斯》等一批捷克文学作品带到了读者面前。“就她的年龄来说，这段时间内的成果数量是惊人的。”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据现任主编余中先介绍，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文学》的编辑群囊括了10多个语种。而现在，仅剩10来个编辑，还要同时制作《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两本刊物。对于现在小语种翻译界的后备力量，余中先表示：“年轻的译者，优秀的有，但是凤毛麟角。”面临后继无人危机的不仅是东欧一些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印地语等一些语种的人才也非常稀缺。 文学翻译的不景气，不仅体现为后备人才的紧缺。值得回味的作品越来越少、翻译中的硬伤越来越多，这是让翻译者更为担忧的。“前不久不还出了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的笑话吗？这反映了目前翻译界普遍的水平状况。”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教授任一雄看来，虽然小语种翻译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但是大语种同样也面临困境。他拿玉雕打了一个比方：“玉雕作品有三种境界，匠作、心作、神作。匠作易得，心作难得，神作就更不易求。学习大语种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翻得好的，也并不多。”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工作，要真正翻得好绝对不是几年的功夫。”任一雄教授由衷感慨。 感慨源自他的亲身体验。“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先生被打为牛鬼蛇神，穿着蓝大褂在东语系看门。”出于尊敬，任一雄经常陪季先生步行回朗润园的家。“那时候的季先生已经在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了。他知道这部史诗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也知道我是学泰语的，就问我泰语里有没有。我当即回答说有。” 任一雄当时自告奋勇要把一个梗概翻译给季先生看。但等他真正拿到泰文原本时，顿时傻了眼：“我一句都翻不了啊！那么多人名、神话和宗教概念，这没有几十年的修养是下不了手的。”后来季羡林先生翻译完《罗摩衍那》，任一雄拿到第一批翻译的4本，看到季先生有意尝试用不同体式进行翻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翻译里有很大的学问。” 除了担任《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也是业内有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他也有相似的体会：“翻译需要做研究工作，要想翻得好，必须老老实实知道别人是怎么样。”而对文风的把握、文笔的揣摩，更是一门需要下力气的“功夫活”。 但是，这样一份费时费力的工作，在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定体系中并不被算为学术研究成果。而目前绝大部分小语种译者，是高校老师。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老师不愿在翻译上多下功夫。“这样一来，人没有积极性，没有追求的动力，怎么能出好的作品？”任一雄发出了如此的诘问。 “因此我们翻译工作者协会也在呼吁：要尊重翻译工作。”余中先表示，如果在高校里翻译作品也能算作研究成果，也许就有更多人愿意投入精力，也就能出一些好的作品。 黄金时代：外国文学的春天 “现在是有困境，但是我们曾经也有过小高潮。几个人把波兰文学弄得挺热闹。”说起曾经的辉煌，易丽君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她所说的“小高潮”发生在1980年代。显克维奇等一批1920年代就进入中国的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被重新翻译出版，一些新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介。这其中，易丽君翻译的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更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近50次。 其实在小高潮之前，就有一只“报春的燕子”率先起飞了。 事情要追溯到1968年。这年年初，诗剧《先人祭》在波兰华沙上演。因为剧中诉说了18世纪沙俄统治时期波兰人民遭受的苦难，因此触怒了苏联当局。以该剧被禁演为导火索，一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以此反抗苏联的霸权统治。这就是“波兰三月事件”。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一本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本书。于是周总理就下了指示：那就翻出来看看。 《人民文学》开始找人翻译。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一些老专家都不敢翻。“一是要冒风险，二要当时讲好了，翻这本书没有稿费。”当时易丽君的邻居恰好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谈及此事，易丽君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这本书太好了。我之前读得很熟，下乡劳动时，完全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翻这本书。” 1976年底，《先人祭》正式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连用三个“好”评价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他形容道：“这真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外国文学的春天如约到来。1980年代外国文学像泉水般喷涌而出。10年浩劫掏空了人们的精神，这时就像久旱逢甘霖，人们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对文学的热情也是空前的。“往往书一上市就被抢光了。” 同样是在1980年代，北大东语系的一批老师在季羡林先生的带领下，与一些省一级的出版社达成协议，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东方文学书籍。任一雄老师与别人合作翻译的泰国长篇小说《幻灭》也在其中。 彼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体系，但是有一批学者已经通过学术访问，与国外的文学家建立了联系。经由这种途径，一些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批代表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当时引介这些作品的主要力量是1960年代培养起来的西班牙语翻译者。 1988年，余中先也借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小说《你好，忧愁》，向翻译界打了第一声招呼。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余中先的加入意味着新一代翻译力量的成长。 漫漫长路：唯文学精神不死 “说小语种文学引介一代不如一代，我是不同意的。”对建国后小语种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易丽君相当有自信。“在周作人那个时代都是转译。像王鲁彦他们是从世界语把诗歌和小说译过来，这相当于降了两等。一直到我们走出国门之前，中国都没有专门的小语种文学翻译人才。” 解放以后，国家派遣留学生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易丽君就是其中一员。1954年，她前往华沙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等我一头扎进波兰文学，我就觉得很值。”虽然从地理上看波兰并非大国，但是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文化底蕴让波兰堪称“文学大国”。 因为从未离开教学一线，易丽君一直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文学翻译，晚上9点之后和寒暑假都是她埋头翻译的时间。她承认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要呕心沥血，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热爱波兰文学的易丽君看来，还有很多波兰文学的宝藏，没有展现在国人面前。用她的话来说：“好东西太多，一辈子哪够！”直到现在，虽已年届70，易丽君老师也一直没有停止翻译。“我们这一辈年纪大了，思维和精力都不如以前。”她非常希望能有年轻人接下这一棒继续介绍波兰文学。 “翻译波兰文学，一是让国人知道原来波兰有这么好的文学。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大国的胸怀――任何国家的文化，我们都不陌生。条条小河汇北川，我们要有这种气度。” 任一雄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对小语种文化的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试想如果泱泱大国不知道印度文化，不知道《罗摩衍那》，将是什么局面？”在他眼中，这些文化营养如同人体中的微量元素，虽然小，却必不可少。“更别说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我们的近邻，如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来往日渐频繁，更需要加深了解。” 任一雄在北大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泰语翻译课程。因为课程设置的原因，本科生的课上教授的多是一些实用翻译。但是在研究生的翻译训练中，特意安排了一些翻译理论研究。不过在他看来，要做好文学翻译，课上能传授的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更多东西需要学生自己去钻研和琢磨。 实际上，这种钻研与琢磨的过程已经被一些年轻译者自觉贯彻。西班牙语译者魏然刚刚结束了两本书的翻译。在这段过程中，他阅读了一代翻译大师傅雷的译文集和书信集。“有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傅雷先生会因为一个名字与出版社反复通信，争论那个词到底是不是来自希腊文。”老一辈的翻译家对文字的负责让他由衷敬佩。不过这样大费周章的情形，在今天已经很难出现。 “台湾的繁体字翻译本往往早于内地的简体字本问世。一些编辑可能会参照繁体字本直接修改内地译者的译文。这种遭遇对于年轻译者尤其普遍。”目前在北大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魏然表示，很多人观念中都认为台湾的译本更可靠，但是他最近的阅读经验却恰恰是简体字版本更优。“是时候打破这种幻想了。况且内地可选择的年轻译者更多，他们能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更多。” 在目前的翻译、出版体系中，出版社毋庸置疑占据着主动地位。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介绍，虽然目前图书市场不断细分，市场较1990年代末也有序得多，纯文学作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受众，但是占市场最大份额的还是英美的文学作品，英语文学占绝对多数。小语种文学也往往是在英美受到关注或者得到它们颁发的奖项以后，才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打开局面。 “出版界如果不重视，小语种文学没有希望！”易丽君教授不无激动地表示。任一雄老师也表示，很多很好的文学作品，苦于市场不认可，一直没有出版。“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是否可以取得一种平衡？”而一直关注西班牙语文学的魏然，非常关心一些被遗漏的重要拉美作家。“能否给一些译者、研究者更多的选择？他们列出的榜单也许比排行榜更有营养。” “从德国古腾堡印刷开始，西方的纸媒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余中先认为，相比之下，中国无异于刚刚起步，市场也在慢慢尝试走向有序状态。“翻译是一个大的工程，说得抽象一点是精神文明的一砖一瓦;说得实际一点，一个国家全民文化素质都要靠包括翻译在内的所有文学共同塑造。它看起来是虚的，然而背后却是实的。文学的力量是什么？文学让人心不死。它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对世界的反映。无论是口口相传还是纸载笔记，还是到现在的电子形式，精神都是一样。这种精神无需翻译。”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图为现任主编余中先。
1921年，茅盾主持的《小说月刊》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东欧保、匈、捷、波4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那只后的20年间，一批知识分子经由法语、英语和世界语将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仅看到了这些国家与民族的文学和思想，更看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与不服输的精神。用鲁迅的话说，这些翻译者如“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带来了光明的消息。 近一个世纪以来，“普罗米修斯”们的步履始终没有停下。然而去年年底，一个逝者的消息让关心小语种文学的人备感焦虑。2009年12月15日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离开人世。在此之前，曾经翻译过《好兵帅克》与《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语翻译家蒋承俊已于2007年离去。老一辈的离开，鲜活血液的青黄不接，“普罗米修斯”的“盗天火”之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重重：共同的困境 “小语种文学翻译一直是―个问题，比起大语种，小语种译者可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这样说道。 “现在确实有危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易丽君教授也承认对小语种翻译后续力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易丽君教授从1962年开始从事波兰语教学工作。几十年来，她在北外的办公桌甚至都没有挪过位置。“人才我们是一直在培养，东欧8国的语言都有，最少的时候也维持4年一届。但真正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并不多。” 在易丽君看来，从事文学翻译需要译者灌注很高的热情。“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杨乐云，她对东欧文学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对她的工作也带有很强的使命感。”作为《世界文学》的主编，杨乐云竭尽全力寻找每一个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力求将一个完整的文学版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多年来孜孜不倦“为他人做嫁衣”，直到退休后她才重新抓起笔开始翻译。在这十几年间，杨乐云又将《世界美如斯》等一批捷克文学作品带到了读者面前。“就她的年龄来说，这段时间内的成果数量是惊人的。”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据现任主编余中先介绍，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文学》的编辑群囊括了10多个语种。而现在，仅剩10来个编辑，还要同时制作《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两本刊物。对于现在小语种翻译界的后备力量，余中先表示：“年轻的译者，优秀的有，但是凤毛麟角。”面临后继无人危机的不仅是东欧一些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印地语等一些语种的人才也非常稀缺。 文学翻译的不景气，不仅体现为后备人才的紧缺。值得回味的作品越来越少、翻译中的硬伤越来越多，这是让翻译者更为担忧的。“前不久不还出了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的笑话吗？这反映了目前翻译界普遍的水平状况。”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教授任一雄看来，虽然小语种翻译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但是大语种同样也面临困境。他拿玉雕打了一个比方：“玉雕作品有三种境界，匠作、心作、神作。匠作易得，心作难得，神作就更不易求。学习大语种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翻得好的，也并不多。”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工作，要真正翻得好绝对不是几年的功夫。”任一雄教授由衷感慨。 感慨源自他的亲身体验。“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先生被打为牛鬼蛇神，穿着蓝大褂在东语系看门。”出于尊敬，任一雄经常陪季先生步行回朗润园的家。“那时候的季先生已经在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了。他知道这部史诗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也知道我是学泰语的，就问我泰语里有没有。我当即回答说有。” 任一雄当时自告奋勇要把一个梗概翻译给季先生看。但等他真正拿到泰文原本时，顿时傻了眼：“我一句都翻不了啊！那么多人名、神话和宗教概念，这没有几十年的修养是下不了手的。”后来季羡林先生翻译完《罗摩衍那》，任一雄拿到第一批翻译的4本，看到季先生有意尝试用不同体式进行翻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翻译里有很大的学问。” 除了担任《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也是业内有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他也有相似的体会：“翻译需要做研究工作，要想翻得好，必须老老实实知道别人是怎么样。”而对文风的把握、文笔的揣摩，更是一门需要下力气的“功夫活”。 但是，这样一份费时费力的工作，在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定体系中并不被算为学术研究成果。而目前绝大部分小语种译者，是高校老师。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老师不愿在翻译上多下功夫。“这样一来，人没有积极性，没有追求的动力，怎么能出好的作品？”任一雄发出了如此的诘问。 “因此我们翻译工作者协会也在呼吁：要尊重翻译工作。”余中先表示，如果在高校里翻译作品也能算作研究成果，也许就有更多人愿意投入精力，也就能出一些好的作品。 黄金时代：外国文学的春天 “现在是有困境，但是我们曾经也有过小高潮。几个人把波兰文学弄得挺热闹。”说起曾经的辉煌，易丽君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她所说的“小高潮”发生在1980年代。显克维奇等一批1920年代就进入中国的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被重新翻译出版，一些新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介。这其中，易丽君翻译的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更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近50次。 其实在小高潮之前，就有一只“报春的燕子”率先起飞了。 事情要追溯到1968年。这年年初，诗剧《先人祭》在波兰华沙上演。因为剧中诉说了18世纪沙俄统治时期波兰人民遭受的苦难，因此触怒了苏联当局。以该剧被禁演为导火索，一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以此反抗苏联的霸权统治。这就是“波兰三月事件”。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一本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本书。于是周总理就下了指示：那就翻出来看看。 《人民文学》开始找人翻译。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一些老专家都不敢翻。“一是要冒风险，二要当时讲好了，翻这本书没有稿费。”当时易丽君的邻居恰好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谈及此事，易丽君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这本书太好了。我之前读得很熟，下乡劳动时，完全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翻这本书。” 1976年底，《先人祭》正式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连用三个“好”评价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他形容道：“这真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外国文学的春天如约到来。1980年代外国文学像泉水般喷涌而出。10年浩劫掏空了人们的精神，这时就像久旱逢甘霖，人们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对文学的热情也是空前的。“往往书一上市就被抢光了。” 同样是在1980年代，北大东语系的一批老师在季羡林先生的带领下，与一些省一级的出版社达成协议，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东方文学书籍。任一雄老师与别人合作翻译的泰国长篇小说《幻灭》也在其中。 彼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体系，但是有一批学者已经通过学术访问，与国外的文学家建立了联系。经由这种途径，一些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批代表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当时引介这些作品的主要力量是1960年代培养起来的西班牙语翻译者。 1988年，余中先也借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小说《你好，忧愁》，向翻译界打了第一声招呼。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余中先的加入意味着新一代翻译力量的成长。 漫漫长路：唯文学精神不死 “说小语种文学引介一代不如一代，我是不同意的。”对建国后小语种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易丽君相当有自信。“在周作人那个时代都是转译。像王鲁彦他们是从世界语把诗歌和小说译过来，这相当于降了两等。一直到我们走出国门之前，中国都没有专门的小语种文学翻译人才。” 解放以后，国家派遣留学生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易丽君就是其中一员。1954年，她前往华沙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等我一头扎进波兰文学，我就觉得很值。”虽然从地理上看波兰并非大国，但是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文化底蕴让波兰堪称“文学大国”。 因为从未离开教学一线，易丽君一直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文学翻译，晚上9点之后和寒暑假都是她埋头翻译的时间。她承认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要呕心沥血，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热爱波兰文学的易丽君看来，还有很多波兰文学的宝藏，没有展现在国人面前。用她的话来说：“好东西太多，一辈子哪够！”直到现在，虽已年届70，易丽君老师也一直没有停止翻译。“我们这一辈年纪大了，思维和精力都不如以前。”她非常希望能有年轻人接下这一棒继续介绍波兰文学。 “翻译波兰文学，一是让国人知道原来波兰有这么好的文学。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大国的胸怀――任何国家的文化，我们都不陌生。条条小河汇北川，我们要有这种气度。” 任一雄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对小语种文化的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试想如果泱泱大国不知道印度文化，不知道《罗摩衍那》，将是什么局面？”在他眼中，这些文化营养如同人体中的微量元素，虽然小，却必不可少。“更别说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我们的近邻，如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来往日渐频繁，更需要加深了解。” 任一雄在北大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泰语翻译课程。因为课程设置的原因，本科生的课上教授的多是一些实用翻译。但是在研究生的翻译训练中，特意安排了一些翻译理论研究。不过在他看来，要做好文学翻译，课上能传授的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更多东西需要学生自己去钻研和琢磨。 实际上，这种钻研与琢磨的过程已经被一些年轻译者自觉贯彻。西班牙语译者魏然刚刚结束了两本书的翻译。在这段过程中，他阅读了一代翻译大师傅雷的译文集和书信集。“有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傅雷先生会因为一个名字与出版社反复通信，争论那个词到底是不是来自希腊文。”老一辈的翻译家对文字的负责让他由衷敬佩。不过这样大费周章的情形，在今天已经很难出现。 “台湾的繁体字翻译本往往早于内地的简体字本问世。一些编辑可能会参照繁体字本直接修改内地译者的译文。这种遭遇对于年轻译者尤其普遍。”目前在北大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魏然表示，很多人观念中都认为台湾的译本更可靠，但是他最近的阅读经验却恰恰是简体字版本更优。“是时候打破这种幻想了。况且内地可选择的年轻译者更多，他们能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更多。” 在目前的翻译、出版体系中，出版社毋庸置疑占据着主动地位。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介绍，虽然目前图书市场不断细分，市场较1990年代末也有序得多，纯文学作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受众，但是占市场最大份额的还是英美的文学作品，英语文学占绝对多数。小语种文学也往往是在英美受到关注或者得到它们颁发的奖项以后，才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打开局面。 “出版界如果不重视，小语种文学没有希望！”易丽君教授不无激动地表示。任一雄老师也表示，很多很好的文学作品，苦于市场不认可，一直没有出版。“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是否可以取得一种平衡？”而一直关注西班牙语文学的魏然，非常关心一些被遗漏的重要拉美作家。“能否给一些译者、研究者更多的选择？他们列出的榜单也许比排行榜更有营养。” “从德国古腾堡印刷开始，西方的纸媒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余中先认为，相比之下，中国无异于刚刚起步，市场也在慢慢尝试走向有序状态。“翻译是一个大的工程，说得抽象一点是精神文明的一砖一瓦;说得实际一点，一个国家全民文化素质都要靠包括翻译在内的所有文学共同塑造。它看起来是虚的，然而背后却是实的。文学的力量是什么？文学让人心不死。它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对世界的反映。无论是口口相传还是纸载笔记，还是到现在的电子形式，精神都是一样。这种精神无需翻译。”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图为现任主编余中先。